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1582—1664） 明末清初诗人、政治家，江苏常熟人。他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也是文坛领袖。明亡后，依附南明弘光政权，为礼部尚书。后归清，为礼部侍郎。

阑风伏雨暗江城，扶病将愁起送行。

烟月扬州如梦寐，江山建业又清明。

夜乌啼断门前柳，春鸟衔残花外樱。

尊酒前期君莫忘，药囊吾欲傍余生。

（《吴门春仲送李生还长安》）

细雨、冷风、垂柳、骊亭，对晚境孤凄、扶病送行的老人而言，忘年之交的这一别，更不知何日得见？几天来，对特地从南京来看望他的年轻朋友，重叙契阔，不分宵旰，有多少的话要说，有多少的事要办啊！灯火如豆，纵论倾情，不觉天之破晓；炉中炭烬，茶凉茗淡，依然谈兴不减。昔时的宦海沉浮，诸多的罣误失落；曾经的锦绣年华，难堪的卑琐回忆。只剩下往事如烟的感触不已，浮生若梦的无限惆怅。此时此刻，阳关三叠的诗人，已无当年强求发达的政治抱负，更无驰骋官场的雄心壮志，所剩下的一点点精气神，也就只有赋几首闲诗了。

这首情深意切的七律，真是心绪阑珊，感慨万千，欲言又止，欲罢不能啊！“烟月扬州如梦寐，江山建业又清明”，那命运跌宕、家国碎落的无望前程，那岁月如磐、沧桑黍离的不堪命运，将诗人一生的颠扑悲喜、跌宕熬煎，全部凝缩其中。这首诗写得精工致密、含蓄深沉，其阴霾气氛，其惜别场景，令人仿佛置身其中，由不得也随之怦然心动。

这首诗的作者，为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在那改朝换代的岁月里，他是时人公认的文坛巨擘。你也许并不赞成他这个负面大于正面的诗人，然而，你却不能不钦服他的才气、他的文采、他的学问，以及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来的人，论清诗，或论明清之际的文学，首先必然要谈到他。所谓众望所归，钱谦益是当之无愧的。四百多年过去，读其诗作，那些感人肺腑的伤逝名篇，那些动人情愫的思念佳什，仍令人难以释怀。诗之好，在于动情，在于共鸣，但钱诗之好，更在于引导诗歌潮流，左右诗歌动向，具有楷模作用。中国诗人很多，多若过江之鲫，但能启一代先声的诗人，也只屈原、谢灵运、李白、苏轼有限数人而已。钱谦益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所发轫的崭新诗路，主宰着大清王朝的诗歌格局。

《明史》认为他的诗歌革新，非同小可，评价为“至启、祯时，准北宋之矩矱”，不可谓不高。这就是说，明诗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已经奄奄一息，是他重新连接起上至北宋的诗歌脉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长命百岁的文学，文学属于时代。明代诗歌的“前七子”、“后七子”，以及随后的“复古派”、“竟陵派”、“公安派”，已经是每况愈下的式微局面。文学这东西，说来也怪，老是循着一条路走下去，不求新，不图变，必然会走到不可延续，也无法延续的死胡同里。尤其是诗歌，最能呼应其所处时代，而发出回声反响，不论诗人如何洁净高雅脱俗，如何不食人间烟火，如何躲进象牙之塔，诗运与国运，文运与世运，总有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联系。说得直白一点，国强诗盛，时衰文敝，这是谁也无法违背的客观规律。时下出现的“梨花体”、“羊羔体”、“咆哮体”诗歌，与层出不穷的三聚氢氨、瘦肉精、染色馒头一样，都是近些年来太物质、太金钱、太低俗的社会风气下的产物。所以，当朱由检被李自成团团围住，坐困愁城时，没出路的明代诗歌，要比最后上吊的这位皇帝，死得更早。这也是钱谦益从唐、宋诗歌的规章法度（即《明史》所说的“矩矱”一词）中，开拓出一条新路的原因。

作为明末遗民，他从心底里不会认同这个新的王朝，然而它生气勃勃、方兴未艾地横亘在他面前，躲不开也避不掉。明末清初的钱谦益，所开辟出来的这个新时尚、新风格、新气势、新思路的诗歌体系，既没有努尔哈赤的蛮夷色彩，也没有明末诗坛的僵尸气味，于是一人倡之，万人随之，诗人追从，诗坛认可，竟然形成大清王朝的一代风流。

领风气之先，就了不起；创时代潮流，那就更了不起。没有大才华、大气度、大眼界、大成就，在文学界、诗歌界要想开天辟地，只是痴人说梦而已。这些年来，我就见识过许多已经上文学史，或即将上文学史的名人，都觉得自己已经或即将创造出一个文学世界，其实历史之无情，他们的话还没有落音，却都一个个跌进历史的垃圾桶，成为一去而不复返的过眼浮云。钱谦益的伟大，就在于他即使相当不怎么样，仍在文学史上留有一席之地。

清朝凌凤翔在钱谦益《初学集》序中谈到其诗歌之影响深远，之风靡所及，极尽赞美之能事：“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凌凤翔是康熙时人，稍后于钱谦益的出版家或编辑家，政治倾向显然与钱谦益、屈大均等明末遗民心气相通，这也是当时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异族统治下的反抗心态的共鸣。他甚至把钱谦益抬高到“昌大宏肆，奇怪险绝，变幻不可测者，洵煌煌乎一代大著作手”的程度，虽然心仪过度，难免渲染。但事实上，作为文章国手的钱谦益，确也当之无愧。

不仅他这样高看，与钱谦益同时代的那些响当当的名家，也无不折服其诗，尊崇其文。如陈子龙，誉他为“汉苑文章首”；如顾炎武，推其为一代“宗主”；如黄宗羲，认为他是王弇州（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主文章坛坫者五十年”。至少在清朝乾隆时禁绝其著作前，他的诗篇、他的文字，一经脱手，不胫而走，天下翻刻，海内传行，此前此后的中国文坛上，还少有这样公认的令人信服的领袖人物。

当然，这是要撇开他朝秦暮楚、首鼠两端的人格，置而不论以后，方能得出的结论。

钱谦益（1582—1664），江苏常熟人。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顺、康年间，也有人抬捧之为“当代文章伯”者。旧习，礼部主管称宗伯，或大宗伯。因他在明朝做过的最大的官为礼部尚书，在清朝做过的最大的官为礼部侍郎。因而提及钱谦益必“伯”，必“宗伯”。如果他到此为止，做一个有名无实的“伯”，做一个拿千薪而不干事的“伯”，那该多好啊！不趟政治浑水，不涉官场是非，不用鞠躬敬礼，一心诗歌文章，也许他将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完人。然而，中国人心中的“学而优则仕”情结，不能说百分之百的都有，但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的皆有，是绝对可以肯定的。牧斋先生自然属于那百分百之九十九点八中，其之热衷官场，甚于热衷文坛，“我本爱官人”，是他自己情不自禁写出来的心声。

现实却跟这个文学智商很高、政治智商并不高的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文场上让他极其成功，官场上让他绝对碰壁。他的科举应试，如探囊取物，求则必得。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钱谦益中进士，殿试一甲三名，即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他的仕途功名，则重重设障，寸步难行。先是父丧守制三年，除服后，赋闲将近十年。直到天启年间典试浙江，放了一任学差，其间还牵涉到科场舞弊案，差点要命，幸好查清与他无碍。遂转右春坊中允，为东宫属官，以少詹事官衔编纂《实录》。

在封建社会中，能得到一份史官的差使，也就是很不错的饭碗了，但钱谦益却认为这是个坐冷板凳的闲职，很不开心。

出名快，成名早，成了他自负、自大、自恋、自矜的包袱；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学问文章、扛鼎文坛，是他不甘寂寞，一再折腾的本钱。天启年间的钱谦益，可想而知，既无奈郁闷又心急如焚。其实，做一个单纯的文人，最快活自在了。如果有情趣，画两笔山水，练一手书法，那是多么风雅的行为啊！如果有力气，唱两口二黄，打四圈麻将，也是蛮潇洒的勾当嘛！为官和作文，是两条轨道上的火车，各走各的，万不可脚踩两条船。当代文坛上，我的那些本来还算出色的同行，自从走上领导岗位，说来也怪，马上进入文学更年期。灵感退化，思路迟钝，文字别扭，语言无味。别看他挺大师、挺肥头大耳、挺底气十足，但安全可以断言，他们基本上不可救药，再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尽管自我感觉特棒，不过是让人看笑话，等着他到点下台的牌位罢了。

其实，在中国甚至在这个世界上，文人的最佳状态，说到底就是做文人。做不成大文人，可以做中文人；做不成中文人，可以做小文人；至不济，做孔乙己，也比遗臭万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强。但钱谦益羡慕为官者体面、光彩，眼馋有权者气派、威风，立志要在仕途上有所出息，做梦也想在名利上有所企图。话说回来，文人为官，非不可为，偶一为之，当无不可。若做不到浅尝辄止，见好就收，而是食髓知味，不能自拔，想在官场上呼风唤雨，取得为文人所得不到的一切，迷途而不知返，那就步入歧路，非完蛋不可了。

钱谦益，就是这样太在乎官、太在乎位、太在乎名、太在乎利，而成为失足者、失节者、失败者的“三失”人物。

天启年间，寂寞无援的他，真是到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地步。当时，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人，正处于强势出击的阶段，左右朝政，影响时局，操纵人心，掌握舆论。顾宪成为无锡人，钱谦益为常熟人，儿时曾随父拜晤过这位风云人物，有这点因缘，加之他需要奥援，需要靠山，与东林人士走得越来越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东林党是继西汉之“党锢之祸”、魏晋之“清流误国”、中唐之“二王八司马事件”和“牛李党争”、北宋“熙宁党争”以后，又一起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聚合。中国文人一旦抱团，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是其好的一面；如若争权夺利，排斥异己，则是其坏的一面。而且，文人团契的恶习必门户、必排他、必清教徒，也必原教旨。结果，统治者怕危及政权，老百姓怕舆论一律，非党人怕彻底没戏，旁观者怕出头无日，必群起而攻之，成事者少，坏事者多。东林党以及随后的复社之败，就败在树敌过多上。

不过，时为东林主将的高攀龙、左光斗、杨涟等，对于钱谦益这位声闻天下的才子，却张开怀抱欢迎，恨不得立刻将其网罗于旗下。一般来说，政治上合作，基础是观点相同、立场一致，这才能同声共气、党同伐异。实际上，东林拥抱钱谦益，在意的是他的明星效应、招牌价值，看到的是当下；钱谦益投入东林怀抱，注重的是这个集团的人气，以及社会的人脉，很大程度是为了将来。钱谦益与东林的联手，既有彼此借重的需要，也是互相利用的结果。

明熹宗朱由校继位的天启元年，为公元1621年，正是东林党人与阉党决战的关键时刻。现在看起来，四十出头年纪的钱谦益，虽为东林一员，并没有很卖力气地投入这场殊死战中，这可以根据阉奸魏宗贤授意炮制的《东林点将录》判断出来。阉党马屁精以《水浒传》碣石的天罡地罡排名，将东林人士编入黑名单，凑齐一百零八人予以整肃。排第一位的为“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排第二位的为“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钱谦益虽然名列其中，不过是天罡星三十六员的压轴，为“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名次相当靠后。第一，说明阉党未视钱谦益为东林骨干分子；第二，说明阉党对其处分，较之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顾大章、魏大中等系狱酷刑而死，系属从轻发落，只是削籍归里，回乡为民，不曾要他的命。

据《东林始末》：“崇祯二年春正月，定逆案，上召廷臣于文华殿，先是，御史毛九华劾礼部尚书温体仁有媚珰诗刊本。上问体仁，体仁谓出自钱谦益手。”明思宗朱由检并未再追究下去，因为连他自己被抬进宫来接位当皇帝，也是提心吊胆怕魏忠贤下毒手，最初几天，粒米滴水，不敢沾牙，只靠皇嫂在他进宫前塞给他的几张烙饼充饥。可想而知，魏忠贤为九千岁，生祠遍地，不可一世时，屈从于淫威的文人，写两首拍马诗，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温体仁媚珰，绝有可能，但若以为钱谦益不媚珰，那倒也未必。一个在歧路上越走越远的文人，有什么不会做和做不出的呢？早些年，那些在“文革”中写过效忠信的人，不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照样招摇过市吗？

1627年（天启七年）八月，朱由校驾崩，朱由检即位。他登极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肃清魏忠贤及其阉党，也就等于对东林人士的彻底平反。在家乡赋闲的钱谦益，当然没想到他的东林身份行情突然见涨，含金量顿时升值，做梦也笑出声来。拨乱反正，意味着重新起用，即将有戏，而且有重头戏，自是情理中事。因为原来那些真正铁杆的东林人士，都被魏忠贤收拾得死的死，亡的亡，无一遗噍。至此，他作为幸存者，以其声望、资历，以其学问、才华，成为理所当然的东林领袖，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估计在那些秋风蟹熟的日子里，冷落已久的常熟钱府，又门庭若市起来。长幼咸集，群贤毕至，恭喜这位大师重现他的辉煌。

早在《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诗中，他写的“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两句，就表现出其政治敏感，他觉得时来运转了，咸鱼翻身了，应该准备了，等着出场了。次年，1628年（崇祯元年）七月，果然一纸令下，他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侍读学士，“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保以答殊恩”。钱谦益随即风雨兼程，应诏北上，追求荣华富贵而去。

文人为官，千古以来，只有一个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卷铺盖打道回府。剩下的那些沉迷于官场者，无一不是只嫌官小不怕官大，在位的求高升到点的怕下台，有权者赶紧用能捞者快下手。在这条歧路上走得越来越顺溜的钱谦益，胃口大了的同时，野心也跟着膨胀。一是钱谦益天性之张扬，之骄矜；一是东林余辈之期许，之拥趸。到达京都之后，大家给他起哄架秧子，他也跟着自抬身价，并不满足礼部侍郎、朝廷命官、侍讲学士、帝王顾问的安排，而是向政治领域的更高层峰挺进，投入阁辅争夺战中。

东林最困难时期，他不但努力撇清自己，还与内监方面维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他才得以在《东林点将录》排名靠后，免受牢狱之灾。如今却凭着东林这块金字招牌，伸手要更大的官。这充分证明跌宕起伏的钱谦益，在文学歧路上的表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滑头。滑头，说得好听一些，是识时务为俊杰；说得不好听一些，就是朝秦暮楚，投机倒把。凡是处于不利的形势下，能够迅速地摆脱困境，跳出是非，洗刷干净，面目一新，很快地站到对立面，从而取得有利优势，站在上风位置者，在他人眼里，就是滑头。

一般来说，小的滑头，容易得手，因为无伤大雅，也就一笑置之。大的滑头，就难以成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称得上真正的傻子者极少极少，谁的眼睛里都不揉沙子，也许短期奏效，长久终露马脚，滑得一时可以，滑得长久不行。小滑头，针头线脑，拣个便宜，鸡零狗碎，落个实惠，人们是可以无所谓的。大滑头，前黑后白，上下颠倒，昨是今非，左右错位，恐怕就不易被人原谅了。钱谦益之所以活着时贻人笑柄，死去后为世不齿，就由于他在明、清鼎革之际，先做斗士，后为降臣，尽忠不成，苟且偷生的充分表演。

他对清算魏忠贤的庄烈帝估计过高，以为他是天纵聪明的英主，其实这个弱势皇帝是受不了强势宰辅的。对于钱谦益，作为信众云集的东林领袖，从者遍野的文坛泰斗，朱由检更在意万历、天启年来左右朝廷的东林党人，不能不担心会不会再被牵着鼻子走。而这位陛下，生性多疑，看到他志在必得、胸有成竹地要做首辅，形色嚣张，不遗余力地排斥劲敌，不由得大为愠怒。那年17岁的朱由检，正是成长期的年轻人，通常有着逆反的抗拒心理，遂改变了周延儒、温体仁、钱谦益同入阁辅的构想。会推尚未开始，钱谦益不知道自己已经出局，还在张罗“枚卜”法，而不采取“钦定”法，使这两个顺竿爬、低姿态的马屁精不大可能胜出。很显然，皇帝身边的大小太监，钱谦益早有关照，猫腻小动作之类，自不可免。

钱谦益说不上是多么好的人，但也说不上是多么坏的人。他的缺德也好，他的做损也好，是无论如何赛不过坏透了、坏到家的周延儒与其马仔温体仁的。他至多想将这两个对手踢出内阁，而他俩却是要将他置之死地。这两个绝对的政治恶棍，早有阴谋，新账老账一锅端，黑材料全放在朱由检的御案前。

凡善于文字者，往往不擅长于政治；富有学问者，往往不精通于权术；长于著作者，往往不娴熟于世路；工于笔墨者，往往口讷于语言。看到龙颜大怒的钱谦益，结结巴巴，口呆目瞪，嗫嚅其词，不知所云。一流的文学家，败在了三流的政治家手下，这就是走在歧路上的钱谦益，眼看得手，却不慎失手的最大失败。

《东林始末》记叙其事：“十一月庚申，会推阁员……温体仁讦谦益天启初主试浙江，贿中钱千秋。上召廷臣及体仁、谦益于文华殿，质辩良久。上曰：‘礼仁所参神奸结党，谁也？’曰：‘谦益党与甚众，臣不敢尽言；即枚卜之典，俱自谦益主持。’吏部给事中章允儒曰：‘体仁资浅望轻，如纠谦益，欲自先于枚卜也。’体仁曰：‘前犹冷局，今枚卜相事大，不得不为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党之说，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鉴。’上叱之。下锦衣卫狱，削籍。礼部以钱千秋试卷呈，上责谦益，引罪而出。旋回籍，除名为民。下千秋于刑部。”随后，“周延儒曰：‘自来会推，会议皆故事，仅一、二人主持，馀无所言，即言出而祸随之矣。’上大称善，遂停枚卜，卒用延儒。延儒力援体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召对称旨。至是枚卜，谦益必欲得之，而虑以延儒同推，势必用延儒，遂力扼止之。不知上意果在延儒，不推适滋上疑耳。于是党同之疑，中于上者深；体仁发难而延儒助之，谦益不知也。忽蒙召对，谦益自为枚卜定于此日，及入见，方知有体仁疏，体仁与谦益廷辩，体仁言如涌泉，而谦益出不意，颇屈”。

钱谦益的仕进情结，并不因此稍息，干谒奔走，一如既往，持续未断。可他哪里知道（也许知道当作不知道），文路固然狭窄，官路可更险恶。政治的搅肉机定律，其无情之处，就在于你若不想成为齑粉，必得先将对手搅成肉泥才行。温体仁尽管如愿以偿地进入内阁，但远在江南的钱谦益，仍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怕他一旦复出，东山再起，对自己不利。于是，唆使常熟城里一无赖汉，挟嫌诬告钱谦益五十八条罪状。

温体仁随即派出快马缇骑，将钱谦益火速押解至京，投入大狱，情势危殆。万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走内官门路，求救于司礼监太监（最接近皇帝、最拥有权势的首席宦官）曹化淳，东厂太监（最黑暗的特务机构）王之心，与锦衣卫（最杀人不眨眼的中央警卫部队）掌印指挥吴广明。作为一个东林领袖，走内珰路线，那是最犯众忌的事情。然而他本来一非东林铁杆，二非十分在乎廉耻的人，自然无所谓清流浊流、壁垒分明的界限。连死去的太监庙里的碑文，这位文学大师都肯下笔，肯定私下早有来往，心存默契，况且到此性命交关时刻，脑袋比风节更重要，遂不管三七二十一，拜求这些实力派太监，救他一命了。

“崇祯十年春正月，常熟章从儒讦奏前礼部右侍郎钱谦益、科臣瞿式耜。疏上，温体仁修部逮之，下刑部狱，几殆。谦益尝作故太监王安祠记；曹化淳出王安门，愤其冤，发从儒阴谋，立枷死；谦益等寻得释。”这帮内官的办案手段，真够毒辣，根本不让章从儒说话，“立枷死”，大有杀人灭口之嫌。于是，本想将钱谦益塞进政治绞肉机的温体仁，想不到自己马上要变成肉糜。

朱由检终于看透了这个唯知逢迎讨好、低声下气、阳为曲谨阴为鬼蜮的宠臣，竟是骗了他多年的坏蛋，于是免了温体仁的官。钱谦益在北京并没有马上走，而是又等了一程，以为思宗回心转意，会重新起复他这位老臣。其实，别说这位皇帝，对他心存疑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会不心生暗鬼，你这个钱谦益，何德何能？居然将朕的左右、亲信、身边人，都撬动起来，组成强大的营救阵势，足见其能量之大、人脉之广、根基之深、追从之多。思宗想想，有点后怕，这种人怎么能够起用呢？焉知将来会不会尾大不掉，又成麻烦？

于是，死心塌地的钱谦益，终于打道回府。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明亡。这以后的钱谦益，就不是一般的“有才无行”，而是相当的恬不知耻了。

1644年五月十五日，明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年号为弘光。马士英、阮大钺拥立有功，主持朝政。距南京咫尺之遥的钱谦益，本来就心浮气躁，现在看到趋炎附势之徒、阿谀奉承之辈，团团转住这南明小朝廷，他又按捺不住，跃跃欲试。这位一辈子求官谋位的文学大师，本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紧迫感，携其妻赶赴建康。据《南明野史》：“谦益之起也，以家妓为妻者柳如是自随，冠插雉羽，戎服骑入国门，如昭君出塞状，都人咸笑之。谦益以弥缝大铖得进用，乃出其妾柳氏为阮奉酒，阮赠一珠冠，值千金。谦益命柳姬谢，且移席近阮，闻者绝倒。”

一个文人卑污到如此程度，1645年五月（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二年），多铎、洪承畴率军逼近南京，马士英、阮大钺与小王朝逃亡。钱谦益写下了他一生中最为臭名昭著的《降清文》，也就不以为奇了。“大事已去，杀运方兴，为保全百姓之计，不如举郡以降。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当我们今天读他字字珠玑的诗句时，想起这篇投降文字，便产生一种好比嚼了一个苍蝇的感觉，真是恶心欲吐。

当时，江南一带流传这样一首讽刺诗：“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清朝钱泳在《履园丛话》电说：“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所欠唯一死，骂名至千载。”于是，这位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大藏书家、“江左三大家”的领衔人物、公认的“清代第一诗人”，却因其在大节上的失德、官场上的投机、政治上的奸巧，所构成的品行上玷圬，而成为一个在文学歧路上最为失败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