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是许纪霖写于1986年那篇闪耀着思想灵光的《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使我写下了本节的题目。该文试图通过黄远生这样一个个案，来反思知识分子丧失自我的历史与文化方面的原因。许纪霖是较早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执著而严谨地进行历史探索的一位学者，在读到他这篇学术散文之前，我并不知道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有一位叫黄远生的记者，更没想到他竟会写下一篇与圣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同名的《忏悔录》，这使我像许纪霖在偶然浏览之中，竟然意外地检得黄远生的这篇《忏悔录》时的感觉一样，不禁心头一亮。

黄远生何以会写出这篇中国人的《忏悔录》？许纪霖这样描述：黄远生是江西九江人，1883年生于书香门第，远生是笔名。岁中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可他决计不走仕途，而是以新进士的资格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投身新闻界，短短几年，便名声雀起，被视为“报界之奇才”。年，袁世凯称帝后，想借重黄远生的名声为其造势，遂命黄远生作一篇为帝制“歌德”的文章。陷入窘境的黄远生，只好故意拖延，七八天后，袁府威逼催讨，不得已写了一篇“似是而非”、自以为“并非怎样赞成”帝制的文章敷衍交差。友人劝其不如索性不作。他面露难色地说：“我们的情形，难道旁人不知道？横竖总有人体谅的。”遂几易其稿，将文章改得分量更轻了。袁世凯看后自然不满意，命其重作。“再无可转身了”的黄远生，在那“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决然逃离北京，隐居上海，声明“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忏悔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就的。

黄远生开篇即无情地剖析自己的“不幸分裂”：“似乎一身，分为两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我身如一狱卒，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许纪霖进而深刻分析道：“这是一重东方式的灵与肉冲突。灵者，独立人格之灵魂也；肉者，个体生存之肉体也。人格与生存，在东方专制主义的严苛环境下，往往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你欲维护社会之正义、人格之尊严，就得时刻准备着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你欲苟全自己的肉体，就最好乖乖地交出那颗若是生非的灵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少年来所面临的就是如此严峻到近乎残酷的现实抉择。……像鲁迅那样彻底超脱了生的执着的‘特立独行’之士毕竟罕见，自甘堕落的行尸走肉之辈亦属少数，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企求在灵魂与肉体、正义与生存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寻得某种微妙的平衡。用一位近代人士的话说起来，叫做‘外圆内方’。”

其实，被许多人以为是“外圆内方”文人典型的老舍，在许多时候，也像黄远生一样，一旦“入世愈深，距离政治漩涡愈近，就悲哀地发现，灵与肉的冲突并非是那么容易调和的。圆得过多，妥协过多，日积月累，就会渐渐地在违心中失去方向，在不自觉中‘魂为躯役’。”拿“文革”来说，“‘文革’中，一方面大环境是极左的，每个知识分子都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复杂的人性表现千奇百怪，各色杂陈，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罪于外在原因。每个人在今天都需要一种‘忏悔意识’。”这不正是老舍及老舍们当时再正常不过的心态吗？“党既如此真诚，我们能够辜负党的委托与信任吗？党对我们真诚，我们也要对党真诚，凭着良心有话即说，有意见就提出来。这样彼此以诚相见，推心置腹，党就会更英明地领导我们，我们也就会更幸福。”“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没人会忘掉，直到永远。这样的党是打不倒的，拆不散的。”

因而，对于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已经“革命”过的知识分子，与***的关系在很多情形下，类似于法捷耶夫与斯大林的关系也是水到渠成的事。那是一种士兵和总司令的关系。士兵要绝对服从总司令，总司令什么荒唐的话他都要听。法捷耶夫曾经亲口告诉过爱伦堡：“我一辈子只爱过两个人，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斯大林。我一辈子也最怕两个人，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斯大林。”在中国文人当中，与法捷耶夫最具可比性其实不仅仅是周扬，只因为“他的仕途”在“与对***的崇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上面，更像法捷耶夫而已。

拿前苏联来说，它的作家“协会形式有利于斯大林亲自控制文化界。换句话说，斯大林为控制文化界才成立各种协会，其中作协最大。作协不仅掌握作者的创作命运，还有生杀予夺之权。《文学报》一篇文章可以让作家永远沉默，作协***一个条子便可把作家送进劳改营。苏联作协不是一个创作群体，而是执行斯大林等人指令的衙门。”

而中国传统是东方式的管治，动辄得咎，并尽量侮辱人格。前苏联动不动就枪毙，倒也干脆利落，不搞大批判。经历过思想改造的蓝英年对195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受批判记忆犹新，当时他是非常要求进步的团干部，老师上课时，拿着《联共（布）党史》讲义念，念一句学生记一句，一堂课下来手都记酸了。不少同学有意见，他就向系里反映，与其这样，还不如印出来发给大家看呢！结果就因此被批判了。他不知道错在哪里。他反思过去，“人只要稍有些个性，就一定被磨平；稍有点自己的看法，就一定挨批判。……中国人脑子里装得最多的是封建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习惯于盲从，不习惯于思考。”

所以，直到今天，很多知识分子还“总是强调自己受难的一面，回忆文章中自悯自怜有余而自我批判、自我反省不足。受害者并不等于正义者。承认自己做过错事、走过弯路和认识到自己为什么会做错还有一定距离。我觉得后者是 欠缺的。知识分子应当是一个社群中思想最敏锐的，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受教育人数有限的国度中。如果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不能一针见血，怎么能使一个民族有清醒的反思呢？”

庆幸的是，我们还是有不文过饰非的知识分子。正如季羡林在晚年所坦白承认的：1949年以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967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去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40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1949年以后，背负“原罪”精神十字架的知识分子可谓多矣。以巴金为例，他答应报刊的约稿，写了《评〈不夜城〉》，批判老友柯灵；“批胡风”时，他曾登台，违心地发言，揭露胡风的罪恶。他为此在晚年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忏悔：“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年2月我在北京听***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作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反右”时，不管是否想得通冯雪峰怎么突然成了“右派”，还是上台与靳以联袂做了批判发言。他痛心疾首地反思：“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喊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在“文革”期间，“我很少想到别人，见着熟人也故意躲开，说是怕连累别人，其实是害怕牵连自己。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怕事。”“一切都为保护自己，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这算是什么作家呢？”

像曹禺，每每想到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参加批判大会，积极发言，写过大批评文章，心情就无比沉重，感到他“写的一些文章很伤害了一些老朋友的心，那时，我是不得不写，也没有怀疑过那么写是错误的。而历史证明，是做错了，真对不起那些朋友。……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伤害了一些同志，这不仅是朋友之间的事，而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啊！不是经过十年动乱，恐怕要人们去正确对待那段历史也是很难很难的啊！”

鲁迅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是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由鲁迅的话回眸20世纪，具有“特立独行”鲁迅式的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少之又少。有“外圆内方”的品性已是可贵可敬。而多如过江之鲫的还是“帮忙奴才”、“帮闲文人”和“游世之魂”

但无论如何，肯于、敢于和勇于忏悔的知识分子，是值得后人和历史尊重的。像写出了《思痛录》的韦君宜，她那痛定思痛的文字，仿佛是从心底流出来的血。她真诚地忏悔：“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亦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 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耘自己看。他看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明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啊。’”

可怕的是，从这种忏悔的反思，同时又可以窥视出知识分子在运动当时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副面孔，着实令人不寒而栗。韦君宜描述到，由于邵荃麟力保，黄秋耘没有被划为右派，背负一个留党查看的处分。“例如陈涌，据说对他就是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右派。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的‘平衡’决定的。……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满腹牢骚，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

韦君宜还“亲眼看见，一个人（姑隐其名）和别人一起负责编辑一个刊物，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切定稿都是两人一起干的，另外那人写的文章发表以前都交这位看过。但当反右风潮一来，这人竟出来揭发他的朋友，说那人如何如何写右派观点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别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于是，他的朋友划成了右派，而他，却从此青云得路，提升上去。还有一个人（也姑隐其名），平时在编辑部里显得颇为正直，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个，这时正与‘丁陈集团’沾了点边，怕出问题，十分苦闷。他们住同一宿舍。有一天这位同事顺便请这位‘正直分子’小酌，和他谈心。而他竟在几天后，在编辑部开全体会时，把这位同事请他吃饭、‘阴谋拉拢’的罪行揭发出来。他后来果然当了下放小组长，又在农村里见到那位已经化成右派的同事，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农民宣布，根据就是那人在农村里吃了较好的咸菜，是不肯改造！这样的人，后来却越爬越高，而且不断造谣打击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将提拔的人。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千倍地翻版。”

韦君宜还特别提到周扬。以“反右”为例，那时他就是像法捷耶夫似的，一直在“上边指挥”，“文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曾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那时周扬被“当成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将才，听老帅的话，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错事。‘文化大革命’，***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

所以，晚年周扬也是忏悔的。他终于能像鲁迅所说，“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厉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是啊，历经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正该像走出了象牙塔以后的闻一多，深刻地自醒：“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

这里，我又记起一个“历史”的细节。周汝昌记得1954年冬天，“批俞运动猛然一下子起动了，形势非常。”邓拓派秘书将他约至《人民日报》社“接见”。“邓拓见了我，可说是十二分热情接待，极尽宾主之礼，而且满面春风，颇有一见如故之意致。……我体会到我是在和一位地位很尊的大人物对话，非同小可。”接见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周汝昌写批判胡适和俞平伯的“文章”，同时“也做自我批评。这样，文章会更有力量。”可“当时十分糊涂，执迷不悟”的周汝昌，写出了“大约让邓拓非常失望”的“文章”。因为到了事隔多年之后的60年代初，文联举办一次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活动，“文化界名流集于一堂，最后一位来赏的竟是***！”会后，“我们一小群人在围谈，中间是邓拓。我想起他当年的友善热情，便上前去招呼，并怕他不认识我了，自报了姓名。他听后，将眼抬起，望了我一下，头部微微一动――似点头未点头，此外一无回报，包括面色与言词。”再到后来，周汝昌“特欣赏刘旦宅的一幅曹雪芹坐像（一幅小画样），心欲得之。未及启齿，不翼而飞矣。向人问时，答云：‘邓拓拿去了。’其眼力询不凡也。”若果真如此，邓拓的自杀，能否把上述钱钟书说储安平的话原封不动地套过来，“残忍”地说，也是“自找”的？

在1949年以后对胡适的大批判中，曾深受过胡适恩泽的吴晗，也是持刀跃马。有意思的是，他在此前不久的40年代，参与讨论“士大夫”与“政治文化”时说过这样一段的话：“照我的看法，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人可能具有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平常，我们讲到士大夫的时候，常常就会联想到现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两者间必然有密切的关联。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由此来看，像郭沫若、吴晗、邓拓、周扬等一大批有官有职有权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是否都在无形中变成了这四位一体呢？单拿吴晗来说，在“反右”运动中，批判起章伯钧来，不正像他的《海瑞罢官》被姚**批判时一样，“通篇哪有一点道理，不是帽子棍子，就是扯历史旧账。”仔细想想，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前因后果”的轮回“报应”，岂止仅仅发生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有多少政治家都不能幸免。

事实上，这又何尝不是鲁迅所说的别一种样式的“吃人”：“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光靠启蒙与理性，就能不再有“吃人的”和“被吃的”“筵宴”了吗？鲁迅所说的“精神觉醒者”或可以保证自己不再“吃人”，甚至也能够做到不再帮着“吃人”，但他是否能保证自己不再“被吃”吗？因为，所有人都变成“精神觉醒者”毕竟是“将来的梦”。而“目前的梦”还要这样做下去，也许“忘却”倒真的成了最好的记忆。让梦不要醒来，因为“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也许乔伊斯也正是由此借小说人物而感慨：“历史就是我想要从中醒来的一场噩梦。”

然而，若单就知识分子而言，也许只有陈寅恪那样的极少数“另类”，才称得上是自风流的真名士？

1994年，我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与曹禺有过一次长谈。当我直接问他“反右”时有没有写过违心的文章。他坚决而直率地回答：“当然写过，说人家是右派，其实是上头有文章下来，我就跟着写。吴祖光就是很冤枉，我就反过他，写文章说他不好，其实很违背我的意思。当时号召人写反右，号召人反吴祖光，有一大批吴祖光的材料给你看，都是可以反他的，于是我根据材料就写了。这些事情违背我自己的良心呀。”

真巧，也是那一年，曾在“反右”运动中被曹禺无情批判过的吴祖光去北京医院部长病房看望住院治病的曹禺。当时已深深处在反思中的曹禺，忽然愁容满面地对吴祖光说起自己这辈子在写作上的失败，吴祖光直言相对：“你太听话了！”曹禺一听，几乎叫出声来：“你说得带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太听话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就干，有时候还得揣摩领导的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

正如黄平指出的：“中国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面对陆陆续续建立起来的种种制度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新式的无知之人或外行。这些制度以及包含在其中的资源与规则，是他们表现自己的行动的环境条件，而他们在这些制度与话语的约束下的行动和思想，不论是有意的还是违心的，积极的还是被迫的，又反过来构成了创造或完善这些制度与话语的实践。换句话说，无论这些制度与话语对于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是多么关键，正式包括知识分子自己在内的人民的行动本身，创造并完善了它们。”

再以美学家朱光潜为例，他原本十分向往自由主义价值观，1947年《观察》周刊争论“自由主义往何处去”时，他也参加了论战，并表达出一种超然的理念，即自由主义者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体现一个中立。换言之，既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该加入任何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而这是与自由主义精神相背离的。不过，反过来，任何一个政党或组织，又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我敢说在30年乃至50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然而，正是这位“自由分子”，在1949年以后，很快便发现自己不适合作领导工作，多次向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请辞西语系主任一职。但在很快到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不仅不能幸免于难，而是被作为北京大学的重点批判对象。后来，他真的研究起马列，还在1951年翻译出版了路易・哈拉普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艺术的社会根源》。作为50年代被改造过的学者，80年代以后，朱光潜开始反思、忏悔了，他首次著文替沈从文鸣不平，并对自己在《西方美学史》中不敢提叔本华和尼采表示强烈自责，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的“顾虑、胆怯、不诚实”。看来，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天敌就是政治高压。从谢泳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研究得知，何止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相当一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都有相似的经历。年代初，他们都曾努力否定自己的过去，以适应新的环境，但最终都未能免于被批判的命运，晚年又都对当年的自我否定表示反省。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这个自知之明呢……’。”老舍是否也是这样呢？

知识分子的卢梭身影

替历史假设一下，如果老舍躲过了“八・二三”北京市文联这一劫难，是否可以不死？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以前述分析过的老舍之死的诸多因素来看，老舍是必死无疑的。即便他侥幸躲过了“八・二三”，接踵而至的还会有“九・二三”、“十・二三”，他一定是在劫难逃。因为，撇开老舍担任主席的北京市文联，再来看老舍担任着副主席的中国作家协会，在1966年“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以后，也将出身、成分好的人，还有一些工人，组织成机关红卫兵。月，原机关“文革领导小组”和红卫兵逐步被各部门成立的造反队取代。由造反的工人打冲锋，闯入各位作协领导的家中。“他们中有的人态度极为粗野，开口骂人，动手打人。”还在东总部胡同原会议室举办了抄家物资展览。“在西面墙上，邵荃麟珍藏的郑板桥一幅很大的画和手迹被打上了大黑叉。张光年珍藏的黄宾虹的画和齐白石赠他的鲜艳的花卉图也遭受同样命运。”很快，一大批著名作家除了批斗、写交代材料、读毛著，整个文联大楼的清洁卫生，包括清扫四个厕所、打开水，全有这些“牛鬼蛇神”接管了。而且，规定他们每天清晨6点前必须赶到机关。老舍的朋友，只比他小一岁的冰心，每天都要负责清扫两个女厕所。评论家冯牧“则参加清扫五楼的男厕所。在遇见茅坑严重堵塞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清洁工人来干这活儿，也找不见任何掏粪工具，冯牧只好怀着极大的忍耐力，付出极大的体力用手去掏粪，疏通厕所。”比这体力的付出更难以忍受的是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屈辱，有一些与老舍年龄相仿的作家，像冰心、张天翼、臧克家等，在一次又一次的示众、批斗中，“不仅要忍受诽谤、侮辱，还得在烈日下低头弯腰九十度呈喷气式”。夜里睡觉，还有专人看着他们，以防自杀。这何尝不是一个又一个另一种形式的“八・二三”？

对于被批判者来说，我想，痛苦大自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被熟识的“朋友”“落井下石”，比如萧乾，“反右”时，“大概被认定了是一条浮出水面上来的大鲨鱼、大毒鱼，谁也救助不了他。尽管他有两位早年在《大公报》时期的文友，此刻都在作协的领导岗位上。其后的《文艺报》一篇又一篇的批判文章揭这位副总编的‘老底’，他的同事们、盟友们写的文章毫不犹豫地说他是‘洋奴政客’，甚至‘曾经为法西斯辩护’。

另外，像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1957年5月间曾去浙江出差，同浙江文艺界的作家们开座谈会，传达中央精神，鼓励他们鸣放。结果浙江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很快几乎全部被划右，著名的如宋云彬、黄源、陈学昭。反右后，邵荃麟被认为是去浙江煽风点火，检举材料送至北京。但邵荃麟仍然被‘保护过关’，参加领导了作协的反右派斗争。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传达后，作协重点批判邵荃麟，认为他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时他不再被保护，1957年浙江‘放火’的材料被端了出来。有人径直批评说，邵荃麟是‘漏网右派’。”像这样既是历史经验又同时是历史教训的例子，是那么发人深思啊！

另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还是莫过于周扬。人们记得，三十年代初，刚从日本回来时，他“潇洒倜傥，穿西服，系领带，着皮鞋。他爱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与朋友谈笑风生。他投身革命，同时也是文艺家中的一员，对艺术有见解和感悟。这时的他，自由地挥洒着个性，让人感到亲切、可爱。”但延安令一个“年轻崭新”的周扬出现了，“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谈笑风生，而是不苟言笑。”他让人感到了“陌生”。年以后，他作为文艺界的领导，“却很少参加文艺家的自由聚会，他是在主席台上在报告中在报纸上，同大家见面。“人民尊敬他，敬畏他，却没有亲切。”在“文革”自己遭难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一方面“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而且运动过后尽量做一些弥补。但同时，宗派情绪或者其他原因，又使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一些人，把一些人推到逆境之中。”种种迹象表明，正是他促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发生。“还有丁玲、冯雪峰的冤案，他个人的好恶，显然起到关键性作用。……1957年当大会批判冯雪峰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是以轻蔑的目光打量着冯雪峰。”

难能可贵的是，经历了“文革”磨难的周扬，在晚年又以“苍老崭新”的面貌出现了。他“愿意诚恳地改正过去的、也不能由他个人完全负责的‘左’倾错误；他更不以一贯正确自居，更没有什么风派表现。”他有的是心灵的真诚忏悔和对昔日崇拜的领袖的客观再认识。他在写于1983年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说，“不幸的是，***同志晚年违反了初衷，背离了自己所坚持的矛盾同一性观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为一’，把对立绝对化，甚至认为综合也只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释。这样就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一个问题是，***同志在后来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致把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加以夸大，这就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主观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级斗争服务，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形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

“文革”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文革”而想对“文革”有所认识的后生晚辈，作为一个有志于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史的年轻学者，我最巴望看到的是来自历经浩劫的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对“文革”的深刻反思。幸好，我们还有这样“卢梭式”的知识分子，尽管可能忏悔得并不彻底，或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有思想的真声音，才会有知识分子的真希望。

在何西来眼里，“‘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斗群众的运动。所谓‘改造’，就是整人，效果是适得其反。平心而论，知识分子不是没有问题，不是各自的弱点，也不是不要改造，但是改造应与所有人一样，必须平等。几十年来的所谓‘改造思想’，其实在多数情况下都带有歧视性，因而在方式上往往是去丑化知识分子的人格，去摧毁他们的尊严，去侮辱他们。以何其芳而论，多年他一到延安就改造自己，完全忠诚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路线。一辈子都在改造，最后还是把他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娈勋认为，他一生中，“内心最忏悔的一件事，就是反右一开始，我跳上台发言反右派。也是我要跳。是有人找我，说你苦大愁深，现在有人反对共产党，你为什么不发言呢？被人一激，我上台发言了，是在斗争会上发的言。我们那里，出了七八个右派。

“我有个看法，也跟朋友们谈过，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既是人又是狗。……第一，我们是人，想做人，想做堂堂正正的人。同时，我们也做过狗。说人家是右派，一声召唤，我们就上去斗。这些右派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啊！这辈子我做的一件缺德事，是服从领导布置跟几个人把别人的日记翻出来，查证据。这是狗事。”

回首往事，叶廷芳深感，“我恨清查的人，也恨自己软弱，恨自己怕死。过去，我经常看到***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在战场上那些曾经胆战心惊的战士，最后在走向刑场时，却是视死如归了。那时我就决心，以后再不说假话了。因为说了假话，内心更难受。每次开会要认罪一番，要讲违心的话。我想再也不重复这种荒唐了。‘文革’之后，很多人自我批判很厉害。我反思自己也是很深刻的。”

历史学者朱大渭：将经历了“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分成了“三种人”：第一种，逆来顺受，老实劳动，什么都不想。这是少数。第二，怀疑派。认为这一套不对，……有抵触情绪，但不敢反抗。……相信知识会有用，‘文革’会结束。这种人比较多。第三，坚决反对左的那一套，坚决抗争。这种人也是少数。但无论如何，从整体上来说，“‘五・七干校’对知识分子的身心是严重摧残。……是对知识分子的极大打击。”

反省过自己的凤子以为，“人性在‘文革’中是一次大暴露。哪怕是至交，也由于‘阶级斗争’的毫不含糊，把极细小的事情交代，揭发出来。我自己也这样，我也揭发过别人。为什么？是为了‘立功’，也是为自己‘过关’。这都是由于对革命偶像的膜拜，以及对‘左’的盲从所造成的。”

黄宗英深切感到，“无论如何，‘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封建主义病灶的大溃疡。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社会中坚，我们在建国以后，发挥了多少有氧细胞的作用去制止这场浩劫呢？”

晚年一直被病魔缠身的曹禺，终于在垂垂老矣的暮年，说出了发自肺腑的深沉而凝重的思考：“‘***’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有一段，我住在家里，不敢出房门。大院里也是两派在骂，夜晚也在斗走资派，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随时准备着战斗。我觉得我全错了，我痛苦极了。我的房间挂着***，贴着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真不想再活下去了，我好几次都想死去。我想从四楼跳下去，我哀求着方瑞，让她帮着我死。方瑞说：‘你先帮我死好不好？’我真是太脆弱了，还有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孩子，又怎么能把她们抛下。每每看到妻子的病弱的身体，看到孩子……还得痛苦地活下去。”“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被粉碎的消息传来时，他还“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这不是真的，还怕很多很多……我记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个窗口，整座整座的楼都亮着灯，就像过年时一样。我走着，然而感到难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觉得我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人生，历史，中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时都化成了一个字眼，我的声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没有出声，我喊到：‘天哪！’”“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多么紧！后来，我又听到第二个、第三个人告诉我。虽然仍然是关着门，压低了声音才敢说的，可是我终于已经有了相信的勇气和力量。我相信我已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隐约看到了那个敢于吹响末日审判号角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身影。“末日审判的号角想吹就吹吧；我将手拿着此书，站在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我将大声宣布：“这就是我所做的，我所想的，我的为人。我以同样的坦率道出了善与恶。我既没有隐瞒什么丑行，也没添加什么善举。万一有些什么不经意的添枝加叶，那也只不过是填补因记忆欠佳而造成的空缺。我可能会把自以为如此的事当成真事写了，但绝没有把明知假的写成真的。我如实地描绘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可鄙可恶绝不隐瞒，是善良宽厚高尚也不遮掩：我把我那你所看不到的内心暴露出来了。上帝啊，把我的无数同类招到我周围来吧，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丑恶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可鄙而羞愧。让他们每一个人也以同样的真诚把自己的内心呈现在你的宝座前面，然后，看有谁敢于对你说：‘我比那人要好！’”

在已经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忏悔者中，韦君宜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她说：“卢梭的《忏悔录》，记录了他平生见不得人的事情，有损自己人格的事情。我想，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尽情去写，写写这些年都搞了些什么运动，写了些什么文章，那真要清夜扪心，不能入睡了。……十年内乱，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应该把自己的忏悔拿出来给人看看，不必那么掩饰吧。我这么想的。”但真正使她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

周扬也“在忏悔了”。他向许多他以前无情批判过的文艺界的“朋友”，真诚道歉，做报告时，流着眼泪明确地说，以前由于他的缘故，让“很多好同志受了苦，我对不起大家……”。他开始“把自己的内心拿出来与朋友相见了。”因而，人们“都同情了周扬，谅解了说真话的周扬。”

不过，还是有许多人的“忏悔”，正如许纪霖所分析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经常以一种甚为得体的谦逊方式论证着自我形象的合理性甚或完美性。即使有了难堪的过失，也习惯地归咎于‘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仿佛自身就没有一丁点道德责任。当然，有些人也不乏痛苦的忏悔，良心的审判，然而审判的结局……他们的灵魂不是在反省中得到洗涤、净化和升华，而是自我开脱、自我安慰和自我谅解！当人生的挫折和内心的焦虑使他们寝食难安时，他们很少……直面人生，直面自我，在与外界黑暗与内心丑陋的搏斗中开拓出新的精神意境；相反地，却常常求助于自我调适的心理防御机制，或为压抑（抑制‘本我’的能量冲动）、或为幻想（在白日梦中得到虚幻的满足）、或为文饰（为丑陋的‘非我’形象辩白）、或为补偿（以学术中自我的光彩慰藉政治上堕落的自我）……”

难道这真的是因为，“我们正处在由政治来决定生死命运的大悲剧的时代，这才是真正时代的死结。这一死结在当前是否已经解开，我希望每一个人以平旦之气，面对现实问题，一样一样的切实去想。吴稚晖先生，是这一代的大聪明人。他的遗嘱要把自己的骨灰抛入海底，我觉得这是象征着他对人类前途无限的悲哀，但我不愿说这就是象征着我们知识分子最后的命运。”

至少，目前我们所能做的，还可以如徐复观所说：“培养大家的人格，尊重中西的文化，使每一个人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自己的知识负责，对客观问题的是非得失负责，使人人两脚站稳地下，从下向上伸长，而不要两脚倒悬，从空吊下，则人心自转，局势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