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已通读过《三国演义》，罗贯中高超细腻的描述毫无例外地捕获了我。不意近日重读，竟又欲罢不能，以后的许多个夜晚，再不论意境如何，每晚必入三国神游一番。当我终于走出三国的历史废墟，竟老大的不足，心里缺了什么似的恹恹。我知道这便是一部有定评的历史名著的魅力所在了。但我的确又感到一种或许是一个中年人必然会产生的欲望的袭扰。我老在想，刘关张，孔明，曹操，孙仲谋这些名噪千古的三国中人，肯定不如演义中人那么出神入化，但他们的真正面目究竟如何？作为小说的“三国”和作为历史的“三国”的差别究竟有多大？换句话说，文学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之分野究竟在何处？
也许这是我心境已老的标志——我无可抑压地从资料室找来厚厚的几大本三国志选注，于是，那扇锈迹斑斑的历史之门又一次嘎嘎地洞开于眼前……
一、从“妖”到人话诸葛
如果从史的角度看，发生于东汉末年区区百年间的三国史事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历史惊涛的，然而一本“演义”却将这段历史活化了。使之成为千古名剧的，功劳首推文学（可见文学绝不是玩玩的），更在于罗贯中的生花妙笔。这种影响绝不是史志类著述可相匹敌的。然而文学毕竟只是文学，就事物的本来面目而言，文学与正史之距又可谓去之千里了。读陈寿与罗贯中，最大的一点感受就是这种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的天壤之别。同一个三国之人的名下，实质上活动着两个灵魂，而一旦我们意识到这点，却又无损于这个人物在心目中的既定形象，从这点上看，史与文学又好像是殊途同归了。
少时读演义，印象最强烈的人物自然也与大多读者一样，首推诸葛孔明。而孔明给人印象最深的，对那时之我而言，倒不是作者至为推崇的忠谨贤相之风，而是他的智谋。空城计，借东风，“到时开看”、屡开屡验的锦囊妙计；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好一个“知凶定吉，断死言生”的神机军师呵！
此番重游三国，年事既长，现代科学哲思陶冶之心智也就大异于少时。见孔明竟不复往日心境，头顶上始终罩着个大大的问号。越读演义越觉孔明之虚笔太重。作者几乎是在以70年代“三突出”之笔竭力营塑孔明这么一个“高大全”，这在我这也算个写家的人看来，恰恰是犯了个绝对化的错误。且宥于世界观的局限，将孔明写成个先知先觉的人物，这种非魔非幻的先验论，在较具科学文化智识的现代人看来，情感上或还可接受，理智是无论如何难以共鸣的。我理解过去年代与世界观左右下的作者这样写孔明的苦心，但这么写人物，无论如何是犯了一个创作上的大忌，可谓一种败笔。败就败在罗贯中“状诸葛之多智近妖”。鲁迅这个评语可谓一针见血，击中要害。问题是，真实的孔明究竟是何面目？可以说，这是驱使我去读陈寿的主要动因。
原来演义中的孔明与史志中的孔明竟有如此之大的距离！可以说，孔明这个人物是整个演义中与原型差异最大的一个。七星坛祭风、登台作法、呼风唤雨等等荒诞不经之情节原就知是演义，并不会当它信史或以生活真实来要求作者，这倒也罢。岂料草船借箭、空城计、后出师表等看似可信的情节原来也纯属虚构。连七擒七纵孟获等情节也不过是过分夸大了的小说家言！
有意思的是，演义中的空城计情节倒不是空穴来风，《郭冲五事》曾记此事。只是它经不起裴松之的诘难：“亮初屯阳平，宣帝（司马懿）尚为荆州都督。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就如郭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岂至便走乎？案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祁山），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郭）冲所言，顿使（魏延）将重兵于前，而以轻弱自守……故知此书指引皆虚。”
读志至此，我不禁按卷自问：这么一来，出神入化之孔明还剩下什么了呢？
毫无疑问，作为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演义中的孔明自有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和价值。故对于这个三国志中还“妖”为人的孔明，我的情感一时也是难以接受的。似乎这个亮如北斗之巨星，一下子黯然失色了。然掩卷沉吟之后，我相信，至少以今人之眼光来看，哪怕仅仅只读三国志者，依然会为孔明的大智大忠所折节三叹。换句话说，剥去那层虚夸不经的外衣后的孔明，仍然不失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辉煌。相反，由于孔明的事迹更真实更可信了，其形象在某种程度上看，反而是更高大了。此时的他虽不复为“妖”，反而更易为我们这些“人”所理解和接纳。他毕竟仍是一个独特而出类拔萃的“异人”；感染我们的正是那易为人所理解的人格力量。这是较虚浮的描写更动人更有说服力的。
从史实来看，孔明在当时的统治集团中，的确仍是一个目光锐敏、有胆有谋的英才。他的成功主要不是源于他的先验，而恰恰是因为他注重实践，长于审时度势。例如在那著名的赤壁之战中，他虽然并非如演义所写那样靠妆神弄鬼助战取胜。但正是他从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与弱点作出了雄辩而准确的判断，并不顾个人安危，亲赴江东力说孙权与刘备协力拒曹（见三国志《先主传》、《诸葛亮传》），才使孙刘取得了赤壁之战的关键性胜利，从此奠定了他早已预见到的三足鼎立的天下大局。“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孔明，作为一个“人”，肩负着何等艰巨的重任呵！而他“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七出祁山，百折不挠，为的却非自身荣辱，而是“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且不论这样的志向在今天看来是否可嘉，其精神与意志却是无与伦比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如此高风亮节，正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诚为古之仅见，万世楷模。
所以，至少我个人的看法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比较演义与史志，前者所写的孔明失之荒诞，几近一个虚幻的人物。后者笔下的孔明，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反而以真实客观而深获我心。
陈寿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唯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箫之亚匹矣。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长欤！”
这种客观而率真的评价，岂只足为史家鉴？一切舞文弄墨者乃至一切齐家平天下者，均堪以为座右也！值得一提的是，陈寿对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长欤”的评价是大出一般人的既定看法的。为此，还曾在史学界引发过一场不算小的讼争呢。《晋书。陈寿传》就曾以此非难陈寿修史不公：“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唯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此言似乎有理。然更多的学者却纷纷为陈寿辩白。崔浩在《魏书》中说：“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固）史以来，无及寿者。修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候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承祚（陈寿）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到了清代，朱彝尊、杭世骏、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皆提出有力的理由为陈寿辩护。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说：“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致败。初未尝以父参谡军被罪借私隙昝亮。至谓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私言也。”
钱大昕《潜研堂集》亦说：“承祚于蜀，所推重者惟诸葛武候……其称颂盖不遗余力。”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则云：“寿入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评中反复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
由此可见，此一讼争，非但未损陈寿之名，反更令人刮目于陈寿，足以肃然起敬。恰如陈毅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而以我个人之浅识。亦觉陈寿对孔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之评不无道理。譬如孔明之七伐中原，在蜀中朝野一贯有较多不同意见。而孔明的看法是偏安一隅非自保之长计，不如主动北伐反有终胜之可能。这种战略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考虑到蜀魏之实力仅十、一之比，连年动武又未能建功。在此局势下就不如倚仗蜀中之险坚壁固守，养精蓄锐，以待良机。至少可能令蜀汉多维续几年。而孔明却继续穷兵黩武，不仅自己七出祁山，“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战略还影响到姜维，又来个九伐中原。连年劳民伤财的结果，就只能是大大折损自己的国力，反而加速了蜀亡的进程。
二、一丘之貉说曹刘
作为晋之史官，陈寿在撰志时，多有为司马氏讳之曲笔。这是一个疵点。但也只是一个以今人眼光来论之疵。毕竟身处封建专制之旧时代，以完全公正客观来要求陈寿可谓苛责。那种年头，达官贵胄倘且常因利害之争或一言不慎而满门遭戮，区区一介史官，敢于忤逆天朝，等于不要自己的脑袋了。然正因为此，反更见出陈寿撰三国时的种种非凡胆略与勇气。书名三国志，即已表明他将从晋之角度看纯糸伪逆的蜀、吴与曹魏同等看待，这已是非凡之举了。在志中，他基本客观地评价了刘、孙、曹三家，且不避忌讳，大量收录刘备在蜀中称帝时，蜀臣蜀民的上进书、表，巧妙地表达了他对刘备的尊崇之意。这固然与陈寿原为蜀吏有关，也是他在心理上仍然潜伏着刘汉正统观的迹象之一。相反，对于魏主曹氏父子们，他虽然不同于一般民间或史籍那样大张挞伐，并多少略去一些曹操的奸邪行迹，但同时也略去了曹丕即帝位时的劝进表奏等记载。这与对刘备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陈寿的政治倾向。这真是煞费苦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
而处于明代的罗贯中，他来演义三国时，自然不必如陈寿那般有所顾忌了。他完全可以更公正地来表现那一段史实（当然，作为小说家亦完全不必拘于历史真实来营构作品）。然而，被誉为七实三虚的（我觉演义之虚实恐只能对半而论）演义，作者的政治倾向性似乎太偏了些。出于作者政治观及人生观的需要，强烈贯穿着全书的扬刘贬曹之倾向，支配着作者苦心经营，一味穷写蜀汉之正之忠，一味狠斥曹魏之伪之奸，几乎到了完全不顾史实（当然这并非绝不可以）与艺术辩证法的地步。以至于我们无论从读史或读文学角度出发，感情上都可能与罗贯中本意相同，不知不觉地将屁股坐在了刘蜀一边，为刘氏天下忧而忧，为刘氏天下乐而乐；以至读演义至后半，越读越沮丧，越读越悲凉。
然一旦掩卷，许多人的理智就开始诘问自己，难以完全与刘备认同。或许这仅是我个人的感觉也未可知。我重读演义有一个相当突出而近于逆反的心态：越是罗贯中重彩浓墨大肆渲染彰显的人物，我越发觉得不太可亲不太可信。究其因，前述之“妆孔明之多智近妖”是一，而“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鲁迅语）是同一干枝上的又一枚青果。这一现象从艺术创作角度而言，可说是再一次证明了缺乏辩证观念于创作的伤害。有如今世的许多文艺作品，出于政治的或艺术观之偏狭，人物总是被一味单侧面地拔高，写好则好到天上，写坏则坏到脚底，毫无感染力可言。但须强调的是，我确信罗贯中将刘备写成一个扁型人物决非艺术功力不逮，更非他不懂艺术规律，实在是为其世界观所左右而不得已罢了。如刘备这个人物，之所以被认为正统，无非因其姓刘，以今观之，姓刘又如何？谁规定了天下必得刘氏得之？早在刘邦得天下之前，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便曾振臂高呼“王候将相宁有种乎”？至三国时，刘氏天下早已气息奄奄，此时谁能号令天下，有利于国家统一稳定，谁就有理由治理天下，何必非刘莫属？曹刘同为汉臣，政治主张也并无原则差别，正如鲁迅所言：“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本质上完全是一丘之貉，演义从“王道”、正统观出发，过份扬刘贬曹，总令我有偏颇之感。
当然，从创作角度看，演义作为小说，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是无可厚非的。但一定的思想应通过相应的艺术典型来体现。演义化了百倍的气力来塑造的刘备这个“宽仁爱民”、令人民“心悦诚服”的“王道”的化身，却由于作者过于人为甚至不顾事实肉麻虚饰而反而是不成功的。演义在写刘备从新野、樊城撤退一章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过份。作者笔下的刘备对老百姓之关心竟至不惜个人安危的地步，而老百姓对刘备也竭诚爱戴，宁可随他去死也不离开他。这一情节既无史实，更不符合一般情理，刘备再怎么，毕竟还是一个军阀，他无时不在想“申大义于天下”，为此他连年征城掠土，不知使多少生灵涂炭，焉有舍命护百姓之理？尤令我恶心的一个情节是（此糸演义虚构，并无事实）：“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问其姓名，乃猎户刘安也。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得，乃杀妻以食之……玄德不疑，乃饱食一顿……忽见一妇人杀于厨下，臂上肉已割去……玄德不胜伤感，洒泪上马。”瞧，为表现刘备之得人心，捏造出这么一个血淋淋的细节。谁知效果适得其反，除令人恶心，还反衬出刘备的残忍。吃了人肉，竟毫无谴责或表示，“洒泪而去”而已！倒是曹操，事后闻此，“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
与刘备形成鲜明对照的曹操，对其评价历来争论不休。而且贬者多而褒者少。我倒觉得，且不论史实中的曹操其实还是一个很有作为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和杰出的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作用。仅就演义来看，我越读越觉曹操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固然有其可恶可恨处，但较之刘备，却也不乏“可爱”之处。最根本的原因恰恰也在于演义出于政治偏见，并没有把曹操按历史本来面目来处理。而是将他写成一个历史上所有“乱臣贼子”的典型。曹操性格如此复杂、深刻，是作者充分艺术加工再创造后的人物，已不复历史上的真曹操所能包容。这个形象体现了历史上其它“乱臣贼子”的某些特征；这种“典型化”而无所忌讳的艺术手法多侧面而立体地活化了曹操的形象。使得明明不真实的他，获得了极高的艺术真实性。
此外，作者在对立中表现人物，原意恐怕是想将其与刘备对比着写，以曹之奸来彰显刘备之忠，结果却由于种种原因，反而倍显了刘备的伪。如作者借刘备对庞统的话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岂不正好暴露了刘备的阴险与韬诲之奸吗？而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刘备也由于作者主观意图的固执、拘谨而显得单薄偏弱，恰恰成了曹操的“陪衬人”。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也。
比较演义，三国志中的曹操完全是一个正面形象了。显然这也有不可信处，原因如前所述，在于陈寿所处的历史时期及其地位的关系。然毕竟是一个有责任感与道德感的史家，凭心而论，陈寿相对于小说家之罗贯中，写作态度到底是严肃得多了。三国志对曹操的描写或许不算是很客观的，却也未必有多少粉饰。陈寿对曹操的评价读来亦觉公允：
“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缰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掣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顺便说一句，以前总以为曹操的确是一个“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可以说这句名言是天下人最恶操之为人之处了。因为它是起因于演义中一个令人发指的情节，即曹操出逃路上，吕伯奢为招待他出外沽酒，他因多疑，闻屋后人（为款待他）杀猪声，疑为加害而一气误杀8口人，后明知错了，索性又将好心的吕伯奢杀了。并在此情形下说了上述那句名言。
此事自然不见于三国志。但不能说这情节完全是罗贯中的虚构。《孙盛杂记》曾记载此事云：“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然而，除此而外，不少别的记载，事实虽大同小异，却再无负我负人之论：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魏书曰：“太祖……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由此看来，曹操无端滥杀无辜当属无疑。但其是否曾说过那样赤裸裸的“负人”论，却是可以商榷的，至少我手头证据尚嫌不足，姑且存疑。但即使他没说过此类话，作为一个滥杀许多无辜，双手沾满黄巾鲜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大军阀，曹操绝对算不得一个好“王者”，这是无疑的。之所以我在此为曹操说上几句好话，不过是从艺术创作及艺术审美的角度，对刘备曹操这两个艺术形象及陈寿、罗贯中这两位作家，作某种比较而已。总而言之，我认为就曹刘二人而言，无所谓好坏，都是一丘之貉。而就陈、罗二人之写作态度而言，我个人则较为欣赏也更理解陈寿一些。当然，史与文学并不是一回事；而尽管文体大相径庭，罗贯中的写作能力，作品的感染力是要胜于陈寿的。胜就胜在他笔下驱驰的是一群典型化的艺术人物。在那“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大背景下，虽然“是非成败转头空”，但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他们有声有色地演义着的自己的性格与历史，让我们这些后生小子，“白发渔樵”，得以“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是何等地动人，何等的诗意，何等的壮美！
三、箕豆相煎何太繁
丕曰：“吾与汝情虽兄弟，义属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礼……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诗一首。若果能，则免一死；若不能，则从重治罪，决不姑恕！”……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犹以为迟。汝能应声而作诗一首否？”植曰：“愿即命题。”丕曰：“吾与汝乃兄弟也，以此为题。亦不许犯着‘兄弟’字样。”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诗曰：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闻之，潸然泪下。其母卞氏，从殿后出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丕慌忙离座告曰：“国法不可废耳。”于是贬曹植为安乡侯。
＿＿这便是那个“兄逼弟曹植赋诗”的著名典故。
此事同样不可能见诸三国志。演义是否有史实根据，我不得而知。但我是相信这类现象的真实性的。即便三国志也记述了丕植兄弟之尖锐矛盾。“兄逼弟”这类现象在整个封建王朝史中实在是一个寻常现象了。读三国，这一感觉尤为触目，此类事亦可谓屡见不鲜，俯拾皆是。
有趣的是，走进三国，与那些风云人物交游、对话，一般印象却又是不可谓不佳的。你总能强烈感到他们都是些学富五车的“谦谦君子”。满口诗书，满腹礼义；言必称四书，行必遵五经。无论干什么，有点像我们曾经历过的文革中的语录战，总要也总能从古典礼籍经书中找出一大套言之凿々的理论道德依据来。或者如董卓篡汉，美其名曰“行伊霍之事”（指古之伊尹逐太甲，霍光废昌邑王之事，此二人之举皆被认为是正义之举）；或者如黄巾叛乱，美其名曰：“替天行道”。更甚者如汉献帝，欲诛曹操，也要在衣带诏中先来番“朕闻人伦之大，父子为先；尊卑之殊，君臣为重”的理论。
然而，一旦察其行，则又发现一切都满不是他们口头上说的那么一回事了。原来他们大多是一帮口蜜腹剑之徒！台上拱手，台下踢脚；今日投魏，明日降蜀；一言不合便拔剑相向；这在他们简直是家常便饭。为了他们标榜的“仁、义、礼、智、信”，他们动辄兵戎相向，以至血流成河，民不聊生，国家长期分裂，所为其实不过是一已之家天下而已。不仅如此，为了一已荣华或一已安危，他们不仅在集团间尔虞我诈，今天结盟，明天血拼；更有甚者，兄弟间、父子骨血间也六亲不认，或相阋于墙，或大打出手；终至家破国亡。而且此类事在三国中发生得似也特别频繁。上引丕植之争尚属轻的，因为曹丕慑于母命并未置曹植于死地，而别的一些事例可就比他们严酷多了——
一度雄踞青、幽、并、冀四州，势力远胜于曹操的袁绍，虽然在官渡之战中大伤元气，吐血而亡。但其地盘仍在，实力犹存。令他基业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兄弟相并、内部分裂。先是袁绍自己与他的亲哥、北方另一大军阀袁术互不买账，明争暗斗大大削弱了彼此的实力。紧接着又因袁绍废长立次，引发了自己那三个不争气的儿子袁尚、袁谭和袁熙之间的利害之争。这三袁不思合力拒操，却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为争继位权而拥兵自械，甚至互相掣肘、设计相谋对方，以至终为曹操各个击破，身亡国丧。
三国志《先主传》中载有这样一个细节：刘备入川后，一度寄篱于蜀主刘璋，侍机图之。后曹操伐吴，孙权求救于刘备。刘备向刘璋借兵援吴，欲待东行时，刘璋部下一向与刘备私通图蜀的张松，“书与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不料张松之兄广汉太守张肃获知了此事，他“惧祸逮己，白璋发其谋”，以至使刘璋斩了他的亲弟张松。于是刘备与刘璋“嫌隙始构矣”，不仅张肃未能自保，也加速了刘璋的灭亡。
兄弟之情薄如此，那么父子之情又如何呢？一如纸也。
诸葛亮之侄诸葛恪，如诸葛亮一样，受吴主孙权遗命辅吴，位极一时。后死于非命。对于主子孙权，他可谓忠诚之至。可对于自己的骨血，一旦可能有碍于自己的仕进，他却可以毫不犹豫地下其毒手。《诸葛恪传》有这样的记载：“恪长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寥寥数语，读来却令人不寒而粟！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古来争议不已。看了上述随手拈来的几个例子。至少我个人是很怀疑人性是否本善了。不过，古来亦有一说曰“乱世出奸雄”，此言我则深以为然。三国中那批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奸雄们乃是那个混乱不堪的年代之必然产物。国无一统之主，地无恒久之君，人的私欲却大有膨胀之机。大小豪绅、军阀们趁乱谋私，小民百姓则多有趁火打劫、落草为寇的。利令智昏，更兼非常年代的唯一基本法则就是弱肉强食。骨肉之情就难免大大淡薄了。恰如今世之动乱或欲望时代，人们被某种思潮、邪欲熏昏了头脑，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不也比比皆是吗？幸好现代毕竟不同于古代，尽管后果也令人扼腕，人头为之落地的尚不算多。亦不失为一种现代人之幸运吧。
四、幸未生为旧时人
说到现代人的幸运，反观三国时代，恐怕最根本的差别倒不仅在于物质的巨大差距，而在于现代人尤其是一般草民的人权保障较历史中人，尤其是战乱年代中人要优越得多。现代人最大的幸福在我看来，无疑主要还在于社会的进步，民主的逐渐臻善。
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平民得个饱是丰年，官宦再富也没“奔驰”没私人专机。看看三国中人，封功行赏之物也不过食邑多少户，赐米多少斛或绢多少匹，无甚了不起。然而彼时之人的功名利禄、争权称霸之心却是一点不比现世人差的。无论文人武士、王公贵胄，无不各事其主，窥伺时机一展身手。为的是青史留名，封妻荫子。然而走遍三国，看来瞧去，我是越看越觉胆寒，越看越觉纳闷：似乎古人都比今人豁达、无畏，而且他们的性命也远比今人不值钱；由于历史的及封建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必然，那时毫无民主可言，任何个人的命运都完全操纵在地主或军阀、天子手中，明明都知“伴君如伴虎”，稍一不慎则不仅自己人头落地，还要诛连九族；一人犯事，满门弃市的事在三国中几乎天天都在上演，而那班文臣武将却依然人人踊跃，飞蛾般向着那功名之火猛扑！或许古人的忠义、道德之心的确要较今人来得认真些；或者换句话说，古人的适应意识很强而民主意识缺如，故对种种非人道的规制习以为然，安之若素了。你诛我三族，我灭你满门，也就成了一种可以理解的约定俗成。只不知那些“败则寇”的家族中人是如何过日子的。在我看来，若我家中出了个做官的，实在是件可怕至极的事情。不定哪天他犯了事，我的脑袋也得跟着糊里糊涂挨一刀，那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哪？
试看几例：
董卓之虐，世人皆知，仅迁都之际，他便“差铁骑五千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插旗头上，大书‘反臣逆党’，尽斩于城外，取其金赀”。及其自己被诛，家产、人口尽被抄籍不说，“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可谓死有余辜，罪有应得。然而赫赫文史学家蔡邕却“只因（董卓）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竟也被王允下狱缢死。王允的真正理由只是：“昔孝武不杀司马迁，后使作史，遂致谤书流于后世。方今……不可令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议也”！
又如：“当下司马懿、曹爽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自是兵权皆归于曹爽”。然而就是这个曹爽，不久便被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略施小计，“押曹爽兄弟二人并一干人犯，皆斩于市曹，灭其三族；其家产财物，尽抄入库”。悲夫！
另一个类似的可悲角色，便是那个宦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恪。
“恪见吴主孙亮……酒至数巡，吴主孙亮托事先起。孙峻……上殿大呼曰：‘天子有诏诛逆贼！’诸葛恪大惊，掷杯于地，欲拨剑迎之，头已落地……恪合家老小，惊惶号哭。不一时军马到，围住府第，将恪全家老幼，俱缚至市曹斩首……”
王公大吏有旦夕祸福，贵为天子者又如何呢？且不说刘禅降魏，孙皓臣晋，曹芳为司马氏所废；正统至尊如真命天子之汉献帝者，非但自己未当上一天正尔八经的国主，最终未免被黜之厄运。其在位时，就已惨至眼看心爱的伏皇后被诛也束手无措的地步了。“且说华歆将伏皇后拥至外殿。帝望见后，乃下殿抱后而哭……后哭谓帝曰：‘不能复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时也’……华歆拿伏后见操，操……喝左右乱棒打死。随即入宫，将伏后所生二子，皆鸩杀之。当晚将伏完、穆顺等宗族二百余口，皆斩于市。朝野之人，无不惊骇。”
岂止令人惊骇呵！正如演义所引一诗云：
“曹瞒凶残世所无，伏完忠义欲何如。可怜帝后分离处，不及民间妇与夫！”
的确，一人命蹇，合族受戮。从这点看，王公贵胄的命运的确还不如草民来得安逸。然复巢之下，岂有完卵？在那战火频乃、饥寒荒乱之封建专制时代，哪个不是朝不保夕，谁个能有真正的人权保障可言呢？念此不禁由衷地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先祖扼腕三叹！
万幸的是，三国毕竟已成演义，历史的悲剧也决不会再在新体制之今世重演。唯愿世世代代之中华民族，永远以“三国”为戒，再不要重演“三国”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