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晨是我的大学同学。那时候我俩都是外省学生,又碰巧住一个宿舍,意识上便格外亲近一些。
大学时代是梦幻的时代,生命之花在那时候开得蓬蓬勃勃,恣意汪洋,绝没有想到蓬勃过后便是精疲力尽的萎谢。郝晨是我们中文系有数的几个女才子之一,大学二年级开始发表诗歌,间或也写散文,写小说,立志要超越舒婷。
记得那时候郝晨梳两个沉甸甸的“刷锅把儿”,额前光溜溜不留一根发丝。那时候我们全班女生几乎都梳这种发式,不同的是有人喜欢用发夹把刘海稍微卷一卷,看上去略略有点洋味。涂脂抹粉或者穿红戴绿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追求,相比之下我现在倒变得堕落起来了。郝晨甚至在夏天也不爱穿裙子,上面一件碎花的确良短袖褂,下面一件浅灰的确良裤子,略带喇叭口,算是时髦样式。她身材扁平而且虚胖,脖子有点短,肩膀又稍稍往前倾,整个人看上去便显得软绵绵的像一块发糕,叫人不由自主地跟着她陷进一种幻想和温情之中,从而失去行动的激情和勇气。实在说,不论从身材从长相来看,郝晨都属于那种极普通的、很难引起男人兴趣的女孩子。她的聪慧灵秀在她的血液里,而血液的成色是很难被人知道的。
郝晨又因为会看手相,在班上有“魔女”之称。我至今不能明白她是真有一点“手相学”的功底呢,还是凭借她对人生的一种悟解,一种分析?聪明的女孩子总是善于察言观色、声东击西,从而达到自己目的的,你只要在郝晨替人看手相时,注意她那双聚精会神盯住对方的眼睛,便可以知道她多少玩弄了一些心理学的把戏。可恨的是郝晨对此秘而不宣,再三声明说:“我不能说穿,说穿了便很无聊。不就是大家玩玩吗?”然而有一次走在路上,她用一种忧伤的语调告诉我:“我看了这么多同学,没有一个是完完全全令人满意的。飞黄腾达的有,发财致富的有,长命百岁的有,却没有一个人能达到那样一种生命的极至——那种生命力的无忧无虑的张扬,自由自在的张扬。没有。所有的生命都是暗淡无光,勉为其难。”我问她,我将来会怎么样,幸福还是不幸福?她就说,小康而已吧。说得我心里一沉。
那时候,历史系的一位男同学已经快要成为我的男朋友了,就因为郝晨这句话,我下了决心不再跟他来往。我毕竟年轻,对未来怀有憧憬,不甘心仅仅“小康而已”。
大学毕业,我留北京,她被分到省城。也是巧得不能再巧,我后来的男朋友也被分到那个省城去了。我和男友商量了一下,迅速地结婚,办调动,一年以后我跟着到了这个省城。我在报社,郝晨在一家文学刊物,各得其所,还算满意。我丈夫是学外语的,一到省外办,很快就成了那儿的头牌翻译,省里各部门头头们出访都喜欢带着他去,三、五回一来,家里就置办齐了彩电冰箱音响,地地道道是一个小康人家,恰恰应了郝晨的那句话。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行”,由此我意识到命运的可怕,你左闪右逃,终是逃不过一个劫数。
郝晨那一年二十八岁。细细看,可以发现她眼角有不少皱纹了。身材依旧是那样绵软扁平,没有起伏更没有激情,像是匍伏在海难的一丘沙堆,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文学家的梦早已不做,因为发表出来的诗歌散文从未激起过反响,到手的唯有十几、二十块稿费而已。时代变化得很快,正如报纸上所说:“文学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人们被五花八门的商品刺激得发疯,只有鲜血和性爱才能稍稍转移一下他们的兴趣。郝晨如果仍然幻想着做一个忧郁的拜伦,自然是一个不识时务的笨蛋。好在她不笨,意识到写不出名堂的时候她干脆就不写了,有这份精神不如听听流行歌曲更舒服。
女人总是这样:她的才智和她的容貌不能成正比。男人们又大都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生物,他们拥抱女人肉体的时候,所有的感觉都只在那个芳香滑嫩的肌肤带给他的颤抖和愉悦,他们大口地喘息,用以驱散肉与肉接触时的短暂晕眩,而这时候他们毫无例外地把灵魂忘却在一旁,从来不对灵魂问一声它的需要。对于他们来说,灵魂仅仅是肉体的附庸,肉体满足和疲倦之后,需要静养生息的时候,灵魂才会被拎出来放在显要地位。正因为如此,女人的脑袋要比脸蛋和身材次要很多,她们首先要赢得男人肉体的欢心,然后才轮到男人灵魂对她们的欢迎。
毫无疑问,郝晨缺少了女人的首要优势,大学时代她雄心勃勃对我说:“宁肯不嫁,绝不迁就。”她说这话的时候信心百倍。我也觉得她完全有理由这样充满信心。然而到了我在省城和她相聚的时候,她不再说这样的大话。她给人看手相的时候脸上多了一层鬼气,阴森森地叫人不免发冷。闲着无事她就给我打电话,东一句西一句扯得不着边际,似乎只为自己听听自己的声音。有一次我到她那里去还几本书的时候,竟然发现她养了一纸盒蚕!那白嫩无骨的东西在千孔百疮的桑叶间缓缓蠕动,看得我头皮发炸。她不在乎,伸手捞出一条放在脸上让它爬,告诉我说,冰凉的,痒丝丝的,好舒服。我不由自主捂住脸退出好远。
我想,郝晨该嫁人了,该有个家让她忙忙了。
聪明的郝晨,她不等人点穿,自己就明白了自己该做的事。她以迅雷闪电的速度选择妥了一位男朋友,随即便宣布结婚。她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寡不敌众。”还有一句是:“难逃劫数。”我能够想象出来她当时那种无奈的心情。婚姻本来也可以说是一种责任,郝晨是一心一意要想躲开它的,她毫无必要把自己的肉体交给一个并不欣赏和需要她的人,她宁可让肉体自生自灭,而让灵魂保持傲然。但是她最终没有能逃避责任。这是郝晨和我们这一代所有人的悲剧。
郝晨的丈夫我是后来才见到的,乍见之下我怀疑他谎报了年龄,不是三十岁,而是四十或者更多。他老家在淮北农村,属于那种用功读书、一心一意要逃离农民的命运、极其自卑而又自尊的聪明人。他大学毕业即留校任教,勤勤恳恳,小心谨慎,不断地在心里计较点点滴滴的小事,而又在面子上故意表现出不在乎。他待人接物分外客套,竭尽礼数,但是你从他周到的礼数背后分明感觉到一种生分,一种格格不入的距离。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郝晨丈夫留下来的强烈印象。我以为他和郝晨差不多属于同一种性格:内向而且敏感。我向来认为灵魂是会互相模仿的,夫妻之间尤其这样,由模仿灵魂开始,一直到模仿面容和体型。而郝晨和她丈夫不需要模仿,他们之间有一种本质上的相似。
那时候我们大家结婚的仪式都很简单:稍微置几样衣物用具,单位里一人发一袋喜糖,算是宣布新生活开始。郝晨和她丈夫在省城都没有父母更没有亲戚什么的,烦琐仪式自然一概免除。郝晨丈夫的学校算是不错,给他们腾出来一间房子,大概有八、九个平方吧,这就是他们的新房。房间里有一张双人木板床,床架子已经朽烂不堪;有一张学生课桌;两张方凳;一个小书架。都是从学校借来的用物,租金很少,属于他们自己的是两只大木箱,放被褥衣服用;两只纸板箱,放书。四只箱子几乎摞到房顶,要从其中取出任何一样东西都很困难。煤油炉和少量的炊具放在门外走廊里。那条走廊至少放了有十只煤油或者煤球炉,夏天走进去如同进了蒸笼,热浪滚滚,异味扑鼻。
郝晨结婚前的那几天,恰逢我丈夫出国,她什么理由也不说就住到我家来了。有时候我晚上加班赶新闻稿,她便独自蜷缩在沙发里看电视,从少儿节目一直看到明日节目预告。她孤独地把“无聊”二字写满在脸上,而执意不对我抱怨任何失望。有一次我安慰她,用“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这条相当陈旧的名言。话说出来我醒悟到我犯了一个错误,人的失望有时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向,而仅仅是弥漫在情绪中的一层灰雾。甚至死亡也比这样的时刻轻松很多,因为死亡毕竟标志着“告一段落”,人生的帷幕可以就此关闭。失望可就不一样了,它是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在躯体中的毒素,使躯体丧失激情和欲望,变成一堆冰冷的腐肉。
新婚之夜她借口要洗澡,在我家里一直捱到十点多钟。我明白她实际上在做一种逃避。她懂得人生的责任却又想回避责任,这就是郝晨的巨大矛盾所在。她在生活里始终处在两难之中,她自由和幻想的灵魂与她庸俗无光的肉体的不相吻合,注定了她要面对悲剧的一生。
婚后有一段时间,郝晨的生活正常。他们基本上过的是寄宿生活;吃饭进教工食堂,洗澡进学生浴室,打开水不须付钱。令郝晨苦恼不堪的倒是厕所,全楼唯一的女厕所在二楼,郝晨需要一天数次急不可耐地爬上爬下。晚上其实可以在房间里使用便盆,然而第二天清早在众目睽睽之下端了便盆去洗涮,却是郝晨无论如何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最捉狭的是郝晨肠胃功能本来不好,吃食堂大锅饭又没法杜绝食物污染,郝晨三天两头要拉肚子。夹紧了屁股一溜小跑,表面上还要装出无事般轻松,那样一种窘迫和难堪简直是不堪回首。有一次郝晨跟我说到这事的时候,哈哈地笑出了眼泪。
她接着就以平淡的口吻说到她丈夫的无可指摘。他对她温和谦让,且带有莫名其妙的负疚感。他自己万分俭省,却懂得爱惜和宝贝她,食堂打回来的饭菜里哪怕有一丁瘦肉,这一丁肉肯定要挑出来送到郝晨碗里。他在性生活上很有节制,一星期两次,星期三和星期六,特殊情况例外。他不像很多丈夫那样把妻子当艺术品或者玩意儿,翻来覆去地欣赏和摆弄,他只在黑暗中行事,直截了当,干脆利落。顺便说一句,他还不喜欢亲吻,尤其是那种吮吸式的亲吻。
我想我能够理解郝晨这种平淡的满足。希望太大的时候才容易失望,而郝晨一开始就没有对婚姻寄予希望,所以微弱的和谐就能使她平静异常。那个身为大学教师的男人没有往她扁平绵软的躯体中注入激情,双方都在温和地生活。我暂且可以把这种温和理解为双方在履行一种责任。他们是在竭尽全力地克制某种情绪,也就是人类称之为“厌倦”的那种玩意儿。
蜜月过完之后,从淮北农村传来了郝晨丈夫家族的指示:他年过八旬的祖母已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发愿要见到第四代的重孙才肯闭眼。家人催促小两口尽快生育。
郝晨哭笑不得。生孩子又不是变戏法,哪能说有就有。再说她已经尝够了这种匆忙。婚姻是匆忙的,生孩子如果又是匆忙,人生未免过得太没有意思。她干吗要这样心急火燎追赶什么似的往前走?难道她已经是一个癌症患者,不久于人世了吗?可她还不到三十岁,她身心健康,希望并没有全部泯灭。
那一夜她丈夫却哭了。他哭着告诉她农村家族中对于繁衍后代的重视,哭着告诉她祖母从前怎样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他如今可以报答祖母的只有这样一个形式,也是祖母最感欣慰的一种形式:给她生个重孙子。他要让她死无遗憾,让她面带微笑长眠于九泉。
他哭到最后长跪于郝晨眼前,像个仓惶无助的可怜的孩子。在那一瞬间里他用自己男子汉的全部尊严唤起了郝晨的怜悯和同情。郝晨奇怪地发现自己的双腿在微微哆嗦,她心中流淌着悲剧式的崇高的情感,类似于大学时代观看古希腊悲剧的感受。
郝晨丈夫欣喜若狂。他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把郝晨抱上床去,拉灭电灯,开始专心致志履行他的责任。在这个走进高等学府的农民儿子的意识里,郝晨的身体几乎是一块有待开垦的肥沃的土地,他置身于土地之中便获得占有的满足,他被阳光和泥土的气味弄得心醉神迷。他拿起锄头得心应手,轻若草棍。他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播种是多么自由自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原始道理自始至终鼓舞他的斗志。
郝晨不久就怀孕了。初期的反应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她非但不能吃饭喝水,连楼道里飘进来的油烟味儿也能引起她呕吐不止。她手脚抽搐,面无人色,因严重脱水而导至昏迷,不得已送进医院去吊糖水。在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她勉强能吃一些水果和清淡的饭菜,而呕吐的感觉始终在追踪她,纠缠她,彻底挤走了她因怀孕带来的即将做母亲的幸福。难受得很的时候她孤零零躺在床上,悲哀地想,这就是女人的命运,无论她多么心高气傲,多么千娇百媚,一样的要替男人承受痛苦,要用自由去换取另一个生命的存在。
郝晨丈夫尽他可能地照顾她,劝说她吃下去一点东西。甚至在她作呕难受的时候,他也会俯身在床前,替她揉抚心口,说几句好听的话。然而在心底里,他没有把郝晨的痛苦太当一回事。他从小在农村看多了女人生孩子的轻轻松松,总觉得知识女性就是麻烦,不能吃苦,夸大病痛。
后来有一次郝晨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告诉我说,她那时很清楚她丈夫心里想的什么,像她丈夫这样的人,完全是一种“经验型”的人,他们纯粹凭以往的经历行事,绝不能去理解和体会一些特殊的过程,在他们眼里,女人的肉体大概都是一模一样,她们的灵魂和感觉也应该是一模一样。他们这种人注定了不能享受伟大的独特的爱情,因为所有的菜肴吃在他们嘴里都是一个味儿。
郝晨对他丈夫的评价客观公正,不带偏见,几乎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一个女人能对别人如此冷静地解剖她丈夫的弱点,说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神秘没有迷恋,她退出了历史和现实的圈子,站在一个遥远的角落里凝望和审视他,把他前前后后看得一清二楚。
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郝晨没有过错,她竭尽所能对婚姻家庭付出了责任,余下来的就不是她的愿望所能做到的。事物的发展往往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善良的动机也许会导致罪恶的后果,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说起来一个家庭的变故简直就微乎其微了。
郝晨分娩的时候倒没有遭受太大的痛苦,据说晚上十点钟开始阵痛,急急忙忙用自行车推到医院,十二点不到婴儿就落地了。是个男孩。整个过程简短得令人吃惊,跟她漫长痛苦的怀孕阶段恰成反比,郝晨丈夫或许该在心里惊叹知识女性的反复无常了。我想,除了郝晨身躯扁平、骨盆宽大之外,婴儿的瘦小也是有利因素之一,婴儿生下来只有五斤六两。
婴儿是个男孩,这个消息在郝晨丈夫心里引起的欢乐大概无比巨大,无法形容。我第二天到医院去看郝晨,她丈夫死活要拖我到婴儿室去,苦苦哀求值班小护士把他儿子抱出来让他看一眼,被小护士尖酸刻薄地嘲笑了几句。他毫不气恼,也毫不掩饰他的得意和急切。我甚至觉得他这一切是故意做出来给我看的,他那种压抑在心里的自卑感使他把生儿子也看作成功,看作不寻常。
那一天郝晨精神很好。她说她吃了从怀孕以来最香最美味的一顿面条。她从来不知道猪肝面条会有这么鲜美。她倚在床上,面色红润,喋喋不休,显出从未有过的兴奋。忽然她问我有没有看到她的儿子?我说没有,护士不让看。她叹口气,向我抱怨孩子长得太小,简直就不给她面子。又说,他浑身通红,软不拉叽,像个小老鼠,丑陋无比。她还说她原本希望是个女孩的,男孩属于她丈夫,只有女孩才能属于她。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显露出一种深深的失望。我忽然想起哪本书里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一对夫妇十分相亲相爱,那么丈夫会盼望有个女孩,妻子则盼望有个男孩,因为丈夫想从女儿身上看到妻子形象的延续,妻子又想从儿子身上看到丈夫形象的延续。我记得那是一本外国小说,只有外国人才会这么浪漫。外国人总是比我们会享受生活,享受情爱。
我们说着话的时候,郝晨的婆婆拎了一罐鸡汤进来了,郝晨婆婆昨天才从乡下赶来,帮忙照料媳妇和孙子。老太太看上去六十多岁,身材矮胖,一只眼睛有点斜视,穿一套浅灰的确凉裤褂,倒是干净利落,和和气气的样子。她见我在郝晨旁边,忙忙地用饭盆倒出一碗鸡汤,死活要我喝下去。鸡汤飘着薄薄一层油花儿,味道极正统,大约是乡下带来的本地鸡熬出来的,然而我总觉得老太太跟她儿子一样,对人客气得过分,生怕怠慢了别人而让别人看不起似的,并不是出于内心的真诚。
五天之后郝晨带了儿子出院回家。如何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安顿下老少四口,顿时成了严重问题。婴儿需要单独睡一张小床,这是无可置疑的。剩下来的空间甚至连转身都极困难。郝晨丈夫把他的目光在每个人身上转了一圈之后,明白了这小屋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他应该主动退出,把双人床让给郝晨和他的母亲。当下他挟了薄薄一床被子到系办公室去,准备在长沙发上坚持长期“游击战”。所好他们是住校,他还有办公室这么个退路,否则要在楼道里安营扎寨,处境当更加悲惨。
那个晚上据说极其漫长难熬。郝晨婆婆和衣裹了一床毛毯睡在床外边,便于随时照顾婴儿。郝晨盖了仅有的一床厚被子睡在床里边。郝晨怎么也不能接受跟陌生的婆婆同床而眠这个事实,她十分紧张又十分别扭,不敢翻身更不敢舒展腿脚,总觉得婆婆的呼吸声粗重而且怪异,充塞了她的耳膜,故意在制造着一种压迫和沉重,郝晨婆婆同样如此,她跟媳妇睡在一起过分小心翼翼,生怕妨碍了媳妇让她厌恶,便只肯将大半个身子搁在床上,另外半边身子悬置在床边,一动不动,直弄得腰酸背疼,疲累不就这样,舒适的睡眠反倒成了受罪,成了婆媳间毅力和忍耐力的较量,痛苦而且残酷。婴儿酣睡着一夜未醒,两个女人在天亮的时候都是面容浮肿,双眼通红,忍不住地哈欠连天。
婆婆说,孩子他妈,我夜里怕是打呼噜了,让你睡不好。郝晨就说,妈,我向来睡觉不老实,爱翻身,吵得你睡不实在。
两个人苍白了面容对望着,都知道对方说的不是实话,又都在想,第一夜怕是不习惯,慢慢会好的。
没想到第二夜仍然如此:一个直挺挺将半个身子挂在床边,另一个蜷缩了腿脚一动不动。她们因失眠而烦躁恼火,心跳加剧,头疼欲裂,口干舌燥。郝晨耳听得婆婆起来喝了两次水,她侧身向里,只装不知道。
郝晨因为是产妇,身子虚弱,连续失眠的恶果很快就显出来了:她下身突然出血增多,奶水变得稀薄以至吮不出来,额角似乎也有点发烫。孩子因为不能果腹哇哇啼哭,却顽固地拒绝去吮吸橡皮奶嘴,因此没法用牛奶来填补空白。孩子一哭,郝晨跟着也哭,婆婆在旁边就不由自主红了眼圈,弄出一屋子的凄惨。郝晨丈夫堂堂一个男子汉,碰到这情景真是左右为难伤透了脑筋。
婆婆到底是心疼儿孙的人,想想这事怪不得媳妇也怪不得自己,只是长此以往不是个事情,就自己盘算着怎么解决。下午她独自上菜场买鱼买蛋的时候,居然打听到了附近有家浴室,白天供人洗澡,夜里供人住宿,宿费极贱,只一块五一夜。婆婆当即爽爽快快订下个铺位。一个月虽说要多花四、五十块钱,落得个大家安乐还是合算的。于是婆婆搬到浴室,丈夫又从办公室搬回家来,皆大欢喜。老太太在浴室睡的是帆布躺椅,且枕头处说不出来的龌龊味儿,亏得她是农村出身,平常家里养猪养鸡闻惯了异味,并不十分在乎。
郝晨本来自由自在一个多情才女,来来往往无牵无挂,如今冷不丁地一年当中添了如许人口,成了一个上有老人、下有孩子的地道主妇,想起来光景一定有些尴尬。小两口一个月工资奖金不足两百,添了孩子便凭空添出许多开支,加上柴米油盐诸多杂事,不去精心筹划恐怕难以应付(写到这里我不免踌躇为难:啰啰嗦嗦细数这些家常小事未免琐碎无聊,而组成郝晨人生内容的又不外乎这些日常场景,我要写出郝晨悲剧式的逃遁就不能不写出这些,否则我奉献给读者的就不是一个真实的郝晨)。
说到命运,我倒觉得这老头儿一般来说还算公平,它往往会在你吃够苦头的时候也给你吃点甜头,否则就不好理解中国十几亿人口为什么都还勉强地活着。活着毕竟是因为感到还有乐趣,还有希望。比如郝晨吧,儿子刚刚满月,丈夫那儿就报来喜讯,系里选派他去联邦德国进修一年,要他立即开始强化外语,两个月后动身。
出国一年对于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意味着什么,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郝晨被这个喜讯刺激得又是三天三夜睡不好觉。从生孩子之后,她差不多已经患上了神经衰弱症,稍有心事便不能入睡。黑暗中她大睁了双眼躺在丈夫旁边,一点一滴地盘算该给丈夫带上些什么,再让他带回些什么。她希望用最小的芝麻去换取最大的西瓜。然后她就苦笑,涩涩地想,什么时候她已经变得这么市侩气十足,庸俗和肮脏得不可救药。
当初出院的时候,妇产科医生曾叮嘱郝晨三个月内不可以进行房事。因了丈夫即将出国,郝晨可怜他一年当中尝不到荤腥,便在不多的日子里主动提出来满他的需要。她一次又一次温柔地迎合他,鼓舞和激励他的成功,夫妻生活倒比生育之前热烈了许多。就连那小小的婴儿,也仿佛是窥察到母亲的良苦用心似的,在父母如胶似漆的纠缠中,瞪着一双星星般闪亮的眼睛,一声不响躺在小床上吮着拳头。
而后在一个睛朗的星期天的清晨,幸福的父母带儿子坐长途汽车去淮北乡下省亲,因为年迈的曾祖母已经生命垂危。
曾祖母躺在紫花布缝制的厚棉被里,骨瘦如柴,白发蓬乱,散发出垂死老人特有的脏味。郝晨丈夫恭恭敬敬在床头,双手托起婴儿送到老人枕边。老人脸上绽开一个笑容,努力伸出一只鸡爪样的瘦手,上上下下抚摸婴儿的头、耳朵、胳膊和脚,嘴里不停地颤声呼叫“我的重孙儿,我的心肝肉肉!”然后她摸索着伸手到枕头底下,掏出她攒积了一辈子的用破布包着的一堆角票,放在婴儿柔嫩的臂弯里:“拿着吧,拿着吧,太太给你买糖吃,重孙儿,心肝肉肉!”
郝晨目睹这样一个凄凉和温情的见面,忍不住泪水涟涟。她在心里想,丈夫是对的,他应该让老人满足一个最后的愿望,否则就是自私和残忍。
第二天他们又坐汽车回了省城。
第三天晚上曾祖母去世。据说死时面色安详,毫无痛苦挣扎。
两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这期间郝晨没有给我来过电话。我想她又要奶孩子,又要给丈夫准备行装礼品,夜晚还要勤勤恳恳尽妻子义务,一定忙得够呛。联邦德国是个寒冷的国家,冬天出门需要又体面又保暖的衣服,至少是一件羽绒滑雪衫。一年时间算是很长,出席一些必要的社交场合是避免不了的事情,这就需要一套上好西装,几条可以搭配调换的领带。据说外国人每天要换衬衣,那么五六件新衬衫总是要买的。此外还有鞋,还有箱子,包、袜子、毛衣,等等等等。我仅仅坐在家里替郝晨一盘算,就觉得事情既琐碎又耗资庞大,对于一贫如洗的郝晨夫妇来说,恐怕伤透了脑筋。未来的收获当然一定丰厚,而眼前的投资要算得上一个难关。有一次我主动给郝晨挂去一个电话,问她需不需要外援?因为我手头多少有点积蓄,可以为她提供无息贷款。她在电话里想了一会儿,叹口气说,算了,借别人钱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是自己的好朋友。她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还是得过且过,将就着上路吧。
放下电话,我愣了半天,心里想:换了我,我一定也会像她一样拒绝帮助。知识分子就这个脾气:死要面子。人世间多少悲剧就因这“面子”二字而生!
然而在钱财之外的事情上,她还是愿意找我帮忙的。比如不久之后她突然到报社找我,说她丈夫后天就走了,先坐飞机到北京,从北京换乘国际航班到法兰克福。她问我能不能找到一辆轿车送他丈夫到机场,因为东西太多,她自己还要抱着孩子。我说当然可以,我当了两年记者,交友甚多,弄辆车子绝对不成问题。实在不行我还能找丈夫帮忙,他们外事单位有的是汽车。
她因为难题得到解决而松弛下来,脸上现出一个笑容。那天天气很冷,她身上的中式棉袄和碎花罩衣还是大学时代留下来的古董,看上去陈旧板硬。她的头发起码还是半年之前烫过的,如今半长不短,既不蓬松弯曲又不平滑柔顺,左一络右一络往外翻翘着,杂乱无章。脸上皱纹倒不见增多,皮肤却发黄发亮,给人些许浮肿的感觉。她站在那里,整个人看上去松松垮垮,毫无神采,不像一个刚生了儿子,如今丈夫又要出国的幸福而自豪的少妇。
她解释说,她根本没时间修饰打扮,一丁点儿时间也没有。结婚的时候倒是买过一件太空棉滑雪衫,可她现在能穿得出好来吗?奶渍、尿渍弄得一身都是,白糟踏了好东西。就这么旧衣烂衫混混算了。她还说,你不懂,女人一生了孩子,对自己的形象就看得淡了,都是这个样子。男人到了这个时候呢,同样懒得去注意老婆的脸蛋和体态,夜里有个女人身子就行。我听了就笑,觉得这话实在不应该出自于从前的女诗人之口。她很严肃地说,你现在不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会相信的,除非你一辈子不要小孩。
那天我们站在报社的停车场上说话,风相当冷,我们脸青鼻红,一副缩头缩脑愁苦不堪的样子。人们从旁边急匆匆来回走过,他们大概谁也不会认为郝晨是我的同学,是我曾经崇拜的诗人,全系乃至全校出名的才女。岁月这样一点一点把我们的才情和锐气消磨殆尽了,我想我应该从郝晨身上看到自己的结局,她仅仅是比我快一点走完了这个过程而已。
汽车最后是从一家建筑装璜公司借到的,连同司机一起。我曾为这公司写过一篇纯属吹捧性质的报道,公司经理感谢至极,再三再四属咐我,有事情尽管来找他。我想,借部车子对他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事,他在电话里甚至为我没有找他办更大的事而略感遗憾。于是我知道了我跟他的交往只能到此为止。当对方过于热情洋溢的时候,我的习惯总是后退一步,这是女人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
第三天早上,司机在指定时间内把汽车开到报社门口接我。我又带上车子直开进大学校园内郝晨的宿舍。郝晨丈夫和他母亲已经把大小皮箱拎到楼门口等着,郝晨则抱着她三个月的儿子站在楼内避风的地方。那孩子浑身上下用小棉被包得严严实实,看上去无比臃肿无比沉重。
我对郝晨说,这部小皇冠恐怕塞不下这么多人和东西。她回答说就她带儿子去送,她妈不去。说话的功夫郝晨丈夫已经协助司机把行李装好,又跑回去对他妈小声说着什么。老太太满脸带笑,替儿子把衣服拽了又拽,弄得平平整整,然后就挥手叫他上车。于是我坐在前排司机旁边,郝晨和丈夫儿子在后排和行李挤在一起。一路上孩子啼哭不止,我想大概是因为车内有暖气,孩子包在棉被里闷热难受的缘故。
机场不算很远,二十分钟车子就到了。办理登机手续的队伍排得很长,我自告奋勇看守行李,郝晨丈夫就规规矩矩排在队伍末尾。郝晨抱了孩子紧靠队伍站着。队伍每移动一步,郝晨也跟着移动一步,像是本来就属于队伍中的一员。两个人的目光都盯着别处,互相之间一句话不说,跟他们前面那对头靠头嘀咕不停的年轻夫妇恰成对比。我想他们心里或许都有点难受,沉默反比千言万语有更多的内容。
终于一切手续办理完毕,行李也托运掉了,郝晨跟她丈夫要在入口检查处告别。装扮一新而总脱不尽土味的大学教师在最后一瞬间显得忸怩不安,他四处环顾,犹豫再三之后,扒开郝晨怀里婴儿的包被,在儿子嫩嫩的脸蛋上亲了一口,又伸手在包被下面捏一捏郝晨的手指,然后抬头对我一笑,就转身跨进检查间去,很快消失不见。
我清清楚楚听见郝晨如释重负地叹一口气。这一声叹气我吃惊,仿佛刚才走掉的不是她丈夫,不是去令人羡艳地出国进修,而是她好不容易打发走了一个令人烦恼的家伙。
坐上汽车以后,在发动机的轰隆声里,她尽量摆平了身体,又一次明白无误地说:“我知道你觉得不好理解,可我确实感觉到轻松。我有了一种随心所欲对待生活的愿望。不管怎么说,婚姻总叫人掂出它的沉重,我想我下意识里是在时时刻刻准备逃避它。我越是迁就它得厉害,就离它越远。”她把婴儿襁褓竖起来靠在胸前,目光越过襁褓的尖顶望住我:“明白吗?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妥协,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逃避。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生活。”
郝晨的产假已经到此结束,她仍旧回到那家编辑部上班。郝晨婆婆在家带她的孙子。编辑部离学校很远,中午不可能回家休息,在这漫长的白天里婴儿便不可能吮吸到妈妈的奶汁。郝晨极有耐心地教婆婆怎样蒸煮奶瓶,怎样冲调奶粉,怎样往奶粉里添加各种各样营养剂。开始婴儿对橡皮奶嘴极为敏感,用舌头往外顶,憋气憋得满脸通红,脑袋甩成一个拨浪鼓,然后就没命地、放肆地大哭,直哭得嘴唇发紫。郝晨婆婆舍不得孙儿如此遭罪,暗地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晚上等郝晨回来就恳求她不要上班,请假请到儿子断奶再说。郝晨抱过儿子就解胸前的钮扣,别的不说,只一句话:“请假要扣工资,一家人吃什么用什么?”郝晨婆婆无言以答,望着孙儿满头大汗拼命吸奶的样子又一次掉泪。
不久孩子开始拉稀,吃药看医生都不见好。郝晨怀疑是婆婆用了不洁的奶瓶奶嘴。暗暗观察了两天之后,看到婆婆一切操作十分认真仔细,合乎规范,又排除了这一疑点。有天晚上她整理墙上搁板,才发现毛病出在鱼肝油上,一瓶鱼肝油买回来不过几天,婆婆已经将它用去半瓶!郝晨尽量抑制心里的恼火,把瓶子拿到婆婆面前,指出这个严重的错误,声音温和而份量很足地说:“要不是发现得早,你会把宝宝吃死的。”郝晨婆婆一头大汗,嗫嚅着向媳妇解释,她想着是好东西就该多吃,吃得多宝宝长得快。郝晨哭笑不得,大声说一句:“你这是拔苗助长!”可怜老太听不懂这句话,以为媳妇发了大脾气,心里就哽哽地很不受用。以后老太太再用这些鱼肝油啦,钙粉啦,维生素葡萄糖奶粉啦等等,心里就不免犯愁:多点不行,少点也不行,这可怎么是好?心里想着手里就不免哆嗦,日子长了竟落下个双手哆嗦的毛病,给孙儿喂奶的时候抓着奶瓶左摇右晃,喷出来的热奶糊得孙儿满嘴满脸。
孩子长起来吹气般的快,五、六个月的时候已经有十四、五斤,且从小不乖,除了睡觉,就要人整天抱在手里,一放到床上便啼哭不止。老太太已经六十多岁,虽说身子硬朗,从早到晚抱这么重一个娃娃也不容易,一天下来总是腰酸背疼,身子散了架似的,吃饭都不觉滋味,中午一顿饭,郝晨总关照她到食堂去买了吃,拣好的买。好太太抱着孩子走不动那么远的路,有时候早上剩的馒头用开水泡泡吃,有时候一袋方便面,也有时候什么都不吃,就这么饿着。老太太好强,从不在郝晨面前说这些,诗人气质的郝晨一向生活上马虎,居然也就没发现婆婆的中饭问题。不过她注意到了婆婆的精神不如从前,带她到医院检查过一次,只查出来高血压,是老毛病,别的一切正常。郝晨心里很烦恼:又查不出病来,又明显感觉到婆婆的衰弱,长此以往,丈夫回来可怎么交待?郝晨就豁出钱去买些营养品给婆婆吃。农村出身的婆婆怎舍得在自己身上如此花费?免不了要说媳妇几句。郝晨好心没好报,一肚子委屈无处可说。
有一次郝晨的大姑子到省城来看母亲,老太太语言中露出一点吃不消的意思,大姑子大怒,骂郝晨拿她母亲当牛作马,不当人看。又说她母亲硬硬朗朗来,半年多不见怎么就老成这个样?郝晨究竟给她受了多少气?郝晨抱了孩子在一旁沉默不语,倒是她婆婆反过来为媳妇说话,怪女儿不该在大学宿舍里撒泼,丢儿子媳妇的脸。大姑子越发的气恼,当即就要收拾行李带母亲回去。老太太当然死活不肯,急得差点要跟女儿打架。大姑子跺脚表示再不问她们的事,摔门就走了。
当天夜里,郝晨搂着儿子一夜无眠。依她的脾性,她该憋一口气打发婆婆回去才是,省得老家人以为做媳妇的有多虐待老人。无奈她腰杆儿硬不起来,左思右想下不了这个决心。婆婆回去,请个保姆,说说容易,一个月没有把百块钱能养得住人?况且外面的人再好,也不如奶奶对孙儿这般尽心,冷啦热啦,饱啦饿啦,尿啦屎啦,人家能给你时时刻刻放在心上吗?
对面的折叠床上,郝晨婆婆同样一夜辗转反侧。第二天早上,婆婆起来以后首先为女儿赔不是,倒把郝晨弄得尴尬不忍。来来回回几句话一说,两个人都红了眼睛,婆媳面对面哭了一场。旁边几个月的孩子本不解事,看见妈妈和婆婆哭,小嘴巴两撇三撇,哇一声也哭了起来。两个女人看见孩子的伤心样儿,忍不住破涕为笑,一场风波于是宣告结束。
从此郝晨改变了生活习惯,中午无论多远都赶回家里,到食堂为婆婆和她自己打一份饭菜。一天四趟来回奔波,使她脸上写满了“辛苦”二字,我每见她一回都觉得她比上次又憔悴了许多。她的身躯依然绵软松驰,双肩无力地倾向胸前,只不过别人再不能把软绵与温情与慵懒联想在一起,而难免在绵软的背后看透了她的虚弱和无可奈何。她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对我抱怨说,她如今脑子里从早到晚只有一个字,就是累,空闲下来她连书也懒得去看,只愿意一个人安安静静坐着,看看天,看看云。她说儿子越大越顽皮,睁开眼睛就没有一刻安宁,她有时候烦极了累极了,真想抬手把他掐死。我知道她这话也就说说而已,世界上没有母亲无缘无故掐死儿子的,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她说这话时候的脸上隐隐透出来一种恐怖和狰狞,使我莫名其妙感到寒冷彻骨。
那年夏天特别炎热(请注意我说的是“特别”),天空中像被盖上了一只巨大的玻璃盖子,一丝丝风也透不进来,而骄阳暴晒得肆无忌惮。吊扇、台扇、落地扇从早晨吹到深夜,又从深夜吹到早晨。市场上绿豆卖到了八块钱一斤,仍然供不应求。街头卖油饼的小铺子生意猛增,因为人们只想煮点稀饭就油饼充饥,倒冷落了集市上卖鸡鸭鱼肉的个体商贩们。救护车日夜出动,把中暑的老人们送往医院急救,一家修建在地下防空洞的旅馆里则挤满了临产的孕妇和刚刚出生的婴儿。报纸上宣称这是上百年未遇的高温酷暑,预示了地球温度的极不寻常。又有消息说,火葬场连日来已经人满为患,工人们昼夜加班仍不能及时处理那些尸体。被热死的大多是体弱年迈的老人。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郝晨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里未及开口已经是泣不成声。我吓得心里怦怦直跳,又忍住惊慌劝她平静一点好把话说完。她抽泣着说她完了。她再也不能说话了。我边听电话边想,说自己不能活的人,总是想活下去的。我就问她是不是孩子出事了。她绝望而悲伤地说,真要是孩子出事倒也罢了,可孩子挺好的,她婆婆死了!
我被这猝不及防的消息弄得目瞪口呆,握住话筒的那只手忍不住开始发抖。片刻功夫我恢复了常态,在电话里嘱咐她回家呆着别动,我立刻到她那里去。
我花了半个个小时的时间骑车到了她丈夫的学校,跨进楼门时嗓门干得冒火,一条连衣裙上上下下湿透如遭水淋。推开郝晨的房门,猛然感到热浪劈头盖脸扑来,整个人如同钻进了蒸笼。我一眼看见郝晨婆婆歪身倒在床上,一台12寸小型台扇笔直地对住她吹,吹出来的热风把她的上衣掀起来,露出一段纹丝不动的蜡黄的躯干。双人床的另一头,郝晨儿子正在熟睡,一头一脸密密麻麻的痱子,活像是虾子烧红的模样,看上去实在令人心疼。郝晨一动不动坐在木椅上,守着这一老一小,一死一活的两个人,神情惊慌而且恐怖。
我的到来对她来说不啻于救星,她跳起来,抱住我的脖子抽抽答答就哭,肩膀一抽一抽,无比伤心无比痛苦。我拍着她的后背,什么也不说,暂且由她哭去,哭了一会儿她放开我,又说了那句话:她再不能活了。我问她老人家到底怎么死的?她说她也不知道,大概是中暑吧。她婆婆不是血压高吗?这些日子一直有点头晕头疼,她想着是因为天热的缘故,也就没有太放在心里。她自己这些天也是晕晕沉沉,度日如年。房间小,又在底楼,楼道里有十来个炉子烘烤,你看看孩子这一身痱子就能明白,住这里哪是人过的日子!就这样,今天早上起来婆婆是晕得厉害,面色发红,人立站不稳,后来往床上一倒,就没气了。说到这里她又一次哭出声来:怎么办?丈夫不在家,她在这里又没有亲戚长辈,她从来没有料理过死人的事情,光吓都吓死了,她该怎么办?
我镇静下来,指出她应该去找她丈夫系里的办公室主任。丈夫出国进修是系里派出去的,家里出了事情当然要由系里帮助解决。否则,她一个年轻女人,带上个周岁的孩子,只能是束手无策。再说天气很热,尸体不赶快处理就会腐烂。我自告备勇帮她在家着着孩子,打发她立刻到系里找人。
她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问我:他知道了会怎么想?我冷不防被她一问,摸不着头脑,随口答道:谁?她眼泪再一次涌出来,可怜兮兮地望着我,一声不响。我恍然大悟,知道担心的是谁了。我告诉她,死的人不只她婆婆一个,外面老年人抗不过酷暑的多着呢,何况她们住的是这种蒸笼房。我叫她先别写信告诉他这事,免得说不清楚倒叫他心里七猜八疑,白耽误学业,等他回国了慢慢再说不迟,她深深叹了口气,像是有点放下心来,到系里找人去了。
她一走,屋里便剩下我独自面对一老一小,一死一活两个人。电风扇嗡嗡地吹着,小屋里更觉燠热难当。孩子背上冒出一颗一颗排列整齐的汗珠,细小晶莹。因为趴着睡觉的缘故,口水便顺下面的嘴角一条线流下来,濡湿了一小片凉席。孩子的两腿是八字形叉开,一只小脚奇怪地顶住了他死去的奶奶的天灵盖。老人花白的头发在电扇吹出来的风里蛇一般飞舞,顽固地要想去裹缠孩子那只肥嫩的小脚,又总是无可奈何被风力驱散。这情景看得久了竟使我毛骨悚然,深知与死人为伴是多么神秘恐怖。
后来孩子被一只苍蝇弄醒了。苍蝇停在他鼻尖上,他伸手去揉鼻子,就醒了。郝晨曾说过孩子不乖,看起来一点不错,他眼睛睁开之后便哼哼着要哭,我赶紧拉他起来把尿,他抬头一见是个陌生的脸孔,哭声便由小而大,蛮横放肆,怎么哄弄都止不住他。哭着哭着他又突然停住,睁大眼睛一动不动,然后我就感觉到我连衣裙的前身热乎乎湿了一片。我真是气得要命,半真半假在他屁股上轻拍一掌,他于是借着由头哭得越发热闹。我忍不住在心里想,这孩子是在哭他的奶奶呢,要不然何至于这么伤心?在他混混沌沌的心灵世界里懂得死亡吗?懂得人死了以后便再也不能相见吗?
郝晨去了一两个小时才返回来。她气喘吁吁告诉我,因为是暑假,人不容易找,转了十个大圈子才碰上系里的教学秘书,秘书年纪比她还小,根本不懂这些事情,不过他答应去帮忙找人,找办公室主任或者工会干部。她接过孩子,用奶瓶给他喂了点桔子水,我们就一声不响坐在闷热的屋里等人。我要去把屋门打开,郝晨不肯。我想是因为屋里有死人的缘故,郝晨怕难堪。
半小时不到的功夫,有几个人在外面敲门,原来是要找的人都来了:系办公室主任,系工会干部、校工会里一个专门处理丧葬事宜的校工。看来教学秘书是个很负责任的小伙子。系办公室主任甚至已经给车队打了电话,让他们派来一辆小型卡车,准备拖人去火葬场。他说这天气实在太热,尸体万万不能久放,一切只好从简算了,等她儿子从国外回来,该补什么仪式的,再补不迟。郝晨是完全乱了分寸,办公室主任说什么,她忙不迭地点头答应什么,一副没有主张的慌乱样儿。主任知道年轻人没经过事,所有过程从头到尾要由他来操办,便叹一口气,吩咐郝晨找一套老太太的体面衣裳,叫那校工给她换上。
老太太的尸体几乎已经僵硬,校工和系工会干部通力合作,搬手搬脚折腾出一身大汗,才算把一套纺绸裤褂勉强穿好。在这之前校工还端一盆水来帮她上上下下一顿擦洗。校工的这一套程序做得干练利落,想必是久经沙场,见怪不怪了,我和郝晨只有痴呆呆站在旁边发愣的份儿。
后在搬运尸体的时候又出了一点麻烦:细心的办公室主任到底还是忽略了如何搬运这个细节,没有带副担架什么的。而目光扫遍郝晨这间小小的屋子,也没发现任何可以放置尸体的用物。还是那校工灵机一动,跑到楼门口临时拆下一扇门板,好歹解决了困难,那时候左邻右舍已经挤满了楼道。闹哄哄地一片叹息声,骂天气骂房子骂不是人过的日子。人们普遍同情郝晨,可怜她从此又要上班又要带儿子,长六只手也忙不过来。然后就说到了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若是有房子有钱请得起阿姨,何至于狼狈如此?
然后尸体就搁在门板上,从人缝里勉勉强强抬了出去,装上卡车。办公室主任说郝晨用不着跟去,拖着孩子不方便。郝晨执意不肯,我想她或许是为了将来好对丈夫和婆家人作个交待。
送走了婆婆之后的一段日子是郝晨生活中最窘迫的时候。起先请了十天假在家里带孩子。从早晨孩子睁开眼睛来,冲奶糕蒸鸡蛋涮尿布洗澡洗衣服,一连串的事情压得她直不起腰来。加上孩子又哭又闹又要她抱,整个是昏天黑地暗无天日。她深深体会到了婆婆从前的艰辛劳苦。从前还有两个人可以分担家事。如今她一个人实在力不从心,她说她那几天里不止一次想到过死,她不是愁死、累死,便是郁闷而死。她说她现在整个儿过不到一点精神生活,看小说没时间,看电视没电视机,听音乐感觉到烦,更别说电影舞会沙龙咖啡厅那些贵族式享受了。她原本是个诗人,一个想入非非、温情主义的诗人,她向往五彩缤纷的生活,却误入了一个苍白无趣的世界。她开始后悔生育孩子,溯源而上又后悔结婚,甚至后悔答应分配到那个编辑部。她总认为我们报社相对而言要生动得多。我告诉她:并非如此。报纸有时不免像个受人操纵的工具,因此里面的空气或许要沉闷得多。而且还有许多人为的争斗,面对面,赤裸裸,你死我活。她如果真是在报社工作。同样会感觉到格格不入。她长叹一口气。幽幽地说:“那么这世界上就没有我的位置了吗?早知如此我何苦要出生,又何苦要长大,更何苦要写诗学文学!”
多亏邻居帮忙,介绍了一个从前替邻居带过孩子的老太太给郝晨。这老太是校后勤处一位电工的母亲,退休女工,生活并不拮据,带孩子一多半为了消闲解闷,因此要价不算太高。郝晨只须早晨把孩子送去,晚上接走。然而那老太一眼看见郝晨的儿子就摇头,说她原来以为送来的是个女孩,她喜欢带女孩,安安静静不吵不闹的那种孩子。郝晨好说歹说,只差没有跪下来磕头,老太答应试试再说。三天没到晚,老太咬着牙齿死活不肯再带下去了,她说这孩子太闹人,又顽皮又闹人,她带孩子几年,没碰到过这样的。这回任郝晨好话千万也没用,老太说不带就不带,斩钉截铁。不过她还算负责,给郝晨另外介绍了一个专职带孩子的妇女,住校门外不远,收费是高了点儿,孩子却带得不赖。
郝晨赌气地说,钱多点算什么?剜她的肉割她的皮,她都认了,她只要把儿子送出去。再不送出去母子俩会同归于尽。又想:她果真狠心如此吗?只有一个孩子她竟已经厌倦了他,难道她不是一个天性适合做母亲的人?从前的女人生下十个八个孩子,不也照样过得快快活活、轻轻松松吗?
由此她又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她这辈子写诗写不好,操持家庭操持不好,生孩子又生不好,她简直是一事无成,毫无建树,枉为念了一个名牌大学。前途一片灰暗,生活中毫无乐趣可言。郝晨对自己是失望透了,沮丧透了也自卑透了。
日子虽说难过,却也是一天一天飞快地过去。转眼到了郝晨丈夫回国的日子。
去接飞机的时候郝晨没有找我,他们是在机场直接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回来的,因此我无法知道他们在机场重逢的情况。有一句话说:“小别胜新婚”,他们已经分别了一年,想象家中见面的瞬间应该是激动和喜悦的。郝晨丈夫在汽车上一定会问起他们的儿子。我听很多人说,女人出差在外一般最想孩子,男人出差在外想妻子。郝晨丈夫既然已经见到了妻子,那么接着想起的就该是孩子了。孩子很好。会走路了,会叫爸爸了,会模仿很多可笑的动作了,就是调皮得叫人伤心。郝晨丈夫笑眯眯地说,调皮是好事,调皮的孩子才聪明,我小时候就很调皮。郝晨乜他一眼:那么你自认为你是聪明人了?丈夫就自负地一笑,汽车上就悄悄捏住了郝晨的手。
以上这些是我的想象。我觉得我的想象符合情理,符合他们两人的个性特征。
剩下来的是一个最敏感的话题,使郝晨提心吊胆、忐忑不安的话题:郝晨的婆婆怎么样。她几乎从飞机降落的那一刻起就等待丈夫问这句话,然而丈夫又始终没问。父母对孩子的惦念与孩子对父母的惦念到底是完全不同的两码子事,郝晨丈夫也许觉得根本没有必要问他的母亲,孩子很好,带孩子的母亲当然也就很好,问了也是多余。
就这样,他们相安无事,拎着大包小包进了家门。
迫不及待地要跟妻子亲热。东西往地上一放,丈夫转身就抱住了郝晨,把她往床上一摁,压住她的身子,热吻如雨点飞快地落在她头上,脸上,脖子上。她觉得丈夫出去了一年似乎比从前疯狂了许多,心里怪别扭,肉体上便没什么反应。丈夫把一只手从她衣服里伸进去,先摸她的胸脯,又揉又压,呼呼地喘气,然后这只手就循序渐进,从胸脯移到腰间,奋力地探进裤腰,移到小腹,再往下蠕动。郝晨这时候神志却异常清醒,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把丈夫的手拉出体外,轻声说:“别这样,这是白天。”丈夫就表示不满:“白天为什么不行?上帝并没有规定夫妻亲热的时辰。”郝晨听着,觉得丈夫连说话的口气都变了不少似的,心里有点不大受用,越发的不原意行事,找个理由说:“我该去接孩子了。”丈夫这才想到孩子。继而又想到他母亲。“孩子在哪儿?奶奶带他出去玩了吗?”
“孩子在别人家里。托给别人带了。”郝晨垂下眼皮回答。
丈夫开始狐疑起来,目光在郝晨脸上搜索不停。“这么说,我母亲她是回老家了?她为什么不肯带孩子?是不愿意在这儿住下去?”丈夫的口气已经趋于严厉。仿佛意识到一种突然的变故。他的面孔也因为紧张而歪扭过来,显出比从前更多的苍老憔悴。
“她去世了。”郝晨十分困难地张口说道。“夏天她在这里,碰上从未有过的高温,中了暑,就去世了。你想象不到那种热法……”
丈夫目瞪口呆地望着郝晨,仿佛不敢相信从她嘴里说出来的这个事实。
“骨灰已经送回老家,埋了,还立了一块碑。她的后事多亏你们系里帮忙。”郝晨对丈夫说这番话的时候毫无信心,而且头晕心跳,虚弱不堪。她意识到丈夫望着她的目光含有明显的敌意,丈夫的脸上明白无误刻着一句责问:为什么你没事?孩子没事?偏偏是我母亲中暑去世?
天哪,这真是一件无论如何说不清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这样想也可以那样想,而小心眼儿的郝晨丈夫一定想到了对郝晨不利的原因。他想到这是因为郝晨过分懒惰而使母亲过分操劳,郝晨关心自己和儿子而对母亲不闻不问,甚至郝晨把家里唯一的电风扇据为己用,却让母亲活生生热死。丈夫脑子里所有这些一掠而过的念头都没有逃出郝晨的眼睛,她知道他必定会这样想而不会那样想,知道婆婆的死必定给这个家带来阴影和猜疑,几个月来她时时担心和忧虑的就是这个,如今这些担心都成了事实,一切都不出她所料。
郝晨为此深深地悲哀了。她心里浸透了冰凉的失望,也浸透了生活的丑陋和无聊。有一天中午她跑到我那里毫无道理地大笑了一场,直到笑出哗哗的眼泪。她说这一切多么荒唐多么滑稽呀,简直像果戈理和卡夫卡的小说。而人们却在有滋有味地品尝着生活中的荒唐,把它规为严肃人生,一本正经地对付和追究责任。她用双手捂住面孔,不断地笑着,摇晃着身体,说:“人们为什么都不想逃走?为么不逃开这种生活呢?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鲜花纵使开放着,也是暗淡无光的呀。”
我想她不愧曾经是诗人,在这时候还不忘来一句诗意的叹息。又觉得她说这话时的神态和语气不像十分正常。我泡了两杯绿茶,和她面对面慢慢地喝着。她很快就平静下来,恢复了以往的疲惫和沉郁,心不在焉地扯了些从前念大学的往事,然后告辞走了。她走了以后我丈夫一再地对我说,郝晨像是要病了,她如果不能摆脱她的生活现状,她必定发疯无疑。他强调说,男人对女人的感觉比对女人对女人要来得准确。我回答说,准确又怎么样?你能为她提供保护吗?你不能,因为你自己也在同样的生活中挣扎,你和她处于同一种生存状态,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他听毕不语,垂头丧气。那些日子他正好处于单位里评定职称的漩涡中心,沉沉浮浮弄得狼狈不堪。实在应该说是自顾不暇。
关于母亲去世前后的细节,郝晨丈夫自然很快就从系里及邻居中打听清楚了。平静下来想想,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责任归罪于郝晨,做丈夫的虽说很看重家族亲情这一类的意念,却也不是刚从农村走出来的愚蛮之徒,知道凡事该有个分寸。又想到郝晨这一年来也不容易,儿子活蹦乱跳都这么大了,心中的怨恨便也慢慢消散,转过来又对郝晨百般抚慰,把那些国外带回来的吃穿用品一样样送到郝晨面前,希望她能喜欢。
岂知郝晨又哪里是贪恋小恩小惠之人。丈夫回家之后的态度已经深深刺伤了她的心,无论流不流血,伤疤是存在着的,且永久地在身体上留下了印痕,使她看到它、想起它就羞惭万分,火冒十丈。一年的分别,双方的肉体本来已经陌生,灵魂上的疏远更导致了它们的互相警惕和仇视。每当男性的肉体试图向女性的肉体靠拢和进攻时,女性的肉体就本能地自卫,封闭起一切出入口通道,又让肌肤变得坚硬如铁,使男性的肉体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与此同时,双方的灵魂便飞临半空。冷静地注视着肉体的这一声无场搏斗,酝酿着是否有另一种事变的可能。而后,肉体和灵魂双双在极度的紧张僵持中疲劳不堪,沉入睡眠,直到天明。
连续几天都是如此,郝晨的丈夫恼火透顶,而郝晨也觉得厌倦透了。夫妻关系中性生活是个很重要的内容,性爱方面不能得到理解和满足,精神上就容易紧张、猜疑、暴怒,呈一触即发之态。几天当中郝晨生活得心惊胆战,如履薄冰。郝晨的丈夫也同样如此。两人都觉得这种状态不能再持续下去。
郝晨丈夫无限委屈地说:“你还要我怎么样?我在国外这一年省吃俭用,方便面硬面包当了主食,凡能想到的都想着给你们买了。我母亲死我并不怪你,可我总不能没有一点反应,无动于衷吧。你这人怎么就受不了一点委屈呢?有这么娇气?”
郝晨回答说:“我不是娇气或者耍脾气什么的,我是不由自主。我想我恐怕得了什么病,本能地抗拒那种事情。你一年没在家,我这一年总是紧张总是劳累,身心两方面从没有放松过。就像土地一年没有耕种,已经荒芜了,板结了,面目全非了。”
郝晨丈夫动了感情,温柔地走上去抱住她说:“别说这些,也别想这些。你没有病,你是个强壮的女人,坚强的女人。我们慢慢来,彼此会重新习惯起来的。你千万要有信心,只要有信心就行。”
郝晨觉得惊讶,因为丈夫过去从没有用这样的口气对她说过话。她想他毕竟留洋一年,学会了尊重和爱护女人。她心里很舒服,就后悔自己几天来太放任坏情绪的泛滥,把自己弄得几近变态。
双方既然在意念上取得了互谅和一致,剩下的事情就比较地好办了。郝晨甚至在晚上就寝前稍稍服一点镇静剂,用以缓解她的紧张和激动。以便使复习作爱功课的过程在平缓的气氛中进行。他们慢慢地、一点一点地重新熟悉了对方的肉体,在配合默契的动作中求得双双进入佳境的效果。郝晨有时候竟奇怪地想到,这件事如同夫妻二人在共同对付一道难题,题目的难度越大,隐藏在其中的乐趣也越大,他们同心协力,专心致志,思维进入最佳状态,体内一切物质都在高度运转,此时一旦难题解破,世间再无所求。
不久,大件的家用电器陆续从免税品商店运回家来。郝晨丈夫说,难得挥霍一次,索性就挥霍个够吧。彩电买的是21英吋直角平面的,雄踞在小而陈旧的学生课桌上,看上去简直是摇摇欲坠。彩电之上还摞了一台松下g10录像机,使原来硕大的物体越发臃肿,豪富之外透出了寒伧。210立升双门冰箱高大威武,取代了原先两只大木箱的位置,过分体面地立在大床对面,仿佛它才是小屋里唯一的钢铁主人。夏天从它周身散发出来的热气变成小屋的又一大害,令三口之家苦不堪言。而被驱赶出境的大木箱里装的全是衣物,一年四季少它们不行,如何处置也是个难题。好在人被逼急了总会聪明和能干起来,郝晨丈夫干脆以窗框为支撑,在墙上钉牢了一大块阁板,将衣物鞋袜统统堆上去。平常以一块漂亮花布遮挡,取放衣物时只须爬上大床,伸手便得,倒比从前两只大木箱方便和美观了许多。
剩下一台夏普全自动洗衣机,小屋里无论如何没有它的立身之地,只好请到走廊上。开始以为是在学校宿舍,洗衣机又是笨重之物,不会有人偷盗。一天夜里郝晨丈夫冷丁被门外的响动惊醒,慌慌地趿鞋下床开门一看,只见两个黑影箭一般射入黑暗,而洗衣机已被挪到楼道一半的地方。想想也是东西太好太漂亮的缘故,若换了国产普通洗衣机,二三百元一台的,恐怕小偷也不值得为此劳神。无奈之中,郝晨丈夫借来电钻把门框上钻一个洞,又买一根长长的铁链把洗衣机拦腰拴住,在门框上锁好。要用的时候,开锁卸链;铁环之间匡啷啷作响,活像替犯人开一道脚镣,叫人不免有啼笑皆非之感。
就这样,郝晨家里成了当时全楼道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人家,郝晨私下里想起来,不能不有一种微微的陶醉和满足。无论怎么说,丈夫是个精打细算、一心顾家的角色,仅仅是这一点郝晨就应该感谢上帝。如果他赚了钱不拿回家来,一个人在外面吃喝嫖赌花掉了,郝晨能拿他怎么样?再进一步想,如果他不赚钱,反拿郝晨的钱出去胡糟踏,郝晨又能拿他怎么样?这么一想,就觉得不潇洒的丈夫也有不潇洒的好处,天底下的好东西不能让一个人处处占全了。
有了大彩电,最高兴的莫过于儿子。从前偷偷到人家瞥一眼电视上的唐老鸭,回来还要被妈妈在小屁股上来一巴掌,如今他洋洋得意一个人霸占了电视机,从“唐老鸭”看到“蓝精灵”,看到“巴巴爸爸”和“聪明的一休”,死乞活赖,没完没了。可怜的父亲甚至连新闻联播也看不周全,气得抚掌大叫:早知如此,该买两台14吋的,大家都过过瘾!
又过了不久,儿子就发现了录像机的妙用。这么一来,电视上每次半小时十分钟的动画片远不够他的需要了。父亲好意录下来的动画片“黑猫警长”和“葫芦兄弟”成了他百看不厌的宝贝。每每从外面接回家来,不要吃不要喝,鞋子一脱就骨碌碌爬上床,自己从书桌抽屉里翻出录像带,自己就踮着脚拼命把带子往机肚子里塞。父亲生怕他搞坏机器,自然就忙不迭过来代劳。而郝晨一天奔波之后回家还有无数家务要做,儿子不烦不闹便是最大的福气。于是电视里一连几小时热热闹闹红红绿绿,儿子坐在床上身体笔直一动不动,郝晨和丈夫该干什么则干什么。郝晨庆幸地想,多亏有录像机,不然两三岁的儿子该有多么顽皮,她哪里能吃得消那番纠缠。
有一天郝晨接儿子回家,看见校园里一株白玉兰花树开花了,满树花朵雪白硕大,在夕阳中无比清秀夺目。郝晨欣喜地指点儿子来看,告诉他这是春天到了。儿子仰着脑袋在半空里转来转去,眼光漫无目标,奶声奶气地追问妈妈:“在哪儿呀?大白花在哪儿呀?”郝晨先以为是儿子反应迟钝,待到抱起他来再一次指点目标时,看到儿子的眼睛朦朦胧胧,眉头紧皱,好吃力好焦急的模样。郝晨心中抖然一掠,明白儿子的眼睛是出问题了,这么大朵的白花他居然就看不清楚,这可怜的孩子!
第二天赶紧去儿童医院,看眼科,验视力,果然是患了近视的毛病。医生嘱咐要戴眼镜保护,否则程度还会迅速加深。夫妇俩满街跑着去配儿童眼镜,总算弄到了一副。儿子先还嫌难受,不肯戴,又哭又闹,又用手去抓挠,郝晨和丈夫对他连打带哄,三个人天天为一副眼镜打架一般,搞得实在窝火实在狼狈。好在孩子毕竟是孩子,慢慢地也就接受了事实,心安理得将眼镜架在鼻子上了。还神气十足对妈妈说:“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看得见!”
妈妈却永远不会心安理得。每当看到孩子小小脸蛋上那副老气横秋的眼镜,郝晨心里就发酸,发疼。想想这都是因为自己图安闲,图省事,由着孩子去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看电视,才落到今天这么个报应。房间是格外小,电视屏幕又格外大,孩子没地方坐只能坐床上看,眼睛跟屏幕距离甚至就不到两米,孩子不近视才是怪事。又想到孩子一辈子要戴着眼镜生活,从此就没有童年,没有活泼泼的跑跳运动,到成年之后眼镜还不知要换成多深的度数才够用,郝晨简直就痛不欲生,直要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才好受。碰到丈夫劝她不要自寻烦恼,她一并连丈夫也怪罪在一起,弄得大家都不痛快。
录像机自然是藏起来了,告诉儿子说机器坏了,送给人家去修了。再后来儿子上了全托幼儿园,一个月缴费要一百多块,立刻觉得钱不够用,索性将录像机搬出来卖给了人家,价钱自然是比原先低了许多。想来个超前享受,家庭现代化,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窝囊透顶。郝晨丈夫自嘲说,中国人根本没福气消受这些洋玩意,所以才弄巧成拙,咽下一肚子气拉倒。又心疼自己辛苦省下的钱买来的东西贱价卖给别人,长吁短叹,闷闷不乐了好一阵子。
这期间我曾经两次怀孕,又两次去做人流。每次都是为要不要孩子的问题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然后糊里糊涂就怀上了。一旦怀上了之后便后悔不迭,跟丈夫两个人互相埋怨,你哭我笑,简直是又俗气又无聊。偶尔郑重征求郝晨的意见,她一律是轻描淡写的两个字:不要。我知道这两个字中包含了她多少的眼泪和辛酸,我重视她的意见,把她作为前车之鉴,决不想重蹈复辙,把两个人的青春快乐事业爱情统统陪葬在孩子成长的岁月里。我是个不负责任的人,自私的人。
间或有北京的同学出差来这儿,我们就拉上郝晨在我家里小小地聚一下。郝晨照例是要带一只烧鸡,她不肯让我一个又出钱又出力,忙个不亦乐乎。而吃过饭之后她总是匆匆地急着回去,她要给儿子洗澡,洗衣服,讲故事哄他睡觉。她说儿子极不爱干净,一天下来简直就是个泥猴儿,衣服不换看不过去。她伸出一双坚硬粗糙的手给我们看,说这都是给儿子洗衣服洗的。每天都要在洗衣粉里浸泡,泡出一层硬壳来了。她走了之后同学就对我感叹说,世间大约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的变化更触目惊心了。他说郝晨其实也不显老,她脸上没有什么皱纹;也没有过分瘦或者过分胖,但是你一眼可以看出这不是从前的郝晨,从前她有一张才华横溢、诗情荡漾的面孔。如今你面对她的只是一种逆来顺受的恭谦,一种和善与漠然。其至在饭桌上你可以看出她平常的生活:她吃鸡专啃鸡骨头,吃鱼只吃鱼头鱼尾巴。同学因此总结说,生活简直是一张高难度的考卷,能答对全部题目走出考场的人几乎没有,大部分人都会在中途心血耗尽气绝而亡。当然也有放弃试卷拂袖而走的,这就是逃遁。逃遁是聪明人的作法。我们这个时代是逃遁的时代。同学这张嘴实在是能说会道,难怪他自称在大学讲台上是最受欢迎的老师。
每当这种聚会的第二天,郝晨总要打电话来问我:同学有没有说她什么?大家说她什么了吗?我当然回答没有。我知道她自尊心极强,很看重别人对她的印象,特地打电话来问我就是明证。她毕业之后一无成就,因此而自惭形秽,已经够伤心的了,别人岂能火上添油。不过她不相信我的回答。她在电话里叹一口气说道:“你瞒着我。你是好意。可我知道我变了很多,我如今是彻底地堕落了,像个庸俗的家庭妇女,小市民。”然后是沉默,然后听到话筒咔嗒一声挂断了。
其实她说的也不完全是事实,她夸大了她的失败。比如说刊物上她主管的诗栏目里,就常常看到精彩之作。那个刊物的诗歌栏一直很引人注目,在全国各家刊物中有点名气。有一次刊物举行发奖大会,我去采访新闻,看见她被几位诗歌作者包围着,谈得很投机很开心。刊物主编老吕对我说:“郝晨聪明过人,感觉敏锐,所以她总能抓到好稿子,用我们的话来说,她识货。碰上那种不识货的编辑,好稿子当坏稿子退,三回下来,刊物的名声就完了。”我顺便谈起了郝晨的困难,问老吕能不能帮他搞一套房子?老吕就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上哪儿去搞?编辑部没钱没权,向来是吃人家残汤剩羹的命。我自己还天天在编辑部睡行军床呢。文学这东西在当官的眼里算什么?给你几个钱,让你支撑着把刊物办下去,算是天大地大不如娘的恩情大。郝晨是好编辑,只是我官太小,爱莫能助。”
当然,老吕说的是实在话,不知道为什么,我仿佛从老吕的话中看到了郝晨未来的命运,我为她担忧。
正如我前面所说,命运总是在让人备尝艰辛的同时,间或也给人一点希望,一点甜头,让人尝了这回还想着下回,不断地总觉得前面还有她事等着,甚至是让人意识不到的惊喜。
而这一次的惊喜又落在郝晨丈夫头上。无怪乎中国的知识分子打破了头要出洋留学,留学归来的人,地位就跟“土包子”不一样。郝晨丈夫系里最近分了一批房子。当然,以郝晨丈夫的资历和年纪,想分新房子根本就是做梦。但是教授副教授们搬进新房,空下来的旧房子就要有人去填补。跟郝晨丈夫同年留校的年轻教师有四、五个,而摊给他们这个年龄层次的房子只有一套,给谁去住着实是个难题。系领导一商量,拍板给了郝晨丈夫。理由是国家教委有文件,对留学回来的人要优先照顾。四个想要房子的年轻人心里有气,无话可说。
旧房子其实不算太旧,先前的副教授总共住过两年时间。是个小套:13平方米一大间,9平方米一小间;外带5平方米一个小厅:一小间厨房和一小间厕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三口之家住进去也算马马虎虎。学校派了工人来把地板重新刷上油漆,墙壁粉刷成米黄,门框窗框也油漆一新。郝晨尽其所有买了人家淘汰下来的一套家具。这家具做工质料都不错,只不过不是组合式,赶不上时尚,因此贱卖。这样,配上家里原来的大彩电,双门大冰箱,自动洗衣机,也就堂而皇之,说得过去了。
儿子在铮亮的地板上翻跟头,一个接着一个,把额头撞出一块肿来。郝晨丈夫则后悔卖了那台录像机,否则现在用用多派头!
当晚睡在新房子里,丈夫用疯狂作爱来表示心中的欣喜。他低声地、用一种命令式的口吻要求郝晨摆出这样那样的姿态,以满足他的各种尝试。农村出身的人对于房子向来有非同寻常的贪恋和追求,郝晨丈夫高兴得忘乎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他沉浸在性爱和财产的双重刺激之中,一夜里天翻地覆死去活来。
而郝晨惊慌地发现自己似乎又要重犯先前犯过的毛病:她对丈夫的行为莫名其妙地反感以至于生出一些抵抗。她浑身发冷,胳膊上腿上发出一片片的鸡皮疙瘩,麻麻癞癞。她勉强服从丈夫命令式的强制口吻,顺着他的意愿做这做那,为了不使他在这个令人高兴的夜晚扫兴。而她心里却在反反复复叫喊着一个字:“不!不!”她也在想,她这是怎么啦?分了房子是高兴的事,丈夫喜欢她也应该是高兴的事,她怎么会反感?会讨厌?会恶心难受如同生了大病?
半夜过后丈夫终于沉沉地入睡。郝晨一动不动躺在旁边,睁大眼睛望着窗外灰白的夜色。那是一片陌生的城市轮廓,有高高低低的楼房和参差的树木,无论怎样夜深人静,总是有灯光照出这一片朦胧。郝晨想,天哪,多么不容易,毕业五年了她才拥有这片天空。她叹了一口气,轻松里夹杂了沉重。
突然她明白了自己情绪反常的原因:她嫉妒了。她嫉妒这片天空是属于丈夫的,这房间里所有的一切也是属于丈夫的。当年她和他结婚的时候,她拥有青春和才华,而他仅仅是一个刚刚走出乡村的大学毕业生,面容苍老,思想守旧。几年时间过去,他已经有了儿子,有了房子,有了财产,有了学历地位。她呢?她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在残酷命运的风暴之下,她灿烂的花冠凋谢了,她敏感的诗情无影无踪,昔日的幻想成了冬日黄昏里苍白的斜阳,偶尔能唤起苦涩的回忆。她和丈夫两个人,他们的付出和得到似乎不那么公平,他们之间似乎要发生某种倾斜。一定会发生倾斜。
郝晨惊坐起来,按着怦怦直跳的心口。坐了一会儿,她滑下床去,借着朦胧的夜色在房间各处走了一圈,又到小房间里看看熟睡的儿子,替他把被子盖好。然后她重新上床,在丈夫身边躺下,心想,她真是个小心眼儿的女人,凡事总不能洒脱。
喜欢打扑克牌的人都知道,好运气喜欢成帮结队,一个接一个地往人怀里钻。有时候你摸到一次好牌,下面就跟着连摸几次好牌。郝晨丈夫此刻也是这样,好运气看上他了,粘住他不走了。
年初的时候,系里开始了又一轮职称评定工作。这回学校规定各系要有一定的破格提升人选,以显示我们的人才政策。消息传出后,各系主任便叫苦不迭。循序渐进、按资排辈已经是险象丛生,再弄一个破格提升如何得了?人才不是布匹食品,可以用尺量,用磅称,衡量人才的标准是个随机数,来自各方面的因素都可以对它施加影响,使之发生偏移。提谁?不提谁?这问题决不比哈姆雷特的选择轻松丝毫,系主任们犹如大难临头,昼夜难安。
郝晨丈夫的系主任同样被这个问题困扰着。一个不提,就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是平衡矛盾的最好办法。然而年轻教师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他们工作最苦,待遇最差,白白把这个提升机会拱手让出,不但会激起众怒,系主任自己也于心不忍。如果硬要在他们当中提出一个人选,委实又让系主任犯难。符合条件的五个年轻教师当年都是作为优秀学生选出来留校的,他们当中没有什么良莠不齐的现象,个个都有各自的长处,个个都能独挡一面工作,很难在他们当中挑出一个众望所归、特别优秀的人才。
系主任跟各教研室主任碰头商量的结果,是让这五个人自己投票解决问题。投票选出来的结果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也怪不到别人头上。系主任想,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而投票结果是系主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五个人各各填写了自己的名字,五张选票上是五个不同的人名!如今的年轻人,他们在名利问题上绝没有“谦让”这个概念。
系主任在万般无奈之中,找了系里的所有教授副教授,所有的党支委和政工干部,所有的教研室主任,最后决定挑出郝晨丈夫上报学校。不是因为郝晨丈夫特别优秀,只因为他出国进修一年,有了与别人明显的区分,也有了很说得过去的学历。选中他,比选中其余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得堂皇,都要相对平衡和相对减缓矛盾。
就这样,郝晨丈夫轻而易举得到了副教授的头街。他是在同龄人中最早获得这一级职称的幸运者之一。虽然想起来未免有点“蚌鹤相争,渔翁得利”的味道,毕竟职称是实实在在拿到手了,工资也大幅度地提上去了。
我再一次见到郝晨丈夫时,心里就不由自主地想到“小人得势”这句俗语。过去的这位大学教师谦恭有礼,客气得过分,有意无意暴露出一种卑微和自惭形秽。如今见了我不过微微一点头,便矜持地踱到小屋里不再出来。我故意地跟进去,询问他有关评职称的过程,他随意性极强地回答我的话,神情里似乎这些事不值一谈,他的入选是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的事。后来我退出那间小屋,坐在小客厅里跟郝晨说话,我发现郝晨显得迟钝和心不在焉,她的眼睛时时盯住小屋的房门,若有所思,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奇怪的神态,感觉上好像她在冷笑,在远距离地凝视一个迅速变换色彩的物体,而这物体与她丝毫无关。
我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变化确实存在着,后来郝晨把这一切详详细细告诉过我。她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一个亲人,所以她什么心事都对我说。一个人每隔一段时间总是需要对另一个人宣泄一次痛苦和不满,否则闷在心里容易出事。据说宣泄的对象最好是异性,但郝晨既然没有很亲近的异性朋友,只好就对我说了。
最早是她丈夫没跟她作任何商量,用补加工资的一笔钱在古玩商店买了两幅书法狂草。字当然是不错,裱工也还精细,然而价钱相当可观,对这个收入低微的小家庭来说,是一笔叫人心疼的开支。郝晨丈夫对书画没有任何爱好和兴趣,买这样的字幅纯粹是装饰门面,显示高雅。郝晨那一天很不高兴。按她的意思,真想要挂点书法字幅的话,她可以去请人写,然后送到裱画店裱一裱,花不太多的钱。她在文艺界混了这么多年,找人写两幅字不算为难。她想要叫丈夫把买来的东西退掉。
丈夫回答:“你能找人写?你怎么早没想到找人写?”
郝晨说:“我哪有闲空想到这些?再说也不知道你想要字画,你没说过喜欢。”
丈夫就冷冷一笑:“人的兴趣是可以变化的,我还年轻,今后还会继续改变。”
郝晨听着这话,觉得很不是滋味。她沉默了一会儿,又一次委婉地劝丈夫把字幅退掉。她实在舍不得这笔钱,这钱超过他们一个月的开支。
丈夫对她的建议不屑一顾,且嘲笑她说:“退掉?说得轻巧,人家肯让你退?再说这是艺术品,买了再退,这么寒酸的事你做得出来,我还做不出来。”
郝晨哑口无言,默默地听凭丈夫把字幅挂上墙壁,从此耀武扬威地盘踞在那里。
接下来是有一次郝晨下班较早,在家赶写一篇关于刊物上诗歌的评论,没有顾上做饭。丈夫回家后很不高兴,发牢骚说:“一个月就编那么几首破诗,上班弄弄还不够,下班回来还要弄。”
郝晨反驳说:“破也罢,不破也罢,总是我的一份工作。诗歌是神圣的东西,请你尊重它一点。”
丈夫不听犹可,一听这话,索性放肆地把文学艺术贬低和嘲笑了一通,把它放在了人类的吃喝拉撒种种需要之下,且大谈只有科学技术才是伟大的贡献,才能促进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丈夫故意使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轻蔑的口吻说话,故意要激起郝晨的恼怒愤恨,使她失态,使她歇斯底里发作,而后他可以悠然地欣赏这一切表演,满足他精神上压倒郝晨的需要。
然而郝晨不想跟他争论。争论需要热情,需要有这份兴趣有这份精神,郝晨没有。她只觉得懈怠和疲倦,只想马马虎虎、草草了拿结束一天的劳累,早早地让自己沉入睡眠。如今只有睡眠才是最令她向往的事情。
丈夫却在搬进新居之后对于床笫之欢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兴趣。过去他严格地遵守每星期两次的作息时间,拘谨刻板,将它视为自己人生责任的一部分。如今他变得放肆和贪婪起来,几乎每夜都要强求郝晨跟他作爱,像是在对从前的谨小慎微作一种补偿。他放弃了过去在黑暗中行事的习惯,而喜欢在床头开一盏幽幽的小灯,让一切笼罩在半明半暗的暧昧之中。在整个过程里,他的面容始终严肃刻板,不苟言笑,全神贯注。肉欲的体验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精神上的交流和探索退居末位,站在远远的角落里悲哀地叹息。偶尔他简短地发出一两声指令,口气生硬,颐指气使,听上去极不舒服。郝晨被他压在身下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想,这才是丈夫的本性,从前那个刻己慎微的他只是一种伪装。她过去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早已知道了这样的男人,他们总是习惯一声不响把女人按倒了就干,精疲力尽之后死一般地入睡。他们不懂得灵魂与肉体同样需要情爱和交流,因为他们祖祖辈辈没有遗传下来这样的训导。
每个第一天是第二天的起点,而第三天又是第二天的延长。郝晨觉得这日子过得无休无止,没完没了。她不得不鼓足干劲迎接每一夜跟丈夫肉体的搏斗,然后在早晨带着一身疲倦去上班。她深切明白,只要她不想离开这个家,她就得满足丈夫的需求,否则是她自己承受恶果。曾经有两次她在情绪十分低落的时候拒绝了丈夫的身子,丈夫只说一句:“什么了不起!”结果她整整一夜感受到来自身旁的沉重的压力,辗转反侧,心慌心跳,通宵无眠。而整整几天中丈夫阴沉了脸,一句话不说,家里的空气紧张到像要爆炸,人在那种气氛中活一天就要减少一年的寿命。郝晨不得已而妥协了,她晚上洗好身子主动对丈夫说一句:“我们上床吧。”丈夫就骑驴下台阶,一声不响上床,继续他们从前的一套。丈夫毕竟也是不愿意这个家分离的。
话说回来,丈夫如果在郝晨身上得不到满足,他同样可以维持婚姻,而在外面另找一个床上的情人。以丈夫的地位身份,找这样的女人绝不会困难。如果设想成为现实,郝晨又能怎么办?首先她未必就能知道一切。即便知道了她也无可奈何。一个有教养的知识女性,她不能对丈夫撒泼也不能朝丈夫的情人扇一记耳光,最严重的惩罚莫过于离婚。
我说过,郝晨和她丈夫都不会离婚。不离婚便标示着他们要互相妥协。
就这样,后来郝晨对床上的事情简直有了一种神经质的敏感。她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想到晚上的事,到了晚上便浑身烦躁,坐立不宁,恨不能远远地逃开再不回来。而一旦丈夫这个晚上没有对她行使权力,她却又忐忑不安,心里发虚,揣测丈夫是什么原因,会有什么别的情况。
我对郝晨说,她应该赶快摆脱这种状况,无论如何要摆脱。他们两个人心理上都不正常。这样下去,她不死也得发疯。郝晨说,这问题她想过了,自己对自己是最了解不过的,像她这种性格的人容易不正常。她答应要想办法摆脱现状。她说她还没有人到中年,还没有轰轰烈烈地活过,贡献过,总不能眼看着自己就这么窝窝囊囊走向死亡。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是郝晨没有想到的,丈夫提出要把他淮北农村的父亲接来长住。他说母亲死了,又是死在他这儿的,他有责任为父亲养老。郝晨简直是大吃一惊。房子一共就这大小两间,儿子渐渐大了,上了小学总得与父母分住,说起来住房并不宽裕,多个老人未免有很多不便。再说他们两人白天都上班,中午各自在单位吃饭,家里向来只烧早晚两顿,老人来了便得打破这规矩,中午一顿饭至少要替老人准备好才行。就是准备好了,他们用的这种蜂窝煤球炉,老人用不用得来呢?万一弄熄了火,晚上回家又是一个大麻烦。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郝晨一下子设想了许多,越想心里越不情愿。婆婆在她眼面前猝然死亡,留下来的阴影至今没有消散,公公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她简直就不要做人了。她恼恨丈夫自私专横,只顾自己做孝子,不顾她是不是愿意。
郝晨的虚伪也就在这里:她心里明明反对,嘴上却不肯表示出来。为父亲养老是儿子的责任,丈夫这事情做得合情合理,郝晨反对便是郝晨的非礼。身为知识分子她懂得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将心比心,如果此刻郝晨想把自己的父亲接来,丈夫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她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还有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郝晨和丈夫的关系此时相当微妙,任何一件小事处理不妥,都会作为导火线引出大战。郝晨不能不加倍小心,尽量使大家心平气和,相互迁就。跟漫长的夫妻生活比起来,抚养公公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只有傻女人们才会因小失大。
公公很快就来了,随身带着四季衣物和一只大竹篓子,里面是他的全部宝贝:油光闪亮的旱烟袋,一只拳头大小的紫砂壶,沉重无比的铜汤婆子,锋利的剪刀,一些菜籽,几捆麻丝,还有用蚕屎做成的沙啦沙啦发响的枕头。所有的东西都发出一种浓重的烟油味和农家小院里猪羊粪便发酵后的味道。郝晨在小房间里替他用木板架了一张床,把大竹篓子连同里面的东西统统塞在床底下。离这张床只有一尺左右,是儿子的小行军床。儿子现在星期天才接回家,很快上小学,就要天天回家了。
公公跟郝晨丈夫的模样极为相象,而且同样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六十多岁的人,看上去起码七十多岁,已经有了龙钟之态,动作迟缓,眼花耳聋,一年四季喘咳不止。他的那杆旱烟袋,却是从早到晚须臾不离手的,越咳得厉害越抽得厉害,弄得任何时候踏进家门都是烟雾弥漫,辛味呛鼻。郝晨一向患有咽喉炎,对烟味辣味特别敏感,如今置身于这个烟网之中,不免喉咙红肿干涩,像是口腔里掉了一层皮,终日难受得要命。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同时也出于对公公的关心,有一天她跟丈夫说了几句抽烟容易得肺癌的话,丈夫竟十分小心眼儿地回答说:“农村人没这么多讲究。”把郝晨噎得两眼发直。
婆婆在世的时候少言寡语,很懂得识趣,公公却相反,整天自言自语唠叨不停,惦记着家里的猪啦,羊啦,鸡啦,菜园子里的黄瓜豆角啦,再就是说些年轻时候的壮举,比如种出过多大的山芋,跟人打赌吃了多少碗饺子,多少斤酒,一遍一遍重复没完。丈夫倒好,一回家就套上耳机听外语,管父亲说些什么都无所谓,郝晨的耳朵可就受了洋罪,从早到晚不得将息。写诗学文学的人本来喜欢沉思默想,酷爱清雅幽静,如今一切生活习惯统统都被打破,郝晨简直觉得惶惑不已,手足无措。
星期六儿子接了回来,跟爷爷同住一屋。祖孙俩难得见面,新鲜得不行,嘀嘀咕咕说了一晚上的话。儿子卖弄自己的学识,画了一张又一张图画给爷爷看,爷爷就用老家带来的炒蚕豆炒花生款待孙子。一直到十点多钟小房间才安静下来。第二天起床儿子便叫身上痒,说蚊子咬了他很多疙瘩。郝晨心中奇怪,时令才是初春,怎么就有蚊子?掀开儿子衣服看,果然红斑点点。再到床上找原因,发现被褥上无数针头大小的黑点点,是跳蚤屎。根源是在那个装了乱七八糟许多东西的大竹篓子。
当下郝晨脸色便不好看,责成老人孩子换下全部衣裤,连同两人的被单、床单、枕套,里里外外又洗又烫,忙了整整一个上午。又把大竹篓子拖出来,一再求公公把不要的东西捡出扔掉,扔不掉的也由她又洗又涮,放到阳台上暴晒。郝晨做这一切的时候,丈夫始终在一旁不怀好意地观察她的神态,等待她发火、责骂或者什么的。亏得郝晨涵养好,心里有火却一声不响,默默地做这做那,弄得丈夫反觉得不好意思,动手帮她把事情扫了个尾。
当时我注意观察郝晨的家庭现状,觉得她和她丈夫的关系始终不同一般:丈夫像头窥视猎物的狼,时时刻刻准备在郝晨身上寻找失误,从而有借口发起进攻,打垮对方,征服对方,在精神上压倒对方。而郝晨认为这是一种无聊的游戏,本质上怯弱的男人才会这样对待女人。她懒得理睬这些挑衅,于是就采取逃遁的办法,以不动声色来对付蠢蠢欲动。
有一个事实永远要提醒人们注意,这就是郝晨和她丈夫都不想离婚。离婚是件很累,很伤人的事情,他们两人都还想在事业上有点出息,不愿意把所有精力都耗进一场感情疲劳战。他们是相当理智而且是相当明智的人。
那一年的好事接踵而至。我们班上有一个分在西北某省的同学,不声不响干了几年编辑,忽然就提升为文学编辑室主任,气宇轩昂到我们这儿出差组稿来了。按规矩,自然又是在我家里小聚一场。老同学西装笔挺,衬衫雪白,俨然一副操掌生杀大权的大官模样,坐下来纵论天下文坛趋势,把当今活跃的作家张三李四贬得一钱不值,又吹嘘他慧眼识人,编出过哪些哪些好书。标榜他的志趣就是要替无名小卒扬眉吐气,别人那儿不肯出的书他偏偏要出。他说他身为小人物的时候受够了大作家的气,如今权力到了手,不去用它才是傻子。“什么叫以权谋私?听起来很讨人厌,然而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像屈原那样自视高洁又能怎么样?别人是替自己谋私,我不,我替小人物谋私,替无名作家谋私,总还算是高尚吧?首先是我们班上这群同学,谁有什么伟大著作想要问世,尽管到我这儿挂号。”
我的脑子里忽然有个念头闪了一下。我自己都觉得惊讶,过去怎么从未想到过这个主意。说起来我们这些人还是过分老实。我抓起酒瓶替老同学倒了一杯酒,慢悠悠地说:“为了你能尽快实现你的愿望,我来提供一个合适的人选。”
“谁?”老同学抬头问我。
我站起来,拍拍郝晨的肩头:“我想你不该把我们的女诗人忘了,她过去写的许多诗,未必比你出过的那些诗集逊色。”
老同学怕案大叫:“对呀对呀,近在眼前的人物倒给忽略了,郝晨你知道吗,大学时代我曾经崇拜过你,你早该出一本诗集了,当之无愧。”
郝晨当时满脸通红,手足无措,活像个未见过世面的小姑娘。老同学毕竟是老同学,虽说有点牛皮兮兮,办事倒是爽快。回去不久,他居然兴师动众拍来一份电报,说是他已将郝晨的诗集列入计划之中,字数以一百页左右为宜,要郝晨尽快整理交稿。郝晨拎着这份电报来找我,说我这回是弄假成真了。我说我不是弄假成真,我本来就是真心要帮忙。而且我认为埋没了她的诗情是一种浪费。郝晨就哭笑不得说:“我哪儿有一百页的诗呢?总共没写过一百首,还有好些老掉牙了要淘汰出去。天哪,你简直是出我的洋相,如今这事可怎么办?”
我说还能怎么办?再写,突击赶写,直到弄满一百二十页为止。老同学既然允诺了一百页左右,你不妨偏右一点,而且还要考虑被编辑拿掉几首。郝晨就满怀疑虑地望着我,问我是不是拿她开心或者什么?她说她现在这样子还写得出诗?她还能写诗?她伸出自己的一双手,翻来覆去看上面的老茧和皱皮,阴阴地冷笑。我被她的缺乏自信心弄得来了火气,大叫一声:“你自己看着办!”甩头再不理她。
我不知道郝晨后来是怎么想的,反正她给老同学回了信,答应尽快交稿。出书到底是一桩名利双收的美事,郝晨既然是中文系出身,既然有过那么一段写诗的经历,她就不可能抗拒这个巨大的诱惑。说到底,在她灵魂深处还残存了热情和理想,还希冀有一天能出人头地。尽管这希冀十分微弱且略带嘲讽。
时间太紧,要补写的诗太多,长期荒疏使郝晨对自己的才气一直是将信将疑。她深知写诗需要激情的喷涌,而多年以来她已经被生活压成了人形木偶,她有的只是倦怠和淡漠,缺少的恰恰就是激情和幻想的翅膀。她陷入了一种巨大的矛盾和痛苦之中,自怨自艾和自强自立同时搅扰她的行动,使她一坐到稿纸前就焦急烦躁,六神无主,脑子里干干净净,只字不出。
烦杂的家务事也使她不能一心一意投入创作。明天该买什么菜,该给孩子穿什么衣服,柴米油盐哪一样东西快用光了,所有这些无聊的琐事总是在她坐下来的时候占据头脑,驱赶不去。小客厅里公公在看电视,他耳朵不好,总喜欢把声音开得极大,边着还边自言自语对自己解释电视里的内容。还有,上床的时间快要到了,她又一次很不情愿地想到丈夫,她不能不想到这件事,似乎这是一条盘缠在头颅中的毒蛇,每到天黑就要昂起头来嘶嘶地鸣叫,提醒她一天的责任尚未了结。她抱住脑袋,泪流满面,心想她这个人算是完了,再不会有什么出息了。从前抱怨没有机会,而现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她只有眼睁睁望着它擦身而过!
可以想象出郝晨那几天的心绪。一个层次很高心气也高的女人,在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一辈子将会一事无成的时候,那几乎是一种非凡的痛苦。
郝晨在这痛苦中挣扎翻滚,终于决心钻破硬壳寻找光明。她对丈夫说,她要暂时摆脱一段家务,晚上住在办公室里,以便专心致志完成这本诗集。丈夫听着,先是惊讶不已,而后嘴角就浮起若有若无的笑意,故作愉快地说,好啊好啊,老婆能出诗集他当然万分荣幸。他真有这份福气吗?简直想象不到呢。
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都能让你想象到的。郝晨回答他。对于一个想象力贫乏的人来说,他永远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乐趣。郝晨接着又补充一句。
丈夫嘿嘿地冷笑,含有明显的轻蔑和敌视。他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答应了郝晨的要求。
另换一个视角来说,郝晨决心摆脱家庭和丈夫的羁绊是一种必然,是她压抑过久的情绪的一次委婉爆发。出版诗集只不过偶然给她提供了藉口,或者说机会。可以说丈夫这么多年的努力只是徒劳,他不过征服了郝晨的肉体,而对她的灵魂无能为力。肉体向来是极易屈服的软弱家伙,它向来不在乎自己干了些什么,而倨傲的灵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手,它可以强迫自己长时间地压缩成一块饼干,只等着有一天突然膨大,突然地坚强起来,耸立起来,形成威胁。
这一天郝晨已经盼望很久了。她不着急,不动声色,因为心里知道这一天总会来临。我在开头说过,她在班上有“魔女”之称,她对自己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了若指掌。
编辑部的全体同事没有人相信她为了写诗而住办公室。郝晨一向不是张扬和癫狂之人,人们只知她编诗的品位很高,不知她写诗的才情同样不凡。所有人都在背地里说,她是跟丈夫闹了矛盾,跑到这儿暂时分居来了。如今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人们见多不怪,一切平静如旧。倒是蛰居主编办公室达两年之久的老吕,为着难得有个伴儿,当众表示了他的高兴。老吕并且极严肃极郑重地把郝晨找去谈话,要她坦白说出来她的“家庭困难”,以便组织上适当的时候可以出面帮她说话。老吕本人就是在“八年抗战”之后跟妻子离了婚,被赶出家门住到这里来了。郝晨暗自窃笑,心想世人怎么都喜欢以小人之心待人,“为艺术献身”难道只是虚构的宣言,从来没有人付诸实施过吗?
写诗这件事本身却并不顺利。先是翻出从前的诗稿来看,总觉得无病呻吟之作居多,幼稚浅薄且罗里罗嗦,一看就知道出于不谙世事的女学生之手。如今重新拿出去发表,自然要删改一番。这部分工作困难不大,因为有个原稿在手,属于再创作,郝晨又干惯了编辑这一行,编自己的诗作该说是得心应手。困难的是篇目不够要重新创作的那一部分,创作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需要脑力和体力都进入一个最佳状态,郝晨悲哀地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诗人行列中的人了,她一坐到稿纸面前就会发生思维空白的现象,有时候坐上一个小时,脑子里混混沌沌,飘飘忽忽,仿佛喝酒微醉那般舒服,而冷丁一清醒,这一小时竟只字未想到该想的诗作,让它白白地过去了。知道这是注意力不能集中的缘故,也明白一般来说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出现这种现象,过去常听母亲埋怨看小说看不下去,明明是捧了书一页一页在看,看过几页之后冷丁一想,一个字也记不起来,不知道看了些什么。她那时觉得心里好笑,世上怎么还有小说也看不下去的人。而今不过短短几年,她竟也走到了这一步,变成一个迟钝和健忘的女人。她想着想着身上就涔涔地出一身冷汗。
从前可以把责任推给客观,是繁杂的家务妨碍了她的精神创造。如今一旦明白了是她自身在堕落,郝晨反而冷静了下来,不再那样焦躁狂乱,六神无主。生命中的辉煌只有一次,郝晨是过早地、过于匆忙随便地让它在求学时代就逝去了。怪只怪她那时候太年轻太狂放,视生命如儿戏,视才华如粪土,轻而易举地否定了一种生活,选择了另一种生活,郝晨默默地想着这一切,心里不免有几分悲哀,又有几分好笑。
事情一旦想明白过来,灵魂也就得到了解脱,郝晨从此反有点无事一身轻的感觉。家里是暂时不想回去,一方面独自一个人住得快活了,还想把快活延长得久些;另一方面觉得早早回去对丈夫不好交待,要让他耻笑。郝晨就仿佛一个住集体宿舍的女大学生,每逢星期六回家,跟儿子亲热一晚上,跟丈夫耳鬓厮磨一番。次日起早上街买菜,买多点儿存入冰箱,公公和丈夫一星期在家慢慢受用。
家里是乱七八糟不像个样子。郝晨不在家,老父亲便临时充当了火头军,笨手笨脚弄饭弄菜,不时还落儿子几句责怪。儿子是这样一种人:一方面他执意要把父亲接来,在家人和乡亲中显示他的孝敬的能力;这种孝敬却不是出自真情,只不过做做表面文章,借以满足他的虚荣心和自尊心而已。因而郝晨不在家的时候他便把父亲当成了使唤的奴仆,要老人力不从心地做这做那,适应他越来越高的生活要求,自己摆出一副受之当然的施主模样,心安理得享受父亲的服务。
郝晨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然而父子间的事她懒得插手,且随他们去。只是有时候星期六接了儿子回家,远远看见阳台上烟雾腾腾,老公公的身影在阳台上笨拙地转来转去,忙着侍弄老是熄火的煤炉,心里不免有几分不忍。老人家来了这么多日子,烧煤炉的技术总是学不到家,一个小小的炉子常把他弄得手足无措。
清静的独居生活实在久违了,郝晨如痴如醉地享受这短时间的快乐,倒把出诗集的事放在了可有可无的次要地位。兴趣来的时候写它一二首,好的留着,不好的搓成一团扔进字纸篓。其余大部分的时间便或躺或卧,看看闲书杂志,再不就是跟老吕聊聊天。
老吕那年五十出头,虽然秃顶,却长了一张红光满面的十分年轻的面孔,总叫人以为他至多四十。老吕是评论家出身,思维敏捷,言谈机智,常常一语中的,使向来拙于辞令的郝晨钦佩不已。跟这样的男人谈话是一种快乐,郝晨常常沉醉于充满了文学情趣和智慧火花的氛围之中,两个人一坐就是一两小时。
郝晨心绪一好,不知不觉间又恢复了大学时代的业余爱好:看手相。她看相的根据一小半是皮毛的相术知识,一多半凭她的聪明灵活,善解人意。她把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对于世人世事的独特见解运用在看手相的游戏之中,对每个人一生的命运做出一番诗意盎然的回顾和展望,虽含糊朦胧,却瑰丽浪漫,出语不凡。这是一种高级的智力玩笑,说者不负责任,听者不加深究,双方都不过尽情尽兴而已。
难得老吕对这种游戏乐此不疲。没事的时候他就跑到郝晨那儿,把左手一伸,说:“看个手相吧。”待郝晨一本正经、胡言乱语一通之后,他又哈哈一笑,原原本本把郝晨上次说的话复述一遍,再贬斥一句:“骗人的巫术。”
郝晨是等聪明之人,仅从老吕悉心默记了她说过的每一句话这个事实,她便明白了老吕对她非同寻常的关注。她感到慌乱,慌乱之中又有惊喜,又有甜蜜。毕竟还从来没有人从女人本身这个意义上关注过她的一言一行。下一次再给老吕看手相时,她忍不住就用一种感激的目光去看他,又故意用唱歌般的声调把他的晚景描绘得无比灿烂温馨。这时候两个人靠在一起的手就有些微微的颤抖,并且两个人都岔开了目光,互相说些不着边际的玩笑话。这样一种不能点破的尴尬委实叫人难受,以后老吕便不再叫郝晨看手相。
就在这样一种玩笑式的轻轻松松的生活之中,郝晨断断续续完成了她的诗集。从前到后细细看了一遍,心中不免叹气,觉得写出来的东西比她想要达到的效果差了很远。而她又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她只能写出来这个样子,不可能比它再好。古人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用在她的诗才上倒也合适。
创造是一种喜悦,并且是要有人来欣赏的喜悦,在这一点上郝晨脱不了世俗气。郝晨把诗稿全部整理好之后就顺便给了相邻办公室的老吕。老吕是评论家,对他的评价郝晨是绝对信服的。郝晨私心里并且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称赞和惊讶,尽管这希望不十分有把握。
次日晚上九点多钟,老吕敲她办公室的门,来还诗稿。老吕进门之后许久不说话,只用一双眼睛怔怔地盯住郝晨,那眼睛里面满是欣喜,满是怜爱,又满是饱览奇景之后的无声的沉默。然后老吕一步一步走向郝晨,郝晨就下意识地一步步后退,退到墙壁,再也无处可去了。两个人面对面贴得很紧地站住,老吕伸出双手托起郝晨的脸,轻声说:“你是个奇迹,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性。”
郝晨一声不响,眼里忽然就盛满了泪水,十分的懦弱,十分的小女人气。她知道老吕的称赞是出于真心,他从她的诗稿中读出她的聪明她的才华。而这称赞又带给她久不被人理解的委屈。她拼命地忍住眼泪,直憋得浑身发抖,虚弱不堪。
“我见过的女作家很多,从没有人像你这样聪慧灵秀。”老吕又一次说,并且用食指轻轻刮去她脸上的泪珠。“她们是被罩上了光环的美玉,华彩无比。而你才是真正的奇迹,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性。”说到这里,他突然冒出一句话来:“我想吻你一下。”
郝晨眼含泪水,一言不发,像只活生生等着剥皮的兔子。
老吕温和地笑起来:“不反对就是同意。”他说完又笑,很开心也很满意。他说了想要吻然而又不急于行动,尽量地拖长时间,欣赏郝晨的慌张郝晨的窘迫。他要在欲吻不吻之间给郝晨造成一种大兵压境的气势,把郝晨的精神推向一个崩溃的绝境。他知道女人在这时候的微妙心理:她们一方面害怕将要出现的暧昧情景,一方面又担心对方说出来的仅仅是一句戏言。并没有认真地打算付诸实施。在她们嘴上说不愿意的时候,她们心里其实巴望男人的进攻更凌厉些,以证实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和魅力。一旦男人在这时候主动退却,她们会在轻松下来的同时感到或多或少的遗憾失望。
老吕是评论家,他谙熟爱情心理学,把郝晨这样一个极少得到男人爱慕的女诗人的心理揣摸到透彻。他揣摸的目的只是想得到郝晨。他真心喜欢她,而这喜欢又是从惊讶于她的聪明开始。年轻男人总是倾心于漂亮活泼的女性,老吕已经不再年轻,因此他更看重的是人的心灵和智慧。
郝晨迅速地败下阵来。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她以为除了反对就是认可,此外她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选择。三十多岁的郝晨在性爱上大致懂得了一些,在情爱上几乎还是空白。在她平静如水的外表背后,其实有着一个并不安份的灵魂,她借助于这个灵魂才能成为诗人,如今也要借助这个灵魂成为情人。
已婚男女的恋情很容易协同一致地进入实质性内容,郝晨和老吕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躺到了办公室里沙发拼成的床上。我要说的是,郝晨的这个行动里带有一种疯狂的报复心理,是对她几年来疲惫的婚姻生活的报复,是她压抑很久而无处喷泄的情绪的自我消解。她明知道男女通奸的后面就是火焰,但她毫不迟疑地跳进去了,她闭上眼睛等待在火光中哔哔剥剥化为灰烬。
这就是郝晨一个才华横溢但命运乖蹇的女诗人的选择。她是在积极进取不成之后选择了消极逃遁。她后来曾经对我说,最初的时候她不是受欲念提醒和支配的,她对男女作爱的事一向只有麻木没有兴趣,她那时候只想到生活中应该发生点什么,应该有所行动。而后她才慢慢变得快乐起来,贪婪起来。她说,情人间的作爱和夫妻间的作爱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内容一样,而赋予它的情感色彩和心理气氛迥然相异,这就使事情变得惊心动魄,使你如同染上鸦片瘾之后欲禁不能。她含蓄而又委婉地问我能不能理解?我说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从前我们插队下农村的时候,最喜欢干的事情是成群结伙去偷果园里的桃梨苹果。其实花钱买不过几分钱一斤,然而偷偷蹲在果树下大啃大嚼就是滋味不同,那是一种冒险一种发泄。冒险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传奇充满期待,人类世世代代崇尚冒险。
不要忧愁不要叹息,老吕喜欢把郝晨抱在腿上轻轻地说,个人的才华是隶属于时代的,什么样的时代注定了要出什么样的诗人。我们这个年代是逃遁的年代,人们像逃避瘟疫一样的逃避艺术和创造。而你却在渴望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那样的辉煌,那不可能。我们的选择只有一条,那就是顺应时代。无处可逃的时候还可以逃遁到爱情,只要自己不把自己推上绝路。老吕的话具有催眠曲的功效,说着说着就使郝晨沉入睡眠。
郝晨开始把“责任”二字看得不那么重要了。诗稿整理好之后,因为忽然觉得无情无绪,很长时间都没有寄出。原先发愤要出诗集是因为跟丈夫赌了一口气,现在想想不免好笑,怎么跟个心气浮躁的小姑娘似的动辄撒娇。星期六回家去,丈夫每每会借故发火,指桑骂槐,郝晨不过一笑了之,觉得犯不着跟他认真较量。她不知道丈夫是否风闻了她和老吕的通奸秘史,然而她十分坦然,觉得他即便知道了也不怕什么,他自尊心强,极爱面子,不会为此离婚。她已经习惯了独居办公室的生活,再让她回到家庭里来,她就不能忍受。她一次次地以诗集为挡箭牌拒绝回家,拒绝承担主妇的责任。
有一天,一位编辑偶然看错了钟表,提前一小时到编辑部上班,发现了双双睡在郝晨办公室的男女,至此两人的私情在编辑部里彻底暴露。奇怪的是大家都没有表示出过分关注,彼此心中有数罢了。如今的时代婚外恋已经习以为常,身为文艺界人士,意识上又更加开放一点,因而老吕和郝晨在编辑部里并不觉得尴尬。
既然公开化了,一切也就不必做得鬼鬼崇崇。那一次编辑部从省作家协会里分到两套房子,一个煤气罐,老吕做主把房子分给了一老一少两位小说编辑,把煤气罐借给了郝晨。没有人表示异议,人们觉得老吕这人做得透明,合情合理。
殊不知老吕为此犯下了一个大错,一个绝没有料到、更不可想象的大错。
那天正是星期六,中午的时候郝晨从编辑部找了两个年轻人,兴冲冲把煤气罐和煤气灶具弄回家去。郝晨这人毕竟传统,想洒脱也不能彻底,人住在单位,心总还是牵挂家里,你看她拿到煤气罐欣喜若狂的样子便是证明。
两个年轻人把煤气罐送上楼之后就先走了,郝晨独自在厨房里忙忙碌碌收拾出一块地方。安顿好灶具,再接上煤气罐。连开两次不见有火,不知道是哪儿出了问题,笨手笨脚又拆开几样附件,一一检查调试。按说这些活儿应该是男人的事,郝晨拿了煤气罐回来已经功劳大大的了,剩下来的局面该由丈夫来收拾,郝晨憋了一肚子火跑进卧室,见丈夫悠然躺在床上看书,视线里仿佛根本没有郝晨和煤气罐存在似的。郝晨愣了半天,勉强招呼说:“你来帮我弄弄,我不会。”丈夫放下书,似笑非笑回答:“你不会,我更不会。我从来没用过这东西。”
郝晨意识到小心眼儿的丈夫这一次又不高兴了,她忌妒她有办法弄回了如此紧俏的东西,因而采取这种冷淡的不合作态度。郝晨淡淡一笑,转身又跑进厨房,她不信自己真的弄不好一只煤气包。
我说过郝晨是个聪明人,厨房里的活儿再复杂也不过如此,郝晨三摸两摸就排除了障碍。“哧”地一点火,淡蓝色的火苗儿呼呼直窜,把刚从农村来的公公喜得直搓手。郝晨把公公喊到前面,教他怎么点火,怎么熄火,怎么去拧紧总开关。她再三叮嘱不用时要记住拧好总开关,又说煤气炉火头大,烧饭烧菜注意别煳了。公公连声说:“你放心,你放心。”神情里很为从此摆脱煤球炉的麻烦而欣喜。
郝晨叮嘱完了公公,扭头看见丈夫抱住胳膊站在厨房门外,一副隔岸观风景的态度。郝晨说:“你也来学学吧,用得着的。”
丈夫就嗤地一声笑:“用个煤气炉,用得着你教?以为你多了不起似的。”
郝晨变了声音:“你这是什么话?刚才也是你自己说不会。”
“你就信了吗?莫非我的智力倒不如你?”
郝晨此时的凄苦真是无法形容。高高兴兴拿回家煤气罐,遇到的却是丈夫这般的挖苦。索性痛痛快快吵一场罢了,可是他不,他总是这样阴阳怪气,用最刻薄的语言去刺伤郝晨,然后又若无其事。他不肯让任何一个人(包括他的父亲)知道他们夫妻间的不和,他把敌视的情绪用最隐秘曲折的方式表示出来,这就是他最虚伪最卑微的地方,也是郝晨最不能忍受之处。
郝晨转过身来,愤怒地盯住丈夫,足足两分钟之久。丈夫避开她的目光,故作轻松地耸耸肩头:“这么说,今晚该有好吃的了,有了这煤气包?”
郝晨忍住眼泪吼一声:“吃你个鬼!”摔门就冲出去了。
这是郝晨第一次例外地在星期六没有回家。晚上她在办公室里,望着许多天来已经十分熟悉了的一切,心想她再不能找什么借口在这儿住下去了,凡事总有个限度,独居生活虽然轻松快乐,却不能永远,她毕竟还有丈夫儿子,有一个需要她操持的家。她长叹一声,眼泪就苦涩地流下来,悄无声息。
这天夜里郝晨和老吕又一次同居。在郝晨意识里总觉得这是最后一次,最后的一次浪漫,最后的一次狂放,故而一举一动透出无比留恋的珍惜。因着这珍惜,老吕便觉郝晨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放松,都要主动,于是他也不由自主地拿出所有底气,使两个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双双在同一时刻到达极乐境界。
郝晨因为幸福而极度地喜悦。在她长达数年的性生活历史中,从来没有这种与对方同时达到高潮的先例,即使与老吕的几次性爱也没有体验过,她的快感总是要比对方珊珊来迟。而突如其来的这个成功却又使她感到恐惧,她知道尽善尽美的背后便是无可挽回的没落,登上了最高境界的同时,生命便开始走向低潮。今晚的意外不过是一个预告,暗示她恶运从此开始。与此相比,从前的不快乐仅仅是前奏,是对她个人承受能力的试探。郝晨想到这里,不觉悲伤绝望,周身冰凉,在老吕怀中簌簌地抖成一片树叶。
一夜多梦。几番从险境中惊醒,又几番迷糊睡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惊恐不安,仿佛永远处在被人追赶的境地,而前面已经无路可走,唯有一死。
星期天早晨照例起得迟了些。郝晨本想安闲地过完最后一天,晚上再回家去,却因为有了回去的念头,心被骚扰着,就再也坐不下来。无端又想起了儿子,一个星期不见,儿子一定在家到处寻找妈妈,要向她喋碟不休讲述幼儿园的一周大事。她昨天没有买菜烧菜,一家人今天吃什么?儿子今天吃又什么?儿子每个星期天回家都是要吃肉的,还要吃大块的肉,红烧肉,他父亲和爷爷能满足他吗?
想到儿子,郝晨就片刻也不能支持,匆匆地收拾衣物要回家去。跟老吕告别的时候,她低垂头颅,苦笑着说:“逃遁也需要勇气的体力,而我是一无所有。请原谅我的懦弱无能。”
老吕轻轻拍着她的手背:“别把那些话放在心上,那不过是解释我自己行为的一种遁词。说到勇气什么的,大家都同样一无所有。因为没有才选择今天的生活,否则一切都不会是这样子。”
郝晨略略觉得心安。想起来老吕真是善解人意,他把自己跟郝晨放在同样的高度,使她没有丝毫难堪和羞惭。
接下来便要写到郝晨回家见到的一切。那是一幕悲惨绝伦的场景,到这里我实在不忍心再写下去。然而我想要写下郝晨的一生就不能逃避这一幕,我无法省略这个重大的最要紧的情节。
郝晨在走上楼梯的时候原以为要听到儿子的笑闹声的,但是没有,一切都异乎寻常的安静,在掏钥匙打开房门的刹那,她闻到一股浓烈熏人的煤气味。一瞬间她心脏骤停,头皮嘎嘎地炸裂开来,她猛地把房门推开,冲进屋去,首先看到丈夫瘫软无力倒在厨房门外的尸体。她浑身哆嗦着扑向卧室,静悄悄没有儿子的身影,连床罩也没有掀开过,再歪歪倒倒摸进小房间去,就见公公歪身倒在沙发旁边,儿子如熟睡般躺在发上,而电视机一夜未关,屏幕上闪烁着黑黑白白的亮点,发出一种刺耳的怪叫。郝晨只来得及跑出房门,在楼梯口狂呼一声:“救命!”就昏死过去,一头栽在楼梯铁扶手上,血流满面。
后来才知道,当时一家人在小房间里看电视,郝晨公公在煤气炉上烧了一壶水,水沸得很快,开水把壶盖顶歪了,又潽进炉火里,立时就把火头打灭。老人家年老记性坏,看电视看得忘记了烧水的事(也许他还没有习惯用煤气炉,料不到一壶水会开得这么快)。郝晨丈夫一向把炉子上的事交给父亲,他也同样没有习惯用的是煤气炉这个事实,他直到闻见相当浓烈的煤气味之后才猛然警觉,站起来要去检查一下厨房。他站起来以后发现自己已经是昏昏沉沉步履不稳,勉强挣扎着走到厨房门口,腿一软瘫了下去,再也没能起来。儿子那时是躺在沙发上嘻闹玩笑的,不知不觉就成了酣睡模样。公公接着莫名其妙从他坐的椅子上侧身倒下,就这么歪在沙发边。
我写下上面一段文字的时候浑身冰凉。像这样一家三口人的集体意外死亡实在残酷实在凶险,我完全能够理解郝晨在最初那段日子里死人般的麻木。没有什么可说的。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对谁去申冤对谁去讲理?
再有一点,也是郝晨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点:煤气炉是当天下午她亲手送回家里去的,而那天晚上她与老吕缠绵悱恻,进入至善至美境界的同时,她的丈夫儿子无声无息惨死在家中。联想起来仿佛是她给家人送去了死亡,她极其恶毒地用隐晦的手段要了他们的命。
不是这样吗?她不该如此谴责和诬蔑自己吗?那么又如何解释这一连串偶然和必然?
郝晨整整过了一两个月才从死人般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开始允许别人去看望和陪伴她。她的头发几乎像魔术似的变成了花白,双肩更加前倾,因为消瘦,看上去不再像从前那样绵软无力,而是十足显出了沧桑后的老态。
她告诉我说,老吕找她推心置腹谈过一番话,他要她正式地嫁给他,而后他们离开省城,选择一个幽静方便的小城市去定居生活。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包括重新要一个他们的孩子。我说这也挺好,老吕算得上一个好人,她也可以借此忘却旧伤。郝晨凄然一笑,反问我:你说能忘得掉吗?我可以照老吕说的那样生活吗?我立刻无言。
一个春天里郝晨平安无事,沉默寡言地上班,沉默寡言地下班。有消息传出来说,她丈夫的学校里跟编辑部打了招呼,要想收回那套房子。老吕坚决否认有这回事。老吕又说,即便是收回了,他就是用他的命也要给郝晨换下个住处。
夏天将到来的时节,有一天我忽然接到郝晨一封信。我奇怪住在一个城市的人有事不打电话却要写信。撕开信封,先掉出来一把黄灿灿的大门钥匙,我心里就咯噔一沉。急慌慌地展开信纸去看,只见郝晨用惯有的潇洒字体写了几个字:“看在多年同学和朋友的份上,请速来送我上路。”
丧魂落魄地赶到丈夫单位,拉了他一同到郝晨家去。打开门,似乎那股浓浓的煤气味几个月不曾消散似的,使人总觉头晕耳鸣。
再看郝晨,她穿了新做的雪白丝绸连衣裙,安详地躺在床上。她是吃了大量安眠药死的,我进去的时候她身体还很绵软。聪明稳妥的郝晨向来心细,她一定先寄出了钥匙和信,估摸我收到信的时间,然后吞服了药物。那时天已经很热,她想必怕死得太早尸体会腐烂,又怕死得过迟了要被我们抢救过来。一个人死前会有这样冷静周到,可见她的决心下了不是一日两日了,这个念头一定在她心里盘旋到了烂熟,到了习惯。借句别人的话来说:她习惯了死亡。
她死后不多日子,我们那位爱吹牛皮的老同学实现了他的诺言:以最快速度印出郝晨的第一本诗集。书的开本很小,又薄,拿在手里只觉精巧异常。翻开第一页,洁白光滑的纸面赫然印着郝晨的题词:
纪念
我曾经有过的青春年华
我把寄给郝晨的样书私自拦截下来,给全班每个同学寄了一本,顺便报告了郝晨这一不幸的消息。
89.7.24於南京邓府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