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陶然亭来的戏剧界朋友，多半是来喊嗓的，是指太平盛世。我到陶然亭后所认识的这几位朋友，却一个也不喊嗓。因为那时是“文化大革命”正在“彻底完成”之际，这几位朋友是被革出艺术界的，不敢再喊。我们只是默默地打拳，小声地闲聊。我们之外喊嗓的人是有的，多半二三十岁，身穿红卫兵的假军装，张口就是：“听罢奶奶说红灯……”再不就：“朔风吹，林涛吼，万千气象。”一听这个，我们就赶紧缩紧头，把脸扭向山坡。我们的“首领”沈玉斌先生，是北京戏校创始人，第一任副校长。有人就小声开玩笑说：“沈先生，别扭头啊，这是您的学生！”沈老往地上吐一口唾沫说：“别骂我了！您听听，满嘴牛黄马料，我有这种学生吗……”所以至今我一见到站在台上或电视屏幕前，厚着脸喷吐“牛黄马料”，并大言不惭介绍自己的“成功之路”者，总想起沈先生来。单就这句唱词看，本没什么不好，但一听这唱词就使人想起提倡它的那位“女王”和他们制造的地狱，就不由得毛骨悚然。这是符合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论的。如果我们面前有个孩子，你每天叫他听贝多芬的《月光曲》，听一个乐句打他一鞭子，如此重复几百次，我相信你即使手中不拿鞭子，他听到这乐曲也会浑身发抖。你再骂他说“贝多芬的音乐是美的，你不会欣赏是愚蠢的表现”，他也还是厌恶那音乐的旋律，这是弹琴的人无法理解的。

在我们这一群朋友中，只有一个人唱样板戏而不遭到我们反感。此人姓励，人称励八爷，他是电话局职员，从北京有电话局那天起，他就是职员。他给荀慧生、马连良、谭富英都安过电话；他是戏迷，从小就住在黑窑厂，是赛金花的邻居，也是参与为她治丧的一个人。他和许多著名演员不仅认识，而且从孩子时就跟他们在陶然亭一块遛弯。他的记性又极好，凡朋友们唱的戏，他都会唱。因为他都给他们捧过场，不是会唱一段或一场。每场戏从锣鼓点到胡琴谱全会。不管哪个行当哪个流派，他全会。有的演员学“马派”，忘了一段词，就来找他，“八爷，《十老安刘》那一段怎么使腔？您给我捋捋！”“好！”他马上整出戏给你唱一遍。可他没上过台，他的嗓子不好。他惟一的消遣就是早上进陶然亭，一边遛弯一边唱。一出戏从开场唱起，围着公园遛一圈，恰好唱到闭幕。他边唱边白边做手势身段。别人看他笑他，他全不理，自得其乐。可“文化大革命”一来，坏了，他进了公园刚念一句引子“金井锁梧桐”，一群剧团的红卫兵把他围上了：“怎么着小子？你敢放毒？”吓得他不敢再唱。可是他不唱戏比生病还难受，几天下来，又黄又瘦。他说：“这怎么办？不让我唱我要憋死了！”朋友们只好劝他：“没法子，你就改唱样板戏吧！我们不怪你！”从此他就改唱样板戏。可红卫兵听见了还是要斗他，因为他唱的比哭还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