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1369—1415） 明朝文学家、书画家，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官至内阁首辅，参与机务。解缙以才高、好直言为人所忌，屡遭贬黜，终被埋入雪堆冻死。

人们只要谈到打油诗，无不马上想起脍炙人口的这一首：

春雨贵如油，下地满街流。

跌倒解学士，笑煞一群牛。

解学士，即解缙。据民间演义，在他科举高中，接获喜报，按捺不住兴奋之情，慌不择路地去通知诸亲好友时，因为天雨路滑，不慎摔倒，吉水县城里满街的乡亲，看到这位小个子大文人，满身泥水，衣衫滚湿，踉踉跄跄，狼狈不堪的样子，竟“轰”的一声，像春雷那样惊天动地地大笑起来。尴尬的解缙，定了定神，他说要即席赋诗，记叙这次跌跤的事，于是大家静下来洗耳恭听。随后，他当场信口吟出来这首打油诗。谁也没料到，他反过来将看笑话的左邻右舍，调侃了一顿。

他个子虽矮，但志向奇大。他聪明睿智，灵活圆通，有脚踏实地的干劲，更有出人头地的理想。别看他跌倒在众人的奚落嘲笑声中，却敢在打油诗中，大言不惭地自奉为“解学士”。看来他深信，他解缙一定会走出吉安，一定会走出江西，有朝一日，一定会成为真正的翰林院大学士。果然，一切都如他所愿地达到理想境界。也许他的个子矮，头脑离心脏的距离较近，供血充足，三十多岁就以超常的智力、出类拔萃的学识，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总纂，真是何其了得？

20世纪的90年代，我应邀参加北京图书馆馆庆，蒙赠一册按原样复制的《永乐大典》，留作纪念。这本书令我大开眼界，书高半米，阔300厘米，书厚约10厘米。函盒为蓝布装，本书为黄绢封面，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和拿到的第一本“巨无霸”书籍，而且还是线装书。

《永乐大典》1408年成书，全书22877卷，装订成11095册，由两千多名写手抄成，合计3.7亿个汉字，是清朝《四库全书》问世前的一部史无前例的类书，也是体现国力宏大浩瀚的文化壮举。可惜，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大部分被焚毁，未烧掉的也被劫掠一空。现在，存世约八百余册，散落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中，国内保存的，大约有数十册。

这一册，据馆方介绍，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山东征集到的大典残本，真字韵，门制类卷，册第三千五百一十八至第三千五百一十九，全帙应是56页，实际现存仅39页零一角。

仅仅一个“真”字韵的“门”字，把明朝以前各类典籍图书中有关“门”的文字记载，包括门的样式和制作的细节图、剖析图，统统囊括其中。手捧这部有关“门”的著作，大有进入中国文化殿堂，穿过那扇巨阔厚重的大“门”，得窥堂奥的感觉。

你不能不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那博大精深的成就而自豪；你也不能不为帝国主义强盗的罪行而愤怒。但冷静下来，面对这册“巨无霸”线装书，更多的却是要对编纂这部类书的解缙，那博学、那睿智、那气魄、那精力而钦服万分。尤其这位穷尽经典图籍，阅遍千古文翰的翰林学士，走上在今天来说应该是“总编辑”的岗位时，才34岁，不过一个刚超龄的共青团员的年纪，你就不能不向他脱帽致敬了。经他磨勘精校，广搜博览，披沙沥金，选优集萃的劳动，1403年至1404年，不到两年工夫，完成《文献大成》。在此基础上，奉朱棣命，与姚广孝一起重行纂修规模更大的《永乐大典》。又经四年努力，1408年成书，圆满交卷。会集了中华文化的万卷精华，出自矮个子解学士的手中，实在了不起。没有明之《永乐大典》，也就没有清之《四库全书》。

隔朝修史，盛世出书，这薪火相传的重任，从来都是中国人视作神圣的职责。

解缙（1369—1415），字大绅，江西吉水人，这是一个地灵人杰的地方。在宋朝，此地出过一个大文人、大学者欧阳修。我一直忖度在乡间里即以神童目之的他，是以欧阳修在宋朝文坛、政坛的双辉煌，来定位自己一生目标的。应该说，解缙的势头，在科考、仕途、出身、履历等方面，直追先贤，不相伯仲，一上来颇不示弱，是很有气象的。

欧阳修做到翰林学士，解缙也做到翰林学士；欧阳修在宋仁宗、宋神宗身边做过侍读学士，解缙在永乐登基后也做过侍读学士，不过称谓略有不同，一为龙图阁大学士，一为右春坊大学士，实质相差无几。少年解缙，在吉水家乡，发愤进取、埋头钻研之际，无论读经典、求学问，无论练文章、作诗词，他的标杆就是欧阳修。以这位乡先贤在北宋时期政坛的辉煌、文坛的璀璨，双双精彩的局面定位自己，厘定他人生一世的努力方向。

这两位老表，在学问和著作上也是可以相互媲美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与宋祁合修的《新唐书》，为清朝官定的《二十四史》之一种，自然也就有不朽巨谳的身价。而解缙，他主持编纂的22877卷、11095册、合计3.7亿个汉字的《永乐大典》，尽管散佚殆尽，但清朝《四库全书》没有问世之前，这部史无前例的极其庞大的类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也是举世公认、罕见其匹的。

虽然，朱棣派了他的军师、高参，那位和尚姚广孝挂帅《永乐大典》，但具体的总编纂重任，是由这个年岁并不大的解缙来承担的。其博学、其睿智、其气魄、其精力，你不能不钦服！

别看中国“学而优”的文人很多，中国有大学问而“优则仕”的文人也很多。但是能主持煌煌巨制的帅才，却很少。数来数去，恐怕也就只是宋之欧阳修、司马光，明之解缙，清之纪昀等。这以后，清末无，民国无，尤其到了当下，除自吹人吹的“大师”外，几乎少见通古博今之士、淹贯中西之才，实在是很可悲哀的事。于是，再要出什么套书、类书、史书、集成等大部头著作，只好由着那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南郭先生，上蹿下跳，暴得虚名。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你有什么办法？

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解缙相比于他宋朝的老表，在文章、诗词、学问、著作上的名声、成就，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建树、文学思潮的影响方面，要略逊一筹。无论如何，欧阳修矫五代靡颓文风，倡古文运动，和唐朝韩愈一样，“文起八代之衰”，是得到千古定评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歌赋，至今仍弦诵不绝，甚至几首信笔拈来的小令，也写得风致妩媚。

而解学士，真替他抱屈，除了那部破碎残缺的《永乐大典》，他的名篇是什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他的文学主张是什么，除专门研究者外，大多数中国人便了无所知。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才高见嫉，不是老天爷要你死，而是皇帝不让你活，纵有“三坟”、“五典”在胸，锦绣文章在口，出手珠玑，落墨华彩，脑袋一掉，这些才华也随之成为一抔黄土。

想起这些早早死于非命的天才，青冢枯草，杜鹃啼血，那是很令人黯然神伤的。

自“学而优则仕”之说出现以后，在中国数千年来，叫做士，叫做文人，叫做知识分子的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便以此作为奋斗目标，矢志不懈，奋斗终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这是滥觞者孔夫子没想到的。他，还有孟子，还有其他门徒，所构成的儒家学说，也就是“孔孟之道”，基本上被后人实用主义地各取所需，或阳奉阴违，或当做耳旁风；独这一句，书为敲门砖，敲开为仕门，是他们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全力以赴的事情。

于是，这些向“学而优则仕”目标奋斗者，心灵深处，对于权力的亲和性，对于长官的趋迎性，对于统治阶层的依附性，对于在名利场中分一杯羹的竞逐性，一代一代遗传下来，也就是所谓的“溶化在血液中”了。这“四性”，遂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不教自会的本能。凡文人当官者，或想当官者，无不处于这样的蝇营狗苟之中。没做到官者，内心空落落的，惶惶不安；做了官者，生怕坐不稳当，惴惴不安。做了不大的官者，要往上爬往上攀，怵怛不安；官做大了者，又怕高处不胜寒，忐忑不安。总而言之，那按捺不住的“入仕”情结，那百折不挠的“为官”情结，既痛苦又追求，既煎熬又贪恋，既战战兢兢又屁颠屁颠，既清高不屑又乐此不疲。

至少我亲见的文人当官者，莫不如此。

但“学而优则仕”，谈何容易？这一句话，包含着“学”、“优”、“仕”三个层次，它们不是必然的步步登高的阶梯，而是残酷无情的不断淘汰的过程。由“学”而“优”，犹如蚂蚁上树，能爬到树顶的“学而优”者，少之又少。由“优”而“仕”，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掉进湍急的河流中成落汤鸡、成溺死鬼者，多之又多。因此，能够过桥的“优则仕”者，每朝每代，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而明初的解学士解缙，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明史》称他“幼颖敏”，当非虚言，他是少见的“学而优则仕”的极为成功的一个例子。对他来说，取得功名，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洪武二十一年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几乎没费什么劲儿，就走完这个过程。其实，中进士，为庶吉士，大有人在，开科取士，当然不会只取他一人，这倒也不稀奇；但他能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特别垂青、特别关爱，除他以外，有明一代，再无第二个。

现在弄不清这位暴君，究竟为什么，出于什么心理，对解缙说出如下的话：“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此话一出，石头城大惊，这比中了六合彩大奖，还叫人眼红和羡慕。朱皇帝嫉恨文人，不知制造了多少“文字狱”，独对解学士恩渥备至，简直就是一个历史之谜。于是，帝王宠遇，朝野侧目。中国有无数的读书人，做过无数鱼跃龙门、一举成名的梦，但梦自己“仕”到如此高度者，却很少。他则是唯一的，将这个会被他人斥之为神经病的梦，变为“甚见爱重，常侍帝前”的现实，真让一干人羡慕得不行，嫉妒得不行。因此，可以想象，少年意气，春风拂面，才子风流，如鱼得水，这个政治和文学的“双料明星”，在南京城里该是如何的风光了。

应该说，解缙二十多岁，登上政治舞台，一亮相，一出手，还是得到一个碰头彩的。在那个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与朱皇帝玩的时候，早晨上朝，晚上能否活着回家，是打着问号的。但是，这个年轻人就敢给朱元璋上“万言书”。《明史·解缙传》中，保留着上书的部分章节，文章一开头，直戳这个“杀人狂”的最敏感处。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翦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

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

按老朱以往的脾气，每一个字都足以杀他一次头。

但是，在官场中、在政坛上，又有几个不是呼卢喝雉的赌徒呢？解缙赌龄不长，但敢投机、敢下注、敢出手，把脑袋押在牌桌上的勇气不亚赌场老手。显然，他揣摸出朱元璋要收刀入鞘，不想再当屠夫。自他洪武元年登基起，屠灭功臣名将，杀害勋戚亲贵，铲除膀臂股肱，血洗儒林文士，一直到洪武二十几年，所杀掉的人，据明史专家吴晗统计，当不亚于他打江山时，南征北战所消灭的敌人总数。于是，冒一下险，抛出几句石破天惊的话，让世人对他解学士刮目相看。

上书以后，他等着进锦衣卫，结果平安无事，初战告捷。也许政治这东西，容易上瘾，而且很难戒掉，他本应按朱元璋所说，回吉水闭门读书十年。一直到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仍赖在南京不走，并且介入了为李善长平反的活动中，成为虞部郎中王国用的幕后高参。那封上朱元璋书，就是他的手笔。这一次，行文放肆，锋芒毕露，对朱皇帝将自己的儿女亲家，也以谋反罪处死，竟用了“大谬不然”的指斥语，可见这位个子虽矮胆量却大的解学士，在这场政治轮盘赌中，实际上是在赌运、在赌命了。

文章极佳，情理义愤，力透纸背：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明史·李善长传》）

如果不是老朱杀够了、杀累了，能放过这个上书的王国用和执笔的解缙吗？情报系统肯定会向他汇报，陛下，这个矮子太狂妄了，竟敢如此大不敬，是杀，是剁，是斩，还是凌迟剥皮？居然，朱皇帝没有表态。他在想，这个解缙说得也对，李善长帮着胡惟庸推翻朕，他能得到比朕现在给他更多的富贵吗？

你得承认这位学士走运，但也得承认他审时度势之精明、判断决策之果敢。这第一局他赢得漂亮。接着的第二局，似乎输了，又扳了回来，不赔反赚，算是小胜。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驾崩，传位太孙，是为惠文帝。权力进行再分配之时，解缙认为他不能缺席。他从吉水匆匆到南京，没想到一下船，被“有司劾缙违诏旨”。因为朱元璋有旨，要他在家读十年书，至今才八年，不行。倘不回去补课，就把他派到外地当差。这也是官场摘桃心态，竞争者总是愈少愈佳。

解缙上下活动，四出求援，无论如何，他是冒天大风险为韩国公李善长平反冤狱、代王国用上书申诉过的，加之惠文帝登基后，亟想转变其祖之暴*统治。解缙凭这点政治资本，被惠帝召为翰林待诏。这样，在南京的他，又成为官场要员、文坛重镇，自然这也是中国文人至盼的自在极乐境界，甚至到了今天，我的一些同行，也在摩顶削踵地为此而奋斗呢！

从明朝焦竑《玉堂丛话》中，可以看到他马不停蹄地应酬，四面八方地联络，忙得要死的情景。“解大冲素无崖岸，求文与书者日辐辏，率与之，无厌倦意。或言有不当与者，公笑曰：‘雨露岂择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与进者？’”他信奉的人生哲学，就是“宁如有瑕玉，不作无瑕石”，可为、不可为，应为、不应为，如果需要，统统不在话下。到了这一步，他还有什么“不能为”和“不敢为”的呢？所以，当1402年（建文四年），朱棣率靖难大军，直趋南京，六月十三日，从金川门进入南京城的时候，做叔叔的永乐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江山，眼看着就要改朝换代。解缙面临这场不死即降、不降即死的两难局面，在这第三局的博弈中，简直和了个大满贯。第一，他既无当烈士的欲望；第二，他也无杀身成仁的兴趣，虽然一开始他也曾想到身殉故主的。六月十二日晚，他与几位同道，决定殉国。据《明史·王艮传》：“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相约死殉。

这是一个赴义就死、义无反顾的场面，人人热血沸腾，家家热泪盈眶。说实在的，中国文人在作秀演戏方面，有着特别的天赋。尤其是解缙站在桌子上，估计因为身高的缘故，这样好突出自己的形象。只听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信誓旦旦地对大家宣布：诸位，我要是苟活下来，将来怎么有脸去见地下的“情同父子”的太祖，在下主意已定，燕军只要前脚进城，后脚我就头一个在文庙的大梁上，吊死自己，以儆降者。

受过太祖的恩，受过惠帝的恩，又是文章盖世的国士，众人当然以他马首是瞻。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说得在场的一个个人，无不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共同赴死，义无二心，宁死不屈，不做二臣，不能降敌为寇，不能辜负主恩。

等到解缙、王艮、胡靖相继离开吴溥家后，吴溥的小儿子吴与弼，年纪尚小，不谙世事，赞叹地说：“胡叔能有这一份忠君效死的勇气，真是了不起啊！”吴溥对他儿子说：“你先别这样断言，他殉死的可能性不大。依我看，也许只有你王叔，没准会走这一步。”

这时，比邻而居的胡靖，对他家人大呼小叫：“你们快出去看看，乱糟糟的，赶紧把猪栏的门关紧，小心偷猪贼。”听到这里，吴溥看他儿子一眼，苦笑地说：“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而在此时，住得不远的王艮家，却传来了举家的号啕哭声。原来，他从吴溥家告辞回去，独自关在书房里，喝下早准备好的毒酒。等家人发现时，他已经倒地不起了。

当金戈铁马、荷枪实弹的北军，涌在金川门通往皇宫的石板路上时，老百姓对进城的大军，避之唯恐不及。独有一个矮小身材的人影，正快步往燕军大营走去。解缙出得门来，是朝文庙方向走去的，是要别人看到他实行自缢的诺言，但没走多远，拐了一个弯，钻进小巷，改变路线，与文庙背道而驰，决定投奔燕王。军士把他带到司令部，朱棣立刻接见这个请求进谒的才子，他当然知道这位小个子文人是谁，在重臣方孝孺拒不合作、更不投降的情况下，能得到受知于太祖的解缙，也就相当满足。

“好好好，欢迎解学士弃暗投明，共襄义举。”

“愚臣来晚一步，早就应该过江迎接圣驾的！”

在他的牵线引荐之下，一批原惠文帝方面的二三流文臣，也纷纷表态，竭诚拥戴新主。据《明史》：“成祖大喜。明日荐胡靖，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

永乐是个有心机的皇帝，他知道自己师出无名，因此，必须要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兴师而来，是为惠文帝坏了太祖规矩，而替天行道的形象。这个解学士，偏偏是他老爹欣赏的，有其可资号召的作用。连忙给他安排工作，编纂他向太祖建议过的这套类书，也就等于昭示天下，他才具有这一脉相承的嫡传正统身份。

然而，他打心眼里对他有多少尊敬吗？才不。朱棣可不是傻子，若干天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实未尝有也。’成祖曰：‘尔以无为美耶？食其禄，任其事，当国家危急，宜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特恶夫诱建文坏祖法乱政者耳。’后贯迁中允，坐累，死狱中。临卒叹曰：‘吾愧王敬止（艮）矣！’”

解缙不作声，做惶恐状，装孙子。中国人多有演戏才能，而中国文人尤善于临场表演。大约从六月十二日晚7点，到十三日早7点，不足12个小时，解学士的两面表演，卑鄙得那么坦然自若，无耻得那么津津有味，可谓登峰造极矣！这180度的大转弯，连川剧的“变脸”也望尘莫及。这也应了明朝焦竑《玉堂丛话》中所说的，此君所信奉的“宁如有瑕玉，不作无瑕石”的人生哲学，180度的大转弯，不能不说此君的变化是如此之大。尽管如此，我也不想将“小人”这个字眼，加诸解缙头上。因为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无可非议；而且，他也没有拿别人当垫脚石或者当见面礼。

也许由于我一辈子，从来没好运碰上过这样一位“君子式”的小人，仅这个缘故，我佩服他不害人，小人小得“光棍”。

这个极有眼力、极善揣摩、极能体会、极能迎合的解学士，一夜之间，易主而事，成为永乐的首席宠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不讨厌马屁，尤其不讨厌文人拍马屁，我也不解何故？也许文人的马屁，讲究一点修辞方式，不至于肉麻得直起鸡皮疙瘩，能抚摸得主子更受用些吧？文人的马屁，而且是一个高层次文人的马屁，一定能按摩得主子通体舒泰、身心安逸的。所以，凡皇帝身边，无不豢养着一批御用文人。于是，朱棣马上给这位解学士派下来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这样极体面、极荣耀，也是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

据《明史》：“建文四年（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按永乐对解缙说：“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这大明王朝的第一任首辅，是从他这儿开始的，可见“春风得意马蹄疾”，解学士很快就又红得发紫了。

我在替非要活下来的解学士想：在他的精神世界之中，有一股足以支撑着他坚持的力量，说句不那么好听的话，也就是赌本，朱元璋的许诺和期待，是他的生命线。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情，总把自己契约于统治阶层，椎心泣血地维护其统治，而得到的结果，常常是被主人一脚踹开的一条讨嫌的狗而已。可在未被踹开之前，那尾巴还是摇得有板有眼的。

朱元璋在大庖西室，对他说的“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便成了终生发挥药效的兴奋剂。他为这铁券丹书式的圣谕不能死，他为政治投资、权力抱负、那飞黄腾达的梦也不能死。所以，我是不赞成那些“愤青”（包括年纪很大的“老愤青”），总是责备文人之真他妈的软骨头，总是责备我为文人（也为我自己）之苟且偷安辩，倡好死不如赖活说。尽管他们一再斥我混账，看我的文字，气不打一处来，我也只好抱歉。因为我也看透了这些逞嘴皮之勇的斗士，笑话别人软骨头，笑话别人贪生怕死，自己也并不实行“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政策，真到天塌那刻，头缩得比乌龟还快。

其实，骨头想硬何难，一挺脖子，刀光一闪，也就吹灯拔蜡；眼睛一闭，脑袋落地，也就万事皆去。这时候，还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可能吗？想到这一点，你就得设法多活一分是一分，多活一秒是一秒。时下那些甚嚣尘上、闹得沸沸扬扬、被私谥为“先知”“先觉”的几位学界名人，不也曾经是跪着求生的，口口声声“臣罪当诛兮”，享高官厚禄的革命者吗？

中国人不信上帝，但喜欢造神，这真是很奇怪的民族特性。包括知识界，也难能免俗。隔三差五，总是要捏两尊菩萨出来，自己磕头，还要别人跟着作揖，这种当代“封神榜”煞有介事的表演，实在够滑稽的。不过，这样也好，如果某公“反右”时一气之下跳楼身亡，会有后来仙风道骨的可能吗？如果某老在干校撞电线杆自杀，会有泣血稽颡的推崇者，在今天加诸其身的哀荣吗？

解缙明白这个道理，死了死了，一死也就什么都“了”，他不想“了”。和时下被追捧的学界大腕、思想先驱，当时不走林昭、张志新之路，是同样的聪明。

如果他马马虎虎，八九不离十，急流勇退，见好就收，安于此，老于此，解缙很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纪晓岚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解缙《文毅集》的简介，认为“缙才气放逸，下笔不能自休，当时有‘才子’之目”，他持相当肯定的态度。对于那些演义戏说之类，他认为：“迄今委巷流传其少年夙慧诸事，率多鄙诞不经。”***在延安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文中引用过的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就出自这位《永乐大典》总编纂的笔下。

如果才华横溢、聪明透顶的解缙，此生只当一个纯粹的“文人式”官僚，或者“官僚式”的文人：第一，不会死得那么早；第二，多活若干年的话，“庾信文章老更成”，其文学成就，也许不亚于欧阳修，没准后来者居上。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端起来总不撒手，而且喝起来总是没够的。于是，纵使满腹经纶、才高八斗的文人，只要玩政治，最后，无不被政治玩，这也是一个规律。

因此，文人搞政治，面对这杯苦酒，大致有三种饮法：

第一种，聪明一点的，浅尝辄止，见好便收，急流勇退，金盆洗手。

又一种，不那么聪明的，越喝越多，越饮越乱，不能自拔，无法收场。

再一种，觉得自己聪明，其实并不聪明的，进退失据，内外交困，搭上脑袋，血本无归。

解学士，大概属于三等，说不定还是等外的，一个成也政治败也政治的文人。因为文人玩政治，属于票友性质，最好浅尝辄止，当真不得，尤其不能上瘾。但是像他这样聪明、机智、有眼力、善应对的知识分子，要他绝缘政治、疏离官场、告别权力、熄灭欲望，是根本做不到的。表现欲、强出头欲、露一手欲、发出高分贝的声音欲，成为他的本性。一个太政治化的文人，还有心思坐得下来做学问吗？他那奇佳的胃口、奇精的脑袋，已经全身心地盘算着那个胖子朱高炽——大明王朝未来的第四任皇帝了。试想，朱元璋、朱允炆、朱棣，他都无一失手地周旋应付过来，有什么理由不从现在起，就进行期前投资呢？

此时，他还不到40岁，他以为来日方长，若是像欧阳修那样活得六十多岁，他认为自己很可能还要侍候第五位、第六位皇帝呢！可是，一肚子学问的解缙忘了，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牌桌上同样也没有常赢的赌客，他怎么可能永操胜券呢？

一个成功得太快速，成功得太意外，成功得令自己无法适应，令别人措手不及的幸运儿，就像在现代游乐场里，乘坐过山车那样，在上升、下降、反侧、旋转的高速运动中，必然会产生失重感、晕眩感、脑缺血的空白感、美尼尔征候的方向迷乱感，必然会把握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而瞬间失常的。这位成功人士，可以想象得知，在大成功面前，该是如何纵容自己、放肆自己了。他写过一首《庐山歌》，可以读出他的自恃和自信，同时，也读得出他的自大和自恋：

昔年拄玉杖，去看庐山峰。

远山如游龙，半入青天中。

四顾无人独青秀，五老与我同舂容。

手弄石上琴，目送天边鸿。

二仪自高下，吴楚分西东。

洪涛巨浪拍崖下，波光上与银河通。

吸涧玄猿弄晴影，长松舞鹤号天风。

天风吹我不能立，便欲起把十二青芙蓉。

弱流万里可飞越，因之献纳蓬莱宫。

羲娥倏忽遂成晚，往往梦里寻仙踪。

如今不知何人采此景，树下一老与我襟裾同。

披图题诗要相赠，气腾香露秋蒙蒙。

子归烦语谢五老，几时白酒再熟来相从。

他在诗中把自己摆在和庐山排排坐、吃果果相同的位置上，作为文学家是一种夸张，作为政治家则是一种狂妄。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个子虽矮，胆量却大的解学士，在政治轮盘赌中，确实具有赌运赌命的勇敢。他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遭遇过朱元璋、朱允炆、朱棣、朱高炽，凡祖孙三代共四位皇帝的文人，固然，一方面可以说他把这些皇帝给玩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无论你怎么精明，最后的结果还是皇帝把你给玩了，这也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文人遭遇皇帝的必然下场。接下来，解学士又将赌注下在朱高炽身上。可是，一肚子学问的解缙竟忘了，三国时期的杨修，怎么被曹操杀头的，不就是掺和到曹丕、曹植的继承游戏中去吗？封建社会中的皇位更迭，从来就是伴随着血雨腥风的难产过程。狗拿耗子，用得着你多管闲事吗？解缙自不量力地介入朱高炽和朱高煦的夺位之争，而且卷进如此之深，分明是在找死！

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缙。会大发兵讨安南，缙谏。不听。卒平之，置郡县。而太子既立，又时时失帝意。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缙又谏曰：“是启争也，不可。”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浸衰。（《明史》）

1410年（永乐八年），他又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太子而还。”应该聪明却是一位笨伯，应该灵敏却是一只呆鸟的解学士，在这第四场博弈中，连连败绩，现在又做出这等授人以柄的傻事，只好将身家性命统统搭进去了。“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帝震怒。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

好了，他的故事到此也告结束。

呜呼，解缙诗云“天风吹我不能立”，他要是有一点先见之明，预知最后冻死在雪堆里的命运，还会如此耽迷政治、热衷名利、酷嗜权力，到成瘾成癖的地步吗？不过，看时下一些同行，经营竞逐之积极，张罗奔走之忙碌，上下其手之努力，攀缘迎附之热烈，好像还很难说这位学士就肯消停下来的。

“十个文人，九个轻狂。”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

1415年（永乐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

明朝的牢，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牢；明代的刑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同时又是最残忍的刑法。当狱门打开，解缙透过来一丝光亮，见锦衣卫帅纪纲为他端过酒来，起初，他还真吓得有点魂不守舍，以为是一盏鸩酒。休看知识分子像死了的鸭子那样嘴硬，到了坎节上，腿一软，马上就反弹琵琶。“这，这，这……”他嗫嚅得都说不出一句整话。幸好，纪纲先啜了两口，以示无碍，然后告诉他，贺你啦，解学士，永乐爷说，想不到你仍旧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解缙怔住了。

这场面如果搬上京剧舞台，肯定会有下列对话：

“当真？”

“当真。”

“果然？”

“果然。”

喝着这位警察局长殷勤满上的酒，他不禁涌上当年洪武爷面谕的回忆：你这个小小的解缙，先回去读十年书，再来为官。于是，学士不禁忽发奇想，也许，应了万岁爷的话，难道，这是我长剑出匣、剖璞为玉的一天来临？总是容易往好里想，往有利的方面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伤，尤其统治者将他往死里整的时候，这种机会主义的自慰心理，麻醉得他刀架在脖子上，还感恩戴德。

如果在百分百必死的可能性中，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几率，可能不至于死，可能有存活下来的一丝生机，会全身心地扑过去，会构想出圆满，会幻化出美丽，会信以为真，会陶醉其中。呜呼，这位特聪明的才子啊！死到临头尚不觉，坐久了牢的那张苍白的脸，竟出现一丝潮红。

他一个劲儿地把喝罄的杯子，伸到纪纲手中的酒壶嘴边。“满上，满上！”

喝得醉意盎然的解缙，想起朱元璋的期以父子的恩荣，想起朱棣的不耻下问的宠遇，对着这位不知杀了多少人的近卫军头子，不禁满脸泪水，涕泗滂沱起来。他是喝足了烧酒，烂醉如泥，狱卒将其埋在雪堆里，将其生生冻死。这对皇帝来说，是有趣的死；这对文人而言，则是可怕的死。在这个缓慢的生命终结的过程中，解学士恐怕连一句打油诗也诌不出口了。

20世纪的60年代，我在东北森林中修过铁路，当过苦力，尝过零下数十度的寒冷，知道冷是什么滋味。据说，人在冻死的过程中，看到的已不是皑皑的雪，所有的积雪都化为熊熊的火焰，于是在无比的煦暖中，笑着走向死亡。

我想，解缙笑着死，那样子是相当难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