1948年冬天的昆明，阳光依旧温暖到蚀人骨头，空气中弥漫着颓废末日之气。在抗战最艰难时期也是大后方的昆明，眼下依然是一副“商女不知亡国恨”懒洋洋的艳俗模样。东北战场上的炮声已经平息下来了，按官方报纸的说法，几十万国军已经“顺利转进”。但是连兵团司令、剿总司令、中将军长、少将师长都俘的俘、死的死，逃的逃，他们的部队又能“转进”到哪里去呢？负责坚守长春的60军大多是云南的子弟兵，他们曾经有血战台儿庄的光荣，又有抗战胜利后出国到越南去受降接防的荣耀，然后又稀里糊涂地被调派到东北战场。昆明一些60军的军官太太已经穿起了丧服，哀号之声不时从大街小巷传来。《中央日报》上不断报道的国军“顺利转进”的消息对后方的人们来说，无异于报丧。***的百万虎狼之师即将入关，国军从东北“转进”到华北，又从华北“转进”到中原——徐蚌会战已经打响了，连不懂军事一身鸡屎臭的老倌都知道国军还将继续“转进”，“转进”到长江以南，“转进”到大海的边上。现在人们拿到报纸的感受和四年前可谓天壤之别，那时国军的远征军在美军“飞虎队”的援助下，在滇西大举进攻，把不可一世的日本人打得丢盔卸甲，一直将他们赶出国门。在那难得的扬眉吐气的岁月，人们一天不在报纸上看到打胜仗的消息心里就不舒服；现在是天天都看到国军在“转进”，天天眉头都舒展不下来。丧事仿佛不是一家在办，或者一座城市在办，而是一个国家都在哀痛沮丧之中。以至于街头报摊上刚拿到报纸看了一眼标题的人，会长长叹一口气：

“莫非这共匪比当年的日本鬼子打仗还厉害？还越剿越多？”

“他们是匪嘛。”一个蹲在报摊边的屋檐下烤太阳的老倌说，“你不晓得‘匪’字是个半边框，封了三方还有一方，老天本来就要给他们留一条生路的。自古以来，有官就有匪嘛。”

“老人家，自古还汉贼不两立。共匪来了有你的好？”那个买报的人说。

暮气沉沉的老倌怀里抱着胳膊粗的水烟筒，瞥了那人一眼，“哪个来了我都在这里烤太阳。”昆明是高原城市，冬天太阳火辣，像个大火炉高高地悬在头顶上，抵半件棉袄。因此人们把晒太阳说成烤太阳。

他把一望无牙的嘴凑上去，呼噜呼噜地吸上几口，烟从嘴里吐出来，把老爹的头罩住，还有些余烟从烟筒口缓缓飘出，像刚打了一炮的迫击炮炮口。这时他身后有个老太太从昏暗的屋子走出来，“死老倌，太阳走了，还不赶紧。”老爹这才慢慢挪起身子，他身后的老太太搬起老爹屁股下的小凳子，送到阳光下。老爹便再舒适地坐下，苍老的目光望着变化万端的街景，好像大街上那些熙来攘往的穿军装的、穿长衫马褂的、穿旗袍的、穿中山装的、穿学生装的，或者衣不蔽体的人们并不存在；东北战场、徐蚌会战也不存在，有老太太帮他挪凳子“转进”，他就可以舒适地烤自己的太阳。

世道轮替，看来只是时间问题，就像日升月落。昆明的普通人似乎就像那个喜好烤太阳过日子的老倌那样，哪个党来了，他都照烤自己的太阳。送水的牛车摇摇晃晃地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街上，仿佛走了一个世纪，并且还将再走一个世纪。大街上让人稍感有些生气的倒是那些拉黄包车的车夫，他们两脚翻飞，穿梭于大街小巷，在人多的地方，车夫会高喊一声：“招呼，粪抹着！”行人以为挑粪桶的乡下人来了，忙避之不及。转眼看到黄包车风一样地从身边驰过，嘴痒的会不轻不重地回骂一句：“小狗日的，奔死。”要是看到车上坐的是一个穿艳俗旗袍的女士，开衩的地方露出玻璃丝袜包裹着的浑圆小腿，难免也会来一句：“小烂屎，吊膀子日屁股也不消这份急。”

那天有一个爱耍嘴皮子的小混混刚这样脱口骂出来，转眼黄包车停下来，从旗袍女士身边走下一个身穿藏青色挺括中山装、戴礼帽、手持文明杖，长得很结实的汉子，眼光刀锋一样地逼过去。“你嚷些哪样？”汉子两步就抢到那人身前。那多嘴的路人知道遇到了个厉害角色，转身想跑，却被人家一把拽住衣襟，好像还没有怎么使力就将他提溜了起来，然后轻松地就给蹾在地上。这种人其实不用掂量就知道是吸鸦片的。街对面正有一个穿布鞋扎绑腿的警察，拿一根打狗棍，看戏似的站成一根木桩样。中山装男人对他招招手，警察赶忙就跑过来了。“送他去这个地方。”中山装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绿皮本本来，在警察面前晃了晃。警察一看，忙又是点头又是敬礼，还不忘朝脚下那货踹一脚。这家伙知道今天是惹到歪人了，竟冲中山装男人磕起头来，“长官长官，我是烂屎。我是烂屎。咯要得吗？”

中山装男人转身就走了，连鄙夷的目光都懒得施舍。那自认是烂屎的家伙还不明就里，问警察：“你要送我去哪里吗？”警察笑眯眯地说：“恭喜你啊！你要去穿二尺半了，省得成天在街头惹是生非的。”

身后传来呼天抢地的喊叫声，中山装男人好像早就听腻了，他头也没回，上了黄包车。车上那穿旗袍的女子嗔怪道：“什么人啊，犯得着钱特派员费那个神？”

“我一不小心又干上了老本行，为党国的前线送了一个烟鬼。”叫钱特派员的一本正经地说。

旗袍女人撇了撇嘴：“这种人还能打仗？”

“嘿嘿，他即便不能为党国打仗，至少也可以在军队里戒掉烟瘾嘛。”

“难怪你们打不了胜仗。”女人嘀咕道。

钱特派员望着身边满脸浓厚脂粉的女人，认真地说：“胜仗？你们这些演戏的都不多排演些鼓舞国民士气的戏，前线的士兵哪有信心打胜仗？”

女人嘴角起了一丝嘲讽，“哎呀，原来东北战场是我们这些戏子打输的啊。”

钱特派员咬紧了牙帮，尽量往女人那张粉脸凑近，“尽管你是一个女人，是个搞艺术的，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战争是大家的，就像党国是我们大家的一样，不分你们我们。”

女人的优势在于她们可以依仗自己那张漂亮脸蛋，说一些不给人面子的话。“那可不一定，”旗袍女子往一边挪了挪身子，“我们饿肚子的时候，党国可没跟我们站在一起。”

“你们肚子饿时，难道就没有想想，自己是否跟党国站在一起？舒菲菲同志。”

女人干脆撒起娇来了，“讨厌。谁跟你们是同志？别到处拉垫背的。”

“不是垫背不垫背的问题啊小姐，覆巢之下，你们还想演戏？还想搞艺术？”

云南省党通局特派员钱基瑞是迎春剧艺社专门请来审看新排演的剧目《阿q正传》的，赵迅和他很熟，他称赵迅为“迅兄”，也经常应邀参加昆明话剧界和文学界的“雅聚”。自他来到昆明后，他比市党部宣传部那些只会对文艺界打官腔的家伙好说话多了，而且，他看上去更善解人意，更像一个专业人士。不过，官员就是官员，你得随时把他们抬到令其舒服的位置。舒菲菲在《阿q正传》里没有担任主要角色，赵迅就让她亲自上门去请。那时一出话剧能在市面上顺利上演，得经过三关：场地关、资金关、审查关。许多剧目前两关顺利解决了，却在审查上折了跟斗。不过，在和官场周旋方面，一个话剧导演手上总有很多牌可打。

钱基瑞见到赵迅就拱手作揖道：“迅兄，又要发财啦？”

赵迅忙说：“发财不敢当，还需钱特派员多多提携。”

“听说上一出《野玫瑰》你们可赚了一根金条。”

赵迅笑笑，“刚刚把剧社借的高利贷偿还清了而已。你啥时候见到过演话剧的成了富翁？特派员，这边请。”

他们来到导演间，赵迅说演员们在化妆间准备了，马上就可以为特派员专演一幕供审看，然后毕恭毕敬地呈上自己花了三个月才改出来的剧本，钱特派员翻了翻，沉吟半晌才说：“怎么又是鲁迅？”

赵迅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我……我们喜欢鲁迅啊。”

“迅兄啊，作为一个搞文艺的人，仅是你们喜欢是不够的。”钱特派员像一个长者似的说，然后他话锋一转，“你们说，鲁迅本来姓什么？”

赵迅回答说：“姓周。”

钱特派员嘲讽道：“我看他姓共，共产党的共。”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知道，他一直在领共匪的薪水，死了都在领。因为共匪至今还在享受他的红利。你们这些演戏的、写文章的，还处处把他奉为祖师爷。他可是喝了日本人的东洋墨水才跟政府过不去的呢。”

赵迅把身子往前挺了出去，“特派员说这话可有凭有据？”

赵迅身旁的舒菲菲忙一把拉住他，“特派员说笑呢。鲁迅本来也只是一个笔名嘛。他有一天一高兴了就让自己姓鲁；再一天又一高兴了，就让自己姓共，就像钱特派员说的那样。谢天谢地，他老人家没有活到那一天。说不准哪一天他高兴或者不高兴了，他还会让自己姓党国哩。人家是大作家嘛，想让自己姓哪样就姓哪样。是不是嘛，特派员？我们管他姓哪样名字，我们只是演他的小说改编的戏而已嘛。”舒菲菲说到最后都开始嗲声嗲气起来了，连赵迅听了都起鸡皮疙瘩。

但钱特派员可不吃这一套，他依然公事公办地说：“在当今戡乱时期，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上演《阿q正传》这样的剧目，合适吗？这对振奋民心有多大好处呢？难道我们指望阿q这样的人上前线吗？难道你们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能起到鼓舞前线将士士气的作用吗？士兵都像阿q那样，打了败仗还说是儿子战胜了老子，这……这个，前方将士，何以杀敌？后方民众，又何以教化？”

赵迅不无嘲弄地问：“国军不是一直在打胜仗吗？”

“你……”钱基瑞一拍桌子上的剧本，本想斥责赵迅胡说，但既然人家是胡说，真相就不言自明。不过手中拥有权力的人，不仅可以胡说，更可以胡来，这一点钱特派员再清楚不过。“没错，国军一直在节节胜利，不断转进。这种时候，我们就更需要鼓舞士气民心的爱国文艺，而不是阿q这种颓废的、堕落的、愚昧的小偷、流氓、社会渣滓。日本人才喜欢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呢，当年他们敢藐视我们国军，就是知道国军中的阿q很多；共匪也喜欢我们都是阿q，这样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苏俄赤匪的思想引进来，沐猴而冠，登堂入室，以改造国民惰性之虚名，行窃国赤*之实质。”

特派员越说越慷慨激昂，以至于唾沫星子都飞到那个惹来大麻烦的阿q身上了。他在赵迅的剧本里躲躲闪闪，落荒而逃。他仿佛在问要把他再度推向舞台的赵迅：难道又不准革命了吗？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不准去抬了吗？呸呸，这帮儿子们！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赵迅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钱特派员看来也读了鲁迅不少的书啊。”

“那当然，上大学时谁不读鲁迅？”钱特派员自诩道，“那个时候，能买到的鲁迅作品，我都有。”

“那时你在鲁迅作品中读到了‘共产党’三个字了？”赵迅问。

“迅兄，你我都明白，凡艺术，都是有立场倾向的。说实话，你们排演的这些戏，兄弟我上西南联大时，我们学生剧团都演过。演话剧的目的是什么？在抗战时期，是教育民众、反对投降，救亡图存。在现在呢，则是要凝聚民心、鼓舞士气，戡乱建国。我上次不是给你们看过政府颁发的《文艺创作奖励条例》吗？政府大笔的扶持奖金摆在那里，你们为什么不去拿，非要自己去卖米线？”

赵迅没好气地说：“我们拿不到。”

“别耍你那艺术家的脾气啦，迅兄。兄弟我上大学时，嘴里天天喊的也是‘为艺术而艺术’，到了社会上，才知道小锅是铁打的，艺术家也要吃饭。艺术家更要为国家民族服务。看看我们的社会，风气多么颓废，士气多么涣散。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后方歌舞升平不说，还拆士气的台。‘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这才是我们需要的爱国热情！党国生死存亡之际，难道你们就不想担负点责任吗？”

赵迅没想到钱特派员竟把唐朝边塞诗人高适的诗句也搬出来了，这他可不含糊，便冷冷地说：“‘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吗？”

钱基瑞有些惊讶地望着赵迅，仿佛面对一盘被将死了的棋局。“唉。迅兄，时局如此，你我都不要书生气了。还是谈谈你的阿q如何改吧。”

“改？”赵迅瞪大了眼睛，“你连剧本都没有看完，就要我修改？”

“你以为我不知道阿q是什么样的人物吗？我在西南联大读四年书是瞎混的？实话告诉你吧，当今局势下，你的《阿q正传》要如期上演，必须要在里面增加一些诸如发扬中华民族精神，激励民族意识的东西。阿q即便是个愚昧的、落后的人物，你也要在剧中为民众指明奋斗途径和人生希望。老兄，政府的《文艺创作奖励条例》早给你们指了条阳光道：‘暗示人生修养，提倡服务精神’。否则，你拿不到市党部的‘准演证’的。”

剧目都排演出来了，场地也租好了，广告也打出去了，本埠报纸甚至已经提前做了预告，还煽情地说昆明人除了在抗战时期看过西南联大剧团上演的《阿q正传》外，已有四年没有见到阿q这个“老朋友”了。写这篇报道的正是赵迅的朋友高建雄，他是迎春剧艺社的热心戏迷。

那就改吧。当天晚上在请钱基瑞去翠湖边的“翠云轩”晚宴后，舒菲菲等几个女演员陪特派员去金碧舞厅跳舞，赵迅回到家趁着酒意铺开稿子为阿q重新设计命运。第二天排练时，阿q不是稀里糊涂地被革命了，而是成为一个有追求、有觉悟的农民，即便他被推上断头台，在画那个圈时，他也大义凛然地喊出“你们就是砍了我的头，我们也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样很高调的口号来。以至于台上的阿q火气冲天地问：

“赵导，我演的这是他妈的阿q吗？”

赵迅在下面也怒气冲冲地吼道：“你管他是阿q还是阿o，好好说你的台词！”

阿q哭丧着脸说：“可是……可我找不到感觉呀。那个斯……哪样撕鸡吃的大师告诉过你没有，阿q说这些话时是哪种感觉？”

“没心没肺。明白了吗？”赵迅冷冷地说。

准演证如愿拿到了，迎春剧艺社打出的海报上标明“新编《阿q正传》”，赵迅不知道这个“新编”会被多少人骂为“胡编”。临上演前的那几天，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即将被公众揭穿骗术的骗子。“没有比我更背时的导演了。鲁迅先生在天之灵都在嘲讽我了！”在剧社里，他逢人就说，像祥林嫂。

还有比被鲁迅先生嘲讽更背时的命运哩。首演第一天，观众呼啦啦地来了三百多人，把个不大的剧场挤得爆棚了。要是在以往，赵迅和剧社的同仁们会像士兵听到了冲锋号。但是今天，他们听到的是退兵鼓。

开演前半小时，市党部宣传部和党通局的几个穿中山装、戴黑礼帽的人来后台找到了赵迅，向他宣布说，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和《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暂行管理办法》，市党部决定在此戡乱时期，不适宜上演《阿q正传》，着令立即停演，解散观众，且不得说明理由。

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特务们的车就停在剧场外面，甚至还来了一队宪兵。赵迅就是头上顶着一泡屎，也得站在大幕前去向观众解释。在快要崩溃的一瞬间他想通了——这总比亵渎鲁迅先生的作品好。

那真比站在枪林弹雨前还要艰难，还更需要勇气。赵迅一手拿着“准演证”，一手拿着那些人给他的“禁演令”，用低沉、悲愤、哽咽的口气向观众们宣布：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写的一出悲剧，但今天，比阿q更悲剧的是我和我的剧社，以及热心的你们。我刚刚接到指令说，国家正在非常时期，此剧不能上演了。我只有恳请各位有秩序地退场，我们将在门口设立退票点。我们纵有十万个抱歉，也不能得到你们的原谅。但是啊……”

剧场内静默了几秒钟后，忽然嘘声四起，香蕉皮、橘子皮、零食、包子、馒头、糕点，甚至皮鞋都扔上来了。赵迅像根没有感觉的木头那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承受着这前所未有的屈辱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