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0th a.d. — 2 1th a.d.
“希腊摆脱了它的国王及君主体制。希腊终于属于它自己了。”
天空是一片清澈柔和的蓝。在赛西翁神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赫淮斯托斯神庙之后，伊美特山上飘浮着几片薄雾；左边是吕卡维多斯山，依旧荒无人烟；右边是雅典卫城。以卫城山门为正面，帕特农神庙在其斜侧面，其上方还有一座法兰克塔，但如今已经消失了。朵朵白云环绕在城墙之上，炮弹正在发射，但显然也只是为了和平。如果从影子的方位，以及柱子和台阶上的蜜色来判断的话，应该已经是傍晚了。
景色的最前端，是聚集在一起的欢快、紧凑、五颜六色的人，他们占据了寺庙的周围、通往寺庙的台阶，甚至建筑的内部。男女人数差不多，父母都是和孩子一起来的，左前方还有一条狗。每个人，包括那条狗，都看向右边。右边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光着头，无可指摘地穿着最正规的蓝色制服，从一匹极佳的大白马上下来，侍从正拉着马的缰绳，据说他正接受着来自民间和宗教当权者的敬意。
当然，上述描绘的都是一幅保存于慕尼黑新美术馆的画作，此馆中藏有大量关于这一时期希腊的见证：有值得更大名气的风景画（特别是卡尔·罗特曼的二十三幅大型画作），还有像上面那幅一样关于历史场景的画作。作画者彼得·冯·赫斯（peter von hess，1792—1871）受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派遣，承担了目击者和记者的使命。他“以此为动机”画了不少草略图。而后，他回到安静的画室中，在闲暇时完成了画作，这正是那个时期的绘画特点。
画面中那个被世人永远铭记于心的年轻人就是希腊的奥托一世（othon i），他是这位资助者【1】的儿子。还是未成年人的他，由摄政理事会的三位成员随行，他们分别是冯·阿曼斯伯格（armansperg）、冯·海德克（heideck）和冯·毛雷尔（maurer）。那么这个场景发生在何时呢？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1834年12月13日，当时人们在赛西翁神庙为新国王颂唱“感恩赞”（东正教中的颂歌），以示对他的敬意。但还没等这位国王探索完这座城市，他便在此处永远定居了。正如奥克塔维安·梅里埃（octave merlier）所指出的那样，他早在1833年5月23日就到了雅典。一个月之后，也就是6月29日，他签署了将雅典定为首都的法令。这是在1833年，或是1834年？具体的日期其实并不重要。这幅直到1839年才完成的缺乏趣味的画作灵感，可能来自好几次游览、好几次不同的“入场”。
为什么在希腊有一个巴伐利亚的国王呢？因为这是那些大国所决定的。维也纳会议中的欧洲最不相信的便是民主了，并且他们对希腊人也持不信任的态度，因为他们对希腊人的内斗倾向已有充分的时间考量。在冲突中显露出来的唯一政治家，是沙皇前外交大臣让·卡波·德·伊斯特里亚（jean caapo d'istria），他于1827年4月当选为尚未独立的希腊的总统，4年后在纳夫普利翁的圣斯皮里东（saint-spiridon）教堂前被暗杀。在英、俄、法三国看来，时机已到，除了将这个新国家置于监护之下，别无他法。希腊需要一个国王，并且一定是非希腊籍的国王。正如1864年至1868年担任法国驻雅典全权公使的戈比诺写的那样：“对于希腊，便是以欧洲的方式来容纳这个东方国家。”
早在1830年2月，英国国王乔治四世女儿的鳏夫便与萨克森-科堡的王子利奥波德取得了联系。原则上本来是已经说好的，但是事情随后又被谨慎而优雅地取消了。不过利奥波德也得到了安慰，因为他在第二年成为比利时的第一任国王。大国们再次寻找人选，后来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一世是古希腊的忠实爱好者，并且是一个坚定不疑的亲希腊者，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为自己的次子努力“游说”。于是协议很快就达成了。1832年5月的伦敦会议，将希腊的王位给予这位年轻的王子，他在7月正式接受了王位，即使希腊与土耳其的边界问题才刚刚结束。国民议会一直被小心谨慎地排除在谈判之外，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批准这一决定。继土耳其政府（tourkokratia）之后，便是这个政府被希腊历史学家一直称为“xénocratia”，即外国人的政府。
1833年1月，奥托一世乘坐英国护卫舰（外国人政府的重大象征）在纳夫普利奥登陆。在彼得·冯·赫斯的另一幅画中——没错，一直是，或者说又是这位作者描绘了奥托一世的到来。作为战争首领，维特尔斯巴*（wittelsbach）家族的幼子是在马背上占有自己的新国家和新臣民的。几个月之后，他不再像往常一样作为一个胜利者，而是作为一位和平的君主踏上了雅典的土地。一个王者的诞生，也是一座城市的重生。
有些决定会让历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出于各种原因，主要是战略原因，希腊起义者选择了纳夫普利奥作为首都。这座城市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并且留有近期的斗争记忆。但是，在路德维希一世这位现代雅典的真正设计师的心目中，早已有了另一个原因。
这位有魅力的人物，是伏尔泰所说的开明专制者的一个相当好的例子，埃德蒙·阿布曾诙谐地形容他“因热爱美术和优秀艺术家而闻名于世”。他对臣民很严苛，却拥有不可否认的审美品位和公认的建筑天赋。正是他塑造了慕尼黑，他知道如何为这座欢乐、高雅的城市换上最美的盛装。他使笔直的大道穿过整座城市，并用博物馆来点缀它：例如慕尼黑古代雕塑展览馆和古物收藏馆、老美术馆和新美术馆……他对古希腊的迷恋至少和对罗拉·蒙特斯（lola montès）的迷恋一样多，他曾努力将慕尼黑改造成“伊萨尔河畔的雅典”。而后来他却通过儿子，试图将雅典改造成伊利索斯河边的慕尼黑。
“是奥托国王，或者说是他的父亲，希望雅典成为王国的首都。他们做出这个选择，与其说是政治意义上的，不如说是考古意义上的。但如果把首都置于柯林斯地峡上会更好一些，这样便处于王国的中心、东西部之间，横跨两片海域。”埃德蒙·阿布的这些话在几年后之后得到了戈比诺的响应：“希腊王国的首都应该建于柯林斯地峡上，靠近意大利，挨着欧洲，就像过去一样，未来就可以成为世界上这一地区与亚洲和非洲的集散地……”1930年，奥克塔维安·梅里埃在列举了纳夫普利奥和帕特雷（patras）能提供的优势之后，也同意两位前人的观点：“最后是柯林斯，它的位置更加优越，位于地峡上，支配着两片海域，是一个海上王国令人赞赏的首都。”
从经济角度看，这三位智囊都说得有道理。但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他们是错误的。请埃德蒙·阿布别见怪（虽然他说的那些话，后来已经改变了含义），恕我直言，路德维希一世的选择，正如他默默无闻的儿子证实的那样，确实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不仅仅是一个“古董收藏家”的心血来潮。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政治便是意识形态，在时代背景下，没有什么比选择雅典为首都更能体现意识形态的烙印。欧洲舆论热衷于起义军的事业和大国最终团结起来的原因，那都是古希腊，因为雅典当时被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摇篮。
此处套用一个著名的句子：1833年的希腊是什么呢？什么都不是。伯里克利时期的希腊是什么呢？是一切。所以我们只好尽可能地回归伯里克利时期。夏多布里昂惊讶地发现，自己与阿尔巴尼亚人打交道的次数比希腊人都多，因此希腊可以希腊化，或者说重新希腊化。如果不复苏过去的伟大人物和纪念碑，仅以宗教和语言为基础，民族情感又如何能得到加强呢？
这也正是摄政理事会的三位成员之一、研究高卢及日耳曼习惯法的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冯·毛雷尔在其1834年发表的著作《希腊人》中所主张的方法。另一位后来成为巴伐利亚人的德国历史学家法尔梅拉耶（fallmerayer）在更早的时候竭力想证明，以民族观念为名义，当代希腊人不能被视为古希腊人的后裔，为此还激怒了路德维希一世。毛雷尔更接近于雷南（renan）的选择性或唯意志论的国家观念，他表示，假设这种情况真的被证实，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利用考古和历史两者的政治性来服务于权力。
但是让我们回归到最初，也就是彼得·冯·赫斯的那幅画作。让我们仔细地看看人群。刚才我们说他们是紧凑的、色彩丰富的。的确是这样，其中特别的点也在于它的色彩非常丰富。来自阿提卡大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各岛屿的穿着各式服装、顶着各式发型的人都汇集在赛西翁神庙。在一顶土耳其帽和一个头巾之间，有一顶大礼帽。最左边有一个土耳其人，无精打采地拿着长烟筒抽烟。而主教的奢华祭披却增加了不相称的闪耀，画家对此非常满意。
如何画群体中的个人？在这种无序中，统一的原则又藏于何处呢？答案就在画中。在人群的背后，也就是人群的上方，有一座呈仰视视角的老多立克神庙，它是希腊世界最小、最矮胖，但是保存最为完好的神庙之一，它占据了画面的主导地位，并强制性守护着画面中的所有参与者。这幅画是值得讨论的。作为一份有力而清晰的证据，它告诉我们路德维希一世寻求的究竟是什么：其实是为了控制、管理现代希腊。现代希腊其实没有多少形式可循，也或许有过多的形式需循，导致它必须以古希腊为蓝本。从各种意义上讲，这是一项真正的反向守旧事业，在20世纪70年代（历史总是重复的，但是第二次是玩笑），由具有悲情记忆的上校们接手。
因此，现代雅典将会是古代雅典的翻版。古雅典人得到了什么，我们或许还不是太清楚。但是我们却能很清楚地看到现代雅典失去的究竟是什么。对于今天的游客来说，还有什么比仿造物与原件、复制品与模型共存更奇怪、更荒唐的呢？这是我每次从吕卡维多斯山下来前往大学讲课，看到雅典卫城之时，都会对自己说的感想。这也是我每一次返回这座混合体城市，在迪士尼乐园和考古保护区之间的某处，看到那么多仿造物就这样放肆地与那么多真品为邻的时候一直对自己说的感悟。
人们很能理解我。从巴黎的玛德琳大教堂【2】门前经过，和从雅典的阿加德米学院门前经过，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在建筑史上，不管是德国、英国还是法国，都存在过一个所谓的新古典主义时期，人们可以去欣赏也可以不去，于我而言，对于这个时期一直无动于衷。但人们毕竟能够因此在离希腊几千公里的地方，拥有一座有本国风格、属于本国的帕特农神庙，这也不乏趣味。更何况对于那些既不愿意在他国，也不愿意在本国欣赏帕特农神庙的人来说，巴黎还藏有许多其他风格的建筑。
巴伐利亚人的理由，我们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完的，但首先肯定是政治上的。杰拉尔丁·帕戈（géraldine pago）用一句绝妙的话语总结道：“旧的形式使新的形式合法化，从而使创造它的政体也合法化。”正是由于人们将这种推理进行到了荒谬的地步，普鲁士出身的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 ，柏林老博物馆就是他的功劳）才在1834年提出在雅典卫城建造未来的王宫。这是每一个考古学家的噩梦。这项主要因为资金原因才失败的工程，当时远没有今天看起来那么“粗野”。辛克尔非常注意对古建筑的保护，并且他计划给新的建筑套用罗马化的式样，以避免原有建筑和新增建筑混淆。
皇宫的问题，其实是最迫切的问题。但只有在雅典卫城假说被排除后，只有事先就今天所谓的“总体规划”达成一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项工程早在1832年就委托给了一对极具象征意义的建筑师夫妇：一位是德国籍的爱德华·肖伯特（eduard schaubert），另一位是希腊籍的斯塔马蒂斯·克兰蒂斯（stamatis kleanthis）。这两位旧时科佩尔（capo d'istria）的合作者很快制定出一个总体计划，但该计划立即遭到了老居民的强烈抵制，因为他们感受到了被剥夺所有权的威胁。为了补偿他们而不得不承诺的专款，不管怎么说，也被劝止了。后来建筑师们只有请来路德维希一世的建筑师利奥·范·克伦兹（leo van kenze）做增援，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1834年9月18日，摄政者才通过了该项目的最终版本。
正如埃德蒙·阿布用他那一贯形象的文笔所写的，这些新雅典的建筑师面对的，是“一个被干旱平原包围的、倒塌的城市”。他们最后同意不触及村庄（今天的普拉卡地区，雅典小蒙马特高地），而是在村庄的下面安置现代城市，也就是雅典卫城的北边、部分哈德良城的所在地。但这是一项有影响性的决定。从长远来看，在旧城之上建造新城，使得挖掘工作无法进行。特别是鉴于该场地的不方便性，那种迷人却过分狭窄的几何形状，很快成为现代雅典所应遵循的形状，即使它有点组织性，也还是成为所有城市发展的障碍。
1834年的规划安排非常简单，奥克塔维安·梅里埃向我们解释说：“雅典从北到南将由一条宽阔的道路横穿而过，道路两侧是两条平行的街道（其中雅典娜街和欧莱街依然存在）。而这三条街道都会通向同一个种满树木的大广场，就在奥托广场（现在的协和广场）前。在现在的王宫所在地，也有一条可以通向奥托广场的宽阔笔直的道路（体育场街）。另一条对称的道路，从后面这条街（现在的比雷埃夫斯街）出发，通往另一个紧靠公园的大广场，其上将新建国王的宫殿。”这就是雅典最热闹但也是污染最为严重的广场——奥托广场，大家也已经顺便认识了它的法文名字（la concorde）。顺便补充一下，体育场街（stadiou）马上就会比东边的大学街（panépistimiou）宽一倍了。
这种“鹅掌”模式受到了人们的推崇。唯一值得注意的变化，正如那位作者提到的，便是皇宫的位置。人们一开始考虑的是西边的陶瓷公墓，离阿哥拉（还有赛西翁神庙）也不远，结果人们发现这个地方不太卫生，风也很大。于是人们转向了协和广场，最后选择了三角形的东端，德国建筑师弗里德里希·冯·盖特纳（friedrich von gärtner）受命在此建造新楼（1836—1842年）。
在工程期间，奥托一世便搬进了两栋联合在一起的房屋，它们是由两个富翁于1834年私自建造的，不久就被王室买下，分别位于帕帕里戈普鲁街（paparigopoulou）5号和7号，紧邻着体育场街。这两栋房子是由一条有顶的通道连接的，现在是雅典市博物馆的所在地：一楼特别用于纪念奥托国王和奥登堡（oldenbourg）大公的女儿阿玛利亚（amalia）王后，他们是在1836年成婚的，这座城市还有一条主林荫道是以这位王后命名的（在雅典，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历史更适合在大街上、在露天场合被阅读）。
宫殿本身是一座又宽阔又沉重的建筑，没有丝毫的魅力，与其说是宫殿，不如说是兵营。这座宫殿在1913年被君士坦丁一世遗弃了，他转而建造了“王太子宫”，由一位萨克森裔，后入籍希腊的建筑师恩斯特·齐勒在1891年至1897年间建造，这位建筑师虽然平庸，但是很多产（他还建造了同样位于雅典的国家剧院和考古博物馆）。
这座位于国家花园东侧的新宫殿，现在是共和国总统的住所。作为老式房子来说，它还拥有一段相当动荡的历史——于1909年被一场大火烧毁，在1922年和1923年间收容了来自小亚细亚的许多难民，于20世纪30年代初被修复，从1935年起成为议会召开的场所。它的面前是一个巨大的绿树成荫的广场——宪法广场（syntagma）。今天，这里是所有活动的必经之地，就像巴黎的登弗特·罗切洛广场和巴士底广场一样。
除了中心元素，以及一楼的十多根多立克柱和顶层的基座，旧时的王宫几乎没有给人以仿造的感觉。它与巴伐利亚人建造的其他建筑肯定有很大不同。虽然它确实是由巴伐利亚人建造的，但它是由别人资助的。事实上，这个新诞生的王国尽管获得了借款资金，但还是很难应对将要面对的所有资本支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种令人生畏的现象正在滋生。戈比诺曾全面地指出过这种现象，而历届希腊政府，包括最近的这届，都将无法控制或拒绝控制这种现象：“民众对事情的发展过程是很关注的，他们一看就明白，要想从公款分配者那有节制的捐赠中分一杯羹，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成为雇员。因此，所有人都想成为那个雇员。”戈比诺还向我们指出：“它（新王国）还太年轻，就被现代所有国家的通病困扰；它很快就被官僚主义的爆发所笼罩，政治寄生虫的不幸大量出现。”
就这样，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散居国外的希腊人的帮助下，特别是来自维也纳的西纳（sina）男爵的帮助，有三座建筑拔地而起，其中附近的一条街道（今天法兰西学院的所在地）便以这位男爵的名字命名。这三座建筑都位于大学街的同一片空地上，它们组成了我们今日有时会称呼为“雅典三部曲”的建筑：大学是最早建成的（1839—1864年），接下来是在奥托离开后建造的学院（1859—1887年）和国家图书馆（1839—1902年）。这个在最小的细节上都有模仿痕迹的“三部曲”，起源于两位相像的丹麦建筑师——克里斯蒂安（christian）和西奥菲尔·汉森（theophil hansen）。
这两兄弟不遗余力地完成了被交付的任务。他们以考古学家的测量工作为基础，手握拿着量尺和铅垂线，抱着无可比拟的严肃态度，重新审视着雅典卫城。这些建筑没有任何视觉上的弄虚作假，也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却有如此微妙的效果，这是古希腊人非常喜欢的。但在与之不协调的柱子上，有两座非常“俗气”的雕像，一座是雅典娜，另一座是阿波罗。还有庆祝奥托一世统治时期艺术和文化复兴的浮夸壁画。到处都是白色，一种太过纯净、太过光亮的白色。在关于历史巨片这个问题上，罗兰·巴特曾在他的《神话集》中进行了很好的分析，或者说是很好地用精神分析法进行了解释。人们渴望能对这三座建筑中的每一座，都采用安德烈·布勒东对万神殿提出的那种处理方式：按纵向锯成两半，使两半分离50厘米。
那所大学成立于1837年，是优先建设用地，也是使希腊重新希腊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学生们最初被安置在一座由新雅典设计师之一的斯塔玛蒂斯·科林斯提（stamatis kleanthis）在1833年购买的房子里。这座巨大的房子坐落于今天的普拉卡区的克雷普斯德拉斯街（klepsydras）上，算是现代城市中最古老的住宅之一了，最近它被修复且改造为博物馆，在20世纪60年代也曾被当作餐厅使用。自1841年11月起，课堂就搬到了新建筑物中刚刚完工的部分中，人们象征性地赋予了它们“卫城山门”的名字。
当时雅典大学的教学用的是希腊语，但是用哪种希腊语呢？用一种与庄重的建筑一样严谨呆板的语言，我们称其为“katharévoussa”，也就是“纯净的”意思。戈比诺对这个学术性极强的方言的创立充满了赞美：“不到四十年前（1830年前后），现代希腊语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一种包含非常珍贵的东西的方言，但是它的词汇却被混杂在其中的大量意大利语、德语和土耳其语词汇大大地破坏了。于是科学人士立即用心地去净化其糟粕……”“科学人士”在当权政府的刺激下没有丧失其人情味，他们把现代希腊语净化很好，甚至于衰落。
一次简单的历史回顾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巴伐利亚政治的深刻反动性。从古希腊通用语（即“koïné ”，它本身又是古希腊语的直接继承者）衍生而来，拜占庭时期的希腊语世界形成了一种新的共同语言（这也是“koïné”一词的含义）。这种语言现在被称为“现代希腊语”（néa ellinika），本质上与古希腊语（archéa ellinika）相同，但发音不同（老实说，我们不知道柏拉图的同乡们是如何发音的），词法和句法上也有所简化，当然，与任何发展中的语言一样，它还增加了各种词汇——但其实还应该加上法语，戈比诺傻乎乎地惋惜道。
奥托一世将“纯正希腊语”作为王国的官方语言，并在精英语言、学术语言、通俗语言、世俗体语言和人民语言之间建立了一条鸿沟。语言学家称这种现象为“diglossie”，即同种语言内的双重语言，我们不应将其与双语混为一谈。此后，我们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在马格里布地区（maghreb），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潜藏的经济和文化破坏性。直到1975年上校倒台，才最终结束了雷蒙德·奎诺这位优秀的语言鉴赏家在战争间歇期迷恋于探索的局面。
雅典大学即使在“纯正希腊语”的限制下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该大学不仅有希腊内部的希腊人来就读，许多外部的希腊人也可以就读，其中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这些“领土收复主义者”一回到他们的家园，就受到希腊主义新福音的熏陶，并且赶忙在其周围散播好话。于是在希腊内外，诞生了“伟大理想”（mégali idéa），正如约阿尼斯·科莱蒂斯（ioannis kolettis）在1844年议会辩论中极力主张的那样——人们必须把新诞生的希腊国家恢复到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拜占庭帝国时期的规模。即使在今天，当一个希腊人说到“城市”时，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准确说明，那么指的便是君士坦丁堡。
一半是出于信念，一半是出于机会主义，巴伐利亚和后来的丹麦等王室势力纷纷支持这个想法，其实这是一个梦想，但这个梦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几乎变成了最可怕的噩梦。雅典，作为“意外之都”，将因此在之后一个世纪里扮演着一个代理首都、一个默认首都的角色……
尽管奥托一世努力讲希腊语言，当然，是“净化”后的语言，尽管他喜欢穿希腊民族服装，但他还是很快就变得不受欢迎了。他被指责为没有皈依东正教，所以不能成为国王的继承人。人们尤其指责了他在另一个时期的暴*：1843年9月，一场军事政变，也是一系列政变中的首场，迫使他召开制宪会议，正是这次会议给了伊奥尼斯·科莱蒂斯发言权。会议中，他们起草了一份文件，于1844年3月颁布，由国王亲自在王宫的阳台上宣读文本，这也是为什么正对王宫的广场名为“syntagma”，其意为宪法。
议员们已经工作得很好了，极其好。他们实际上已经实行了普选。但是，正如理查德·克罗格所指出的那样，这并没有考虑到“这些传统的行为和做事方式，就像巴尔干其他地方一样，正在扭曲议会机构的演变”。奥托其实是被人们逼迫的，他自己本来并不打算这么做。于是，宪法仍是一纸空文，仍旧不得人心。
1862年10月，雅典又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奥托这次除了离开雅典，别无他法。他乘坐一艘英国船，原路返回巴伐利亚。取代他的是另一位外国人：丹麦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王子，即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次子，他于1863年3月被国民议会选举为希腊人的国王（而不再是希腊的国王）。大国时刻警惕着。
乔治一世的统治已持续近半个世纪，他将以更多的谋略（于他而言一点也不难），继续执行前任的政策，包括“伟大理想”在内。新的宪法通过了，他得到的尊重多了一些。但最重要的是，在19世纪70年代末，一个以两党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开始形成，它与今日仍勉强运作的政治制度相同，或者说差不多：随着选举的进行，特里库皮斯（trikoupis）【3】与德利吉安尼斯（deleyannis）轮替出现，就像后来的卡拉曼利斯（karamanlis）【4】与帕潘德里欧（papandreou）【5】那样。
在这期间，雅典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面积也按比例扩大。在1834年，雅典居民人数达1.4万人，1860年达到4.2万人，1879年达到6.6万人，1889年达到10.8万人，1907年达到16.3万人。由肖伯特和克兰蒂斯根据古比雷埃夫斯港正交规划设计的比雷埃夫斯新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惊人的例子：雅典1834年有300名居民，到1866年有7500名，在1907年达到7.35万名。正如让·塔夫洛斯（jean tavlos）所记载的那样：“城市的闪电式发展使我们有必要修改最初的计划。”但是，1860年底进行的这一场修订，很快就被证明是无效的，就像希腊的许多其他类似措施一样：人们对重视它，或让它被重视的兴趣并不大。
雅典的水、路、通信等问题都亟待处理，这都不是小事。奥托在统治末期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而后乔治一世积极地继续接手。人们着手进行哈德良旧水渠的重修，一套期待已久的污水处理系统也已经投入使用，并且开始铺设街道。雅典终于摆脱了埃德蒙·阿布在1855年大方授予它的、与君士坦丁堡平起平坐的“肮脏的荣誉”。1862年，雅典开始使用煤气照明。1869年，今天的地铁始祖——连接赛西翁神庙和比雷埃夫斯港的火车正式开通。
然而，乔治一世并没有放弃以与前任相同风格的“装饰建筑”布满雅典的想法。除了学院和国家图书馆外，他还委托莱桑德·卡夫坦佐格洛（lysander kaftanzoglou）建造了一所笨重的理工学院，并委托了一对来自法国和丹麦的夫妇（弗朗索瓦·布兰热和西奥菲尔·汉森）建造了一座用来展览的建筑——扎皮翁宫（zappéion），它以内部光彩夺目、异常明亮的圆形大厅保全了声誉。同时，1858年至1871年间建造的体育场街的前议会大厦，也正是出自同一位弗朗索瓦·布兰热。1874年到1935年，希腊的众议员便在这里出席会议，但后来因为以前的王宫而废弃。从1961年开始，这里便成了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
这些不同的“官方”的建筑，可以说，多半是由私人资金全部或部分资助的。而且这些官方建筑也不会被人们遗忘，尤其是在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由少数富人在雅典建造的那些著名住宅，它们并不总能逃脱模仿别人的命运，但是它们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建造它们的灵感不仅仅来自古希腊，而是从多方面获得。我们只谈谈其中的两座：它们的价值来源于原来出名的主人们，也在于它们现在是著名的旅行目的地。
1841年至1848年间，斯坦蒂斯·克利西斯（stamatis kléanthis）建造了伊利西亚别墅（villa ilisia）。之所以这样称呼这座别墅，是因为它就坐落于伊利索斯河边，当时这条深受柏拉图喜爱的小河还没有被填盖。这座深受浪漫灵感启发的房子是按照伟大的托斯卡纳式别墅设计的，它现在通达（苏菲女王的）瓦西里西斯·索菲亚斯大街（avenue vasilissis sofias）。它是由一位非凡的人物——皮亚琴察公爵夫人（duchesse de plaisance）委托建筑师设计的。苏菲·德·马博伊斯·勒布伦（sophie de marbois-lebrun）于1785年出生在费城，其父亲是法国驻美国总领事。她曾与法国外交官皮亚琴察公爵（duc de plaisance）结婚，但最终分开了。她很早就参加了希腊的独立事业，于1830年去了纳夫普利翁（nauplie），几个月后，在与卡波·德·伊斯特里亚（capo d'istria）闹翻后，她前往意大利。当雅典被晋升为新国家的首都时，她是最早在那里定居的人之一。她是一个性格古怪但有教养的女人，喜欢与艺术家和作家交往，对皇家夫妇和宫廷却只有蔑视，并且从未与他们有过丝毫关系——与她熟识的埃德蒙·阿布在一场小型喜剧的现场被勾起了这些回忆。这座经过翻修的别墅自1930年来成为拜占庭艺术博物馆（musée d'art byzantin）。
另一座博物馆，即钱币博物馆（musée numismatique），现在占用的是那座房子，或者更应该说那所宫殿（伊利乌·美拉龙〔iliou melathron〕，也就是特洛伊宫殿〔palais de troie〕，“iliou melathron”一词被谦虚地刻在建筑的正面），由现代考古学界最有名也最受争议的先驱之一海因里希·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于1877年至1880年在大学街上建造。恩斯特·齐勒（ernst ziller）既没有选择工地风，也不模仿其他人，他选择了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庞贝壁画。在这种“新里奇”风格的环境中，迈锡尼和特洛伊的发现者在其妻子索菲（sophie）、孩子阿伽门农（amnon）和安德玛奇（andromaque）的陪伴下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几年。
现代雅典的发展更注重数量而非质量，而雅典的重生得益于考古学家而不是“古董收藏家”的工作。在1837年，一个由私人资金资助的考古学会成立了。由于任务重而人员少，巴伐利亚王国鼓励外国研究人员来此工作。法国雅典学院成立于1846年：师范学校的年轻学子埃德蒙·阿布是迪多街（rue didot）最早的寄宿者之一。这是国际合作的开端，自此之后，这种合作就再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合作仅在雅典进行，有德国人（在陶瓷公墓）和美国人（在阿哥拉）参加。
1835年，在路德维希·罗斯（ludwig ross）和基里亚科斯·皮塔基斯（kyriakos pittakis）的指导下（总是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希腊人的搭配），伯纳德·霍尔茨曼所说的雅典卫城的“清理”工作开始了。通过19世纪50年代末用深褐色相纸拍摄的照片，人们可以了解工程的内容：三块巨大的圆锥状碎石竖立在山丘的南侧，使此景观呈现出沙漠和月球一般的外观，而且人们同样在此找不到人类的痕迹。这种清理工作持续了很多年，导致后来土耳其时期的遗迹（建在帕特农神庙中的清真寺）和法兰克时期的遗迹（在彼得·冯·赫斯的画作中仍可以看到的法兰克塔）的消失。这里的政治意图表现得过于明显。冒着删除雅典一大部分历史的风险，“清理”工作中任何介于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和奥托时期的雅典之间的东西都必须被清除。
在去希腊长途旅行的几年后，莫里斯·巴雷斯在其于1906年出版的《斯巴达之旅》中想象了“旅行者”与“寄宿者”之间的对话。旅行者（当然是巴利斯本人）愤愤不平道：“你们有必要毁掉那些雅典公爵的皇宫吗？”“寄宿者”是一个普通人（不是某个法国学派的成员，而是典型的考古学家），他先用讽刺的口吻，后用浮夸的语气为研究人员的干预行为，尤其是为1875年拆除著名的法兰克塔的行为进行辩护：“我们有责任牺牲一切来解放菲迪亚斯的思想。”旅行者急忙用冷淡的语调揭露这种“谬论”：“你们只是创造了帕特农神庙的新状态，即它在1900年的状态。你们所清理的废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生活在5世纪的雅典人，会在雅典庆祝节日的地方，认出这些浓妆艳抹、装饰华丽的宗教建筑。”人们幻想着另一个雅典卫城，“它将在我们的眼前呈现一道难以言喻的风景，如帕拉斯神庙（temple de pallas）、一座复杂的拜占庭小教堂、一个封建时期的城堡塔、一个穆斯林的米拉布和一座考古博物馆”。
可以这么说，只有罗马和希腊才拥有建立城市的权利。如果是这样，雅典的地位将是一座露天博物馆而不是一个城市。在地理层面上，它嵌套在现代城市里，城市选择围绕着它发展，部分甚至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即使如此，人们也不会将古城与它混为一谈，因为它那时并没有真正地存在。那时在雅典卫城、亚略巴古或阿哥拉还没有节日，没有活动：当时还没有发明“声和光”。
然而，有一个地方介于过去和现在之间，在很早以前，古雅典和现代雅典就在这里共同存在和颤动，那就是帕那辛纳克体育场（stade panathénaïque）。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在法国《宪报》上记述了1896年的奥运会，他使用了很多生动的描述方法：“它是一个躺在地上的u型，但是是倒置的。在平行的分支上和u形的底层环线上搭上了看台。当我们顺着环线和分支走到圆形剧场，它位于紫色和灰色且没有草地的山丘上，从这里吹来带着淡淡的薰衣草香味的风。最后，一条有着缓缓波浪的小河在u字形开口和盛开的油菜花之间流淌，这种罕见的波浪叫作伊利苏斯（ilissus）。”
伴随着雅典娜女神节，体操比赛最初在阿哥拉举行，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后才转移至比雷埃夫斯港附近的埃希里代（echélidai）举办。如前文所述，公元前330年左右，莱卡古在离城市不远的一个被莫拉斯描述得非常美丽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体育场。当时的看台是草地，与奥林匹亚的是一样的。两个世纪之后，得益于赫罗狄斯·阿提库斯（hérode atticus）（此人在雅典卫城南侧建立了一座音乐堂）的慷慨解囊，罗马人在此安装了大理石看台。
新政权为了回到过去并复苏古希腊文化的伟大时代，对此运动场及其遗迹并不在意，甚至可以说丝毫不在意。这一次，人们并不是要保护这些古迹，而是要保护一个充满历史的空间，在这里，他们可以肆意发挥。体育场街可以通向帕那辛纳克体育场（stade panathénaïque），此体育场在几年之内就在现代雅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甚至是核心位置。游行、体育赛事和各种庆典活动经常在这里举办。当顾拜旦男爵（baron de coubertin）心爱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成形时，人们自然地转向了雅典和它的体育场。
人们认为还是要重新振兴一下这场宜人的乡村聚会，并找到一位新的赫罗狄斯·阿提库斯来资助这个工程。于是散居各国的犹太人又一次来帮助祖国了。在俄罗斯发了财的基奥斯·阿夫罗夫（gheorghios avéroff）是一个伊庇鲁斯人（épirote），其真名是阿维耶里斯（avyhéris），他提供了工程必要的资金：9.2万德拉克马金币。弗朗索瓦丝·哈奇（françoise hache）说：“这笔钱将由征收的捐税、公共捐款和出售纪念邮票的所得来补全。”
那些导游和百科全书，以一种感人的一致性向我们保证体育场是在1895年完全修复的：它在上述时间就已经准备就绪了。这似乎很难让人们相信，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也不会在希腊了。莫拉斯用一段话让我们对事物有了更加真实的认识。他指出：“看台的第十部分刚刚完成。缺少的部分已经用使用过的木板，或者用白灰泥补上了，这并不是没有技术或缺少艺术性。用宽容的眼光看，这并不会令人不舒服。”2004年正是纪念运动会的100周年，阿韦罗夫体育场（stade avéroff）再次投入使用，人们见证了更多的奇迹。
1896年4月6日至15日举行的近代第一届运动会在乔治一世和整个皇室的注视下取得了不负众望的巨大成功。法国语言学家米歇尔·布雷亚（michel bréal）曾向顾拜旦表达过自己认为4月10日的马拉松比赛将会引起民众极大的热情，但事实上，是一个希腊人，即来自阿马鲁西奥（maroussi）（后来亨利·米勒提到的那个村子）的年轻搬水工斯皮里登·路易斯（spiridon louys）赢得了比赛，直到今天，还有些人在质疑当时的情况。
正如活动见证者们了解的那样，1896年的运动会不仅加强了“希腊的民族情感”，还巩固了一直以来相当糟糕的君主制。运动会还使得希腊和雅典在国外更加知名。从此之后，雅典拥有了超过12万居民。莫拉斯自问道：“在这样一个小王国里，以这样的方式发展这么庞大的城市中心是不是很不谨慎呢？”这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了。早在1896年，雅典就已经完全脱离了规划。在1922年“大灾难”的刺激下，农村人口外流，希腊人从别的国家涌入雅典，这些现象很难控制，这使得希腊首都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变成了一个不断扩张且几乎无法管理的特大城市。
“大灾难”，即“i megali katastrophi”，这是希腊人对其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之一的称呼。人类过度的骄傲和野心勃勃（古希腊人称之为傲慢）会引起众神无情的愤怒。一个“伟大理想”与一场“大灾难”。现代土耳其的创始人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则扮演复仇之神的角色。
乔治一世奉行和前任一样的政策（但他真的有选择吗？），在国家内部，他实行的是一种国家收买人心的政策。莫拉斯没有像30年前的戈比诺那样逃避：“《法兰西报》的特使预言，这个沦为供应者和喂养者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内乱。”在国家外部，为了使人们忘记经济上的苦难和党派的对抗，他对奥斯曼帝国采取了挑衅的态度，以使领土收复主义的要求得以实现。
1897年，希腊为了帮助克里特岛人的起义而发动了希腊—土耳其战争，在可悲地战败后，希腊又在1912年和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使得希腊的国土面积增加了将近70%，人口数量从280万增加至480万。如果对马其顿的分裂感到不满的保加利亚（bulgarie）不与塞尔维亚（serbie）和希腊这两个盟友反目成仇的话，土耳其就不会夺回阿德里安堡（andrinople），他们今天就很难说自己是“欧洲人”。
1913年3月，乔治一世在塞萨洛尼基被一个精神失常的人谋杀了，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一世继位。作为“希腊的王太子”（即王储），他展现出了不可否认的军事才能。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与柏林的关系，即他与威廉二世（guillaume ii）的妹妹的婚姻使得他与首相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élefthérios vénizélos）意见相左，因而他选择了中立。现代希腊历史上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随之而来，此时期被称为“国家大分裂”。国王最终流亡，但是没有退位，他的次子亚历山大于1917年6月取而代之。得益于韦尼泽洛斯巧妙的政治手段，他于1918年坐上了战胜者的宝座。
1920年签订的色佛尔条约（traité de sèvres）对希腊非常有利：有一点尤为明了，那就是希腊最终获得了吞并士麦拿（smyrne）地区的可能。“伟大理想”终于要实现了吗？这种幻觉很快就消失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在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的帮助下拿起了武器。在远方大国的鼓励下，希腊决定进行干预。他们派兵到安那托利亚，但最后在那里被击溃，这是1812年俄国战役中一种战略的翻版。这场被土耳其人称为独立战争（历史的讽刺）的冲突结束后，1923年，雅典在洛桑（lausanne）签订了第二个条约。它预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之一：110万希腊人被迫从土耳其返回希腊，38.5万土耳其人从希腊返回土耳其。此外，还有近10万希腊人逃离革命的俄国和保加利亚。这些难民中有很多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往往只会说土耳其语，正如路易斯·德·伯尼尔斯（louis de bernières）在他的精彩小说《没有翅膀的鸟》（des oiseauxsans ailes）中描述的那样。有超过20万人挤在雅典，然而雅典却一点儿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到来。
人们临时安排难民们的去处，在城市周边、海默特山侧和平原上设立了难民区：“拜伦”区和“辛格鲁”区。正如奥克塔维安·梅里埃所描述的那样，“房屋一栋栋叠在一起，呈平行线排列，就像我们在城市北部矿区和多佛尔海峡（pas-de-calais）的矿工宿舍一样”。即使在今天，很多地名也保留着希腊人遭受可怕不幸的痕迹：例如新士麦那（néa smyrni）。
难民们随身带来了自己仅有的东西：食物和歌曲。他们很快被称为“giaourtovaptismeni”，意为“在酸奶中洗礼”的人。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这些美味食物出现了，其新鲜的口感是雅典炎热夏季的最佳良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种名为“rébétiko”的迷人音乐也开始从士那多的混乱的街区中传播开来。我很多年前就听过它，和雅克·拉卡利耶尔（jacques lacarrière）的情况差不多。这种音乐与民俗毫不相关，例如人们互相牵着的小手以及摇动的红手帕。这是一种严肃的音乐，沉重的节奏仿佛在不断的失衡中，既表达又消除了生活的痛苦。
由于这种意外的涌入，雅典的人口急速膨胀，1908年是15.2万，仅20年之后就超过了60万。城市最终在无序的状态下安顿下来，甚至这种中心狭窄、郊区扩张的状态持续至今。德鲁·拉罗谢尔（drieu la rochelle）在其小说《窗前的女人》（une femme à sa fenêtre）（1930年出版）中便是如此毫无喜爱之情地描述的，这部小说中的大部分情节以及窗户本身，都位于著名的大布列塔尼酒店中。保罗·莫兰在他众多游记中的一篇，即《地中海——这片惊喜之海》（méditerrannée，mer des surprises）中，专门匆匆为其写下两到三页文字，他在权衡利弊之后得出结论：“我不愿意住在雅典。”太多的灰尘，太多的热量……还有过多的博物馆。
虽然评价不同，但还是有特别多的人光顾雅典卫城，首都在两战期间没有显著的变化，雅典卫城被迫适应“希腊式”权力游戏现在的古典节奏。亚历山大于1920年死于猴子咬伤，就在签订《塞夫勒条约》（le traité de sèvres）之后两个月。韦尼泽洛斯和康斯坦丁的新一轮对抗在王座上重新展开。1922年9月，在支持前者的士兵们的煽动下，一场政变迫使后者认输让位。随后，康斯坦丁的长子乔治二世继位。在军方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乔治二世被迫于1923年12月离开希腊，开始一段“长期休假”，直到1935年才回来，不过只是为了在第二年把实权转交给梅塔克萨斯将军（général métaxas）。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梅塔克萨斯曾希望通过对英国人表示善意的中立态度，将希腊置于冲突之外。但墨索里尼（mussolini）因为急于向希特勒（hitler）证明自己的价值，决定不这么做。1940年10月28日，他向雅典发出了耻辱的最后通牒，但立即遭到拒绝，于是战争就此爆发。希腊人的大力反击迫使意大利人比以前更快地越过边境进入阿尔巴尼亚，但德国人以无比高的效率介入其中。1941年4月23日，雅典沦陷了。
德国人的掠夺手段特别严厉，对农业资源的掠夺给人们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在1941—1942年的冬天，雅典街头都是快饿死的人，就像科斯塔斯·费里斯（costas ferris）的精彩电影《rébétiko》（1983年）中所回忆的那样：他在电影中不加奉承地描述了一位希腊人伊迪丝·皮亚夫（edith piaf）在战前、战中和战后的动荡生活。但要战胜希腊人还需要更多的努力。5月31日，两位勇敢的人——阿波斯托洛斯·桑塔斯（apostolos santas）和马诺利斯·格列索斯（manolis glezos），在夜里爬上雅典卫城的北墙，撕下了飘扬在城市上空的纳粹旗帜，他们俩的功绩被记录在一块牌匾上。
反抗势力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但很快分裂为两个阵营，最初他们是竞争对手，而后从1943年10月变成了激烈的敌对关系：一边是希腊民族民主联盟（edes），我们可以简单称其为右派（或正统主义者）；另一边是民族解放战线（eam）与武装翼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事实上是一个由希腊共产党领导（kke）的组织，即使它远非共产主义。卡赞扎基斯（kazantzakis）在他那部鲜为人知的小说《敌人兄弟》（les frères ennemis）中，提到了由此引发的内战，这场战争在希腊内部一直持续到1949年，造成了15万人以上的死亡。
1944年12月，对抗在雅典街头达到了顶峰，在几个星期的激战中，希腊人民解放军在英军的支持下与希腊政府军展开了战斗。如果不是丘吉尔的不妥协，如果不是他坚决执行两个月前与斯大林商定的将巴尔干地区划分为“势力区”的决心，希腊很可能在当时就进入了人民民主国家的阵营。
希腊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和西班牙一样，内战给许多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希腊在经济上已经枯竭了，但逐渐地，由于外援、国家贸易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被认定为大众旅游），这个国家及其首都终于开始进入现代化。但是政治不稳定，希腊的这个老毛病又开始发作了。1967年，在一位“四分之一混血儿”上校的煽动下，雅典又发生了新的政变。对于经历过许多艰难岁月的希腊来说，这些年又将是沉重的，伴随着一种怪诞的、显著的爱国主义宗教政权的建立，希腊除了有最残酷的警察暴行以外，还高举着古希腊和所谓的希腊主义价值观。
1973年，大学生们占领大学以示抗议，但是被无情镇压了。11月16日至17日夜间，上校们开动了坦克。人们永远不会知道确切的遇难者人数：似乎是超过12人死亡，有很多人受伤。但是，如果说这有什么贡献的话，便是上校们突然倒台了，但那其实并不能归功于雅典青年的英雄主义，而是因为上校们对塞浦路斯危机的灾难性处理。被美国抛弃后，他们不得不在1974年7月可怜地辞职。从此，希腊的政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平静。与此同时，希腊摆脱了国王（君士坦丁二世，他在1964年继承了父亲保罗的王位）及君主体制。希腊终于可以做自己了。
希腊于1981年加入欧盟，但其实并没有改变任何本质上的东西。今天的雅典已有3000年历史，仍然显现出了与保罗·莫兰所认识到的同样的魅力和弊病。但是它的实力却更强了。就像盖伊·伯格尔（guy burgel）描述的那样，“对于如此柔弱的身体来说，头显得过重了”，雅典聚居区目前有近380万人口，占希腊人口的34%。
2004年雅典举办奥运会，虽然进一步扩大了国家的赤字，却使雅典在城市规划方面迎头赶上。雅典新机场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在东北部，而不再是南部。它服务于主郊区的地铁线路至今被忽略，它有着比中心区更加合理的交通规划。污染一直存在，夏天尤为严重，虽然人们不再将其视为灾难，但是那朵臭名昭著的云（néphos）并没有真正消失。（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另一项与主办奥运会有关的创新，是在2004年推出的，但受到的关注太少——城市变为双语城市：街道名称和车站名称此后都由希腊语和英语书写。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学习基本的希腊语，尤其是当人们不一定需要说英语的时候。“雅典真正的魅力”，奥利维尔·罗林如是说，“在于语言。”人们至少要尝试掌握字母表，然后尝试破译电影海报上的演员名字，这样就能很快推断出主要的发音规则，而真正的雅典之旅，环游各种雅典的旅行，就终于可以开始了……但前提是您能幸免于自2010年春季以来，影响国家和首都的反复的罢工行为。
现代雅典经历了多年的管理不善，这点左派和右派负有同等责任，例如欧洲的补贴主要被用作选举金。希腊现在发现自己正处于深渊的边缘，经历着一场接一场的示威游行、一个接一个的紧缩计划。雅典卫城上，充满激情的横幅标语挂满了其侧翼，当然这都是无用功。谁能阻止雅典的衰落？几个月以来，雅典市中心有上千家商店关门。到了晚上，很多酒吧，很多不久前还有人在此讨论过的餐厅，桌子上却空无一人。新的考验即将来临，我们知道这很可能是一场漫长的考验。但是，雅典在3000年的历史中，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也克服了这么多！
【1】指路德维希一世。
【2】玛德琳大教堂是一座希腊神庙建筑风格的大教堂。
【3】查里劳斯·特里库皮斯：希腊政治家，于1875年至1895年间7次担任希腊总理，属希腊现代党。
【4】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希腊新民主党的创始人，当过四次希腊王国总理和两次希腊第三共和国总统。
【5】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和主席，曾三次担任希腊总理，他与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一同主宰了20世纪后半期的希腊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