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

多义的欧洲

——答法国《世界报?辩论》编者问

亲爱的韩少功先生

《辩论》杂志是《世界报》集团编辑的一本人文社会科学月刊，拟请一些不同国家的作家表达他们对“欧洲”的感受。在最近与谈过并读了她翻译的一些,你的作品之盾，我相信我们的公众将有极大兴趣读到你在这方面的文章。

在我看来，与主题有关的下匆问题是可以分析的：

——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你怎样看待欧洲？

——对于你来说，欧洲的存在是一个大神，还是涵盖同屄族和不同文化的一个称号？一一欧洲文化遗产对于你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是否有影响？

——被欧洲国家所大体分享的政治原则，是不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这些问题仅供参考。

祈盼你积极的回答。

你忠实的：M·卢克伯特

1995年1月6日

尊敬的M·卢克伯特先生：

我在法国有几次短暂的停留。我猜想自己在贵国即便侨居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要想对法国做一全面而准确的评价，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一更不要说对整个欧洲了。这正像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四十年，这个中国还是每每让我感到陌生。说这些，是想申明我在接到您的约稿之后一直感到为难。

对于中国人来说，遥远的欧洲歧义丛生。我的祖父把欧洲叫作“番毛”，他的欧洲是铁船、传教士、鸦片贸易以及叫作番毛的红头发人。在我父亲眼里，欧洲意味着化学、交谊舞、中国的英租界和法租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我女儿的欧洲是汉堡包和格林童话。至于我的邻居青年小王，他津津乐道的欧洲包括性解放、吸毒、牛仔裤（可能是美国的）、卡拉OK(可能是日本的），以及可以骂倒一切的个人主义时尚（不知道是哪里的）。曾经有两个青年农民，想过上好日子，决意投奔西方,好不容易跑到离他们家乡最近的城市，看见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便高兴地以为自己已经到了西方，并且开始打听国民党在哪里(他们认为西方肯定被中国国民党统治着）。这就是说，霓虹灯象征着他们的西方，与香港，与台湾，与国民党，都是同义语。

这没有什么奇怪。从来没有统一的“欧洲”，没有标准化的“欧洲”概念，即便对欧洲人自己来说，恐怕也是如此。英国人认为他们属于欧洲吗？土耳其人、俄罗斯人乃至北非人和中东人,认为他们不属于欧洲吗?什么是欧洲文化，也从来说法纷纭。印度人讲英语，南美洲人讲西班牙语，非洲人流行基督教，亚洲?人爱上西服，但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些地方的文化可能还是陌生多于熟悉。其实，一种文化兴盛扩展的过程，就是它在接受者们那里分解和异变的过程，让文化原创者们无可奈何。佛教传出印度，便有了各个不同的“佛教”。毛泽东思想普及全中国，也就有了连毛本人也会要大吃一惊的“毛泽东思想”。那么欧洲呢?它能不能对那两个投奔霓虹灯的农民负责？能不能对他们的“欧洲观”负责?

反过来说，一种文化被人们分解和异变的过程，正好证明了这种文化的扩张能量。欧洲无疑不是一块版图，而是当代最强势文化的摇篮。它的科学、文艺、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还有它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和法制原则等等,早已越过洲界，影响了中国最近三四代知识分子的心智与命运——正是这些人约定了欧洲国家美好的译名：英国是“英雄之国”，櫸国是“道德之国”，法掘是“法理之国”，瑞典和瑞士是“祥瑞之国”，欧洲那个大儿子美利坚则是“美丽之国”。已经一个世纪了，欧洲大举进入了中国的图书馆、大学乃至小学的教材——从学习牛顿力学第一定律开始。这不仅仅因为欧洲是富强的，更重要的是，欧洲是当代创造制度的最大专利者：从刑法到会计制度，从代议制到交通规则，人类一个个生活角落，都先后染下欧洲的指纹。，当代大多数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成果，都多少透出歡洲人的奶酪味。

说二十世纪是欧洲的世纪，并不过分。但二十世纪的这张脸上，也不无病容和触目惊心的伤口。人类两次最大_最残酷的世界大战，就发生在这个世纪而不是别的世纪。在这个未结束的世纪里，战争中死亡的数，已经超:过了前十九个世纪的总和。人类史上最糟糕的环境危机，也是出现在这个世纪而不是别的世纪。还有更重要的是心理污染财富成了孤独和空虚的豪华包装。知识成了谎言和贪婪的巧伪之技。现代主义文艺在经历了挑战章识形态统治和伟大起义之后，日惭抡为沙龙时尚，常常成为夸张的挤眉弄眼，成为自大狂们廉价的精神吸，与空洞的表情相联系。

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欧的错失，而愿意将其看作整个人类心智能量的局限一'当然也包括欧洲人在内。我在法国的时候,碰到很多法国人惊讶的提问太奇怪了，你怎么不会讲法语？”中国人一般不会有这种惊讶。，相反，如果一外白人或者黑人能够讲中文，中国人倒是说：“太奇怪了，你怎么会说中文？”这种区别暗示了两种态度:中屆人认为自己不是惟一的世界，远方还存在着其他的世界。而那些惊讶的欧洲人(当然不是欧洲人的全部），则可能认为他们代表世界的全部，他们曾经拥有的《圣经》、民主、市场经济、法式面包和晚礼服，当然还得加上法文或者英文丨应该成为世界的通则。

这是一个危险的警号。文明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创造，需要保持多样性的互相对抗和互相补充。优秀的文明，其优秀只是体现在它能激发优质的对抗和优质的补充，而不是取消这种对抗粕补充。世界是不可能定于一式的。英国人的信念，不二定能适用意大利。欧洲人的经验，也不一定能移植其他大陆。甩天主教反对堕胎的教义，显然无法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人爆炸的困难。东方的集权主义和儒家道德哲学，也不大可能成为治疗欧洲社会弊端的良方。一种文明是很多特定条件的产物，简单移植他方必是危险之举，是文化帝周者的愚行。因此，争论两种文明哪个更好，常常是无聊的市井话题和孩子们餐桌上的学问，就像争论萝卜和白菜哪个更好，没有什么意义。好萝卜比坏白菜好，但不能代替白菜。好白菜比坏萝卜好，但也不能代替萝卜。努力种出好的白菜和更好的萝卜，才是有意义的，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埋，不过是农民的常识。

“欧洲”不意味着文明的终结，因此不应该也不可能被视作女朋的全部——也只有这样，它本身才能避免衰竭。这片大陆已经演出了人类史上动人的一幕，它在正义和智慧方面所达到的标高，毫无疑义地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意义。但同样毫无疑义的是，它只是文明的个阶段，只是欧洲文明的一个阶段。即使忽略它的弱点，即使是它最好的政治遗产、经济遗产文化遗产，处在未来的入口，也面临着怀疑和批判的巨大空间。如果欧洲人自己不预留这个空间，不走佝这个空间，欧洲以外的其他的民族将来就会成为这个空间的主人。

地球并不算太大，只是条小小的船。欧洲更不算太大，只是这条小船上的一角。欧洲的事，也是所有地球人的事。正像某些发展中国家“全盘西化（欧化）”的口号，同样应该被欧洲人警觉。因为这并不是欧洲的荣耀，那种天真的文明复制企图,正好背离了他们所向往的欧洲，背离了欧洲的精神——如果欧洲仍在燃烧着创造。

此致

敬礼

你忠实的：韩少功

1995年1月

(最初为法文，发表于1995年法国《世界报?辩论》杂志，又发表于同年的《海南日报》。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完美的假定

一

回顾一下三十年代，也许很多人会大为惊讶。那是史学家命名的“红色三十年代”：批判资本体制的文学；“劳工神圣”的口号;贫穷而热情的俄罗斯赤卫队员；不能提供一分钱利润，却居然成了人们的希望，居然引导了知识界以及一般上流开明人士的思想时尚。不管是用选票还是用武装暴动的方式，左派组织在全世界快速繁殖，日渐坐大，眼看着国家政权唾手可得。布莱希特、勃勒东、阿拉贡、加缪、德莱赛、瞿秋白、聂鲁达、罗曼?罗兰、芥川龙之介以及时间稍后一些的毕加索和萨特……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的履历中，无不具有参加共产党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记录。

六十年代，又发了一次全球性的左派烧。中国“文革”不用说，法国的“红五月”也惊天动地，红皮语录本在地球的那一边也被青年们挥动。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上台向左转，太平洋彼岸的黑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交相辉映，在白宫前炮打司令部。不仅是广获同情的越南和古巴，多数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亚非拉弱小民族，竞相把“社会主义”和“国有化”当做救国的良方。不仅是格瓦拉、德钦丹东和阿拉法特，一切穷苦人和受难者的造反领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成了众多青年学子耀眼的时代明星，成了偶像和传说。

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

同样并不遥远的，是潮起潮落，是每一次左向转折之后，都似乎紧接着向右的反复和循环。左派的理想，左派在这个时代的诸多含义国有化，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均贫富，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等等，从来没有得到历史的偏宠，在实践中并非能够无往不胜。

变化周期似乎总在十年到二十年之间。

三十年代以后是五十年代，是匈牙利事变，南斯拉夫的自由化转向，中国的夏季鸣放和庐山浄谏，苏共的二十太反“左”报告以及社会的全面“解冻”，欧美各个共产党的纷纷萎缩或溃散，加上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恐怖插曲。对于左翼阵营来说，一个云雾低迷和寒气暗生之秋已经来临。红色政权即便可以用武装平息内、乱，用政治高压给经济运行的钟表再紧一把发条但发条上得再紧，很多零件已经出现的锈蚀和裂痕却无法消除，故障噪声已经嘎嘎渐强。：

六十年代的狂热一旦落幕，历史的重心再一次向右偏移。共产主义的行情走低，在八十年代一路破底。一夜之间，柏林墙推倒了，革命导师的塑像锯倒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易帜，贫‘穷偭愤激的人们成群结队越过边界，投奔西方，寻找面包、膜气、摇濟乐々丰田汽车、言论自由、绿卡以及同情的目光，甚至在凯旋门下或自由女神像下熱泪盈眶。在很多地方，“左”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贬词。众多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经历探表忏‘悔和'羞愧,至少也是闪烁其词，或者三缄其口。相反，重新认识西方的管理体制和技术成就,重新评价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成为了全球性知识界流行话题，成了现代人开明形象的文化徽章。

私有化一化到底，已经“化”了的地方也还嫌化得不够，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接连出台，向自家园子里的经济国有成分和社会福利政策卞刀，竟没有太多的反对派胆敢多嘴。

一个西方记者说，眼下除了梵蒂冈教皇和朝鲜，再没有人批评资本主义了。这个话当然夸大不实。但从全球范围来看，现在还有多少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在继续憎恶利润和资本？还有多少听众会这些政党的背影汲取自己生存的信心呢？也许这是一个左翼人士不愿正视的问题，却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处境。

事情已经大变。对变化的过程，当然还需要由历史学家做出更周详更精确更清晰的描述。一个基本的现象,却不难在我们粗略的回顾中浮现，不难成为我们的视角之一：经过一个短短的周期，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六十年代再版了三十年代,八十年代则是以西方一片炫目的现代化昌荣，使五十年代得到了追认和复活。

下一个十年，会怎么样？再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又会怎么样？

我听到未来正在一步步悄然而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物极必反，阴尽阳还;风水轮流转；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对历史演变规律的朴素把握，杂有过多神秘的揣测，两分模式也显得过于粗糙。我对此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历史是被什么样的一只手在操纵？我感兴趣的是，不管是左还是右，一种思想是如何由兴到亡？一种体制是如何由盛及衰？它们是如何产生、然后耗竭了自己的思想活力和体制优势？如何获取、然后丧失了自我调整自我枇判自我革新的机能？如何汇聚、然后流散了自己的民意资源和道义光辉从而滑向了困局——乃至冷酷无情的大限？

想一想这些问题，似乎显得有些傻。

切，是南美洲穷苦人民对格瓦拉简短的昵称，也几乎成了相当时期内在他们之间秘密流传的神圣暗语。

这个神圣的暗语生于一九二八年，是西班牙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年轻时就习惯于独身徒步长旅，结识和了解社会最底层的卑贱者。他所献身的革命游击战在古巴获胜之后，这位卡斯特罗的密友，这位全国土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国家银行行长，因为失望于胜利以后的现实，突然从所有公众场合销声匿迹。

十月，卡斯特罗公布他留下来的一封信，信中只是说因为其他国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帮助”，他决定去那些国家重新开始斗争。这位命中注定的“国际公民”，这位被哲学家萨特称为“我们时代完美的人”，后来在刚果和玻利维亚等地的放事，我是从一部录像带里看到的。录像带有些陈旧模糊，制作者显然是一个西方主流派的文化人。在他的镜头下，格瓦拉消瘦苍白，冷漠无情，偏执甚至有些神经质，是一个使观众感到压抑和不安的游击战狂人。即便如此,狂人在雨夜丛林中的饥饿，在群山峻岭中衣衫褴褛的跋涉，在战火中的身先士卒以及最后捐躯时的从容——还有孤独，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他流在陌生异乡的鲜血，他被当局砍下来然后送丢验证指纹的双手，无疑是照亮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闪电——尽管关于他的录像带，眼下是最滞销的之一，最没有人要看的之一。租带店的青年这样告诉我。

与格瓦拉同时代的吉拉斯，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理想者。与前者不同的是，吉拉斯不是选择了更左的道路，而是从右的方向开始了新的生命^时他伺样官阶显赫位极人臣，一九五三年出任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国会议长，是铁托最为器重的同志和兄弟。他的第一本书传入中国，是六十年代中期在部分红卫兵中偷偷翻印和传阅着的《新阶级》，与遇罗克的《出身论》同时不胫而走。在我读过的一本油印小册子上，作者当时的译名叫“德热拉斯”。读到他的第二本书则是八十年代了，《不完美的社会》讨论了宗教、帝国主义、现代科技、所有权多样化、暴力革命、芪主、中产阶级等等问题，给我的印象,作者对这个世界有清醒的现实感，拒绝相信任何“完美”的社会模式。他描绘了资本主义正在汲收社会主义（比方社会福利政策），称社会主义也必须汲收资本主义（比方市场经济）。他的很多观点，无异于后来大规模改革的理论导引。

因为发表这些文章，加上因为公开在西方报刊撰文同情匈牙利事变等等，他不但被剥夺了一切职务，而且三度入狱，被指责为革命的罪人。他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不，他是自己选择了通向地狱之路。当他打算与同僚们分道，他满心哀伤和留恋，也不无临难的恐惧。《不完美的社会》中很多论述我巳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段描写历历在目：这是一个旧贵族留下的大别墅里，灯光辉煌，丰盛的晚宴如常进行，留声机里播送着假日音乐。在广群快乐的党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灯光照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发作了热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眼下在为他的同僚们当侍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拉货或站岗的青年，现在仍然在风雪中饥饿地哆嗦。惟一变化了的,是别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剌心的问题:胜利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夜晚，他来回踱步整藶一个夜晚。家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愿用他的想法惊扰家人。但他决定了,决定了自己无可返程的启程。如果他一直犹豫着，该不该放弃自己的高位，该不该公示自己的批判，那么在天将拂晓的那一刻，全部勇敢和果决，注人了他平静的双眼。

欧洲」个极为普通的长夜。

这个长夜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词情心，责任感，亲切的回忆，挑战自已的大义大勇，不独为左派专有。这个长夜使所有经过了那个年代的我们羞愧，使我们太多的日子显得空洞而苍’白。

四

吉拉斯的理论深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庆幸自己还有感动>的能力，还能发现感动的亮点，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的观念剥离。我经历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因此，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仰优美的敌手，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天真而热情的错误。我希望能够以此保护自己的敏感和宽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拉斯的理论是不太重要的，与格瓦拉的区别是不太重荽的，与甘地、鲁迅、林肯、白’求恩、屈原、谭嗣同、托尔斯泰、布鲁诺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热血之躯的区别，同样是不太重要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历史处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立场，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宗教观、审美观、学术观、伦理观……一句话，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识形态。但这些多样的意识形态后面，透出了他们彼此相通的情怀,透出了一种共同的温暧，悄悄潜入我们的心灵。他们的立场可以是激进主义也可以是保守主义，，可以是权威主义也可以是民主主义，可以是暴力主义也可以是和平主义，可以是悲观主义也可以是乐观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呈现出同一种血质，组成同一个族类，拥有同一个姓名：理想者。

历史一页页翻去，他们留下,来了。各种学说和事不断远退，他们凝定成记忆。后人去理解他们，,总是滤取他们的人格，不自觉地忽略了他们身上的意识形态残痕。他们似乎是各种不同的乐器，演奏了同曲旋律;是不同轨迹和去向的天体，辉耀着同样的星光。

于是，他们的理想超越着具体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不再是名词，更像一个动词。

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在当今些批评家那里，即便再强健再精美的意识形态，都经受着怀疑主义的髙温高压,也面临着消解和崩溃的危险，何况其他。随便拈一句话，都可以揭破其中逻辑的脆弱，词语的遮蔽，任何命题的测不准性质，于是任何肖像都可以迅速变成鬼脸。问题在于，把一个个主义投人检疫和消毒的流水线，是重要而必要的；但任何主义都是人的主义，辨析主义坐标下的人生状态，辨析思想赖以发育和生长的精神基质和智慧含量，常常是更重要的批判，也是更有现实性的批判，是理论返回生命和世界的入口。

意识形态不是人性的惟一剖面。格瓦拉可以过时’，吉拉斯也可以被消解，但他们与仿格瓦拉和伪吉拉斯永远不是一回事。他们的存在,使以后所有的日子里，永远有了崇高和庸俗的区别。

这不是什么理论，不需要什么知识和智商，只是一种最简单最简单的常识，一个无需教授也无需副教授无需研究生也无需本科生就能理解的东西：

美的选择。

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篇课文，《Libioo for Ugly(对丑的情欲)》，个西方记者写的。文章指出实利主义的追求，使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丑物丑态，不失为一篇幽默可心警意凌厉的妙文。很长时间内，我也在实利中挣扎和追逐，渐人美的忘却。平宁而富庶的小日子正在兴致勃勃地开始，忘却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灵安全设备。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政治个丛林里的“红色高棉”，第二职业是为政府军打工。我们幵始习惯这样的宗教：一个讲堂上仙风道骨的空门大师，另一项方便法门是房地产投机的盘算。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文化多元：在北京的派别纷争可以闹到沸反盈天不共戴天的程度,但纷争双方的有些人，一旦到了深圳或香港，就完全可能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设同样的宰客骗局，享受同样的异性按摩，使人没法对他们昨日的纷争较真。我们开、始习惯西方资本主义的语言强制，interest(利益）与interest(兴趣)同义，business(生意）与business(正事)词义，这样的语言逻辑十分顺耳。我们习惯越来越多名誉化的教授，名誉化的官员，名誉化的记者，名誉化的慈善家和革命党，其实质可以一个“利”字了结。总之，我们习惯了宽容这些并不违法的体制化庸俗。我们已经习惯把“崇高”一类词语，当做战争或灾难关头的特定文物，让可笑的怀旧者们去珍藏。

我们只有在猛然回头的时候，偶尔面对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人，才会发现我们少了点什么。不，我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少，甚至比以前更加自由和丰富，但我们最终没法回避二个明显的事实:我们的内心已经空洞，我们的理想已经泛滥成流行歌台上的挤眉弄眼，却不再是我们的生命。

没有理想的自由，只是千差万别的行尸走肉。没有理想的文化多元，只是服装优美设备精良的诸多球赛，一场场看去却没有及格的水准，没有稍稍让人亮眼的精神记录。

五

理想从来没有高纯度的范本。它只是一种完美的假定——有点像数学中的虚数，比如7-1。这个数没有实际的外物可以对应，而且完全违反常理，但它常常成为运算长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和重要引导。它的出现，是心智对物界和实证的超越，是数学之镜中一次美丽的日出。

，严格地说，精神的V-1还有“自由”“虚无”“人性”“自我”“真实”等等。只要没有丧失经验的常识，谁会相信现实中的人可以拥有完全绝对的“自由”？可以修炼出完全绝对的“虚无”？可以找到完全抽象的“人性”？可裸示完全独立的“真实自我”？但是，如果因而取消这一类概念，取消这些有益的假定，我们很难想像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是什么样子。

比较起来，在很多人那里，理解“理想”比理解其他假定要困难得多，总是让人大皱眉头，不管加上多少限定成分的佐料，配上多少美言名言格言的开胃酒水，还是咽不下这一个词。这并不妨碍他们正在努力——也在要求人们努力——理解世俗，理解惟利是图，理解摧眉折腰和卖友告密，?理解三陪小姐和红灯区，理解用红包买来的文学研讨会，理解十万元养一条狗，理解中国入对中国人偏偏不讲中国话。

理解是个意义含混的词。理解不等于赞同。理解加激赏算是理解，理解但有所保留算不算理解？理解但提出异议算不算理解提出异议但并没有要求政府禁止没有设冤狱也没有搞打砸抢，为什么就要被指责为白痴或暴徒式的“不理解”？驳杂万端的世俗确实是不可能定于一格的，需要人们有更多的理解力，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是世俗，远没有中产起来的更多退休工和打工仔也是世俗；星级宾馆里的欲望是世俗,穷乡僻壤里的朴实、忠厚、贫困甚至永远搭不上观代化快车的可能也是世俗；商品经济使这里富民强国是世俗，从全球范围来看，商品经济造成贫富差别、环境污染、文化危机等等弊端也是世俗，对后者保持距离给予批判的人,其优劣长短生老病死，本身同样是不折不扣的斯世斯俗，是不是也需要理解？“世俗”什么时候成了一部分人而且是一小部分人的会员制俱乐部？

滥用“理解”“世俗:’一类的词，;是一些朋友的盲目和糊涂，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是文字樟眼术，是不便明言的背弃，周到设防的勾搭，早已踩进去了一脚，却继续保持局外者的公允和超然，操作能进能退的优越。这些人精神失节的过程，也是越来越怯于把话说个明白的过程。

其实，真正的理想者不需要理解，甚至压根^^不在乎理解。、恰恰相反，如果他每天都要吮着理解的奶瓶，都要躺入理解的按摩床，千方百计索取理解的回报，如果他对误解的处境焦急和愤懑，对掉头而去的人渐生仇恨乃至报复之心，失去了笑容和平常心，那么他就早已离理想十万八千里，早已成为自己所反对的人。理想的核心是利他，而利他需以他人的利己为条件，为着落——决不是把利益视为一种邪恶然后强加于人。光明不是黑暗，但光明以黑暗为前提，理想者以自己并不一定;赞同的众多异类作为永远忠诚奉献的对象。他们不会一般化地反对自利，只是反对那种靠权势榨取人们奴隶式利他行为的自利。而刻意倡导利他的人，有时候恰恰会是这些人——当他们手里拿着奴隶主的鞭子。理想者也不会一般化地反对庸俗，只是反对那种吸食了他人血肉以后立刻嘲笑崇高并且用“潇洒”“率真”一类现代油彩打扮自己的庸俗。而刻意歌颂崇高的人，有时候恰恰会是这些人——此肘的他们可能正在叩门求助，引诱他人再一次放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想最不能容忍的倒不是非理想，而是非理想的极端化、恶质化、强权化——其中包括随机实用以巧取豪夺他人利益的伪理想。

八

历史上，暴君肆虐、外敌入侵或者天灾降临之际，大多数人须依靠整体行动才能抵抗威胁，理想便成为了万众追随的旗帜，成为」幕幕历史壮剧的脚本。对于理想者来说，这是一个理解丰收的时代。但好心人不必因此自慰，不必在意哲学家关于“人性趋上”的种种喜报。事实上，特定条件下的利义统一，作为理想畅行一时的基础，不可能恒久不变。

理想者更多理解稀缺的时代。在人们的利益更多来自个人奋斗的时候，社会提供一种利益分割、贫富有别、鼓励竞争的格局。这时的理想无助于一己的增利，反而意味着利益他移，于是成为很多人的沉重负担，成为额外的无限捐税，无异于对欲望的压迫和侵夺。他们即便对崇髙保持惯性的客套，内心的怀疑、抗拒、嘲弄以及为我所用的曲解冲动却一天天燃烧如炽。这没有什么。好心人不必因此悲哀，不必在意哲学家关于“人性趋下”的诊断。事实上，特定条件的利义分离，作为理想一时冷落的主要原因，同样不会十旦久不易。

舍利取义是群体自保的需要，却不是个体的必然。宗教有一种梦想:使大众统统成为义士和圣徒。每一种教义无不谴责和警戒利欲，无不指示逃离世俗的'光明天国，而且奇迹般地获得过成千上万的信众，成了一支支现实的强大力量，成为历史暗夜里一代一代的精神传灯。不幸的是，宗教一旦体制化，一旦大规模地扩张并且掌握政权，不是毁灭于自己的内部，滋生数不胜数的伪行和腐败；就是毁灭于外部，用十字军东征一类的圣战，用宗教法庭对待科学的火刑，染上满身鲜血，浮现出浄狞面孔。

左派的“文革”是一种仿宗教运动，曾有改造大众的宏伟构思。他们用世界大同的美景，用大公无私的操行律令，用一个接一个交心自省活动，用清除一切资产阶级文化的大查禁大扫荡大批判，力图在无菌式环境里训练出一个没有任何低级趣味的民族。这场运动得助于它的道义光环，曾鼓动人们的激情，甚至使很多运动对象都放弃心理抵抗，由此多少掩盖了运动当局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种种不智。但一场以精神净化为目标的运动，最终通向了世界上巨大的精神垃圾场。比较来说，当时的人们还能忍受贫穷——生活毕竟比战争年代要好很多，人们在那个时候没有失去对革命的信任。人们最无法容忍的是满世界的假话和空话，是遍布国家的残暴和人人自危的恐怖，是权贵奢华生活的真相大白。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经历了当年，都有铭心的记忆。时间流逝,常常使以往的日子变得熠熠闪光引人怀恋。某些左派寻求理想梦幻的时候，可能情不自禁地举起怀旧射镜，投向当年一张张单纯的面孔。是的，那个时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贫有所怜，弱有所助，那个时候很少妓女和吸毒和官倒，那个时候犯罪率很低很低，但这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即便说明当时的人们较为淡泊钱财，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淡泊钱财没有什么了不起，钱财只是利益的形态之一。原始人也不在乎钱财，但可能毫不含糊地争夺赖以生存'的神佑和人肉。下一个世纪的人也不一定在乎钱财，但可能毫不含糊地争夺信息、知识、清洁的空气或者季风。我们无须幼稚到这种地步，在这个园子里争夺萝卜的时候，就羡慕那个园子里的萝卜无人问津，以为那些人对白菜的争夺，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拥抱。

“文革”当中，利欲同样在翻腾着，同样推动无义的争夺——只是它更多以政治安全、政治权势、政治荣誉为战利品，隐蔽了对住房、职业、级别、女色的诸多机心。那时候的告密、揭发和效忠的劲头，一点也不比后来人们争夺原始股票的劲头小到哪里去。那时候很多人对抗恶义举的胆怯和躲避，也一点不逊于后来很多人对公益事业的旁观柚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参加过很多下厂下乡的义务劳动，向最穷的农民捐钱，培养自己的革命感情。但为了在谁最“革命”的问题上争个水落石出，同学中的两派可以互相抡大棒扔手榴弹，可以把住进了医院的伤员再拖出来痛打。我还记得，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我被众多的亲人和熟人疏远。我后来也同样对很多有政治问题的人、或者父母有政治问题的人，小心地保持疏远，甚至积极参与对他们的监视和批斗——无论他们怎样帮助过我，善待过我。

正是那一段段经历，留下了我对人性最初的痛感。

那是一个理想被万众高歌的时代，是理想被体制化的强权推行天下武装亿万群众的时代。但那些光彩夺目的理想之果，无一不能被人们品尝出虚伪和专制的苦涩。

那是一次理想最大的胜利，也是理想的毁灭和冷却。

七

都柏林的条大街上，一个乌夫用鞭子猛抽一匹瘦马，哲学家尼采突然冲上去，忘情地抱住马头，抚着一条条鞭痕失声痛哭，让街上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

从这天起，他疯了。

格瓦拉会不会疯呢？如果他病得最重的时候，战友偷偷离他而去；如果他拼到最后一颗子弹的时候，他的赞美者早已撤到了射程之外;如果他走向刑场的时候，,才知道根本没有人打算来营救，而且正是他曾省下口粮救活的饥民，充当了置他于死地的政府军的线人。

吉拉斯会不会疯呢？如果他发现自己倡导的改?革，不过是把南斯拉夫引入了一场时旷日久的血腥内战;如果他记忆中当侍者的老人，后来不过是,沧为老板一脚踢出门外的难民；如果他思念中的拉货或站岗的青年，后来成为了腰缠万贯的巨商,呵斥着一大群卖笑为生的妓女，而那些妓女，一边点着闪光的小费边大骂吉拉斯“傻帽儿”。

理想者最可能疯狂。理想是激情，激情容易导致疯狂（比如诗痴）；理想是美丽，美丽容易导致疯狂（比如爱痴）;理想是自由，自由容易导致疯狂(疯者最大的特点是失去约束和规范）。理想者的疯狂通常以两种形态出现:一是“文革”，二是尼采。“文革”是强者的疯狂，要把人民造就成神，最后导致了全民族的疯狂。尼采是弱者的疯狂，把人民视为魔，最后逼得自己疯狂。“他们想亲近你的皮和血”！“他们多于恒河沙数”！“你的命运不是蝇拍?”！……尼采用了最尖刻的语言来诅咒自己的同类。这种狂傲和阴冷，后来被欧洲法西斯主义引申为镇压人民的哲学，当然事出有因。

尼采毫不缺少泪水，毫不缺少温柔和仁厚，但他从不把泪水抛向人间，宁可让一匹陌生的马来倾听自己的嚎,啕。我也许很难知道，他对人民的绝望，出自怎样的人生体验。以他高拔而陡峭的精神历险，他得到的理解断不会多，得到的冷落、叛卖、讥嘲、曲解、陷害，也许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他最后只能把全部泪水倾洒向一匹街头瘦马，也许有我们难以了解的酸楚。马是他的一个假定，一个精神的V-1，也是他全部理想的接纳和安息之地。他疯狂是因为他无法在现实中存在下去，无法再与人类友好地重逢。

他终究让我惋惜。孤独的姆怒者不再是孤独，博大的悲寂者不再是博大，崇高的绝望者不再是崇高。如果他真正透看了他面前的世界,就应该明白理想的位置：理想是不能社会化的；反过来说，社会化正是理想的劫数。理想是诗歌，不是法律；可作为修身的定向，不可作为治世的蓝图；是十分个人化的选择，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强求于众强加宁众的社会体制。理想无望成?为社会体制的命运，总是处于相对边缘的命运，总是显得相对幼小的命运，不是它的悲哀，恰恰是它的社会价值所在，恰恰是它永远与现实相距离并且指示和牵引一个无限过程的可贵前提。

在历史的裉多岁月里，尤其是危机尚未震现的时候，理想者总是一个稀有工种，是习惯独行的人。一个关怀天下的心胸，受到一部分人乃至多数人乃至绝大多数人的漠视或恶视，在他所关怀的天下里孤立无援，四野空阔，恰恰是理想的应有之义。一个充满着漠视和恶视的时代，正是生长理想最好的土壤，是燃烧理想最好的暗夜，是理想者的幸福之源——主说:你们有福了。

美好的日子。

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走入了熙熙攘攘的街市，走入了陌生的人流，走入了尼采永远不复存在的世纪之末。我走入了使周围的人影都突然变小了的热带阳光，记起了朋友的一句话:我要跳到阳光里去让你们永远也找不到我。我忘不了尼釆遥远的哭泣。也许，理解他的疯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理解人的宿命。理解他写下来但最终没有做下去的话，更是不容易的——那是理解人的全部可能性。

在《创造者的路》中，他说：他们扔给隐士的是不义和秽物，但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做一颗星星，你还得不念旧恶地照耀他们。

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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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发表于1996年《天涯》，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

附注：有关争议及后续反应

《完美的假定》引来文坛争议。如《作家》杂志一九九六年第四期一篇题为《商品化与消费化:文化空间的拓展》的对话录中，刘心武说韩少功提出的一个见解还是值得考虑的，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批判工作是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点，然应该进行的，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在俗世的对立面上，不管如何都应该按一种最高的标准来评价社会，应该给社会一些最高的原则。”张颐武说恐怕不能像韩少功这样做一种比较机械的理解……我觉得张承志、韩少功等的困境在于，他们都对自己的运作方式，自己受到欢迎的情况，自己与市场的极为微妙的互动关系还缺少或根本没有反思，这样，他们的自信、自傲、惟我独醒，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独断的色彩和专制的味道。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绝对否定世界，而绝对肯定自己。”刘心武又说他们对崇高的追求，首先就是以对自我的肯定?为前提，来否定他人，这是很奇怪的，这在现代的世界上很少了。”笔者对此感到奇怪，遂致信《作家》编辑部：“我得说明一下，这些不是我的观点，不知刘心武先生引述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该信发表以后，张颐武与刘心武都无答复，但随后张颐武发动的“马桥风波”风生水起。张颐武在《为您服务》报上指控笔者《马桥词典》“禾论从内容到形式完全照搬”他人之作，《文汇报》《羊城晚报》等数十家报刊及中央电视台据此开始报道“剽窃”“抄袭”“照搬”事件。这就是所谓“马桥风波”缘起。

哪一种大众?

说到“大众”，很容易把它抽象化。其实,再大之众也没有自我神化和逃避解析的將权。小农经济的大众与游牧经济的大众，显然有些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朋圈内的大众，与伊斯兰地区的原教旨主义大众，也不是一回事。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相联系，所谓大众，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品质以及性能。人口统计中的数据大小，并不能给大众赋予多少意义。即便这种统计真实可信，对于相关讨论来说也远远不够。

在工业消费社会形成以前，与大众相区别甚至相对立的小众，是指贵族。人们作出这种区分，使用的是经济尺度，是阶级分析方法。这与后来人们转用文化尺度，把人群划分为“大众”与“精英”两个类别，大异其趣。精英与贵族当然不能互等，但是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多数文化精英出身于贵族阶层，使这两个概念又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被后人经常混用。在文化的民主体制实现以前，贵族不仅控制着社会的主要财富，也主宰了学术、教育、宗教、戏剧以及绘画，成为了文化积累和传承的主要承担者;~一包括用科举考场或者贵族沙龙来吸纳贵族圈以外的各种人才和成果，将其纳入主流体制。文化的腐灭也好，新生也好，多是有钱人的事。

当然，贵族一旦精英起来，常常把批判锋芒指。贵族以及贵族制度本身，显示出贵族的自钱解体和自我否定方向。尤其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后，他们的批判性、平民意识以及人道主义理想，确立了“精英”的应有之义，成为了精英们的文化标志。看一看托尔斯泰的传记、勃勒东的博物馆，还有泰戈尔的故居，便可以使往日精英们的形象渐渐清晰。那是一种根植于锦衣玉食、深宅大院里的道德自省的精神反叛，是贵族逆子们的浴火新生。对于这一些不安的灵魂来说，大众是他们自救的导向和目标，并且在他们的深切的同情和热切的向往中，闪耀出神圣的光芒。“劳工神圣”“大众化”“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知识界潮流，并且长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他们或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给穷人(托尔斯泰等），或者试着描写车夫、奶妈、佃农一类颇为生疏的形象(鲁迅等）。当革命的大潮汹涌而来，更多的知识精英直接投入到大众行列，亲身参加土地改革、战争、建设等历史实践，在那里胼手胝足摸爬滚打，“改造世界观”，力图洗掉自己身上“原罪”般的贵族烙印，诀别自己以前既不会做工也不会种田的腐败生活方式。以至到了后来的“文革'无论有多少极端政策让知识分子暗暗生疑，但单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这一条，口号，就具有道德上的绝对优势，足以摧垮知识分子的全部心理抵抗使他们乖乖就范。在这里，运动当局对他们轻而易举的征服，不仅仅依靠权力，更重要的是利用了不公正历史的自我惩罚，利用了精英们的富贵门第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理特征：对大众深怀愧疚并且或多或少的无知。

对于精英们而言，大众几乎一直是贫因的同义语，是悲惨命运的同义语^光是这一条，就足以使大众获得神圣地位，并且成为精英们愧疚的理由。但是，如果把这种历史情结带人现代的工业消费社会，事情就有些可疑和可笑了。这个社会正在对财富和利益的分配格局给予重构，如果发展正常和顺利的话，如果国民福利制度成熟的话，穷人将变成小众。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两头小、中间大”成为分配常态，定义为中产阶层的群体已经由原来的百分之五扩展到百分之十甚至更多，一个优裕的、富庶的、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大众正在浮现，“白领贵族“电贵族”“广告贵族”“股票贵族”等等，正在成为他们各自的别号。与这个大众或者行将大众起来的群体相比，与他们的火旺日子相比，倒是文学和哲学有了寒酸味，一切又文学科的兴趣，常常只能在一些清贫者那里存活。除了少数幸运者出人头地（比如获奖或写出了畅销书），一般来说，对现实批判和价值理性创造的担当，常常成为一些知识分子收人渐薄的原因——而他们正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他们如果不想成为工具式技术专家，如果不想变成社会这个强大赢利机器上的从属性部件，就得准备在一个金钱和利欲主导的社会里，接受边缘位置。他们不仅无法再向大众分送土地，连他们的思想和趣味，也大多只能出现在朴素而且印量很少的书刊里，甚至苦苦寻找着出版机会；而那些豪华的、花哨的、昂贵的而且一定是畅销的书刊，更多地容纳着时装、美容、家具、高尔夫、风水术、生意经，显示出社会对俗文化的强大购买力，显示出社会的主要财富正在向中产阶级化的大众转移。他们回头看一看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几乎与大众交换了贫富的定位。

在这些地方，大众富起来了，至少是比较富了，而且开始与肘尚结盟，这也许是事情另一方面的:变化大众在往日,的贵族专制下，基本上与文事无缘，远离各种传播媒体，当然处于文化时尚之外。时尚只是上流社会里的景观。从文风到官仪，从食谱到花道，只有贵族才可能附庸风雅，追随外部世界一个个潮流的引导。那时的太众文化，或者叫作俗文化，不过是民间文化的别名，具有自生自灭、自给自足的特点，呈现出质朴和原真的生命面貌，类似一种自然生态群落，常常历时百年乃至千年而恒定不变。一首民歌，一唱就是几代人几十代人。这种民间文化，与工业消费时代的市民文化大有差别，却一直没有得到过人们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事实上，同为“大众”喜闻乐见，但市民文化与民间文化大异，具有非自然的特征，受到文化工业的制约和支配，几乎就是文化工业的产物。在大众传媒无孔不人的情况下，男女发型、饮食习惯、消闲方式、政治观念乃至日常习语，都被电视、小报以及广告所指导和训练。一个女中学生的微笑,都可能带上了好莱坞的商标，并且随着潮流的更迭不断有新品牌推出。从根本上说，这不是大众原。生的文化，而是大众从少数文化制作商郎里所接受的潮流文化，充其量也只是大众被潮流改造之后的文化。有意思的是，就像往日的大众处在时尚之外，现在轮到一些精英来充当这种寂寞和疏离的角色。任何一个愿意保护自己精神个性的哲学家、作家、艺术家,都可能比一个普通的餐馆女招待，更缺乏有关流行歌星和新款家具的知识，缺乏美容和时装的知识。他们是一群落伍者，一些差不多有自闭症嫌疑的独行人，对很多社会风向茫然无知。也只有这一个小众，才可能对昔日的大众文化，对那些旧民歌、旧传说、旧演艺、旧民居等等不入时的劳什子，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们回头看一看历史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惊讶:他们心目中那个存在于民间文化中的大众哪里去了？他们奔赴的这个自然态民间，为何突然间变得人迹寥落？

清除财富的腐蚀，警觉时尚的污染，是精英们从贵族营垒里反叛出走时的重要功课。今天，当财富和时尚迅速移位，成为大众的义涵和背景，精英们对这样一个全新大众也许会感到有些陌生，甚至有点不知所措。这一时代的巨变有什么不好吗？也许不，因为它是精英们一直为之奋斗的社会变革目标、是民主和人道主义原则来之不易的胜利实现。但这一变局将会如何开启文化新的走向？精英们今后的新的文化动力和新的文化资源将从何而来？他们与大众的关系,将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两难:他们是拒绝他们一直心神向往的大众呢，还是应该在大众那里停止他们一直矢志不移的反叛？这些问题已超出本文所设定的范围，该由另一篇文章来探讨。有关的价值判断，相信也是一条充满着种种不确定性的险径。如前所说，本文只是想在有关大众文化的讨论之前,清理一下“大众”的具体内容，给不同类型的大众一点区分。

这种区分可能是讨论的必要起点之一。

1996年11月

(最初发耒于1996年《读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

第二级历史

品牌经济

两种皮带在质地、款式、功能等方面相差无几，使用价值相差不大，但价格差别竟可高达数倍乃至数十倍，这实在让人惊异。

问题在于品牌。一种皮带是名牌，另种皮带不是名牌，这就是价格畸差的主要根据。在当今大多数商家和顾客看来，这种现象合情合理天经地义。品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商标，或者一个简单的公司商号。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常常比相关有形资产更为重要。如果说品牌在市场胜出之初，还需要产品在质地、款式、功能等等方面的优越因素，赚的是老实钱，但这一切在品牌确立之后，就如同挣脱了大地引力的飞行，重荷骤然减轻，奇妙之境随之展现。品牌自身已经有了独立价值，有了自我再生和自我增殖的魔法。越是名牌越可以高价，越是高价就越像名牌。在品牌消费心理的惯性推动下，品牌可以很快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符号一种顾客的心理感觉。有些人买一块“劳力士”已不仅仅是为了计时，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买人气度、身份，还有文化潮流的参与感——这种文化潮流网结着高楼大厦、航天客机、郊区周末、民主政体、泳池美女、慈善捐款、信用金卡、故乡老街、体育明星刘易斯或者乔丹等迷人意象，而这些意象由品牌幵发商们通过一系列开发活动来给予设计和提供，由已有的品牌消费者们身体力行地印证和重演，在立体的和持续的舆论浪潮之中不时与我们耳目相接。

作为商界共识，品牌正在成为人类经济生活中新的太阳,新的王权和霸业。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只不过是这种王衩和霸业的负面证明。稍稍关心一下我们周围的事实就可以明白，事情正在起变化。从包装投入和广告投入的不惜血本，到商家们对政治、文化、体育活动的全面介入，品牌塑造热浪正在使生产成本越来越多地（很多时候超过百分之五十）投向文化形象的产出，使顾客钱款也越来越多地（很多时候超过百分之五十）花费在文化感觉的购入。毫无疑问，它意味着商品的文化内涵急剧增量。

消费程度不同地变成了心連现象的消费，生产程度不同地变成了心理现象的生产。人们的认同感、荣耀感、身份感一类东西，正在进人车间里的流水线，在那里热火朝天地批量制作然后装箱待发。其结果，经济一方面越来越远禽某些人最为注重的使用价值和劳动投入;另一方面也越来越诡变着另一些人最为注重的交换价值和供求关系以乎芷使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进入虚拟，即文化主导的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差不多变成了文化。

明星文化

明星也是品牌，不过是文化领域里的品牌。一般来说，明星内含着心血和创造性劳动，，是使用价值的承担；同时满足着某种社会需求，实现着对交换价值的敏感反应^在明星造就之初的阶段恐怕尤其是这样。但并不是所有类似承担和反应都能星光灿烂。如果暂时撇开漫长历史对文化?的沉淀和淘汰，就短期效应而言，名声和质量之间常常并没有严格的相关。同样是一位优秀的歌手，一幅优秀的画作，一种优秀的学术，倒很可能隐伏在星系之外的黑暗里无法光照市场。这说明，明星并不等于经典。优秀差不多是经典的全部条件，却不是明星的全部条件。在质量大体相当的二者（或多者）之间有一星胜出，甚至质量相对低下者竟然化星而去，这样的事情不算合理却也正常。

在很多时候，明星是文化以外某种力量介人的结果。这种力量可以体现为政治控制，在现代消费社会里则更多体现为商业操作。近年来《苹果日报》在香港引起的报业大战’，杀得人仰马翻天昏地暗风声鹤唳，已经成为了商业资本介人报业和控制报业的惊心一幕。把某某歌星或者某某演员“包装”起来，现在也成为‘很多公司的商务话题，成为他们眯缝着眼睛在市场上寻找利润时的灵?机一动。他们不是传统商人，不在文化专业里，并不会使他们对文化有隔行之感，更不妨碍他们造就文化明星时的卦信和救世军式的威风八面。他们说得很明白，他们只是做“包装”，意思是不干预甚至不过问明星的内涵。他们不在乎这些涵是高雅还是通俗，是古典还是前卫,，是批判现实还是顺应现实，他们只是尽商家之职给这些明星彳种物质化存在形式——而这一点，只有他们的钱可以做到。广告轰炸、市场争夺、形象营构以及文化制作本身的技术高档化，这一切都需要钱。他们的洞察力往往不错。因为他们常常能够利用和造就出一批倾心于“包装”并为之发烧的文化顾客，利用和造就出这些顾客的消费趣味，从而使自己的钱大有用武之地。

比方说，他们的客户里有很多这样的爱乐者：在接受音乐时，音乐中的情感和技艺并不重要，而乐器的昂贵，剧院的豪华;还有数字化唱碟的技术等级，更让他们津津乐道。他们的客户里也有很多这样的藏书族购买书刊时，书刊中的思考和问题并不重要，而书刊的摩登装帧和集丛规格髙额的设计费和印制费）、编委或推荐人的显赫名气（大笔聘金和公关开支)、作者在传媒上获奖的消息、开会的消息、出国的消息、离婚的消息或者遇险的消息等等(一切隐藏在作品之后的酬金、会议费、旅费以及媒体宣传费用），更成为他们掏出钱包时脑子里的主要闪念。

明星“包装”运动的一般结果，是文化的明星化，是文化的明星集权和明星专制，是明星爆出而文化淡出，是大批追星族的文化判断水准一步步下行，只剩下他们物质化的追逐狂热，指向明星们的曝光率、T恤衫、发型、故居、画片、周末、签名、婚姻、命相、外祖母、迷人的笑容或者冷面，还有让人们揪心的胃病或者帕金森氏综合症。对于商家来说，这一切无疑都意味着不可不为之摩拳擦掌的潜在商机。他们终于和他们的顾客一起合作，找到了一种在“精神”中共享“物质”的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也作金元响，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投资业务，在拘泥于经典概念的文人们眼里，当然巳经程度不同地虚拟化了，进人了经济主导的形态。

于是，文化差不多变成了经济。

一方面是品牌经济，是物质的文化异态;另一方面是明星文化，是文化的物质异态。这种逆向的运动和演变，将编织出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怎样的生活？当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界线在这里日渐模糊和消融，我们继续使用“经济”或者“文化”这些词语时，是不是需要一种必要的小心？

特有价值

新加坡是一个纬度近于零的国家，长夏久热。奇怪的'是，这里的貂皮女装却行情颇佳。有的女士甚至家藏貂皮盛装十几件，还频频去商店里的貂皮前流连忘返。她们的貂皮显然不是用来穿的，即便去寒带国家旅游也完全不可能这么多皮毛加身。这就是说，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她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与她们的流连忘返毫无关系。但她们压抑不住对貂皮的持有欲望。持有而非使用，是购买的主要动因。持有可能带来一种愉悦，可能意味着安慰、关注、尊严的收入，意味着回忆和憧憬的收入。经常把貂皮拿出来示人或者示己，心里就可能美滋滋地踏实好;分这东西张太太有，我也有。

这种对貂皮的消费，暴露了商品在使用价值之外，已经有了另一种重要的属性:持有价值。

其实，不光是狮城女士的貂皮与实用性无关，也不光是当今越来越多的服装在男女消费者那里藏多于用，符号储备的意义多于用物储备的意义，在更多的消费领域里，人们的购物行为也让传统经济学家们觉得可疑起来。BP机都是用来通讯的吗？恐怕不是，众多穷国的中学生腰里都别着它，但无从用起。哲学名刊都是用来阅读的吗？恐怕也不是，众多高雅之士把它买来搁在书架或者餐桌旁的显眼之处，并不打算真正翻上几页。风景旅游区是让人亲近大自然的，然而有些游客千辛万苦驱车赶到这里，到头来几乎什么也没干，甚至对山光水色看都没有看一眼，只是把自己关在宾馆里打卜夜的麻将或者看一天的电视。他们并不在:乎这里的自然怎么样，他们只在乎这里的风景区很著名，是上流人周末或节日应该来消受消受的地方，是不可不来的地方——而他们已经这样干了，事情就已经完结。

这些人的消费，显然只是一种持有（BP机、哲学名刊、旅游风景区的名声以及其他一些人们认为很好的东西）的实现，因此品牌和明星当然最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目光所向。他们的需求不能说不是一种真实，不能说不是生命中的重要内容，却已经大大偏离了实用（包括备用）的需要，偏离了传统经济学曾经奉为基石的使用价值，正在被扑朔迷离的心理/文化信号所虚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身上如火如荼的持有需求，是第二级需求，是需求的转喻和能指。难怪杰姆逊总是在日本、法国这些发达国家而不是在穷国，更多地发现生活“能指化”现象。在我看来，所谓“能指化”，不过是对虚拟经济和虚拟文化的另一种解读。

需要指出，第二级需求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后多了文化这一只“更加看不见的手”，正在使供求关系出现扭曲和失常。既然偏离了人们的实用，市场或可容纳的商品数量，或可出现的商品价位，便不再可能以人口一类的数据作为测定基础，而只能被变幻莫测的文化潮流所左右。消费已不再是自然行为，而是需要“引导”的，是“引导”出来的变数。文化潮流可以刺激某些商品的超常生产，却不会对潮流突变前后的生产过剩和市场动荡负责，更不会对这种生产加之于自然资源的恶性榨取负责。照某些传统经济学家预测，地球的有限自然资源在一段时间内还可以支持人类生存，因为人类需求尽管有弹性，却仍然有限，比如一日三餐就是一个基本限度。然而，现代人的持有需求正在取消这个基本前提，它的重要特征恰恰就是无常和无限，它使一食可费千金、一乐可费千金，使市场变成一个突'然出现在现代社会里的无底洞——再多的貂皮大衣也不一定能将其填满。如果我们的商品生产在利润驱使之下，开足马力去填补这一巨大的空间，如果我们的生产和消费变成这样一种“无限制资本主义”（美国学者语），可以肯定，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只可能迅速加剧。不光是貂皮，这个星球上所有资源都将很快耗竭。

这个无底洞应该让人不寒而栗。

持有价值的条件

持有价值古已有之。比方说我一直没有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读明白，没读出什么兴趣，但书店里有这一套书的时候，我还是急切地把它买了回来。似乎没有这一套书，我书柜里的文化袼局就不大完整，自己就有点不大放心。

我一直以为，这种行为不过是一种虚荣追求，属于人类普遍的弱点，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以这种本质主义的态度，总是很容易把什么问题都打发掉。

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持有需求离不开虚荣却不等于虚荣。作为一种大面积大规模涌现的现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潮流，它显现出特定的区位和轨迹。至少，在财产私有体制之外，持有价值大概是不可想象的。稍有一点历史经验的人可能都记得，在实行共产主义供给制的当年，人们天天都会需要吃喝拉撒，需要使用价值，却很难产生持有兴趣。持有多余的三套棉被或者五处住房，即便不受查究，也是不可理喻的怪诞——因为这除了是一种累赘和麻烦的保管,服务，根本不可能给持有者带来什么好处。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人会对空气、泥沙、野草、海水等等产生持有热情，没有任何人会对气象台一类公共服务设施产生持有冲动，比如说没人会牛皮哄哄地说他名下有三个气象,台，就像有些人夸耀他名下有三座别墅。作为社会的共有资源和财产，从空气到气象台永远在私权范围之外；对于人们来说，它们永远只有使用价值，不可能诱发出持有的需求。义务的公物保管员毕竟不是什么美差。

持有价值也不大可能产生在贫困线以下。在：那条线以下，穷人都很朴质，只可能朴质。他们不会觉得貂皮比羊皮更保暖，不会觉得保暖;余的貂皮或羊皮还有什么用途。他们最讲实际，除了肠胃之类器官的生理需要;，他们不愿意为任何“不中用”的东西花上半个铜板的冤枉钱，对上等人如数家珍的品牌怎么也找不到感觉。这证明持有需求是一种剩余购买力的表现，是二种小康现象，富裕现象，发达和准发达社会的现象。人在这种社会里,生存已不成其为问题，体面的生存才会成为问题，关于体面的符号构造和符号流通才会成为问题，才会成为人心所系的要务，并且重塑人们对待商品的态度。

最后，发达的传媒手段和强大的文化传播，也是产生持有价值的一个重要条件。査一查我们身边那些品牌和明星并不生效的地方，那里一般是孩童、老人、乡下人，还有一些不大关心时务的人，比如说有点“呆”气的潮流落伍者。这些人花钱讲究实惠，关心冰淇淋的味但不会在乎它的品牌，喜欢好听‘的歌曲但不会在乎歌手的名气。这不取决于他们有没有钱（他们很可能不缺钱），而是因为他们较少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较少接受从报纸、电视以及邻居那里传来的广告信息，对时尚不怎么感光。他们是文化潮流的边缘人或者局外者。在他们身上，至少在消费的这一层面上，更多地表现着人的自然和本真面貌。他们也会要求体面，关于体面的概念同样也会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受制于审美和功利、个性和公众、经验和幻想等各种各样的因素，以及各种各样因素之间互渗和互动的过程。但他们受年龄或别的什么原因所限，置身于文化潮流之外，持价值就不能使他们兴奋起来。可惜的是，这样的消费者并不为多‘数商家喜爱。很多商家的金矿只能在人们的持有需求那里开掘。当全球迸人传媒信息时代，这些商家正在利用电子大众传媒的高速扩张，把大众成功地改造成“受众”，正在全面引导和训练着大众的消费态度。为了尽可能地不放过漏网者，专门针对小孩、老人、乡下人以及其他不识时务者的商业宣传手段也正开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本真的生存，或者说大体上自然而本真的生存，还有多大的可能来抵抗文化工业的强制？

有意思的是，文化工业在当今的兴盛一时，恰恰是大众亦即“受众”自己造成的。对文化工业源源不断的资金注入，来自大众在温饱之后的消费重心偏移，来自大众对符号和感觉的购买，包括对每一件商品里广告成本的自愿支付，包括通过广告公司对一切无线电视和无线广播的间接性支付——人们不必有享受免费服务的窃喜。文化工业正是依赖这些钱，依赖人们在持有需求方面的财务安排，才得以聚水养鱼，得以弹足粮充和兵多将广，形成独立和日益壮大的产业，并以雄厚实力进一步开发和调教大众亦即“受众”的持有需求，进一步源源不断地制作此品牌或明星的时尚。在一个传统权威广受挑战的时代，人们总算二找到了替代之物，让时尚正在成为新的权威％由大众供养并反过来强制大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持有价值并非永恒和普遍的现象，不过是私产体制、富康阶段、传媒社会以及文化工业的产物'"一而文化工业与持有需求互为前提，互为血源和母体，是人们自己造就出来然后再来造就自己的力量，是自己的异在、异变和异化。

文化工业的出现，正在空前加剧出自然人与文化人的紧张，每一个人自己与自己的紧张。

贫困与贫困感

我曾相信，任何不能充分运用数学方法的学问，都不能成其为科学。不过，一个也许无知的问题一直在跟随着我:数量化方法如何适用于心理/文化现象？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蒸汽机和棉花的生产销售数量化，甚至可以把教育、出版及其他高智能产业不无牵强地数量化——把智能描述成工业货品的模样，但我们能不能计算一下持有价值？能不能努一把力，弄出几个关人们持有价值的开发、流通、储存、分配的数学模型？

但愿是可以的。但愿有朝一日，任何一种心理/文化现象，这些忽有忽无、忽聚忽散、忽大忽小的东西，统统在电子计算机的规划和控制之下，不再使有些经济学家们神色茫然。在那个时候，经济学家们不但可以计算贫困，还可以计算贫困感。

一般来说，贫困产生着贫困感;但同样是一般来说，前者与后者似乎又并没有必然联系。勉强温饱的人，常常可以自得其乐和自觉其足，在穷乡僻壤悠悠然哼着小调。我访问乡下的时候，为了让这些农民相信眼下天天吃肉时扫子算不上皇帝的日子，相信还有比这里更清洁、更漂亮、更富足的村庄，常常得费尽口舌。他们听我说起美国，常常会哈哈大笑：“你诳人!”比较而言，倒是很多丰衣足食的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家里有了彩电、冰箱、VC。万元存款，还觉得自己可怜兮兮，简直他妈的活得不像个人。有时候，他们的委屈在肉碗面前也可能有些动摇，他们的一些邻居和朋友却及时地帮助他们坚定，用“外面世界很精彩”的种种传说，逼着他赶快放弃高兴一下的念头。有一位作家就曾在南方某个座谈会上这样百思不解：“我还没觉得自己怎么穷，但周围的人非让你觉得穷不可！”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足够的根据，来发现自己的贫困。西方发达国家就不去比了，光是在中国，传媒告诉我们，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在消费“人头马”“劳力士”“皮尔?卡丹”“奔驰”，影视中的改革家也多是在豪华宾馆里一身名牌地发布格言。在这种超高消费的比照之下，什么样的工薪收入才能免除人们的贫困感呢？因为自觉贫困，因为自觉贫困深重，人们当然没有理由要安心本职工作及其工薪收人，没有理由不去业余走穴、投机宰客甚至贪污腐败。贫困感像感冒一样到处流行。这种贫困感不但发生在真正的穷人那里，更多时候发生在不那么穷的人们那里——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可能接触传媒，更有条件了解到刺激自己的超高消费动态，并为之愤愤不已。常常是，对品牌和明星的持有欲望,还有这种欲望在现实中或多或少的受挫，遮蔽了他们自己实际的富裕。

只要稍稍深入一下实际生活，就可以知道并是中国人都在喝“人头马”，也并不是喝“人头马”的中国人都腰缠万贯一我认识的其中一位，家里其实连7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这就像挂着BP机的中学生，可能还有学费之虞；穿着名牌衬衫的人，可能还得借钱治病。超前消费只不过是穷人对体面的某种预支。这些人视持有价值重于使用价值，因此并不是想喝酒，而是想喝“人头马”的品牌，喝出自己进入现代生活潮流的感觉，喝出自己想像中西方男士和女士的那种美轮美奂，于是购买力自然指向了高价。他们推动了“人头马”在中国的热销。同样的道理，他们这一类消费者也推动了“劳力士”“皮尔?卡丹”“奔驰”等等的热销.，让西方商家一次次大跌眼镜，惊叹中国的市场真是神秘不可测。他们按照“劳力士”在上梅的销量，—度以为上海的富裕程度已经超过了巴黎。他们不明白，持有价值以及公费腐败共同促成的这一*超高消费壮观，大大遮蔽了二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包括这些消费者中很多人实际的贫困。

对贫困和富裕的双重遮蔽，就是这样产生的。

传统社会科学有一句老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这一经典命题眼下在很多学科似乎正在重新复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任何存在都只能是一种被意识的存在。于是命题就可以改变成一个绕口令似的说法：被意识的存在决定着意识。被意识的贫困，被意识的富裕，常常与真实柑去甚远。而且凭借心理/文化信号的传播，两种被意识的存在可以互相激发和互相强化;越怕被别人看作穷人_越要竞富，越看见别人竞富就越觉得自己是穷人。虚拟化的贫困和富裕，就是这样形成了越来越激烈的交叉震荡，最后导向深刻的认知危机。

这些贫困的富人，或者富裕的穷人，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真实？?

我一直怀疑，很多现代城市里到处流行着的:挫斯感、孤独感、无聊感等等，其中也正在增殖着虚拟成分。人们从规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知识装备，也从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这并不是说现代人就没有挫折、孤独、无聊等等，不，即便温饱已经不成为何题，社会不公和人生不幸仍会显露出严酷相。但解决难题之前首先需要理解难题。很多现代人也许并不缺乏解决难题的本领，倒是可能被层层叠叠紊乱而失真的文化信号，弄得失去了诊断自己和诊断环境的能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痛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迷惘。很多流行歌和流行小说就是这么说的。由此我们可能会想起现代主义讨论中常用的一个词焦虑”。“焦虑”与“痛苦”相近，但“痛苦”有所指，“焦虑”却莫名；“痛苦”很具体，“焦虑”却柚象。“痛苦”是一个生活性概念广焦虑”则是1个生存性概念。如果说“痛?苦”就是人的挫折、孤独、无聊等等，那么“焦虑”则是被意识的挫折、被意识的孤独、被意识的无聊等等——而一切意识正在被文化潮流强度干预和塑造，已经变化万端、飘忽不定、虚实相生、真伪难辨。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它们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不过是一种文本感染，不过是一些广告并发症或者影视后遗症。

于是我们还可以说，带有传统意味的“痛苦”只是我们入生的外趋性危机，而“焦虑”意味着我们人生的内趋性危机，主要是对危机的认知本身出现了危机。

这是第二级危机。

作为符号的全球和民族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品牌出产国。可口可乐，万宝路，西点军校，好莱坞，因特网，摇滚乐，哈佛学位，读者文摘，美元，波音飞机，NBA，性解放，民主，福特基金会，马丁?路德?金和巴顿……当然还有英语,都是名震全球的品牌。美式英语的地位，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其强势主要来自地大物博的资源条件，来自富有活力的体制安排和人才精英的汇集，也来自他们对一个个历史机遇的有效利用。作为一种综合效应，美国本身很快就成了一个最响亮品牌，成了全球性的“美国梦”。凡是与美国有点瓜葛的东西，比如任何一种在美国生产的商品,，甚至任何一种只是在美国销售的商品；比如任何一个美国人，甚至不是美国人而仅仅只是去过一趟美国的人，在很多人眼里都值得刮目相看。似乎只要一沾上USA，就有了神奇的附加值。

美国这个品牌是可以持有的。有些人跑到美国，甘心情愿地长时期过着比在原住国还要糟糕一些的生活，当然只是了却一个心愿：对美国的持有。

民主和自由的意识形态潮涌和一次次政治革新，使美国少了很多野蛮凶悍的痕迹，不再贩运黑奴，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再把舰队派到弱小国家去发动政变。本世纪的全球性民族解放运动以后，发达国家大多有了文雅风格，对穷国和弱国也基本上放弃了殖民统治，解除了历史上诸多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有支配地位，不意味着在外交谈判的席位对等和握手微笑的后面,强国和弱国之间已经平等。

目下大中学生们的玩“酷”之风，就是典型的美国产品，最早可能出现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剧里，经由日本、香港再进人中国大陆。因为它总是与影视里的冷面猛男相联系，结果，潇洒、英俊而且深沉的冷面风格就成了它的注解。作为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酷”的东方之旅似无任何暴力性质，而且在所到之处几乎都激起了愉悦、敬佩乃至甜蜜蜜的爱慕，同市场经济一起成为全球化可喜进程的一部分。然而，更仔细地考查一下就可以发现“酷”牌文化对于强届知弱国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酷仔酷汉们常常穿着牛仔服(需要从西方进口），常常喝威士忌或者白兰地（需要从西方进口），常常英雄虎胆地玩飞车（汽车是美国或日本的最好），常常提着电话机座皮鞋也不脱就跳上了床（电话技术和洁地吸尘器需要从境外引进），常常在生死关头遇到了美丽的碧眼姑娘（要有这样的艳遇就必须带上钱到那里去）……这种文化一般来说也提供了正义或者勇敢的形象，提供了趣味和知识，但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示范，更隐藏着无处不在的消费暗示，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司拓开了输出产品和技术的空间，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增加了赢得民心和政治要价的筹码。社会心理开始出现倾斜。新的依附关系，新的权利支配关系，在赏心悦目的文化流播中差不多已经悄然就位。

进一步说，影视里的“酷”星们很少埋头读书，而这是教育落后屆家最为急需的;很少大汗淋漓地打工，而这是经济落后国家最为急需的。他们也没有太多机会遭遇东方式的“走后门”和是非不分的庸众，而这是中国人经常要面对的现实。他们的文化神话吸引着我们，推动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碰撞，推动了一个个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的经济改革;但另一方面，它在年轻一代发烧友们那里引起的走火人魔，显然遮蔽:这些国家的某些重要现实，遮蔽了社会机体发育不良的一个个危机。当我看到很多无意读书、不会打工的青少年却掀起了喝洋酒的热潮，掀起了考“本”学车的热潮，就不免觉得流行文化的符号剥削与符号压迫有点酷，即残酷——因为这几乎是一种符号致残事故，因为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根本不可能拥有自己的车，连就业都不够资格。更要命的是，中国的土地和能源状况也永远不可能承受美国式的汽车消费。

没有人会对这种人残疾负责。『在当今全球性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经济和文化的自由至高无上，如果“酷”一类的文化符号在什么地方产生什么剥削、压迫乃至摧残效应的话，是没有理由要求文化制作者来承担责任的——你甚至找不出他们，不知道他们具体是谁。

当然，你可以反抗这种文化入侵，比方说你有可能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态度，对外来文化的霸权扩张给予激烈阻击，就像法国人抵制好莱坞，原教旨主义抵制摇滚。但问题在于，民族主义同样可以是一种文化虚构。冷战结束以后，东西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降温，这个时候的民族主义便最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化题材，新的文化品牌，成为有些人激情、风头、振振有词和学科地位的新支点，并且同辛普森案件和瑜珈功一样走上电视的黄金时段。如果政治集团需要的话，完全可以把它用来凝结和巩固自己的利益群体，用来打击或肢解自己的利益对手。事实上，不词大国之间相互“妖魔化”的宣传已经引起了兴奋，文化分离主义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也已经成为热点。由于CBS、BBC—类传媒巨头身后伟大的西方背景，有关分离的符号爆炸当然更多地被输往波黑、车臣以及其他什么地方，而不是在纽约——尽管纽钓的民族类别更为多样，族际隔膜的程度也未见得轻微。一种肤色、，一种教派、一种语法、一桩常见的刑事案，眼下都成为分离主义的根据。奇怪的是，分离各方在全球化过程中实际上越来越趋同的经济体制、政治理念以及生活方式，还有各个领域里越来越多的“跨国化”现象，作为刚刚爆炒于电视黄金时段的题材为什么突然就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

要在湖南人和湖北人之间找出差异，要在纽约人和费城人之间找出冲突，其实都不困难。在一种可疑的夸张之下，这些差异和冲突有朝=日是否也要变成仇恨和战争的合理依据？一句古老的谚语指出：如果你把什么人当做敌人，这个'人就真成为你的敌人。这句话可以换成另外一句:如果传媒符号书写出敌人，我们的周围可能就真的有了敌人。敌人的意识完全可以构造出敌人的存在。

“妖魔化”一类的文化制作，当然裉难说是出于传媒的阴谋。由某一些制片人、广告人、报纸、多媒体、教授、歌厅、服装师以及街谈巷议所组成的文化工业鱼龙混杂，各怀心思，-步调有异，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它们一般情况下并没有恶意的共谋，却有各自的私心。它们一会儿把美妙无比的全球化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人类亲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民族国家之间实际上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一会儿又以怒火熊熊的民族主义、文化分离主义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民族敌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人类当今实际上正在出现的文化融合和利益共同。它们这样做，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别出新招，猎奇哗众，在市场上开发时尚并且争夺文化份额。时间长了，它们甚至成了一些缺肝缺肺的技术人，并无自己确定的立场，陷入各种符号迷阵而无力自拔。

文化似乎巳经自由了，但文化工业无法完全摆脱政洽集团或经济集团的介人，即使在较好的情况下，它也常常是种立场暧昧的文化，没有立场的文化——如果说还有立场的话，那么立场只有一个：利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在一个文本和符号超常生产的“传媒资本主义”时代，文化工业是列制动闸失灵的火车，是一头谁也管不住的九头怪兽。从总统到老百姓，包括文化的制作者们本身。艮’多时候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巨无霸向前狂奔，不知它将把我们带去什么地方。

第二级历史

冷战结束以后，有些人欢呼全世界进入了“历史的终结”（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语），断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所代表的现代化大潮将征服全球。这种说法也许可以成立，因为某种现存知识体系所能感应到和呈现的“历史”，确实已经到了尽头，已经逼近诸多有缺憾的选择中较少缺憾的一种最终选择。

只是放开眼界来看，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只是一种有关历史的知识的终结。历史还在前行，需要新的知识将其感应和呈现。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身边，投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现实动静，比方把目光从人的自然性需求，转向人们当下更为活跃的心理/文化需求，转向与这种需求相伴生的文化工业及其对个人行为和民族境遇的深刻影响，就不难发现另一种千头万绪的历史远未终结，甚至可以说才刚刚开始不久。

我们还不太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只能困于眼下的臆测和猜度，但这不能证明它的不存在，只能证明我们还缺乏描述它的语言和逻辑，比如我们熟悉运用的计划/市场、专制/民主、左/右诸多两分法模式，对它已力所不及。这个世界依然直面着财产和权利的分配关系，只是这种分配，可能以符号化财产和符号化权利的分配为隐形主导。这种分配似乎正在以心理和文化为主题，重构我们的各个生活要件，布设新的利益格局，启动新的冲突和解决过程，向我们洞开一个个更多成果也更多风险和灾难的世界——如果我们对它失去思想的控制，如果我们的符号书写同样失去了真实和真诚的牵引。

相对于福山的圾史而言，它是第二级历史。

1997年8月

(最初发表于1998年《读书》杂志，后收入《韩少功散文》。）

国境的这边和那边

持中国护照进入有些发达国家，常常会遇到移民局官员较为费时的盘查。有时堂堂签证根本不管用，出示了返程机票和美元还是不管用，说关那边有朋友等着更是不管用，被限令立即返回的例子还是屡屡出现，气得当事旅客悲愤莫名我就差一点遭遇过这种事。在’这个时候，一道人关黄线让国家这个抽象之物变得真切可触起来。

查得这样严，据说是企图混过关的中国非法移民很多。这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现在要求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但绝不容忍移民（国际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主张人的言论权和示威权，但还无心保护自由移民权——其诸多国内政策是不能在国家间贯彻的。这也不奇怪，中国已按美国标准弱化了户口制度，让农民工大量自由人城了，但假如中国向美国自由输送五十万电工、五十万木工、五十万剃头匠，美国岂不乱了套？岂不哇哇叫？他们的剃头匠还能在一个脑袋上轻轻松松赚上三十美金吗？中、美剃头匠还能如此天经地义地“同工不同酬”？

这种大打折扣和不平衡的“自由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样说可以让人理解。但有些理论家宣称这种强国剪裁出来的“自由化”是弱国的惟一幸福指南，就让人很不理解了。

你就在这条黄线面前理解“国家”或“国家的消亡”吧。

我这次人境，是为了参加韩国汉城的一个会，跨过黄线大体还算顺利。会议主题是“寻找东亚身份（Searching for East Asian Ioentity)”。有趣的是，主题虽关“东亚”，但与会者都吃欧洲风格的饭菜，住欧洲式样的宾馆，这一类寻常多见的景观，大概也构成了德里克先生“全球化激发了本土化”一说的恰切隐喻。应该说，会上有不少优秀的发言，如韩国学者白永瑞先生就再一次给我“旁观者清”的证明。因为他不是中国人，所以比中国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思维和感觉中的盲区：梁启超蔑视黑种人和红种人，认为能与白种人争霸全球的只有黄种人，亦即他心目中的中国人。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实际上是主张全盘现代化，但他旨在再造中国文明的“整理国故”运动仍然把中国以外的亚洲排除在“东方文明”之外。至于梁漱溟，他举目四顾，将天下三分，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外再加了一个印度文明，比粱启超和胡适多了一大片南亚的视域，但这种宏论仍然只会使东亚、中亚、西亚、东南亚其他诸多族群惊讶不已和顿觉寒心。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中，在中国知识界的习语中，“东西比较”基本上是“中西比较”，大中华主义的大尾巴总是藏不住。这当然只能导致白永瑞的疑惑：中国有没有“亚洲”？

正是在当年这种知识背景之下，孙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谋求曰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在日本倡导“东洋文化”以抵抗“西洋文化”的演讲时只言中、日,，对朝鲜半岛的忽略态度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为此，对他充满敬意的朝鲜人也不得不将这种大国主义斥之为“轻率”和“卑劣”。

其实，众多中国的现代精英岂止是心目中没有“亚洲”（即没有东亚、南亚以及中亚），他们的“欧洲”视野里其实也只有繁华的西欧，不会有东欧或者南欧;他们的“美洲”视野里其实也只有闪光的美国和加拿大，不会有墨西哥和尼加拉瓜这样较为弱小的存在。强盛和威权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成了人们逢迎或者竞争的对象，也就成了人们在建构地理版图和文化版图时的有色镜。这当然浚有什么奇怪。因为这同样是俄国的一般情形：尽管他们的大部分国土延绵于亚洲，尽管当年拿破仑将莫斯科称为“亚洲的都市”，但有多少俄国人愿意接受亚洲人的穷酸身份？如果不是由于亚洲经济六十年代以后出现繁荣，俄国首脑是否愿意屈尊于“亚太经合”论坛来凑热闹？'这当然也是其他国家的一般情形：很多日本人士不是早就耻于与俺们为伍而主张“脱亚入欧”么？很多英国人士不是一直暗续帝国余风因此将自己视为欧洲之外的“大(哉）不列颠”么？

一旦跨越国界，以求生存、求发展、求昌盛为主题的民族现代化就常常有排他品格和霸权品格。国界那一边的启蒙和解放（如欧洲的自由主义体制X，常常成为对国界这一边的歧视和压迫（如当年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这就是内外有别的潜规则，就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曾经扮演过的双重角色，也是梁启’超等中国精英曾经想扮演而不得的角色。

当然，民族国家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惟一政洽载体和利益单元。在即将完结的这个二十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机声隆隆和黑烟滚滚，跨国的地区主义或世界主义同样并不鲜见，一次次进入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大东亚共荣圈”臭名昭著，这大概也是很多中国人对“东亚”一类概念深怀戒心和兴奋不起来的原因之一。韩国学者申正浩先生认为，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亲日派(朝鲜”和“汉奸（中国）”中确有不少卖身求荣之徒，对他们仅仅施以道德谴责却只能是过于简化历史。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确实曾幻想着借日本的实力来实现“亚洲复兴”或者“东亚复兴”，以抵抗白人殖民统治和西洋文明侵压。这与道德没什么关系。这一点在东南亚和南亚有些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当法国、英国殖民政府在日军的攻击下溃败之际，当地一些自由派人士和普通百姓，对共产国际联英、联法以抗击法西斯的战略部署怎么也想不通，甚至一度欢呼民族的“解放”，出门夹道欢迎黄皮肤的日军。汪精卫在越南发表亲日理论，正是以这一情况为背景。只有当大和种族优越感演化成血腥的屠杀和掠夺之后，很多人的“亚洲梦”或者“东亚梦”才得以破灭。一次极右翼的跨国地区主义实践，最终成为这些亚洲人终生的人格耻辱，成为亚洲各国遍地焦土的灾难。

左翼的社会主义同样有过一次次跨国共同体的尝试。“工人无祖国”是社会主义的经典信条。当列宁的国际主义热情在斯大林手里被冷冻为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之后，中国人立即感到了寒意。此时的毛泽东仍然放眼天下，提出了“亚非拉”理论和“第三世界”理论。作为这一理论体系最为典型的实践，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是一个跨国革命组织。他们在广州召开会议并与中国总理共谋地区的合作与互助，在异族同志那里得到无私援助，感受到温暧的兄弟氛围。正是在这一时期，除了政府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南援，包括中国红卫兵和知青在内的志愿革命者们，也一批批跑到越南或緬甸去从事国际解放事业，甚至在那陌生的远方喋血大地。然而民族国家体制仍然是绕不过去的，人们很快就觉得“印度支那共产党”这样的大锅饭不合时宜，一旦分解为“越南”“老挝”以及“柬埔寨”，老战友之间不久就血刃相见，在中国与越南之间，在越南与柬埔寨之间边界冲突乃至大规模战争终于发生——其满目新坟的前线场景曾使我深感刺痛。炮声意味着：工人有祖国，现代化事业有祖国。马克思和列宁所痛恶的某种“爱国主义”终于复活。于是，当年对印度支那的国际主义无偿援助，在今天众多中国精英看来，如果不是可耻的罪恶，至少也是儍鳖和冤大头的愚行。

我在小学时参加过声援古巴的游行，在中学时到火车站参加过援越物资的搬运。我现在不再会有“输出革命”的盲从，但也并不认为当年国际主义关切本身有什么可笑，更不认为一个以邻为壑寸利必争的国家更具文明的高贵。中国人现在钱多，但白求恩式热情可能比以前少了。在这丨点上欧洲人看来比我们强，至少彳艮多英国人在香港回归中国时还能同中国人一起摇着小旗上街欢呼，这种“卖国”之举如果发生在中国，岂能为国人所容？进入九十年代，欧洲共同体成为超国家体制的又一次实验。事实上，正是在欧洲发生的这一进程，激发或者复活着地球这一边诸多“中华经济圈”“东南亚共同体”“东亚共同体”之类的想像，而著名的捷克自由派总统哈维尔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他“民族国家消亡”说的政治抒情。

我们有理由相信，统一的欧洲，在银行、海关、部分防务及部分外交等方面准国家化的欧洲，在融合欧洲民族国家裂痕方面，在推动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挤文化发展方面确有伟大的前景。但一九九八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冷冷地说过：“如果统一的欧洲对我作为一个小国的公民不感兴趣，那么我对这样一个统一的欧洲也不感兴趣。”类似这样的不和谐音，在葡萄牙、荷兰、丹麦等一些国家，在感到民族语言文化、经济利益受到忽视和损害的弱势群体那里并不少见。这当然还只是内部的情况。在这个共同体的外部呢？正是这个^共同体不顾内部的激烈争议，用导弹和战机使俄罗斯日益不安，用狂轰滥炸使南澌拉夫半废墟化——而南斯拉夫本身也几乎是个微缩共同体,作为东欧地区市场经济昨日的先行者和优等生，这个多主体联盟，由民选总统剥夺了科索沃阿族的自治权，战乱所造成的难民潮更使整个欧洲恐惧。

白永瑞展望的“东亚”和“亚洲”，是比这些共同体更好的“东亚”和“亚洲”么?

冷战已经结束，市场经济释放着新一轮活力，这被看作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大举光复，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麻烦和动乱，那也总是被很多人描述为对资本主义人间正道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些人看来，只有政治集权和计划经济才意味着极端民族主义，才意味着侵略和战争，而这种旧症惟有“自由主义”的一帖良药才可以救治。这样的看法有苏联在阿富汗和捷克的行迹为证，?但还是过于笼统，也过于乐观和对髦。他们忘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国家之间爆发，而第工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恰恰是实行民主选举制的德国以及“维新”成功的日本，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以及“维新”失败的中国。这样的文字虚构也无法与我的个人经验接轨。我曾经去过东南亚、南亚等一些周边较穷的国家。有意思的是，我的某些同行者无论在国境这边是如何崇拜自由和民主，如何热爱西方体制并且愿意拥抱全世界，但只要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只要目睹邻国的贫穷与混乱，他们就不无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傲慢和幸灾乐祸——非我族类的一切都让他们看不上眼。

我相信，他们一直声言要拥抱的全世界不过是曼哈顿，一定不包括眼前这些“劣等”“愚顽”的民族;如果现在给他们一支军队，他们完全有可能有殖民者的八面威风。

在富人面前套近乎和讲团结，然后在穷人面前摆架子和分高下，这当然没有什么难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算不上什么民族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只能指称那些居然对抗现:代文明潮流的行为,那些居然冲着西方发达届家闹别扭的行为，包括挨了导弹以后跑到人家大使馆前示威的行为——似乎民族主义的示威比自由主义的导弹更加危险。不难理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近年来学界风行一时的“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似乎“救亡”曾耽误了“启蒙”，而“’启蒙”就^定得忌'言“救亡”。我不能说这种叙事纯属阴谋搅局，也愿意相信这种叙事有一定的有效范围。但面对这些艰难的概念工程，我更愿意所一听越南的笑话。这个笑话是说青年们在抗议美国入侵的时候高呼口号美国佬滚回去！”但接下来的一句是:“把我们也捎上！”

这一显然出自虚构的政治笑话得以流传，当然是因为它揭破了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的真实心态，揭破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暗中转换——它们看似两个面孔而实则一个主义，常常在很多人那里兼备于一身。于是这些人时而是悲愤的民族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或其他国家)正妨碍他们过上好‘日子时而又是热情的自由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跟随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才能过上好日子。他们既恨美国又爱美国，通常的情况是:这种恨由爱来“启蒙”(美国幸福我们也得幸福，美国称霸我们也得称霸）；这种爱也总是由恨的“救亡”来实现。（不扳倒美国我们如何能成为下一个美国？或者与美国平起平坐他们常常被自己的影子吓一大跳，对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愤愤然鸣鼓而攻。

这样说，并不说所有的民族主义都与自由主义有瓜葛。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发展”“进步”的不同方式?，都采用了民族国家这种政治载体和利益单元，都得借重军队守土、法院治罪、央行发钞、海关截私等一切利益自保手段，都难免民族主义情绪的潮起潮落。在这里，发展主义的强国梦想在带来经济繁荣和政治改良一类成果的同时，也常常带来邻国深感不安和痛苦的外扩张——这与民族国家合理的自尊、自利、自卫常常只有半步之遥。同样的道理，这种发展主义的强国梦想，也可以有一种延伸和改头换面，比如给民族国家主义装配上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的缓冲器或者放大器，带来“大东亚共荣”以及“印度支那革命”之类的实践教训。

来自美国的德里克先生在听白永瑞发言的时候，给我递了一张纸条，上面抄录了一首中国流行歌：“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这首歌当然可以证明中国人并不缺乏一般章义的亚洲意识，尤其是考虑到这首歌,出现在一九八九年后中国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统一?制裁之际，当时的中国人更容易想起同洲伙伴。我对他说，我并不担心中国人没有“亚洲”。在我看来,只要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旦与美国、欧洲发生利益冲突，中国人的亚洲意识肯定会很快升温，国土上没有美国军队驻扎的中国难道不会比日本、韩国更容易“亚洲”一些？何况“儒家文明经济圈”一类说法早已层出不穷，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重构“亚洲”的各种心理草图我的问题是：中国人有了“亚洲”又怎么样？中国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亚洲意识换一句话说：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怎样才能培育一种徤康的亚洲意识、亦即敬己敬人、乐己乐人、利己利人的亚洲意识？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不得不回顾“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如果这一现代性经典信条已不可动摇，那么接下去，“本国利益优先”或“本洲利益优先”的配套逻辑只能顺理成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凭什么来防止各种政治构架(无论是国家的、地区的还是全球的）不再成为利己伤人之器？

以集团利益为标榜，在很多情况下常是虚伪之词。稍稍了解一点现实就可以知道，源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民族主义一定是反民族的——只要看看某些“爱国英雄”正在把巨款存入西方的银行，正在通过西方客户把子女送出国，正在对国内弱势族群权益受损以及生态环境恶化麻木不仁，就可以知道这种主义之下的“民族”名不符实。源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全球主义也一定是反全球的——只要看看某些高扬全球主义的跨国公司正在用产业和资本的频繁快速转移，加剧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失业，制造新兴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崩溃，正在进一步扩大全球的地域贫富差距和阶层贫富差距，就可知道这种“全球化”只是全球少数人的下一盘好菜。因此，重构亚洲与其说是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问题，毋宁说首先是一个价值检讨的问题，甚至是清理个人生活态度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了重构一个美好的亚洲，与其说我们需要急急地讨论亚洲的特点、亚洲的传统、亚洲的什么文化优势或所谓经济潜力，毋宁说我们首先更需要回到个人的内心，追问自己深陷其中的利欲煎熬。葡萄牙作家佩索阿曾这样说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正确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他将要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这个纠正的任务将耗费他整整一生的时光。”

我想，德里克和白永瑞两位先生倡导的“批评的地区主义”(Critical R&gionalism)也许包含了这种广义的自省态度。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很早以前就期待过“世界政府”。这种期待在当时还是诗意的预言，在眼下却已成为现实需要的施工方案。作为一个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民族国家的疆界显然只便于对土地、矿山、港口的控制，当人类的经济活动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电子符号的时候，当人类的生存威胁也来自废气的飘流以及臭氧层破坏的时候，这种疆界无疑正在变得力不从心和陈旧过时，至少已经不够用。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控制，正如旧时的经济需要民族国家。各种“超国家”的地区政府或全球政府势不可缺，其出现大概只是迟早问题。作为同一过程的另一面，各种“亚国家”的地方主体也必将千奇百异——“一国两制”已启示了这种自治多样化的方向。这样一个由民族国家演变为全球多层次复合管理结构的过程，当然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的业务，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我就不操这份心吧。我只是对这一过程中的价值脉跳稍有兴趣，比如白永瑞由“东亚共同体”言及对韩国境内非法移民深表同情的时候，言及狭隘韩国利益应让位于宽阔亚洲情怀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温暖，并正是循着这一线温暖进入了他的理论。

“东亚”意味着东亚人共同惦记着散布各地的中国非法移民,惦记着日本的地震和酸雨，惦记着朝鲜的饥饿和韩国的币值，惦记着俄罗斯远东的森林和狩猎人的歌谣……带着这种东亚的温暖回国，我在机场候机厅看到电视里中国五十周年庆典的游行场面。美国BBC对这一庆典的报道照例不会太多，除了给漂亮的红衣女兵较多性感镜头，反复展示的是中国。F-31远程导弹通过天安门广场。记者和客座评论员的声音一次次出现这是可以打到美国的导弹”“这是可以打到美国的导弹”“这是可以打到美……”而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则在播放观众们的兴奋之态，至少有不下三个中国人在受访时冲着镜头断言：“下一个世纪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

这两种电视节目真是很有意思的对比。美国人的戒意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导弹毕竟不是一瓶瓶巨型的茅台酒。中国人的自豪当然也可以理解，在积弱几个世纪之后，一个民族的复兴前景无法不令人激动。但仅仅这样就够了么？美国人如果不能把中国的成就看成是全人类的成就，不能由衷地为之喜悦和欣慰，这样的美国人是不是让人遗憾？中国人如果只是想开创一个“中国人的世纪而无意让这―个世纪?也成为希腊人的世纪、越南人的世纪、印度人的世纪、南非人的世纪、巴西人的世纪以及美国人的世纪，这样的中国人是不是让人恐惧？

在境外观看有关中国的电视，每个人大概都会有别，样的感受。

1999年10月

(最初发表于1999年《天涯》。译成韩文。)

人情超级大国

我在一本题为《暗示》的书里写到这样段：

走进中国的很多传统民居，如同走进1种血缘关系的示意图。东西两厢，前后三进，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脉络分明，气氛肃然，一对姑嫂或两个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态，也在这格局里暗暗预设。在这里的一张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从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声，回声四应，余音绕梁，一种家族情感和孝悌伦理油然而生。

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民居里活了数千年。这些宅院繁殖出更庞大的村落：高家庄、李家村、王家寨等等，一住就是十几代或几十代人。即便偶尔有杂姓移入，外来人一旦落户也热土难离，于是香火不断子孙满堂的景观也寻常可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秉承明确的血缘定位，保持上下左右的亲缘网络，叔、伯、姑、婶、舅、姨、侄、甥等称谓不胜其繁，常令西方人一头雾水。英文里的亲戚称谓要少得多，于是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妹（sister in low)”，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rother in bw)”，如此等等。似乎很多亲戚已人影:模糊，其身份有赖法律确认，有一点法律至上和“亲不认錬头。

农耕定居才有家族体制的完整和延续。“父母在，不远游”；即便游了，也有“游子悲乡”的伤感情怀，有“落叶归根”的回迁冲动，显示出祖居地的强太磁吸效用，人生之路总是指向家园——这个农耕文明的特有价值重心。海南省的儋州人曾说，他们先辈的远游极限是家乡山头在地平线消失之处，一旦看不见那个山尖尖，就得止步或返回。相比较而言，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习惯于浪迹天涯，“家园”概念要宽泛和模糊得多。一个纯粹的游牧人，常常是母亲怀他在一个地方，生他在另一个地方，抚育他在更遥远的地方，他能把哪里视为家园？一条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线的尽头，一曲牧歌在蓝天白云间飘散,他能在什么地方回到家族的怀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对窄小的世界。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亲戚的墙垣或者邻家的屋檐,还有一片森林或一道山梁，常常挡住了他们的目光。因此他们是多虑近而少虑远的，或者说是近事重于远事的。亲情治近，理法治远，亲情重于理法就是他们自然的文化选择。有一个人曾经对孔子说，他家乡有个正直的人，发现父亲偷了羊就去告发。孔子对此不以为然，说我们家乡的人有另一种正直，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表现在这里面。这是《论语》里的一则故事，以证“法不灭亲”之理。《孟子》里也有一个故事，更凸现古人对人际距离的敏感。孟子说，如果同屋人相互斗殴，你应该去制止，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邻居在门外斗殴，你同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关上门户，其实也就够了。在这里，近则舍身干预，远则闭门回避，对待同一事态可有两种反应。孟子的生存经验无非是：同情心标尺可随关系远近而悄悄变易，“情不及外”是之谓也。

孔子和孟子后来都成了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其实是不能不虑远的，不能不忧国忧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着这一思维轨道，他们以“国”为“家”的敖大，以“忠”为“孝”的延伸，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里及外，编织出儒家的政治和伦理。但无论他们如何规划天下，上述两则故事仍泄露出中国式理法体系的亲情之源和亲情之核，留下了农耕定居社会的文化胎记。中国人常说“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是因为近事重于远事，实用济近，公理济远，实用重于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国人的另一项文化选择。儒学前辈们“不语乱力怪神”，又称“不知生焉知死”，搁置鬼迹神踪和生前死后，于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主流一直与宗教隔膜。与犹太教、婆罗门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地区不同，中国的知识精英队伍从来不是以教士为主体，而以世俗性的儒士为主体，大多只关心吃饭穿衣和齐家治国一类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汉区的多数道士和佛僧，虽有过探寻宇宙哲学的形而上趋向，仍缺乏足够的理论远行，在整个社会实用氛围的习染之下，论着论着就实惠起来。道学多沦为丹药、风水、命相、气功一类方术，佛门也多成为善男信女们求子、求财、求寿、求安的投资场所，成为一些从事利益交易的教门连锁店。一六二〇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这三大发明首先是在文学方面、其次是在战争方面、随后是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引起无数变化，以至于似乎没有任何帝国、派别、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提到的三项最伟大技术，无一不是来源于中国。但中国的技术大多不通向科学，仅止于实用，缺乏古希腊从赫拉克利图、德模克里特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识传统——这个传统既是欧洲宗教的基石，欲穷精神之理;也是欧洲科学的基石，欲穷物质之理。就大体而言，中国缺乏求“真”优于求“善”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发育的足够动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西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航海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后来居上，直到工业化的遥遥领先。

这是现代中国人的一桩遗憾，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们的遗憾。对于一个习惯于子孙绕膝丰衣足食终老桑梓的民族，一个从不用长途迁徙到处飘泊四海为家并且苦斗于草原、高原和海岸线的民族，它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么多闲事？包括去逐一发现普适宇宙的终极性真理？——那时候，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没灼烤得他们坐立不安。

中国古人习惯于沉醉在现实感里。所谓现实，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抽象的公理。当中国古人重在“格物致知”的时候，欧洲古人却重在“格理致知”。当中国古人的知识重点是从修身和齐家开始的时候，欧洲古人却展开了神的眼界，一步跃入世界万物背后的终极之being他们一直在马背上不安地飘泊和游荡，并且在匆匆扫描大地的过程中，习惯于柚象逻辑的远程布控，一直到他们扑向更为宽广的蓝色草原——大海。那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

烧烤的面包和牛排，能使我们想像游牧人篝火前的野炊。餐桌上的刀子和叉子，能使我们想像游牧人假猎具取食的方便。人声鼎沸的马戏、斗牛、舞蹈，能使我们想像游牧人的闲暇娱乐。奶酪、黄油、皮革、毛呢、羊皮书一类珍品，更无一不是游牧人的特有物产。还有骑士阶层，放血医术，奥林匹克运动，|动不动就拔剑相向的决斗，自然都充满着草原上流动、自由、懔悍生活的痕迹。这可能是欧洲人留给一个中国观察者的最初印象。统计资料说，现代美国白人平五年就要搬一次家，这种好动喜迁的习性，似乎也暗涌着他们血脉中游牧先民的岁月。

当然，古欧洲人不光有游牧。他们虽然没有东亚地区那么足够的雨水和温暖,却也有过葡萄、橄榄、小麦以及黑麦，有过农业的繁荣。只是他们的农耕文明并非主流。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曾遭北方游牧民族侵迫，甚至有过元朝和清朝的非汉族主政，但农耕文明的深广基础数千年来一直谓然不动，而且反过来一次次同化了异族统治者，实为世界上罕见的例外。直到二十世纪前夕，中国仍是全球范围内一只罕见的农耕文明大恐龙，其历:史只有“绵延”而没有“进步”。（钱穆语）了解这只高龄恐龙，不能不了解文明源头的差异。如果这个差异不是造成当今明交流和文明冲突的全部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原因，但起码不应成为人们的盲点。

一个游牧人，显然比一个农耕人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必须习惯在陌生的地方同陌生的人们交道，包括进行利益方面的争夺和妥协。在这个时候，人群整合通常缺乏血缘关系和家族体制，亲情不存，辈分失效，年长并不自动意味着权威。加上人们都以马背为家，远道驮来的物品十分有限，彼此富不了多少也穷不了多少，个人财富也就不易成为权力的来源和基础。那么谁能成为老大？显而易见，一种因应公共生活和平等身份的决策方式，一种无亲可认和无情可讲的权力产生方式，在这里无可避免。

武力曾是最原始的权威筹码。古希腊在荷马时代产生的“军事民主制，就是刀光剑影下的一政治成果之一。现在西方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在那时已有蓝本：斯巴达城邦里国王、议会、监察官的功能渐趋成熟。现代西方普遍实行的议会“两院制”在那时亦见雏形“长老院”(把Hate)至今还是拉丁’语系里“参议院”一词的源头。当肘的民众会议即后来的public握有实权，由全体成年男子平等组成，以投票选举方式产生首领，一般都是能征善战的英雄。

一而缺乏武力的女人，还有外来人所组成的奴隶，虽然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却不可能有投票权。这当然没什么奇怪。女人无法力制男人，奴隶已经降于主子‘，希腊式民主一开始就并非全民做主，不过是武力竞斗中少数胜出者的一席政治盛宴，弱败者不可人席。

随着城邦的建立和财富的积聚，长老院后来有了更大影响力。随着越洋拓殖和商业繁荣，中产阶级的市民逐渐取武士而代之，成为民主的主体。随着世界大战中劳动力的奇缺和妇女就业浪潮，还有工人反抗运动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出现，妇女、工人、黑人及其他弱势群体也有了更多民主权利……这就是民主的逐步发育过程。可以肯定，面对投资和贸易全球化的大潮，要处理贫困、环境、恐怖主义类全球联动式的挑战，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单元的民主已力不从心，民主的内容和形式还将有后续发展。如果没有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欧盟”“亚盟”“非盟”一类机制，如果没有全球性的权利分享和权利制衡，所谓全球化就将是一个巨型多头怪兽，一身而数心，身同而心异，将永远困于自我纷争和自我伤害。这是一个新的难题。

但民主不管走到哪一步，都是一种与血缘亲情格格不入的社会组织方式，意味着不徇私情的人际交往习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种文化。一^直观察台湾民主选举的丁学良教授写到：八十年代台湾贿选盛行，一万新台币可买得一张选票，但人们曾乐观地预言：随着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裕，如此贿选将逐步消失。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教授十多年后再去台湾，发现贿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拜票”之风甚至到了见多不怪的程度。人们确实富裕了，不在乎区区几张纸币，但人们要的是情面，是计较别人“拜票”而你不“拜票”的亲疏之别和敬怠之殊。可以想见，这种人情风所到之处，选举的公正性当然大打折扣。

在很多异域人眼里，中国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民族，一个“和为贵”的民族。中国人总是以家族关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即便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即便在一个高度流动和完全生疏的社会里，人们也常常不耐人情淡薄的心理缺氧，总是在新环境里迅速复制~仿家族和准血缘的人际关系——领袖是“毛爷爷”和“毛爹爹”，官员是“父母”，下属是“子弟”，肌友和熟人成了“弟兄们”，关系再近一步则成了“铁哥”“铁姐”。这种现象在军队、工厂、乡村、官场以及黑社会皆习以为常。从蒋介石先生开始，就有“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一类苦恼:公章代公权和法度，但没有私下写“条”或亲自见“面”的一脉人情，没有称兄道弟的客套和请客送礼的氛围，就经常不太管用。公事常常需要私办，合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的义气，总是使民主变得面目全非。这样看来，中国茶楼酒馆里永远旺盛的吃喝风，醉翁之意其实不在肠胃，而在文化心结的恒久发作，是家族亲情在餐桌前的虚构和重建。中国式的有情有义，意味着有饭同饱，有酒同醉，亲如一家，情同手足；

同时也常常意味着有话打住，有事带过，笔下留情，刀下留情，知错不言，知罪不究，以维护既有的亲缘等级(讳长者或讳尊者）与和睦关系(讳友人或讳熟人）。一位警察曾对我说，很多司法机关之所以结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取证难。好些中国人只要与嫌犯稍沾一点关系，甚至算不上亲属，也幵口就是伪证，没几句真话。这种“见熟就护”往往导致司法机构在财力、物力、人力方面不胜其累，还有悬案和死案的大量积压。

民主与法制都需要成本，光人情成本一项,一旦大到社会不堪承受，人们就完全可能避难就易，转而怀念集权专制的简易。既然民主都是投一些“人情票”，既然法制都是办一些“人情案”，那么人们还凭什么要玩这种好看不好用的政治游戏？解决纠纷时，宁走“黑道”不走“白道”，就成了很多人的无奈选择。显而易见，这是欧式民主与欧式法制植入中土后的机能不适，是制度手术后的支化排异。

我们很难知道这种排异阵痛还要持续多久。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曾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农业，直到十八世纪初还有强劲的“中国风”吹往西方，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茶叶风靡一时，令欧洲的贵族趋之若鹜。中国人也曾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缋优政治,包括排除世袭的开科取士，避免封建的官僚政府，直到十八世纪还启发着欧洲的政治精英，并且成为赫赫《拿破仑法典》制定时的重要参考。在这十几个世纪之中，大体而言，一份人情不是也没怎么坏事么？但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到来，瓦解了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以家庭关系经验来应对公共生活现实，以“人情票”和“人情案”来处理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公共管理事务，一定会造成巨大的混乱灾难。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情应到此为止。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亲缘方式不适合大企业，但用于小企业常有佳效。至少在一定肘间内，认人、认情、认面子，足以使有些小团队团结如钢所向无敌，有些“父子档”“夫妻店”“兄弟公司”也创下了经济奇迹。又比如说，人情不利于明确产权和鼓励竞争，但一旦社会遇到危机，人情又可支撑重要的生存安全网，让有些弱者渡过难关。有些下岗失业者拿不到社会救济，佢能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亲戚的,甚至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无绝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个日子，说不定还能买个彩电或搓一手麻将，靠的就是这一份人情。这种民间的财富自动调节，拿到美国行得通么？很多美国人连亲人聚餐也得AA制，还能容忍人情大盗们打家劫舍？

很多观察家凭着一大堆数据，一次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或中茵即将霸权，但后来又一次次困惑地发现，事情常在他们意料之外。这里的原因之卜，就是他们忘了中国是中国。他们拿不准中国的脉，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做了想当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国的易事当做了想当然的难事。

比方说，中国要实行欧式的民主和法制，缺乏相应的文化传统贫源，实是一件难事;但承受经济危机倒不缺文化传统资源，算不上什么难事。

西方的知识专家们大多有“公理化”的大雄心，一个理论管天下，上穷普造的宗教之理,下穷普适的科学之法。不似中国传统知识“无法无天”，弱宁科学（法)亦淡于宗教（天），但求合理处置人事，即合理处置“人情”与“事情”。

先秦诸子百家里，多是有益世道人心时“善言”，不大倚重客观实证的“真理”——善在真之上。除墨家、名家、道家有一点抽象玄思，其余只算得上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心得汇编。少公理，多政策;少逻辑，多经验;有大体原则,，多灵活变通——孔子谓之曰“权”，为治学的最高境界。农耕定居者们面对一个亲情网‘织的群体环境，处置人事少不得内方外圆，方方面面都得兼顾，因此实用优先于理法，实用也就是最大的理法。

多权变，难免中庸和中和、一般不会接受极端和绝对。“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过犹不及”“相反相成”“因是因非”“有理让三分”“风水轮流转”“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成语和俗语，都表现出避免极端和绝对的心态。墨子倡“兼爱”之公心，杨子倡“为我”之私心，都嫌说过了，涉嫌极端和绝对，所以只能热闹一阵，很快退出知识主流，或被知识主流汲收掉。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安排也从来都是混合形态，或者说是和合形态。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奴隶制社会，有记载的奴婢数量最多时也只占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据钱穆）。没有出观过标准的封建^会，中央政府至弱之时，郡县官僚制也从未解体，采邑割据形不成大势。更没出现过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明清两代的商业繁荣曾雄视全球、，但“红顶商人”们亦官亦儒亦侠，怎么看也不像是欧洲的中产阶级。这样数下来，欧洲知识界有关社会进步的四阶或五阶模式，没有一顶帽子适合中国这个脑袋，于是马克思只好留下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存而不论，算是留下余地，不知为不知。

说到制度模式，中国似乎只有“自耕小农/官僚国家”的一份模糊，既无纯粹的公产制，也无纯粹的私产制，与欧洲人走的从来不是一路。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开始，历经汉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等等，私田都是“王田”(王莽语），“玉田”也多是私田，基本上是一种统分结合的公私共杈。小农从政府那里授田，缴什一税，宽松时则三十税一，差不多是“责任制承包经营”，遇人口资源情况巨变或者兼并积蔽严重，就得接受政府的调整，重新计口派田，再来一次发包，没有什么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大都是国家导控之下“耕者有其田”这一均产传统的延续。

很多学者不大习惯这种非“公”非“私”的中和，甚至不大愿意了解这一盆不三不四的制度糨糊。特别是在十六世纪以后，欧洲的工业革命风云激荡，资本主义结下了甜果也结下了苦果，知识精英们自然分化出两大流派，分别探寻各自的制度公理，以规制人间越来越多的财富。

流派之一，是以“公产制”救世，这符合基督教、伊斯兰教——尤其符合犹太教的教义。作为西方主要教派，它们都曾提倡“教友皆兄弟姐妹”的教内财产共有，闪烁着下层贫民的理想之光。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等，不过是把这种公产制由宗教移向世俗，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教士。接下来，犹太人马克思不过是再把它从世俗伦理变成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显而易见，共产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正果，对于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有些一陌生。公产制在表面词义上能与中国的“公天下”接轨，正如“自由”“民主”“科学”“法制”等等也都能在中国找到近义词，但作为具体制度而不是情感标签的公产制一旦实施，连激进的毛泽东也暗生疑窦。针对苏联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他在《政治经济学笔记》一文中曾多次提出中国还得保留“商品”和商品关系”，并且给农民留下一块自留地和一个自由市场，留下一线公中容私的遗脉。刘少奇等中共高层人士虽然也曾膜拜过公产制教条，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软磨硬抗地抵制“共产风”，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推广责任田，重启本土传统制度的思路，被知识界誉之为“拨乱反正”。

流派之二，是以“私产制”救世，，这同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游牧群落长于竞斗，重视个人，优胜劣汰乃至弱肉强食几乎顺理成章。在世俗领域里，不仅土地和财富可以私有,，连人也可以私有——这就是奴隶制的逻辑，直到美国工业化初期还广获认可。这就是蓄奴领地、封建采邑、资本公司等一系列欧式制度后面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以“私”为基，既没有印度与俄国的村社制之小“公”，也没有中国郡县制之大“公”。可以想像，这种文化一旦与工业化相结合，自然会催生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类学人，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理论。与此相异的是，中国人有“均富”的传统，“通财货”的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最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会干这种事。董仲舒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董仲舒在这里强调“众人之情”，差不多是个半社会主义者，但求一个社会的均衡的安定：贫富有别但不得超出限度，私产可积但不可为祸弱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中和”精神重于“零和”规则，私中寓公，以公限私，其制度也往往有一些特色，比如乡村的私田公私共权，表土为私有，底土为公有，国家永远持有“均田”的调剂权利，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土地私有制，较为接近当今的土地承包责任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制度可能不是实现生产集约化和规模经济的最佳安排，但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花开别处:第一，使暂时无法得到社保福利的农民有了基本生存保障‘;第二，进城的农民工有了回旋余地，一旦遭遇经济萧条，撤回乡村便是，与欧洲当年失地人城的无产阶级有了巨大区别，不:至于导致太大的社会动荡。在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很多中国的企业订单大减，但正是这种土地制度为中国减震减压，大大增强了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非某些学者精英所能体会。

由此看来，“共产风”曾经短命，“私有化”一再难产，这就是中国。中国的优势或劣势可能都在于此。中国知识界曾师从苏联，后来也曾师从美国，到底将走出一条什么道路，服下还难以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以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以其独特的资源和人口国情，不可能完全重复苏联或美国的道路，不可能在“姓社”还是“姓资”这个二元死局里憋死。如果说欧洲代表了人类的第一阶现代化，苏联和美国代表了人类的第二阶现代化，那么假使让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进入第三阶现代化，中国一定会以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向世人展示出较为陌生的面目。

四

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大明中国,的航海活动领先全球。郑和七下西洋，航线一直深人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其规模浩大、技术精良几乎都远在同时代的哥伦布探险之上。首次远航，人员竟有两万八千之多，乘船竟有六十二艘之众，简直是一个小国家出海，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南及卡利卡特，并且在苏门答腊等地悉歼海盗船队。后来的几次出航的线路更远，曾西抵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登陆印度洋上三十多个港口。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刚刚才沿非洲海岸摸索着前进，直到一四四五年才到达佛得角。

不过，与欧洲航海探险家的姿态不同，郑和舰队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是去掠取财富回运，而是一心把财富送出去，携金带玉大包小裹去拜会当地领袖，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仁厚关怀，劝说他们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原来，他们只是去拉拉人情关系，来一把公关活动和微笑外交。?出于农耕定居者们的想像，这个世界的统一当然只能以人情关系为基础，只能以“王道”而不是“霸道”为手段。

这种越洋外交后来突然中止，原因不详。历史学家们猜测，朝廷财政紧张应该是主要原因。于是中国人只好撤离大海>，把无边海洋空荡荡地留给了欧洲人。意大利教士利玛窦曾对此百思不解。在纽约出版的《利玛窦日记》称在一个几乎可以说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丰富多样的王屆里，尽管他们有装备精良、强大无敌的陆军和海军，但无论是国王还是人民，从未想到要发动二场侵赂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于他人所享有的东西。”

但这世界没有多少人领中国这一份情。

这样的教训多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不免陷入危机，包括绝情无义就成了很多人的最新信念。尽管中国人说“事情”“情况”“情形”“酌情处理”等等，仍有“情”字打底，仍有“情”字贯串，但这些都只是文字化石，巳不再有太多现实意义。很多中国人开始学会无情:革命革得无情，便出现了六十年代的红色恐怖；赚钱赚得无情，便出现八十年代以后太多的贪官、奸商、刁民以及焊匪。某个非法传销组织的宣传品上这样说?“行骗要先易后难，首先要骗熟人、朋友、亲戚……”这与“文革”中很多人首先从熟人、朋友、亲戚中开始揭发举报一样，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传销组织的万众狂热和呼声雷动，也让人觉得时光倒退，恍若又一场“文革”正被金钞引爆。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位，正在政治暴力或经济暴力之下承受重击。人们不得不问：中国还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民族吗?或者也可以这样问吃熟”和“宰熟”之风如此盛行，是不是证明了中国还有太多人情资源可供利用？

所谓改革，既不顺从现实，也不是剪除观实，正如跳高不是屈就重力但也不是奢望一步跳上月球。因此，整合本土与外来的各种文化资源，找到一种既避人情之短又能用人情之长的新型社会组织方案，就成了接下来的重大课题。

往远里说，这一课题还关联到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光有知识与科技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些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这句话表现出言者对现代化的及时反省和热切期盼。事情已经很明白，一个不光拥有技术和财富的现代化，一个更“善”的现代化，即更亲切、更和合、更富有人情味的现代化，是爱因斯坦心目中更重要的目标。如果这种现代化是可能的话，它最不应该与中国擦肩而过。

2001年9月

(最初发表于2001年《读书》，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

货殖有道

中国古人对经济事务并不鄙夷，亦非无知。公元前“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司马迁语），其繁荣程度大概不在希腊和罗马之下。白圭、计然、朱公一类大实业家名声远播，连孔子门徒子贡也是生意高手，商队有“结驷连骑”之盛，足与各国王侯“分庭抗礼”，其事迹载于《史记》。墨子对于生产，管子对于流通，都留下丰富知识，可算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即“货殖”之学。只是这种经济学不那么唯物质主义和唯技术主义，更不像现代某些经济学家夸耀的那样“不讲道德”。所谓倡“本”畜、:容“末”富、斥“奸”富，就是古人的经济道德纲领。又」有“齐民”一说齐”者，均也，同也，共同富裕也，是为经济道德目标。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一部农业技术书冠以“齐民”，便是承前人货殖之道，坚持以民为本的实业方向。

笔者对文学以外话题一直慎言。然货殖既为齐民之木，与万民相涉，凡民皆有建言资格，于是才有如下不吐不快的两则感想。

关于数据

一个全国著名的痉济模范村，注册常住人。—千佘，年人均利润数十万，全村居民住进了统建小洋楼，享受公费医疗、公费就读等福利。这当然是骄人的成绩。但深入了解一下便知，这些利润的创造者远不止常住居民，另有一万多外地民工在这里打工，只由于没有当地户籍，不进入当地人口统计，也就未纳人人均利润核算，于是他们创造的利润全部转移到当地户籍的千多，人名下。“人均”利润就是这样拉高的：至少拉高了十倍。

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大概都不会同意这样的统计，否则外地打工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将被完全抹杀。当然，在正常情况下，打工者拿到了工资即劳务费，比无业者要强。但常识又告诉我们，摊入成本的劳务费并不意味利润分配。也就是说，在:述案例里，一万多人创造了利润，却由一千多人来享受利润，包括享受利润带来的高福利——可能的权力腐败尚不考虑在内。这种分配的依据，当然是上述那种至少虚增了十倍的人均利润统计，是把外来打工者统统删除以后的所谓经济奇迹。

中国人口众多，造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以至从八十年代末期到现在，公务员、教师、记者、军警等从业者的工资一般增长了一二十倍，但底层打工者月薪仍在三百元到五百元之间徘徊，几乎一直无增长。如果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有什么奥秘的话，那么这种劳动力价格的结性低廉，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戒本低廉，就是诸多原因中极为重要的一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参与利润分配的庞大打工群体，更多承担了繁荣之下的牺牲，并且在一种十分可疑的经济统计之下，其牺牲被合理化了，自然化了，隐形了。这种统计不仅掩盖了一个模范村的真相，同样也大太折扣了农民工对都市经济繁荣的贡献，大大折扣了中西部外出、务工群体对东南沿海经济繁荣的贡献，一深圳、广州、上海京等地让人目眩的“人均”高产值和高利润，无不包含这些群体的心血——只是他们通常被排除在有关统计的人口分母之外。结果，这些地区的增长与外来打工者似乎没关系，与广大欠发达地区持久性的劳力低价输出似乎没关系。相反，有些人会耸耸肩，把那些地方的困难看作落后者们“懒惰”“蒙昧”的自食其果。比方说谁都会知道深圳对贵州的“支援”，但谁会知道在这种支援之前有贵州对探圳的输血？

数据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扭曲现实即使是一些真实数据，受制于统计方法的预设，受制于导控者的理论定向和制度定向，就会成为有选择的数据，甚至是造成假相的数据。如果我们打破所谓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身份界限,如果我们把农民工纳入有关企业或地区的经济统计，各种“人均”数据必发生巨大变化。这会使某些企业或地区的“政绩”合理缩氷，但可恢复经济运行的本来面目，帮助人们对经济获得更可靠的知识，获得更道德的眼光，即一种关切大局和关注弱者的眼光。可惜的是很多理论家常常夸耀经济学的‘‘客观性”“科学性”“价值中立性”，却不知他们的私利和偏见总是在这些数据里隐藏。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对西方经济的描述之中。所谓评选世界五百强可算另一例。这种大吹大擂的评选只是关注利润、产值、生产率、资产规模等指标，其统计方法从来没有设置过“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一类指标,。于是，世界企业“五百强”不一定是“五百优”或者“五百善”——为了争“强”，公司裁减员工增加失业可能会被持股者欢呼，公司制造污染破坏环境可能会被总统和议员庇护，?公司内部严重的分鉈不公可能会被社会舆论忽略。这一切都关涉到很多人的利益——常常是更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据说从来只关心利益的经济学偏偏不在乎这些利益，在评选这“强”那：强”时从不采集和公示这'些方面的数据，不对更广泛和重要的得失给予评估。

公司当然不能亏损，当然不能没有利润，这是一条市场经济底线。但是不是利润越多就越好？产值越高就越好？对于公司广大员工来说，对于全人类公共利益来说/那些在经济竞争中既有优胜之“强”，同时又能在“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等方面表现卓越的企业、，不是更值得全社会尊敬和表彰？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能创造」种新的年度评选？

评胜选优不讲公共利益，是利润和资产挂帅的表现，意识形态的偏执暗伏其中。经济活动终究是为人服务的，因此就业、环保、分配公正等等正是经济学应有之义，不应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应落实为公司业绩评估的重要指标，不能停留于某些经济学家业余的道德空谈。这些指标的长久缺失，这些数据邊某些利益集团本能地反感和拒绝，暴露了渚多经济学所谓“客观性”“科学性”“价值中立性”的可疑，暴露了这些经济学的深刻危机：充其量只是一种公司经济学而不是社会经济学，是以小利损害大利的经济学，是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经验背景，难免有一些统计盲区，那么一个人均资源十分匮乏和国际环境并不宽松的人口大国，一个在就业、环保、分配公正方面正面临超常压力的后发展大国，国情如此特异，理论就不可照搬。其经济学如果同样缺失这些指标、鹦鹉学舌的后果肯定无“齐民”之效，反有误届与祸民之虞。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首先需要创新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这是一个紧迫而切实的起点。

关于市场

“要想富，先修路”，是一句流行标语，出现在很多田头村口，当然是很好的说法但“修了路必然富”的逆定律并不成立，，因为开路不是挖金元宝，道路逋达之处可能富，也可能穷。据联合国一九九九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全世界有四十多个国家比千年前更穷，而这些国家的道路越来越多。

莊没有交逋便利以前，卜个中国乡下青年结婚成家，几千元的家具开支只能就地消费，让当地木匠来赚。一旦有了公路，这笔钱就可能坐上中巴或者大巴，进入广州或者上海家興;商的腰包，那里的家具一定款式更多，在大批量和集约化生产'之下也‘定价格更廉。这就是路网拓展以后购买力向经济核心地区集中的寻常例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核心地区的信息、技术、资金、人才以及政治优势将获得更大的扩张空间，其商品反过来更容易倾销边缘地区，使那里的很多企业在竞争压力下被掏汰出局。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边缘地区找朱到什么出路的人才，在父母和社会支付了越来越昂贵的教育成本之后，将进一步流向核心地区。这样的过程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前者便不再可能复制后者的产业结构并且与之竞争，只能拱手交出产品深加工的能力和利润，一步步沦为纯粹的原材料供应方。不难想像，一块芯片换几十吨木材，这样的“平等”的市场交换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发生，也正在中国的富区和穷区之间出现。

落后地区可以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比如高附加值农业等等。但只要相关消费力仅限于少数富人，与面积的人口无缘，比如与普通市民与村民无缘，那么生产者就只是在争夺一个很小的市场，高附加值农产品就太容易过剩。反季节瓜菜、鲜花和草木、牛奶和肉鸽，这都是好东西，大家都愿意享受，但在多数人购买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自然生理需求无法变成市场需求——这就是“需求不足”或者“生产过剩”的真实含义。当生产者一拥而上的时候，物多价贱，谷贱伤农,生产什么就积压什么，高附加值可能变成低附加值，甚至是负附加值，进一步削弱广大生产者的消费力，形成一种低收入—低消费—更低收人更,低消费的,恶性循环。因此，乡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说法不是不对，但必须以扩大市场需求为前提，以国家加强利益分配调节力度从而使大多数人手里有票子为前提的前提。，，否则需求、持续不足，先行者还有点赚头，盲目跟进者就要大栽跟头。

这就是沿着公路网络而迅速扩张的市场化。从全局上来说，这种趋势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增强综合国力。但这种趋势的另一面将是各种资源的加速流动，如得不到有效调控，便可能扩大贫富差距。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东部?与西部巳加剧了横的差距。竖的差距近年来也触目惊心:五级财?政结构中，顶端的中央财政金潮滚滚，县、乡两级财政却寒风习习，借钱交税成了基层普遍现象，只是一直被各种“政绩”掩盖。这两种差距交织的结果,一方面是很多人“消费升级”，狂购奢侈品和囤积房地产，另一方面是更多的人求学、求医、求生的困难——连广东这样的富省都有相当多的市县拖欠职工工资。不管是依据哪一种统计中国已逼近或超过贫富差距的危机临界点。

市场能自动造就公正吗？能自动带来均富和普惠吗？

一国之内的市场尚不可能，全球市场就更不可能。因为国家有政府调控能力，而全球没有政府，更缺乏调控手段。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只要腐败还在可控范围，只要行政权威尚未完全丧失，至少可采取下列政策缓解贫富矛盾：

一是让农民工去城里打工。尽管都市已有严重的失业压力，尽管有些都市当局曾企图清退农民工以保市民就业，但中国的政策仍然禁止劳工市场壁垒，使都市大门一直向农民工敞开。这样，农民工尽管不能分享利润，尽管压低了城里的雇工价格从而增加了他们不能分享的利润，但毕竟有些收人——在很多乡村，农民进城务工已成主要富民手段。可以比较的是，这种劳动力自由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富国要求投资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等等，却不容许移民自由。一般来说，人家只需要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只要你的硕士和博士，绝大部分劳工都得作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富国的境外投资虽带来一些就业机会，但这种投资只是外移一些中低端产业，在国家政策控制之下，高酬和高利的核心产业却总是留在母土不容外人染指，劳动成本中最有油水的一瓢,还是优先母国的就业群体。

二是国家以税收调节分配，靠财政转移支付实现以富补贫，比如直接承担贫困地区水利、交通、电力、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公共建设，甚至部分承担那里教育、行政、卫生、扶贫等方面的支出，增强中下层的消费力，以非市场手段“扩大内需”。光是前不久的农村“费改税”，中央财政就再拿出四百亿以缓减农民负担——虽然还远远堵不上一千二百亿的缺(另一统计说缺口更大)。将来建立农村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保障，恐怕也只能由政府承担责任，不能把希聋寄托于市场。可以比较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缺乏政府调控，既没有全球税，也没有财政转移支付。心诚意善的富国有时减免一些债务，或者给」点无偿援助，那已是大恩大德，令穷国感激不尽。但富国并没有抉贫的法定责任，国际“慈善”事业力度总是相当有限。正是针对这一点。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曾提出全球税概念，指出没税收调控的自由市场缺乏公正性，无法对市场化过程中受到盘剥和侵害的弱势国家给予补偿。这位首相一句话点中了穴位，但国际商界和国际政界的大人物们都装作没听见。他们更愿意谈的是全球化和市场化，谈穷国不开放市场就永无繁荣之日，谈富国对穷国的发展做出了多少无私奉献。

这些话对不对呢？当然也对了一部分，至少是对了一小部分。若以全球为一个利益单元，全球化和市场化无疑将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全人类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对抗这个潮流，以高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保护民族产业，常常是保护落后，保护低品质的国际“乡镇企业”。但这些话也有虚假。因为全球远远还不是、甚至永远不会是人们?—的利益单元。各国的国界还在。各国财政还没有“合灶吃饭”统一调度。因此，在一个心系五洲体恤万国的全球政府建立起来之前，全球化只是有选择的全球化，充其量只是投资经营的全球化，没有利益分配的全球化。光是没有全球性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没有全球性财税体制对分配的调控，这两条暴露出全球市场的致命缺陷——它不是一国市场的简单放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所造成的贫賓分化和需求不足等等，将很难得到缓解。不久前，世贸组织“多哈”会议上，穷国与富国在修改规则方面分歧严重，谁也不让谁，可见全球化并不是全球爱心的别名。人们对此不必过于天真。

在理论和实践上，中国农民确实可能搭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快车。但同是在理论和实践上，他们也可能因为村前一条公路开通，因为对市场化和全球化身不由己的卷入，被这列快车甩得更远——失控的市场经济或缺德的官僚经济，都可能是这条公路前面的陷阱。在这里，面对国内媒体对市场化众口一词的赞颂,把丑话说在前头，把风险和困难讲足一点，可能有利于我们趋利‘避害，更为理性地观察经济现象。

2002.年9月

(原题《货殖两题》，系在苯县域,经济座谈会上的发言，最初发表于2002年《当代》。)

附文：观察亚洲金融风暴

送走了英国的査尔斯王子和布莱尔首相一行人离港，又送走中国党政领导江泽民等一行人返京，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虽然述有一大批客人需要会见，还有港岛、九龙、新界各地的市民庆祝活动需要他“跑场”，但他总算可以喘上一口气了。

这是一九九七年的七月二日清晨。电视台滚动式“七十二小时脑震荡”一类的回归专题节目还轰轰烈烈，记者们满脸倦容却不能离岗，啃着三明治，见缝插针地靠在哪个角落睡上片刻。早上的报纸^亮之前已送抵各个报摊，从香港到北京的报纸仍在铆足劲报导香港易帜一事。连香港天气也被一些人拿来做起了文章。近日来的香港大雨，被有些记者称之为“苍天泪雨”，是为彭定康黯然离去而垂哀。还有些记者则吹嘘这场大雨与“江泽民”的姓名有关。据易经解释，水，主财也。罕见大雨莫不是中央给香港送财喜来了？深谙市民心理的香港某些传媒不会放过这一耸人听闻的话题。

是的，香港近来情况不错，甚至充满着旺财气象。股市一直在大跃进，“中国概念”红筹股炒涨，涨得让人晕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个半月以前把香港由“发展中”她区正式提升为“先进经济体系”之一，与世界七大工业国平起平坐。香港就是在这彳片大吉大利的好光景中回归中国。比起这件大事来说，拳王泰森为咬对手的耳朵而道歉，柬埔寨洪森与拉那烈两位首相之间已经剑拔弩张，美国进行地下核试验，朝鲜同意参加四方会谈……当然都不在很多中国人七月一日的视野之内。事实上，两天来的喜事大操大办，已经把人们累垮了，彳艮多人都像葦建华一样，哈欠连天想睡上一觉了。

谁会关注这一天清晨的曼谷？

当地时间上午九时，“泰国政府决定实行浮动汇率制”，这一启动亚洲乃至全球性金融风暴的最初惊雷，已在股市和汇市形成了核爆。但这一消息直到三天之后，才在中国的《参考消息》不太重要的版面的一个角落被稍稍提及。至于中国内地传媒迟到的警觉，更是十多天以后才有的事情。连经济嗔觉最为灵敏的香港人，一开始也大多没把这当回事。七月二日还是庆典休息日，公务员们都放了羊。七月三日公务>

员们上班的时候，他们碰上大雨，有的因雨没法正常上班，有的即算上班也忙着更换徽号和招牌，打扫殖民地的残迹。几乎没有人谈论曼谷。身着红色套装的布政司长陈方安生和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随着董建华来到特区政府总部时，有记者问他们第一件公务是什么，董建华在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下回答我们要研究住房问题。”

看来金融事态还没有列入他们的议程。

泰国铢的痛苦呻吟，但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似乎显得过于遥远。

炒家们扑杀泰铢

七月二日在地球的另一边，美国华尔街却有另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因为时差关系，泰铢在汇率实行浮动的当天下滑百分之二十，消息传到西半球时已在夜晚，但量子基金会的投资顾问、分析专家以及经理们几乎都彻夜未眠。他们代号为“猎鹿”的大战，经过大半年悄悄实施,眼下终于取得决定性的突破！举杯吧，庆祝吧，对手已经崩溃，战果正在迅速扩大，每一分钟都有数以百万计的美金哗啦啦落人他们的账户。

这群胜利者的领袖之一，就是后来被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悲愤指责的索罗斯。索罗斯原籍匈牙利，犹太人，一九五七年参与暴动之后逃往西。当时他不名一文，但凭着胆大心细眼明手快迅速在金融界崛起，攻击过英镑和其他西方货币，无一不夺来盆盈钵满。他创立“开放社会基金会”,主要向前苏联、东欧、中国及一些发展国家的援助项目捐资，也做一些慈善事业，故有人把他说成魔鬼和天才相结合式的人物。尽管他一再著书强烈抨击和唱衰资本主义，但还是有人怀疑他的援资后面有强烈冷战色彩，甚至谣传前苏联的解体与他的文化渗透和金融操纵大有关系。知情人知道，中国不少官方和民间机构也曾与他合祚，用过他的钱，所以很多中国人对他的奇诡独行并不陌生——这些合作关系在一九八九年以后基本上终止。

索罗斯的首席高参是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差不多是猎杀泰铢的战略参谋长。一九九七年一月，一位密友曾向他忠告泰铢快完蛋了，贬值是不可避免的。”这句话顿时引起他的高度注意。因为这句话与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亚洲经济的神话》一文的结论不谋而合：亚洲经济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以及劳动价格低廉，不是依靠提高生产率，因此这种经济增长的极限很快就会到来。德氏暗暗留意，要求手下人详细收集有关亚洲的一切资料。他兴奋地发现，在泰国“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繁荣”后面，在西方媒体把泰国称为“东亚第五虎”的一片赞扬声后面，泰国一些数据正在出现值得注意的变化，比如末收回贷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很短时间内已从百分之六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五，所欠外债一千零六十亿元已超过了外汇储备近两倍，经常项目收支赤字达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泰国的投资结构也正在从以实业为主迅速偏向物业孜机、股市投机、汇市投机。消费者出现了购买豪华汽车、移动电话一类奢侈:品的热潮，其大手大脚的气派让西方人瞠目结舌。一位从曼谷固来的经理摩拳擦掌她断言广典型的泡沫经济！泰国不再是一只亚洲虎，只是一只病鹿！”另一位操盘经埵事后得意扬扬地宣称：“我们就像在山岭上俯瞰着鹿群的豺狼，泰国简直让我们难以自制。”这种冲动单鄙吗？他说不，我们猎杀了鹿群中的病頭分子，维持了鹿群的健康。”

扑杀泰蛛，在华尔街不仅仅是德鲁肯米勒一个人的手笔。凭着净资产一百五十亿美元的实力，凭着战略盟友们的更多金弹，量子基金会联手朱利安?罗伯逊等大炒家，全力调动资金包抄设状，事不宜迟地发动攻击。他们先是大量买入预期泰铢汇率下跌的泰铢/美元期货合同，静等五彩泡沫爆炸的那一刻。他们稍觉意外的是，由于期权合同的需求陡增，泰国银行觉得有利可图，居然也加入了发出类似合同的行列，这无异于充当“泰奸”，把自己的资金更多喂入狼口，把袭击泰铢的武器主动送到投机者手上。结果，到五月份，八至九成的远期合同都落到炒家们手上，泰国银行发现大事不妙才突然停止了合同的发出。

但绞索已经套在脖子上，越抽越紧了。五月的泰国汇市上，泰铢抛售浪潮'汹涌而来势不可挡，一些大庄家的身影隐约可见。政府为了保卫泰铢，立即向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等近邻求助，短短几天内就耗资一百多亿美元以吸纳泰铢?花去了全部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在内阁指示之下，大难临头的政府官员还威逼加利诱，要求银行透露远期泰铢合同持有者名单，想对炒家们逐一“战略性施压”。内政部实行新闻管制的临时政策，阻止媒体发表一切对泰国经济不利的消息。炒家们却不示弱，反过来利用政府这些干顼措施，使之成为印证和强化人们恐?慌心理的根据，把“危机预期”的流言@烧越旺。美国一些银行在泰国大登广告，招魄汇款到外国的生意，向虚弱的泰国政府叫板。进口商忙于及早结账，出口商则不敢让货款回国，都是防止泰铢贬值。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资金外流，算是把摇摇欲坠的泰铢再推了」把。

黑色的七月二日终于来到:政府被迫放弃了保护币值的努力，在城头挂起,了告败的白旗。政府选择这一天，无非是好让大小公司可以把亏损拨入下半年的账目。

汇股两市皆应声大跣，一溃千里。泰民们眼看着手里的存款迅速失重，疯了一样抢购黄金。锒行门前挤兑人潮汹涌，十六家呆账累累的金融机构被迫关闭，引发了绝望客户们的抗义和骚乱。出租车司机们说，他们的客源一下就减少了六成。滨馆饭店里转眼间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营业额减少七成。成千上万的工厂玛得不到货款，或者货品积压，只能停产或半停产。各个公司纷纷裁员和减薪，即使不计泰铢贬值的大损失，全国从业者还平均降薪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五。揭购买房者无法按时支付房款，眼看着房子被银行强行收回，一下子沦落到了无家可归的惨境，只好去车站或公园露宿。人们把私家车、便携电话、首饰等等送往典当行,使典当业在、大萧条时倒是一枝独秀。当然，算得上兴旺的也许还得加上心理咨询业——当地报纸洚连报导破产者自杀的消息，求助心理医生的病人在黑色七月以后增加了四倍。

卜七月十日，在曼谷的外国银联合宣布，在泰国获得二百亿美元援助以确保资产折现能力之前，外国银行将冻结对泰国的贷款。

泰国被抛弃了;，昔日那些满脸,微笑的投资商不再愿意向这+泥潭投入半个铜板。在这个泥潭里挣扎的人眼睁睁地看着整个国家大出血，看着自己的钱流人金融杀手的私囊。没有人准确地知道杀手们到底斩获了多少，有人说索罗斯收人了二十个亿，有人说他收入了三十个亿。

政府在苦苦挣扎。七月三日，泰国银行向澳大利亚央行求助，希望能得到应付货币浮动的技术指导。七月十日，泰国财长和外长宣布出访日本，谋求一揽子援助泰国的紧急贷款。在这前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个专家组飞抵曼谷，几天之后又加派一个工作组，与泰国政府共商解危之计。事实证明，泰国政府和大部分国际机构对这场危机的严重性都缺乏足够认识，最初商定的一百七十二亿美元援助基金额远远不够（不久泰方要求增加五十亿并延缓二+五亿债务），到九月份贬值近百分之三十也远远不是泰铢危机的谷底。十月二十二日的统计显示，九月以后:的泰铢在继续下滑，直至贬值百分之五十点二一。这就意味着，以美元结算的泰国所有的外债已经全都翻了一倍，以美元折算的国民财富有将近一半顷刻之间已化为乌有。

泰国还要跌滑到哪里去？

东南亚处处冒烟

九月二十五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轵的年会在香港结束。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当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香港回归中国以后第一次迎来世界性盛会，主人招待得周到备至。港九，片车水马龙灯红酒緑的繁荣景象，万民赌马和粤式茶点的千奇百柽，让外记者和与会者们惊叹不已。前不久受泰国事态影响而出现的短时间港元拋风已经迅速平息，政府宣称炒家们已经“损手烂脚”“仓皇逃窜”。这大概给与会者染上了一些乐观情绪。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券森对东南亚事态轻描淡写泰国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不会影响到地区的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则对法国《回声报》记者宣布：“东南亚危机和泰国金融危机已经结束。”

这些说法如果不是为了稳定民心的策略性放风，那就说得似乎太早了一点。

马来西亚:政府在七月二日以后本来决心住泰铢跌风的进逼，全力干预汇市以支持林吉特。首相马哈蒂尔的强硬个性甚至使索罗斯都产生了错误的估计。他的助手事后向报界透露,他们春天里还把牌押在林吉特的贬值上，到七月中，预测马哈蒂尔可能扛得过去，便临时转为买人林吉特的投机，后来竟为此付出了数亿美元的代价。因为马来西亚事实上未能挺过这一关。“林吉特永远坚如磐石”的誓言只有十几天就被迫放弃’。汇市一松即溃，到十月一日贬值了百分之二十五，到十月二十二日贬值了百分之三十四。股市的跌幅则达百分之四十。马哈蒂尔怒冲冲地指责索罗斯那个魔鬼使我们国家的经济整整倒退了十年！”十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不就是整整一次中国式的“文革”吗?

菲律宾：比索的陷落比林吉特还要快，政府于七月十一日就被迫放弃对比索比价的控制，任其波动，结果几个小时之内就贬值近百分之七。作为一个英语国家、一个基督教国家、一个长期驻扎过美军的国家，菲律宾虽然在东南亚国家中算是与西方关系囁为密切的，七月十八日便及时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十亿美元紧急贷款的许诺，使市场信心稍有支撑，但八月的比价还是调头向下，至十月—日比索已经贬值百分之二十五，至十月二十二日已经贬值百分之三十二，股市跌幅则达百分之三十九。

印度尼西亚:数月来的森林大火使烟雾飘洋过海殃及邻国，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人们关窗闭户，加戴口罩，怨声载道。现在天灾之后再加人祸，金融市场的乌云从西北方向压了过来。军人出身的:苏哈托总统顾不上自由派人土的讥讪和指责，不惜采用国家行政手段，中决银行于八月三十一日宣布限制海外人士外汇期货交易，强迫投机活动降温。但这只能让印尼盾勉强坚挺了几日，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拆借利率仍让各公司和中小锒行法承受，拆东墙补西墙终究只能使跌势稍缓片刻。九月十四日，政府在强大抛压之下弹尽粮绝，同祥被迫放弃了维持固定汇率的努力。至十月一日，印尼盾贬值近百分之二十八，至十月二十二日进一步贬到百分之五十一，成了另一个泰铢，股市同时下挫百分之二十。用总统苏哈托在世行年会上的话来说，“全:国民众数十年的成果毁于一旦”。

新加坡:依凭强大的高技术产业和充裕的外汇储备，总理吴作栋脸上始终有处乱不惊的平和、静观事态的持重，但金融震波:仍使这个国家人心浮动，老百姓的蚂蚁雄兵终使政府无力回天。至十月一日，新加坡元对美元的比价下跌百分之六，至十月二十二日，下跌百分之十三，股市同时下挫百分之二十_——虽然这还只能算东南亚的轻伤员。

缅甸、越南等其他东南亚国家都未能幸免于难。其中七月十四曰的緬元汇率已跌至历史上的最低点，此后便一直没有翻过身来；越南盾到十月十四日也贬值百分之五……眼看着受灾面积越来越大，世界金融组织首脑们的口气」变再变，除了谈一谈经验教训，救灾措施的出台只能越来越慎，谁都不敢?贸然出手。援泰的一百七十二亿美元既已说出?，只好想办法凑吧，面对接下来多米诺骨牌式的村村起火处处冒烟，谁还斗胆轻言援助?何况对援助心存戒意的也大有人在，马哈蒂尔就声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款条件太苛，改善金融管理和经济结构的要求，隐含着西方资本进一步向这些受援国打，开市场和控制市场的不良企图。在泰国、印尼纷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条件的同时，他执意自力更生突出重围。七月和八月，他一连会见了三十多位国际基金会总裁，耐心解说国内实际上大有希望的经济形势，劝说他们放眼将来，出资托市。他的和翱悦色给客人们留下极好印象，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还得看一看，就眼下来说，出资的条件还不成熟。商人们职业性的势利和无情袖手无疑深深地刺伤了这位首相，逼得他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牌:政治。八月三十日举行国家独立四十周年的纪念庆典，他头戴穆斯林帽，其爱国主义“政治救市”行动获得了高峰体现。他痛斥那些“忘恩负义”的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在这里从事什么实业，却掠夺了这个国家资本市场整整一千六百多亿美元。他号召国民们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团结起来艰苦奋斗，抗击魔鬼的勒索和敲诈，抗击比老帝国主义还要阴险和凶恶的“新帝国主义”。他甚至在会见报界时宣称，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他怀疑索罗斯这个犹太人有一整套搞垮马来西亚的阴谋(政府发言人后来澄清他并未指责所有的犹太人）。

一连数日，吉隆坡出现了各界社团组织的游行，人们高唱国歌，支持马哈蒂尔，向“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宣战，买国币、买国股、买国货成了很多演说的主题和宣传口号。一位女艺人宣布用她的全部美金来入市，顿时成了万民欢呼的英雄。连黑帮组织也“爱国”起来，到处扬言要派人去给索罗斯和罗伯逊那些炒家“放血”。

这种“抓革命促生产”式的激情受到不少人的怀疑。十一月三日，马哈蒂尔作为东道主在十五国集团会议上竭力促成的《货币交易条例(韋案）》，要求国际社会对汇市投机给予限制，受到了众多自由主义者的讥评。与马氏政治动员加市场限制的思路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们认为危机的根源“不是自由多了，而是自由得还不够”。他们认为只有资本市场的充分自由才会有灵活而真实的市场信号，才能使泡沫经济得到及时的诊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由化不够（金融机构透明度不够等）恰好是泡沫久积成灾的祸根，而炒家狙击虽不够厚道，却是一剂揭露和扑杀泡沫的苦药，是一种惩罚性的粗暴纠正。索罗斯的发言人在九月二十日接见《华尔街日报》记者时也宣称投机活动有修正不平衡价格的作用，对经济有益。”“:对此次危机更应该负责的是那些放任信贷猛烈扩张的政客和官僚。”“马哈蒂尔先生才是对他的国家最具有威胁性的人！”

关于自由多了还是少了的问题，关于发展中的弱国能够在什么时候承受,什么样的自由的问题，当然还会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这当然只是此次金融风暴带来的众多应该反思的问题之一。

第二震波：东亚在劫难逃

任志刚一九七〇年从香港大学经济及统计学系毕业，一九九三年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一九九七年获世界锒行颁发的“中央行家奖”（每届限奖一人）。像董建华、曾荫权一样，他对香港经济成竹在胸，雄心勃勃。当东南亚跌风八月间第一次波及香港，这位少壮派总裁八月十七日‘下午还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在中环金融中心三十号楼会见神色不宁的记者，用粤语夸下海口：“莫要怕！”“我从来未惊过，我今天早上还在打高尔夫。”“我最不怕大鳄，不识死的就来。”

这一把潇洒在传媒上果然让很多市民放下一颗心。几天后，金管局官员正式宣布炒家们已经被“赶尽杀绝”。

没料到大鳄未绝，时隔两个月竟卷土重来。由于日资大量撤退，十月二十三日市场上突然出现强大的港元拋压。为了维护港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政府照例提息筑墙，银行间拆息率陡升百分之二百五十。根据任志刚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让投机者抛售港元时向贷款银行付出高息，让他们得不偿失。但这套看家本领导致资金告紧和股市失血，恒生股指闻风大跌，四天之内就跌了三千点，穿透万点大限，后虽有回稳，但距八月最高位来兑已跌百分之三十八。国企红筹股的跌势更猛，刚上市的“中国电信”生不逢时，本来被股家们相当看好，结果几天之内竟跌破了发行价。有人估价股标市值转眼间损失了一千多亿美元。报纸上一片惊呼:惨惨惨！血血血！“死的人多！”很多股民对任总裁咬牙切齿，把他叫作“任一招”（只有提息一招），又把他叫作任（意妄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误港庸吏：国际炒家这次明明是声东击西，先沽空恒生指数期货合约，再在汇市上虛晃一招，你任仔让股市大跌，不正中了杀手们的奸计？

人们一急，还说他领着全世界银行行长中最高的年薪，自然不怕套牢；还说他前不久拿十亿美元的港人血汗去援助泰国，鬼晓得泰国还不还得起？

这些愤怒者对炒家的分析也许不无道理，但我明敌暗，布防难度很大。再说强敌压境，很难汇股两市兼顾，只可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也许比较而育，汇率主要相关实业，相关所有人，相关冲长期投资；而股票主要是相关游资，相关一部分人，相关中短期投机。舍“股”而保“汇”是无_可选择的选择。不管股民们怎么骂得难听，港府也只能一肩扛到底了。匆匆从欧洲赶回来的董建华一路向新闻界放话，说香港的经济基础良好，金融管理是严格而高效的，市民们尽可以相信股市前景将“放晴”。有意思的是，尽菅中国政府一直声称不干预香港事务，但刚刚过去不久的回归庆典对于港人来说记忆犹新，中国一千三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能不说是港人重要的心理寄望所在。众多股民注意到港商大佬们突—团访京被江泽民等领导人接见，股价回升也就被疑为中国政府注资托市的结果。“社会主义救香港”的流言不胫而走，连香港的政治风向都由此产生了微妙变化。事隔不久，一直不认同中国政府的民主党出人意料地愿意参选全国\大代表，据说就与香港股市风潮以来的民意压力有关。

台湾：当局一开始也是优先保汇，采取同香港大致相同的战略，宣称要用八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拒风暴于大门之外，仅十月三日这一天就向汇市敞开供应美元十五亿，比不久前台海危机时为保护台币而动用的储备(每天八亿美元）还要高出一大截。人们有些奇怪的是，战事刚刚展开，五十亿美元的金弹刚刚打出，当局突然于十月十七日弃守台币，宣布注资股市的“四大措施”，算是给股市大举输血，走上一条与香港完全不同的弃“汇”保“股”路线。这一变化的内情至今是谜。有人说，“央行”总裁许远东老先生是在十月十七日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才突然作此转向的。谁来的电话？许老爷守口如瓶。为什么要急转弯?也没法说个清楚。媒体一般的猜测有两说：一是情报机关探得了大炒家声“汇”击“股”的底牌，“央行”将计就计临时应变；二是最高层着眼于“市县长”选举前夕七百万股市散户的选票实力，李登辉九月间号召大家买股票的面子也要顾全，所以股市必须死托，托股就是保住国民党的票源。《联合报》等媒体愤怒指责这种以政治干预金融，正导致“自乱阵脚”和“政治信任危机”。

韩国：八月以前还是亚洲不多的安全区之一，而且没有炒家侵扰的迹象。但外敌未至，内乱自生，九月二十二日起亚集团向法院申请解决四个系列企业的问题，成为今年以来韩宝、三美、大农、真露等一系列大企业倒闭之后又一次经济坍塌。大众的心理防线终于瓦解，对美元的抢购之风越刮越猛。到十一月十七日，韩元对美元的比价巳跌破一千元心理极限。为了阻止韩元继续下滑，政府宣布监视美元的购买；为了挽救股市，政府宣布降低交易税和扩大外国人投资的限度但这一切强心针还是未能重振市场。大华银行的专家们十分悲观地估计，韩元在圣诞节前可能要跌穿一千二百元大关，贬值百分之四十。股市指数则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已创出历史最低点，第二天、又继绫下行而去，简直是暗夜无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一咬牙，以交出部分经济自主权为代价，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急求五百亿（低限为二百亿）美元的经援。当地经济评论家惊呼:起亚倒闭了，现在这种求援无异于胃布整个国家经济的倒闭，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清盘善后。很多海外韩国留学生闻讯抱头痛哭，其中很多人甚至立即退学回国，以为国家省下外汇。

日本：早在泰铢发生危机之初，很多西方金融专家把日本和中国看成是亚洲金融防线的最后两大堡垒——只要两个堡垒中有一个失守，受害的将不光是亚洲，整个欧美的经济都有池鱼之殃。不管世界银行也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好，日本都是最大的出资国。一旦自己家进水，哪还管得上邻居家的漏雨？而且受制于美国与东亚的进出口现状，东亚的进口每萎缩百分之十，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要下降百分之零点二，故澳大利亚眼明手快，已将一九九七年的增长预测调低了零点二五个百分点——这还不算旅游等等方面的损失。全球经济互相依存，真是太平洋这边感冒，太平洋那边也会发烧。

日本这个堡垒偏偏还是被攻破。应该说，日本家底雄厚，但多年来同样是“泡沫综合症”患者，七年来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由于商界与政界的权利关系错综复杂，改革举步艰难，金融秩序混乱，隐瞒的贷款呆账越积越多。有人说，亚洲各地的房地产泡沫后面，都有日资的兴风作浪，一旦日资在金融大溃退中被套住，老窝里不乱套才怪哩。今年七月，东京检察院发现山一证券公司向黑社会非法提供资金，搜查了该公司总部，导致经营首脑十一人辞职，总经理被捕。说这个案子怎么惊人都不会过，因为调查刚开始，该公司接待室负责人樽古一郎就在回家途中被暗杀，公司顾问冈村勋的妻子也在家里被暗杀，可见检察院碰上了强大而凶残的对手。两声枪响之下的鲜血飞溅让公司信誉扫地。十一月二十一日夜东京都中央区山一证券公司总部的大楼彻夜通明，野泽总经理在董事会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宣布这家百年老字号的公司倒闭，全场一片抽泣之声。总债务四百八十亿美元将请求政府出面处置（事实上政府首次融资只拿出了六十四亿美元）。山一是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加上此前不久倒闭的北海道拓殖银行和此后不久倒闭的三洋证券、德阳城市银行等等，日本金融界惊人的黑账大规模浮出水面。

十一月二十五日，山一倒闭的消息不出所料地带来汇股两市价位急挫，日元对美元比价跌到一百二十八比一，是五年多来的最低价，股市则单日下挫八百五十四点。美屆、欧洲、拉美的股市也跟风下行，引发全球性恐慌。

日本的崩市再次证明了，不臂如何有钱的政府对汇率的影响能力都十分有限。据专家统计，今天工业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统统加起来，也仅仅是全球外汇市场一天交易额的一半，因此拿几十亿或几百亿去向全世界的游资抗争，不过是舞一根长矛向大海宣战。?日本驻香港、台湾、韩国、中国上海等地的一些金融办事处奉命关闭。这一事件使刚刚陆续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准备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各方首脑猝不及防，《东京新闻》报导：各方官员来往穿梭忙得通宵达旦，一个个都面色严峻。美国专家口气严厉，提出一个又一个方案，敦促日本不要犯韩国和泰国的“通病”，处置不良资产和结构性改革必须刻不容缓，不可有任何犹豫，否则，整个亚洲市场乃至全世界的市场混乱将不堪设想。

在温哥华召开的这次峰会看来最是时候，又最不是时候。大多数亚洲首脑一脑门子官司，有点心神不宁，全无一年前聚会时那种春风得意和鋳躇满志。尽管东道主安排了一个又一个别出心裁的节目，但整个会议的气氛明显有些抑郁和黯淡。刚上台的泰国总理川?立派基本上不怎么说话，常常在某个角落形单影只。印尼总统苏哈托和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黑着一张脸，总是避开记者。连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为国会刚刚否决了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分摊法案，锁住了钱袋子，两手空空的他似乎也讲不起话，有点尴尬，没有太多的事好做。台湾愿意出资四十亿美元参加救援，但遭美国和中国政治意味明显的拒绝，也不是个滋味。作为这个组织根本目标的“经济自由化”已放到了次要位置，会议差一点就成了“亚洲金融专题会”。更多的首脑和官员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国家主席，意思很明显：日本的防线既已撕开，中国还能不能固若金汤？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共产党苏联的全面解体，金融危机都是直接诱因。那么这一次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幸免于难？

让人不解的是，江泽民在第一次讲话中对逼近国门的这一场金融风暴不置一词，好像压根儿没有这么回事。

专家初步反思各各相异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仑?格林斯潘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在公开场所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使华尔街乃至全世界金融市场地震。他已经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十分悲观，认为料理十三亿人的吃，拉撒睡需要重量级天才，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成为第二前苏联，至少也七八年才能脱离危险。他没有料到兰年宏观调控中，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而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四降到了百分之二，“软着陆”居然成功，真是有点不可思议。据说他访问北京之后曾私下里开玩笑，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授给中国政府。

一九九七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授给中:国政府/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表彰他们的期权定价理论带来了金融市场的理论革命。十月间宣布的这次授奖与、亚洲金融风暴当然是巧合，但两件事情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角度，把金融市场风险以及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的问题突显在人们面前。

从物质生产和交换到金融证券的广泛运用，也许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步柚象化;从金融证券交易到它们的预测性期权交易，大概可算是抽象之上的抽象。两位大奖得主对这种抽象的抽象给出科学计算公式，给人们习以为常的静态价值建立一种动态模型，使价值这个东西在至今如同瞎赌的期权交易中变得有规可循，甚至税局以后可以根据这个模型征税，老百姓也可以根据这个模型向保险公旬投保一虚拟经济将风险大减。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接受德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广他们这一独创性的工作可以预防汇率变化的风险。这项研究成果的运用将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发展，我们现在刚刚处在这一发展的开端。”

到目前为止，了解这个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人还太少，用这个公式给风云方变^金融市场建立系统测算，也还刚刚起步。如果这个公式早诞生一年或两年，人们是否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有更好的预警和防范？

专家们对这一次危机幵出了各各不同的初诊药方：

关于固定汇率：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尔在美国九月八日《新闻周刊》上撰文，认为“严格固定的汇率能够消除引起通胀的融资活动，创造稳定的货币环境，对许多不能指望政府在财政和货币上采取负责任行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贝尔这种主张固定汇率的观点大概可称为“固”派。与之大唱反调的则是“浮”派，其中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政策顾问艾肯格林，《亚洲华尔街日报》十月二十一日引述了他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把它的货币与另一国货币随意挂钩的做法是时代错误。现在，各国必须在两个极端中做出选择，要么和其他国家统一货币，要么让货币自由浮动。汇率自由浮动使率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进行调整。”

在“固”派与“浮”派之间骑墙的要算在十月七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旧金’山LOG资产管理公司总经济师格林伍德。他在文章中说广不论是实行固定汇率还是实行浮动汇率都能够成功，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旦做出选择，就要始终如一地奉行这种政策。”在格林伍德眼里，香港大概就是这样硬着头皮走下，去的一条好汉。

关于国家监管作用：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月七日德国《时代》周刊上强调：“应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监管作用。传统的看法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几乎是自动地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人们发现，只有在已经具备开放市场的条件，包括已经建立有效的监管机构的情况下才能开放资本市场。”他把中国看成了因开放程度有限从而免遭这次危机伤害的正面例证之一。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也撰文，埋怨自己的国家在开放资本市场方面走得木快。

与这些“管”派观点相对立，捷克总理克劳斯就以“动荡必然”论和“干预愚蠢”论的坚定开放形象，成为西方大多数银行行长心目中的英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也在非正式会暗中，忠告台湾当局首脑萧万长，要“放开管制的手法，不要轻易干预”。香港《亚洲新闻》周刊十月三十一日刊登经济学家罗奇的访谈录，他认为东南亚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是要“放宽对经济的管制”。他还说长痛不如短痛，“在这一方面，选择严厉揹施的国家将会首先走出危机，而选择温和措施的国家从长远来说将遭受更多痛苦”。显然，罗奇的这一“放”派主张代表了更多自由派人士的立场，代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政策。

关于全球一体化：全球一体化和自由化近年来一直是经济学界的主流认识。发展中国家想从一体化中得到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发达国家则想从一体化中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双方各有所图。而关税壁垒的拆除，在理论上当然能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市场空间，使大家普遍受益皆大欢喜。但此次亚洲危机给有些人的强烈印象是:强者的自由和弱者的自由并不完全等值，缺乏金融经验和有效金融机制的国家如果贸然进入一体化俱乐部，很可能受到强大投机资本的伤害。小学生和大学生能在一个场子里用同一种标准打球么？中国《改革内参》九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由于国外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不在同一个量级上，也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尚未完成'，再加上“国际资本可熊从一恒快速大规模抽逃”，因此“国外直接投资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同一篇文章还指出」“就单个市场而言，国际化程度越高，所受到的影响越大;就全球市场而言，一体化程度越高，发生全球动荡甚至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十月间在印尼召开的‘次研讨会上，大部分金融专家也认为，一体化的方向没有错，但考虑到利益均衡原则，眼下有必要对一体化进程“压歩”和“减速”。

关于虚拟经济：美国经济学家杜拉克这样对虚拟货币作出定义：

“它不符合金钱的任何传统定义，它是虚拟而非实值的金钱。它一天的交易量可能就相当于全球一整年贸易和生产投资的数额。”“由于虚拟金钱不具备经济功能，容易受到谣言和意外事件的影响，而表现出易变性和恐慌。”美国老一辈经济学家高柏瑞也曾经说过广市场的天性就是如此，尤其是金融市场。价格上涨，人都想借机发财，大家投入股市。股价随着期望飙升，直到势必难免的崩盘为止。这与经济本身毫无关系。股市投机活动有它自己的生命。”

两位学者也许并不意在对虚拟经济作道德否定，也不意味着他们对今年大获殊荣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没有兴趣，但他们无疑带有更多传统经济学的色彩，对来去无踪的虚拟经济有点忧心忡忡。台湾评论家王杏庆（笔名南方朔）在十一月九日香港的《亚洲周刊》上则运用-虚拟经济概念对亚洲发出警告具有虚拟和准虚拟的国际金钱在全球纵横，流动快速，可以制造华丽的磋择泡沫，但当它快速撤离，泡沫破裂，却又难免满目疮痍,，亚洲汇市股市经过此次风暴，虽然不会像墨西哥那样二下完全抵消六年的全国努力，但各国仍应有所自省，重建更良好的基本面以及加强彼此的合作，或许才能重建‘亚洲奇迹’的另一个春天。”在这里，与默顿和斯科尔斯对期权交易（虚拟经济的重要部分）的理论不同，南方朔把“虚拟经济”几乎当成了“经济泡沫”的同义语，难掩自己溢于言表的厌恶。

他这种态度当然无望得到所有专家的认同。笔者不久前在香港遇到华裔美籍经济学家杨小凯，杨小凯就乐观地认为：从货物交易到金融产品多样化及其期权交易，从实物经济到符号经济，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完整过程，我们不能说，要一个人但只要他的上半身吧。他还说:虚拟经济有带来动荡和风险的一面,也有预测风险和降低风险的功能——如果我们运用得不错的话。亚洲国家应对经济采取现实的态度，应进一步开发金融市场，切不可实行鸵鸟政策和温室政策。

及时的前车之鉴

索罗斯至今没把中国当做目标，甚至对狙击港元也没有信心。据他手下人透露，、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广不要去打港元的主意。”

但并不是所有的国际金融人士都没有考虑过中国发生动荡的可能。近年来，很多炒家都悄悄地来中国踏勘。十月间，设在香港的摩根-斯坦利-迪安-威特公司派了小组領中国内地四处转游。每到一个城市，他们不会忘记租车环城跑上一圈，这当然不光是为了看看风景，或者寻觅美食。职业的经验告诉他们，只要看一看这个城市卖不出去的空楼有多少，在楼布资产中占多大比例，就可以大致推算出银行里有多少呆账，推算出整个金融系统存在多大风险。这是一种最为简单却大体可靠的办法。

从广西北海到上海浦东，从深圳到杭州，他们看到了曾在泰国、印尼等地都看,到过的景象：几十幢几十幢的楼房闲置，没有卖出去也没有租出去。即使是北京、上海的房地产市场，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空房率也—点不比曼谷低。

几年来，几乎世界任何一个港口里只要有船，只要有船在运钢材，你去问他们运往哪里，他们可能都会说：中国。这真是让人震惊。中国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一片工地，中国的发展热浪逼人。但那些钢材中的很大一部分，现在不幸躺在这里晒太阳了，在这里睡大觉了——不，它们没有睡觉。对于资本的流通和运作来说，它们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共进午餐之后，高级经理彼得丘舒斯先生对接待他的两位中国官员谈到这颗炸弹。使他震惊的是，官员耸耸肩腠，对收不回的贷款、资产价格上涨和工业能力过剩显得满不在乎。丘舒斯后来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惊呼他们完全采取把脑袋埋在沙子里的态度！”

中国会不会陷入这场亚洲金融危机的旋涡？十月过去了，十一月过了，十二月也将要过去了……中国仍然平安无事。《纽约时报》记者预言中由中国主演的“第三震波”并未出现。中国至今守住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承受着生产成本大增和出口订单大减的代价，还向泰国、印尼大笔借出美金，为整个亚洲金融的托底止跌打了一场阻击战。国内外专家,们普:遍认为：（一）中国在一九九四年使货币主动贬值近三分之一，不存在币值严重高估的隐患，而且出口一直强劲，国际收支盈余；（二）中国的外资结构中直接投资占三分之二，外债中百分之八十是长期偾务（央行行长戴相龙透露），不存在短期游资狂撤的风险；(三)人民币是非自电兑换货币，可御投机炒家于国门之外；(四）再加上，中国经济持续景气，政治制度足以保证宏观调控力度，士闻导控可以及时遏制社会心理恐慌，农民工有田可种有乡可回的路余地，可减少企业停工带来的社会动荡……这些因素都足以使中国在这次亚洲震荡中“风景这边独好”。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西方媒体预言中国即将溃乱的言词已渐次息声，对整个亚洲的形势估计也开始口气转缓。

当然，丘舒斯先生的观感并非虚构。就在他高调告诫中国的时候，中国国务院智库部门专家的对策性研究报告一份份已提交国家高层。从十月开始，讨论中国经济风险的文章在各地报刊也明显增多。笔者曾在成都碰到一个做服装生意的个体户，連这个初中生也在说广企业欠锒行的钱，银行欠全国人民的钱，这一条鬼才看不到！”

他预测股市不妙，认为服装生意不会好做了，因此明年准备去西北打油井。

如果不是亚洲金融危机，这位个体户老兄能有这种警觉？

亚洲邻国人民用泪水和鲜血买来的这一次教训，是不是一次良机天赐，让中国人来了一次必要补课？让中国人近距离感受到市场和资本可能出现的凶险？

在我同这位个体户闲聊旳时候，凡个水果小贩前来推销，人民币眼下似乎还值钱，让人捏得放心，几块钱就可以买上一大堆水果。货架上一台黑白电视机正好在播送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消息。这是中共“十五大”以后的第一个全国性重要会议，毫无疑问，既要化解境内的金融险情，又要掖抗境外的金融震波，靠改革来“攘外安内”的双重使命，必然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

主席台上政治局常委们的面孔在屏幕上—一推移过去。茶馆里的，人都目着屏幕，一声不吭。

舍世界很多人现在也可能一声不吭。

1997年12月

(本文为应杂志约请而写的综述，署名“范闻彰”。最初发表于1998年《天涯》杂志，裨多家报刊转载，收入一些经济类综合文集。）

喝水与历史

有些中国人到欧美国家旅游，见宾馆里没有准备热水瓶，不免大惊小怪，甚至有点没着没落。他们如果不打算喝咖啡或者喝酒，就只能在水龙头下接生水解渴，不是个滋味。好在现在情况有所改变，一是商店里有矿泉水出售，二是欧美有些宾馆为了适应东亚游客的习惯，开始在客房里配置电热壶。

中国人习惯于喝开水，没开水似乎就没法活，即使是在穷乡僻壌，哪怕再穷的中国人，，哪怕穷得家里役有茶叶，也决不会用生水待客。烧开一壶水必定是他们起码的礼貌。这个情况曾经被法国史牵家布罗代尔记在心上。他在《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中国人喝开水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这个传统为西方所缺乏。

喝开水有利于饮水消毒。开水喝多了，然可能失去欧洲人口舌于水的敏感,不能像传说中的土耳其人那样细辨泉水、井水、河水、湖水的差别，但生，病概率一定大大降低。于是可以理解，古代的欧洲文明的宏伟大厦常常溃于小小病菌的侵蚀。黑死病，伤寒，猩红热等等，一次次闹得欧洲很多地方十室九空，以至“掘墓人累得抬不起胳膊”“满街是狗啃过的尸体”——史家这些记载至今让人惊心动魄。著名文学著作《十日谈》的产生，据说就始于一群男女藏人佛罗伦萨地下室里以躲避瘟疫时的漫长闲谈。

中国人热爱开水，这一传统很可能与茶有关。中国是茶的原生地。全世界关于“茶”的发音，包括老英语中的chaa，以及新英语中的tea,分别源于中国的北方语和闽南语。《诗经?邶风》中已有“荼（茶）”的记载，汉代典籍中多见“烹茶”，可见饮茶必烹，必烧开水，此习俗的形成至少不会晚于汉代。喝开水传统又‘很可能与锅有关。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说中国化铁为水的浇铸技术比欧洲早发明十个世纪。”《史记》中有“汤鼎”一词，《孟子》中有“釜瓯”一词，都表明那时已广泛运用金属容器，堪称高科技产品。相比之下，游牧人还处于饮食的烧烤时代，，面包也好，牛排也好，架在火上烧一把了事，到喝水的时候，不一定能找到合用的加温设备。

中国古人还有农耕民族丰富的草木知识，进而还有发达的中医知识。宋代理学家程颐强调事亲者不可不知医。”因为要孝悌亲人，就必须求医问药，甚至必须知医识药，医学发展的人文动力也就这样形成。春秋时代的中国就有了扁鹊和仓公这样的名医。成于汉代的《黄帝内经》《诊籍》《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等等，更使中国医学的高峰迭起。事情到了这一步，技术条件有了（如锅），资源条件有了（如茶），更重要的文化条件也有了（如巫医分离、以孝促医等），喝开水保健康当然就成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相比较之下，在少茶、少锅、少医的古代欧洲，喝开水的传统如何可能？欧洲也有优秀的医学，但按照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的说法，西医的成熟来得太晚，晚至抗生素发明的现代。他在《水母与蜗牛》一书中感慨：至十九世纪中期，“人们才发现西医大部分是无聊的胡闹”。这当然是指旧西医那些放血、灌肠、禁食之类的折腾,有时竟由修鞋匠一类游民胡乱操持，大多出自一些莫名其妙怪诞无稽的想像。据说大诗人拜伦就在灌肠管下给活活灌死;，其情状想必惨不忍睹。

作为中国保健传统的一部分，喝开水实为民生之福。几乎是,出于同样原因，在漫长的历史上，学历再低的乡村农民，也大多懂得一些草药土方或推拿技巧，好像中国的成年农民都是半个郎中，碰到小病一般不用他求——这种几乎百草皆药和全民皆医的现象，为农耕社会里民间知识的深厚遗存，虽对付不了某些大病难疾，也有其自身局限性，但作为一种成本极为低廉的医药普及，曾帮助中国人渡过一个个难关即使在改革开放的转型阵痛期，承受着医药价格高涨的中国人，尤其是缺乏公共保健福利的广大农民，如果没有残存的医药自救传统，包括没有喝开水的好习惯，病亡率的大大攀升恐难避免。可惜的是，这种受古人之赐的隐形实惠，倒是被很多现代人盲视。有些享有保健福利的上层精英，不过是读了几本洋书（肯定不包括《水母与蜗牛》等），就大贬中:医中药，更让人吃惊不小。

福祸相因，利弊相成，喝开水未必就没有恶果？

人的寿命很长，人数量很多，在一定条件下就不会好事变坏事比方说，中国没有欧洲十五世纪前一次次流行病疫造成的人口大减，但也可能因此而丧失了欧洲十六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发明的强大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明浪潮不过是对人力稀缺的补偿和替代。又比方说，中国古人避免了放血、灌肠、禁食一类瞎折腾，但人口强劲繁殖又构成巨大人口压力,，构成了巨大的粮食危机，从而使重农主义势在必行。再往下走一步，从重农主义出发，安土重迁、农尊商贱、守旧枢新、家族制度等等都变得顺理成章。一旦粮食出现缺口，人命如草、官贪匪悍、禁欲主义、战祸连绵等等也就难以避免……这样想下来，足以让人心烦意乱和不寒而栗。十七世纪末，一些传教士从空荡荡的欧洲来到中国，觉得中国人吃肉太少，委实可怜。他们不知道，如果不是流行病疫使欧洲人口减至六千万以下，欧洲哪有那么多荒地来牧牛放马？另一位名叫卡勒里的神父，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比马贱，官员们不坐马车而坐人轿，“轿夫的一路小跑竟如鞑靼小马”。他不知道，当这个国家的人口从清代初期的一亿再次爆炸到三亿多(有一说是四亿多），远远超出了农业生产力的承受极限，饿殍遍地，民不聊生，人命是没法珍贵得起来的，人道主义也就难免空洞而遥远。一旦陷入这种困境，不管有多少好官,，不管有多少好主义，社会离灾荒和战乱这一类人口剪除大手术不会太远，脚夫们大汗淋漓又算得了什么?

面对危机的社会，思想家们能诊断出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祸因，但是否漏诊了人满为患这一条更为深远之因？是否漏诊了导致人满为患的各种条件——包括喝开水这一伟大而光荣的创造？

在人满为患的刚性条件之下，光是吃饭这一条，就不可能不使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和灾难化。如果没有控制人口之策（如计划生育、独身主义等等），如果也没有增加食品之策（如江河治理、增产化肥、发明杂交水稻等等)，诸多制度层面的维新或革命?，诸多思想层面的启蒙或复古，终究只有治标之效，只是隔靴搔痒和事倍功半，甚至左右俱失和宽产皆误，一如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纯属“无聊的胡闹”。

端起水杯的时候，想起这些纷纭往事，一口白开水也就便变得百味交集了，为历史上的成功者，也为历史上的失败者。

2003年6月(最初发表于2003年《读书文摘》。）

“文革”为何结束

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社会主流似乎已有共识。有人为此会提到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还有人会提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并上溯俄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是非功过。更多的人可能不舍这样麻烦和耐心，干脆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或“全民发疯”，一句话就打发掉。

?我们暂不评说这些结论，但不妨换上另一个问题广文革”为何结束？

既然反思了“产生”，就不能回避“结束”。既然产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结東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断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这就是当今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逻辑。但通常被视为暴政的“文革”看来在这一逻辑之外。因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结束于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政府结束于外国军队的占领。粉碎“四人帮”基本上未放一^枪，整个过程还算和平。标志着彻底结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依托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两次会议中完成了实权转移，过渡可谓平稳。这就是说，结束“文革”是行动成本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机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权力斗争”和“全民发疯”，那么权争疯狂为何偏偏在这一刻停止？如果说“专制主义”或“斯大林主义”,那么这些东西为何在这一刻失灵？它们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转折都有赖于社会大势的缘聚则生和水到渠成。个人作用在历史进程中诚然重要，但对于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来说，其相对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政治路线在历史进程中也诚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关基础条件的配置，有时甚至离不开一项生产技术的悄悄革新。比如说，如果没有七十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统布局建设，没有以红旗渠为代表的全国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没有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良种研发和推广，纵有后来意义重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恐怕也难有足够的农产品剩余，那么肉票、布票、粮票的相继取消，还有后来城镇人的剧增和市场经济的骤兴，恐怕都难以想像——这一类大事不容忽略。

但这里只说及思想政治层面的两点

新思潮的诞生

一九七六年以天安门四五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大势已去。在此之前，一九七三年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民主，一九七四年张天民等人就电影《创业》问题“告御状”，矛头直指文化专制，此类体制内外不同的抗争早已多见。从近些年来一些最新披露的资料来看，当时全国各地都活跃着众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见多多文)，在上海（见宋永毅文）、湖北（见王绍光文）、河南（见朱学勤文）、四川（见徐有渔文）、贵州（见钱理群文）等地，则有各种地下“读书小组”从事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陈益南先生著《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记录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终清醒。这些都显示出，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广阔而深厚的民间思泰解放运动，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组成的地火运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会公正等等为价值核心，其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现为对“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类冤假错案屡‘屡发生，人权灾难层出不穷，迫使很多人进入了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反思。包括共产党内不少高层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项政治运动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习惯于服从权力的指挥捧，只是因自己后来身受其害，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胡耀邦后来成为党内“民主”的倡导者，周扬后来成为党内“人道主义”的倡导者，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

二是“疏离型”，表现为对“文革”的软抵抗。当时没有直接受到过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对“文革”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是因为“文革”妨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欲望。这些人一般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直接的政治行为，但对“文革”形成了更为广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七十年代中期出现了青年们“革命还俗”后的“自学热”“艺术热”乃至“家具热”，一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车也被市民们热烈寻购。湖南著名的“幸福团”由一些干部子弟组成，寻欢作乐，放浪不羁，听爵士乐，跳交谊舞，打架斗殴甚至调戏女性。作家王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写的一伙军干子弟，也接近这种个人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状态。这证明即使在当时执政营垒的内部，禁欲教条也被打破，世俗兴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动摇和解体。

三是“继承型”，即表现为对“文革”中某'些积极因素的借助、变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从总体上说，具有革命理想和极权体制两种导向互为交杂和逐步消长的特征，两者一直形成内在的紧张和频繁的震荡，使解放与禁锢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现。一九六六年，毛译冻在主要政敌失势之后仍然发起运动，是“权力斗争”说难以解释的。他倡导“继续革命”和造反有理”，“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随后两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国民享受了高度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全国串联，基层自治，虽然其最终目标至今让人疑惑不解和争议不休，但民主的激进化程度足以让西方人士望尘莫及。他后来政策进退失据，反复无常，越来越陷入极权弊端的困锁，但就全社会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的合法性还是得到了暧昧韵延续，如大字报等手段获得法律保护，“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励、。这一极为矛盾的状态和过程，给结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荡着《国际歌》声的天安门四五运动，以及后来被取缔的“民主墙”，不过是历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变体。

从这^点看，“文革”不伺于一般的极权化整肃，比如一九六八年全国大乱被叫停以后，异端思潮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活跃与高涨，与五十年代末期“反右”以后的万马齐喑大有区别。同是从这一点看，对”文革”的反对，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并不是对BBC或者VOA的照搬，亦无中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撑，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特产。遇罗克、李一哲、杨曦光(杨小凯）、张志扬等知名异端人物的经历证明，他们既有“逆反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负面的经验资源；又有“继承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正面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的各种文本中，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隐约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传明显可见。

正因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文革”中没有民主，至少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从中央“战略部署”的前提下进行，而且即使是异端思潮也往往带有红色的话语胎记。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俄国叶卡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一笔勾销历史，并没有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从来都不乏劣迹和伤痛，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实也是这样，“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号之下的一题多作和一名多实，作为某些书生最难看懂的历史常态，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种全社会的心理大'势，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车，脱出极权轨道并非没有可能。回顾当时众多异端人士，我们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为他们有一个红色胎记，就判定他们与民主无缘。

“文革”结束多年以后，市场化进程中冒出很多群体事件。工人们或农民们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大唱革命时代的歌曲，抗议有些地方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怀念着以前那种领导与群众之间收入差别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粮票一样多和布票一样多的日子。作为“文革”的遗产之一，这种“怀旧”现象引起了广泛‘争议，很难被简单化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也许，这种“后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现了“?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为我们留下了一面检测历史的后视镜。

旧营垒的恢复

“文革”中的某些激进派曾抱怨毛泽东没有“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对“官僚主义阶级”过于软弱和姑息(见杨小凯一九六七年文）。这从反面泄露出一个事实：由党政官员以及大多知识分子组成的上层精英群体，当时虽然受到了重挫，但并没有被消灭，甚至没有出局。事实上，正像陈益南在书:中描写的那样，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全国恢复秩序之际，受到冲击的党政官员在各级“三结合”的权力重组中构成了实际性主体，并没有全部下台。即使是下台的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九七二年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下放劳动，也大多陆续恢复工作，重新进人了国家机器。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体在红色风暴之下得以幸存，是日后结束“文革”的重要条件。

二十世纪是“极端年代”（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语），政治具有多疑、狂热以及血腥的风格。苏联当局在大肃反期间先后处决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大半，苏军元帅的大半，还有苏军其他高官的大半，包括十五名军区司令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军级干部中的五十七名。六十年代的印尼政变受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杀了近百万左翼人士，光是美国驻印尼大使亲手圈定的捕杀对象就多达数千。街头的割头示众时有所见，军人与穆斯林极端组织联手，在两年之内每天至少杀害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①作为这个血淋淋世纪的一部分，中国的“文革”也出现大量非正常减员。：“时间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国家暴力所为，一部分是国家失控时的民间暴力所为——但作为长期意识形态熏陶的结果，后一种暴力仍暴露出体制的必然性，与其他暴力共同构成了极权化过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腫的一页。

不过，就大面积的情况而言，混乱与血腥并不是当时事实的全部。红卫保“联动”组织的打杀行为受到了司法追究，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少数农村的打杀风潮被军队紧急制止和弹压——这一类故事并非木值一提—大批精英恢复名蓍（如陈毅等），或者恢复权力（如邓小平、万里、胡耀邦等），也并不是发生在“文革”终结之后。这些有别于苏联和印尼的现象，这种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地复出，是受益于革命时期“不虐待俘虏”的政策传统延续?抑或也得助于中国社会深层“中庸”“和合”的柔性文化传统遗存?这些问题对于史家而言，也许不能说多余。

“要文斗不要武斗”“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等，是针对这些人的官方律令。有意思的是，在多年来的主流性“文革”叙事中，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名存实亡被大量泼墨，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大体有效却很少落笔入文。正如伺样是二十世纪的史实，苏联的红色恐怖几乎家喻户晓，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却已销声匿迹——这很难说是舆论的正常。其实，基本的事实之一是：如果中国也成了苏联或印尼，如果邓小平等大批高层人士也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达可夫一样死于杀戮，或者被某个外国太使圈人捕杀名单，他们后来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结束“文革”的时间就必定大大后延。?

从事后的回忆来看，上层精英们谈得最多的“文革”经历是“下放”——这包括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贬人下层任职，或者直接到农村、工厂、“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和劳动。近两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是与此相关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无疑具有惩罚功能。，当事人的社会地位降低，还有歧视、侮辱、恐惧、困苦、家人离散、专业荒废等伤害也往往随之而来。这种经历大多逼出了当事人对“文革”的合理怨恨，成为了他们日后投人抗争的心理根源。可以想像，当这些人冤屈满腔的时候,专案组的阴冷和大字报的专横是他们的惟一*视野。自己曾一度追随潮流投身批斗的壮志豪情，不一定能长存于他们的记忆。至于合作医疗、教育普及、文化下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革命亮点，更难进入他们的兴奋。这里有回忆视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不易被后来的文本检阅者们察觉。

在另一面，除了少数人遭遇遣返回乡或拘捕入监，就标准定义下的“下政”者而言，其绝太多数保留干籍甚至党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这在大批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不经意的泄露，但不一定被他们愿意记忆。对比《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受难者们忙着化妆、看戏、赴宴的“往事”，此时的厄运当然巳经够苦了，但还是使“下放”不太像单纯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灰溜溜的大>多数“下放”者仍然不失民众的几分尊敬，几分羡慕、巴结乃至嫉’妒。他们仍然构成了潜在的社会主流，不过是在重获权力之前，经历了一次冷冻，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层的短期教育。当局似乎想以此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强迫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融合，尝试革命化“五七道路”的可能。在一次已经失败的民主大跃进以后，这无异于又来一次削尊抑贵的民粹大跃进，在世界史的范围内同样令人目瞪口呆。

但与当局的估计相反，民众对革命并无持久感恩的义务，倒是对极权弊端日渐厌倦与不满，物质和文化欲求也与禁欲化的强国路线尖锐冲突。民众不但没有使“下放”者受到拥护“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给他们输入了怀疑和抵触现实的勇气。“下放”所带来的丰富经验，更使他们在日后的抗争中富有生机活力。以文学为例作家们在批判“文革”的文学解冻中，大多有“为民请命”的姿态，即便是个人化的表达，也大多与农民、工人、基层干部心意共鸣，显示出广阔的人间关怀和社会视野一。即便这种视野也有个人情绪滤镜下的某种变形，但它至少把下层民众始终当做了同情、感激、崇敬、怀念的对象，就像电影《牧马人》所表述的那样。这与九十年代以后文学中较为普遍的自恋和冷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九十年代的批判似乎还在继续甚至正在深化，但有些文学精英一旦把“下放”过程中所积蓄的思想情感释放完毕，兴冲冲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卧房，顶多再回望一下门第和权位，比如对“最后的贵族”一类话题津津乐道，比如在报刊上制作出喜儿嫁大春是错失致富良机的笑料——他们情不自禁地把社会等级制重建当做辉煌目标,与民众的阶层鸿沟正在形成。显然，事情到了这一步，与“文革”后期那些与民众紧密结盟的下放者相比，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变味、走形乃至南辕北辙？倘若他们所向往的阶层鸿沟进一步扩大，倘若摆脱极权主义锁链的结果，只是要让社会中、下阶层落人拜金主义的囚笼，民众对革命乃至“文革”的怀念冲动会不会如期到来？

执政当局在“文革”中低估了民众的不满，更低估了精英们在表面服从后面的不满，以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下放”运动加速了自己的失败。当精英从民众那里一批批归来，当他们的名字开始陆续重现于报刊和会议，“文革”的反对派实际上已经出炉成剑，已经形成了体制内的力量优势，而且遍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重要岗位。此时新思潮已经人场，新中有旧。旧营垒巳经复位，旧中有新。各种社会条件出现了复杂的重组，貌似强大的“文革”已成残破的蛹壳。一九七四年以后的“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力不从心，到处受到阳奉阴违的抵制，巳经预示了一个朦胧若现的结局。一旦时机到来，改革领袖就可以顺从和借重民意，以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为号召，以天安门四五运动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实践牌，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化的巨大道德威权和政治攻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利用现存制度资源和制度路径。比如逮捕“四人帮”和挫败上海方面的割据图谋，是利用“下级服从上级”的集权原则——华国锋是当时最高领导，全党全军全茵都得服从。比如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依据“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原则——“凡是派”当时尽管掌握了党、政、军几乎所有的最高职位，但不得不尊重全会多数人的意志，向务实改革派交出实权。

这一套“民主集中制”，是一种时而集权时而民主的弹性做法，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更像是制度的未成品，有时甚至是非制度的应急运动。如果说它曾被有效地用来应对过救亡和革命的难局，但并没有阻止过“文革”灾难的发生，最终还出现了强权化和极端化的恶变，让人们余悸难泯和暗虑难消。因此，旧营垒在成功结束危机以后，如果还要继续往前走，如果要承担一个人口大国全面振兴的全新使命，就不得不面对制度改造和制度创新的巨大难题。

这个难题留给了未来。

结语：不难理喻的“文革”

对“文革”的简单化叙事几乎积重难返。很多新生代和外国人被某些“伤痕”式作品洗脑以后，说起中国的“文革”，只能倒抽一冷气，摇头瞪服地惊叹“不可理喻”。这恰好证明当今主流性“文革”叙事的失败。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认识。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正是因为自然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自然现象解说得可以理喻。我们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人文社会现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们决不可把“文革”越说越奇，越说越怪，越说越不可理喻，再把这个认识黑洞当做自大获成功的勋章。

“文革”是上十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是各种事变都有特定条件和内在逻辑从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决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一个离奇的宫廷斗争神话。只要不强加偏见，只要不扭曲记忆，一个贫穷大国急切发展中的多灾多难，就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种爱或者恨更难于理解，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位亲人或邻居更难于体会——从根本上说，他们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这些活生生的人来参与和推动，并最终予以怀疑和终结的。今天，“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了，已经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恰当距离了。我们需要更多视角与立场各异的作者，来拓展和丰富对文革”的叙事，还文革”中国一个不难理喻的面貌。这样做，可能会增加批判“文革”的难度，但只会使批判更加准确和有力，成为真正的批判。

彻底否定“文革”，是多年来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观念，自有不算恩怨细账和调整全局战略的好处。换句话说，这种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极权体制及其种种弊端，那么再怎样“彻底”也许都不为过。即使当事人有点情绪化，也属于人之常情。但这样做如果只意味着迁就于思维懒惰，意味着画定学术禁区，对十年往事格讳勿论、格禁勿论、格骂勿论，那么一种妖化加神化的两极叙事，一定会造成巨大的认识混乱和认识隐患。长长十年中与极权关系不大的事物（如惠民的创制和强国的建设），对极权给予磨损、阻滞、演变以至克服的事物（如启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为连同病毒一起灭亡的宝贵生命，而结束“文革”的生动过程和历史意义就会永远空缺。这种历史上似曾相识的偏执论竞赛并不光荣。它不仅会给某些空幻和夸张的红色“怀旧”之潮伏下诱因，更会使人们在西方冷战意识形态面前未战先乱，我封嘴，盲目跟潮，丧失自主实践的能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长久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就会成为一截粗大的绝缘体，无法接通过:去与末来。这块绝。缘体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前半个世纪的革命——“文革”就是从那里逐渐生长出来的;也」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后的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文革”是后续历史不可更换的母胎，孕育出后来各种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来的危机。

当中国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热门话题之际，“文革”是绕不过去的，更不应成为二十世纪以来国情认知迷宫前的一把锈锁。

2005年7月

(最初发表于2006年《开放时代》及《今天》，为陳益南《青春无痕——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潘中文大学出版社）代序。已译成英文。）

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

“民主”仍是一个敏感的词，被有些人说得吞吞吐吐一只有美国总统布什这样的人才把“民主价值”和“民主联盟”当一碗饭,走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这也难怪，民主的概念与体制本是西方所产，从游牧时代一直延伸到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那里的民主虽一度与古代的奴隶制相配套，一度与现代的殖民主义相组合，但毒?副作用大多由民主圈之外的弱势阶级(如奴隶）或弱势民族（如殖民地人民）消化，圈内很多人感受不会太强烈。他们即便也痛苦过、危机过、反抗过，但堤内损失堤外补，圈外收益多少可有助于减灾止损。就一般情况而言，他们更多的印象来自官吏廉能、言论自由、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圈内的民主红利，有足够理由为民主而骄傲。有机构宣布世界上前十位最廉政国家中有九个实行民主制。仅此一条，就不难使民主成为很多人的终极信仰乃至圣战目标一，十字军刀剑入库以后，民主义军的炸弹不时倾泻于外。

后发展国家似乎有点不一样。它们移植民主既缺乏传统依托，也没有役奴和殖民等外部收益以作冲突的回旋余地，各方=较上劲就只能死磕。一旦法制秩序、道德风尚、财政支特、教育基础等条件不到位，民主大跃进很可能加剧争夺而不是促进分享。小魔头纷起取代大靡头，持久的部落屠杀、军阀割据、政党恶斗、国家解体和管治崩溃，成了这些地方的常见景观。迄今为止，二十世纪一百多个“民主转型”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一直在民选制和军政府之间来回折腾，在稳定与民主面前难以两全，前景仍不明朗。自以民主了的俄罗斯、新加坡等不入西方政界法眼，蒙受一次次打假声讨。靠全民直选上台的巴勒斯坦哈马斯政府更被视为恐怖主义。中国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民主，引发了时旷日久的混乱与分裂，后来靠多年铁血征战才得以恢复稳定和统一国家。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的红色民主同样导致灾难，最后借助全面军管和反复整肃才收拾残局。毫无疑问，很多过来人对此心存余悸，对民主化的性价比暗自生疑。民主教练们虽然硬在一张嘴，硬在台面上，实际上也经常无所适从。?美国就支持过皮诺切特(智利）、苏哈托（印尼）、马科斯（菲律宾）、佛朗哥(西班牙）、索莫查(尼加拉瓜)等多个独裁者。据前不久《国际先驱导报》报导:当伊拉克的爆炸此起彼伏，美茵纽约大学全球事务中心的智囊们立刻向政府建言：必须在伊拉克建立独裁。

大多后发展国家似乎一直是民主培训班的劣等生和留级生。是这些地方的专制势力过于强大和顽固吗？是这些地方缺少足够的物质资源和杰出的民主领袖？抑或这些腾蛮人从来就缺少民主的文化遗传乃至生理基因？

这些问题都提出过的，是可以讨论的，然而误解民主也可能是原因之。

误解源自无知，源自操作经验太少，源自很多人只是在影视、报纸、教科书、道所途说中遥望梦中天国，对具体实践十分隔膜。这些误解者最可能把民主当成一首抒情诗而不是一张施工图，缺乏施工者的务实态度、审慎研究、精确权衡，不断总结经验的能力，还有因地制宜除弊兴利的创造性思考。一般来说，抒情诗多发生在大街和广场，具有爆发力和观赏性，最合适拍电视片，但诗情冷却之后可能一切如旧。与此不同,施工图没有多少大众美学价值，不能给媒体提供什么猛料，让三流演艺明星和半、吊子记者使不上什么劲。它当然意味着勇敢和顽强的战斗，但更意味着点点滴滴和不屈不挠的工作，牵涉到繁多工序、材料以及手艺活，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容人们马虎——否则，某根大梁的倾斜、一批钢材或水泥的伪劣，就可能导致整个工程前功尽弃。

成熟施工者们还必明白物性万殊和物各有长的道理，不会用电锯来紧固螺丝，不会将水泥当做油漆，更不会坐在沙滩上坐想高楼。这就是说，他们知道民主应该千什么，能够干什么，知其短故能用其长。

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现有民主，其实也有力所不及之处，有彳用就可能出错的地方：

涉外事务——用民主治理内部事务大多有效,，反腐除贪、擢贤选能、伸张民意等是人们常见的好处。但一个企业决议产品涨价,民主时往往不顾及顾客的钱包。一个地区决议建水坝，民主时往往不顾及邻区的航运和灌溉。一个个国家的民选议会还经常支持不义的对外扩张和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就曾打上人侵者或宗主国的民主烙印。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曾得到民主声浪的催产：一旦议员们乃至公民们群情激奋，本国利益最大化顺理成章，一些绥靖主义或扩张主义的议案就得以顺利通过民主程序，让国际正义原则一再削弱，为战争机器发动引擎。其实，这一切并非偶然事故，与其归因于小人操纵民意，毋宁说是制度缺陷的常例。民主者，民众做主也，意指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如果这一界定大体不错，那么以企业、地区、民族国家等等为单元的民主，在处理涉外事务方面从一开始就违背这个原则:外部民众是明显的利益相关者，却无缘参与决策，毫无发言权与表决权。这算什么民主？或者说这种民主是否有重大设计缺陷？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半聋半瞎的民主是否也可能内善而外恶？

涉远事务——群体如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常表现于追求现时利益最大化，对远期利益不一定顾得上，也不一定看得明白。俄国的休克疗法方案，印度的锁国经济政策，都曾是民主的一时利益近视，所谓远得不如现得，锅里有不如碗里有，只是时间长了才显现为令人遗憾的自伤疤痕。美国一九九七年拒签联合国《京都协议书》，就是以为气候灾难与生态危机还十分遥远，至少离美国还十分遥远。美国长期以来鼓励高能耗生活消费，也就是以为全球能源枯竭不过是遥远明日的滔天洪水。较之这些远事，现时的经济繁荣似乎更重要，支持社会福利的税收增长似乎更重要。但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议会以及主流民众考虑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美国了吗？——那时候的美国民意于此刻尚待初孕。考虑到美国的子孙后代了吗？——那时候的美国人在眼下更不可能到场。于是，又是一大批利益相关者缺席，接下来却无辜承担另一些人短期行为的代价，再次暴露出民主与民本并不是准确对接。正是为了抗议这一点，一些生态环境保护会议的组织者最喜欢找一些儿童来诵诗、唱歌、发表宣言、制定决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象征性的儿童参政不过是预报未来民意的存在，警示民主重近而轻远的功能偏失。

涉专事务——民众常有利益判断盲区，就算是民意代表都高学历化了，要看懂几本财政预算书也并非易事，更遑论其他。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远见卓识者在选票上并不占有优势，特别是在一些涉及专业知识的话题上，如果不辅以知识教育与宣传的强力机制，那么民主决策就是听凭一群外行来打印象分，摸脑袋拍板，跟着感觉走。由广场民众来决定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功罪，由苏维埃代表来决定沙皇和地主的生死，由议会来决定是否修一座水坝或是否大规模开发生物能源，这样的决策并无多少理性可言，不过是独裁者瞎整的音量放大。不久前，中国一次“超女”选秀大赛引起轰动，被一些外国观察家誉为“中国民主的预演”。有意思的是，能花钱和愿花钱的投票者能否代表民众，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众，并非不成为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文艺实行“海选”式大民主，很可能降低社会审美标准，错乱甚至倒置文明的追求方向。文艺如同学术、教育、金融、法律、水利或能源的技术，有很强的专业性，虽然也要适度民主，但民主的范围和方式应有所变通。，对业内很多重大事务（自娱性群众文艺活动一类除外）的机构集权似不可少——由专家委员会而不是由群众来评奖、评职称、评审项目，就是通常的做法;用对话协商而不是投票的方式来处理某些专业问题，也是必要的选项。专家诚然应尊重群众意见,应接受民众监督机制，但如果放弃对民众必要的引导和教育，人民就可能异变为“庸众”（鲁迅语），民意就不是时时值得信任。否则孔子就会不敌超女，《红楼梦》就会被变形金刚覆盖，、色情和迷信网站就可能呼风唤爾为害天下。也许经历过不少痛苦经验,桕拉图一直主张“哲学家治国”，在《理想国》一书中认定民主只会带来大众腐败，带来“彻底的价值虚无”（n6one of any value left)o《论语》中的孔子强调“上智下愚”，与商鞅“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一说相近，把希望仅仅寄托于贤儒圣主。他们的精英傲慢令人反感，天真构想不无可疑，但他们承认民众弱点的态度却不失几分片面的诚实，至少在涉专事务范围内可资参考。人们在“文革”期间质疑工宣队和农宣队全面接管上层建筑，在市场化时代质疑用市场(包括部分工农兵在内的消费者)来决定一切，特别是决定人文与科学的价值选择。他们只是受制于某种时代思想风询，不敢像古人那样把零散心得做成理论，说得那么生猛和刺耳。

按照现代的某种标准，柏拉图和孔子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新加玻李光耀先生主张“精英加权制”(一人五票或十票)同样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这样私下想一想尚可，说出口就是愚蠢，就是自绝于时代——不拍民众的马屁，岂不是自己制造票箱毒药？一个公众人物的政治表态如何能这样业余和菜鸟？贵族统治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思维与言说的安全标准须随之改变。眼下无论左翼或右翼的规代领袖，无论他们是高喊“人民万岁”还是高喊“民主万岁”，其走都是挑人多的地方站，自居民众公仆的角色，确证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这当然没错。民众利益确实是不可动摇的普世价值基点，是文明政治的宗旨所系，是一切恶政和暴政终遭天怨人怒'裁判标尺。但有一些他们经常含糊其辞的话题述需要提出：

民众利益与民众意见是不是一回事？

民主所释放的民众意见又是不是可靠的民众意见？或者怎样才能成为可靠的民众意见？

这是一些基础性的哲学问题，民主的施工者们无法止步绕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算得上一个政坛老手。在不久前出版的《对理性的侵犯》一书中，他指出“铅字共和国”正在被“电视帝国”侵略和占领，电子媒体可以成功地对民众洗脑，“被统洽者的同,意”正逐渐成为一种商品，谁出价最高，谁就可以购买。据他同忆，他的竞选班子曾建议投放卩批电视政治广告，:并预计这笔钱花出去以后，他的支持率可以提高几个百分点。他开始根本不相信这种计算,但叫人大跌眼镜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是错的而助手们是对的一张张支票开出去以后，支持率不多不少果然准确上升到了预估点位，民众的理性竟然如期被逐一套购。人们不难看出，这个时代已用电视取代了竹简，已用光缆取代了驿道，很多人的大脑不过是一些电子声色容器，民意的原生性和独立性易遭削弱，民意的依附性与可塑性却正在增强。在很多时候，政治就是媒体政治，民意可以强加给民众，由权力和金钱支配的媒体正在成为庞大的民意制造机；“可以在两周之内改变政治潮流”(戈尔语）。不仅如此，组织集佘逄势是辜花钱的，雇请公关公司是要花钱的，“刷褛”(港台语)拜票是栗花钱的，延揽高人来设计候选人的语?言、服装、动作、政策卖点等等也是要花钱的……美国总统竞选人都必须是抓钱能手，必须得到财团、权贵、部分中产阶级等有效出资者的支持，手里若没有一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就只能死在预选门槛之外。一个中国的贪官也看懂了其中门道，因此贪污千万却一直省吃俭用家贫如洗。据他向检察机构交代:他积攒巨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投人竞选(见海齒省戚火贵案相关报道）。可以想像，如此高瞻远瞩的贪官在中国何止一尸他们都已明白：只要大家都爱钱，烧钱就是购买民主的硬道理。在一个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在专制者几乎都转型为资产者的情况下，“一人一票”的民主原教旨已变成“N元一票”的民主新工艺。

政教合一结束以后，不幸有金权合二来暗中补位。选民们放弃投票的无奈和冷漠流行病一般蔓延，是这一事态的自然结果。

人们就不能采取更积极一些的反抗么？比方说用立法来限制各种政治、资本、宗教势力对媒体的控制？比方说限制主流媒体的股权结构和收人结构，从而确保它们尽可能摆脱金钱支配，尽可能体现出公性和公平性？再不济，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最为赞赏的“抽签制”（某些基层社区已经用这种方式来产生维权民意代表)来替代选举制，是否也能多少稀释和避开一点劣质主之害’？

遗憾的是，现代社会殚精竭虑与时俱进，不断改进着’对金融、贸易、生态、交通、玩具、化妆品、宠物食品的管理，MBA大师满街走，法规文本车载斗量旦不论是民主行家还是民主新手，在政治制度创新方面都经常裹足不前和麻木不仁。一般来说，找一个万能的道德解释，视结果顺心的民主为“真民主”,视结果不顺心的民主为‘假民主”，成为很多人最懒惰也最便利的流行判断，差不多是一脑子糨糊的忽热忽冷。权势者更不愿意展开相关的制度反思和政治辩论——因为这只能使貌似合理的现存秩序破绽毕露，使权力合法性动摇，危及他们的控制。他们更愿意在“民众神圣”一类慰问甜点大派送之下，继续各种熟练的黑箱游戏。

民众并不是神，并无天生的大爱无私和全知全能。因此理性的民意需要培育和保护，需要反误导、反遮蔽、反压制、反滥用的综合制度保障，才能使民主不被扭曲，从而表现出相对于专制的效益优势：贪腐更少而不是更多，社会更安而不是更乱，经济更旺而不是更衰，人权更能得到保护而不是暴力横行性命难保，…特别是在涉外、涉远、涉专等上述事故多发地带，原版民主的制度修补不容轻忽。从更高标准来看，一个企业光有董事会民主和股东会民主是远远不够的。更合格的企业民主一定还包括员:C民主（工会和职代表大会）、顾客民主（价格听证与监管制度：T、社区民主(环境听证与监管制度）等各个层面，包括这个丰富民主构架所有利益相关者权力与责任的合理分配，以防“血泪企业”“霸王企业”“毒魔企业”在民主名义下合法化。《'公司法》等法规在这方面还过于粗陋。一个民族国家光有内部民主也是有?隐患、的考虑到经贸、技术、信息、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全球化现实，更充分的民主一定要照顾到“他者”，要包括睦邻和利他的制度设计——就像欧盟的试验一样，把涉外的一部分外交(茵防、金融、财政权力从民族国家剥离，交给一个超国家的民主机构，以兼顾和协调各方利益，消除民族主义的利益盲区，,减少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至于欧盟与“X盟”之间更高层级的民主共菅构架，虽然面临着宗教、文化、经济等令人头痛的鸿沟，但只要，当事各方有足够的诚愿和理性，也不是不可以进入想像。

可以预见，如果人类有出息的话，新的民主经验还將层出不穷。一种以分类立制、多重主体、统分结合为特点:的创新型民主,一种参与面与受益面更广大的复合式民主，不管在基层还是全球的范围内都可以期待。作为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民主面临着新的探索旅程。

中国是一个集权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百年来在体制变革方面寻寻觅觅进退两难，既受过专制僵化症之祸，、又吃过民主幼稚病的亏——后者用民主之短不少，用民主之长不多，有时未得民主之利，先得民主之弊，最终结果是损害民主的声誉，动摇人们的民主信心，窒息人们对良主的深度思考，为集权专制的复位铺垫了舆论压力。中国一九~^一至一九一三年与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的民主，就是这样分别使军人铁腕成为了当时的民心所向。从这一点看，专制僵化症与民主幼稚病是一体两面,，共同阻滞了政治改革，使各种山大王和家长制至今积习难除。

丘吉尔有名言：民主是“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尽管集权乃至专制也能带来社会稳定，也能支持经济发展，但至少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没有民主的繁荣如同白血球不足的胴体，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和管理量与日俱增，需要更灵便?更周密的信息传感系统和调控反应系统。一个官吏体系掌控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财富和财政资源，如无民众全方位的监督和制约，必滋生很多自肥性利益集团，无异于定时炸弹遍布各处，造成“矿难恐怖主义”“药价恐怖主义”“污染恐怖主义”一类让人应接不暇的问题，也使体制内忙碌的消防队成为杯水车薪。另一方面，身处一个因特网和高速公路的时代，民众的知情触角已无所不及，根本不需要什么黑客手段，就能轻易穿透任何铁幕，其相应的参与、分享、当家#主等要求如未及时导人建设性的政治管网，不满情绪一旦积聚为心理高压，就可能酿成破坏性的政治风暴。事实多次证明，任何一个再成功的现代君王也总是危险四伏。当年发展经济和改善福利并不算太差劲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君，刚被英国女王授了勋章，刚被国际社会誉为改革模范，马上就死在本国同胞的乱枪之下，不能不令人深思只是丘吉尔的名言还可补充，即民主不仅是“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而且民主本身还可以更好，还需要换代升级，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实现民主功能的更完善，在一个复杂世界里实现民主形态的更多样。以民主进程中后来者的身份，后发展国家缺乏传统依托，却也没有传统负担，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仅借鉴西方的普选制、代议制、多党制、三权制等管理经验，还可以博采本土的一切制度资源，比如君权时代的“禅让”制、“谏官”制、“揭帖’淛、“封驳”权等，比如革命时代的“群众路线”“多党参议”“民主生活会”“职工代表大会”等，比如改革时代的“法案公议”“问卷民调”“网上论坛”“NGO参与”“消费者维权”等等。这一切或多或少含有民主元素的做法，一切曾有助于善政的举措，都可以通过去芜存菁而得到整合与汲收，从而让人们真正放开眼界解放思想，培育出民主的本土根系，解决所谓民主“水土不服”的难题；同时也丰富和扩展民主内涵，为人类政治文明建设做出独特贡献个文明复兴大国在追求富强的进程中理应有此抱负和责任，不可缺失制度创新的智。

几年前，笔者遇到一位瑞典籍学者兼欧盟官员。他说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更是一种交往习俗和生活方式。他引导笔者走进一座旧楼，参观他们主办的妇女手工活培训班，职工读书沙龙，还有社区青年的环保画展，说这都是很重要的民主。因为分裂而孤独的个人“原子”状态就正是专制的理想条件，人们只有经常在一个共同体内交流、参与以及分享，才可能增强民主的意识与能力，才可能有民意的形成、成熟以及表达，包括尽可能消解某些误导性宣传。在他看来，欧盟民主的希望与其说在于电视里某些政治秀，不如说更在于这些老百姓脸上越来越开朗而且自信的表情——他和他的同道正为此争取更多的预算、义工以及跨国性讨论。

这是一个满头锒发的长者。

可惜我的几个中国同行者听不懂他的话，对劳什子手工活一类完全不感兴趣，一个个东张西望哈欠滾滚，只想早一点返回宾馆。连译员也把“民主”一词译得犹犹豫豫，好像老头说跑了题，好像自己耳朵听错了话~一~这些鸡毛蒜皮与伟大的。emocracy能有什么关系呢？也许在他们看来，只有大街和广场上的激情才够得上民主的劲道。

我也曾举着标语牌走向中国和他国的大街广场，但我知道，民主要比这多得多。

此时的银发长者有点沮丧，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正是这尴尬一刻，成为了本文的缘起。

2007年9月

(最初发表于2007年《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