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祥
一
窃以为，好书就是一剂良药，有病治病，没病健身。
回忆童年，每得一本好书，茅屋瓦舍，油灯烛光，一看就是半夜。说学习不用功，天大的冤枉，不用功怎能这么如饥似渴地读书？说用功吧，似乎也不确切，考试成绩总不理想，挨揍是家常便饭。今天总算有些明白了，那时候用功是用功，却用偏了，一门心思钻进故纸堆里，左眼盯的是金戈铁马拍案惊奇，右眼瞅的是风花雪月生离死别……书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一抓就是几十年。
没想到，我后来也成了一个编书的，继而成为写书的。写小说写了三十多年，从最初遮遮掩掩的投稿、退稿、再投稿、再退稿，到后来偶尔发表千字万字，再后来结集出版，终于搞成了几个长篇，并且获得若干奖项，这一路上遇到的坎坷乃至屈辱，别人是难以体验的。按照社会分工，写作并不是我的职责；以天赋论，写作似乎也不是我的强项。可是，写着写着，我发现我找到了人生的支撑点；写着写着，我发现原来我最适合的工作就是写作。在进入写作状态之后，我的灵魂似乎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另一个时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另一个时空生活的我，高尚、善良、智慧，同在这个时空生活的我简直判若两人。我的双手捧着棱角分明的方块汉字，就像秋天的老农捧着金灿灿的谷穗，谷穗从指缝向下流淌，眉眼间情不自禁地闪耀着幸福的傻笑。
文字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我们的思维能够照亮文字，又能被文字激活。我甚至认为汉字是有灵魂的，每一个虔诚的作家，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字缘。在进入创作状态之后，我们的思维好比放电的磁铁，那些曾经被我们用熟了、用活了、用神了、用得手到擒来的文字，就像铁屑一样，从文字库的海洋里浮出水面，摇头摆尾地向我们游过来，分门别类，对号入座。于是乎，奇迹发生了，这些文字经过重新组合排序，一个个焕然一新，变成了建筑工人手里的砖瓦水泥，魔术般垒成了一座如真似幻的城堡。在这座城堡里面，有形形色色的故事，有千奇百怪的嘴脸，有烟熏火燎的世俗生活，有超凡脱俗的奇思妙想……我们的城堡诞生于我们的思维同文字对接的一刹那，只要对接了，它就是一件艺术品，那是老天爷给我们的。
二
《四面八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我想，这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生长在皖西的一个集镇上。三十年前，这个集镇其实是一座以土墙和草房为主体建筑的大村庄，仅有的砖墙瓦房就是一家百货商店和一座清真寺，再加上街东头的一座道观小庙。童年时代，我很向往城市，那城市出入在成年人们的口头描述中，有汽车、公园和高楼，还有吃不完的饼干、糖果和冰棒。城里的人们似乎都很神奇，无所不能，人间的一切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那里似乎没有饥饿、寒冷和疾病。我羡慕他们并且幻想成为他们。
一个梦被我记了很久。
以后回忆起来，那个景象应该出现在我刚刚出生不久，我还在母亲的怀里。母亲抱着我在春天的阳光下行走，我依稀记得不远处有一团鲜艳的绿树叶子，在绿叶丛中露出红楼一角，叶子和楼角水洗一般闪闪发光。
这个画面照亮了我的整个童年。稍大一点，每当和小伙伴谈起我还在襁褓里就去过大城市，我就会兴致勃勃，眉飞色舞，脑子里尽是高楼大厦，脸上都是幸福自豪。以后我曾经多次问过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中是不是有人带着我到过大城市？母亲和父亲总是摇头说，小时候家里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可能去过大城市？
显然，那个时候我没有去过城市，我只是向往城市。我为什么要向往城市？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这个问题很复杂。难道我是向往城市的繁华和富足吗？这个答案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我最初向往城市的时候，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幼儿，如果那时候我就知道向往繁华和富足，那我不是一个神仙就是一个妖怪。此时此刻，我想到了弗洛伊德，站在弗洛伊德的立场上，我就似乎找到了答案，我在幼儿时期向往城市，是因为安全的需要，向往城市是表象，潜意识是寻找安全的庇护。城市之所以是城市，是因为那里聚集了更多的人。人只有和人、和更多的同类在一起，才是安全的，在这个问题上，小孩子和动物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大约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的原因。我们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我们有话要讲，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我们的嘴巴，不能让我们的思想一经出口就随风飘散，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情感和观点储存下来，凝固起来，让它渗透在文字的砖瓦泥块当中，构筑一个又一个精神形态的建筑物，从而栖息我们的灵魂。
岁月和风雨一起从我们的身旁流过，很多年过去了，故乡的河床变窄了，集镇变高了，树变老了，山变低了，只有蓝天白云依旧，清风明月照常。许多亲人离我而去，而梦的记忆却日渐清晰。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自以为是地锁定了当年我母亲抱着我站立的那个地方——老家小镇汽车站t字形公路交叉口西北处，同我的出生地一路之隔的一个坡心，以那里为原点，再往西北方向五十米处，就是我襁褓时代视野里的的绿树和红楼。尽管我以后多次调查，得到结论那里过去并没有什么红楼，尽管那里现在只是几幢杂乱无章的民居，可我仍然坚信不疑，那里一定有过我的、也许是独属于我的红楼，它就是我梦幻的圣地，如同巴颜喀拉山之于长江黄河，它是我一切文学思维的源头。
有几次探亲回乡，我独自一人站在那里，用我的脚板同我的故乡对话，我在那里怀念我的亲人，也在寻找我的童年，我在那里凝视故乡的过去，也在眺望故乡的未来。
坦率地说，我热爱的故乡并不是现实的故乡，我热爱的故乡是历史的故乡——童年小街的青石板路，霏霏细雨中的油纸红伞，夏日傍晚喷香的菱角米，老槐树下苍凉凄婉的说唱，小桥流水长又长，油菜花开麦儿黄……记忆中的故乡已经过滤了世俗和生活的烦琐，远离了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充满了诗情画意，洋溢着淳朴善良。她永远是碧绿树丛掩映的红楼一角，是一片海晏河清祥云缭绕的圣洁境地，是我思维世界里永不消失的海市蜃楼。
我想，我的创作得益于我对故乡现实的批判和未来的憧憬。我在对故乡的反刍和展望中寄托了我对生命的炽烈热情和虔诚追求，日复一日地酝酿着激情和灵感，常常让我文思泉源泪流满面，源源不断地滋生着创作冲动和想象力。
三
写作是贯穿作家生命始终的事情，就像设计师设计房子，有些理念可能早在童年时期的游戏当中就开始酝酿了。我前面说过，有一幢红楼，它于我的幻想中存在了几十年，一直似是而非，时远时近。直到有一天，我想到了“四面八方”这个成语，突发奇想，以四对人物的命运为四面墙壁，构造一个在大时代风雨中飘摇、在我们模糊视线中绰约伫立的城堡。于是乎，灵感勃发，思如泉涌，犹如天目顿开。我不能说《四面八方》是我童年梦想的结晶，但是我可以说，它同我的梦想有关。
我的梦想是什么呢？是一幢楼。
《四面八方》就是一幢楼。这幢楼的基本轮廓是这样的——
小城皖西解放前夜，攻城部队兵临城下，一封公开的情书拉开了国民党军医学校四名同窗生死抉择的序幕。地下党员肖卓然釜底抽薪，策反同学反戈一击，成为新政权的翘楚；程先觉接受汪亦适劝说，先行一步赶往风雨桥头，跻身起义队伍；被特务裹胁的汪亦适劝说郑霍山携枪起义，阴差阳错，双双被俘。四个人的命运从此分野，历次运动此起彼伏，爱情友谊峰回路转，事业前程各有千秋。作品主要人物的遭遇阴差阳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新政权第一代领导人陈向真，清正廉明，鞠躬尽瘁。天地之间有杆秤，秤星就是老百姓，这句话从他的心里喊出来，他的追随者跟着喊了几十年。老八路丁范生，解放后当了领导干部，有补偿心理，多吃多占，后来发现老百姓还很困苦，翻然醒悟，终生赎罪，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还是用这句话鞭策自己——这就是《四面八方》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也是一个特殊文学建筑的地基。
作品的主人公肖卓然，是一个被赋予了浓厚理想色彩的人物。事实上这个人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为皖西的老百姓建造一个体检大楼，从而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正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进而知道怎样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粮食，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金子。我们的物质条件改善了，不等于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不等于我们幸福了；我们幸福了，不等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得到幸福……肖卓然的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应该是振聋发聩的。
这部小说，从结构和内容上看，渗透了“城堡情结”，也渗透了我自己的很多生活体验，甚至包括童年的梦境和记忆。我曾经研究过《皖西革命斗争史》，对安徽省政协编辑的《安徽文史资料》也很有兴趣。家乡有很多老干部，譬如著名的淠史杭水利工程的早期领导人、原六安地区专员赵子厚，为皖西的水利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很像焦裕禄。还有我父亲的一个老同事，名叫许友明，曾经是我老家的公社主任，在粮食困难时期，他有一句名言，群众吃干，干部吃稀，群众吃稀，干部喝水。他就像一辆救护车，哪里旱了，哪里涝了，哪里的老百姓出现了困难，哪里的生产出现了问题，他就扑向哪里，以致积劳成疾，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家乡人民对他们那一代基层干部非常崇敬、非常怀念。每当写到乡土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时不时地出现他们的影子。
在《四面八方》里，我这支怀旧的笔描述了一段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历史，在这段历史里，我笔下的人们追求健康和文明的生活，尊重自然，改变社会，改变自身的命运，为了建设和谐美好的家园，一代又一代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那座凝聚着几代人心血的、也是我在心灵世界里惨淡经营了几十年的、象征着人民意愿的十八层白色大楼耸立起来了，它在天穹之下、阡陌之上，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呼吸着田野的气息，脱颖而出，茕茕孑立。我们所有的苦难、曲折、悲伤、爱情、希望、成功，都被这幢以梦想为栋梁、以文字为砖瓦构筑的大厦承载其中，昭示四面八方。
也许这座城堡并不真实存在，却依然屹立在我们心灵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