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哲在迫不得已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不知道是出于谦虚、气恼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在记者看来，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有那么一股子满不在乎的、玩世不恭的劲儿。
“嗨，没什么。”他说，“小事一桩，值不得惊动公众舆论。”
他说话的时候，淡淡地笑着，两条胳膊撑开来，大拇指头卡住了咖啡色羊皮夹克的袋口，一头油润黑亮的头发弹性十足地颤了几颤。嘴角边两道极有个性的皱纹，左边的那道比右边略长一些，略深一些，恰到好处地打破了脸上的和谐和均衡感，而平添出几分生气，显得很有点不甘寂寞似的。这时有个胖胖的小伙子从他身边走过，他“嗨”了一声，居然扬起胳膊，伸出两根手指，做了个潇洒却又有几分轻飘的手势。
这么一来，记者便觉得大失所望了，起码与他来采访之前想像的安哲差距甚远。他认为一个生气勃勃、敢想敢做、年轻有为的工程师不应该是这种形象。
二
然而在安哲身上发生的故事却实在不是他形容的那样“小事一桩”。记者实在不能明白他为何要如此轻描淡写地贬低自己的形象。在去年几乎整整半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一件轰动整个淞江城建局的业绩：使某一集装箱码头的建筑方案得以重新设计，全部造价因此而降低了一百七十万元。当然，码头的重新设计不是出自他一人之手，但是事情有一个如此可贵的结局，却是由于他持之不懈和百折不挠的努力。
对于安哲本人来说，事情的直接后果便是：他在这个城建局第三设计院几乎一半人的眼中成了一个类似宗教上的“异端分子”，一个“浮躁的”、“轻率狂妄”的“不受欢迎者”。不止于此，据说由于受他的“牵连”，全院年终设计任务未能如期完成，人人翘首以盼的颇为丰厚的年终奖金有被扣发的危险。为此安哲在设计院里的处境相当尴尬。有人威胁说要他负“全部责任”。
鉴于此种情况，报社认为这是我们“四化”建设中的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有必要了解它的前因后果、细微末节，以便公之于众，引为警戒。受派遣来第三设计院进行采访、调查工作的记者，年近四十，身高体棒，被称为报社的“五大干将”之一，并且是采访部挑大梁的人物，曾有过“连续作战”五天五夜的颇为辉煌的记录。委派他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来完成这一任务，可见报社之重视程度。
三
遗憾的是安哲拒不与报社抱合作态度。
他对记者的来访表示了相当程度的冷淡，是出自内心而不是装模作样。他不是那种善于表演某种政治态度或者生活态度的人。第一次接过电话，他停了约摸有半分钟的时间，然后冷淡地、但是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从电话中记者判断出，这是个头脑缜密而且颇有教养的年轻人。第二次打电话，记者便采用了“密集型进攻”的方式，在极短时间内，将事先准备好的理由一口气说出来，使安哲欲推不能。于是安哲很有心计地把会见时间约定在下午五点，也就是离下班只有半个小时的当口。这以后，他就是这么带点儿玩世不恭的样子站在记者面前，淡淡地笑着，两条胳膊撑开来，大拇指头卡住了羊皮夹克的袋口，很不经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甚至还对那个胖小伙子做了那么一个轻飘的手势。在这期间，单位里提早下班的人们不断从他们身后走过，大部分人都投来关注的一瞥，有人甚至故意绕个弧线走得离他们更近一些，似乎要想探听出一两句说话内容。记者对此种行为深表反感。然后，装在传达室门口的电铃就刺耳地尖叫起来，安哲略为迟疑了一下，彬彬有礼地对记者道了一声抱歉，说他下班以后还有点私事，从大门旁的绿色车棚里推出一辆黑漆耀眼的“凤凰”高档车，再次朝记者点点头，长腿一甩就骑上走了。记者愣了仅仅五秒钟的样子，随即当机立断，蹬上自己的半旧公用车追了上去。
结果，在小街拐角处的梧桐树下，记者发现有一个姑娘双腿骑在车杠上，左脚踮地，侧身往后张望，显然保持这种姿势为时已久了。当安哲驱车冲过去时，那个姑娘立即反跳上车座，猛踏几脚，和安哲双双飞车穿过马路，隐入了大街上黑压压的人流车流中。因为时已黄昏，而路灯尚未放明，记者在后面未能看清姑娘的面孔，只觉得她穿着乳白色尼龙滑雪衣的身体如猫一般轻盈敏捷，且姿态可人，风度极佳。
惆怅之余，记者偶一回头，却又见身后不远处站着另外一个姑娘，体微胖偏矮，面色苍白冷峻，双手将一只褪色的帆布书包抱在胸前，旁若无人地死死盯着安哲一闪即逝的背影。她整个的姿态和神情都无法让人推测其内心世界活动，唯一可以判定的是，这个女孩子身上天生缺少一种能够引起异性欢愉的景慕的素质。
现在记者大致能说得出这两位姑娘的身份和姓名了。此行之前，他原是对安哲作过一番相当细致的了解工作的。他知道，前面风度极佳的那位，是安哲同校不同系的同学小珊，现在市内某中学当外语教师。她和安哲相爱多年，曾一度分手，最后又重归于好。后面一位，叫海梦，也是安哲的同学，同系，但不同级。她比安哲早半年分配进来，如今跟安哲同算是设计院土建设计组的设计人员，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两张大的绘图桌近距离相望。
当记者的似乎都有一身钻天入海的绝技。此刻，这一位手上就拥有一张有关安哲的详尽“联络图”，图中包括安哲的家庭住址和他父亲的姓名、身份。一般说来，在采访过程中不排除碰钉子的局面，碰上之后，明智的做法是放弃主攻方向，另找迂回路线。
四
安哲的父亲老吴，今年六十五岁，宽面大耳，皮肤油润，戴一副英国进口的金边眼镜，花白却还浓密的头发整整齐齐梳向脑后，使前额格外饱满发亮。在这个季节里，他穿的是一件柔软轻巧的鸭绒登山服，藏青色，铮亮的铁扣子和大口袋，下摆微微有点收缩，使他看上去像个很精干又很趋时的文人学者。然而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资本家、生意人。解放前拥有一家财源颇旺的丝绸公司，二十多岁就离开家庭自立门户，买下一栋偏僻路口的花园洋房，娶了一个教会学校娴静优雅的女学生当妻子。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妻子与他风雨与共，享受过荣华富贵，也尝过濒临破产的滋味。他们一共生育过四个儿女：安伯、珍娜、珍珍、安哲。
老大安伯，本市t大学六十年代的毕业生，相貌端正，才学出众，为人谦和，最为父母钟爱。他学的是道路设计专业，专攻刚性路面研究。那一年，他负责为某机场设计一条飞机跑道。工程完工交付使用不久，这条跑道便严重破损，直接后果是使一架飞机在着陆过程中倾翻、爆炸，机毁人亡。此事自然引起公众愤怒，由机场一方提起诉讼，安伯无法解释一切，只能承担全部责任，被判刑入狱。“文革”开始后，原机场跑道的施工单位人员分为两派，誓不两立，互相攻击揭底。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从其中一派的大字报中得知，跑道工程失败的原因完全不在于主持设计人安伯，是施工单位管理涣散，质量达不到预定要求，导致这一场毁灭性结局。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比如安伯在设计方案中标明了水泥的震捣系数要达到“3”，但在实际施工中，工人仅让它达到“2”。如此偷工减料，怎能保证工程的“百年大计”？待到人们省悟了一切，再匆匆忙忙到服刑单位去寻找安伯时，这个年轻的工程师已经因为抑郁、屈辱，病死狱中了。所幸其时安伯尚未娶妻生子，在这个世界上未留下幸福，也未留下灾难。只是听说他曾经热恋过一位女朋友，那个痴情的姑娘在他死后发誓终身不嫁，“文革”后期便报名支藏去了，从此本市人再未见到过她的踪影。
大女儿珍娜，一个热情的“理想型”姑娘。1964年高中毕业后，被遥远新疆的异域风光和未开垦的土地弄得心驰神荡，不顾一切参加了建设兵团，和无数充满幻想的十七八岁姑娘小伙子一起，挤上西行的列车，和父母轻率地挥一下手帕，一路唱着“我们新疆好地方”，走了。一去将近二十年。如今珍娜在那里当中学教师，结了婚，有了一对儿女，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巴巴结结。不过珍娜生性好强，探亲回来几次，从未在父母而前提过一句后悔的话。虽是如此，做父亲的总是不能把这个女儿丢开不管，手心手背都是身上的肉呀！父亲逢年过节总是大包小包往新疆寄吃的，寄穿的，隔三差四也断不了汇点钱去，当然，用的是“疼外孙”的名义。最近，老头子还在各处紧着活动，一门心思要把女儿一家从新疆弄回来。对此珍娜始终表示沉默，弄不清她愿意还是不愿意。也许，她自己也在犹豫和矛盾中吧？
比起来，小女儿珍珍就聪明多了。她体态娇小丰满，肌肤光洁，一双眼睛尤其神采飞扬。长长的、乌黑光亮的头发瀑布一般披在肩后，头顶绾一条总是与上衣同样花色的发带，看上去比她二十八岁的年龄小了好多。她不如姐姐珍娜漂亮，却是相当能够迷人，并且非常懂得如何修饰自己才能充分发挥“优势”。这个初中毕业、连一本《红楼梦》也没有读过的吴家二小姐，如今嫁给了一个白白胖胖、模样很像“弥勒佛”的华侨商人，年内就要飘洋过海，定居异国了。奇怪的是，全家却没有一个人因为她即将远行而产生一丝一毫的离愁别绪。就连老吴自己，私下想来，也隐隐有那么点轻松的、摆脱了什么的感觉。
现在老吴一家还住在那座赭红色的两层小楼里。小楼经过一场失而复得的悲喜剧，显得有些破旧颓废，然而总体感觉上还不失豪华舒适。早先时候争奇斗艳的花园没有了，两面山墙上的“爬山虎”却依然还在，一到春天，把座小楼点缀得葱葱郁郁，生意盎然。大门上安了个新式电铃，客人伸手一揿，楼里面就响起了叮叮□□的好听的音乐声。楼上楼下那漂亮的拼木地板，经过重新油漆、打蜡，踩上去依然滑爽轻快，依然可以开家庭舞会，跳华尔滋，跳探戈。所不同的是，小楼的女主人已非故人，当年那个娴静优雅的教会学校女学生，十年前死于暴病。前年，老吴领回这栋小楼和一笔数目可观的退赔款后，又急急忙忙去度他一生的第二次新婚蜜月。倒不是老吴对孩子们的妈妈寡情薄意，是因为在这栋楼房里不能够缺少女主人；缺少了，就好像在世界上没有了调和万物的绿色，在弦乐曲里没有了奏出主旋律的小提琴。
继母那年刚过四十，丰腴，媚艳，仪态万方。高高的鼻梁和深凹的眼窝，以及走路时高耸的胸脯和含笑四顾的神态，使她身上总显得“洋味”十足。她原来是市歌舞团的大提琴手，自从住进这栋小楼后，干脆退职在家。茶余饭后，她喜欢坐在那架黑漆铮亮的崭新钢琴前，随手叮叮咚咚弹上几句乐曲。琴艺不高，但是那风度、气派却是绝少可比的。从此以后，向来缺少艺术细胞的老吴也“迷”上了音乐，三天两天陪着夫人出去选购音乐磁带、乐谱，客厅里新添了高级音响组合，间或也会邀请几个人来开一场小型音乐茶会。逢她独自在琴前弹弄的时候，他会踮起脚尖悄悄走进去，在她旁边的沙发里坐下，闭上眼睛，一副如痴如醉的神情。
五
安哲之所以能发现那份设计方案的不妥之处，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因为家庭纠纷而引出的机会。
作为这个富庶之家的小阿弟，安哲从小自然是备受娇宠。用老阿姨的话来说，他小时候吃下去的牛奶和鸡蛋，总好从城南排到城北了。然而儿子长大以后，父亲却不得不承认儿子与家庭格格不入。是一种出自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的厌恶和漠视。儿子长得高大、健壮，皮肤白皙，头发乌黑茂密，举止动作自有一派翩翩风度。十八岁高中毕业，只在郊区插过两年队，便考取了本市t大学土木工程系。而后便是分配到本市城建局第三设计院，当助理工程师。看起来，小伙子的命运实在是令人羡慕。但是这个幸运的小伙子却偏偏长了副孤僻、乖张、固执的脾气。不知道是不是自小的家庭出身和环境给他造成了压抑感，反正他绝少结交同学、朋友。高兴的时候，一个人闷在房间里擦擦擦地画素描，画速写，画出来的东西并不像人家那样一张张贴在墙上，自我欣赏或供人品玩，而是画一张揉一张，摔得满地都是纸团儿，不高兴的时候，便是那么满不在乎、玩世不恭的模样，胳膊撑开来，大拇指头卡在衣袋边，楼上楼下旁若无人地走，踩得楼梯嘎嘎直响，让家里人听得心里发疼。
他不喜欢这个趣味高雅的继母，这一点是明明白白摆在脸上的。继母踏进家门以来，他甚至没有正经跟她说过一句话。早早晚晚碰鼻子见面，实在回避不开，他也只是让在一旁，垂下眼睛，等她从他面前擦身而过。他觉得年老的父亲跟继母的结合是一件叫人恶心的事情，缺乏美感，当然更谈不上“崇高的感情”。他不能强迫自己接受这个事实。他也看不惯二姐珍珍对继母故作亲热的态度，二姐太乖巧，无非想在这件事情上讨得父亲的欢心罢了。无论如何，这总不是一件吃亏的事情。
这么一来，安哲在家里不能不感觉到孤独和憋闷。
六
设计院的老传达是个精瘦精瘦的老头儿，秃顶，脚有点跛，鼻梁上挂一副镜片滚圆的老花眼镜，穿一件浅灰色中式对襟棉袄，动作迟钝，态度和蔼。记者踏进传达室的时候，他正在聚精会神看一本破破烂烂的《棋谱》，口里还念念有词。老传达对所有来访的客人一概热情接待，但是他没想到居然还有报社记者来向他了解情况，仓促之中他有点受宠若惊，张惶失措。然而待到记者向他提出问题之后，他觉得尽可以松一口气了。
据老传达讲，他不止一次看到那个漂漂亮亮的、穿着打扮像公子哥儿的年轻人在晚间到单位里来。吃过晚饭没多会儿，他那部自行车就晃晃荡荡滑进了大院。全设计院百十部自行车，数他那部最新，最亮，好认。他一来就是一个晚上，不到关大门的时候不出办公室。有时候那个大姑娘也来，就是他同办公室姓海的那位。不过看起来他们俩不像是约好的。他先来还是她先来，没有准数。在办公室干些什么？那就不知道了。小伙子脾气傲，跟谁都不太答理，自然老传达不去讨那份没趣。赶上人家不高兴，给你个脸色看看，或是呛你几句，你说你受得了受不了？老传达自己也是个有身份的人，他儿子、他孙女都是大学生，他不缺跟大学生说句把话的机会。
老传达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如今的年轻人晚上都兴看电影、压马路、搞对象，肯学点儿的上“电大”、上“夜大”，像他那个孙女儿，晚上去上裁剪班，学家务活儿，这就少有了，可没见下了班还往办公室里钻的。又不是那些总工程师，肩上压了担子，加班加点是没办法。就算是想找个地方看看书吧，听说小伙子家里是资本家呢，四五口人住了一栋小洋楼呢，要什么有什么，快活似神仙了，何苦一晚一晚地泡在办公室里？
总之，老传达对安哲的举动表示完全不能理解。
七
海梦的叙述要比老传达具体和形象得多。海梦是在吃完午饭走出食堂的时候被记者截住的。那时所有在食堂吃饭的人都已经走光，两个胖胖的老大嫂在收拾桌子，记者建议海梦再回到食堂去坐一小会儿，因为在这个设计院里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供私下谈话的地方。海梦相当随和地表示同意。
你别看安哲一副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劲儿，她说，其实他心里边很苦闷。他那个家庭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叫人没法子心平气和地待下去。他看不惯他家里那些人，不光是那个继母。那副作派，那股腔调，那些来来往往白吃白喝的客人，都叫他恶心。所以他晚上总是到办公室来，否则你叫他在哪儿待着呢？女朋友吹了，电影嘛没什么可看的，逛马路？不是我们这号人干的事。
就说他在设计院里，也不能算干得顺心。其实我们七七、七八级分到院里的大学生们都不顺心。就是这样，我不怕你在报上捅出去。这句话在我心里憋得久了，现在不说，我也总会找个可说的机会。你想想吧，工程师、总工程师这么多，从二十多岁到六七十岁，哪个台阶的都有。并非这么多人都有事可干。任务来了，得尽长一辈的先要，剩下来的依次向后排。说起来，这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老年知识分子时间不多了，要让他们发挥余热；中年知识分子被耽搁了多年，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只有我们，年轻，干事业的日子还长，将来是属于我们的。你到我们单位排排队就知道了，“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有几个到今天还没单独接过设计任务呢。水文设计组那两个七八级分来的，两年下来连绘图板都没让碰过。
说起来，我们这批人小时候哪个没经过七灾八难呢？等到考上了大学，四年板凳坐下来，一个个都变得那么雄心勃勃，好像只要一打进社会，天下就是我们的了，海阔天空任跑任跳。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些梦想，红红绿绿的梦。到现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还是有人迷迷糊糊悟不过来，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错了。其实，说通了，社会就是一面厚厚的墙；人呢，只是一粒细细的砂土，飞起来，扑上去，不是被墙远远弹开，便是从此粘在了墙上。我这么说，你该觉得我这个人调子太灰了吧？不知怎么的，我就是乐观不起来，我给人的感觉总是沉重。其实，我个人生活并没受过什么挫折，没吃过苦，也没上过当，不该这么灰的，真怪。
安哲，我们是一个系的同学，我七七级，他七八级，常在一个教室里上大课，搞活动。在系里他算不上学习尖子，但是他学得轻松，真的。有位老先生预言他是我们中间最有潜力的一个。从来没见他泡过图书馆。那么多的作业，他晃悠晃悠不知怎么就做出来了。他能画一手好画，美国黑人民歌唱得满像回事。有一年“五四”晚会上台独唱，差点没把女生们听呆掉了。
我说过，我们这个单位闲人多。谁分进来都要请他先坐几年冷板凳。安哲成天在办公室里就是弄几本外语书看看。看外语算是业务学习，没有人反对。他去年花半年时间翻译了一本交通工程方面的书，二十万字，交通出版社已经在排印出版了。在学校时他第二外语修的是日语，现在又在自学法语，听说已经能看简单的小故事。这也好，提高外语水平，日后总会用得上，也算是“歪打正着”吧。不过，在国外，工程技术人员如果脱离本专业半年以上，那就完蛋了，新技术会毫不留情地把他淘汰。在我们这儿呢？大学毕业搁置个三年五年再使用你，后果将会如何？有谁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有一次，我曾经问安哲是不是觉得无聊，他说还可以。他这人是不会怨天尤人的，好像说那一句话就跌了份儿似的。
我不想瞒你，我喜欢安哲。当年喜欢他的女生很多，但是命运偏偏把他送到我这儿来了。我们在一个办公室，绘图桌几乎是面对面，这真是方便，对于想谈恋爱的人来说。我知道他心情不好。这个家庭，这个单位，他怎么能痛快呢？有时候，他越是装得大大咧咧，满不在乎，我就越是心里发疼，疼得我想要大声叫唤出来。我知道他晚上常到办公室，我也来，来陪陪他。不过我不能每次都和他正巧“撞”着，他会不高兴的。他大概很希望独自在办公室里安静安静。可是……怎么说呢？偏偏他看到集装箱码头方案的那个晚上，我没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方案里不合情理的地方的。第二天他把这事告诉了我，他说他发现那方案图纸尺寸不对，保险系数大得吓人。他大约估了一下，照这样算，国家要白白赔进去几百万呢！我一点儿也没吃惊，真的。几百万算什么？那些大的建设工程，国家赔上去的钱不是要论“亿”来计算吗？他望着我，眼光很固执，仿佛在等我拿个主意。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那么个神情。我说，安哲，赔多少也得赔呀，就这么回事。方案已经做出来了，总工程师都已经审核签字了，还能怎么办？这个码头的设计任务是签过合同的，误期要罚款，职工要被扣奖金，这一来事情就复杂了。他当时什么也没说，只用铅笔在一张纸头上划来划去，划来划去。当时我心里就明白，该怎么做，他其实已经有了决心，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的。
八
海梦真是个不起眼的姑娘，简直是太不起眼了！坐在饭桌另一边听她讲话的时候，记者心里忍不住这么想。她个儿倒不算矮，然而不知怎么浑身上下显得松松泡泡的，仿佛手指随便戳到哪儿都会现出个凹坑来。皮肤很白，却是那种很不正常的惨白，犹如一个第一次走出房门的产妇的肤色。加上脸上的毛孔太粗，使人总要想到是不是在肥皂水里泡得太久，把皮肤全部泡胀开了。她脸上唯一动人的是一双眼睛，杏圆形，双眼皮像用手术刀深深刻上去的一般，目光澄净。遗憾的是，一副老式眼镜又把眼睛严严实实藏在后面。
记不清在哪儿了，记者曾听人讲过，戴眼镜的女大学生最不为小伙子们喜欢，因为她们看上去学究味儿太浓，既刻板又固执，令人难以接近。记者想，看来这话还是有点道理的，眼前的海梦，就使年过四十的记者有点儿对之肃然。难怪她叫了这么个奇怪的名字，生活对她来说大约就是像海上的梦一样渺无边际。
九
临近中午的时候，记者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安哲打来的，问记者晚上是否有空，有些事情想跟他谈谈。记者进一步追问是什么事的时候，安哲在电话里变得吞吞吐吐。看来他是在单位里打的这个电话，附近一定不止是他一个人。
放下电话以后，记者忽然感到一阵惊讶。在他的记忆中，自从接手调查这件事以来，安哲还从来没有主动对他表示过“友好态度”。或许他的认真精神感动了安哲？有句俗话：心诚则灵嘛！记者为此好一阵高兴，在办公室来回踱步，大谈采访新闻中“至关重要”的经验：要取得被采访者的充分信任。两个刚从学校分出来的大学生赶紧搁笔侧身，十分虔诚地聆听教诲。记者越发来劲，顺便讲了好些新闻工作的“必要手段”。此番高谈阔论甚至惊动了采访部主任，主任从隔壁办公室里信步踱将过来，抚着胖胖的肚皮，一面点头赞许，一面就谆谆告诫记者要趁热打铁，迅速占领突破口，使这篇新闻报道一举成功。
当天晚上，记者破例没有回家吃饭，从报社食堂里买了两个馒头马马虎虎对付过去，又回到办公室里，把手边已有的材料略为整理一遍，然后试图为将要诞生的文章想一个恰到好处的题目。六点半，题目还没有想出来，时间却已经差不多了。他锁门下楼，从车棚里推出自己的自行车，骑上就走。七时整，他如约来到设计院附近立交桥下的街心花园里。安哲早已在一张绿色长椅上端坐等候。安哲解释说，没有请记者去办公室而找了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不愿意让单位里的同事看见他跟报纸发生什么关系。记者不禁为之悚然。
安哲颇为拘束地坐在长椅另一端，身子低低弯下去，两只手肘撑住膝盖，仿佛在胸口什么地方感到疼痛似的。他请求记者不要再到设计院去，尤其是不要再对有关他的事情作任何采访工作。记者注意到了，安哲在这里用的是祈使词“请求”而不是别的。一般说来，像安哲这样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们，是轻易不肯对人使用这种词句的。他总是在这儿那儿感觉到了某种严重威胁，记者想。
十
说起来，安哲近来在单位里的日子确实难过。春节快到了，往年在这个时候，照例会计室要给每个人送去一只信封，里面装的是年终奖金，奖金数目虽不吓人，却比一般事业单位要优厚得多，对于这些平日里清苦度日的工程师们来说，无疑是久旱的甘露，雪中的火炭。可是这几日单位里已经有消息传出，今年有相当一部分奖金要被财政部门扣除，因为全年度设计任务未能按期完成。完不成的原因，百分之百是由于集装箱码头的设计方案全部返了工。虽然几个主要设计人员加班熬夜，紧赶慢赶，终究是耽搁了其他几个设计任务的工程进度。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可以想象，安哲在这个设计院里简直无从抬头。知识分子们是讲“涵养”的，照例不会像泼妇无赖们那样跺脚骂街；但是那种恼怒，那种冷淡，那种视为异类、不屑一顾，从精神上来说更令人难以承受。
安哲无从申辩。院长和几个“总工”们属于月收入两百元以上的“高薪阶层”，不在乎几个年终奖金，自然不会注意到弥漫在全设计院的异常情绪。替安哲愤愤不平的那些刚分进来的大学生们，人微言轻，只能在私下里发发牢骚，骂学校里管分配的人事干部。其实他们心里也清楚，若是换一个别的什么单位，差不多也是如此遭遇，“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吧！好在他们年轻，有本钱，等个十年二十年还不算太晚。只是安哲，他们替他难过，替他不服。
昨天上午，安哲到资料室去还一本书的时候，地基设计组的一位中年工程师正在桌旁核对一个什么数据，手边摊着尚未完成的设计图纸。见到安哲进来，他猛然想到了什么似的，急忙把图纸对折起来，用一份资料盖住，然后相当尴尬地朝安哲笑笑。安哲心里自然知道，人家是害怕他再一次从图纸上挑出什么漏洞来。他成了野心家，成了会带来灾难的洪水猛兽！而且，这位工程师把事情做得如此拙劣，如此显露，连一向满不在乎的安哲都觉得不能容忍。
今天上午发放本月工资。安哲同办公室的一位细高挑儿的女技术员故意把瘪瘪的工资袋“啪”地往桌上一摔，又从眼角斜睨了安哲一眼，明显是提醒他：奖金要是扣掉，只有这么一点点工资了！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挑战，安哲猛地站了起来，冷冷地看了她半天，鼻子里“哼”了一声，转身就把两手卡在上衣口袋里，不屑一顾地走了。他知道，这神态、这举动都会使办公室的同事们加倍反感，但是他想不出别的对付办法。争吵？跟这样一个女人不值得；装没看见？他办不到。他不是那种好脾气的、能够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人，他只能以轻蔑来对付一切。
就是这样。安哲耸耸肩，淡淡地笑着，对记者说。就是这样，你觉得你能够理解吗？悲剧是在于：他的行动不仅仅是触犯了某些领导，而且是对全体同事构成了威胁。他犯了“众怒”。因此他在设计院里被彻底孤立了。他现在是坐在一座冒着烟气的火山口上，他感到了那种浸入骨髓的恐怖感、危机感、毁灭感。他竭力装得满不在乎，装得自在，超脱，甚至踌蹰满志，但是他装不太久了，装不太久了！人的神经毕竟只能绷到某个限度。
记者拍拍他的肩。他只好拍拍他的肩。这也许是表示某种安慰、同情，谁知道呢？见鬼！记者想抽烟了。他问安哲抽不抽烟？安哲摇头，却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牛肉干来，撕开口子，在记者和他自己的手心里各倒出几颗，扔一颗进嘴里，狠狠地嚼着。
桔红色和天蓝色的公共汽车从他们面前哐啷哐啷地驶过去，车内的灯光时明时灭。灯亮时，就听到售票员平平淡淡的吆喝买票的声音。天气不算太冷，可是路上几乎不见行人，空荡荡的柏油马路在灯光下发出一种寒光，灯光集中的地方，那寒光就愈加发亮，发青，凉飕飕的。从他们坐着的地方望上去，立交桥显得厚重沉实，坚不可摧一般，仿佛一座自天而降的钢筋水泥的大梁，沉沉地压在他们头上。记者觉得奇怪，这立交桥怎么跟白天走在上面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桥，是我一个同班同学参加设计的呀——安哲忽然说。是市政设计院搞出来的好东西，你看看，看看这桥墩，粗得跟什么似的？你再看上面那梁，好笨重呀，笨得发蠢了！立交桥嘛，给城市增加美感的建筑物，干吗不弄得轻巧一点？飘洒一点？我那同学曾经搞了个方案，我看过，桥体相当漂亮，可是他把方案送给主任工程师以后，不几天就被莫名其妙调到地基组，搞地面承载力计算去了。方案嘛，当然石沉大海，主任工程师从没提过这事，就跟没有似的！嗬嗬，那可是个本市建筑界有名的权威人士呢！
安哲往嘴里扔着牛肉干，呜噜呜噜地说着，嘴角微微撇下去，显出一种很超脱很淡漠又很不屑的样子。借着桥上射下来的灯光，记者能看见他下腭上的一根筋在狠狠地一上一下牵动。
哦呀呀，这些恃才自负的年轻人哟！说不定，就是他们这副自命不凡的模样惹得老辈人不高兴呢。记者想。
十一
五点半，下班的电铃响了。挂在传达室里的是一口日本电钟，日本建筑行业代表团来访的时候赠送的，准得没法再准。
可是钟点对于设计院里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早在五点钟左右，跛脚的老传达就背着手站在门口，无可奈何地望着人们零零星星地推车从他眼前擦过，在左往右地顺小街消失不见了。老传达心里感叹有学问的人都不怎么守规矩。真的，就说单位里难得三月两月地开个会吧，哪回不是开得七零八落，少了张三缺了李四？
也有守规矩的，譬如土建设计组的组长大老季。他几乎每次都在电铃响过之后才“蹬蹬蹬”地奔下楼来。倒不是他这人纪律性强，是他忙。组长嘛，土建设计方面“拿总”的嘛，全组人员设计的图纸和方案都得一张一张从他手里过，经他审核过了，点了头，签了字，才能送到总工那儿复审。他那脑子简直有点像是储存数据的电脑了。
这位五十年代土木建筑系出来的大学生，大高个儿，胖墩墩的，不论多忙多累，脸上始终带点儿微笑，显得十分和气、厚道。要说，他在设计院里人缘儿真是不错。论本事呢，他的设计能力起码在全院里是为人称道的。他通两门外语，还画得一手好图。他眼下唯一欠缺的是电子计算机这门学问。也难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上学辰光还没见过这玩意儿呢。眼下计算机时兴起来了，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小青年们摆弄去了。前年院里买进了一台12k的微处理机，除了两个专职搞软件的技术人员外，就只有安哲他们这批新分进来的大学生们围了它团团转，弄得那些老工程师们又眼馋又不服气。大老季曾经下决心试着要搞懂它，折腾了没一个星期，又罢手了。毕竟不年轻了，工作担子重，家务担子也重，弄得焦头烂额，顾此失彼，何必呢？
为了这事，大老季心里常犯嘀咕，怀疑自己是不是落伍了，要被时代淘汰了。也许安哲他们自负得有道理，他们学过计算机，学过运筹学、模糊数学、控制论、系统论……甚至还有一门别出心裁的课程，叫“工程师美学”。一个标准的现代工程技术人员需要的，他们差不多占全了，就凭这些，他们有资本向前辈人挑战。
大老季最后一个走出办公室，“蹬蹬蹬”地奔下楼去。推车出门的时候，他没忘了跟老传达笑着道了声“再会”。
他急着要去菜场买菜。离这儿不远有个农贸市场，因此每天买菜的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到了他的头上。五点半，市场快要收摊儿了，迟一步兴许就什么也买不着。他每天都这样急急地从楼上奔下来，又急急地骑车去市场。
他记起来了，那一天下班时，也就是这样急匆匆地离开办公室，他把经过总工程师审核签字的一份方案随手夹进文件夹里，文件夹就遗忘在办公桌上。那天晚上安哲到办公室，发现了这份东西。在此以前，安哲只参加了一部分数据的计算工作，至于码头设计总方案，他从来没让安哲看过。组里的设计人员有一大半没有看过。向来的规矩就是这样，各人负责各人的一部分工作，其余概不过问。大概，除了安哲，别人谁也不会有这份好奇心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码头设计方案嘛，大同小异的工程从他们手里过得多了，有什么好看的呢？
可是事情偏偏这么凑巧，安哲看到了这份方案。岂止是看一看呀，他居然复算了所有的数据，居然发现了方案是一个荒谬的、不合理的存在，因为保险系数打到了七倍！以后，以后……便是固执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建议、调查报告、意见书，口头的和诉诸于文字的。
在此以前他完完全全是低估了这个年轻人的能量了！他一直把他当作一个聪明的、漂漂亮亮的公子哥儿，他对这样的年轻人一向不以为然。
怎么说呢？当然，作为码头的主要设计人员之一，他不可能不对安哲恼火。所有设计人员都很恼火。他们全体败在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手上。工程设计返了工不算，多少年来约定俗成的在保险系数上“明三暗五”或者“明五暗七”的老规矩似乎就此要结束了，他们丢了一个大大的面子。但是大老季忽然又觉得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他断定他是在渐渐喜欢这个漂亮的“公子哥儿”。他欣赏安哲身上的傲劲儿，倔劲儿，还有那种年轻人才有的敏锐、聪颖、咄咄逼人和不顾一切。他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哪怕是其中一部分的气质。也许是时代不同。几十年过来了，老了，他却在这时候感觉到了从安哲身边吹过来的新鲜的风。凉丝丝的，但是很爽气，他喜欢。
十二
安哲的女朋友小姗，一对普普通通中学老师的独养女儿，自己现在也当了中学老师。这跟她大学时代玫瑰色的理想极不吻合，然而她却是真真实实被分在一所中学里。毕业前夕她曾为此在宿舍里放声大哭，弄得全班同学不知所措。可是走出校门以后她就命令自己决不准再哭了。无论境遇多惨，工作多不顺心，前途多暗淡渺茫，决不再哭。清高傲气的姑娘极懂得自尊自爱，她决心要凭自己的努力打出一片新天地来。
昔日的男朋友安哲运气总是比她要好。他分在设计院，专业对口，单位可心。对此小姗只不过一笑置之。她瞧不起那些凭出身和机遇青云直上的家伙，她觉得一切要靠自己奋斗，从困境中挣扎出来的成功者才是令人钦佩的。她也相信“处处青山埋忠骨”这句豪言壮语。也许有一天，她在“中学老师”这个行当上会作出点儿不同凡响的成绩。
她跟安哲住在同一条街道的同一个弄堂里，从小在同一个幼儿园长大。那时候安哲住的还是花园洋房。清贫的小姗父母阻止女儿跟安哲过多交往，因为他们觉得小姗和安哲之间有一道明显的壕沟。
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是从插队期间开始萌生的。在那个东海之滨的农场里，知识分子家的小姐和资本家的少爷同样处于被歧视被冷淡的地位，这使他们忽然觉得互相之间靠得近了。
1978年，他们双双考上了本市t大学，他在路桥系，她在外语系。一切都在向着令人满意的方面发展——前途、学业和爱情。
在那一年，安哲的父母意外地得到了一笔政府交还的数目可观的钱款后，全家又重新搬进了修复过的花园洋房。第一次跟着安哲踏进这座赭红色小楼的时候，敏感的小姗忽然觉得一切都有点儿不大对劲。这小楼跟她父母一辈子的人生哲学、跟她自己清高孤傲的脾性，都似乎不相吻合。她在安哲的父亲、继母和姐姐面前垂下眼皮，几乎没说过一句话。
这以后她对安哲的爱情也在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她常常不由自主地要用一种异样的心理去揣度安哲说过的每一句话和做过的每一件事。两颗敏感的心和两个孤傲的灵魂就这样不断相撞、折磨和痛苦着。
终于有一次，安哲的姐姐珍珍无意间在小姗面前说了句不该说的话，大意是讲小姗有眼力，有远见，插队时候爱上安哲没吃亏。小姗站在那里，冷冷地望了珍珍半天，然后跟谁也没打招呼就回去了。老吴为此很是责怪了珍珍几句。安哲却什么也没说。他知道，一切就要在小姗冷冷的凝望中结束了。他早就预感到了会有这么一天。
可是安哲总觉得还有一些话没跟小姗说清楚，他总想找机会跟她说说，却总也找不着。世界毕竟是很大很大的。t大学校园也是很大很大的。
他也不愿意简简单单地给她写封信去。用写信的方式说明一个心愿是最无可奈何、最怯懦无能的事情，他不愿意做。
初看起来，两个人似乎都没受到太多的震动。小姗依然是那么苗条、秀雅、矜持，孜孜不倦地去奔她自己的既定目标。她正在试图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教学方法，为此她拼命地、似懂非懂地啃着一大堆有关“科学学”的科技书籍。她懂得在这个靠电磁脉冲形式传播信息的时代，“创新”是多么可贵。
安哲的父亲老吴则为儿子总不对其他女性发生兴趣有些焦急了。年纪大的人总希望有孙儿孙女承欢膝下，偏偏他迟迟得不到这份天伦之乐。珍珍的远嫁他没放在心上，儿子的婚姻可是一件大事，他没法儿不着急。只是安哲，在家里总是那么一副冷冰冰的、不理不睬的神色，胳膊撑起来，大拇指头卡在衣袋边，楼上楼下旁若无人地走，踩得楼梯嘎嘎直响，让家里人听得心里发疼。
十三
就是那一天晚上，安哲清清楚楚记得，他就是那一天晚上在办公室里发现了集装箱码头设计方案的。
那天晚上家里留给他的印象便是通明透亮的灯火。楼上楼下，客厅里，甬道上，全是明晃的灯，以及被灯光照亮的脑满肠肥的男人和珠光宝气的女人。
珍珍这一天在家里举行订婚仪式，与那个“弥勒佛”样的令人发笑的华侨商人。
搞不清楚这些男男女女是从哪儿请来的。他们就着点心喝茶，打牌，还在客厅里拉开了沙发跳舞，“弥勒佛”握住了继母的手，珍珍则被一个油头粉面的胖大个子抱住细腰，慢悠悠地踏着音乐节奏转来转去。这一切都让安哲感到腻歪、丑陋。
后来便是颇为豪华的家宴。父亲为此特地请了两个专做广东菜的大师傅。所有的人都举杯祝贺新人幸福，所有的人都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说着许多吉庆的话。安哲记得，从入席以后的一个小时内，珍珍前后出去更换过三套服装，一套比一套艳丽，一套比一套新奇。而珍珍的每一次“出奇制胜”，都会引起一阵惊呼和艳羡。珍珍得意非常，愈加容光焕发。“弥勒佛”更是目光不离珍珍左右，毫不掩饰他对珍珍的赞赏和欲念。倒是父亲，静静地坐在安哲旁边，喝得很少，吃得也很少，仿佛累极了，倦极了。
再后来，安哲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马拉松”式的饭局，借口有事，独自离了席。幸亏客人们都在又一次欣赏珍珍的美容手段，谁也没有在意他的早退。
笑声闹声不断，安哲无处可逃。他出了家门，悠悠忽忽地在街上走，不知道怎么就走进了设计院。他告诉记者说，那天他真是就这么信步走过来的，他本来没有一点儿要到办公室的意思。人的行动常常不是出于理智，而是出于本能，不是吗？
接下来的事情，安哲踌躇了半天，觉得有点不便启齿。原因是要涉及到海梦。他不愿意在第三者面前说出任何有损于海梦的话来。经过商量，征得记者“一切保密”的保证以后，安哲才继续讲述下去。
他进了设计院的大门，传达室有几个闲人在下棋，老传达站在一边伸长了脖子看得有滋有味，没有看见他进来。
楼道里是黑黑的，他一边上楼一边顺手“啪啪”地开着灯。然后他就进了办公室。整座大楼里，只有他这一间办公室有灯光。办公室的窗口对街，灯亮起来，走在街上老远便能看见。海梦就是看见了灯光才跟过来的，她自己这么告诉过他。
如果来敲办公室门的不是海梦，而是小姗，那就好了。安哲说。他会马上忘记小姗的一切任性、偏执和不必要的自尊好强，把两年来积蓄的所有热情统统释放出来，奉献给心爱的姑娘。
然而站在面前的偏偏是海梦。苍白、沉默、毫无生气，只有一双眼睛执着地、不甘寂寞地紧盯住他。
很早以前——是的，很早以前他就发现，海梦对他的态度不同寻常。在学校的时候，她比他高一级，他们常常在一块儿上大课，搞活动。他从来没有注意过她。那时候他有小姗。何况，那么大的学校，漂亮的、才华出众的、各种各样引人注目的姑娘多着呢，他怎么可能注意到相貌平平的海梦？直到分配进设计院，到了这个办公室，两人的绘图桌又紧紧相对，他才有机会跟海梦说第一句话。他新来乍到，处处摸不着门路，海梦领着他楼上楼下转了好几趟。他中午在单位里吃一顿午饭，海梦于是中午也不回家了，只为饭后一段午休时间好为他解解愁闷。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松松泡泡没有一点骨头架子的姑娘，追求爱情时却表现得出乎意外的坚决、自信、不屈不挠。她甚至不打算隐瞒院里的那些同事们，她公开表示了对安哲的慕求。
问题在于安哲，他没办法对海梦发生兴趣。在大学的时候，男生们曾经这样总结过：漂亮而无才华的姑娘百分之百被小伙子喜欢；才貌双全的姑娘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不漂亮而偏偏聪明过人的，则很难找到爱情的归宿了。对此安哲没有一一进行过验证，但是眼前的这位海梦，他始终没有能喜欢上她。不知道是因为她松松软软毫无美感的体态，还是她过于苍白、过于严肃的神情。
在那个晚上，整座办公楼里只有他和海梦面面相视的时候，他只感到懊恼和烦闷。他坐立不安，一只手指神经质地敲打着桌子。他故意要让敏感的海梦察觉到自己在这里不受欢迎。她果然察觉了。她直截了当地问他，他们之间的事情有没有一点回旋余地？他摇了头。虽然他知道这样做未免过于冷漠和不近人情，他还是摇了头。
哦，哦……海梦不住声地说着，额角有一根青筋在皮肤下面突突地跳。她的神情沮丧得近于绝望了。我不知道……她说。可是她终于没说出来她不知道什么。
他站起来，走到窗口，胳膊撑开，两只大拇指头卡在口袋里，背对海梦。他说，他向来很尊重她，可是友谊和爱情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他说，他在爱情上受过挫折，也许现在心冷了，不能再爱上谁了，这是很讨厌、很麻烦、也很叫人扫兴的事，但是他无可奈何。他还说，他现在心里很闷，很烦，他毕业两年了，事业上仍然是一张白纸，他无法容忍这个现实……
他站着，两眼望着窗外的路灯，神思飘忽地说了很久。猛然转回身来，他才发现海梦早已经走了。她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就走了。他忽然觉得寂寞，非常非常寂寞，仿佛这办公室空得令人窒息。他垂下头去。
就在这时候，他发现了摆在办公桌上的一个蓝色硬壳的文件夹。他信手打开，随意翻着，仅仅是这么随意翻着。然后他就看见了夹在其中的集装箱码头设计方案。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这份完整的方案图纸。他被它吸引了过去……
十四
城建局设计院四位总工程师之一的章立早，是个精瘦精瘦的、不苟言笑的老头儿，身材颀长，满头银发柔顺地披在脑后，戴一副边框极细致极精巧的金边眼镜，地道的老派绅士风度。他早年留学欧美，据说得过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还娶过一位法国夫人。当然，回国的时候，他是孤身一人走下轮船的，不知道是他舍弃了夫人，还是夫人不愿跟他回来。这事他从未跟任何人说过。
章老如今的夫人是安徽桐城一个诗学之家的大家闺秀，解放前的金陵女大家政系毕业生，雍容大方，贤慧体贴，烹调、针线、生儿育女，样样叫人顺心。除了“文革”那几年，章老算是过了半辈子舒服日子。
众所周知，在这个设计院里，章老是个宝贝，其重要性如同孙大圣手中的金箍棒。有章老在，国内一切有关港口建设的学术会议都会有通知发到院里，同行业任何单位所出的任何简报、刊物、论文，都少不了本院的一份。这没办法，章老是港口设计权威，别人不能不买他的账，同样也不能不买这个小小设计院的账。说起来，章老今年七十有三，虽还是耳聪目明，眼脚健朗，到底是风烛残年，在一天是一天了。对此院领导深感忧虑，生怕章老有一天突然撒手而去，使支撑这个设计院的台基哗啦一声倾倒。
那份在城建局引起风波的集装箱码头设计方案，便是章老亲自审核和签字的。也许，早知道事情的后果，他在方案上动笔修改和签名的时候，不会那么简单草率和一厢情愿。然而，偏偏是他，在原方案保险系数已经打到六倍的情况下，红笔轻轻一勾，又加上了一倍。按说，一个总工程师在一份设计方案上多加一倍保险系数，这不是什么稀罕事情，多少年来章老就是这样做的。工程人员的笔下是百年大计，讲究的是严谨和稳妥，保险系数放大一点总不是坏事。只不过，章老实实在在是忽略了一点：方案上原来的保险系数已经达到了六倍！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装卸码头来说，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多余的、相当沉重的负担。章老毕竟是老了，在很多事情上他不再有工程人员的敏锐和精当，而习惯于墨守成规、谨小慎微。可以想象，在章老辉煌一生的最后时刻，他当然是愿意十分安稳地给自己打上一个句号的。至于多打一倍保险系数要搭上多少钱，他也许想到过，也许根本就没有。他是坐办公室坐了一辈子的高级工程人员，对于施工、对于投资、对于经济核算，他没有十分明确的概念。
十五
下午三点钟，记者走上楼梯。然后，他站在楼梯口犹豫了半天，思忖该不该在这时候去打扰院长。
在此之前，他总共找过院长三次，三次都没能对上一面。一次是碰上开院委会，宽大的院长办公室里横七竖八坐满了人，满屋子烟雾腾腾，记者仅仅把脑袋往里面伸了一伸，就被呛出来了。一次正逢院长外出，说是参加接待外国一个什么专家代表团，住大饭店，要整整两天。还有一次遗憾得很，记者根本不知道院长在不在？在干什么？他只听到虚掩的门内有窃窃的说话声，就赶紧转回了头。他怕在这时候冒冒失失闯进去，会使里面的人十分不快。要知道，一般说来，领导干部们是不喜欢记者过多了解本单位内情的。
记者在院长室门口站了有十秒钟的样子，终于抬手敲了敲门。碰见碰不见，他想，这是最后一次了。下次他决不再来，他不是那一类闲得无聊的文人，喜欢到处搜奇猎怪。他来，只是为了安哲。他想知道院领导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是第一手资料，而不是那些经过层层加工虚构最后送到报社和他耳中的传闻。
他听到门内的答话声。声音尖细，有点像个性子急躁的女人。然而站起身来把手伸给他的，却是身材魁梧，面色红润，眉眼透着一股忠厚之气的中年院长。惊愕之余，记者忍不住环顾左右，希望能在这间办公室里发现有第三者存在。但是没有。
几句话谈过之后，记者就发现，这位院长貌似忠厚，骨子里却不乏精明，很懂得处事和用人之道。难怪机构改革的时候，上百名与他不相上下的中年知识分子群中，上下一致地挑选和推荐了他任其职。
记者单刀直入，询问有关审批设计方案的种种程序。他希望院长对他如实讲明一切。
那当然。院长和气地笑着，身子微微侧向记者，一双细长白皙的手搁在椅背上，手指轮流轻轻叩击椅背的侧面。凭良心说，他也没打算对记者隐瞒什么。他上任不久，自以为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做错。他是属于那种既谦和又自信的知识分子。
据院长回忆，自他大学毕业分到这个设计院以后，二十多年没碰到过如此严重的返工现象。设计任务下来，分到各个设计组，组里再分工到人，各负其责。设计人员自己那里是第一关，组长是第二关，要将数据图纸汇拢审查。各组审定之后，再汇集到总工程师手里，由总工最后复审、签名，这才算手续齐全。一般说来，经过这层层审定，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出现的。偶尔有工程失败，大多是由于施工中达不到技术标准，导致隐患存在。安哲的大哥安伯，不就是吃了施工人员的亏吗？
怎么居然能把保险系数打到七倍的呢？哦哦，这完全可以理解。施工生产一向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偷工减料现象时有发生，规定用一吨石子的，人家用了一吨泥巴，你坐在办公室里怎么能知道到底用上去的是什么？如此种种防不胜防。再比如吧，工厂管理和销售手段还不是十分令人放心的吧？你在图纸上标明要用“500”号水泥，用上去之后才发现实际强度只有“300”号，你说你能怎么办？找厂家打官司？说不定连产品是属于哪家工厂都查不出来。这样，为防万一，设计人员只能加大保险系数。投资多少是建筑单位的事，工程质量好坏却是设计人员的事，信誉关天，性命关天，宁宽勿紧。本来保险系数打到三倍也就足够了，设计人员一小心，再加个两倍。到了组长那儿，组长又加上一倍。复审时，总工程师索性再加一倍。这样，累积安全系数不就是七倍了吗？性命换来的教训哪！不是开玩笑的事。要说浪费吧，多少年就这么过来的，惯了。不是安哲这么一捅，或许谁都没觉得怎么样。中国的事情，不从根本上来个改革，光紧当中的哪一个环节，没用。
十六
记者从院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心情沉重，脚步拖沓。随着院长在他背后轻轻地把门撞上，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一个密封的大院子外面似的，无法清清楚楚地窥见院里错综复杂的一切。他抬起胳膊，用三个指头在额头上使劲抹了一把，仿佛那些令人烦恼的事情就是沾在额头上的灰尘，这一抹多少总能抹去一些。
他在楼道里慢吞吞地走着，一面低头望着自己的鞋尖。鞋面上落了薄薄的一层灰，因为裤脚拂来拂去，灰尘在鞋尖上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图案。有点儿像院长那双弯弯的、又聪明又忠厚的眼睛。院长对安哲到底是怎么看的？他没说。不过他话里的意思其实很明白：设计人员自有一本难念的经哪！
记者走到资料室门口，只觉得眼前光线一暗，一个胖胖的小伙子挡住了他的去路。这小胖子皮肤白嫩，眉眼细长，有点发黄的头发软耷耷地垂在额前，形成一个倒三角形。穿一件藏青色宽条灯芯绒西服，边角处磨得有点发白，衣袋张着大口，里面鼓鼓囊囊不知塞了些什么。
你是记者？是不是……你……记者？小胖子结结巴巴的，白嫩的面皮涨得泛出淡红。
记者笑了起来。是被逗笑了。这小胖子很可爱，像个娇嫩的玫瑰般的小姑娘。记者忽然想到：这样的人在单位里，该不会碰上安哲那样的遭遇吧？
使记者没有料到的是：小胖子居然是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的毕业生，七九级的，分到单位以后一直在资料室里当资料员。按说，在如今这个时代里，走遍全国上下，哪儿不在大兴土木、大搞建设？一个名牌大学土建系的毕业生，怎么也不该在资料室里坐冷板凳的。可是资料室总也得要个懂行的人管着呀！国内国外那么多的期刊、图书、资料，随便找个青工来，弄得清楚吗？院里的那些老工程师们，中年工程师们，十年时光已经被耽误了，如今总不能再耽误他们。院长说，等单位里再有新的大学生分进来，就换出小胖子搞专业。说是这么说，设计院里超编现象严重，月月发工资时会计愁得不行，何年何月才有“新的大学生”分进来？
至此，记者面对这个可爱的小胖子，不再发笑而是心里发疼了。
现在小胖子半路截住记者，是想要告单位领导一状。不为他自己，为好朋友安哲。据他说，设计院里最近分到一个去日本进修港口建造的名额，要求是懂日语，并且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屈指算来，全设计院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只有安哲，他在大学三年级时第二外语学的就是口语。但是院里往上报名单时，没有报安哲而报了个海梦。偏偏日本人有点儿“重男轻女”，来电说明他们不接受这方面的女进修生。结果呢，院里干脆把名额退了，说是找不出来符合条件的人。那么事情就明摆着了，报复！不是吗？正像莎士比亚那个剧本的名字：一报还一报！
小胖子忿忿地对记者说着，额前那片成三角形的头发仿佛垂得更低更密了，本来线条很柔和的面颊也因为气愤而鼓了起来，变得圆滚滚的。
这么说，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替安哲抱不平啦。记者心里有点儿欣慰地想。他拿出本子，把这件事情记下来，准备找院里有关领导核实一下。不管怎么讲，这个事实又一次证明了安哲目前在单位里的处境。然后记者就想到，跟这个热心的小胖子聊聊，也许能得到不少关于安哲的信息。
从哪儿说起呢？小胖子伸手捋了一把额前的短发。记者提示他，就从安哲偶尔发现了集装箱码头设计方案的不合理之处，着手为自己的观点收集原始材料说起。那些日子，安哲不是常常钻在资料室里，看了好些国内外设计同类码头的方案和数据吗？
小胖子不停地扭动着自己的十个手指，嗫嚅了半天，声明说，他有必要跟记者讲一讲他和安哲的初次相识。
其实，相识的过程也很平凡。那时候，他刚分到单位，心情有些灰暗。在清华他学习成绩不错，因为是独子，照顾家庭关系才分回了家乡。在这个大专院校荟集的著名城市里，本地学校毕业的学生就已经为数可观了，差不多的好单位都是他们捷足先登，他被分到这个设计院里。他虽是土建系毕业，学的却是环保专业，跟港口建造关系不大。况且在这里他干的是资料工作。他感到委屈。他对先他一年来到单位的安哲他们有些嫉妒。这当然毫无道理，可是除此之外他怎么安慰自己呢？他尤其看不惯安哲的派头：穿一件羊皮夹克，胳膊撑开来，大拇指头卡在衣袋口，肩膀端着，从走廊里“咔咔”地走过去的时候，那么满不在乎，那么旁若无人。以前，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学校里上万名男女同学，衣着打扮，待人接物，要朴实多了。甚至你在校园里能看得见穿圆口布鞋的男学生。
因为资料室工作清闲，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想搞文字翻译，翻一些国外有关土建方面的论著。他开始有意识地在资料库里寻找那些有价值的、未曾被介绍过来的原文著作。他惊讶地发现，有好几本这样的书都已经被人借走了，在借阅登记簿里填的名字是安哲。从此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个公子哥儿式的同事。他说服自己：安哲在单位里的处境并不比他顺当，也是一个不被使用的闲人，也许在这副大大咧咧的外表下掩藏的是一颗不甘沉沦的雄心？
有一次，他到科技出版社订购一批图书资料，意外地碰到了安哲。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猜想到安哲是来联系出版翻译著作的，一问，果然如此。这是他到单位以后第一次跟安哲说话。他发现他们谈得很合拍，有很多共同语言。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他常常帮安哲留心收集有关码头建造方面的资料。有一本美国出版的有关冻土施工方面的教材，他们准备合作翻译。在他这个光线明亮的资料室里，安哲几乎每天都要来看点儿什么，摘抄点儿什么，有时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这样说，行吗？小胖子抬手又摸了摸额前的短发。为使他镇静下来，记者故意摸出一根烟，点上，慢悠悠地抽了一口。
十七
那天，早上他来上班的时候，安哲已经等候在资料室门口了。从来没有人这么早就来光顾资料室的，他觉得奇怪。他问安哲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安哲摇头，说是来查一些资料，然后就递给他一叠借单。他记得，借单上写的是院里前些时候集中力量设计的某个集装箱码头的原始资料：港口附近水文情况、地质情况、准备停泊的吨位、预测港口建成之后的月吞吐量，以及港口所在地区物产资源和经济发展趋势的情报，等等。资料都已经归档了，查起来很麻烦。说真的，若不是安哲去借，他还真不愿意帮这个忙。不过，安哲到底是借了干什么用，他没问。那天安哲脸色阴沉，跟他说话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气，他不想去碰这个钉子。
这以后，有好几天，安哲频繁地到资料室来，来了就埋在角落里，不是翻看那些原始资料，就是寻找国外建造集装箱码头的方案、图纸、投资标准、建造费用……有时候，随手从口袋里摸出计算器来，一遍两遍地算上一通。又有时候，海梦也来，坐在旁边帮着计算，帮着翻寻资料。两个人都不声不响，甚至谁都不看谁一眼，然而又合作得那么默契。至于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心里有数，不使打扰。
有一次，快下班的时候，资料室里的人都走光了，他打扫房间，发现安哲独自站在书架后面，一手抱在腰间，一手握住了下巴，凝神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叶。那一次，安哲终于告诉他，刚刚完工的集装箱码头设计方案不合理，图纸上保险系数标明是三倍，实际上却打到七倍！这么一来，国家要多投资一百七十万元。这个数字是安哲和海梦反复核算出来的，一点不错。一百七十万元哪！等于把这么多钞票毫无道理地塞到地基下面，让它烂掉、化掉。他不相信。总工程师都复审过了，方案已经定了，这么多的人经手搞出来的，大家都愿意白白掷出去一百七十万吗？也许……也许考虑到将来经济发展的迅速，尽可能把码头的建造标准做得高一点吧？安哲垂下手，淡淡地笑了笑，告诉他说，这个码头从开始勘探起，每一个环节就已经把经济发展的远景考虑进去了，无论如何，经济发展不可能无节制、无边际，不会乘上宇宙飞船。码头载运量的发展曲线应该是一条“生命曲线”——生长、顶峰、衰亡。到一定时候，码头会被淘汰的。七倍的保险系数，没必要，完全完全没必要。
那个晚上，他一直在想：没必要，却又要这么搞，而且上下一致地默认了这个事实，到底是对国家过分负责任了呢？还是不负责任？
又过了一天，是国庆节，全体放假三天。年轻人在家呆不住，他想约安哲去打草地网球。安哲告诉他，这三天时间里要到准备建码头的那个港口去看看，弄清楚建那个码头到底需要多高的施工标准。如果保险系数打到七倍确属需要，没说的，撤回意见。他问安哲，是不是他们设计组长派他出这趟公差？安哲说，不是公差，他自己掏路费，把情况弄清楚了，他就死心了。
说到这里，记者问他单位里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小胖子一口否定说，没有了，不会再有了，他们是好朋友，安哲才肯告诉他的。安哲这个人做事从来不喜欢四处张扬。小胖子还说，在这一点上他极佩服安哲：要么不下水，下了水就非要摸到河底不可。他还问记者：你喜欢美国西部电影吗？喜欢不喜欢那些顽强的、勇敢的、打不死的拓荒者们？安哲身上就有那么股子劲儿。
十八
在事情的某一个环节上小胖子说错了，到港口去的不是安哲一个人，是两个，安哲和海梦。
不过可以肯定，这绝对没有经过事先约定。那天早上，在肮脏的、拥挤的长途汽车站，在长长的排队上车的人群里，当海梦背了个书包气喘吁吁出现在安哲面前的时候，这个向来十分冷静的小伙子惊讶得噎住了一口气。海梦把捏在手里的车票摊给他看，是一张刚刚买到手的站票，旅行终点跟他一致。安哲努力回想自己什么时候将国庆出访的消息告诉了海梦，以至于她不顾一切地跟了过来。结果他坚决否认自己有任何不慎之处。那么海梦到底是怎么侦察出他的动向的，就不得而知了。
漫长的汽车旅行途中，安哲用不容置疑的手势将海梦逼坐在他的座位上，自己直挺挺地一直站到了目的地。在汽车上他固执地不跟她说一句话。海梦此番义举非但没有使他感动，倒令他从头到脚麻剌剌地很不舒服。在爱情问题上，安哲从来就讨厌女孩子们的过分主动。况且，自以为很隐秘很自在的出行，却被海梦识破并且盯住，他也极为扫兴。
十九
记者在一个十岁男孩的指引下，找到了土建组长老季的家。这是一幢老式的石库门房子，进门以后有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长了青苔的天井，幽暗而又狭小的楼梯曲曲折折，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每一道转弯口记者总要不慎碰到点儿什么，有一次居然踏倒了一个痰盂，幸亏那是空的，昏暗中一个老太太的眼睛像猫似的瞪了他一下。
老季的屋子没有关门，只在当腰里挂了一块花布帘子。隔了布帘能看见老季高高大大的、忙碌的身影。他在倒水给床上的孩子吃药。孩子也不过十二三岁，长得很瘦，因为发烧而脸蛋通红。老季爱人还没有回来。她是在一所中学当班主任的，星期天常要出去家访。
和记者说了几句话以后，老季就俯身到床边，问孩子想吃点什么。孩子想了想，回答说是想喝鱼汤。老季为难了。市面上鲫鱼要卖到三块多钱一斤，而打算用来过个稍微奢侈一点的春节的年终奖金，却因为那个集装箱码头设计方案的返工，眼睁睁看着它们从手指缝里滑掉了。
老季说，他和他妻子在这里已经整整住了十五年。先是只有一间屋，没地方烧饭，各自吃食堂。后来，有了一个三家合用的厨房，总算在生活中多了一点小家庭的乐趣。这里唯一的好处是孩子上学方便。这一个地段里总共有两所全市重点中学，孩子只要考进去，以后上大学是没问题的。他说他和妻子都已经人到中年了，这辈子不会再有什么出息，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很聪明，就是体质太弱，常生病。小时候没能把他照料好，现在悔之晚矣。
记者喝了一口用茉莉花茶泡开的味道有些俗气的茶水后，措手不及地问了他一个问题：安哲如果在这个设计院呆下去，你以为他前途如何？
不一定。老季眯起眼睛说。无论今后科学发展到何种程度，用它来预测一个人的未来，总还是太简单了点。有两种情况：安哲从此改变初衷，不再那么固执己见、锋芒毕露；院里的同事们宽宏大量，对已经发生的不快表示谅解。记者又问：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比如说，上下一致地承认安哲行之有理？
对于这种设想，老季迟疑了很久，摇了摇头。他说，事实上，安哲的发现不同于揭露出一个营私舞弊的大贪污案，很难断定削减一百七十万元经费以后这个码头建造出来的质量问题。或许会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在建筑行业未曾实现彻底改革之前，大部分工程的建造质量不能令人放心。记者问，既然如此，为什么终究还是按安哲的意见重做了码头设计方案？老季对此付之暧昧的一笑。怎么说呢？事情已经反映到城建局领导那儿，基本建设工程中浪费现象严重的问题目前正被引起重视，一百七十万元毕竟不是个小的数目。就拿贵报来说，对此事不是很感兴趣吗？
说到这里，记者感觉到老季那双眼睛十分暗淡无光，明显表露了那种无可奈何的神色。记者这时候心乱如麻，几乎要作放弃报道安哲事件的打算了。为了缓和情绪，他顺便问起了院里拒绝送安哲出国进修的事情。老季说他对此不十分清楚。这种事情一般都是院领导直接过问的，组长只负责提供本组人员的业务情况。从心里说，他很赏识安哲的专业水平。他预言安哲将来造诣不会太浅。只是，如果安哲这副大大咧咧的“公子哥儿”派头不改，如果他这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脾气不改，那会给他事业的发展带来麻烦。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老老实实的、埋头苦干的年轻人总要讨便宜得多。这次不让他到日本进修，说穿了，恐怕还是他身上叫人看不惯的东西太多，包括出身，包括穿着打扮。
至此，记者对老季这个人的印象仍然模糊不清。在安哲这件事情上，很难说老季是反对还是赞同。也许这是中年知识分子多年以来形成的“个性”吧。
然后便是老季的儿子要起床撒尿，老季躬腰替他在床下找鞋子，话题就此打断。接着，老季爱人家访回来。这是个瘦小的、态度异常严肃的女人，齐耳短发直直地垂着，右边用一根黑发夹子仔细别住。衣服也是七十年代的那种藏青的棉中西式罩衣，洗得很旧，但很干净。她只对记者淡淡一笑，便不再说话。这时候记者适时地告辞。老季要留记者吃饭，他坚决谢辞了，他觉得这里气氛有些压抑、拘束，不太适宜一个陌生人存在。
二十
海梦说，她和安哲一共到港口去了两次。第二次去，她是请的病假。那时她正好有点小毛病，好像是耳朵有点发炎还是什么的。安哲则干脆请了两天事假。去的时候，集装箱码头的第一期工程已经开始动工了，有一个工程队在那里清理地基，附近搭起了一大片简易工房。他们找了港口负责人，找了该港口所属市的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以及附近的气象站、水利局，抄回了不少有关资料。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接待他们的人，在他们掏出工作证、解释了此行的目的之后，态度都还热情友好。
当然，两次出行的结果，更加证实了原设计方案的谬误：方案中所依据的各种基本数字本来就放得相当宽松，保险系数打到三倍已经是绰绰有余！为了不至于因为自己实践经验不足，仅凭主观想象从事，安哲特地把所搜集的资料带到母校，请教了本系一个颇有权威的副教授。教授肯定了安哲的意见完全正确。教授还十分感叹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国家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就是这样无节制地放大保险系数，以至浪费的资金和人力无法计量！我们的“建筑规范”还是五十年代从苏联套用得来的，三十年后已经交得陈腐不堪。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怕出事故，怕负责任，每接任务必按“规范”设计制图。除此之外，设计标准也有问题。国外现在的设计方法是按建筑材料的“极限承载力”计算，算到最后总起来打一个保险系数。而我们用的却是“允许承载力”。比如说吧，一根钢筋的极限承载力是150公斤；按允许承载力算，就只有100甚至80公斤，两根才能顶一根用。再加上钢筋出厂时在“允许承载力”上就已经打了折扣，图纸设计工程中每道关口都要给保险系数加码，折腾下来，一个工程光是钢筋就要多用上多少？所以，我们的桥梁、我们的楼房、我们绝大部分的建筑设施，都显得那么厚重、那么笨拙，好像要千年万年遗传下去直至地球毁灭一样。然而因为施工质量的马虎，建筑材料的不过关，施工单位的贪污、盗用、偷梁换柱、巧取豪夺，工程设计中保险系数尽管一放再放，仍然极少有建成之后完全符合原设计标准的事情。仅以国家公路为例，无论是刚性路面、柔性路面，在你的记忆中，你曾经走过一条建成之后不再返工、不再修补的道路吗？
教授说到这里，长叹一声，连连摆手，表示无意再谈下去。当然，海梦补充说，这都是安哲后来告诉她的。去学校的时候，安哲执意不肯要她陪同。他不喜欢让老师和同学们看到他和她双双而行。不过后来安哲告诉她这些情况的时候，显得异常激动，一只手放在桌上，不停地对她做着手势。她觉得这些手势都极富有表现力。在她和安哲交往的很长时间里，这是安哲第一次跟她说这么多话。
就在这一次交谈中，海梦坦率地告诉记者，安哲不爱她。以前没有爱上，以后也永远不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总不喜欢我，海梦茫然而又苦恼地说，跟他那个女朋友重归于好，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在此之前他从未在任何场合提起过她，从来没有。他看起来不像是那种痴情的、缠缠绵绵的人。那末，在安哲之前你曾经爱上过别的什么人吗？记者顺便问她。海梦沮丧地摇头。她说她现在已经为这个问题后悔不已了。她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从小给予她的教育就是读书求知，她甚至连爱情小说都很少看过。大学期间她禁止自己跟男同学过多接触。现在想起来，当时也曾有过一两个男生对她表示好感的，她却浑然没有理解到是这种意思。直至分配了工作，直至二十五岁生日过去了，她才醒悟到自己在人生道路上还缺了这一大步。她感觉到惊恐，以为自己这辈子大概不会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就在这时候，她生活中走进了安哲，她无法抑制地爱上了他……
记者很感兴趣地问她，在安哲为推翻集装箱码头原设计方案而努力的过程中，她竭尽全力地保护和帮助了安哲，是否完全出自爱情？这个问题使海梦一时显得措手不及，但是经过思考之后，她回答说，爱情仅仅是一部分原因。她早就明白了安哲不爱她，他们俩人的性格、情趣、气质，非但格格不入，而且不会相互补充和完善。明白这一点仍然要帮助安哲，是因为……他们都是受过同一种教育的年轻人。
记者相信海梦没有对他撒谎。这个苍白的姑娘虽然看起来给人一种昏昏欲睡的乏味的感觉，性格却是相当坦率和透明的。记者不无问情地问起她对自己今后生活道路的设想，她立刻回答说她准备考研究生，攻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她已经准备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科学事业。记者思索片刻，虽然不无遗憾，却也觉得这是一条较为积极的道路。不过他总不相信海梦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世界上难以预料的事情多着呢？
二十一
安哲请求将集装箱码头的设计方案推翻重做的报告，是在元旦之前半个月传到总工程师章立早手里的。土建设计组长老季曾经出于善意将报告扣压了十来天。在这十天里，他不下三次地找安哲谈话，把重做方案的利害关系一一摆给小伙子听。他甚至提到了安哲的哥哥安伯。在本市建筑界，安伯的惨死一直作为血的教训在工程技术人员中为人熟记。安伯之死固然是因为“文革”中的无法无天，然而若不是机场跑道出了事故，年轻有为的工程师能在“文革”前夕□铛入狱吗？
遗憾的是安哲这个人相当固执，相当自信，毫不为任何劝解所动。无论老季说什么，他总是那么一副似听非听的样子：身子倚靠在椅背上，头抬着，眼睛望着对面墙壁上的某一点，两条胳膊随意地抱在胸前。再不然就是两手插在口袋里，来来回回在办公室走动，皮鞋发出有力的“咔咔”声。好脾气的老季终于放弃了劝其罢休的努力。
事情也巧，报告送到章总手里的当天，他接到一份措词十分恭敬的请柬，请他参加在南方某地召开的有关港口内运输流程的全国性会议。时值隆冬，而会议集结地却是著名的避寒胜地，章老自然乐于前往。按章老原来的意思，最好是带上老夫人同行，便于一路照顾他的起居饮食。七十多岁的人，毕竟是疏忽不得的。然而院领导考虑到影响问题，决定派一位中年工程师代替章夫人陪同前行。这一去就是整整半个月。等过了元旦章老再来上班，早已忘了抽屉里还有一份内容详尽的报告书。幸亏老季做事认真，特意跑去提醒了一次，报告书这才堂而皇之地摆上了章老的桌面。
自然，在章老看来，这个叫安哲的年轻人有些异想天开。一份完整的、技术上无懈可击的、已经签字生效的工程设计方案，居然被请求推翻重来，在本设计院里几乎没有先例。他没有仔细看这份报告。他的事情委实太多了：审核工程图纸、撰写学术论文、政协座谈会、“农工党”每月一次的例会、接待外宾……最近市里组成了一个“市政建设咨询小组”，三十二个人，全是大学知名教授和高级工程师，他也是其中一个。咨询小组算是市长的高级顾问，说出话来很有点儿作用的，为此他孩子般地有几分自豪。逢到记者来访的时候，他也会由衷地称赞几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元旦过后一个星期，安哲总不见章总那儿有什么反应，沉不住气了，催促老季再去探探结果。老季回来后告诉安哲说，报告书已经被章总锁进了文件柜，章总的答复只有几个字：主人翁精神可嘉，重做方案似无必要。安哲当时脸色阴沉，一句话没有讲。事后安哲告诉资料室小胖子说，报告书仅此一份，再无底稿，被章老锁进文件柜实在是糟糕。这也算是办事缺乏经验。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安哲硬着头皮去找章老，把报告书要了回来。那次安哲以为自己多多少少要被章老教训几句的，结果没有，章老全神贯注在看一份工程图纸，只把柜门钥匙交给了安哲，让他自己开了柜门去找。
元旦后十天，报告书又摆上了院长的桌子。院长那时新近上任，大事小事不敢疏忽，既然报告书写出来了，他想总要给人家一个较负责任的答复。他自己曾经认真看过了报告书，并且觉得此中意见不无道理。在一个院办公会议上，他委婉地向四位总工提出建议，请他们把这份报告书传阅一遍，再集体讨论一下，作出决定。
四位总工是本设计院四大台柱，平均年龄六十八岁。其中两位出国喝过洋墨水，有着标标准准的“博士”头衔。另两位完全是在国内奋斗出来的，虽说少镀了一层“金”，却也是师出有名，国内建筑界里名声不小。这样，在这个设计院里，在这四位总工之间，便有了一层微妙的、外人难以说清的关系。表面看上去和平共处、客客气气，真要坐下来讨论什么问题，四个人之间便很少有意见一致的时候，双方比数是二比二平。
关于安哲的报告书一共讨论过两次。第一次，除章总表示否定外，其他三位不知底里，不便贸然表态，含含糊糊应付了过去。第二次，会场上的倾向很明显了，章总联合了另一位“洋博士”坚决否定了安哲的意见。章总认为，在工程设计的保险系数上翻来覆去，斤斤计较，未免缺乏干大事业的气魄。那两位总工在此之前没有参加码头工程的设计工作，这次是先看了安哲的报告而后再去看方案图纸的，因而对安哲的意见表示了极大赞同，一再感叹年轻人的敏锐、精细、有经济头脑、有责任心。讨论到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二比二。
情况上报到院长那里，院长对此结果不免苦笑。那段时间，体制改革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起来，院长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在他眼里，比一个码头工程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事情多得不计其数，安哲的报告书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二十二
经过几乎半年的奔走，珍珍终于拿到了出国护照。从此以后她将要在美国一个叫圣克拉拉县的小城市定居，当一个飘泊异乡的海外游子了。临行前，她坐在摆满了客厅的大大小小的箱包上，半是高兴半是伤感地说，以后，万一，她的丈夫离弃了她，她可怎么再回到这个家呢？那个胖胖的“弥勒佛”赶紧在旁边郑重声明：他将一辈子忠诚于她。继母便非常凑趣地说，等他们抱上儿子了，她希望能和老吴一起飞往美国探望女儿一家。听到这里，安哲再也忍耐不住，忿忿地跑上楼去。他讨厌这些虚情假意、庸俗至极的谈话。
然而珍珍去机场时他不能不送。坐在一辆出租小面包车里的时候，珍珍对他说，她觉得他在这里混得相当窝囊。以他的才情，加上运气，他是应该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她真心诚意地说，在美国定居下来以后，她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帮弟弟弄到一个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她丈夫已经答应出这笔保证金。留学期间的费用，她也将负责到底，哪怕她出去给人家涮盘子当保姆。
对于珍珍出国前这番异常慷慨的、充满骨肉之情的嘱咐，安哲不置可否。他只是笑了笑，伸手托住了珍珍快要滑下肩来的白色小羊皮背包。进机场前，珍珍又一次提起此事，他含糊地说，看吧，看他的运气到底如何。要是非出国不可，他会写信告诉她的。
在这之后，安哲跟记者有过第二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安哲充满矛盾地说，也许真有一天他会下这个决心。他不是个经受得了一切的硬汉子，他脆弱，容易激动，也容易失望。现在就处在这个失望的低潮。记者告诉他，他看上去倒是相当坚强。是吗？他自嘲地摸了摸自己的脸。看上去是这样的吗？可是人会表现出他的多重性格来的。明明痛苦，却要故作镇静；明明快乐，又偏偏装得悲天悯人。
他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自费留学去了，是去德国。他很鄙夷他。那个同学学习成绩平平，而对各类政治活动却极感兴趣，曾标榜自己是社会活动家。学校搞“竞选”的那年，他很出了一阵风头。然而他在全班第一个自费出国去了。送别晚会上安哲干干脆脆地对他说，这种行动没别的可解释，只能是四个字：逃避责任。
可是如今安哲自己也不能遏止这个念头了，他感到可悲。是啊，也许出国留学是一条捷径。凭他的底子和志气，他不信拿不到一个“博士”回来。一个光灿灿的博士头衔，对于很多人是一种威迫，一种责权和地位的象征，他们会对他另眼相看，委以重任，唯命是从。处于这种地位，他才能痛痛快快干他想干的事情。是啊是啊，他可以省去走很多弯弯曲曲的、艰难困顿的路。搞工程的和搞文学艺术的不太一样，弯路走得太多并不是好事。要知道，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以年和月来计算，而是分分秒秒都在使人瞠目结舌啊！
二十三
经过反复权衡和多方考虑之后，记者仍然觉得有必要对安哲的女朋友小姗作一次非正式采访。
记者在一所中学的外语办公室里找到了她。其时她正被一群学生包围，给他们讲解作业本上的错误。见到记者的时候，她仿佛没有丝毫惊讶或者惶然，站起身来，伸手掠开披在额头的卷发，极大方、极自然地点了点头。在这之前记者曾经偶然见过她一次，相隔较远，看见的又是背影，记者只觉得她身材可人，风度极佳，印象很是不错。现在看起来，她确实是个相当漂亮的姑娘。她皮肤光洁，额头高而饱满，眼睛微凹，带有点浅浅的灰色，显得沉静、忧郁而且意味深长。鼻根左边有一颗小小的深红色的痣，仿佛类似画龙点睛的作用，给她的脸上平添了几分活泼和俏皮。
记者讲明来意之后，她环顾了一下闹哄哄的办公室，断然提议说：“马路对面有一个小咖啡馆，很清静，我们到那儿去谈吧。”
要了咖啡，坐定下来，她小口地呷着，眼睛凝神望着杯中深褐色的液体，忽然说：“他都告诉过我了，关于你的活动。”记者对她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先是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就笑了，说，他只不过是有兴趣了解发生在设计院里的这件事，写不写还不能决定下来。愿意写什么是记者的事，愿望登什么就是报社领导的事了。小姗对他的回答显然很失望。“哦，”她说，“哦，原来是这样。可是我一直认为报社是支持他的。在这件事情上支持他的人太少了！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总是这样暧昧不清，模棱两可？世界上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够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的人了吗？”她放下手里的杯子，望了一眼记者，低声说：“对不起，我情绪又激动了。我这个人有时候挺会耍小脾气。”
记者毫不动气地说，这一点儿也没关系，当记者的对这种场面已经充分锻炼出来了。他们所接触的各种人不计其数，有哭的，有笑的，有下跪磕头的，也有拍桌大骂的，总之，见多不怪。接着记者就问她，关于这件事，下一步安哲有什么打算？她抬起头米，略含忧郁的眼睛惊讶地盯住他：“打算？你是问的这个问题吗？老天爷，他会有什么打算？他什么都不知道！你以为他是那种老谋深算的人吗？要懂得为自己打算，他就不会否定那份设计方案了。”记者意味深长地插话说：“那么，你也许就不会跟他重归于好了。”小姗听到这句话稍稍有些脸红。然后她承认说，是这样。
“那时候他大概心情坏得厉害。有好几次，我看见他在我家门口来回地走。只是走，并没有要进来的意思。有一天晚上，下雨，我在楼上关窗户的时候，一探头，看见他还是孤零零地站在马路上。他真像有点儿发傻了，有冬天站在雨地里挨淋的人吗？我憋不住，拿了伞下楼去。他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我从他背后走过去，给他把伞撑在头上。他头也不回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会出来的。’我扳过他的脸，满脸是亮晶晶的水，头发都粘在脑门上，那双眼睛，那双眼睛……哦，你不知道，那一瞬间我忽然醒悟到，我以前做了一件多傻多傻的事，我们俩实际上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是啊，谁也离不开谁的。我们都做了一件傻事。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他的报告书被总工程师否定了。不，也许不应该说是否定，四位总工，两位支持两位反对，二比二，院长很难处置，事情就这样搁了下来。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为这份报告书花过很多心血，光是自费去那个港口调查材料，就去过两次。在这以前，他在单位里一直很消沉，因为人才太多了，他的资历又太浅了，什么任务也排不上他的号。这一次，他还是第一次振作起来，做了这么多事情。他总以为他是为国家做了一件好事。不是吗？一百七十万元能够救回来，不是小数目哪！
“有好几次，他跟我说，他是太自作聪明了，全院那么多工程师，几十年来搞了那么多的工程，人家都是傻子吗？都没发现保险系数有问题吗？不，这就是工程人员中不成文的规矩，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心照不宣。他说他以后就懂得要怎样夹着尾巴规规矩矩做人了。可是大部分时候他不服气，他看不惯这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事。他说，都像这样来搞建设，中国就没希望，没劲，没趣。他想要越级上告，把报告书捅到城建局党委去，又怕碰到那种畏畏缩缩、粘粘糊糊的领导。要是碰上了，不是白叫自己再失望一回吗？他害怕失望。有一次他说要用镍币占个卦，正面是去，反面是不去。扔了五回，五回都是不去，气得他把镍币扔厕所里去了。他心底里还是想去的。后来他到底是把报告书送去了。
“送去以后他又后悔。那时离春节已经没几天了，年底下总是领导们最忙乱的时候，这我们想象得到。他说这份报告书送得不是时候，应该干脆等过了春节。果然，有好几天不见动静。我叫他去催一催，他不肯去。他这人自尊心强得要命，从来不肯低头求人的。可是他心里面又很怕报告书被驳回来，或者扔到哪个角落里当废纸。他对我说，这种等待他实在受不了啦，他会被憋死了的。他在那几天学会了抽烟。总共抽了不到一盒，城建局头头就找他去了解情况了。后来他把剩下的几根烟扔进了厕所里。”
小姗说到这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过了一会儿，她眼睛不看记者，又说：“我说了这些，不知道你会对安哲怎么看？你会认为他很软弱，总是拿不定主意，会吗？你别忘了，最勇敢的拿破仑也会在滑铁卢战役的那个瞬间因为犹豫而贻失战机的。”
记者没有回答她的话。他的头脑里正在进行紧张的排列组合，试图把从各方面得来的关于安哲的印象统一起来。后来他发现这似乎不太容易。
二十四
中午，报社食堂的小黑板上写出了如下几个菜单：糖醋排骨、烩鸡酥、炒三鲜、雪菜烧豆腐、炒青菜、炒菠菜。这个食堂的大师傅早先在外面饭馆里掌过勺，做得一手好菜。只是写在黑板上的菜价越来越贵，真让人受不了。三毛钱一小碟的糖醋排骨，尽是用那种大脊骨做成的，咬在嘴里，光有滋味没有肉。不过，尽管如此，每天中午在这个食堂就餐的职工仍然踊跃不堪。如今的人们对时间看得越来越金贵了，谁也不愿意来回花上个把小时回家吃一顿舒服实惠的饭。老年人要抓这个空隙睡个午觉，青年人便可以看上几十页书，或者聚在一起聊几句时政，评论某场球赛，使极其单调沉闷的机关生活多少得到点儿调剂。
记者买了一个豆腐，又买了一个菠菜，倒在一起，绿中夹白，煞是好看。他虽说刚入中年，血脂已经偏高了，荤腥的东西尽量少碰。挤出买菜队伍的时候，他碰到了采访部主任，老头子一手端菜，一手端饭，转来转去找不到座位。他向主任建议说，干脆爬几层楼梯回办公室吃去。老头子同意了。
办公室里已经有几个人吃完饭在那儿喝茶聊天。记者和采访部主任进门的时候，一个女同事告诉他说，刚才有人给他来过电话。他问是哪儿来的？女同事回答说不知道。不过，她说，她告诉对方记者是到食堂吃饭去了，估计等会儿对方还会挂电话来的。他点了点头。在报社工作，这样的事可是常有。出去采访的次数多了，接触过的人不计其数，人家能记得他，他不一定都能记得人家，谁知道今天来电话的又是谁呢？
采访部主任嘴里吸着糖醋排骨的汤汁，一而呜呜噜噜含混不清地问他这几天的采访情况，主任特地提到了城建局设计院的事情，因为看起来这里面有点东西可以挖挖，可是记者坐在那里埋头吃饭，仿佛不再有前几日的那种热切和激奋。主任疑惑起来，吐出吸了一半的排骨，扬起脸，刨根究底地盯住了他。他没办法，放下碗筷，斟字酌句地说，鉴于某种众所共知的情况，关于安哲的报道要考虑停发。主任追问他“众所共知”是指什么意思？记者立刻苦笑起来，于是主任也就恍然大悟了。不言而喻，所有记者的苦衷就在这里：他们几乎在大部分单位都会碰到这种“众所共知”的情况。主任说，这件事情还需要开个采访会议认真研究一下，如果安哲本人真不愿意，那不要勉为其难了。
这时候，有人在门口很客气地询问是不是可以进来。坐在门口的女同事也同样客气地说了个“诸”字，那人就一步跨进了办公室里。是个胖胖的年轻小伙子，眉眼细长，有点发黄的头发软耷耷地垂在额前，形成一个倒三角形。记者很吃惊地认了出来，是安哲的好朋友小胖子。“哦，那么，是你刚才打电话来的吗？”记者不知怎么开口就问了这句话。小胖子回答说是。记者不安地想，他一定是碰到了什么事情。他站起来，若有所思地朝小胖子走过去。办公室的人全都停止了一切活动，侧过头，愣愣地看着他们俩。这场面使得小胖子有点惶惑不安，他轻声向记者建议说，他们是不是可以出去谈那么一小会儿。
从办公室出去是一条阴暗的楼道，此刻因为是午休时间，楼道里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走动。他们刚在楼道拐弯的地方停下来，小胖子就急不可耐地说，他们设计院里终于“明目张胆”地对安哲进行报复了。记者觉得“明目张胆”这个词用在这里似乎不太合适，但是因为站在面前的是一个学土木工程的工科学生，记者认为偶尔的用词不当是情有可原的。小胖子气急败坏地、忿忿不平地说，上午设计院里公布了年终奖金的数额，大家都被扣除了原定奖金的将近一半，而独独安哲分文未得。小胖子说，这不合理，太不合理了！固然安哲家里很有钱，他不在乎这么几张票子，可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标志着对安哲前一阶段行动的肯定或是否定。一个敢于提出问题并因此为国家节省一百七十万投资的人，为什么到最后反而连奖金都被扣除干净？听到这里，记者冷静地询问说，扣除奖金一事是否另外还有“摆得上桌面”的理由？小胖子稍事考虑，嘟嘟囔囔地说，当然，糊弄别人的理由总是找得出来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会计科长对此有过一个解释，说是安哲在集装箱码头的重新设计过程中，所负责的那一部分工程数据未能及时计算出来，拖了整个设计方案的后腿，致使本来就不能按期完成的方案进一步拖延，应该扣除其本年度年终奖金。可是，小胖子补充说，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在重新设计码头方案时，安哲所分得的计算任务几乎顶得上一个设计小组全组的工作量。如此“超负荷”的任务，本来就是对安哲的一种惩罚。为此安哲几乎昼夜不眠地在办公室里泡了几天。他和海梦曾经试图为安哲分担一部分数据计算工作，被安哲断然拒绝了。当然，安哲是个心气极傲的人，不会接受这种“温情脉脉”的帮助。
到此为止，记者对上午在设计院里发生的事情已经大致了解。他答应下午就到设计院去一趟。小胖子情绪激动地请求说，这种令人恶心的“丑闻”，一定要在报纸上揭露出来，用以伸张正义。为加强语言效果，他一连说了三个“一定要”。
二十五
记者骑车赶到设计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上班时间了。他匆匆忙忙地上楼。楼道里暖烘烘的，大约是各个办公室里的火炉把温度提高了不少。这里那里交替传出叮铃铃的电话声，看起来这里的日常工作也是头绪繁多。他走过资料室门口，小胖子从里面冲了出来，忧心忡忡地告诉他说，安哲一上班就被院长找去谈话了，不知道院长会跟他谈些什么。你估计会有什么事呢？会不会使事情的后果变得更坏？小胖子仰脸望着记者，那绺披在额上的呈三角形的头发显得温顺而又柔滑。不至于吧？记者深为感动地安慰他说，别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糟糕，也许院长是想纠正偏差呢？小胖子想了想，也就笑了，回头又进了资料室。
记者决定先去找老季聊聊。在他印象里，这是个宽厚慈善的中年知识分子，不那么咄咄逼人，也不那么唯我独尊。记者私下认为，安哲能碰上这样一个设计组长，也算是一种幸运。
土建设计组办公室的门是虚掩的，记者推开门以后，一屋子的人都同时抬头盯住了他。老季的目光是惊讶而带点儿询问，接着又溢满了笑意，很热情地招呼他进来坐坐。海梦的脸色依然那么苍白暗淡，微微下垂的嘴角显得冷漠而且茫然。坐在安哲对面桌上的那位细高挑个儿的女技术员则眯缝起眼睛，挑战地、又带点得意地往前倾着身子，仿佛随时要准备跟记者辩论几句。其他几个人的眼神呢，说不上“不友好”，但是多少也是“戒备”的。
记者虽说是“身经百战”，但是在这样的场合和气氛中也觉得进退两难。幸亏老季聪明，急忙起身迎到门口。匆忙中把桌上的一件绘图用品碰掉在地上，“啪”地一声，大家都吃惊地低头去看，趁这机会老季一把将记者的肩头揽住，两人出了办公室的门。在楼道尽头的窗口，老季倚住了宽宽的窗台，先发制人地说，关于扣除安哲年终奖金的事，他实在无力改变这个规定，因为安哲确实是拖延了工程设计的时间。在这种时候，在这种情绪下，安哲无疑是给人留下了一个抓得住的把柄，扣除奖金是堂而皇之的事情。至于为什么会分给安哲超工作量的任务，应该说，这是安哲“咎由自取”。这个年轻人太固执，太好强，根本不听别人的劝告，若不是为赶工期，他真要把重新设计方案的任务全部包下来才好，免得去看人家的脸色。其实，何必赌这口气呢？做人嘛，该忍的地方就得忍着点，闲言碎语只当听不见，这点儿涵养还是要有的。否则，他吃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说到这里，老季深深地叹了口气，似乎对安哲很是惋惜。相反，记者倒反而有几分不以为然了。于是他跟老季道了声谢，慢慢地走下楼去。
记者在院子里出乎意外地碰到了安哲，原来他正在悠然自得地擦他那辆“凤凰”车。记者问他院长是否已经跟他谈完了话？他不经意地点了点头，似乎无意透露谈话内容。出于职业习惯，记者问他此刻擦车是否要因公外出。他笑起来，告诉记者说，到今天为止，关于集装箱码头的事情总算已经告一段落，明天是星期天，他跟小姗要骑车出去玩玩，好好玩玩。至于现在擦车，是因为他在办公室无事可干。他已经又开始回复到“冬眠状态”了。当然，他迫切希望这种状态尽早结束。他渴望万物苏醒的春天快点降临。
二十六
至此为止，记者全部结束了在淞江城建局第三设计院的采访任务。到底要不要对事情的全部过程做一个详细报道，抑或是不指名道姓的简短通讯，甚至换一个角度、换一种什么方式来写，他尚未权衡妥当。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花这么多时间交了安哲、海梦、小姗、小胖子这样一群年轻的朋友，非常值得。像安哲一样，他也在渴望春天，并且相信春天即将来临。
84.6.14.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