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是我和一黛还有歌手杨荔合租的，里面用旧报纸糊着，很合我意。

家里一再来电话追问我为什么不住在学生宿舍而要搬到白庄那种鬼地方去住？传电话的那个老太太神情暧昧地盯着我的脸看，那架老式电话机里又传来母亲兴师问罪般的声音。

“阿柔啊，是不是你跟那个男的还没断？你们想……”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我把那个笨重的弯把电话抛回到它的基座上去，然后轻轻地拍拍双手，转身就走。

有人冲出门房来拉我的胳膊“哎哎哎，”她连着哎了三声，“你还没给钱吧？”那看电话的老太太身材像那部老式电话机一样笨重，发出来的声音像口钟。我把一枚金灿灿的五角硬币塞她手里，对她说以后要是再有人来电话找我就说我失踪了。

一想到失踪这个词我就很得意。

我在宿舍里放了把火，烧掉我以前所有东西，旧鞋子，脱了钩的旧胸罩，情书和日记。那些情书抄得工工整整好像博士论文，他还自以为是杰作，让我小心藏着，说是有朝一日……

我把他的有朝一日统统扔进火里。我听见虫子被烧死时那噼啪作响的声音。宿舍里充斥着一股奇怪的味道，老鼠在跑。窗外的风赶着各屋的门窗砰砰地响着，像是要下雨了。

“我说哥们儿，你还在这磨蹭什么呢？”

一黛闯进来把火踏灭。一黛比我高，嘴大。有人说一黛是我们英语系最丑的女生。也有人说一黛是全校拔头份的一枝花。对于这些说法一黛一概不理，该干嘛干嘛。她穿着很扎眼的衣服上图书馆，往哪一坐把空气都染花了。她还喜欢到大饭店的大堂去七搭八搭，结识一些比她还喜欢泡那儿的记者或自由撰稿人什么的。当然她的朋友里也有不少外国人，黑黑白白，高高矮矮。她只和说英语的外国人聊天。

搬到白庄去住是一黛的主意，一黛的正式男朋友——那个行为艺术家阿芒就住在白庄。那本是一片荒凉透顶的地方，稀稀落落住着几户人家。他们以栽种盆花为业。白庄四周杂草丛生，开着一种不知名的野花，阿芒叫它丁点儿。到了夜晚这里野猫出没，那像小孩哭一样的猫叫声随风传得很远，让人不敢相信这鬼地方也属北京。

白庄在北京西北郊，要倒三趟车才能到城里，离我们学校倒很近，骑车半小时就到了。我们过腻了校园那种循规蹈矩的日子，我妈说我是得了大三综合症。综合症就综合症吧，我才不在乎呢。白庄里有一种自由自在的空气，谁来住都可以，只要你交房租。房子虽说是破了点，但也总不至于漏雨。有不少年轻人聚居在这里，各人带有各人的梦想，北京对他们来说就像一座金山，他们要趁年轻拥有这座山。

我和一黛在村西头一间屋里刚安顿下来，穿红裤子的阿芒就来敲门了。门开，他从身后拉出个神情怯怯的小女孩来，说是他的老乡，来北京求发展，是个唱歌的。一黛满脸不屑，说这里要住三个人不又成女生宿舍了么？阿芒拍拍她的肩说，等一有空房就让她搬出来，嗯？

他这一嗯眉头总要皱皱，神情里有一种一黛所喜欢的迷惑和无奈。一黛总说我看不清他眼睛后面的东西。其实他眼睛后面也许只是一个空洞，什么也没有，而她觉得他有，他就显得神秘和让女人迷。

一黛把横在门口的一条线条优美的胳膊向上挪了挪，杨荔就像一条受委屈的小鱼，把头一低就从一黛胳膊底下钻了过去。这个细节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直到白庄变为一片废墟。

我正站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用报纸糊墙，一黛跟过来警告杨荔，以后可得勤快着点儿，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

杨荔不语。像个软柿子似的任人捏来捏去。

那间房子我们三人糊了一整天，报纸是从收破烂的那儿弄来的，带有各家各户气息。有英文版的china daily，也有排字拥挤的街边小报，我们被各种各样的媒体包围着，别人告诉我们要怎样做怎样想，我们就怎样做怎样想，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空间。

阿芒送给我们的礼物是一只用旧盒子改装成的木钟，挂在墙上我们才发现它在倒转。《回到未来》，阿芒说，这件作品曾经参展。杨荔十分惋惜这只钟不是一个真的钟，她没表，要时常问人几点啦几点啦？左腕该戴表的地方她拴着两个猴皮筋，大概是扎辫子用的，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她是一个长得像透明珠子那样的女孩，连指甲都比别人白，眼睛是那种一飘一飘的长型眼，又被人洒了把银粉在里面，亮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就快要溢出来似的。

一黛却不喜欢杨荔那种长相。一黛暗地里跟我打赌，她说像杨荔这种末流歌星要是能唱红的话，她就不姓宋。

我望着后窗外的两道铁轨发呆。

铁轨总使我产生幻觉，以为自己正乘坐着一个移动的物体，飘向很远的地方。那两道蓝钢的铁轨很让我着迷。

阿芒走进来的时候，后窗正过一列火车，那暗蓝色的车厢在狭小的窗口一格一格地闪过。门框歪斜着，墙上的墙皮淅淅沥沥往下掉。我觉得自己好像在顷刻之间失聪了似的，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却又发不出声来，很像墙上那幅变形画。木钟的钟摆胡乱摆动着，时针在倒转。杨荔的红嘴唇一张一合，衬着她苹果绿的纱裙简直就像一道好吃的菜。火车过去之后终于听清她说今晚她请客，白屋的老板是她的朋友，她就在那里唱歌。

杨荔笑的时候，面孔像一只起舞的小狐狸。

我们一起向村东头那家叫做白屋的小酒馆走，背后背着很大一轮落日，颜色血红。穿过迷宫一样的街道我们来到白屋。白屋并不是白色的，白屋和这里其他房屋一样是一种陈旧的墙皮剥落的说不出颜色的颜色。白屋老板姓张，名叫张卫，张卫长得人高马大，往门口一站很是气派。听说他从前也是个画画的，三年没出一张画，就在白庄抡菜刀开了这家小酒馆，自己下料自己炒菜，苦熬苦撑了一段日子，想不到买卖竟然红火起来。

白屋人很多，我们几个找地儿坐下，杨荔轻飘飘地往另一方向走，张卫像个大熊似的后面跟着。没人听人唱歌，杨荔的歌声在白屋显得很微弱，我注意她苹果绿短裙下的两条瘦腿正在瑟瑟抖着。有个男的过来跟我搭讪说你们是新来的吧？我冲他点点头。他笑起来跟个小孩似的。他说他叫蓝乔，梦想成为中国最好的诗人。他说他每天连做梦都在写诗，他说白庄那两条铁轨让他产生无数灵感，因此他爱上这里了。他一边说一边盯着台上杨荔那两条抖抖的瘦腿看，后面变成喃喃自语，我就听不清了。

整个晚上乱七八糟不知吃了些什么，这儿的菜全是一个味儿。酒的种类很多，喝什么酒的都有。我们喝的是种本色米酒，这种半透明的粘滑汁液据说很容易醉人的，但喝上去凉丝丝的，完全感觉不出深浅来。

大洋马玛丽在屋子中央跳一种古怪的舞，异常丰满的胸脯上挂满中国文革时期的像章。

蓝乔跳到台上去念诗，大伙儿拼命鼓倒掌。一黛把一个苹果抛到空中，说真带劲呀再来一个。她的头用力摆动着，两手轮流拍着桌面，牙齿格格打着响，好像受不了这份放纵的快感了似的。她仿佛生来就特别适合这种场合，她坐在图书馆或者教室里，人就显得小了一号，脸上的表情也是死塌塌的。

墙上挂着一些画，有张卫的，也有阿芒的。我注意到有张署名方可危的画最特别，他画的山坡却是嘴唇形状，中间露着细细的缝隙，似张似合的。

杨荔的歌声渐渐大了起来，像海水一般漫过人丛，飘向黑暗的天空。

眼前的一切模糊起来，我仍在喝甜酒。玛丽站到桌子上去跳了，胸前的像章叮当乱响。我躲到这样一个陌生环境里来，完全是为了摆脱老合的纠缠，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会看见变色镜片后面那双暗褐色的肿泡眼，一眨一眨的，那真是乏味。

杨荔那晚风头出尽，一黛恨得牙根痒痒。

蓝乔一直想找机会跟杨荔搭句话，可他又没敢，眼巴巴地缩在角落咬一支笔头。

玛丽跳完舞汗津津地走过来同阿芒搭讪，一只粗胳膊就搭在了阿芒的肩膀上。一黛用手扒拉下去，她又笑吟吟再自动放上来。所有这一切都像一些无法衔接的电影片段，忽东忽西，闪烁不定。

房间里充斥着一股浓重的报纸味儿。夏天来了，我们屋门口挂了块旧布帘子，门就那么敞开着，穿堂风穿心而过，门帘下是三双裸着的白脚丫，雪白雪白的。

我坐在窗口看书，学校快要考试了。窗外的两条瓦蓝色的铁轨有时让我分心，它们在阳光下变成两道游离于土地之外的东西，仿佛悬空停在那里似的，自由延伸，没有依托。

一黛把头发编成一条粗辫子，戴上草帽正要出门，白屋老板张卫忽然一挑门帘，出现在我们糊满报纸的小屋里。杨荔把一条彩色毛巾被一直拉到下巴，神色有些紧张。

张卫说，嗬，你们这里倒弄得很有特色。说着抬头看天花板上的北京日报。

一黛说，有屁快放，有话快说，你跑这来胡寻摸什么。

我又不是来看你的。张卫白她一眼说，你走你的，我找杨荔有事，碍不着你什么事。天啊，你们墙上这只钟怎么倒着走？他倒背手，故意那么一惊一乍地说。

杨荔开始穿衣服，空心穿一件连衣裙，白平底塑料凉鞋。用皮筋系了系头发仰起脸来对张卫说，你要现在还是晚上？

有辆火车凌空开过来，把他俩的谈话给压下去。我看那蓝阴阴的车厢一格一格从狭小的窗口闪过，心像被那巨大的声响碾碎了似的。杨荔随那男人离开房间的时候，门帘被风吹得老高，她的背影显得十分瘦小。

这天夜里，一黛和杨荔都没有回来，我独自一人擎着一枝蜡烛在读墙上的旧报。停电了。这种事在白庄经常发生，窗外有人在吟诗，那个诗人夜夜都来，可惜杨荔不在。

有人在门帘外露出两条瘦长的腿。我可以进来吗？那腿说。

他把他画的门帘和门帘下的雪白脚丫拿给我看。我把蜡烛移近他的脸，想看清楚他是谁，蜡烛却被他打翻在那幅画上，烧了一个洞。

这就是日后成为方可危成名作的那幅《洞》。

那夜我们聊了很久。后窗吟诗的人终于去了，火车刚刚开过。我们蜷缩在一起屏住呼吸，方可危说不要动，一切都刚刚好。我听到野草呼吸的声音，整个夏天跟着也在呼吸。

一黛已经有几天没到学校去上课了，也不知她最近在忙些什么。前些日子因为大洋马玛丽的事，一黛和阿芒之间闹得有些不愉快。阿芒最近忙于一次行为剧的演出，我在剧中扮演一个木头人，那种杂乱无章的感觉让人心烦意乱。明年就要毕业了，我开始四处找工作。

蓝乔总在我耳边絮叨关于写诗的事。他追杨荔不顺利，心情一直不好，就想拼命写诗发泄一下。杨荔正和白屋老板打得火热，没用的人她才懒得搭理呢。

行为剧的排练场地在一个堆满杂物的旧仓库里。我演木头人，我要做的就是冷眼观看。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火车的声音就很响，那些用白布紧裹身体的戏中人纷纷跳了出来。

男人女人大人孩子还有一些老人，他们全是一些怪人。他们用白布裹住身体，一跳一跳走到台上来。他们的举止呆滞僵硬，看上去简直像一些活动的僵尸。

方可危也喜欢用白布裹住我的身体，然后把它们一点点地撕碎，和戏里的情景一模一样。他喜欢把颜料涂抹在我的皮肤上，边涂边俯下身来吻它们，他感觉那样做很刺激。他脸上印着不规则的油彩，时儿像血，时儿像炭。我总是像这样一整天一整天和他泡在一起，什么也不干。也根本不想什么爱与不爱，只是感受那么一种状态。

回到我的报纸屋的时候，已是夜里一点了。只有杨荔一个人在家，她正坐在灯下数着一叠绵软的旧钞票。灯光是从正面打到她脸上的，这就使得她的脸忽然之间失去了立体的感觉，变成了一个平面的小纸人。她把那叠钱数好放进一只鞋盒里，然后把鞋盒锁进木箱。

我们关灯上床之后，一黛被人用小车送回来，耀眼的白车灯一直射进我的蚊帐，我发现蚊帐里有许多蚊子在飞。

一黛在黑暗里轻轻哼着一支美国歌，节奏是欢快跳跃的。我听杨荔说一黛就快成为美国人了。

一黛提出退学申请。她说她和基米快结婚了。说这话的时候一黛正把她的一些东西转送给我，一会儿是一串好看的玻璃珠子，一会儿是一对木质环。最后她干脆扔给我一箱衣服说，你找好的拿吧。

杨荔讨好地问，可以送给我一些吗？

一黛平时不理杨荔，听她这么一说，心里倒觉舒服许多。

随便挑随便捡，你们别客气。她点着一支烟，冷眼看杨荔挑衣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仿佛一只大象在低头俯视那些忙忙碌碌的蚂蚁似的。

早上是白庄最寂寞的时光。太阳光准时洒在街中央那条土路上，细沙土被晒得升腾起来，细细的好像烟雾似的悬浮在空气中，让人感到迷惑和不安。我扎一根独辫走在街上，耳朵嗡嗡作响，总好像有火车碾过的声音。街上没人，只有一条狗百无聊赖地趴着，整条街道好像沸腾过后的沉淀物似的。

一黛说，这一切真像做梦似的，几年前我拼命考上大学，现在倒要退学了。我和一黛并肩走着，前面的路变幻莫测，我们仿佛一辈子都要这么漫无目的地走下去了。一黛忽然说，杨荔太不聪明，靠唱歌能挣多少钱？不如趁年轻找个可靠的人算了。

我说，我看那个诗人就很不错。一黛说，他不行，要嫁就得嫁老外。

我们终于在叉路口分手，我眼看一黛的长发一点点地变小变短，最后变成土坡顶端芝麻大的一个小黑点儿。

阿芒想成名成家的欲望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他办画展，在party上表演行为剧，和法国画商的女儿谈恋爱，阿芒在短时间内就成为白庄的头面人物，所有大报小报记者来到白庄都要找他采访。阿芒的照片被登在报纸的娱乐版上，大号黑体字往往这样写道：

画家阿芒又出新招。

我们在饭店那场行为剧也大获成功。行为剧是行为艺术的延伸，它是画和戏相结合的一个怪胎，怪诞得可以。我在人们的喊叫、逃脱和嬉闹中扮演一个静静的木头人，潮涨潮落，我身边浮动着的是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色块，他们被各种颜色的粗布紧紧包裹着，脸上的表情显得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琢磨。他们像蛇蜕皮一样一层一层剥离着身上的伪装，空中传来的声音有锯子锯木头的声音、火车的声音、动物的声音和百货大楼录下的嘈杂人声。我在嘈杂声中被轻轻托起，成为一片没有灵魂的羽毛。

从热闹的灯光中走出来，我竟意外地在饭店大堂遇到独自一人喝着咖啡的一黛。

“你不是去美国了吗，一黛？”

我还没有卸妆，表情一定也像个木头人。大堂那种柔和的灯光让我很不适应，像是被人从喧闹的大街上一下子抛到了一间真空的屋子里，连眼前的老朋友也变成了一个怪怪看着你的人。

“美国人？什么美国人？我现在的男朋友是日本人。”

一黛给我看她的钱袋，那只蛇皮袋子里装有六种外币。

“杨荔怎么样？和那个开饭馆的结婚了吧？”

一黛用一种不屑的口气问。

“他们分手了。她现在是和她的经纪人……”

“男人是女人的天梯。杨荔这点还算聪明。对了忘了告诉你，老合还在到处找你，我没告诉他你的住处。”

可危出来将我拽走，我隔着玻璃门还在不断回头。我想像不出一会儿阿芒走出来和一黛相遇时的情形，事后我听阿芒说，一黛是哭了一场的。

那夜我把门闩得很紧，老合的影子一再出现。那双暗褐色的肿泡眼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让我感觉到他的呼吸和毛孔的蠕动。老合是有家室的人，妻子在深圳。老合是第一个让我感觉到那种混合着父爱的情爱是何等地让人难以琢磨，又何等地让人难堪。那种羞辱和自责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得到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对老合的心情是厌恶和依赖交织在一起，我无法说清这种情感。我住到白庄来，是想彻底摆脱老合，摆脱那种不正常的生活。但和可危在一起的时候，我有时竟然也会想起老合。

有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来，杨荔努努嘴对我说：“有个男的来过了，是个戴眼镜的。”

我床上放着花花绿绿的纸盒，那些都很像阔绰的老合。他还记得我的生日，连我自己都忘了。我把蛋糕分给杨荔和蓝乔，蓝乔不写诗的时候总是泡在我们屋里的。他说能给他灵感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是窗外那两条铁轨，二是杨荔。杨荔对他爱搭不理的，当着蓝乔的面她能跟别的男的接吻接出声来。蓝乔不动声色，就只是闷着。

我到方可危屋里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屋里有点暗。有个丰满的裸体模特儿正在穿衣服，我看了眼方可危纸上的素描，问他晚上想吃什么。

方可危默不做声，埋头做画。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之后，方可危开始用颜料涂在我皮肤上，然后吻我的腿。他抱我的时候，我身上像被挤出水来，红水绿水汩汩外流。可危像口渴似地吸吮着那些汁液，他的舌尖婉转得像一只鹦鹉。他爱女人的身体胜过爱一切，一想到前途渺茫就越要寻欢作乐。作爱过后是说不出的颓然、慵懒和沮丧，更深一层地陷入到一种悲哀中去，感觉四壁空空惟有凉风穿心而过。

我在他那里呆了三天三夜，所有的黑影都在拼命动作着，我厌倦极了。

这天夜里，我从方可危那里逃了出来，身上穿的是一件男式格子衬衫。我独自一人在细沙路上轻盈地奔跑着，地球好像忽然之间失去引力，房屋和树木都浮起来，时钟在倒转，我的报纸屋里坐着一个男人，他是写诗的蓝乔。杨荔走了，他说，她走了。他塞给我一卷诗，一笑，就不见了。

后窗口冒出个人头来，把我吓了一跳。我去找她了。他说。

火车的声音使我整夜无法入睡，它好像每一下都碾在我的心脏上。第二天就传来蓝乔卧轨自杀的消息。火车的第一个铁轮正正地从他脖子上轧过去，钢轨和铁轮发出刺耳的磨擦声。

杨荔上了电视，一双媚眼笑得更迷人了。

墙上有一首小诗，是蓝乔写给杨荔的。每有火车经过，那张纸片就被掀得一动一动的，好像活人的手在那儿翻。我想把蓝乔留下的那卷诗稿交给杨荔，可现在杨荔是红歌星了，想见她一面都不容易。

听说白庄不久就要被拆掉了，我仿佛听到轰然开过的推土机的声音。一切都在毁灭中，被白布紧紧裹住的男人女人正在拼命撕扯着，挣扎着。尘土飞扬，钢轨闪着令人琢磨不定的蓝光。

就在人们纷纷传说白庄拆迁的那几天，白屋忽然起了一场大火。火光冲天，我们都见噼噼啪啪桌椅燃烧的声音，惟独不见白屋老板。

有人说这把火是歌星杨荔派人来放的。杨荔曾和张卫同居过，杨荔唱红之后张卫到处跟人说“一开始她还不值一顿饭呢”，这话传到杨荔耳朵里，杨荔没法不生气。杨荔现在势力大了，身价也高，绝不允许什么人在背后破坏她的名誉，杨荔曾扬言要铲平白庄，可白庄一直都是好好的，只不过烧了一家小酒馆。

那年夏天，我毕业分配到旅行社工作。单位没房子，我只好仍住在白庄。白庄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老面孔变成新面孔，新面孔又变成更新的面孔，过去那些人：阿芒、方可危、张卫统统不见了。只有蓝乔留下了，屋后那两条闪着蓝光的铁轨一直延伸到蓝天下很远的地方。我窗户底下开着一种小野花，过去他们叫“丁点儿”。

已经没有朋友了，我的工作杂乱无章。

我时常能在宾馆饭店的大堂遇见一黛，我身后往往是跟着一个旅游团，而一黛总是单身一人。她看上去似乎在等什么人。听说她换男友就像换袜子，一天一个或者俩，而且清一色的外国人。她说她现在想过安定生活了，可是很难。

杨荔现在在电视上露面的机会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杨荔那张小狐狸脸帮了她的忙，她在电视上显得比平常漂亮。她主演的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正在播放着，街上到处都有人在议论着杨荔杨荔的。

大型推土机终于开进白庄。我从屋里捡出那首小诗——蓝乔写给杨荔的，其他东西都让它随过去碾碎好了。

尘土扬起很高，连火车的声音都被压下去了。眼看那些我们曾经居住过的房屋一面墙一面墙地瘫软下去，酥软得像一块块饼干。

我伫立在阳光下，身边立着一只猫。

“这里拆掉盖什么？”

“杨荔山庄。这片地她的公司买下来了。”

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发生了错觉。一张纸片被抛到空中，随风飘得很远。尘土飞扬，飞扬的尘土中有我们曾经的梦想。

call机上出现一个陌生的号码：“我进了收容所，阿柔你能来看我吗？”我想了很久，想不出我的朋友有谁能跟这种地方发生联系。

眼前一片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