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望茅草地2
十
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并没有使大家鼓起劲头，倒是泡病假的越来越多，擅自溜回城的也时有耳闻。场长找下面的人了解情况，也找到了我。
“我没意见。”我瓮声瓮气地说。
“你还在怄气？”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你这伢，那次在地上我骂你，是一时性躁，官僚作风。其实呢，我这个人是老鸦变的，只是嘴巴丑。”
我还是冷冷地摆弄着一根草。
“你大红花也戴了，庆功酒也喝了，心里还不痛快？这我就不明白了，我张种田还有哪一点对你不起？”
看他真像是不明白，我气不打一处来，随口点出几件大事：伙食太差，休息太少，缺少文化生活，两三个月没看上电影……“场长，你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他摸摸头，想了想。“这些事，好办好办。”
他这一回算是真听意见了，尤其山洞考验以后，他对我高看一眼，似乎也少了一些疑心。第二天他同几个头头商量了一下，宣布全场放假一天，吃豆腐煮肉，晚上看电影。他看到银幕上抗美援朝的战火纷飞，兴致大发，忘乎所以，把宣教科长叫到面前说：“今晚要看个痛快，你现在吃点苦，骑我的马到县里去，找电影公司再搞两部片子来。要好看的！”科长吓了一跳，说看得太晚的话，大家会肚子饿。场长扬扬手：“叫食堂煮饭！”结果，那天看电影一直看到后半夜三点钟，几百号员工吃了夜宵以后连夜再看。一锅香气扑扑的萝卜煮鱼，是场长个人出钱请的客。
场长是老革命，工资高，请客是常事，用钱从来很大方，除了给自己留点烟钱，剩下的钱只要有人开口，他有多少给多少。他买烟也是一买好几条，丢在抽屉里没个数，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共产。有一次猴子溜入他的住房，也摸来了一包飞马牌，在我面前洋洋得意吞云吐雾。“马儿，”他叫我的外号，“你也去搞双军鞋来吧，我看清了，他还有两双，就放在衣箱的后面。”
当时我父亲身体有病，而且怨我不孝，很少给我寄钱来。我一双胶鞋早就底面分了家，但我不愿意去场长那里揩油。没想到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我，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露出鞋面的几个红红趾头上。
“你来。”他说。
“有事么？”
“你来。”
他领着我来到草市街。这是甘溪边的一个小镇，四周有残存的小城墙，是以前防土匪的工事。墙内有麻石道直通小码头，串起各种木板房，有店铺也有民居。遇到赶集，即本地人说的“赶闹子”，这里人流拥挤，热热闹闹，出售着知青们最有兴趣的柑子、柚子、板栗，西瓜，一种粉红色的酸萝卜片，由一些老太婆叫卖。
场长背着手把我带进供销社，一座破旧的观音古庙。“妹子，”他朝柜台后一个僮族姑娘点点头，“打盆热水来好不？”
本地人都认得这位大名鼎鼎的老革命，女售货员立刻照办。场长又撞开经理的房门，抽来一张椅子，随便大方得像回到了家。
“洗脚吧。”
我猜出了他的意思，不免有点慌乱。
“洗！”他蹲下去脱了我的破鞋，随手远远地扔到门外，然后几乎是压着我洗脚，“你穿好多码的？”
“场长，我自己有鞋……”
他分开指头量了一下我的脚，去柜边选了一双大胶鞋，往我脚上一套。捏捏鞋尖，看来还合适。他点了点头。
“场长，我真的不要……”
“穿!”
他满意地看看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子弹呀私章呀什么的，从中挑出两张钞票，在柜台前算是付了鞋钱。
像没发生任何事，他丢下我就走了，在庙门口同几个熟人打了打招呼，背着双手，迈开八字步，朝小码头走去。
十一
场长是不准谈恋爱的。他说过，现在是创业期间，三年内谁都不准搞对象，要是哪个把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带进来，他就要不客气地打流氓。每次看电影，他命令男女分开坐，还叫民兵四处搜查，看有成双成对的地下活动分子没有。在场长面前，我们男的就是和尚，女的就是修女，谈笑一下都有犯罪感。有次，一位女知青在床头贴了一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照，场长一见皱起眉头，咕哝了一句：“无聊！”
气得那位朱丽叶哭了一场。
场长偏偏是小雨的父亲。据我所知，小雨老家在苏北，父母是进步教师，被反动派杀害。场长收养了她，解放后把她从老家带到城里读书。听说她考进了某农学院，场长不以为然，说在城里学什么农业，还不如跟我到农场去学，这就把她带到了茅草地。她是场长最重要的家庭温暖，常常在晚饭之后，不但帮助两个弟弟洗澡和做作业，还要给父亲捶捶背，或者陪他下一盘象棋，给他读一段关云长什么的。
我对他们的家事了解得越来越多，心头也越来越沉重。这样一个家庭同我有什么关系吗？会不会发生什么关系？入夜，巨大的圆月冒出茅草地，一片宁静随着银雾般的月光洒在大地上。隐隐约约的甘溪像一抹水银，发出蓝宝石的光芒，像童话中的一个梦境。天地间一片无边的神秘的柔软的流动的蓝，像有支蓝色的无字之歌在天边飘荡，融入了草丛，浸染着星空。
知青们坐在溪边上谈天说地，唱歌唱戏，背诵诗句，或者为一个有关苏德战争或物理公式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偷偷看一眼，我看到身旁的一些女知青，虽然没看见我要寻找的身影，但我能想象那镶上了月色的两只小辫，就在桑树下，就在堰石上，就在机用铧犁车上，反正不管摆在哪里都艺术。
“你说，马克思的女儿叫什么名字？”猴子突然问我。
“小雨……”我糊糊涂涂脱口而出。
“什么？”他们哄堂大笑了。
我这才醒过来，费了好多口舌，一口咬定张种田最马克思，才使大家相信我不过是来了句幽默。
我想摆脱胡思乱想，就发狠读书，但书本反而增加了我的勇气——看，这是马克思的爱！看，这是伏契克的爱！看，这是巴金、茅盾、柔石……呵呵呵，我在爱情前辈们的鼓舞之下决心孤注一掷决战决胜。行动就这样开始了。我把她约到晚上的在甘蔗地东头，事先背记了几首诗，几十句格言，预谋了主动牵手的位置和姿态。我的暗暗算计是，等走到前面第三棵桑树，就开始第一个动作……
她显然注意到我的粗重呼吸，还有手不是手脚不是脚的全身尴尬。“你不要说了……”她低下头去，“你要说的事，根本不可能……”
我两眼一黑，“为……为什么？”
“爸爸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搞对象。”
“什么叫搞对象？”
“说恋爱也行，反正是一个意思。”
“那你的柑子……”我话一出口就自觉很傻。
“什么柑子？”
“上次你给我的柑子，你忘记了？”
她知道怎么回事以后，还是眨眨眼，“我给过吗？再说，就算给了，就是给你吃么，这有什么错？”
这一下活该我无地自容。我一直拿来自鸣得意的柑子，一直以为含义无穷重若千均的宝贝，原来什么也不是。我不过是把驴粪蛋错当金元宝的傻财主。
“小雨，你听我说，我这一段睡不好觉，总是有点……”
“你不要说了。爸爸说过的，我们现应该一心一意创业。”
创业，创业，一提这个创业就让人憋气。小雨呵小雨，爱情是风雨中的火把，是航途上的风帆——我差一点要开始背诗了。
“你不要生气。爸爸说……”
“总是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
“不，你不要这样说他，我求你。”她知道我的意思，眼角有月光的闪动，“他是好人，我最心疼的人……”
完了，一个父亲的崇拜者，一条父亲的尾巴。希望已经风一样无影无踪。看来我所有的话都白准备了，都纯属自作多情。我不记得后来还说了些什么，突然，远处有一束手电筒的射光朝这边一晃。小雨一把抓住我，声音有些发抖：“他来了。是他。你快走吧。”
没怎么细想，没有像样的告别，我拔腿就往坡下逃窜。我听到身后有场长的声音，是大骂小雨的声音，又听到他朝我大喊：“站住！站住——”
他追上来了，追过甘蔗地，追过花生地和粪棚子，追过那台山上的拖拉机，一直追到公路上……足足追了两里来路，还在后面穷追不舍。我像风箱一样出粗气，鞋子掉了一只，脚上又被什么扎了一下。我在剧痛中突然醒悟：我好糊涂！为什么要跑？我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居然要跑得这样狼狈？不站住老子就开枪了——他把我当成什么人？
“混账！”他追上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一猜就知道是你这臭小子。你还要不要前途？还要不要脑袋？小小年纪，学会耍流氓？”
“我没有耍流氓！”
“胡说！”
“我没有错！”
他脚一跺大吼一声：“举起手来！”
如果不是手电筒照得我眼花，我肯定能看见他气歪了的脸，还有那冲着我脑门的驳壳枪。
十二
我被捕之后受到禁闭——关进了化肥保管室，满屋都是刺鼻的氨气。这是场长新近实行的家法，只差没配上老虎凳和辣椒水了。同我一起受难的还有几个伙计。有的是偷了场里的西瓜，有的是违反禁令下河游泳，大炮他们几个是私自去闯溶洞，想看看洞里是否藏了空投特务。听农民说那个洞一直通到四川峨嵋山，他们还想去探探险。
“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我们唱着革命囚歌取乐，但每天被扣掉三两米，还得去修渠，日子不好受。
场长决定召开批斗大会，整一整我们这些害群之马。这天派人送了个亲笔条子来工区，但他的字太差，差不多是甲骨文，没人能看懂。李瞎子横看竖看忙了半天，把字条往衣袋一塞，还是带我们去修渠。
不知什么时候，嘀嘀哒哒，大路上溅起一线黄泥水，是场长骑马一阵风赶来了。他手执马鞭，脸色铁青，怒气冲冲，耳下方一道伤疤胀得红红的。“全体集合！”他大喊了一声。
我们赶快排列成两行。他在队列前走来走去，气得好一阵没说话，最后拿队长是问：“你好大胆子，目无领导，不听指挥！”
“我哪里目无领导？”
“叫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晓不得呵。”
“没看见我的通知？”
“你那号天书，恐怕只有神仙才认得。”
“不认得？你胡说！我在扫盲班里拿了奖状的，军区司令都说我的字写得好，你他娘的敢说不认得？”
“我是没文化，他们知青也说不认得呵。”
“不认得就不能派人去问？你晓得这是什么通知？军机要事，十万火急，你以为是好玩？”
我记起来了。他的字条上有三个红手指印。他以前说过，当年他们打游击的时候，信上打一个红指印表示紧急，两个表示加急，三个表示特急。
没等我们笑出声，他又冲大家一瞪眼睛：“活见鬼，这么多喝墨水的人，字都不认得，读了书有什么用？读到屁眼里去了？还戴着眼镜片子，装猫头鹰吓老鼠？听好了：立正——向右转——齐步——走！”
我仍然是又臭又硬的石头，蹲在地上不肯走，始终扭着脑袋。我以为这会把场长惹怒。奇怪的是，他发现这一事态后策马返回，既没打，也没骂，态度倒是出奇的耐心。“你想逼我发火是不？你想让我犯错误？臭小子，我今天偏不。你贼胆包天勾引我丫头，我张种田今天还偏要同你慢慢来。你等着。”
这天的批斗大会以后，他把我留在办公室，搬来一大堆学习资料重重地砸在桌上，叫秘书挑出一些文章开读。他自己闭上眼睛也陪着我一起听。
我急了，“你有话就直说，别来这一套！”
“你不是骂我阎王爷吗？我今天要当一回观音娘娘。”他得意地冲我点点头。
学习资料一直读到深夜，读得我招架不住哈欠滚滚，在他面前的英雄相荡然无存。我只能自认倒霉，再大的罪名也先认下再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早晨醒来以后，发现是在他的床上，而他不知道已经去了哪里。
十三
据说场长想不通，为什么我这号人没被刀枪吓住，倒会被糖衣炮弹打中。他百思不得其解，决定对全场进一步严加管理。
在生病吐血的日子里，他还来我们工区抓整风。知青们的日记、书信以及各种书刊都要接受审查。女宿舍窗前的玫瑰也被拔掉，改种场长觉得顺眼的蔬菜。他可以容忍唢呐和胡琴，但对“下巴琴”疑虑重重——这是指小提琴——只是后来听说北京也有下巴琴，才没有真下手收缴。看见一张泰戈尔的画片，他就指着问：“是不是资本家？开什么铺子的？”看见一本诗集封面上有新月图案，立刻发现敌情，跳起来大叫：“土耳其！土耳其！”——因为他在朝鲜战场遭遇过土耳其军队，对方的旗帜标有新月。
除非家里病人和死人，知青们一般不得请假回城。在场长眼里，城里灯红酒绿，是腐化蜕变的发源地，在那样的鬼地方多混些时日，一个人的骨头不轻几斤才怪，不成“骆驼斯基”才怪。他还经常发牢骚，埋怨中央不把机关学校统统迁到乡下来。
大家都怕他，但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努力干活。只要干部不在场，好些人就撑着锄头把磨蹭。看见牛上地吃花生苗，也懒得去驱赶。机耕队两台拖拉机坏在山上，买不到配件，谁也不去想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生锈，都成了老鼠窝。这一年加上旱情严重，花生豆子什么的大多只有一堆空壳。直到冷冽的冬天来了，工资还发不出，每人只领得两斤霉花生过年。看到这个场面，场长也急得吐血。他带着一些人截了三辆粮车，凭着一张蛮不讲理的欠条，算是把大家的度荒粮食保住了。他又带着几个干部出外四处“接头”，就是找关系求助，也不管什么组织程序，冲到县政府的这个局那个局，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就安营扎寨。县里干部都比他级别低，县委书记也让他几分，一见他就头大。结果，靠了这点老资格的权威，他还真募来两车半新的工作服，不知是矿工的还是劳改犯的，反正每人有一套，虽不合身，也可挡点风寒。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无尽的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除夕之夜就在这样忧郁的歌声中到来。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甚至没有像样的年饭。大家烧着棉花秆，敲打着铝饭盒和搪瓷缸，目光里一片茫然。
场长带着几个干部来工区拜年。他带来了一壶酒，还有几包好烟，想让大家高兴和活跃一点。他见人就分烟，见人就敬上酒壶，讲了些笑话，什么李瞎子掉到了粪坑里，什么猪八戒到高老庄做女婿。
有个干部听出笑声太勉强，提起另一个话题：“张胡子，你经常说你小时候练过武打气功，可以刀枪不入，飞檐走壁，怕是吹牛吧？”
“胡说，我张种田吹牛？”场长喝了口酒，有意逗个趣，“不信我就来两手给你看看。”说着把棉衣一脱，一个马步，全身运气，额上青筋直暴，脸盘子胀出了紫红色，然后是青色，然后是黑色，十个粗短的手指头随之痉挛颤抖。“嘿！”他大喝一声，脚一跺，一掌劈下去，果然劈断了砖块，劈得粉末飞溅桌椅颤抖。
好哇——有人鼓掌喝彩。
掌声一落，场长又来了个节目，挑两个气力最大的后生，一人抱住他的一条腿，看他们能不能把他掀翻。
几个节目下来，他已忙得一身老汗，可惜气氛还是不够热烈。有人不辞而别，火堆边的空座位越来越多。有人不再喝彩，只是搂住双膝瞌睡。李瞎子其实并不瞎，一看这场面就故意闹腾，又是添柴又是添茶，还装装酒疯开口骂人：“李建国你这个王八蛋，我喝一口你怎么只喝半口？看不起我乡下人是么？”
“唔……”场长其实心里明白，偷偷往左右看了一眼，沮丧地穿上棉衣，摸到了手电筒。“哦，我们也该走了……”
像个不讨好的演员，他筋疲力尽地退场，轻轻叹了口气，摇摇晃晃出门去，佝偻的身子闪入风雪之中。
这一夜我没有怎么睡着。不知为什么，总想起了那个佝偻的背影。唉，场长，太刺伤他也许是不公正的，他的汗水并不比我们少流。那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缺乏手茧，但只得到几把霉花生。我们也不缺乏先进工具，但拖拉机在山头生锈。我们也不缺乏热情，但最终眼前都是一张张冷漠的面孔。那么怪谁？
好大一场雪呀。
十四
小雨调到另一个工区以后，我还是经常到猪场边去，好像那里还有她的余音和气息，她还有可能从哪个猪圈里冒出来。我遥望另一个工区的灯火，想象她现在的景况。她在做什么呢？会不会想念一个什么人？不会是一个劲地在油灯下写思想汇报吧？
有一位女知青的肚子大起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是医生先把消息告诉场领导的。生米既已煮成熟饭，场里只得赶快揪出孩子他爹，命令这家伙与孩子他娘火速结婚。场长在婚礼上讲了些祝贺的话，还赠给新婚之家两个热水瓶。可以想象，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使恋爱禁令不了了之。不过有意思的是，知青们眼下都认为茅草地非久待之地，不愿背上婚姻的包袱，见到异性反而谨言慎行起来。
“见鬼，让他们搞对象吧，他们都像阉了似的！”场长经常一见到队长们就打听恋爱动态，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都当媒婆，还从附近农村招收了一些青年女职工，平衡场里的的男女比例。听队长说，他就是想让大家安心农场，在这里成家立业落地生根，包括给他生出一窝窝小劳动力。
这天晚上，猴子突然来告诉我，说小雨来找我，在老地方等我。
“找我干什么？我要睡觉了。”其实我心里已咚咚跳。
“你就这样对待妇女？就没有一点怜香惜玉之情？”
“你讨打么？”
事情有点可笑。她父亲的号令枪一响，她就开始起跑了，要完成爱情指标了，最近又是找我借书又是向我讨教什么，但我一想到号令枪反而腿软。
我还是去了，看见她消瘦的身体，还有稍显突出的颧骨。她似乎没什么事，只是说说她去参加州团代会的感受，说茅草地对比兄弟农场的差距，什么三个“不如”，四个“不一样”，五个“没想到”……说到兴致勃勃之际，差一点吓得我抱头就跑。我的团代会大代表，居然要在花前月下给我再上一堂团课！
“你还没说完？”我伸了个懒腰，喷出哈欠。
“你累了？那……去休息吧。”
“再见。”
我向宿舍走去，但刚起步就听到她呜呜呜，回头一看，是她捂住了脸。天边一道闪电，亮一下又赶紧藏进云里。山坡上有几堆没有烧尽的火土灰，发出忽明忽暗的红色。萤火虫在游动，有时扑到了我的脸上。
她一直哭着，哭得背脊剧烈地起伏，一拳拳捶打着桑树杆。“你知道我找你是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我要找你……”
“为什么事？”
“你知道。”
“我能知道什么？”
“你装蒜！装蒜！”
“不就是场部墙报的事？你已经说过了……”
她失神地睁大眼：“不，你就没听说？就没听说那个姓袁的……”
我当然听说了，知道有个姓袁的转业兵在向她求婚，还知道媒人是一位场党委委员，州里某领导的亲戚。我得抓住机会表现一下清高和大度。我用一种特别诚恳的腔调，夸奖那个姓袁的——他嘛，相貌，才干，家庭背景，各方面都好，一定有远大前途……我说得自己全身暗颤。
她眼睛越睁越大，眸子里透出惊讶、失望以及愤怒。五秒、十秒、十五秒……我们在对视中交流着一切询问、回答以及倾诉——这里面包含着多少词汇和语法！要是在两年以前，我一定会抓住她大声说：跟我走吧，你什么也不要问，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怕。可我已经是两年后的我了。我已经没有勇气向一位团干部，向一位老革命的孝顺女儿，伸出自己的手。
“你，回去吧……”我费了很大的劲把这句话说完。
“你说完了？”
“好困呀……”我假装再喷出一个哈欠。
“你——你去死！” 她一咬嘴唇，扭头跑了，消逝在一道闪电里。
美丽的小雨就这样去了。她的心我明白了，我的心她也该明白了吧。她走了，没有告别，只有暗夜里的放声诅咒“你去死——”
十五
小雨最终死于一次烧荒，一同遇难的还有三女一男。最可悲的是，场长对这次事故负有重大责任。他不知道南线隔离带还没砍好，仓促下令按时点火。结果没料到风势突然转强，荒火呼啦啦轻易越过了隔离带，扑向林木丰茂的另一片山坡，也扑向了前来打火的一些青年……
各个工区几天来死一般寂静，食堂里总是剩下很多饭菜，没法让人咽下去。连油嘴滑舌的猴子也揪着自己的头发嚎啕大哭，扑到我身上，在我肩头狠狠咬了一口。我后来才知道，他也一直暗暗喜欢小雨，在梦中还喊出她的名字。
可怜的朋友。我没有同他说什么，也流不出泪来。悲伤使我反常地平静，只是独自朝外面走去。前面是蒙蒙细雨，亮滑滑的路。我不知道哪里是她走过的路，哪里是她锄过的地，眼下到哪里还能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小辫子和宽大光洁的额头。说起来，我算不上她的什么人，只是几页诗撕碎了，雪片般飘落甘溪——这是关于她的诗，最终应该交还给她。我希望它变成白色的蝴蝶，去追赶匆匆离去的身影；或者变成白色的玫瑰，永远开放在一个人的心里。
这个世界有多少东西值得用白色花朵埋葬？天地是这样广阔，好像使劲喊你也听不到回声。远山看起来是一座座巨大坟墓，随着你的前行而一步步远退，好像要与你永远分隔，不让你走近它们的秘密。
场长一下子老得白发飘飘。有人看见他傍晚时骑马狂奔，顺着甘溪跑过去，又顺着甘溪跑回来，朝着天边静静的红霞大喊：“丫头——你回来——丫头——”
叭叭叭，驳壳枪朝天响了。
枪声像破竹之声，惊飞几只野鸟，尖锐地升入寒冷的高空，最后消逝在一抹暗紫色的晚霞中。
谁也不敢去劝他，只有他两个儿子追着马屁股喊：
爸爸——
爸爸——
十六
场长很快病倒了，农场乱得更加没有头绪，到第二年只好作为长期亏损单位解散。省农垦局一个工作组来了。中央一个副部长也来了，据说就是当年给场长取名“张种田”的某位老首长。场党委开了七天会，会后又召开职工大会，传达了全面整顿精神，在肯定了全场员工几年来的功绩以后，宣布农场将由附近几个公社分区接管。清理财产和安置人员也马上开始，大部分知青将转到一个铁路工地去筑路。
据说可望转为铁路建设公司的职工，大家当然高兴。我们杀鸡，打狗，吃掉种籽，劈掉板凳和箱架烧火，连门板有时也难幸免。一些附近农民先下手为强，来偷铁丝，偷砖瓦，偷锄头粪桶。菜地上吃不完的菜，我们就把猪和牛赶去吃。大家要离开了，也不再怕场长，场部出现了一些大字报，意见五花八门。群众说他瞎指挥。干部说他独断专行。一个会计说他那次募来寒衣是破坏财经制度，截粮车更是耍特权，目无法纪，土匪作风。
人们吃饱肚子以后就可以骂他“土匪”了。
我清理书籍和行李，发现那双已经破了的胶鞋，不觉心里一动——场长呢？这个茅草地王国的酋长，已经四面楚歌的“土匪”，这些天来在哪里?
听人说，几天来他经常在地里走走，到天黑也不回家。那匹马被人们开枪打死。他将要调到某个农业学校去当书记，不需要马了，不能骑马了。食堂里吃马肉那天，人们看见他没尝一片，只喝了整整一壶酒。
我去看过他。房里乱糟糟的，人不知在何处。他可能还在地里游走？还在雨雾中寻找自己的女儿？他将要去领导一个学校了，是否还将重复茅草地的欢乐和痛苦？
雨滴泼打在窗子上，拉出了很多流痕，模糊了窗外的一切。我等了好一阵，扫净了地，抹净了桌子，给主人铺好了被子。发现墙角有一双沾满泥灰的皮鞋，我取来一点一点擦拭，好容易擦出了黑色，然后整齐地摆放在床边……我终于走了，轻轻地拉上门，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动身离场的那一天，我去买点绳子和面包，在草市街看见了场长。他在冷清清的供销庙里，靠着水泥柜台，端一只酒碗，喉结在滚动。他显得老多了，背有点驼，左眼充血发红，没有女儿在身边，衣服显得还有些脏乱破旧。要不是那两道虎生生的目光，我真怀疑他是哪个瑶寨里来的贫困老汉。
他朝我点点头，勉强一笑：“喝酒不？”
我摇摇头。
庙门外熙熙攘攘，一些农民赶着农场的牛走过，拖拉机喷着黑烟摇摇摆摆，拖着农场一些财物不知要到哪里去。再看过去，又一队汽车停在城墙边，知识青年把行李挑到这里，正往车上码放。人语喧哗之中，球鞋与运动衫在晃动，让人看得有些眼熟。
场长眼里掠过一丝凄凉，喝了口酒，“你们到这里有几年了？”
“四年。”
“哦，四年，四年，好快呀……”
“是好快。”
“你们，行李都清好了吧？没掉什么吧？……到新地方要注意安全，要搞好团结，慢慢地适应水土。修铁路不比做地里功夫，经常要放炮，经常碰到塌方，容易出危险。你们做事宁肯慢点，莫慌手慌脚。嗯？”
真是奇怪，离别可以使粗人变得细心，硬汉变得心软，存怨的人忘记对方种种过失。我从他嘴里听到了母亲的口气。
远处汽车喇叭响了，大声点名的声音也在传来。他苦笑着闭了眼睛，挥挥手：“好了，你走吧，走吧，时间不早了。”
“场长，”这两个已经陌生的字，这个现在已经没有意义的称呼，使我的声音异样，“你不去送送我们？”
“去的，要去的……”
“你会要去的吧？”
“当然，当然……”
他拿着酒壶踉踉跄跄出了门。我后来才发现，送行的人群里并没有他。也许他是怕受大家冷眼，也不想看到这样的场面。
汽车开动了，一片“再见”声响起来。刚驶出街口，我突然看见甘溪桥上一个黑影，一动不动。我可以断定，黑影就是场长，一定不会错。他也许正朝大路这边张望，在目送我们这些熟悉的面孔。渐渐地，黑影变成一个黑点，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但我分明看见一张老脸上痛楚的表情，眼角一滴酸泪。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战罗霄山上，
继承着先烈的殊勋……
场长，你还唱这首歌吗？我这一辈子里还能看到你吗？我多么想抱住你，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哭你和我，哭小雨，哭大家……但我不会这样做。
明亮的甘溪从落日之处缓缓流来，落霞晚照，水天一色，茅草地似乎在燃烧。那台废拖拉机还摆在山上，像刻记一切往事的碑石，像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英雄，面对自由的暖风，静静地注视过去和未来。锈红色的空气在微微波动。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锈红色的世界，像一道闪电，就要滑过去了，就要消失了。
车身晃荡，车内一片笑声。猴子与大炮在抢夺香烟，你一掌我一拳的，笑声特别响。他们在笑什么呢？笑手里的香烟？笑今后各自的前景？笑总算离开了茅草地？笑兄弟们终于摆脱了一个不堪回首的地狱？可能，是该笑笑了，但过去的一切都该笑吗？茅草地只配用几声轻薄的哄笑来埋葬？——你们到底笑什么？
我笑不出来，双手抵住膝，手掌从额头往下遮住眼睛，在任何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流出一滴泪。
198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