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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男是怎样负伤的呢？
张华男回到部队以后，指挥所属部队胜利完成了突围之后，他的枪伤又复发了，遂又借到保卫局工作，继续在红军干部中抓托派、搞AB团，打所谓的毛派死硬分子。一些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或者那些家庭出身不好、从敌人营垒中反叛过来的干部，一听到张华男三个字就不寒而栗，大有谈虎色变之势。红军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西入贵州以后，号称十万的红军已经损伤过半，指挥员，尤其是中下级指挥员伤亡更为惨重。为了加强第一线的作战力量，很多上级机关的参谋、干事相继来到了基层单位。张华男是富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干部，因此未等枪伤痊愈，就又调回原来的部队任副参谋长，没想到刚一上战场，他的臀部就被敌人的炮弹皮炸伤了。
吃过晚饭以后，张华男趴在担架上，在霍大姐的看护下抬进了红军医院的驻地。姚秀芝和大夫早已守在急救室里，检查完伤口，立即手术。姚秀芝心情复杂地撩开棉被，一看张华男臀部那血肉模糊的伤口，心里吓得咯噔了一下，不禁暗自说：“一定疼坏了！”但是，当她侧目窥视张华男的表情时，除去额头上布满了汗珠以外，均无异常现象。霍大姐理解姚秀芝此时的矛盾心情，她小声温情地说：
“秀芝！你去准备点吃的吧，打下手的事，由我来帮着做。”
姚秀芝离去之后，霍大姐拿起剪刀，把臀部的裤子剪了一个圆圈，由于淤血粘得太紧，揭不下来。大夫端来了盐水，要霍大姐慢慢地浸透。这时，张华男伸过手来，猛地一撕，连污水带烂肉一齐掉了下来，吓得大夫、霍大姐目瞪口呆，惊得刚刚走回急救室的姚秀芝，差一点把手中端的那碗大米粥洒在地上。张华男向姚秀芝投去一瞥，也只有姚秀芝理解这一瞥的复杂内容。张华男蓦地把脸藏在枕头上，久久没有动一下，待心情平静以后，他又抬起头，若无其事地说：
“秀芝！把饭碗放到床头上吧，我要一边吃饭，一边接受大夫的治疗。”
“不行！”大夫急忙反对，“我们没有麻醉药品，做手术是会很疼的。”
张华男突然大声笑了起来，他望着惊诧不已的大夫，满不在乎地说：
“大夫！你就放心大胆地动手术吧。虽然，我不是关云长，可我的骨头，也绝不比他软！”
大夫拗不过张华男，只好拿起了手术刀。
姚秀芝把饭碗放到张华男的床边以后，那惊恐的目光就集中到了手术刀上。她的心太软了，每当手术刀从臀部割下一块腐烂变色的肉，她的心就像挨了一刀那样难受。但是，当她的目光再移向床头，看见张华男翘着脑袋，很是香甜地吃大米粥的样子，她的心里油然生出一种敬佩之情——再仔细品味，这敬佩之情还含有其他的内容——似乎找到了张华男心狠的原因了。手术终于结束了，霍大姐用盐水洗净伤口以后，姚秀芝不知是出于何种感情的支配，主动地为伤口敷上了加倍的白药，精心地拿着雪白的绷带，轻轻地包扎好伤口。
自从张华男住进医院之后，这支长征中特殊的队伍，在长途跋涉中少了欢笑，就是在中途休息的时候，再也听不到琴声了，活像是一支打了败仗的队伍，抬着伤病员到处跑，到处藏。而且，又增加了无休止的争吵。最为有意思的，争吵的对立面只有一个张华男。
首先，是霍大姐和张华男争吵。
霍大姐是一位既有政治远见、又有军事常识的女同志，再加上她的丈夫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被中央的当权者指责为顽固的毛派分子，自然知道中央有关军事路线的分歧。不久以前，她收到了丈夫的来信，获悉军委在湖南召开了军事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取消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路线，改道西入贵州的进军方针，并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拥护，中央领导于慌乱之中，也被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结果，红军跳出了重围，把蒋介石在湖南西部早已部署好的四十万大军，一夜之间就抛在了身后，红军犹如下山的猛虎，打得贵州军阀的部队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从而鼓舞了红军的作战士气，使得越来越多的指挥员，开始怀疑中央的军事路线了。当然，也更加坚定了霍大姐反对现任中央领导的决心。为此，她无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在宿营地上，都直言讲出自己的见解，批驳张华男的一些议论。
由于历史的原因，张华男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就得到了现任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赏识，回国之后，被委以重任。他走出监狱，一进入中央苏区，就参加了夺毛泽东军权的斗争。他从思想意识，到政治倾向，都被称之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怎么能接受得了霍大姐的指责呢！在一次宿营的时候，他与霍大姐的争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张华男同志！中央苏区是怎样搞起来的，工农红军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你知道吗？”
“当时，我在上海，不在苏区。但我知道这样的事实：一切都是党的功劳。”
“请问我们的军事家，丢掉中央苏区，牺牲这样多的红军战士，又是谁的功劳呢？”
“你这种思想太危险了！我们被迫撤出中央苏区，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结果。”
“不对！前四次反围剿，我们为什么取得了胜利？”
“这……”
“这是因为敌人的兵力太弱，我们红军的力量强大的结果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嘛，是很清楚的！我在寻求红军失败的原因，我在思索你，还有你的同学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
“你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你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这责任是要有人来负的，但不是我。请问：这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白白地送掉了性命，这责任由谁来负？中央苏区丢掉了，中国革命就要被断送了，这责任又由谁来负？一个共产党员，忘了党的生命，不关心革命的命运，只想罗织罪名，迫害同志，打击持不同意见的人，难道不是太卑鄙了吗？”
“你！你……”
张华男气得浑身颤抖，他如果还在保卫局工作，一定会命令部属，当即将霍大姐逮捕入狱，甚至处以极刑！但他现在是伤员，躺在红军医院的担架上，还要接受霍大姐他们的治疗，他真悔恨自己负伤，失去了英雄用武之地！他望着霍大姐愤愤离去的背影，暗自决定一旦伤好归队，立即将霍大姐的反动言行汇报给保卫局，反映给中央领导，在严厉审查霍大姐的同时，要坚决撸掉她丈夫的兵权——这样不忠于中央的人掌握兵权太危险了！为了搜集更多的“炮弹”——他又叫来了亲信——警卫员老马。
张华男和老马的谈话，不仅没有获得所需要的“炮弹”，而且他还清楚地感到这位坚定的肃反战士变了，无论他怎样说、如何问，这位老马都蹙着眉头答说：“不知道！”他气得真想大声训斥老马一顿。最后，他终于使用激将法，让老马把话全都讲了出来：
“你了解这位霍大姐的历史吗？她是地主的女儿。”
“是地主的女儿又怎么了？我只知道这样的事，她领着我们这些泥脚杆子打倒了她的土豪老子。”
“那只是形式，本质是她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反对党中央的方针、路线。”
“那按你这么说，我老马也快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
“照你这么一说，你也同意她的观点了？”
“原来不同意，现在同意了。”
“你……太危险了！老马同志，可不要丧失革命者的坚定立场哟！”
“首长！你的立场够坚定的了吧？为什么还要和托派妻子保持关系呢？”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你没有结婚，是不可能理解这些的。”
“可我有一点是理解了，我怎么看姚秀芝老师，也不像是一个托派！”
“你……中毒太深了！”
“我看是你信了那些揭发材料！姚老师受冤屈不用说了，你的心里也那么好受吗？”
张华男的心里的确是不好受的。原因并不是把姚秀芝错打成了托派，而是老马这位最忠诚、最得力的帮手，也和他分道扬镳了。他躺在名曰病床、实是担架的上面，一夜都没有睡好。他出于职业的原因，先是分析了老马变化的原因，进而又回忆了红军医院的医务人员、伤病员对姚秀芝和霍大姐的态度，觉得问题是相当的严重了，这所随军征战的红军医院里，存在着一个反对现任中央的反革命小集团！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尽快地把这一情报转给保卫局，派人来医院查个水落石出。
张华男谈论政治，从事肃反，战场上厮杀，乃至于负伤做手术，他都是以强者的面孔出现的。但是，在情感方面，尤其是和姚秀芝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弱者。他这种性格上的双重性，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能使用各种高明的手段，变弱者为强者，由防守转为进攻，迫使性格倔强的姚秀芝就范，违愿地向他投降。但是，当张华男躺在担架上时，他又成了一个卑劣的情感方面的弱者。他希望自己所追求的人儿来到身边，说上几句慰藉的情话，那真是再幸福也没有的事了！可是，姚秀芝就像是一只受了伤的小鹿，再也不愿见到伤害过她的恶狼，更不用说自愿送到狼的身边了。所以，在这漫无目的的行军路上，张华男情感深处的痛苦，远远地超过了臀部的伤痛。
人间总是少不了爱管男女情事的好心人。霍大姐从本意上讲，很不喜欢张华男，对姚秀芝委身于张华男也是很不理解的。可是，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世间的夫妻凑合的多，国王皇帝也不例外。后来，她自己结婚了，认为这句俗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同时，她在形形色色的凑合夫妻中，还发现存在着一种政治夫妻，那就是男女结合不是以情感为基础，而是为了某一种政治目的，或被当做一种政治手段。起初，她感到不可思议，后来，可能是见多了的缘故，也就慢慢地习惯了。她认为姚秀芝和张华男的结合，就是这种典型的政治夫妻。她受着东方传统道德的束缚，觉得无论是哪一种夫妻，既然结合了，就应当凑合到底。如果发生了裂痕，世人都有责任做弥合的工作。所以，她一方面赞成姚秀芝在政治上反对张华男，另一方面她又不赞成姚秀芝在感情上和张华男对立。再者，她还坚信这样一句俗话：夫妻吵架不用劝，疙疙瘩瘩过百年。只要利用工作之便，为他们这对出现裂痕的政治夫妻，创造经常相见的机会，他们就一定会凑合到老的。霍大姐主意已定，就巧妙地做起了这种好心人。
一天傍晚，红军在一座苗寨里宿营。姚秀芝奉命为张华男换药，周围没有一个人，连负责警卫的老马也不在了，她感到有些惊疑，心虽忐忑不安，只想快些换好药，早一点离开这难堪的境地。张华男在情感方面也很精灵，十分理解霍大姐这番苦心，他侧身倒在担架上，默默地享受着换药时刻的幸福，姚秀芝就要离去了，他几乎是用哀求的口吻叫住了所谓的妻子，可能是激动的缘故吧，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
“秀芝！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
“你认为有这种必要吗？”姚秀芝望着张华男那涨红的脸，冷冰冰地反问。
“有！有……”张华男格外热情地说，“比方说吧，你有没有心事和我说说啊？”
“像我这样的人，心事嘛，还能没有？可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有啊！有啊！”张华男更加热情了，“不要把话放在心里，说出来，我设法帮你解决。”
姚秀芝没有被这过分的热情所感染，相反，她那严峻的表情越发地难看了，待到她那一对动情的大眼睛，喷吐着愤怒的光束的时候，她蓦地举起了右手，摘下那顶没有闪闪红星的军帽，双手捧到张华男的面前，怒不可遏地：
“我要你把收回的红星还给我，办得到吧？你是能办得到的！”
张华男看着眼前这顶没有红星的军帽，听着这发自内心、却又愤怒到了极点的话语，他胆怯了，他心慌了，他没有勇气仰望一下姚秀芝的怒颜。他慢慢地收回了惶恐不安的目光，真想把脸藏在被子里。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情感上的弱者，在情人的面前都是不怕丢面子的，甚至还想利用这副可怜相打动对方的心。对此，张华男是精通的，很快就从窘态中解脱出来，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讨好地说：
“你是知道的，这件事情很复杂，又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
“那好吧，再见！”
“别走！别走……”张华男一把抓住了姚秀芝的手，望着那双怒火四射的大眼睛，当即改变了话题：“我们谈谈彤儿好吗？”
姚秀芝是何等地想念彤儿啊！如果彤儿跟在身边，她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自然会减少一半。但是，她实在不愿和张华男谈这件事情，因为怕再获知彤儿想念她的消息，越发地加重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所以有好几次话到了嘴边，她又强迫自己咽了回去。今天，她再也控制不住母亲思念孩子的感情了，几乎是啜泣着询问彤儿的详细消息。
张华男不知道姚秀芝见过彤儿，像是讲新鲜事那样，娓娓动情地述说着彤儿的情况，目的是继续向姚秀芝施放感情的钓饵，想要通过他关心彤儿的成长，融化姚秀芝对他那颗冷冰冰的心。另外，他虽然没有真的做过父亲，他却懂得孩子是维系一切凑合夫妻的绳索，所以他又绘声绘色地讲起彤儿思念母亲的情节，说到激动的时候，他淌下了滚滚的热泪。
姚秀芝很快就进入了思念彤儿的角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啜泣着。然而，她很快又从这种情感中解脱出来，渐渐地又想到了制造母女分离的原因。因此张华男讲得越动感情，姚秀芝的内心越是愤懑。最后，她打断了他的讲述，严厉地质问：
“你为什么不让彤儿来看看我？哪怕我们母女待上一天也好！”
“这……怕影响不好！”张华男的兴头猝然消失了，结结巴巴地说，“你想想看，彤儿年纪小，还不懂得政治方面的事，最好嘛，在她那幼小的心灵中不要留下创伤。”
母亲是伟大的，因为她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姚秀芝为了彤儿能健康成长，连张华男如此绝情之举都原谅了。她沉默不语，极力想平息思念彤儿的情潮，但她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彤儿的形象，尤其是当年在红军剧团中的情景，就像是过电影似的，急速在脑海中闪过。当她想到彤儿和红军剧团的歌手苦妹子玩耍的时候，又关切地问：
“突围转移以来，已经快两个月了，彤儿和谁生活在一起？”
“和我！”张华男一听这个话题，立刻又来了热情，“除了你这个做母亲的以外，关心彤儿的人就剩下我这个做爸爸的了。”他很会说话，有意地强调了“母亲”和“爸爸”这两个词。
姚秀芝对此却不放心，她认为张华男不是忙于“肃反”，就是奔波于硝烟滚滚的战场上，不会陪着彤儿的。就说孩子的衣服吧，破了谁给补？脏了谁给洗？因此她又问：
“苦妹子呢？”
“和你一样，一边接受保卫局的审查，一边随着部队长征。”
姚秀芝听后惊呆了，她真不知道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妹子，为什么也要遭到保卫局的审查？她几乎是暴怒地问：
“你们凭什么要审查她？”
“简单地说：一切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对！她不仅不和你划清界限，而且逢人便说，你不是托派分子。”
姚秀芝的肺都快气炸了！她暗自愤慨地说：“苦妹子是因为没有和我划清界限，也作为一名囚徒参加了长征；可是，你张华男就和我划清界限了吗？你对我所做的一切又说明了什么呢？只有两个字可以说明：‘卑鄙！’”姚秀芝认为，和这样卑鄙的人，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多停留一分钟，都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侮辱，她愤愤地骂了一声“卑鄙！”转身离去了。
夜深了，只有天上的寒星还在眨着羞怯的眼睛。姚秀芝躺在一张苗家的竹床上，两眼痴呆呆地望着广漠的夜空，心里苦苦地叫着：“苦妹子！苦妹子……”
苦妹子生在山乡中的一个穷人家里，从小在苦水里泡大。十岁那年，父母双双饿死了，她只身来到一家姓李的财主家中当童养媳。那年，小女婿只有三岁，连话都说不清楚，但他是李家的独根独苗，娇得就像俗话说的那样，抱着怕摔了，含在嘴里又怕化了，只要这个小爷爷一哭，苦妹子的身上不是挨巴掌，就是挨脚踢。每逢遇到这种情况，她不哭也不叫，把眼泪偷偷地咽到肚里，借家乡的兴国山歌，倾诉自己满腹的怨恨。苦妹子十六岁那年，狠毒的婆婆死了，小女婿也进私塾念书，用老表的话说：苦妹子出脱成一个大姑娘了。一天晚上，她哄一手带大的小女婿睡着，像往常那样坐在床沿上，一边伴着茶籽油灯做针线活计，一边小声地哼唱家乡的山歌，独自倾诉着做童养媳的辛酸。不知何时，年近半百的公公走进屋来，立在屋子中央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低头做活的苦妹子，呼吸有些紧迫地说：
“苦妹子，不要再做针线活计了。”
苦妹子惊得收住了歌声，猛地抬起头，看见公爹站在屋当中，用一种奇异的目光在盯着她，吓得她慌忙放下手中的活计，低着头胆怯地说：
“不做活了，我这就睡。”
“先不忙睡，快去炒两个菜，我想喝两盅。”
苦妹子不敢怠慢，走到厨房生着火，十分麻利地炒了一盘鸡蛋和一盘苦瓜炒辣椒。她端着这两盘菜走进公爹的屋中，放在冲门桌上，小声地说：
“爹！菜炒好了，放在桌上，我睡去了。”
“莫急！莫急！”这个老色鬼一把抓住了苦妹子的前衣襟，并触到了那极为敏感的隆起的部位。这动作来得太突然了，吓得苦妹子筛糠似的哆嗦起来。这个老色鬼得意地笑过之后，挑逗地说：“俗话说得好，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耍钱，来，陪我喝两盅。”
“不！不……我，不会喝酒……”
“不会喝就学嘛！”老色鬼松开苦妹子的衣襟，转身闩死了屋门，他望着吓瘫在地上的苦妹子，进而威胁地说：“陪着我喝完两盅热酒，我就放你回自己房里去睡觉；不然的话，我就说你跑到我的屋里勾引公爹，当着全村的人把你活活地打死！”
苦妹子已经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她完全明白公爹的罪恶目的，可她受着封建礼俗的束缚，更害怕自己落个勾引公爹的淫妇坏名。为了能快些逃出这间屋子，她被迫答应了陪着公爹喝酒。由于不会喝，几杯酒下肚，顿感两眼冒着金花，两腿也不听自己的使唤了，刚一迈步，便摇摇晃晃倒在了地上，她一边说着“我要回屋睡觉！”一边扶着床腿又站了起来。突然，桌上的灯光熄灭了，黑暗中伸来两只罪恶的双手，强行把她按倒在床上……
从此以后，苦妹子便一天天地消瘦下来，吃什么吐什么，她暗自说：“死了更好！”可是，她万万不曾想到是怀孕了。一天，村南的山沟里响起了枪声，老色鬼慌慌张张地跑进家来，翻箱倒柜，打点细软，一手拎着宝贝儿子，一手提着箱子，恶狠狠地说：
“苦妹子！快跟我跑吧。”
“不！我哪儿也不去。”苦妹子倔强地说。
“不行！”老色鬼恫吓地说，“一会儿红匪就进村了，咱们家房屋会被他们烧掉，你也会被大卸八块的！”
苦妹子自小就听说过土匪草菅人命、糟蹋良家妇女的事，听后吓得心里揪成一个团。最近，她又经常听老色鬼说红匪杀人放火的事，所以，她听着山里这紧一阵、慢一阵的枪声，心里真是害怕极了！由于神经过于紧张，刚一迈步，肚子疼痛难忍，竟昏倒在地上。她醒来之后，老色鬼带着儿子早已逃去，满街响着锣声、喊声。她忍疼抬起头，仔细听辨，原来是几个女人在喊：“老表们！快出来吧，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为穷苦的老百姓谋解放的！……”苦妹子听后感到有些惊诧，暗自说：“这红匪怎么是女人？”当她再一听说，红军“是为穷苦的老百姓谋解放的”，她又暗自说：“我不也是穷人吗？”但是，当她想到自己是地主家的童养媳的时候，又害怕起来：“我怎么对他们说呢？要是真的把我当成地主的小老婆，那可又怎么办呢？”这时，大街上又传来男人的骂声：“这些黑了心的地主老财，把全村的老表都骗走了，抓住他们绝不手软！”苦妹子听后吓呆了，各种恐怖的情景一齐扑进她的心头。突然，她那咚咚跳动的心房平静下来，她暗自说：“宁可一死，也不让红匪再糟蹋我的身子！”
大街上的喊声越来越近，苦妹子着急地想着寻死的办法，她蓦地抬起头，看见了立在屋门后边的水缸。她忍着腹内的剧痛，扶着墙站起身，趔趄着走到水缸旁边，迅速揭开缸盖，刚要一头向缸中扎去，看见只剩半缸水了，瞬间，求生的念头油然而生。她吃力地爬上灶台，跳进水缸，然后伸手将水缸盖好，自己便屈身蹲在水缸里。
真是无巧不成书。姚秀芝带着几个女战士进屋来，正要生火做饭，发现灶台旁边的水缸在微微地摇晃，其中一个女战士指着水缸，十分胆怯地说：
“姚老师！不好了，水缸在闹鬼。”
姚秀芝仔细地端详着水缸，发现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了，便笑着说：
“我看，不是水缸在闹鬼，准是里边藏着人。”
“不！不……是水缸在闹鬼。”另一个女战士也害怕了。
“哪有什么鬼哟！都不要怕，看我给你们把鬼变成一个活人。”
姚秀芝走到水缸旁边，欲要揭去缸盖，只听咣当一声，水缸倒在了地上，缸盖满地乱滚，苦妹子的头露出了缸口，缸中的水变成了殷红的血色，倾缸而出，淌满了一地。姚秀芝俯身抱出了苦妹子，她一看那微微隆起的腹部，再一看淌满一地的血水，急忙命令。
“快把她抱到床上，她小产了！”
在姚秀芝精心护理下，苦妹子很快恢复了健康。在这段难忘的共同生活中，二人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姚秀芝同情苦妹子的身世和遭遇，喜爱她有一副天生的歌喉，以及那即兴编词演唱的天赋；苦妹子感谢姚秀芝的救命之恩，把她当成再生的母亲。一天晚上，姚秀芝做完群众工作返回住处，打开琴匣，十分陶醉地演奏起小提琴。躺在床上的苦妹子被这琴声迷住了，她倾听着，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好像这音乐是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禁锢灵魂的枷锁，她随着这悠扬的音乐，飘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当这美妙的琴声奏出兴国山歌的时候，苦妹子竟然不由自主地随着琴声，唱出了自己的苦难经历。开始，她躺着小声哼唱；继而，便坐起来放声倾诉；最后，她跳下床，站在地上哽噎不止地演唱起来。不知是什么时候，红军剧团的女同志们陆续来到了院中，含着热泪倾听这动人肺腑的琴声和歌声。演唱结束了，院中响起了一片掌声。姚秀芝满面泪花，紧紧地抱住苦妹子，异常激动地说：
“你唱得真好！明天就参加我们的演出吧？”
翌日上午，苦妹子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中，那首即兴演唱的《十送郎歌》，打动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当场就有十多名小老表报名参加红军。不久，苦妹子也当上了一名红军宣传队员。毫不夸张地说，哪儿有了苦妹子的“哎呀来……”的歌声，哪儿就有小老表参加红军。一个月以后，红军战士便给苦妹子送了一个亲昵的外号“哎呀来”。
……
夜，万籁俱寂，只有伤病员发出的呻吟声。姚秀芝躺在竹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她想到了心爱的丈夫李奇伟的悲惨下场，也想到了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如果再推而广之到苦妹子，将有多少人牺牲宝贵的生命啊！她突然想起了一句古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争权夺利，相煎太急是正常的，也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可是，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为什么也要学着剥削阶级的样子，相煎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呢？这从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上找不到答案，也与她终生憧憬的革命理想相悖逆，因而，她再次陷入了十分痛楚的思索中……
雄鸡高唱了，姚秀芝仍然寻找不到答案。她只是暗暗地祝愿：报晓的雄鸡叫了，驱散迷雾的晨风快刮起来吧！只要有灯塔导航，奇伟同志会得到昭雪，我的不白之冤会得到平反，彤儿、苦妹子……都会重新聚拢在一起，为着祖国的复兴、民族的崛起放声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