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接触抗战史料，是上个世纪末，当时我在解放军出版社工作，参与编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和国民党高级将领传。那些史料——当然也包括在这个过程中接触的战争人物——给我带来的感受是新奇的，最初是意外，然后是惊愕，再然后就是欣喜了。原来，在我们过去的阅读和视听之外，中国的抗战还有那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在意识形态的屏风后面还有那么多被尘封了的故事。这个发现引起我的长久思考，抗战是中国人的抗战，在那场关乎民族存亡的伟大战争中，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的立场、思想、行动、情感、命运等等，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这种思考对于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思考成果就是在21世纪初相继创作了《历史的天空》和《八月桂花遍地开》。后者出版的时候，我坚持让出版社在扉页上印上两句话，“没有谁能够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这两句话，成为我后来创作的核心价值追求。

但是，这里面有个前提，那就是，能够拯救我们的我们，应该是有良知、有血性、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诚然，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上，不乏贪生怕死的逃兵，不乏摇身一变的汉奸，然而，那不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我们还是诞生了大量的宁死不屈、英勇战斗的英雄，譬如杨靖宇，譬如赵尚志，譬如投江的八女和狼牙山五壮士。还有，浴血疆场的国军将士。

五年前，我着手创作一个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翻阅了很多资料，走访了抗日战场遗址，一个战例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在山东某根据地，同时活跃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国军部队，虽然也有摩擦，但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这两支部队的指挥官还是能够胸怀大局，在几次作战中心照不宣，配合默契。这个战例让我突发灵感，作品有了精神旨归——团结起来，众志成城，这就是我们胜利的法宝，这就是未来中国的希望。这个长篇小说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里面有很多人物和故事已经初具雏形，我选了其中的一个片段，整理为中篇小说《三尺布》在《人民文学》2015年第8期发表，作品中的人物，不同阵营，不同阶层，不同身份，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人。

写了几十年小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写小说最难的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艺术问题，而是创作者的思想高度和深度，能够俯瞰历史、社会和人生，能够透视现象，直抵本质。说到底，文学艺术是思想境界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先后诞生了大量优秀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但是，在这个大的格局里，中国的抗日战争文学似乎并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写好我们的敌人，与此相应，没有写好我们的敌人，也就没有写好我们自己，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长久停留在善良、勤劳、勇敢等等大而化之的口号式判断，或者说是盲目自信上，对于民族性格和精神缺乏足够的反思和批判，同时，对于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也缺乏恰当的认识和表现。这个问题是什么？那就是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理想境界。

文学，作为社会的良知，应该成为民族情感的探测器和民族命运的预言，军事文学同国家民族命运血肉相连，更应该为民族复兴提供正能量，这也是我创作《三尺布》的重要的精神动力。从表象上看，这个作品在形式技巧的层面似乎没有太多的翻新，几乎到了没有技巧的地步，剔除了形式上的花里胡哨，最终回到人物和故事本身，紧凑的结构，淳朴的感情，质朴的语言，寻常的故事，然而它却携带着我的理想和信念。我相信，好的文学作品，就应该是千锤百炼而洗尽铅华的，一如清澈透明的泉水。我的目标是，用最简洁的形式、最简明的结构、最简洁的语言描绘一个作家丰富斑斓的理想境界，捧出一颗真诚的心，尽管我可能还没有完美地做到，但这将是我不懈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