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二年，保定大旱，自春起就没下过一场雨，过冬的麦苗多是干枯了，春上的庄稼都种不下。农历四月十二日（公元1933年5月6日。这天是立夏）。南京政府的高参叶绍仪来保定视察灾民的赈济情况。谁也没有想到，十三日中午，叶高参竟然被定兴县的土匪刘鸣九绑架了。据当时的目击者讲，那天，叶高参一行十余人，由保定新城县长张宪诚几个政府官员陪同，先后巡视了新城县的两个救灾的“粥站”，叶高参训话完了，就到了中午进餐的时候，一行人由张宪诚带路，便去了新城县城中的“德胜饭庄”就餐。谁能想到呢，刘鸣九的土匪队伍事先得到了消息，已经埋伏在了饭庄四周。刚刚摆好了三桌子酒菜，叶高参未及举箸，刘鸣九的队伍就呼啦啦闯进来了。叶高参一行人措手不及，束手就缚，统统被捉走了。江湖上盛传，刘鸣九一向财迷转向见钱眼开。此次绑架了叶高参，刘鸣九更加高兴得昏了头，他认定叶高参是老天爷给他送来的一个大金票，便开出一百万银圆的票价，派喽啰把信儿送到了保定政府。信中通知保定政府，限期五天，掏钱领票，过时撕票不候。保定政府也真是，你们倒是先想办法救人啊！唉！他们先想的是踢皮球，就把消息电报了南京。其上报的理由：保定市连年财政赤字，拿不出这一百万银圆。若是派兵清剿，又唯恐逼急了刘鸣九，伤害到叶高参。投鼠忌器之间，请南京政府定夺此事。

消息便在南京传开，叶高参的家属登时急得塌了天，逼着政府出钱领票。事关重大，已经不单单是钱的问题了。一位国家政府高参，竟然被保定的几个蟊贼土匪绑架勒索了，政府当然要讨论讨论了。讨论了两天，与会者意见不一，有人就事论事，坚持救人当紧，应该满足土匪的要求，不能因此危及了叶高参等人的性命。有人则说，此事有伤国体。满足了土匪的条件，就是政府向蟊贼们低头示弱。绝对不能开这个先例。争来吵去，各抒己见，也没有讨论出个结果。人命关天呢，政府部门这是什么工作效率么？叶绍仪的家属如坐针毡，眼看着指望政府是不行了，就自家筹划票款，可一百万银圆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呀，一时筹措不齐，就又拖延了两天。好容易凑齐了数目，可还没等把钱送到保定呢，叶高参竟然被性急的刘鸣九撕票了，随行被绑走的十余人，也全部被杀害（其中还有新城县的县长张宪诚等几个地方官员）。叶绍仪的家人悲愤交加，就披麻戴孝到总统府告状，痛诉政府职能部门办事推诿，草菅人命。这件事引发了政府高层的震动，还有人引申发难，借机弹劾政府。有知情者披露，***雷霆震怒，破口大骂地方官员无能。很快，国民党驻保定的军队就接到了命令：彻底清剿保定境内所有的土匪。于是，一场对保定土匪大规模扫荡与清剿行动正式开始了。其实，保定的土匪猖獗，早已经引起了各界的不满，许多知名人士早就纷纷上书政府，要求政府全力剿匪。由此说，这次清剿势在必行。叶绍仪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

（《保定志》记载：叶绍义，男，1877年生于浙江余姚，1904年，中甲辰进士。曾在东北三省总督徐世昌处任职，任民国总理内阁参事。后为国民政府国防部高级参议。1933年5月，在保定被土匪刘鸣九绑架杀害。）

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扫荡与清剿，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三个月之久。起初，只有保定及周边的驻军参加，后来又介入了热河及察哈尔的部队。先后共有五万余国军参加了清剿行动。政府如此重拳出击，目的是想彻底铲除保定的匪患，以求一劳永逸之功效。这样一来，对各绺土匪的灭顶打击便可想而知，刘鸣九的土匪是此次剿匪的重中之重，清剿之初，即全部被歼。罪魁祸首刘鸣九被活捉（后押送到南京，被当即处决）。各绺土匪都遭重创，张才明的队伍，也如摧枯拉朽，损失将近十之八九。还有一些土匪绺子见势不妙，便顺风而降，被收编了。训诫之后，即编为保定保安团。如高阳县的土匪马焕胜，易县的土匪赵振江。这二人摇身一变，分别成了保定保安团三团与四团的团长。

各绺土匪在保定城内开办的店铺，全部被査封。张才明的生意当然也不例外。各绺土匪都痛心疾首，大骂刘鸣九瞎眼了，你绑架哪个不能呢？你敢绑架政府的高参？你还敢撕票儿？这不连累得大家都跟着倒霉嘛。得，你的小命儿也搭进去了。这岂不是鸡飞蛋打嘛！

负责清剿完县与满城土匪的军队，是国民党驻保定的祁国英所部。票儿在这次清剿中，真正认识了国家正规部队的作战能力。兵匪遭遇对阵，犹如秋风扫落叶，各绺土匪简直就不堪一击。两阵下来，票儿的队伍便与其他土匪绺子一样的结果，损失惨重。

祁国英是保定唐县东瀑水村人，保定军校毕业。他的部队是这次清剿中的主力。票儿败了两阵，眼见得不是对手，票儿就撤出了完县，向唐县曲阳一带游击。那天，票儿路过唐县，岳成久给票儿出谋划策，绑架祁国英的家人，借以威慑祁国英，使之投鼠忌器。此计若是成功，便有四两拨千斤之功效。票儿觉得岳成久说得有些道理，就派人去东瀑水村，绑架了祁国英的父亲祁臻兴，做了人质，当下派人捎信给祁国英，要他停止攻击，否则就杀掉祁臻兴。祁国英接到信后，并不为之所动，回信给票儿，除去缴械投降，别无他想。然后继续奋力追剿。那天，票儿的队伍被祁国英追得紧，便躲藏进了完县与唐山交界的柏山深处，就逼着祁臻兴写信给祁国英，迫使祁国英退兵。

祁臻兴听罢，却摇摇头，平静地说道：“票英雄啊，你既然绑了我，也就听凭你处置了。我儿子剿匪是国事，你杀我虽是私事，却也牵扯到了国事。便是有了些纠缠。虽然情势如此，两者仍是不可混淆呢，国事怎能以私事交易呢？老朽不好轻举妄动呢。这写信的事儿么，还是算了吧。”

票儿恼了，瞪眼骂道：“老匹夫，你真的不写？”

祁臻兴淡定一笑，坦然拒绝了：“票英雄，有道是，三军可夺帅，老匹夫却不可夺志。票英雄啊，杀剐存留，悉听尊便。这信嘛，老朽坚决不写！”票儿嘿嘿冷笑：“你果真不写？”

祁臻兴淡淡地说：“不写。”

票儿手下的喽啰们就急了，就要求票儿杀了祁臻兴。

祁臻兴神闲气定，闭上眼睛，一声不吭了。

山坡上的风十分柔和，轻轻款款地吹拂过来，弥漫着青草的气息。

票儿呆呆地看了祁臻兴好一刻，突然长叹了一声，对祁臻兴拱手道：“老人家，你刚刚说的也是道理啊！你走吧，票儿放你下山。”说罢，就让喽啰给祁臻兴松绑。

祁臻兴睁开眼睛，诧异地问道：“票英雄啊，你如此就放我走了，你这买卖岂不是赔了吗？”

票儿摆摆手，哈哈笑了：“老人家啊，你问得好啊！买卖嘛，总是有亏有盈的。票儿赔了这一回，或许还要赚下一回的。我票儿是不怕一回两回赔上本钱的。索性，我再送给老人家一匹马，只当再赔上一个人情。也好日后见面说话呢。”说罢，就让手下牵过一匹马来，亲自抉祁臻兴上马，下山。

票儿亲自把祁臻兴送到山口处，就一直呆呆地望着祁臻兴骑着马，沿着弯弯的山道，缓缓下山去了。

（《保定抗战纪事》记载：祁臻兴，男，1874年生，河北唐县东瀑水村人，光绪年间秀才，当地著名乡绅，抗战期间，任唐县抗日救国队宣传员，并组织了东瀑水村的抗日救亡队，自任队长。1939年夏天，日军包围了东瀑水村，祁臻兴被俘，被曰军拷打折磨，终不肯投降。竟与全村五十余口人，遭日军杀害。）

祁国英穷追猛打，票儿被追赶得落魄，干脆就带着队伍进了完县西部的深山里，继续与祁国英兜圈子。那一天，票儿带着队伍到了完县西北的南陈侯村。接连几天赶路，票儿就让队伍暂且歇脚打尖。祁国英接到了情报，就连夜奔袭了南陈侯村。票儿的队伍却事先得到消息跑了。只剩下了一个年轻的土匪，躲藏在草垛里，说是偷偷留下来投降的。祁国英亲自审讯了。

此人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自报家门是西井村的人，名字叫二小。他告诉祁国英，票儿的部队仍在周边活动。

祁国英疑心地问二小：“你是想投降，还是想干什么？”

二小苦脸说：“长官哎，你说我能干什么呢？土匪当不成了，想回家呢。”

祁国英见二小长得眉清目秀，言语老实厚道，心里就有了几分爱惜，训斥道：“你年纪轻轻的，就应该老实在家种地么。当土匪？不是好过的日子。捉住要杀头的。”

二小扑哧笑了：“长官呀，您说得好轻巧呢，我想种地，可地呢？家里哪儿有地呢？”

祁国英也笑了：“你这小子，口齿还真是伶俐呢。好吧，我就帮衬帮衬你。”他让副官拿来十块银圆，给了二小，嘱咐他做点儿小本生意，谋生度日，千万不要再当土匪了。嘱咐完了，就放二小走路了。

祁国英继续追剿票儿。那一天，他的部队驻到西井村，祁国英就想起了那个名叫二小的年轻人，他想见一见二小，看他回家之后干什么呢。可是东问西问，村里人都摇头不知，说村子里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人，长官是不是弄错了？

祁国英开始还有些纳闷儿：“怎么会没有这个人呢？我还给了他十块大洋呢。”继而，他心念一动，就恍然大悟了，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苦笑了，“上当了，上当了！西井村的二小？一个西字，一个二字，一个小字，不就是票字么？嘿嘿！这个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竟敢跑到我眼皮子底下来晃悠，还诳骗走了我十块大洋呢！”

这个名叫二小的，果然是票儿。票儿后来说，他那天冒险留下，就是想亲眼看看祁国英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后来跟喽啰们感慨地说过，他很佩服祁国英，这人言谈举止，都是一副做大事情的气派。如果他当时不是碍于自己的身份，是个正在被政府通缉的土匪首领，他或许会去跟着祁国英当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