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秋莲到师机要室上班没多久，高伦约她见了一次面，地点在秋莲家里，因为马副师长的家里最安全。高伦给小云带来一个玩具猴，两个孩子抱着塑料猴出去玩了，高伦低声说：“‘公牛’你听着，上峰听说你有了新岗位，能够大量接触共党共军的机密，很高兴。你加入组织后，寸功未立，希望你近期有所作为。”

秋莲心里一个劲地哆嗦，但她不能让高伦看出来，她强作镇定：“……我刚去机要室，不好马上下手，稍等一下不可以吗？”

高伦说：“你曾经当我面答应过老k，不背叛组织，说话得算数。”

秋莲说：“我说话算数。”

高伦说：“现在组织需要你表现。如果不听从指令，你知道后果会很严重。”

秋莲心一抖，头一低说：“我知道……要哪方面的？”

高伦沉吟片刻：“十七师作为共军头等主力师，横亘在京沪之间，北临徐州，南接南京，地位重要，你先把该师的家底摸清楚，比如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坦克，多少火炮。这个不难吧？”

高伦走了后，秋莲一天没吃饭，她很恐慌，担心迈出第一步，他们会没完没了怎么办？这么搞下去，早晚会暴露，自己被抓被杀也就算了，她不怕下地狱，关键是她不想连累老马和两个孩子，他们是无辜的呀。

她甚至设想过，如果他们硬逼自己铤而走险，那么她就和老马离婚，这样以后出了事就不会拖累他。

更极端的结局她也设想过——偷走文件，然后自杀，就算效忠“那边”吧，证明她说话算数，没有食言。

拖了一段时间，她深感再拖下去，那个她从未见过面的上峰如果发火，后果或许更糟糕，于是硬着头皮约“野鸡”见了一面，地点在邮政局大厅。她去那儿寄一封信，“野鸡”在门口等她，她把一个纸卷无意中丢到地上，“野鸡”装作没事一样捡起来，情报就算传递成功。

那个纸卷上写着十七师的全部实力：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三人、八千七百三十支各类长短枪（其中重机枪九十二挺）、二十辆苏式t54a型坦克、一百三十门各类火炮。

做完这一切，秋莲吓出一身汗，腿抖了好几天。不久，高伦打电话给她，说她提供的东西已经转交到“那边”，上峰对此很满意，希望她注意自身安全，暂且不要盲动，听候指令再立新功。

她终于吐出一口长气。

她提供的那份情报，完全是她瞎编乱造的，与事实出入很大，有的完全不靠谱。她最担心被上峰识破，进而惩罚她，甚至下狠手，殃及她的家人。现在看来，蒙混过关了。晚上孩子们睡了后，她主动拿乳房去蹭马九龙，把老马撩拨起来，二人疯狂地爱了一回。

后来好长一段时间，上峰没再给她新的指令，她的小日子渐渐恢复了原状。

卢道亮从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回来，在机要室门口遇到许秋莲，感觉不对劲，马上把情报科梁科长叫来问情况。梁科长说许秋莲同志在这里表现很好，工作非常认真敬业，比胡家梅强多了，打算正式给她下机要员的命令。卢道亮忍住火气，打发走梁科长，又把师医院的教导员张金栓叫来问情况。张金栓是卢道亮安排的“眼线”，多年来一直负责“盯梢”许秋莲。张金栓严肃地说：“政委，许护士离开医院前，我没发现她有什么异常。”

“她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密切？”

“除了工作上的关系，她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噢，她在地方上有一个表哥，市邮政局的办公室副主任，名叫高伦。他们偶尔有来往，一般是高伦来马副师长家里，没发现许护士单独和高伦见面。”

“这个高伦，表现怎么样？”

“侧面了解过，表现很好，本人主动从上海下放来这里工作的。”

卢道亮猛吸了两口烟，把半截子烟往烟灰缸里一摁：“他为什么主动从上海来这里，而不去别处？是不是他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张金栓无法回答。卢道亮挥挥手把他打发走了。

卢道亮一回来，秋莲像是遇到了救命稻草，赶紧去找，她请卢政委批准自己离开机要室回医院，说这里太憋闷，她实在不适应。卢道亮答应考虑一下。她一走，卢道亮又打电话把梁科长叫来，叮嘱他不能给许秋莲下机要员的命令，让她回原单位。

梁科长不解，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说马副师长升任师长的命令听说到军区了，很快就会宣布，这时候把他爱人打发离开师机关，不太合适吧？卢道亮表示，马师长的工作他来做。

当初许秋莲入伍的时候，卢道亮与马九龙有过一个口头约定：不能把许秋莲放到重要的部门，不要让她接触机密性的文件。后来因为一时疏忽，违背了那个约定。卢道亮找马九龙一谈，马九龙痛快地接受了，说：“政委，你没回来时，娘儿们天天给我闹，要求回医院，不是我不答应，是梁科长不放。现在你来做这个决定好，让她滚回去！”

恰好这时候，秋莲又怀孕了，反应挺厉害，已不适合在机要室干，这样她回原单位也就顺理成章了，顺便保全了马师长面子——不然，政委把师长老婆赶出师机关，对外不好解释呀。

年底，秋莲又生下一个男婴。给孩子起名的时候，马九龙大嘴一咧说：“小三叫马小地！哥哥马小天，弟弟马小地，将来他们哥俩要做天地之间的好汉子！”他为自己起的名字得意，兴奋地咂咂嘴。

秋莲犹豫半天，终于把想说的说出了口：“老公，我们许家就我一棵老苗子了，能不能给我许家留一棵小苗苗？”

马九龙一怔，哈哈笑了，说：“怎么不行！叫他跟你姓许，叫许小地！”

秋莲扭过脸，悄悄抹去眼角突然涌出的泪珠，柔声说：“谢谢老公了。”

后来秋莲感觉叫许小地不如叫许小弟好，去派出所上户口时把名字改成了“许小弟”。

到这时候，秋莲认为生孩子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以后和老马过夫妻生活，她就采取措施。老马开始不接受，在她坚持下，到底还是接受了。

十

一九六二年初，高伦来家里见过秋莲一次，兴奋地告诉她，“那边”要“反攻大陆”，大军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登陆，叫她做好准备，迎接“王师”。

她没太当回事，心里说，“王师”还是安安静静在“那边”待着为好，解放军可不是好惹的，这些年她亲眼所见，你来十个“王师”都不是人家对手呀！

小弟过生日那天，高伦不请自来，和马九龙喝了一顿大酒。马九龙竟然喝醉了，去卧室呼呼大睡。高伦兴奋异常，毫无醉意，他说自己“人逢喜事精神爽”。秋莲问他，什么喜事？你谈恋爱了？他小声说：“莲儿，我见到老k了，老k带来了上峰新的指令。”

一句话吓得秋莲差点尿裤子。秋莲愣了半天，才道：“老k……还活着？”

“活得好好的。”

“……这些年，他躲哪儿去了？”

“他去那边了。不久前又派遣回来的。”

“怎么回的？天罗地网的，他又不是孙悟空。”

高伦轻轻一笑，竖起右手食指往天花板一指：“跟孙悟空差不多。他是美军飞机空投下来的，落到蚌埠南郊，进城找到了我。”

秋莲侧耳听了听，老马睡得正香。她脸色很难看，像喝多了酒一样，腿肚子直抽。高伦没事一样，语气平静地说：“老k命令你搞一份共军中央军委最新的对台防御部署，要快。”

“我弄不到！我早不在机要室了。”秋莲急了。

“这种文件，不用去机要室。如果我没说错，老马书房的桌上就有。”他指了指对面书房半掩半开的门。

秋莲冷汗直冒，难以表态。高伦轻笑一声说：“好吧，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上峰再有指令，我去想办法，不难为你了。”

他轻飘飘地走了。秋莲假装去老马书房擦桌子，看到桌子上果然有一份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一带作战部署的机密文件。她哆嗦着手拿起来，马上又放下了。

***叫嚣“反攻大陆”，十七师也加强了戒备。马九龙带领师工作组到下面检查战备情况，遇上二团新兵连搞投弹训练，他发现投的训练弹，很恼火，对二团团长一瞪眼睛说，啥时候了，你还玩虚的！二团赶紧组织新兵连改投实弹。

投弹开始，马九龙等领导坐镇现场观摩。一开始投得很顺利，颗颗实弹在远处爆炸，炸翻了一个个画有***光头像的木靶子，大家都乐开了怀。正笑着笑着，就见一颗手榴弹哧哧冒着烟朝观摩台飞来，所有人都愣住了！有人反应快，撅起屁股钻向蒙着绿帆布的桌子底下。手榴弹越飞越近，这时只见马九龙跳了出来，腾空伸手接住哧哧冒烟的手榴弹，顺势甩向一旁。

然而，手榴弹刚一离开他的手，就轰然炸响。他大叫一声倒地，被浓烟遮住。人们“师长、师长”地叫着，扑了上去。

马九龙胸前炸出三个洞，第二天才在蚌埠新建的一二三医院苏醒过来，像那次中三弹那样，他又到鬼门关走了一遭。

是一个名叫王世文的新兵，因为紧张，投弹时眼一闭，扔错了方向，差点炸死一个赫赫有名的师长。卢道亮指示二团把他关了禁闭，视后果再做处理。马九龙醒来后问明情况，要求原谅这个新兵，把他放回新兵连。听说这个兵回到连队时，全连的人都哭了。

秋莲那些日子就住在马九龙的病房里，日夜照顾。其间高伦来看望过一次，带来一大堆营养品。秋莲就怕他提那事，他偏偏提了，是在秋莲送他出院门时，他刚一说出口秋莲就火了，指着他鼻子说：“我老公都快死了，你们还没完！不行我就自首，咱们一起蹲监狱掉脑袋！”

高伦却平静地笑笑说：“莲儿你想多了，我已经回复老k，情况有变，恕难从命。”

秋莲不好意思地眼圈一红，说：“对不起，我失态了。”

高伦望着秋莲，眼圈竟然也红了：“莲儿，你都有白头发了。时间过得好快呀。莲儿，保重为上……”说罢，他微弯着腰，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病房，秋莲对镜子一照，果然看到鬓角隐约有几根白发，平时不但自己没发现，老马和孩子们也没发现，偏偏让高伦给发现了。

马九龙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一二三医院回家休养。回家路上，坐在救护车里，他拉着秋莲的手说：“小许，没有你，我不会恢复这么快。”秋莲把头靠在老马肩上，幸福地笑了。

晚上睡觉前，帮他洗过澡，孩子们过来数爸爸身上的伤疤，马小天说有十一个，马小云说有十个，许小弟呜噜不清，口水滴到爸爸背上。那些伤疤，有枪伤，有刀伤，有炮弹皮划过留下的伤，还有刚添的三处手榴弹片钻入形成的新鲜肉坑。以前的晚上，躺一个被窝里，自己光滑的皮肤碰到那些伤疤，秋莲感觉很不舒服，现在的晚上，如果皮肤碰不到那些伤疤，她反而感到不踏实。

一天晚上，睡不着，秋莲问老马：“老公，你怎么就不怕死呢？”

老马说，上了战场，还是怕死的多，人都是肉长的，子弹不长眼睛，谁不怕死呢？他开始也怕死，后来发现，怕死也没用，该你死，你活不了，不该你死，你死不了，所以以后打仗，他都豁出去拼命，结果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功，人还照样活着。

“这都是命吧，包括遇见你。”他握住她的手，少见的柔情。秋莲便感到，自己的男人是天下少有的英雄，这样的男人让自己碰上，这辈子值了。

十一

“文化大革命”前，就有传言说，马九龙调到军里当副军长，卢道亮到军里当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事就搁下了。

部队组织学毛选，老马脑子笨，背不下来，秋莲记忆力好，学“老三篇”，她晚上加个班就背下来了。师医院搞比赛，数她背得准确，背得多。

她不光是死记硬背，她逐篇去理解，深感***的文章写得好。解放前，她读过***的书，虽觉得也不错，如今与***的书一比，感觉姓蒋的差太多。

她小时候学过绘画，一激动，拿起画笔画了一张***像。宣传科要走拿去展览，看过的人都说画得好，比印的都好。军区报社的一个记者来师里采访，非要见见她，问她：“为什么画那么好？”她想了想说：“我是打心眼里佩服***，是用心画的。”

她先是被评为全师学雷锋积极分子，接着又被评为师后勤系统学毛选积极分子，和各单位积极分子一起，佩戴大红花，受到师首长接见。卢政委亲自给她颁发奖状。她还是有点惧怕卢政委，不敢与他对视。马九龙站在边上，冲卢政委努努嘴，意思是：“我老婆可以吧？”卢政委哼一声，那意思分明是说：“我还得观察，是狐狸总要露出尾巴。”

秋莲抱着奖状，赶紧下台去了。

师医院反复催她交入党申请。像她这么能干的人，早在十年前就该入党了，她却拖着一直不写。一旦有人过问，她就说：“我感觉自己真的不够格，跟合格的党员比，还有很大距离，我还想再等等啊。”

她一直没有入党。认识她的人都说，马师长家属太谦虚了呀，她说自己入党不够格，那我们就更不够格啦。

她不入党，师医院准备提拔她当护士长。这个她接受了，说：“护士长就是个多干活的岗位，让当就当吧。”

“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家都觉得新鲜，闹革命嘛，人人有劲头。但是很快，就有人受到了冲击。

秋莲实在想不到，全师第一个受到冲击的人，竟然是马九龙！

老马的罪状主要有两个：一是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他公然替彭**鸣冤，说朝鲜战场上彭总指挥得好。二是他多次说过，他虽然没参加过长征，但在南方丛林里受的苦一点儿不比长征路上的人少，别人一提长征多么苦他就来气，说老子也没少受罪呀。这是典型的诬蔑长征干部。

师常委会上，卢道亮责问马九龙：“老马，你到底说没说过这些屁话？”

马九龙没弄明白政委的意思，梗着脖子说：“老子就说过，怎么啦？”

卢道亮叹口气，摇摇头。他是希望马九龙不要承认，结果他这一承认，事情就难办了。

几天后，上级来电，马九龙停职检查，到位于宿州的部队农场参加劳动改造。

第二个落难的是卢道亮。

把卢道亮拉下马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爱人陈小桃。陈小桃比秋莲晚两年来的蚌埠，她本来不想来，后来因为与潘汉年案有一点关联，她一看不好，立马要求随军，火急火燎离开上海，到蚌埠市文化局当了个排名最末的副局长。

差不多有十年，陈小桃一直默默无闻，甘落人后。“文革”开始后，她带头造文化局的反，然后又造市政府的反，还想着造市委的反，当上了“红遍天下”这一派的副总司令。卢道亮反对她这么做，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写了一张大字报，公开揭露丈夫的“累累罪行”。其中最主要的罪行是，卢道亮亲口说过：“主席那么伟大，什么都好，就是没讨到一个好婆娘。”他又说过：“我就是觉得***说话横，拿腔捏调的，配不上主席。”还说过：“我老婆陈小桃，都比主席夫人好看。我卢道亮比主席有福气。”

卢道亮污蔑旗手，影射主席，引起轩然大波，地方和部队内部的造反派群起而攻之，把他关押起来，每天开会批斗。他要求到宿州农场劳动改造，造反派们根本不答应，秋莲去过一次批斗会现场，看到卢政委鼻子都被打歪了，头发剃成了阴阳头，看上去，人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陈小桃为此出尽风头，当上了“红遍天下”的总司令。眼下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打败号称“天下红遍”的另一派，然后把市委的大权夺到手。她需要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师医院现在没几人上班，都去闹革命了。秋莲每天坚持上班。这天她听到有人说，卢政委发高烧，快不行了。院领导想派个医生过去看看，派谁谁不去，都找各种理由躲开。秋莲说：“我去吧。”按说她不是大夫，没法帮人看病的，但她愿意去，别人巴不得呢。她拿一个药盒，先回了一趟家，把煤球炉上炖着的一个砂锅取下来，放进一个竹篮里，然后去了关押卢政委的地方。

十冬腊月，卢道亮给关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门口有军队造反派和警卫连的人共同把守。秋莲来到门口，看门的不让进。秋莲指着仓库里面说：“如果卢政委病死、饿死在这里，将来你们谁也脱不了干系！”这时，警卫连的排长王世文过来查哨——他就是当年那个差点炸死马九龙的新兵。王排长二话没说，挥一下手，同意秋莲快进快出。

卢道亮蜷缩在仓库一角，已经奄奄一息。秋莲摸摸他额头，滚烫滚烫。她先是给他打了一剂退烧针，又打了一支强心针，然后揭开砂锅盖，拿小勺喂他鸡汤。这鸡汤原准备炖了给许小弟喝，小家伙前几天闹肚子，人瘦了一圈，得给他补补。

喝了十几口鸡汤，卢道亮苏醒过来，看看秋莲，再看看身边的药盒，全明白了。他沉重地叹口气说：“小许，真没想到你会来救我……如果你再晚来一会儿，也许我就没命了……你呀，救了一个不该救的人。”

卢道亮话里有话。

“政委……”

卢道亮目光炯炯望着她：“你让我死，难道不好吗？”

她不与他对视，也不说话，低头侧身摆弄着汤勺。

“小许，你恨我吧？”

她坚决地摇摇头：“我不恨任何人，我只恨自己。”

卢道亮咳嗽起来，她放下汤勺，扶他侧身躺好，不轻不重地拍打他的后背。片刻，他好了，她说：“政委，趁热再喝点汤。”

她继续喂他。不一会儿，他摇摇头，表示不想喝了，眼泪随即下来了。

“政委，你怎么了？”

卢道亮哽咽着说：“小许，有今天，我卢道亮一辈子感谢你。”

“不，”她摇摇头，“也许该说感谢的是我。”

那天卢道亮告诉秋莲，陈小桃之所以恨他，是因为她想借五十支枪和一万发子弹。他拒绝了。昨天陈小桃又来这里见他，让他提供是谁保管着后山弹药库的钥匙，吩咐那人把钥匙交出来。如果他配合，那么他就能获得自由。保管钥匙的人的确是他一手安排的，师里没几个人知道。他当然又拒绝了她。她气急败坏地宣布，与他断绝夫妻关系。

顿了顿，卢道亮喘着粗气说：“不拿到武器，她不会甘心。我估计，找不到钥匙，她敢组织人过来炸开弹药库的门，时间就在这两天。”

秋莲说：“政委，你都这样子了，就别再操心了。”

“不行！如果武器失控，不知会有多少人家遭殃！唉，要是老马在就好了，都怪我，没保护好他呀……”

卢道亮像个小孩子一样，扭过脸去呜呜地哭了起来。

十二

正像卢道亮预料的那样，当天夜里，陈小桃组织三十多个精壮男子，以开联欢会为名混进军营，突然包围了后山的弹药库，当即布置炸药包和爆破筒，准备炸开弹药库沉重的大铁门。

警卫连的几个兵上前劝阻，陈小桃一挥手，她手下的人亮出大棒一阵乱舞，把兵们赶跑了。

炸点布置完毕，陈小桃看看表，下令人员后退，准备起爆。就在这时，一个黑铁塔一样的壮汉，一只手擎着一只冲锋枪，出现在洞库上方，大喝一声：“住手！”

谁都想不到，马九龙回来了！

他迎风站立，迅疾的风掀起他那只空洞洞的袖管，上下摆动，像一面旗帆。

陈小桃和她的部下一时都呆若木鸡。

原来，秋莲离开关押卢道亮的仓库后，越想越不对劲，赶紧想办法七折八转把电话打到宿州农场，找到了马九龙。马九龙一听就明白了，他放下电话，“偷”了农场的一匹马、一只冲锋枪，飞速骑行一百公里，终于赶在陈小桃下令起爆之前，出现在弹药库。

马九龙枪口抬高，对准陈小桃的方向，吼道：“姓陈的臭娘儿们！赶快下令让你的人滚蛋！否则老子先一枪崩了你！”

陈小桃强装镇定，面带冷笑。她手下的人也有几支破枪，互相看一眼，纷纷举枪对准马九龙。

双方久久地对峙着。

最后还是王世文带警卫连的兵从背后包围了陈小桃的人，陈小桃腹背受敌，这才狼狈下令撤退。王世文上前，仰起脖子给马九龙敬个礼，说：“报告师长！是我们失职……”

马九龙收起枪，当拐棍拄着：“小子你听着，往后不管谁来抢夺武器，你就给老子开枪，打死人算老子的！听明白了吗？”

王世文再次敬礼：“明白！”

“弹药库只要不出事，过后老子让你当连长！”

马九龙转身下了洞库。他没有回家，拨转马头回农场了。秋莲听说男人回来了，赶紧跑出来，只见到远去的一匹马的影子，一溜烟不见了。

半年之后，秋莲获准带许小弟到农场看望马九龙。见面时，竟然一下子没认出来，他老了许多，头发白了一半，腰也有点弯了，人又黄又瘦。她抱住他哭，问他：“他们是不是虐待你？”

他说：“没有。是我自个儿心里不好受，有好几个老战友给人打死了，还有一个自杀了。”

夜里，躺在破败房子里的地铺上，摸着他身体上数不清的疤痕，突然想起多年前上峰指令她“潜伏”在他身边时，曾吩咐过找机会“策反”此人。现在她特别想试一试，于是一咬牙说：“老公，你是国家功臣，国家却这样待你。你恨吗？”

他一怔：“恨？……恨谁？”

“……恨整你的人呀。”

“恨！”

“恨这个……世道吗？”

“……啥意思？”

“我是说，你恨这个……社会吗？”

他沉默着。

“我想，那边是不会这样对待功臣的。”

“那边……哪边？”

“……我不说，你知道的。”

他腾地坐起来，黑暗中瞪着她：“许秋莲你给我说实话，你家在那边是不是有亲戚？”

她也坐起来：“没有！真没有！”

他愣了好久，突然咆哮道：“许秋莲我告诉你，就是被人整死，老子也认了！当年如果不跟红军走，可能三十年前我就给饿死！我爹妈都是饿死的！我多活了三十年！我知足！以后再让我听到你刚才那番鬼话，你给老子滚蛋！我马九龙可以没老婆，不能没良心！”说罢，他气呼呼地躺下了。

秋莲连声说“对不起”，也躺下，脸贴住他后背，幽幽地说：“老公，真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说这个，请你相信我。我许秋莲活着是你的人，死了是——死了是你们的鬼！”

她说——死了是“你们”的鬼，马九龙没有听出里面的道道儿来。他很快打起了呼噜。

十三

对于马家来说，一九六八年有几件大事。一是军委发了文件，军队要稳定，借这个东风，马九龙和卢道亮都官复原职，回到师里上班。

二是老大马小天当上了兵。本来马小天要到淮北农村上山下乡的，表都填了，马九龙一把夺过表格，给撕了。他说，上山下乡不就是去种地嘛，老子世世代代都是种地的，把后代要种的地都提前种过了！好男儿应该当兵去，不然谁来保卫国家？

就这样，马九龙打发老大当兵去了驻南京的一支工程兵部队。说是很苦，可再苦也比种地强吧？秋莲劝儿子，要不是你爸当师长，你能当上兵吗？

上面两件都是喜事。第三件事是，高伦出事了，出了大事，要命的事！天崩地裂的事！

这几年，秋莲很少与高伦联系，她真的把他给忘了。所以当马九龙告诉她，高伦出事了的时候，她竟然愣了好一阵儿，怎么老感觉高伦是上一辈子的人？

一九六八年秋天，蚌埠市区繁华路段的墙壁上，出现了一条骇人听闻的反动标语，两张拼接起来的大白纸上，赫然写有十个大红字：***是好人，***瞎胡搞。

“反标”事件迅速报到省里，被定性为“重特大反革命案”，责令蚌埠市限期破案。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陈小桃主抓此案。

案子不到两天就破了，作案人是市邮政局副局长兼办公室主任高伦，是从上海下放来到本市的。陈小桃总觉得这名字耳熟，她和此人情况差不多嘛，都算是下放来的，不同的是，她现在掌握着此人的命运。

陈小桃突然又想起一个人——马九龙老婆许秋莲，赶紧让人去查，发现高伦确实是她在上海挂在嘴上的那个表哥，到蚌埠后，他们一直有来往。

陈小桃敏锐地意识到，此案已经不仅是反标案，还很有可能是一个连环间谍案！突破高伦，拿下许秋莲，进而拿下马九龙，再往上追查他的上级，就能钓到一串大鱼！反标案已经板上钉钉，她命令办案人员把精力转到间谍案上来。

办案人员反复搜查高伦的住处，没有找到发报机、密码本一类的东西，也没有发现其他令人可疑的物品和资料。几个破旧的日记本上，写了很多他对“公牛”的感受——他牵挂“公牛”，他思念“公牛”，他爱“公牛”，他恨“公牛”，等等，乱七八糟，不明所以。

“公牛”是谁？

几次提审高伦，他都说“公牛”是他早期的一个恋人，这只是个绰号，因为她比较粗壮。问她，此人现在哪儿？他说，早死了，死了快有二十年了，那还是上海没解放的时候。他心里一直放不下她，所以就没有结婚。

这条线索顺不下去，只得放弃。

陈小桃怀疑“公牛”就是许秋莲，尽管许秋莲身材不粗壮，甚至还很细瘦。阶级敌人总是很狡猾的，为了打掩护，正话反说，是最常用的伎俩。他们是不是老相好，果真有一腿？

这案子即使靠不上间谍案，整出点桃色新闻也算没有白费劲。前年，陈小桃带人到十七师搞武器，马九龙坏了她的好事，并且当众羞辱她，她当然不会忘记。

高伦这儿无法突破，办案人员就想从许秋莲身上打开缺口。

秋莲听说高伦出事，头一个反应就是“野鸡”暴露了，还有老k之类的上峰可能也落网了，该来的结局终于来了！第二个反应就是，她得随时做好自杀的准备——如果真有事，她无脸面对老马和孩子们，还有单位的战友们，她唯有一死了之！

办案人员来到十七师师部，找到马九龙，要求“带许秋莲同志去公安局问话”。马九龙同意她去。卢道亮不干，问：“高伦供出许秋莲有什么问题吗？”

对方回答：“还没有。”

卢道亮问：“你们发现许秋莲有什么问题吗？”

对方回答：“还没发现。”

卢道亮问：“那你们只是怀疑，对不对？”

对方回答：“是。”

卢道亮说：“不能瞎怀疑，得用证据说话。等你们找到与许秋莲同志有关的线索之后，再来带人。”

卢道亮挥挥手，把来人打发走了。他还特意交代警卫连长王世文，如果有地方公安的人硬闯进来带人，立马给我轰走！

秋莲提心吊胆过了一礼拜，这天办案人员又来了，带来了高伦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要求见她一面，希望她能来；天冷了，他需要一件夹克衫和一条长裤。

卢道亮这下不好再阻拦了，他掷地有声地对来人说：“绝不允许对许秋莲同志刑讯逼供，你们谁敢动她一指头，我带兵去找姓陈的女人算账！”

办案人员反复做过承诺，卢道亮才同意放人。秋莲走了后，马九龙没事一样，他原本就认为不会有事，高伦写反标，那是他个人行为，与秋莲毫不相干。

卢道亮心里却在打鼓，他感觉，自己多年来的那个疑问，也许要水落石出了。他很紧张，找马九龙下象棋，连输三场。他对马九龙说：“老马，还是那句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马九龙把棋盘一推说：“得，得，又来这个，我老婆什么样，我最清楚，她能有什么事？她有事，我脱军装走人，坚决不给部队丢脸。行不行？”

办案人员客气地把秋莲带到市公安局看守所。高伦住单间，天气渐凉了，他还穿着短衣短裤，看上去直哆嗦。秋莲把老马的一件毛衣、一件夹克、一条旧军裤拿给他，这些物品办案人员事先查验过。他穿上夹克，套上军裤，马上就不哆嗦了。他指一指电灯泡，又指指耳朵，示意秋莲，屋里装了监听器，也就是窃听器。

秋莲责怪他，不该犯糊涂诬蔑伟大领袖，***多好的人啊，天下少有。他诺诺承认，当晚喝了点酒，气不顺，脑子乱，稀里糊涂就写了反标，上街贴了，现在后悔都晚了，政府枪毙他都是应该的，自己罪大恶极。

他们翻来覆去说着类似的话，应付窃听器。高伦拿过一张用来写交代材料的白纸，飞快地在上面写道：上峰早把我们忘了，自从你结婚后一直无人联系我，老k前几年出现，是我编的。所有指令，全是子虚乌有。你提供的那份十七师情报，我当天就烧了。我这样做，只是不想让你过得太安逸。请你原谅。

秋莲全明白了，心间仿佛卸下千钧重担，无比轻松。她眼含泪水说：“表哥，你要好好向政府认罪啊，争取宽大处理……”

高伦嘴上答应，提笔又写道：那边一直不来人联系，第三次世界大战遥遥无期，反攻大陆痴人说梦。我撑不下去了，我太孤单，活着无意义，所以自愿走绝路。莲儿，来生再见！永远爱你！

秋莲的泪水终于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高伦把那张纸捏成一个团，塞进嘴里，嚼几下，伸长脖子咽了下去。

当天晚上，高伦在看守所房间上吊自尽——他把秋莲带去的毛衣拆成线，编成绳子，在门框上勒死了自己。

市革委会给省里的报告上说：反革命分子高伦系畏罪自杀。

十四

又过去了十年。

马家喜事连连。先是马小天当上了连长，找到了女朋友，定好了年底结婚。秋莲从夏天就开始忙活，给他们置办家具、电器，还有被褥什么的。再就是马九龙被任命为某军军长，同时卢道亮担任了军政委。还有就是马小云参加了今年的高考，据她说发挥很理想，考个好大学不成问题。再有就是老三许小弟参加了中考，小弟学习一直很好，他填的志愿是徐州一中。

五年前，马九龙担任副军长之后，秋莲就把家搬到了徐州。她本人调进徐州第九十七医院，继续当她的内科护士长。没几年，远远近近的人都知道，九十七医院内科有一个热心的护士长，对病号态度好，对年轻的护士们关心爱护，是个少见的好大姐。

人们都说，她一点都不像个首长夫人，没有一点架子。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医院搞捐款，她捐得最多。每逢遇到调级调工资，她从来不争。到一九七八年时，她已入伍二十五年，才是个正营级，很多首长夫人资历比她浅，职务比她高。总之，在人们眼里，她就是个活雷锋。

这五年，秋莲每年都要回一趟蚌埠，给“表哥”高伦上坟。十年前高伦去世后，是她去给他收的尸，找了个远郊的公墓，悄悄把他埋了。虽然坟头没有立碑，但秋莲记得很准，不会让它成为无主坟。想起当年母亲去世之后，一应事务全是高伦张罗的，这回算是报答了他。再想起自从把母亲和父亲的一顶帽子合葬了后，既没立碑，后来她一次也没去祭奠过，坟头恐怕早没了踪影，这让她深感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她是个不孝之子。

远去的，都远去了。“文革”结束后，人们常说一句话：一切向前看。秋莲想，这话说得真好，人活着，就是要向前看。

卢道亮政委家却很冷清。卢政委羡慕马军长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而他家的日子越过越凄苦，唯一的儿子卢奇当年没有离开上海，一直由奶奶抚养长大，“文革”期间，奶奶病逝，卢奇参加了造反派组织，武斗中受伤，高位截瘫，十多年来一直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医疗机构住院治疗，花光了卢政委所有的积蓄。而他的前妻、时代风云人物陈小桃，“文革”中一度坐上省革委会副主任的高位，“文革”结束，她的好日子到了头，她提出复婚，被卢道亮断然拒绝。不久前，她被定为“三种人”，面临牢狱之灾。就在这时，传出她疯了的消息，被送进淮北精神病院。

这天马九龙回家，对秋莲讲，精神病院又来电话，说陈小桃整天叫嚷，要见她“男人”，医院希望卢政委过去一趟看看，而卢政委不可能过去，他已经与姓陈的没有任何关系了。

秋莲不知怎么就动了去一趟淮北看望一下陈小桃的念头，就算代表卢政委吧，他当首长，忙，没时间，她有时间。她选了个周末，一大早坐长途公共汽车赶往淮北。

在医院病房见到陈小桃时，秋莲愣了许久，都不敢认她了，她的头发基本全白，脸上的皱纹很深很深，眼窝焦枯，眼神无光。秋莲算了算，自己四十七岁，陈小桃只比她大四岁左右，刚过五十。

秋莲想试试陈小桃是否还认得自己，就问她：“陈大姐，您还认识我吗？”

陈小桃托腮想了想，说：“……认识。”

“我是谁呢？”

陈小桃愣了好一阵，才脱口道：“你是……特务。”

陈小桃的话吓得秋莲打了一个激灵。秋莲左右看了看，房门是关着的，遂松了口气：“陈大姐，你病了。”

陈小桃嘻嘻一笑：“我没病。你就是特务。”

秋莲再次左右看了看，小声说：“你说得没错，我是。”

陈小桃嘿嘿一笑又说：“我也是。”

秋莲登时愣在那里。

陈小桃神秘地一笑，接着说：“其实呢，我比特务厉害，‘文革’我在蚌埠杀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秋莲摇一下头：“我不知道。”

“来，我告诉你……”陈小桃示意秋莲靠近她。秋莲朝她挪动一下身子。她神秘地捂着嘴，凑到秋莲耳边，小声说：“你听好了……可我不告诉你。”

她得意地笑了。

秋莲也笑了。心想她到底是个病人，不折不扣的病人，不是装出来的。

秋莲给她带来不少吃的用的，临走还留下一点零钱，嘱咐精神病院的医生护士，麻烦好好照顾这位病人，她以前曾经是地下党员，在徐州弄到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为淮海战役的胜利立过功。

离开病房往外走的时候，秋莲想，她还是感激卢政委和陈小桃的，正是由于他们锐利的目光对她的遏制，才使她没有滑得更深。

十五

秋莲风尘仆仆回到家，报社的一男一女两个记者在家等她。一问才知，不久前，有位农村孤寡老太太，生病来九十七住院，交不起手术费，坐在院里马路牙子上抹眼泪，秋莲路遇，问明情况后，帮老人拿了大头，又动员科里年轻人捐了一点款，帮老人凑齐了手术费。老人出院后，到报社反映了这事，报社的同志都很感动，报社社长认识马军长，电话里好说歹劝，马九龙才同意报社来人采访一下老伴儿。

秋莲说，聊聊天可以，但不同意登报纸。她的理由是，她做这种事，不是为了上报纸出名，再说，她是军长的爱人，领导干部家人上报纸受表扬，应当尽量减少。那位女记者叫她阿姨，说，登出去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多做好事、善事。秋莲不太同意这个观点，她说：“我做这些事，并不是向谁学来的，而是出于内心——不愿看到弱者流眼泪。我不相信有人看过报纸就会学雷锋，那样事情也太简单了。”

劝来劝去，秋莲就是不同意。这时，马九龙回来了，他一拍巴掌说：“老许，人家报社同志专程跑来，你总不能让人家白跑一趟吧？多少说几句，人家回去好交差嘛。”

那个男记者是个摄影记者，他提出，给阿姨照张相，最好是她穿白大褂工作的镜头，发在报纸上，配一则说明，简单讲一下她学雷锋做好事的举动。

秋莲无奈，最后同意了这个办法，约好周一上班到病房去拍。两个记者走了后，秋莲简单讲了讲陈小桃的情况，颇为感慨地说：“人落到这个下场，到现在谁也救不了她，只能在医院终老一生了。”

马九龙气哼哼地说：“怪谁？她是咎由自取！”

一个星期后，《徐州日报》头版右下角刊登了许秋莲的一幅照片。照片上，她在给一个病号输液。一侧的文字说明，讲述她入伍二十多年如一日，关爱病人，热爱岗位，云云。科里的护士们拿着报纸，纷纷跑来向她表示祝贺。她接过报纸，端详着照片上的自己，发现照片照得很好，虽然已进入中年，但年轻时的风韵、气质都传达出来了。

她很满意。

又过了一个星期，军区保卫部来了一名杜副部长，直接到军部找卢道亮政委，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卢道亮听罢，又看了几眼杜副部长带来的相关材料，愣了许久，点上一支烟，几口把烟抽完，才开口说：“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影响到马家丫头马小云上大学。”

杜副部长说：“我们会尽力想办法。”

卢道亮吩咐保卫处长带杜副部长等人，到马军长家里调查取证，他和马军长边下棋边把事情讲清楚，取得马军长谅解。

那边，师医院派人刚把秋莲送回家，保卫处长带着杜副部长等人也赶到了。秋莲一见这阵势，知道“该来的迟早会来”，这回躲不过了。

原来，徐州女子监狱组织在押犯读报时，一个正在服刑的女特务认出了她，并立即检举了她。此人名叫吴菲，是十几年前从上海被捕的，后来转到徐州女子监狱服刑。

吴菲在检举信上说：一九四九年二月到三月间，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上海站在上海浦东举办了一期特务培训班，目的是为败走台湾后，培养在大陆潜伏的人员，当时她的代号是十五号，这位许秋莲的代号是十六号，两人的床铺紧挨着，交流较多。后来听说十六号潜伏下来，并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大官，解放后一直未有音讯。这张报纸上的这位许秋莲很可能就是十六号。她愿以脑袋担保，她说的是实情……

当地公安机关拿到检举信后，认为此事涉及军方，尤其涉案对象是军队高级干部的家属，直接把检举信派专人送到南京军区保卫部。

秋莲平静地对杜副部长说：“这个十五号说的是实情，我的确就是十六号。后来还有个新代号——‘公牛’。”

“许秋莲是你的化名吗？”

“不是。从出生到现在，我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接着，秋莲把她家真实的身世简单讲了讲：祖籍厦门，父亲叫许宗衡，是国民党二十五军副军长，阵亡于淮海战役。母亲解放前病逝于上海。当年入伍时，她只把父亲的情况隐瞒了，其他方面情况，都是真实的。当然，她是潜伏特务的情况，一直隐瞒到现在。

杜副部长提出，要带她到指定的地点继续审查，不能住家里了，希望她配合。她点点头说：“会的。我去换一下衣服。总不能还穿着军装出门吧？再带几件换洗衣物。”

众人看着杜副部长。杜副部长点下头说：“希望快一点。”

秋莲起身进了卧室。

她先脱下军装。这身军装，陪伴她二十五年了，她没有穿够。但是从今以后，她不配穿了。她从柜子里找出一套便装，仔细地穿上，对着梳妆台的镜子照了照，又拿起梳子，梳理一下有点凌乱的短发。然后，她打开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抽出一本商务印书馆五十年代出版的《资本论》，打开书页，从里面捏出一个早已经压成片状的小塑料袋，撕开口子，把里面白色的粉末，全部倒进了嘴里。

这包药面，是二十九年前培训班结束、面对青天白日旗宣誓之后，上峰发给每个学员的，目的是要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紧要时刻为党国尽忠，自裁用的。据说五十毫克足以毙命，这一包至少在一克以上。那年高伦写反标被抓，她去看守所见他时，曾经把这包药面带在身上。和上次的心情一样，现在她吞下它，并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更非为党国尽忠，而是她无颜面对丈夫和孩子们，无颜面对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还有她曾经帮助过的人。

她把小塑料袋随手一丢，只觉头疼欲裂，呼吸困难，喉咙像被紧紧扼住。她往后一倒，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十六

一天一夜之后，许秋莲在第九十七医院被抢救过来。参与抢救的医生分析说，因为时间久了，药效已失掉大部分，否则她绝无生还可能，十条命都没了。

这一天一夜，医院不少工作人员、还有许多病号，不时地来急救室门外探察，人们牵挂许秋莲。她所在内科的医生护士轮流过来守候。当她脱离生命危险的消息一经传出，不少人默默流了泪。

马九龙暂时没把事情真相告诉孩子们，只说你们的妈妈患了急性心脏病，拉到医院抢救。下午，马九龙在办公室接到妻子活过来的电话，一擂桌子说：“老子就知道，一个人没那么容易死。”

马九龙戴上老花镜，费力地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军区党委的，他要求上级尽快免去他的军长职务，准许他告老还乡，离休回江西老家去，他想家了。一封是写给卢道亮的，这是封道歉信，信中他对老战友说：“都怪我警惕性不够，一意孤行，鬼迷心窍。但是，这辈子娶许秋莲，我不后悔。”

他把两封信分别装进两个信封，正正规规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打电话要车。他出了办公楼，车子也到了。他上车，对司机说：“到九十七医院。”

车子不一会儿就到了第九十七医院门口。他不让把车开进去，下了车，对司机说：“你走吧。”司机还想说什么，他不耐烦地一瞪眼，司机只好鸣一下喇叭，赶紧驾车离开。

经过医院大门时，他看到院门口有个小摊位，一个面孔黝黑的中年妇女在卖新采下来的莲蓬，地上堆了一堆。他走近摊位，拿起一支莲蓬，感觉沉甸甸的，莲房里面，都是饱满的莲子，苦涩而又香甜的莲子。他想买一支，却发现没带钱。抬头看，车子已走远。中年妇女眼睛盯着他那只空袖筒，挥一挥手说：“拿走吧。”

他说声谢谢，举着那支莲蓬，脚步沉重地朝住院大楼走去……

子弹穿过头颅

一

“韩天成，山东沂水县人，一九一七年生，一九三六年参军，现年七十七岁。离休前任三十七军军长，离休后享受副兵团级待遇，现住凤凰山干休所七号楼。他在战争年代多处负伤，身体状况一直不大好，最近又有了点老年性痴呆症的前兆，行动越来越困难。他与夫人和孩子的关系也很糟糕，基本上不来往，多年来坚持独住，在老干部中家庭情况比较特殊。你的任务就是给韩军长当公务员，好好照料他的生活，让他安度晚年……”

我笔直地站在机关办公大楼一间明亮的房间里，听老干部处的处长介绍情况。其实他没必要介绍那么细，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韩天成很多事情，他传奇般的经历在我们家乡一带广为人知，尽管现在家乡活着的人里几乎没有人见过他。

在这之前，我是机关大院警卫营的上等兵，每天腰上挎着没装子弹的五九式手枪在营门口站岗放哨，其实和一个摆设差不多。从现在起，我就是退役将军韩天成的公务员了。这个公务员可不像政府机关里坐办公室的那一种，而是侍候人的差事。说真的，如果给现职首长当公务员，我会很乐意的，侍候那些离了权柄的老领导，苦累不说，弄不好一点光都沾不上。这么说并不是我挑肥拣瘦，而是现实中肥与瘦的区别太大了。

但韩天成是个例外，因为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当天下午，我就带着简单的行李，随老干部处的一位干事来干休所报到。离开警卫营之际，我有一种莫名的伤感。我知道伤感的原因主要来自与林建明的分别。林建明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是同一天入伍的，他的家乡在河北的一座小县城，父母都是中学教师。他一米八四的个头，长相英俊，接人待物彬彬有礼，像个穿军装的绅士，在警卫营鹤立鸡群，一眼就能把他挑出来。当兵一年多来，我们朝夕相处，他睡下铺，我睡上铺，彼此知冷知热，无话不谈，关系融洽，毫无芥蒂。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机会参加一次军校招生考试，争取提干，给自己找条出路，同时替没有权势的父母除掉一块心病。在军营里，最值得留恋的就是战友之情，如果你没有几个心心相印的战友，你就是当一辈子兵，军营也不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就等于你白来这里走了一遭。所以在和林建明分手时，我的心情闷闷不乐，连一句道别的话都说不出来。林建明却真心替我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又不是生离死别，你难过什么！去照顾首长是你的福分，没准儿你将来混好了，我还要沾你光呢！

凤凰山干休所紧傍着凤凰山修建。凤凰山是这座城市的风水宝地，林木葱郁，花草繁茂，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离市中心也不远，却又仿佛世外桃源。山上建有烈士纪念碑，埋葬着许多解放这座城市时捐躯的英雄，还有一座专门摆放高级干部骨灰盒的纪念堂，大概相当于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吧。尽管严格地说，凤凰山更像一块墓地，但这里阴气并不浊重，甚至没有一点森然的感觉，人们愿意把这里当作生活中的乐园，视它为喧嚣都市里难得的清净之地。能住进凤凰山干休所的都曾是部队的高级将领，其他人是没有这个福分的。

就在三天之前，我曾来过一次凤凰山干休所。营里组织我们来这儿植树。那天天气不太好，头顶上偶尔无声无息地落下几滴雨珠，洒在我们身上和脚下，凉沁沁的，让人感到舒坦。十几个穿着没戴军衔的旧军装的老兵远远近近地望着我们，他们大都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几乎一律罗圈着腿，佝偻着腰，步履沉重，呼吸急促，目光迷蒙。如果不是在这里与他们相遇，你很难想象他们曾经是统兵数万叱咤一时的将领。但迟暮之年的他们分明又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威严，我们受这种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的威严笼罩，不敢大声说话，只知道低头使劲干活，气氛不免沉郁滞闷。

在紧挨山脚的围墙边，我和林建明合挖一个树坑。林建明说挖得差不多了，我却感到还有点浅，想再深挖一点。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出人意料，悄然而至。林建明用铁锹把儿拄着下巴，微喘着看我挖，我猛一用力，先听到咔的一声，接着感到虎口给震得麻酥酥的，想必是铲到了硬物，比如一块石头或砖头之类。我往掌心里吐了口唾沫，几下子就把那个硬物起了出来。

但随即我的脑袋胀大了，林建明也傻了眼。那个硬物不是石头砖头，而是一个灰白色的骷髅！透过上面星星点点的泥土，我看到它此刻放射出陈旧的光芒。它犹如一件价值连城的出土文物，在它重新见到阳光的那一刻，必定会让人大吃一惊。它好像复活了一般，在我眼前跳动了几下。

我使劲揉了揉眼睛。很多人围过来，嘁嘁喳喳议论不休。有人说，这只骷髅的主人肯定是个烈士，应该把它埋到山坡上的陵园里，再立个碑；有人反驳说，你又没有考察，怎么知道，如果是敌人的，那不闹笑话了吗？还有人提议，再往下挖挖，看下面有没有身子骨。更有一个胆子特大的家伙，把骷髅提在手里，拍打掉上面的黄土，又把手伸进里面，往外掏泥巴——许多年前，那里面自然是脑浆、血肉等有生命的脑组织。他掏着掏着，突然就尖叫一声，扔掉骷髅头，仿佛里面有什么活物咬了他的脏手。紧接着我们看到一个细小黑暗的东西从他的手中滑落到地上，像一只虫子的化石。

仔细辨认，那是一粒子弹头。子弹穿过头颅。是从眉心处穿过去的。现在再看骷髅，给人的感觉是那人活着时有三只眼。最上面的那只眼可以被称作天眼。

这枚吞噬过一个生命的子弹头的出现，使植树的场面更显混乱，被它击中的不光是我们这些几乎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年轻军人，居然还把那些历尽枪林弹雨的退役将军们也吸引过来。许是他们早已对这种情形陌生了，我想。但他们仅仅扫了一眼，就默默地离开了。只有一个人没有走开。这人个头不高，异常精瘦，胡须皆白，目光混浊，行动迟缓，形同一截枯木。他不但没走，还艰难地分开众人，挤到中间，费力地蹲下来。我离他很近，我看到他的手哆嗦得厉害，眼角挂着两滴黏稠的液体，分不清是刚流下的，还是一直就有。众人都噤了声，定定地望着他，不知他想干什么。过了许久，他腮部的肌肉滚了几滚，掉出两个有点含糊的字，就像从一只干瘪的豆英里抖落出两粒发霉的豆子。他好像在念叨：“钉子……”声音很虚。

如果我不接他的话，如果我接话时说普通话，而不是说土得掉渣的家乡话，也许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但我说了，我恭恭敬敬地用土得掉渣的家乡口音说：“首长，不是钉子儿，是一颗弹子儿。”

他缓缓地摇摇头，身子跟着摇晃。我扶他站起来，他又说：“钉子……”

有人忍不住想笑，我也感到好笑，心想这位老首长一定是糊涂了，于是我憋住笑，又说：“首长您看花眼了，是弹子儿，不是钉子儿。”

他有点不耐烦地摆摆手——其实我们这时都没搞明白他的意思。过了几天后，我才弄懂他说的是丁子，而不是钉子。丁子是他当年最要好的战友孙男丁的小名。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我感到意外。他怔怔地望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又不便走开。所有的人也都大眼瞪小眼地望着我们，没人说话，气氛压抑。稀稀拉拉的雨丝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沁凉的春风扫拂着背后山坡上的树木，发出低哑的啸声。他颤悠悠地抓住我的手，突然说：“小同志，你是沂水县人吧？”他的嗓音比刚才清晰了许多。

我愣了一下。我从他的话音里也听出了再熟悉不过的味道，尽管这个口音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某些杂乱语音的侵蚀，但我仍是不解其意地点点头。他又问：“沂水啥地方？”

“鲁山镇韩家洼。”

“你叫啥名儿？”

“俺叫韩天起。”

他笑了，脸上粗粝的皱纹四处奔波。他似乎使出全部的力气拽着我的手，说：“俺叫韩天成。”

二

韩天成老将军选我做他的公务员，纯粹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或者说他把我当成了他心目中的故乡，在风烛残年之际于感情上有所依傍。

干休所的于副所长领着我到七号楼报到。进门之前，我抱着行李卷，站在楼前的空地上，认真打量了几眼这栋两层的小洋楼。小楼方方正正，像一座结实的碉堡。墙上爬满了曲折凌乱的藤蔓，就像一个巨大的蛛网——那是一种俗称爬墙虎的木本植物，此刻刚刚发芽，到了秋天，它会严严实实地把小楼覆盖。

于副所长说：“小韩，韩军长很随和，很好侍候，你不用紧张。”

于副所长按了几下门铃，半天没动静。其实门虚掩着，于副所长干脆直接推门进去，大声喊道：“韩老，您要的公务员我给您送来了。”

进门后我才发现，韩天成就靠在门口的老式帆布沙发上打盹。墙角的电视机却开着，但节目已经结束，屏幕上满是沙沙的雪花。他哼哼两声，往起站，于副所长象征性地扶了他一把。于副所长说：“首长交代的事我们说办就办，够快的吧。”又说：“门铃是不是坏了，改天我派人来修修。”

韩天成说：“我这里一年到头没几人光顾，用不着修。”

我注意到老人的气色比三天前要好许多。我腾出右手，向他行了个还算标准的军礼。他高兴地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阵儿，说：“到家了，把东西放下吧。”

到家了——这个说法使我心里泛起一股暖流。是的，在以后的日子里，韩天成将军的这栋小洋楼便成了我暂时的家，而在入伍之后，对于我来说，家的概念已经模糊了，家不过是一个遥远的背景。于副所长告辞后，老人拉我坐在沙发上，仔细问了问我们的故乡和我家中的情况。我们的故乡韩家洼是个偏远的小山村，村里半数以上的人家都姓韩，另外还有陈、姚等几个旁门左姓，他们都是逃难来的，在村里并没有什么根基。这些韩姓人无疑共有着一个老祖宗，但在长达几百年呈放射状的繁衍过程中，同族人之间的血缘和亲情都不可避免地淡化了，除了五兄六弟三姑四姨之外，彼此间难有实质性的来往。我家和韩天成家的情况就是这样。

闲谈间，他随口叫我起子——这种叫法我可是头一次听到——我疑心他叫的别人而不是叫我，因而那个瞬间我对自己感到了陌生。他补充说他过去的小名叫成子。他还提到他的一个叫丁子的生死兄弟，虽只提了一两句，但我已经感受到了他们之间不寻常的友谊。

我向他讲起我的爷爷。我爷爷的年纪和他差不多。据我爷爷说，小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玩。有一年，家里揭不开锅，爷爷饿得两眼昏花，死不了活不成的样子，韩天成慷慨地送给他一个白面馍馍。爷爷说他一辈子吃过的东西里，就数那个白面馍馍香，我小时候常听他念叨——他一边吃馍一边说，这馍馍味道离韩天成送我的那个差老鼻子啦。韩天成当兵离家后，我爷爷也偷偷跑出去找队伍，但他走到半路又回来了，原因是他在途中一个麦秸垛里过夜时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的脑袋被子弹打成了马蜂窝，他害怕了。爷爷遗憾地咂咂嘴说，要不是那个丧气梦，说不定俺也混好了，子孙后代也用不着在这山窝窝里跟着受罪。

韩天成闭目想了半天，说他怎么也想不起我爷爷，还说离家时间太久了，把什么都忘了。我想这很正常。在远离故乡的地方，我们的相遇胜过一切。他干咳了两声，说：“我当兵离家快六十年了，第一回遇到这么近的老乡，真是没想到。”我说：“我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您，我特别高兴。”

停了停，他又说：“侍候人不是好差事。我选你来侍候我，你不会不乐意吧？”我马上站起来，表白道：“我非常乐意。就算我替咱家乡的人孝敬您，也是完全应该的。”那天我丝毫没有感到拘谨，说话很连贯，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和他是纯粹的老乡的缘故。如果面对的人是个素昧平生的高级首长，我会很紧张的。我又补了一句：“咱家乡的人都很想念您。”

听了这话，他叹口气，一个劲儿地摇头。但他没再说什么。

在韩家洼，韩天成确实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几十年来，这个名字不断地在人们口中传诵，这个名字带给人们许多的话题，使寂寞的小山村显得与众不同。战争年代，韩家洼外出当兵扛枪的人不少于一个排，但大多数人战死沙场，死得无声无息，现在活着的人已没有人记得他们。几个侥幸活下来的，有的解放后重返故里，重新变成在土地上觅食的山民，有的在外地当了小官，不显山不露水地终老异乡，唯有韩天成，官越当越大，算是成了气候。然而奇怪的是，他当兵离家之后，漫漫六十年的时间，他居然没有回过一次家乡！

闲谈了一阵儿，他领我参观他的居所。这栋小洋楼从外面看很气派，没走进它的人以为里面会装修得富丽堂皇，其实里面除了空旷，没什么好炫耀的——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而且大都是部队配发的，已经老旧得不像样子了。楼上的三间房里更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由于久不住人，地面落满尘土，墙皮发灰发黄，墙角上挂着蛛网，给人以岁月沧桑感。我挽挽袖子就要收拾，他拦住我说，收拾了也没用，没人住。他同意我把楼下的客厅、卫生间、厨房和两间居室打扫一下。

他的卧室是紧挨客厅东边的那一间，里面有一张窄小的行军床、一张黄漆斑驳的三屉桌、一把坐得走了形的藤椅、一只三开门的老式衣柜和一个小小的书橱。这样的摆设现在你走进任何人的家里，都难以见到了，可它居然是一个老将军的卧室。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绝对不会相信。我看到床上的被褥虽然年代久远，仿佛一碰就变成粉末，但被子叠得板板正正，铺面弄得平平整整——唯有这一点告诉我，主人曾经作为职业军人的过去。床头柜上的电话机落满了灰尘，又告诉我主人寂寞的现在。他坐在门口的一只小马扎上看我干，偶尔说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我埋头收拾房间的时候，禁不住想，他离开家乡到这里来，难道就是为了整日守着这栋空荡荡的小洋楼吗？

他让我住进客厅西面的那间小屋。想到这间大约十平方米的小屋将成为我独居的卧室，我的精神气儿上来了，心情不像刚才那般沉郁了。我累出一头汗，翻来覆去打扫了好几遍。我像进入一间古堡那样，小心翼翼把里面的灰尘除掉，把里面的几个破纸箱子扔到外面的垃圾箱里，用清水把那张同样有年头的行军床冲洗干净，窗子擦得能照出人影，还找来锤头和钉子，把一只快要散架的木箱重新钉牢，我将用它盛放个人物品。

晚饭时，我端着个铝锅到干休所食堂打饭。我来这里报到之前，于副所长已经交代过，韩老生活十分简朴，家里从不开伙，早点一般在外面的小摊上吃，中午和晚上吃食堂。所里征求过韩老的意见，我来后还是维持原状，我每月一百二十元的伙食费由所里换成饭票，直接交到韩老手里。这些饭票和韩老每月定期买的二百元饭票混在一起使用。于副所长说，你放开肚子吃就行，饭票不够用就让韩老掏腰包，他有的是钱。他留那么多钱干什么？

食堂里的饭菜质量尚说得过去，比我们连队的强多了。但端着八两米饭和一份芹菜炒肉丝、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往回走时，我还是觉得在我们的故乡大名鼎鼎的韩天成，他的生活不该这么简单。多少人认为他在外面享受大富大贵，升官发财，以至于把故乡和祖宗都忘了。我作为他现实生活的见证人，目睹了这真实的一幕，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但我想好了，日后回到故乡，我不会讲给他们听——即便讲了，他们也不会相信。

好在韩天成吃起这粗茶淡饭来津津有味。他的胃口甚至不亚于我。

那天晚些时候，服侍他睡下后，我说了句洋味十足的话。我说：“祝首长晚安！”刚要抬腿出去，他却叫住我说：“起子，你一来，我才觉着七号楼像个真正的家了。以后咱俩就是不折不扣的一家人，你干脆叫我成子哥吧！”

我吓了一跳。我的辈分在韩家洼的韩姓人里，算是高的，正所谓“萝卜不大，长在了背（辈）上”。虽说在我们家乡，同姓人之间特讲究辈分，有时不问年纪，只讲辈分，但这是在部队。况且我家和他家除了都姓韩外，没别的亲情和交情。如果在老家，按辈分叫他哥倒也罢了；可在这个地方，打死我我也不敢直呼他哥。于是我十分难为情地说：“首长这可使不得。”他挥了挥手：“咱俩本来就是一个辈分上的，有啥不可。这里我说了算！”说完，他发出了洪亮的笑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开怀大笑，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无法把这种铜钟质的笑声和面前这个干枯的老人联系起来。

不管他怎么说，我打定主意，还是称他首长。我早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了，当然知道在部队，上下级关系比什么都重要。令我稍感意外的是，以后我没按他的要求称呼他，一次也没有，他也没再提及这事。

夜里，起了风，不远处凤凰山上的树木在大风的作用下，发出大海般的涛声。我觉得置身其间的这座小楼仿佛是行进在茫茫波涛中的夜行船，无依无靠，前路渺渺。这个想法使我感到些许的恐惧。明亮的月光透过窗子照射进来，给我带来片刻的宁静。我怎么也睡不着。韩天成偶尔发出的干咳声穿过客厅，传到我的耳边，我想到了世事的变迁和不可预知。现在，我鬼使神差地和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走到了一起，开始在同一个时空里生活，而他的故事却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三

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那两间青砖到顶的瓦房还没有拆除。两间房子虽然很老旧了，但照样结实耐用，冬暖夏凉。这样的房子相挨着有一大片，当然里面住着别的人家。我爷爷告诉我，这些宅子原都是老财主韩昭亮的，土改时分给了众人。

韩昭亮就是韩天成的父亲。

据说韩昭亮有一个祖上曾在外地做过县令，县令告老还乡后用攒下的银钱盖房置地，一下子成了方圆几十里内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家业传到韩昭亮手上，虽然赶上军阀混战，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家道不免有些败落，但韩家洼的土地仍有三分之二是他家的。韩昭亮靠他的精细和刻薄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祖传的基业，并伺机扩张。遗憾的是，他没有赶上一个好时代。

韩天成是他唯一的儿子，也是他唯一的指望。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韩天成在他父亲四十一岁那年来到人世时，村里比过年过节都热闹。平素极其吝啬刻薄的韩大财主简直豁出去了，豪迈地命人打开粮仓起出银圆，在家里和门外大街上张灯结彩，从厨房里抬出整筐整筐热气腾腾的白面馍馍任由人吃，还花重金从沂水城请来戏班子大唱三天。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村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讲起此事，还津津乐道，口沫乱飞，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吃进肚里的白面馍馍还没有消化掉，余味犹存呢。

后来我和韩天成熟稔、和谐得像一家人了，我忍不住就把这个传说讲给他听。他“唔”了一声，随即陷入沉思，良久无语。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糟糕，说不行就不行。我知道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的岁月。当一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听别人讲述他初临人世的情景时，他的心中一定会既感到温馨又感到残酷，波澜起伏，感慨万端。就仿佛他站在此岸遥望彼岸，彼岸是他无意中远离的，但再想回去已不可能。一个人的诞生和消失其实代表了这个世界的两极。末了，他说：从人情的角度看，我不是父母亲的好儿子；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我的路没有走错。

韩天成满地乱跑的时候，他的父亲专门为他雇了个长工，寸步不离地跟随着他，生怕有个闪失。他穿戴着华丽的衣帽，白白胖胖，双目生辉，那样子就像下凡到人间的金童。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亮闪闪的。稍稍懂事后，他父亲又为他请了个私塾先生教他识字。后来再送他到沂水城里的国立中学读书。他父亲把他以后要走的路都想好了，谁也没有想到，他后来走的却是另外一条路，一条与最初的设想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路。

如果不是由于战争和世事的剧烈变迁，也许他会走那条似乎是前定的老路，就像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那样，守着土地、牲口和那一大片青砖到底的瓦房，做着传宗接代光大家业的梦境，在韩家洼终其一生。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事实上，即便没有战争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他也不一定就像他的先人那样过一辈子。任何一个志存高远的人都不会甘心在闭塞的韩家洼守一辈子。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些地，几千年几万年不变，有什么好守的呢？

在他人生的紧要关口，有一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因素就是书本的力量。

一次，他从城里回到乡下，他的父亲领着他到村外的大田里转悠。韩家洼上好的土地大都是他家的，由别人租种着。他的父亲有理由为之自豪。但他的父亲并不满足，他父亲幻想着把自家的土地再扩大一倍乃至更多，让九泉之下的祖宗先人睡得更安稳，让子孙后代过得更滋润。一路上，父亲喋喋不休地讲着他未来的打算，他却皱皱眉头说，咱们家的地太多而别人家的地太少了，老是这样，要出乱子的。他父亲愣了一下，仿佛不认识似的望着儿子。他又说，我觉得这样的局面不会太久了，爹爹，如果你想过得安稳，就把土地匀一些给别人。

韩昭亮无言以对，并且心生不快，脸子立马拉了下来。老财主觉得儿子的话是屁话，是鬼话，祖宗遗下的基业是他的命根子，他一棵草都不舍得扔掉，混账小子却劝他把油汪汪的土地分给别人，这简直是要老子的命！他的父亲气哼哼地走开了，他的眉头也皱得更紧了。

人们后来回忆，叛逆的种子其实在他父亲送他到城里读书时就埋下了。

乱世年代的学堂，是滋生叛逆的温床。他正是在那里，偷偷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和主义。那时上得起洋学堂的，大都是富人家的子弟，战争和革命改变了他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加入到没有文化的农民子弟中间，和一无所有的穷人相比，他们的脱胎换骨更是撕心裂肺，来得不易。

一九三六年春天，他不辞而别投奔队伍后，老财主韩昭亮哀哀地哭过一阵，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挥起双手两面开弓，使劲扇自己嘴巴，边扇边说，都怪我，都怪我，不该让小崽子进城读书呀，书本是祸害呀！不久，他本来就孱弱多病的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撒手归天，老财主跪在老婆坟前，把自己的脸颊扇得血糊糊的，然后仰天长啸道，书本是祸害呀，不但害了小崽子，把他娘都害死了。以后每当提起这事，老财主就不停地重复这几句话。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土改时，前方传来消息，他的宝贝儿子不但没丢性命而且还当了个什么官之后，他才改了口。他喃喃地说，难道俺当初供他读书是对的？是的，书本是福不是祸。他见人就讲，是他执意送儿子读书的，儿子读了很多书，才明白了道理，走上了正路。他还劝众人，宁肯不盖房子不置地，也要舍得花钱供小崽子们读书。

村子里确实有人信了老财主的话，或者把韩家父子的经历当作典范，不遗余力地供孩子读书。可借的是，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读书人再也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村里有个叫韩三根的老汉，听了韩昭亮的话，千辛万苦供儿子上了师范，毕业后分到镇上中学当老师，但那个倒霉蛋只领了一个月的工资，就被打成了右派，不久就在地区五七干校的一棵枣树上吊自杀。痛不欲生的韩三根老汉想找韩昭亮算账，但那时韩昭亮坟头上的野茅草已经青青黄黄变换了好几茬。他来到狗地主的孤坟前，怒气冲冲地撒了一泡尿，这笔账就算勾销了。

初来凤凰山干休所七号楼的那天夜里，我睡得很不踏实。到后半夜，风停了，同时月亮也隐去了，外面静得仿佛整个世界都不存在。那边，韩天成好像也没睡好。也许他一直这样。人老了，觉就少，白天的日子不好打发，夜晚的光景更是难熬。天快亮时，我好不容易睡实了，却又被他穿衣下地的声音弄醒。我赶忙爬起来披上外衣，走到他的卧室门口，蒙蒙怔怔地说：“首长，起这么早呀。”

他说：“我出去散步，老习惯了。你要是没睡好，接着睡。”

我确实没睡好，但我不可能接着再睡。我们当公务员的，说穿了和过去的仆人一个样，哪有主人起床了仆人还在睡大觉的道理。想了想，我说：“首长，我陪您去吧。”

他走在前头，出门时趔趄了一下，摇摇晃晃的，我紧着上前扶了他一把。他说：“不碍事，我倒不了的，你松手，我自己走就行。”

四

我们从正冲着凤凰山的小东门出去，沿着一条林间小路，向山上走。小东门只有早晨才打开，便于老同志从这里直接上山，白天和夜晚都锁着，以防止外人溜进来乱窜。

干休所几乎所有的老人差不多都在这个时候出来晨练。人到了这把年纪，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方设法尽可能地延续生命，多活一天是一天。他们互相懒散地打着招呼，偶尔开一两句并不能使人发笑的玩笑。如果发现哪位没出来，不用问就知道，他的身体又出了毛病，在家卧床休息或是住进了医院；如果他长时间不出来，估计麻烦大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后来我注意到，也许用不了几天，干休所办公楼门口的小黑板上就会冒出两行触目惊心的大字：×××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明天下午三点在西郊殡仪馆一号大厅举行，自愿参加。就像在战争年代，队伍里熟悉的或似曾相识的面孔不见了，那么，他不是负了伤就是牺牲了。所以，如果晨练时不见了谁，老同志们会交换一下眼神，轻轻嘀咕两声，显出关切的样子。

我第一次随韩天成晨练时，他走在前面，步态不稳，我总担心他要跌倒，随时做着搀扶他的准备。对于此刻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感到疲累，心想如果回到当年，他是指挥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跟在他屁股后面的我，自然是他的警卫员了，我挎着盒子枪，威风凛凛不离左右，那该是何等风光！可现在，他失了威风，我谈何风光。

老将军们在小路上相遇，彼此间并不热情，有的仅止于点点头而已。我看到他们有的在林间徒手散步，有的打太极拳，有的练气功，有的在舞剑，各有各的锻炼方式。有趣的是，他们不扎堆，每人都有自己的地盘，各练各的，互不干扰。我不知道韩天成的地盘在什么地方，又不便问，只好闷头跟他走。树木湿漉漉的，水汽很重。我们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绕过半座山，到达了南坡一块空旷的地方。

由于突然从林子里钻出，加上我的视线一直不离韩天成的背影，所以，他刚刚停住脚步时，我并没看清面前的景物。等他咕噜了一声“到了”，我抬眼一看，头皮顿时一阵酥麻，眼皮一阵狂跳。天哪，在我们脚下的山坡上，密密麻麻排列了数不胜数的墓碑，仿佛是圣手造就的森林。它们横成列，竖成行，整整齐齐，壮观极了。每一座半米多高的石碑下面，都有一个用条石垒就的、长方形的墓基，中间是平整的黄土。墓基的形状真的很像一张床——条石是坚固的床沿，黄土是铺在床上的被褥，石碑是床头的靠背，床的主人睡在很厚很厚的被子下面——但他却再也不能醒来了。

其实去年清明节时我们曾来过这里一次，为烈士扫墓，但时间很短，走马观花一般。当时还有几个刚入党的弟兄在这里挥拳宣誓。现在，他们的誓言早已被风刮走，烈士墓地却还是原来的样子，冷静地藏在寂寞的山间。这个时刻我感受到，瞻仰烈士最好不要搞大呼隆，像赶集似的，一个人慢慢走来，静静地在这里待一会儿，效果也许更好。

每天早晨来凤凰山锻炼的人很多，满山遍野都是，而这片墓地周围却见不到几个人，好像谁也不愿意一大早就弄得心情沉痛。从远处传来的似有似无的人语，使这片圣灵之地更显宁静。可韩天成不管这些，这里就是他的“地盘”。他说他每天早晨都来这儿，不是来锻炼身体，而是静静地待一阵子，陪陪躺在下面的弟兄们。这便是他每一天的开始。

他在一座铭文已经模糊不清的墓基边坐下来，示意我也坐下。我迟疑了一下，只得遵命。他微闭眼睛，不再说话，显得很虚弱，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觉得他不是来陪弟兄们，而是来求得弟兄们陪伴他的。他们原本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战争使他们过早地分了手，当时代的轮子转了千百圈之后，他以活着的方式走进他们中间，似乎仍然没有一点隔阂，交流起来还是那么轻快、便捷、和谐。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死去了的，虽然消失了肉体，但灵魂还在，只不过它是孤独的。与此同时，也把另一份孤独留给了活着的人。只有相互间默默地交流，才能消除彼此间的孤独。韩天成是不是悟到了这一点？

过了好久，见他睁开眼睛，我小声问：“首长，这些烈士里有你的战友吗？”

他说：“没有，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四八年攻打这座城市时，我所在的兵团不是华野主力，捞不着攻城。我们在南面三百里外的地方打援，但敌人没敢来援。”顿了顿，他又说：“起子，告诉我，你都看见了啥？”

我说：“看见了啥？噢噢，全是墓碑。”

他说：“我指的不是这个。”

我挠挠头皮说：“不是这个，那还有啥。”

他说：“你闭上眼睛再看。”

我疑疑惑惑地闭上眼睛，然后摇摇头说：“还是啥也没有呀。”

他说：“你要用心去看。”

我越来越糊涂，越来越不明白他的意思，窘极了。

这回轮到他大摇其头了。他伸手轻轻拍打着冰冷的墓碑，像在拍打一个婴儿的头颅，然后说：“你还是没有用心。如果你真的用心去看，你就会看到，每个墓床下面都躺着一个年轻人。他们差不多和你一般大。他们身上都带着伤痕——枪伤、刀伤、弹伤，伤痕累累，血肉模糊，可他们已经不知道疼了。但你在看清他们后，你就会觉得疼，心疼！”

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有点傻眼。在他低沉的讲述中，我使劲眨巴了几下眼睛，恍惚之间真的看到了黄土下面一排排年轻的躯体。他们身上遍布着伤口，他们的肉体仿佛是透明的，只是血液不再流动。许多闪着寒光的弹头和炮弹皮扎根于各个部位，那些进入到关键部位——譬如头颅、心脏里的金属物件尤其醒目和狰狞。而那些支离破碎、血肉连连的躯体更使我骇然。一瞬间，我感到了彻头彻尾的恐惧，呼吸都变得急促了，心口窝怅怅的，禁不住索索战栗，脸色肯定极其难看。

这时，韩天成却呵呵地笑了。他在这个时刻的笑声又让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随即，他正色道：“起子你要记住，要想当一个好兵，就得一闭眼睛看到这些！”

我下意识地点点头。说真的，我没想过非要当一个好兵，我离开家乡到部队里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找一条出路，找一条比在家乡待着更有意思的出路。但这个瞬间，面对脚下躺着的同我一样年轻的躯体，我所有的杂念都不存在了，我还能说什么？

脚边草叶上的露珠渐渐收干时，太阳从东边的高楼大厦间露出了脸，把朝阳的一面山坡照得明晃晃的。我感到了一丝暖意。抬腕看看表，都快七点了，韩天成仍没有往回走的意思。他说：“起子，你入伍那年多大？”

“十九。”我说。

“噢，我参加革命的那年也是十九。”

“可您后来当了军长。我可能一辈子都没出息。”我有点伤感。

“你说错了。”他咳嗽一阵，喘着粗气，“我现在不是啥也没有了吗？可你才刚刚开始，路还长着呢！只要有路走，比啥都强。”

我记下了这句话。

他换了个话题：“起子，如果马上让你去前线打仗，你害怕吗？”

我一愣，不知怎么回答。他用眼神鼓励我说实话，于是我就实话实说：“肯定会有点害怕。”

他宽容地笑了：“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你是个诚实的娃娃，我喜欢你这样的娃娃。”

他又微闭上眼睛，陷入刚才那样的状态中。

一九三六年春天，已经半年多没好好做功课的韩天成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和九个同学一起，跟随一个在沂水城里活动的地下党员悄悄出了城。他们昼伏夜行，躲避着敌人沿途设置的道道关卡，朝蒙山深处的一处秘密营地进发。三天的路程他们走了七天。在过一个山口时，有个同学不小心摔下了悬崖，脑浆四溅，当场毙命。这似乎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还没有闻到一丝硝烟的气味，他们就目睹了发生在身边的死亡过程，突然、迅捷、惨烈。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他们面色苍白，疲惫不堪地到达营地，成为鲁中游击大队的一名普通士兵。半个月后，游击大队得到情报，山下的六里营子进驻了一个班的敌方武装，是去那儿催粮的。游击大队打算拿这个班的敌人开刀，派出一支二十多人的小分队袭击他们。也许是为了考验刚入伍的这帮学生兵政治动机是否纯洁，这支临时组成的小分队里就包括刚刚学会打枪的他们。但情况比最初的预料要糟糕得多，驻进六里营子的敌人并非一个班而是一个排，且敌人早有防备。麻烦就大了。他们悄悄接近目标，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刚到村口，就遭到敌人一顿排枪的扫射，火力异常密集。小分队硬着头皮冲了一阵，简直等于以卵击石，只好边打边撤。这个比想象还要糟糕十倍的场面让韩天成始料不及，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去，发出麻袋颓然落地的噗噗声，嗅着一团团迅速洇开的血腥气，他真的傻了眼，居然忘了打枪，想逃跑都迈不开步子。而且要命的是，他的裆里湿漉漉的，显然是尿了裤子。那一刻，他确实是后悔了。如果那时他还有思维，他的第一个念头恐怕就是自己不该头脑发热，仓促投身于残酷厮杀的战场。他的第二个念头就是借机溜掉，回家乡去，从此远离战争。但是，一杆英国造来福枪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小腿，使他所有的念头在一瞬间化为泡影。他扑倒在地，满眼是金星闪烁的泪。就在他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一个身块高大的粗壮少年返身朝他跑来。他觉得来人有点面熟。少年好像还低低叫了他一声“少爷”，然后弯腰熟练地背起他，朝着溃散的小分队的影子追去。

这个救他的粗壮少年名叫孙男丁，就是韩天成后来常常念叨的“丁子”。这一天是他们友谊的开始。脱离危险地带后，丁子告诉哎哎哟哟叫唤个不停的韩天成，他是离韩家洼五里远的孙家洼人。前年除夕夜，他曾去过韩家大宅一趟，从厨房的大锅里拎走了两只正在蒸着的鸡，外带一瓷壶烧酒，又顺手从晾衣绳上扯走了一件洋布褂子。韩天成想起来了，那年除夕夜，家里确实给弄得乱了套，原来是这小子干的。丁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不过你家的鸡没有蒸熟，我只吃了几口，但把酒喝了，醉了一天一夜，醒来后发现两只鸡被老鼠拖走了，气得我鼻子都歪了。你那件洋布褂子我还没穿烂，你若想要我就还你。他被丁子的话逗乐了，感觉到伤口不那么疼了，要求下来自己走。丁子不同意，说我就是累死也要把你背回去。

丁子是个孤儿，房无一间地无一寸，他又不愿给有钱人家做长工或打短工，一年到头靠偷鸡摸狗过日子——当然主要是偷大户人家的。他说他就是为了填饱肚子才来当兵的，来了三个月了，顿顿吃得饱，以后即便被打死，也不亏了。

仓皇逃回营地后，他养了三个月的伤。疗伤期间，丁子三天两头来陪他，还特意攀到很高的峰顶为他采草药。伤好之后，他可以偷偷实现自己的第二个念头了，但这时他的那个隐秘念头却不知不觉消失了。和他一同出来参加革命的那九个同学，来的路上摔死了一个，上次偷袭六里营子牺牲了三个，前些日子又逃走了一个，剩下的那四个跟随三中队到别处开辟新的游击区了，不知是死是活——一九四九年进城后，他多方打听，得知那四个同学分别阵亡于抗战期间的牛头山之役、柳埠之役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孟良崮之役、渡江战役——而此时的他参加革命三个多月，只放过一枪，连根敌人的汗毛都没伤着，自己倒稀里糊涂吃了敌人一枪，他还能往哪里走？他走了又能干什么？这时的他只有为自己那个曾经有过的卑微念头而汗颜了。

他很快发现，闻过一回硝烟味儿后，就不知道什么叫恐惧了。第二次参战，他一枪就把一个满脸大胡子的国民党新三旅的兵打得脑浆喷薄而出，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回杀人，从此就开了杀戒，一发而不可收。杀人的滋味很痛快，杀人的滋味其实也不怎么好受。等他明白这个理儿时，战争已经结束了。

五

由于我的到来，韩天成老将军的精气神儿明显好转。有一次，住八号楼的军区原副参谋长胡德平少将和他开玩笑，说老韩呢，前些日子我都觉得该轮到你爬烟囱了，哪知你活着活着又来劲了。韩天成回敬他说，老胡，看看咱俩到底谁先完蛋。他边说边笑眯眯地指指我，说我老韩找了个拐棍，老家来的，有他帮我撑着地，就有了底气，我要走的路还长着呢！胡老将军哼哼一笑，说比老婆还好使吗？韩天成说，比三个老婆都强。胡德平一生结过三次婚，头一个是湖北老家的，进城那年给他蹬了；第二个是军区总医院的护士长，姓康，前年死的。据说老康临死前曾留下话，说她死后老胡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再婚。可没出一年，胡老就把第三任夫人——艺术学院一位退休的舞蹈老师领回了家。有一阵子，胡老见人就说，是老康托梦给他，让他再婚的，晚年没人照顾他，九泉之下的老康不放心。韩天成说我比三个老婆都强，是故意拿话呛他。哪想胡德平也不是善茬，立马反驳道，老韩你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你他妈是个老狐狸。他们笑骂一阵，各回各的家。

我已经摸清楚了，韩天成并非没有老婆。他名义上的夫人叫宋燕玲，离休前是省人事厅副厅长，只是因为多年来性格不合，不在一起住罢了。有一次帮他收拾抽屉时，我翻腾到了宋副厅长的照片，估计是二十年前照的，照片上的她神色庄重，一脸严肃，一看便知是个不易接近的人。但她的气质和相貌绝对是不差的。韩天成见我端详照片，像有什么秘密被人戳穿，有些愠怒，伸手抓了过去。以后我再也没见到那张二寸大小的黑白照片。

韩天成六十五岁那年搬进七号楼后，一直独住。事实上在这之前他们也没怎么住在一起，他一直在下面的部队里任职，宋燕玲带着他们唯一的儿子韩军住省城。他和儿子韩军的关系好像也不怎么融洽，韩军一年到头露不了几回面，每次来了，象征性地问候两句，抽身就走。倒是儿媳艳芳时常过来看看，有时还给老头子带点吃的。韩天成有一次对我说：“我这个儿媳比儿子聪明。她明白哄好了我，才能得到我的遗产。”

过惯了独居的日子，他对生活愈来愈不讲究。干休所三十多位退役将军，没人像他这样子。我来之后，这栋缺少人间烟火的小洋楼才有了点过日子的味道。我先是提出少吃食堂，尽量自己做着吃，当新兵时我曾干过两个月的炊事员，一般的家常菜能凑合着做出来，即便我烧的菜不怎么样，毕竟是在自己家里吃呀。他同意了，并且吃了几餐之后，对我的手艺赞不绝口。接着，在我的建议下，又买来了一张席梦思床、两节组合柜和一台大彩电。他频繁地用遥控器指挥着彩电行动，仿佛幼童得到了一件崭新的玩具。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起子，还想买啥，你看着办，我有钱。以前从没想过攒钱，可我拿出存折数了数，竟然攒下了十多万，这钱来得太容易了，我这辈子是花不完了，留它做啥？他又重复一遍，留它做啥？他们最担心我死前当党费交出去。我就是不交党费也不会留给他们。你看捐给希望工程行不行？党不缺钱，希望工程缺钱。”

我想了想，说：“可以捐给咱老家，盖个希望小学，名字就叫天成小学。”

他嘿嘿乐了，猛拍一下膝盖：“这个主意蛮不错，但叫天成小学不妥。不妨叫丁子小学！没有丁子，就没有我成子的今天，应该记住他！”

他为自己的这个想法着实兴奋了一阵子。到了临睡时，却又把我喊过去，说起子，我琢磨半天，觉得还是不要突出个人，不光是丁子牺牲了，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把他们藏在心里，比啥都强。这样吧，将来希望小学盖好了，干脆叫育英小学。

这个话题说过之后，就搁下了。

我决定把楼上的三间房子也整理一下，起码整理一间，摆张桌子，让他情绪好时练练书法。据我所知，干休所好几位老将军练书法练上了瘾，住十三号楼的吴主任一幅字卖好几百，所里的战士退伍时他都要送一幅。韩天成说他不会去写那些半吊子书法，手里握了一辈子枪，手腕子和枪筒子一样硬，写不好字的，写不好干脆就别写。又说枪杆子和笔杆子完全是两码事，枪杆子打出的是子弹，笔杆子泄出的是文化，近了这头，就远了那头，你只能占一头。我说，不在里面练书法，干点别的也行呀，比如下雨阴天的，出不了门，可以在里面打打拳下下棋啥的。他勉强同意了。等我把楼上最大的那间整理出来后，他吭哧吭哧地爬上二楼，扶着门框说：“很好。将来你可以在里面娶媳妇。”

没想到他冒出这么一句，我的脸腾地红了。他嘿嘿笑着：“起子你还害羞呢。喂，告诉我谈了对象没有？”

我忙说：“没有。没有。”头摇得像个货郎鼓。

不凑巧的是，我们正说着，所里的通信员来送书信，两份报纸中间夹着一封写给我的信。只扫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我就知道，信是姚秀写的。我有点不自然地把信抓在手里。这一丝慌乱却被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大声说：“好啊起子，这信肯定是个女娃子写的。刚刚你还矢口否认，现在看你怎么交代！”

我讪笑着，确实不知该怎么交代，因为我真的说不清我和姚秀到底是什么关系。她也是韩家洼人，我们同岁，而且还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后来我考上县高中，她回家种地，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偶尔我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遇到她，她正在路边的责任田里干活，或是扛着农具偶然和我相遇。每次相遇，无非是打个招呼而已，比如她说：上学去呀；比如我说：干活去呀。我发现她的脸蛋比过去黑多了，心里生出一点酸涩。我觉得我不是心疼她，而是心疼她的脸蛋，姑娘的脸蛋是不能够放到骄阳下暴晒的。说话间到了三年前，我高考落榜（只差半分），一时感到天塌地裂——没有人能够理解一个山村知识青年的心情，他试图走出那些大山的全部努力一瞬间化为泡影，十多年的心血眼看着白白扔掉了！我羞于见人，整天在家蒙头睡大觉。那一天午后，家里人都下地了，院子里除了鸡啄食拉屎的声音外，没有别的声音，我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能够听到外面阳光唰唰的降落声。突然，院门吱呀一响，有个人迟疑着脚步走进来，在我睡觉的厢房外面停顿一会儿，然后轻轻推开了门。我懒得睁眼，心想进来的若是个贼我也不会管他，他就是搬光我家的东西，他就是拿刀杀我我也不管。但来人不是贼，因为我听到了一声悠长的叹息，贼是不会叹息的。过了好久，我实在忍不住了，撑开眼皮冷冷地觑了一眼——

是姚秀。

姚秀她斜倚着门框，一动不动地望着我。阳光从她背后扑向她，在她周身镶了一道耀眼的金边，仿佛想熔化她。她的头发盘在头顶，脸蛋儿愈显暴露。她双目灼灼闪亮，含义复杂。她咬着下嘴唇，神色凄迷。我像个落水者，无力地朝她招了招手，她就踱过来，坐在床边。多日不见，这时我却觉得她的脸蛋不那么黑了，透出一种健康而结实的紫红色。突然，我用尽全力坐起来，我真的像个遇见了稻草的落水者那样，死死地抱住了她。我把她当成了救命的稻草紧紧抱住不放，她心甘情愿当作稻草被我抱着，一直到我懵里懵懂剥下她的裤子她才灵醒过来，由一根稻草重新变成活生生的人。她飞快地提上裤子，飞快地伸手抹了一把我眼角的泪痕，飞快地亲了一下我的嘴唇，然后飞快地跑出我的屋子。院子里的鸡受到惊吓，咯咯叫着，纷纷飞向屋顶和墙头，翅膀掀起的气浪击打得窗子发出嗡嗡的共鸣。第二天一早，我就出人意料地扛起锄头下了地。从那以后，每天我都像个真正的农民那样，起早贪黑下地干活，不急不躁，无怨无悔。同样是从那以后，姚秀没再登过我家的门，即便是路上见了，她也不冷不热的，甚至于脑袋一低，加快步子走掉。我搞不清她是怎么想的，我也不想问她。这年年底，我爹把刚领到手的售粮款一分为二塞进两个信袋，然后又分别塞进镇武装部长和村支书韩道银的口袋，我便顺顺当当入了伍。出发前的某一天黄昏，我最后一次到野外去，我站在一个山头上，打望着远处连绵不绝的群山和近处层层叠叠的田畴，打望着夕阳、炊烟和荒草，想到这里即将变成辽远的背景，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生。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是姚秀。这时我感到她的脸蛋好像又变黑了。一时无话，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她脑袋微微勾着，用双手绞着发梢，低眉顺眼地说：“俺以前想过，如果你喜欢俺，俺就跟你，不要你家一分钱。可你要走了，俺知道这个想法就要落空了。不过呢，如果你在外面混不下去，就给俺来封信，俺好等你回来。”说完，她也没问我有啥想法，扭头朝山下跑去。到了部队后，我思前想后，觉得无论如何应该给姚秀写封信。平心而论，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在乡下能娶到这样的女人，九泉之下的祖宗先人都会乐得合不拢嘴。但若是往高了看，她又是个没有前程的乡下姑娘。就这么着，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通着信，信上的内容也是干巴巴的。

韩天成眨巴着泪囊突出的小眼睛，像个老顽童似的，非要我当着他的面拆信。还说要是我不介意的话，他想了解一下信的内容。我知道他是关心我，同时也关心故乡的现状，他对来自故乡的任何信息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按他的要求做了。信笺脱离信封的同时，另有一张硬纸片从我手中滑落在地。是姚秀的一张照片。我弯腰捡起，未及端详，就被他要了去。他反反复复打量它，我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反应。他说：“多好的姑娘……我已有六十年没见过家乡的姑娘了……”

他的语音里带着一股莫名的伤感和凄凉，眼角不知何时挂了两滴清泪。夕阳涂满了窗玻璃，房间里弥漫着过滤后的光线，昏黄、黯淡、虚飘。我预感到要有一件事情发生，心头惴惴不安。果然，他喟然长叹一声，说：“起子，我问你，你听说过一个叫小蔡的女人吗？”

六

恐怕谁也不能否认，小蔡是韩天成一生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生活道路的改变与小蔡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来七号楼快两个月了，一直等待着从他口中说出小蔡，但他讳莫如深，闭口不谈，独自坚守着一个秘密。他终于坚守不住了——如果再坚守下去，他就要被彻底地压垮；抑或是他刻意想忘掉它，永远地忘掉，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在经过百般努力之后，他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他不可能忘掉，就像他不可能忘掉自己的历史一样。而到了这时，他不仅不想忘掉，反而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

其实，他试图坚守或忘掉的，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在我们的家乡，小蔡一直都是最受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人们见到小蔡，就好比见到了韩天成。小蔡就是韩天成的影子。他们的故事也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人所共知，而且几十年里经久不散。

没有人知道小蔡具体叫什么名字。她年轻的时候人们叫她小蔡，年老后人们就叫她蔡婆婆。她不是韩家洼人，据说她的老家在百多里外的蔡家峪，有一年蔡家峪发洪灾，她父亲被大水卷走，很多人都被大水卷走，那些活下来的纷纷外出逃难——这样的事情那年头实在算不得新鲜。她的母亲一手牵着她，一手牵着她的弟弟，鬼使神差一般朝韩家洼蹒跚而来。那年她八岁，她弟弟五岁。还在路上时，她母亲就合计着必须把一个孩子送人，因为她没有能力养活两个。到了韩家洼，有能力领养一个孩子的除了韩昭亮还能有谁？于是，她哇哇大哭着被韩昭亮领回了家。进了韩家大宅，她立马就不哭了，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阔气的宅院，她还看到院子里的鸡见了洒在地上的金灿灿的谷粒，头都不低一下，鸡们昂首阔步趾高气扬，比门外大街上的行人都体面——这个时候即便她母亲再来领她，她都不可能跟着走了。

谁都清楚，刻薄成性的土财主韩昭亮愿意领养一个女童并非是他发善心，他是想培植一个不花钱的女佣。这个推断很快就被证实了，小蔡成了韩家一把干活的好手，她里里外外，殷勤侍候着主人一家老小。而且几年之后，她居然出落得鼻子是鼻子眼是眼，很像那么回事。

韩天成比小蔡小三岁。平时一贯高傲的韩家少爷起初根本没把这个黄毛丫头放在眼里，虽然她经常在他身边转来转去。私塾先生教给他的那些陈词滥调已经够他心烦了，况且他还没有长大呢。到沂水城里的新式学堂就读之后，他的心情才逐渐好起来。以后再回家，他猛不丁发现小蔡已经不是原先那个不起眼的黄毛丫头了，她变了，变得让他都不敢相认了。同时他发现自己也变了，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不光他们在变，整个世界也都在变。

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免有一些猜测的成分。但猜测也罢，真实也罢，韩家佳男女老少对此却深信不疑——

大约在他十六岁那年的隆冬时节，他从城里回家，一进院门，小蔡就扭着腰肢迎上来，从他手里接过一应物品，嘴里少爷长少爷短地叫着，哈出的热气直扑他的脸颊。他像个客人一样被小蔡领进他住的偏房，小蔡又端来一个火盆侍候他取暖，然后细声细气告诉他，老爷把她许配给了孙家洼的小地主孙七，跟他做二房，孙七则划给老爷五亩水浇田，腊月初六她就过门。他觉得这事与他无关，听过就忘了。到了夜里，寒风呼啸，大雪纷飞，小蔡还像先前那样半夜起来替少爷掖被角，给火盆添炭，乃至早晨帮着倒尿壶。小蔡蹑手蹑脚进了门，走到他的床前。如果他那一刻正死睡，也许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偏偏他醒着。他已经到了常常睡不踏实的年纪。借着雪光，他看到小蔡蓬松着头发，披着带补丁的碎花粗布棉袄，脸上挂着慵倦的表情，敞开的怀里胸脯格外厚实；小蔡身上黏糊糊的气息一点不剩地钻进了他的鼻孔。他有点恐惧，有点迷乱，有点不知所措。夜半时分的不期而遇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就在小蔡把手伸过来替他掖被角的时候，他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于是，他就像蛇捉青蛙那样，突然捉住了小蔡的一只手。接下来的事情是在慌乱中完成的，小蔡激烈的反抗渐趋微弱，一个结果不可避免的注定了。多年以后他肯定为自己的莽撞和不计后果后悔过。小蔡呢？没人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他郑重地对他的父亲说，最好不要逼迫小蔡嫁给孙七，因为她愿意侍候老爷一辈子。

说小蔡是他的第一个女人那是毫无疑问的。后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和小蔡断断续续保持着这种关系，小蔡是他求学期间的一种牵挂，但这种不伦不类、偷偷摸摸的交往又使他感到沉重。说真的，他更喜欢新式女性，可他对于小蔡命运和肉体的主宰同样令他陶醉，难以自拔。很快，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来到了。

小蔡可能是他投身革命行动的唯一一个知情人。如果小蔡把消息走漏出去，他是不可能走脱的，光他父亲这一关就无法逾越。在他打定主意之后，估计他对小蔡有过什么许诺，比如“你等着我”“我会回来的”之类。当时小蔡一定会泪水涟涟，泣不成声，或许他也流了泪。但他马上就抹去了它，义无反顾地走了——也许那一刻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说到底，他投身革命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他拯救了自己，同时也拯救了他的地主父亲。一九四六年秋天，韩家洼搞起了土改，如果他没有投身革命的话，那么等待他们父子的，将是最严厉的惩处。村里只有半顷地的小地主韩昭良都落了个尸身不全，他们父子被愤怒的翻身户剁成八瓣都未可知。即便他们侥幸逃脱，一九四七年夏天他们肯定会作为还乡团回来报复，最后仍是难逃厄运。正因为他选择了光明，土改时他的父亲虽被划为地主，但保住了性命。

开批斗大会时，贫协会的人动员“苦大仇深”的小蔡上台揭发老地主的罪行，小蔡死活不肯上台，她说，俺是他养大的，没有他俺可能早就饿死了，俺不能忘恩负义。人家责怪她觉悟太低。她说，啥觉悟不觉悟的，俺就这样了。

一九四八年春天，这一带全部解放，老地主家苦心孤诣经营几辈子的土地和宅院全成了别人的，老地主本人只落下一间过去守园人住的茅屋作为栖身之所。就在这时，小蔡的已长成壮汉的弟弟来到韩家洼，接她回老家。她却冷冰冰地说，俺不认识你们，俺也没有老家，这儿就是俺的家，哪里俺也不去！她弟弟见劝不下，赌气走了。好心的村人也早已把她当成了韩家洼人，紧接着为她张罗婆家，她毕竟已经三十出头了。可她坚决拒绝了人们的好意，任谁来劝她都是一句话——俺一辈子不嫁！

不久，据说来村里指导二次土改的工作队队长看上了她，三天两头来缠她，而且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天深夜，那位掌握着韩家洼最高权力的队长酒后闯进她住的小屋，眼看就要得手，她冷不丁挤出一句恶狠狠的话——你再敢碰俺一指头，看韩天成回来不剁下你的××！只这一句，就让队长的酒醒了大半，以后他再也没敢踏进她的小屋一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人们很快就把她和韩家少爷的瓜葛理得差不多了。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那段时间她几乎天天到村子通往山外的唯一一条路口上去，向着远方眺望。有人和她打趣，说小蔡，是不是等韩家少爷呀。她说，是呀，就等他呀。少爷腿不好，临走那年托我给做条皮裤子，这不，早做好了，狗皮的，穿上暖和得很呢，就等他来取呢。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韩天成率领他的第四十七团攻下了泗河城。队伍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欢庆的锣鼓和秧歌发出震天喧响，韩天成骑着高头大马行在最前面。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走着走着，突然有一条长长的彩带飘过来，搭缠在他的脖颈上，而彩带的另一头抓在一个少女的手中。他顺着抖动的彩带望过去，看到了一张青春勃发的脸——这张脸一下子使他回到十二年前，他在沂水国立中学就读时的岁月，那时他的周围有不少这样的脸庞。但从那以后，戎马倥偬，岁月在枪林弹雨中流逝，这样的气息对他来说真是久违了！……他打马立住，柔声说，你叫什么？

当天傍晚，那张青春勃发的脸蛋仿佛再次从天而降。她居然躲过了卫兵的盘查，出现在泗河城各界人士为庆祝大军入城而举行的晚会上。很多双眼睛同时瞄上了她，她的眼睛却瞄上了坐在主宾位置的韩天成。最终那两双眼睛里迸发出的光芒缠绕在一起，使热闹的晚会现场都黯然失色。

那年韩天成三十一岁，宋燕玲十八岁。宋燕玲是个小手工业者的女儿，当时她正在省城的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原本回泗河城的老家逃避战乱的，没想到正赶上大军攻打这座古城——却也因此而促成了一桩令她的小姐妹们羡慕不已的婚姻。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桩婚姻并不成功，但她那时一百个愿意。

五年之后，韩天成的队伍从朝鲜战场调回国内休整。一位沂水老乡带来了他的父亲已经谢世的消息。可以说这个消息彻底掐断了他与故乡的联系。如果不算小蔡的话，他在故乡就没有什么亲人了——小蔡又算个怎么回事呢？他困惑，他无奈，所以他不敢往下想。这个时节，他的夫人宋燕玲已经在省政府机关上班，他们的儿子也快出生了。

老地主死后，是小蔡为他操持的丧事。她央求村里照顾了一口薄板棺材，才使他不至于在奔向黄泉的路上以草席裹身。以后每逢老地主的祭日，小蔡都到他的坟上烧点纸钱。日子流水一样过去，小蔡转眼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蔡婆婆。韩家洼人的心肠毕竟还是软的，蔡婆婆后来一直享受五保户的待遇。她早已不再等待，人们在她面前也不忍心再提及韩家少爷。我记得我刚上学的那年，有一回在路上遇见拄着拐棍一步三摇的蔡婆婆，她叫住我，问我去干啥。我说去上学。她眼睛一亮，扔掉拐棍，上前摸着我的额头说，听婆婆的话，好好读书，读出名堂就去城里做事，到时别忘了帮俺把狗皮裤子捎给韩家少爷。年底，蔡婆婆无疾而终，临死时紧紧抱着一条已经被虫子蛀得快要成粉末的狗皮裤子。村里人把她连同狗皮裤子一起葬在了一片向阳的山坡上。

韩天成瘦小的身躯深深陷在沙发里，面色惨淡，许久无语。共同回忆往事使我们都感到十分疲倦，几近虚脱。最终是他打破了沉默，他呜噜着，说：“我的膝关节一到冬天就怕寒不假，但我从不记得让她做过狗皮裤子。”

我不想就这个细节和他展开争论。现在再争论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只是担心他的身体，因为我发现，这个夏天的傍晚，他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十岁，连日来的精气神儿一扫而光。

七

夏天，爬墙虎青翠的藤蔓覆盖了干休所的每栋小楼，这些小楼看上去像是搭在野地里的一座座窝棚。小风吹来，数不清的椭圆形叶片像一面面精致的小扇子，仿佛接到同一个命令似的一起扇动，煞是喜人。白天，满目的叶片反射着阳光，到了晚上，它们便发出沙沙的响声，犹如在讲述一个流传千古的故事。

我一直没有养成午睡的习惯，中午，大概除了哨兵，干休所所有的人都在午休，我就搬张椅子到门口的葡萄架下复习功课。原先我以为当公务员很轻松，可以抽出不少时间自学，以便明年参加全军统考。来后才发现，属于我个人的时间并不多。

韩将军倒是非常支持我。他对我说，起子，好好干吧，干出点名堂来，不要让人说我们韩家洼的男人是窝囊废！他边说边冲我晃晃拳头，我也冲他晃晃拳头。他接着用郑重的语气说，你才刚开始嘛，谁也不敢说你日后当不了师长、军长、军区司令、总参谋长！话音未落，我们就都为这个缥缈的巨大前景颇感滑稽地笑了。笑毕，他又若有所思地说，当然，干不好也没啥，可以回韩家洼。哪里是天堂？我看故乡就是天堂！这句话使我洞察了他深埋已久的恋乡情结。

为了表示对我的支持，他嘱我晚上可以多学一会儿，早晨不必起那么早，他自己上山就行，不用我陪，我只要七点半准时赶到山下的小广场就可以——我们一般都在那里的小摊上吃早点。我觉得这样不妥，每天仍坚持陪他到凤凰山南坡的烈士墓地闭目静坐。这使我尤感疲惫。

某个周末的上午，韩将军到院里溜达，我留在家里学习。突然，我最亲密的战友林建明出现在我面前，他专门请假来看我了。这是我离开机关警卫营后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神采奕奕，满面红光，我以为他得了什么好事情，比如入党或立了功之类。他愈发得意地说，那些都不算啥。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他偷偷喜欢上了通信总站的一个女孩，那女孩也挺喜欢他。她的名字叫赵冬。我回忆了一下，多少想起一点赵冬模糊的影子。记忆中的赵冬容貌俏丽，走起路来喜欢像模特那样扭腰甩胯，这使她在女兵群里格外惹眼。她的嗓音也不错，好像她和林建明还在一个晚会上合唱过一首歌曲，算是认识了。她是本市人，就在家门口当兵。也是一个周末，林建明在营门口值勤，赵冬娉娉婷婷朝他走来。林建明勇敢地迎着她的目光，一直到她走到跟前，然后他扑哧笑了。赵冬狐疑地说，你笑什么？他说我笑你们女兵的服装，本来一个个漂漂亮亮的，穿上这身军装，却像个童养媳受气包似的。听了他的形容，赵冬咯咯笑着说，没错，我们就是部队的童养媳社会的受气包。他接上说，那么我们男兵像什么？对，我们像长工。赵冬说，小长工，好好扛活吧，将来熬个大东家。赵冬走出好远后，又回过头来朝他招了招手。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她消失在人群里，他觉得他的心也被赵冬带走了，从此不再安宁。很久以前，他就不喜欢军营里的战争故事，他喜欢军营里的爱情故事。连续失眠了三个夜晚后，他按捺不住地给赵冬写了一封信——没敢在营区附近的邮局发，他特意跑到市中心的一家邮局投寄的。接下来他陷入了痛苦的等待，心想若是那封信石沉大海，对于他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也许就会从此消沉下去，对生活难再抱有幻想。令他喜不自禁地是，一个星期后，他收到了赵冬的来信，赵冬在信上表达了同他一样的心情，还说她看了来信的邮戳，他那封信是在她家楼下的邮局发的，她也特意请假跑到家门口的邮局，发出了这封信。从此，他们靠书信保持着秘密往来，热切地等待爱情果实真正成熟的那一天。望着我的朋友兴高采烈的脸，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他，他们的举动是一种冒险。军营里人人皆知，士兵不准就地谈恋爱，尤其是男女士兵之间，更不能越雷池半步，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处。林建明却傻笑着说：“我当然明白这些。不过除了我们三人，不会有别人知道。”他冲我挤挤眼睛，又说：“除非你去告密。”

我觉得这句话不需要回答，就没接他的话。他顾自说下去：“即便事情败露，我也不怕。你没有尝过爱情的滋味，所以你体会不到它的力量。为了爱情，我愿意放弃一切。”

“一个男人，最好先有了前程，再来考虑爱情。比如你我，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考上军校，否则什么都将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指指自己的脑袋，“看来是你的脑子出了问题。”

他愣了一下，看了我半天，才说：“天起，你变得俗气了。”

我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点裂隙，这使我对他的将来忧心忡忡。这时，韩将军回来了，我忙把林建明介绍给他，并说这是我最好的战友。老头呵呵笑着，拍拍我和林建明的肩膀，说：“我看出来了，你们的关系就像当年我和丁子一样。”

老头执意要留林建明吃午饭，吩咐我多搞点好吃的。就餐时，我们喝了一点酒，三人都很快活。林建明走后，老头感慨道：“见了你的朋友，就让我想起丁子，总觉得他还活着。”他抬起右手，用食指和中指使劲点着太阳穴，同时摇晃了一下，差点跌倒。

老头独立生活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差。夏天来临之后，最让我犯愁的就是每天要帮他洗澡。开始他硬撑着自己洗，可有一次他滑倒在卫生间里——幸亏没摔出偏瘫骨折什么的，否则我就不好交代了。从那以后，我坚决不同意他单独进卫生间冲澡。

第一次照应他洗浴时，他极不情愿地脱衣服，我也有点不自然。但我迅即被眼前的事实惊呆了——我眼花缭乱地数了数，他身上有六处伤痕！而在这之前，我只见过他左腿肚上的一处枪伤。他从未向我谈起过他喋血疆场的经历，更不会主动炫耀战争留给他的印痕。也许在他眼里，士兵挂彩和树木长疤没有什么不同。可事实明摆着，这副干枯的身躯曾有过六次为钢铁所伤的经历。如今，枪弹纷飞的岁月早已过去，而那段岁月却在这副不起眼的躯体上留下了磨不掉的痕迹，它们就像六枚坚硬的花朵，长久地开放，闪耀着金属的光泽。至少在这具躯体消亡之前，它们不会枯萎。

我替他往身上抹肥皂，帮他擦干水珠。我一次次抚摸那些质地坚硬的印记，一次次心惊肉跳。说真的，我不喜欢他的身体，但我喜欢那些伤痕，因为每个痕迹都有一段往事。我喜欢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

他胸口靠右边的那处刀伤最为骇目——再往左偏一点点，他就要随这一刀而无声无息了。

我问他六处伤疤的来历，他不说其他那五个地方，只是指着胸口处说：“这是日本人留下的。”显然，那五处伤痕是中国人留下的。

一九三九年夏天的黄龙岗之役是他抗战期间参加的最惨烈的一次战役。在那之前，游击大队在日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东躲西藏，非万不得已不会出手；在那之后，他们更不想和日本人硬碰硬，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事实上，黄龙岗之役的规模并不大，而且是他擅自决定打这一仗的。那时他已经当上了中队长，丁子在他手下当排长。他率领他的中队去黄龙岗一带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和前来扫荡的一个小队的日军不期相遇。按照以往惯例，他应该及时撤离，但他手痒痒了。已经不止一次地见了鬼子就躲让他窝火透了，他手下有七十多人，鬼子只有三十多人，两个打一个，他不信打不过，他实在不想放弃送到嘴边的肥肉。于是，他一咬牙，命令部队抢占制高点，呈一字排开，准备战斗，谁要逃跑就地枪决。在战斗发生之前的短暂空隙里，他兴奋得血液倒流，因为他们已有两年时间没有好好打一仗了。然而，双方甫一交手，他就感到不大对劲，鬼子清一色的三八大盖，火力猛，战术素养高；他的弟兄手里握着的只是些“汉阳造”“单打一”“老套筒”之类的破烂武器，而且有十多人只拿一把大刀片。但这时再想撤走已来不及，鬼子切断了他们的退路，他唯有硬着头皮干了。好在他们占领了有利地形，鬼子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打退了。没等他们喘口气，鬼子嗷嗷叫着再次冲上来，他扔掉不好使唤的短枪，从身旁一位战死的弟兄手里抓过一杆汉阳造，一边下令放近了打，一边朝越来越近的鬼子瞄准。也许就是从这一仗开始，他变得格外对敌人的头颅感兴趣。他固执地认为日本人大老远地到中国来，一定是他们的脑子出了问题，所以他要把炽热的子弹送进他们装满了秽物的脑袋，尽管他们都戴着钢盔，给子弹寻找目标增加了困难。他瞄准了正弯腰朝他奔跑而来的一个老鬼子，从年龄上看，那混蛋足可以当他的父亲，因此搂火之前他稍稍犹豫了一下。随即他手中的枪响了，他仿佛看清了那颗弹丸运行的轨迹——它像一簇闪着寒光的箭头，拖一串美丽的火星，长啸着去和老鬼子的头颅交媾。然而正是那顶绿油油的铁帽子暂时救了老鬼子的命，那颗弹丸撞上了它，在猛推它一把之后改变了方向，划了个弧线，落在老鬼子身后。似乎它有点不甘心，撞上铁帽子时它遗憾地尖叫了一声。他呢，当然更不甘心，他冷静地压低了一丝丝枪口，食指轻轻一抖，第二颗弹丸便追随着它的前任应声出镗。这一回，那颗深明大义的亲兄弟般的子弹没让他失望，他清晰地看到它贴着铁帽子的下沿，准确无误地钻进老鬼子的眉心，发出沉闷的爆响。随着这记闷响，那顶铁帽子居然应声飞向了半空。与此同时，老鬼子的面颊上涂满了色彩斑斓的秽物。

这确实是他心花怒放的时刻。如果他没有记错，这是他击碎的第二颗头颅。在此后十多年的杀伐中，他到底击碎了多少头颅，恐怕就是个谁也解不开的谜了。

那一仗的惨烈程度是所有人始料不及的，不到半个时辰的工夫，他手下的弟兄就损失了一大半，血腥气逼得人睁不开眼。后来，鬼子终于冲上了他们的阵地，双方展开了白刃战。拼刺刀他们好像也拼不过日本人，除了丁子身大力不亏外，其余人两个对付一个，才勉强和鬼子打个平手。丁子真是好样的，丁子挥舞着一把鬼头大刀，先是把一个戴眼镜的中年鬼子像削泥一样斜劈成两半，紧接着又直奔一个少年鬼子的脖颈。鬼头大刀就像天空中划过的一道优美闪电，带来一声清脆的炸雷——响雷过后，那个少年鬼子的头颅就离开了它原来的地方，与大地平行着，急速飞向远方。

他右胸处的伤痕就是这个时候落下的。一把三八大盖的三棱刺刀狞笑着奔向他的胸膛，他倒下了。到最后，连他在内，他的人还剩下八个活着的，鬼子剩下五个。假如不是大队长带人赶来救援，他们八个很可能干不过那五个鬼子，最终全部阵亡。大队长一到，那五个鬼子赶紧逃掉了。由于他擅自和敌人硬拼，给队伍带来了重大损失。他躺在病床上，接受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并被撤销了中队长职务。丁子的排长职务也被撤销，改任班长。伤好之后，他到丁子手下当了一名士兵。丁子挠挠头皮说，成子，你看这事搞的，嘿嘿，这样吧，咱班我当班长，你说了算。

上级当然有上级的道理，上级怎样处理他他都没有怨言，就是枪毙他他也能心平气和地接受。但他不后悔，从不后悔——毕竟他让三十个鬼子躺在了中国的黄土堆上，毕竟他为游击大队挣来了三十支呱呱叫的三八大盖，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三十支三八枪都是游击大队最好的武器。同时他还相信，那些因为他的错误决定而长眠于黄龙岗的弟兄会原谅他的。

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身上的六枪伤口只有一处是鬼子留给他的。

八

天气转凉之后，韩天成的身体每况愈下，食量减少，难以入眠，走平地如攀高山，有时意识发生障碍，面部肌肉僵硬，说话困难，口水连连，不停地咳嗽，呼吸声像一架老式风箱。他的心肺好像也出了毛病。

我为此感到害怕，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但他说，起子，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我心里有数，你不用担心。

那年第一场小雪飘下来时，我陪他住了一个月的院，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我这才踏实了一点。

但他已经不可能再爬上凤凰山了。天气好的时候，我就搬两把椅子到门口的太阳下面，然后扶他出来，安顿他坐好，再往他身上盖床毯子。我们面对面坐着，找一些话题念叨。头顶上爬墙虎的叶子已经落光，干枯的枝丫全部裸露出来，像纵横交错的经脉，只是不见里面有血液流动。有一些枝条被风吹折了，但并不掉落下来，而是贴着墙体随风摇摆，明年春天，它们还会抽出新芽，然后顽强地向高处进发。

那段时间，我们坐在温煦的阳光下，有时说个没完，有时半天不说一句话。情绪好的时候，他像个刚懂事的孩子那样，好奇地缠着我给他讲故乡的山山水水，村落阡陌，世风人情。我谈起村口的那棵活了五百年的老槐树，谈起前些年还存在的那口深井和那盘石磨，他微微笑了。我谈到已经过世和仍然健在的几个老人，他说“还记得”或“不记得了”。有一天，我忍不住谈到了一个叫韩道银的人，此人是韩家洼的村支书，而且与他家还连带有一点点血缘关系——韩道银的祖爷爷和他的爷爷是堂兄弟，从辈分上讲韩道银该叫他叔。当然他不可能认识此人。我说，韩道银这几年眼看着发了，办了好几个厂子，专门生产茅台酒和中华烟；而且年年朝百姓猛要集资，怕是相当一部分揣进了他的腰包。他买了小轿车，住上了三层的小洋楼，家底可是比当年首长家强老鼻子了；还和一个叫小翠的年轻寡妇打得火热……他烦躁地摆摆手，脸色很难看，示意我不要再讲了。他猛拍一下座椅扶手，眼里露出凶光，急促地呜噜了一串话——我只听清了其中一句：

“……敲碎他的脑壳……”

他浑浊的眼里突然进出的凶光使我闻到了一股血腥之气。

接下来他半天不语，情绪明显地坏了。我有点后悔，不该给他讲这些。往后再谈故乡，我就专门挑好的讲，甚至现编一些美好事情卖给他。

一天，一辆小车无声地停在小院门口，从车里下来一位头发花白但气势压人的老妇。我从老妇的眉宇间看到了当年她青春勃发的英姿——无疑她就是宋燕玲。掐指算算，她也是六十五岁的人了。从省人事厅副厅长的位置退下来后，她一直赋闲在自己的那一栋小洋楼里。

我忙把她领进老头的房间，然后关门退出。通过老头先前陆陆续续的描述，我已经大致了解了他们的婚姻历程。他们当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但两个革命者性格简直不可调和，一谈就崩，一碰就炸，而且各不相让。共同的执拗和暴烈注定了他们婚姻生活的不幸，使他们难以平静地探究爱情的深度。也许还另有一个原因——解放后若干年里，男人在远离省城的好几座营盘里奔走，女人不甘心像那些没文化没思想的随军太太一样，把自己绑在男人身上，她舍不得丢下她的事业。其结果是，她坐上了足以令人垂涎的省人事厅副厅长的位置，这在干休所老将军们的家属中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也使他们在精力旺盛的时候失去了交流感情的机会。

不一会儿，干休所于所长（就是以前的于副所长）颠颠跑了来，我把于所长送进老夫妻的房间，站在门厅里等他们出来。半小时后，于所长陪宋燕玲径直穿过客厅，朝小院门口的轿车走去。我忙跑去看老头。他仰靠在藤椅上，神态平静，我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他呜哩呜噜说了几句，大意是老婆子来找他商量，说两人年纪都大了，是否搬到一块住？也好有个照应。他知道这是为他好，但年轻的时候就尿不到一个壶里，他到了这把讨人嫌的年纪恐怕更是麻烦。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下辈子如果还能做夫妻，再好好过吧。他握住我的手，说起子，他们嫌弃我，你不会嫌弃我，因为咱们兄弟是喝一眼井里的水长大的。

想到他把我当成了他最亲近的人，我心里热热的。我大声说：“首长，就这样过，挺好，我不嫌弃您！”

不知何时，于所长站在了房门口。他冲我招一下手，我跟他出了楼。于所长瞪我一眼，压低声音说：“小韩，你这孩子不会看眼色。老人就像小孩，你得学会哄他，不然你干得再卖力，也算不上一个好公务员。你要想法哄哄老头，争取让他们两口子住一块，所里也跟着少点麻烦。”

我答应了于所长，但我知道不会有结果。

转过年来，一连半个多月，天气阴沉沉的，冷风嗖嗖，刮得人心烦意乱。这年春节，人们就是在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里度过的。幸好这一阵子韩天成老头的身体和心情还算稳定，才使我不至于有度日如年的感觉。除夕之夜，我炒了一桌子菜，还包了饺子。他早早地坐在餐桌前，一个劲儿地嚷嚷倒酒倒酒。我不忍拂他的意趣，破例允许他喝一点干红，也为自己倒了一杯。他乜斜着我，说酒柜里还有一瓶茅台，是二十年前军区老司令送他的，那年他带二十五军参加全军演习，干得不赖。他朝墙角的一个柜子努努嘴，说起子，我要是你，就把那瓶酒干了。我嘿嘿笑着，装作不好意思地拎出那瓶真正的茅台，几口就下去了一半。那晚老头的心情格外好，他思维敏捷，说话连贯，笑声不断，胃口也不错。席间，他还愉快地回忆起六十多年前的一个除夕夜，说丁子那贼小子趁人不备，偷走了他家两只没蒸熟的鸡和一壶烧酒，气得他父亲吹胡子瞪眼的，把全家人都熊了一个遍。说那时尽管他家是远近闻名的大户，他父亲仍然节俭得要命，平日里根本舍不得吃肉。说老辈人就这样，盖房、置地、攒钱，岂不知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到头来怎么样呢？后悔都来不及。他由他父亲说到丁子，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丁子就是他年轻时候的知己。他再由丁子说到我，说我是他晚年的知己，他一生能有两个知己，真乃他的造化……

到了子夜，我们仍无睡意。后来窗外传来沙沙的响声，我拉开门一看，下雪了，晶莹的雪花在夜空中闪亮，把个除夕之夜铺排得雍容华丽。他拄着拐棍来到院子里，像个天真的孩童那样，伸出手去接雪花，说：“大雪一过，天就该放晴了。”

果然，从大年初三开始，连日来的阴霾一扫而光，我又可以陪他到门口晒太阳了。

二月底的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他却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日闭门不出，脸色灰暗，情绪低沉。喊他吃饭他说不饿，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心里不舒服，叫他吃药他说世上没有治心病的药。他这个突然的变化令我焦急万分，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也只得装出没有食欲的样子，陪他干坐。我一遍遍地问他到底咋了，他说你该干啥干啥，与你无关。他都这个样子，我能去干啥？只好陪着他干坐。

到了晚间，他再也经不住我的问询，叹口长气，说起子你知道吗，今天是丁子五十周年祭日……

九

五十年前的这一天，也是晴空朗朗，但是在鲁南平原与鲁中山区交界处的石门关前，朗朗晴空却被敌我双方的炮火搅成了昏天黑地。此前，游击大队已经改编成了山东兵团的一个正规师，他当三营营长，丁子是副营长。他们师掩护新四军主力进入山东境内后，兵困马乏。可就在他们身后，国民党的三个整编师紧紧咬住不放。那一天凌晨，师长把他叫来，说三营要在石门关前留下打狙击，掩护全师撤退。师长故作镇静，笑眯眯的，其实满含杀机。师长递给他一支老刀牌纸烟，说韩天成你给我记住，三营必须坚持到今夜零点，一分一秒都不能少，守不住你就提头来见，除非在这之前你已经战死——妈的就是你死了，三营也得给我守到今夜零点，少一秒钟都不行！

太阳刚从地平线上露头，整编第十一师的一个先头团就到达了石门关前。韩天成迎风站在高处，望着山下流水一样源源涌来的敌人，真是羡慕得不得了——狗崽子们精良的装备在艳阳的照耀下流光溢彩，看他们的气势不把石门关踏平绝不会罢休。丁子踱到他身边，说全营五百三十二人一个不剩地全拉上来了，这下可真要硬碰硬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说我看这回很玄乎，搞不好鱼也死了网也破了，咱们怕是都活不到今夜零点，娘的豁出去吧！丁子却说，成子你得活下去——你也死不了。我一个大字都不识，我死了不可惜，你呢？你有文化，用处更大，所以你不能死。

整整一个白天不间断的厮杀，把原本朗朗的晴空打得阴风呼号，血雨升腾。敌人在山坡上丢下了差不多一千具死尸，他手下的五百多个弟兄有四百多个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活着的也都成了血人。石门关，石门关，成了敌我双方的鬼门关。他左肩胛骨中了一弹，丁子肋部吃了两块弹片。黄昏时分，敌人再一次发动冲锋。涌上来的步兵虽然很快被打退了，但要命的是，一辆坦克像从地底下拱出来似的，突然闯进了最西面的战壕。它打了个滚儿，重新站起来，履带上沾满了血，看上去它像一只嗜血的巨兽，狞笑着顺战壕扑来，上面的平射机枪哗哗叫着——幸亏他们把战壕修成了蛇形，否则，顷刻之间那挺平射机枪就会把壕沟里所有的人打成马蜂窝。那时部队还没有打坦克的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它，所有的人都呆了，一时束手无策。如果不尽快搞掉这个钢铁怪物，不用一袋烟的工夫，它就会横辗战壕，三营的人一个也别想活着出去。

最危急的时刻就这样来临了，场面异常混乱。韩天成怒吼一声，举枪对准一个扔下枪想逃跑的士兵——最终他无奈地把一颗子弹射进了那个士兵的后脑勺。他记得那个兵是不久前刚投诚来的，长得文文静静，像个姑娘家，像个学生娃子，年龄和他当年投笔从戎时差不离，胡子还没长出来呢。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打碎他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脑壳……

钢铁怪物越逼越近，它的狞笑如雷贯耳。他冷静一下，命令身边的几个弟兄，快绑手榴弹，用集束手榴弹炸它！一个弟兄抱着一捆迎了上去，被怪物身上的机枪打得血肉横飞；又上去一个，又被打烂。一连上去七个，全被它打成了碎片！战壕里会喘气的人越来越少。他只剩一个念头——如果阵地不保，回去也是死，干脆就在这里让那个怪物把我的脑壳打碎把我的身子辗扁吧！他抓过一捆手榴弹，弯腰就往前冲——但是，他只迈出一步，脚腕子就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拽住。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成子哥，我来。”

就这样，没等他反应过来，丁子劈手夺下他手中的集束手榴弹，猴子一样跳到沟沿上，朝着那个巨兽奔去。恰在这时，躲藏了一天的太阳突然露了脸，它蹲在西边的山头上，把万道霞光尽兴泼洒而来。丁子就迎着夕阳前行，他甚至连腰都不弯一下，而是挺胸昂头，舒展张扬着四肢行进。浓稠的霞光在他身体周围旋转缠绕，发出岩浆包溶石块的哧哧声。坦克里的射手大概想不到会有人顺着壕沿跑来，一时来不及调整枪口，串串涂满了霞光的子弹钻进丁子脚下的黄土里。随即，丁子摇晃了一下。他的肚腹和胸部接连中弹，噗噗的响声震得整条战壕都跟着颤动。他又摇晃了一下。但他没有倒下，他继续前行。他的肠子垂落下来，就像他的双腿间夹着一条彩色带花纹的拐杖。壕沟里所有活着的人都张大了嘴巴，所有的目光都被他吸了去。突然，他的头颅发出一声短促而清脆的爆响。紧接着，不知有多少粒子弹奔向他已经残缺不全的脑壳，就像数不清的马蜂一齐飞向它们的窝巢，眨眼之间，那个窝巢爆裂成了碎片，五彩斑驳的碎片呈扇形散开，在空中滞留了一会儿，然后天女散花般缓缓飘落。那一刻，即将熄灭的霞光重新又被点燃，天地之间浓妆艳抹……丁子的躯体再也不能前进了，但那个焦黑的躯体仍然没有倒下，它仿佛一截历尽风霜雨雪电打雷击的树桩，虽褪去了绿色，可就是不倒下！它牢牢生长在离坦克约五米远的地方，巍然挺立。这个气势居然将那个钢铁怪物都吓得停顿了一下，里面的平射机枪好像也给震慑得变成哑巴，暂时停止了射击。战场上寂静无声。

韩天成撕肝裂胆地叫了声丁子，但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他觉得是自己的脑袋被击碎了，心脏剧烈地疼痛了一下——这一痛就是五十年！

接下来的事情谁也无法想象——当钢铁怪物再次吼叫着，前行至那截树桩跟前时，那截焦黑的树桩晃了晃，然后倒向战壕，准确地砸在正哗哗运转的坦克履带上，随即那捆手榴弹爆炸了，掀起的气浪把人的脸皮都揭去了一层……

六天之后，韩天成带领剩下的二十多名弟兄，在莱芜城外的吐丝口追上了师部。见了师长，他死去一般，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师长上前扶起他来，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师长说，我已把三营事迹上报兵团部，兵团会通令嘉奖你们。

他痛哭一阵，说，可是，我的三营已经不存在了，五百多个弟兄呢！……

师长说，三营没了，你就当团长。

他说，丁子，孙男丁也牺牲了……

师长说，他是个好同志，记住他吧！

他说，三营没了，丁子也没了……我不当团长，我要三营，我要丁子……

师长说，喝点酒，治治伤，再好好睡一觉。

望着师长那张疙里疙瘩的脸，他感到那张脸丑陋极了。他真想上去扇师长两个耳光。他在心里咬牙切齿地说，老子才不当团长，老子就要三营，就要丁子……

十

我的朋友林建明打来电话，问我功课复习得咋样了。我说：“先别管我，先把你自己管好就行。”

他不去琢磨我话里的话，而且也不掩饰他的得意，说我很好，和赵冬的事情已经敲定，这一阵子拼命学习，做梦都想着高考。我会考上的，为了赵冬，我也得考上，永远留在部队，留在这座城市。

放下电话，我想我也得关心一下自己了。从丁子五十周年祭日的那一天开始，韩天成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所有的症状都超过了以前，而且更糟糕的是，他的精神状态也不妙，常常沉默得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有时一整天不说一句话。像他这种历经千难万险的人，肉体可以被摧折，精神却不能垮，一旦精神出了毛病，将是灾难性的。为了更好地照料他，我把我的床搬到了他的房间，日夜与他相伴。由于用在他身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我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所剩无几，只能在他睡着以后翻翻课本。我把自己搞得小脸灰黄，疲惫不堪。我觉得为了他放弃考试也不是不可以，但又总是不太甘心。

在这个莺飞草长的春天，我陪着老头在干休所和医院之间来往奔波，常常在家里住几天，再到医院待一阵儿。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他对我念叨，说丁子死了，好多弟兄都死了，他却活下来了。丁子是替他死的，原本该死的是他，所以他的地位、房子、车子、存款都应该是丁子的而不是他的，只要有一口气，他就不能忘记这一点。糊涂时，他常常把我当成丁子，说一些老话旧事。或者把我当成鬼子兵、国民党兵什么的，突然抬起右臂对准我，右手食指做射击状；要不就枯坐在那里，目光呆滞，右手食指和中指顶着太阳穴，像个自戕动作。有一次，他从睡梦中醒来，硬说他的小洋楼是敌人的碉堡，窗子是射击孔，外面爬满墙的藤蔓是伪装网。他抱起枕头歪歪斜斜走到门口，往地上一竖，冲我说，快卧倒，要爆炸了。见半天没动静，他又拿起另一个枕头扔给我，命令我再上。还有一次，我搀着他在院子里散步，一辆小车驶过来，他猛一怔，说，敌人坦克上来了，给我炸掉它……

四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从医院取药品回来，突然不见了他的踪影。我急坏了，满院子找，都说没看见。住八号楼的胡德平老将军拦住我，惋惜地说，我看老韩活不过今年了。小伙子别急，他今天不会有事的。他能去哪里？你去山上找找看。胡老的话提醒了我，我飞奔着往山上爬，好几次滑倒在地，肘部和膝盖摔出了血，疼得我眼冒火星。我跑到南坡的陵园，果然看到了他的背影。他坐在一座墓基上，双臂死死抱住一块石碑，像溺水的人抱住一捆稻草——他居然脸贴着石碑睡着了，晶亮的涎水把铭文都打湿了一片。我摇醒他，他把右手放在头顶上，口齿含混地说这是在哪里，我的脑袋还在吗？

这是他最后一次上山。谁也弄不清他是怎么爬上来的，犹如神助一般，他竟然没有摔伤。回去的时候，于所长派来两名警卫战士，我们三人轮流背着他，好歹才把他护送下山。

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回到家后，我偷偷落了泪。当天傍晚，就和于所长一起把他送进了医院。从此，他再也没能回到七号楼。

院方提出让家属陪床，于所长打电话把他的儿子韩军叫了来。韩军磨磨蹭蹭来到后，面无表情地在他父亲的病床前踱了一会儿步。韩天成正在昏睡，并不知道儿子来看他。

一九七五年底，二十二岁的韩军涉嫌卷入一起流氓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当时宋燕玲还在“靠边站”，她把电话打到韩天成在外地的军部，要他回省城一趟，找人把儿子办出来。她说，同时卷入那个案子的好几个有后台的嫌疑人都溜了，凭什么光抓韩军，你作为堂堂一军之长，不能袖手旁观。韩天成却一听就火了，说他干别的我原谅，乱搞女人绝对不可原谅，他是自作自受。儿子天天跟你在一起，你也有责任。话没说完，就把电话扔了。结果韩军被判五年徒刑。他们父子之间的芥蒂就是这时形成的。干休所人人都知道这事。

韩军把于所长叫到走廊上，有点动情地说：“我爸在战争年代作战勇敢，出生入死，多次负伤，屡立战功，解放后又致力于我军现代化建设，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做人正派，不搞腐化，像这样的高级干部，实在不多。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党，最后时刻，就得靠党派人来侍候他，我想我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韩军一席话，说得于所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我站在一边，心想把那段话的后面几句去掉，就可以作为一篇简短的悼词。韩军说完后头也不回地走了。看他决绝的样子，恐怕他永远不想和他的父亲和解了。于所长脸色铁青，对着空荡荡的走廊说：“怎么啦？你以为组织上不管吗？当然要管！不但要管，而且还要管好！”

于所长和我商量，说让我先顶一阵，他再派人来顶替我，保证不会耽误我参加考试。我点头同意。后来于所长到底没派人来，这样我就一直陪伴韩天成，直至他生命终结。

其实高干病房条件不错，老头住里间，我住外间，每天都可以洗热水澡；医院还时不时派个护士帮帮我，而且不用做饭，我觉得比在干休所时还轻松。有个叫黄涛的小护士见我有空就捧读课本，说：“有韩老英雄保佑，小韩你会考上军校的。”这话说得我心花怒放。望着她姣好的姿容，我的身体竟然不争气地躁动起来。我的脸红了。

在韩天成最后的日子里，宋燕玲倒是表现出了她宽广的胸怀。她隔三岔五来医院探望，有时陪丈夫说几句话，有时啥也不说，就坐在床头，握住男人的手，看他休息。这一对没有摘到爱情果实的革命者，最后时刻焕发出的桑榆之情，算是给他们的往昔岁月做了一点补偿。

韩天成断断续续地对我谈了他对后事的要求。他说他过世之后，不要把骨灰盒放进凤凰山上的纪念堂，存在那里没用，白占地方，多少年后，谁还记得他？要把它葬在家乡的土地上，找个僻静处，拢一堆黄土，足矣。和土地在一起，他的灵魂才会踏实。又说他有个祖先，年轻时在外地做官，告老还乡后又做起振兴家业的梦，其实是害了后代。他从没做过这样的梦，只想百年之后把这把老骨头运回去，他从那里来，再回那里去，顺理成章。还说他的存款要建一所育英小学。他让我拣重要的记下来，向组织上汇报。

最后他对我说：“起子，将来你也要这样做，不管你当多大的官。”

这天我回干休所取东西，见七号楼换装了崭新的铁门，韩军和他老婆艳芳正拿着皮尺丈量房间。我明白了，他们是趁老爹还有一口气，先把房子占下来，以免被干休所收走。我看到老头用来盛放存款折的一个小抽屉也被撬开了，心里颇不痛快。韩军扔给我一支烟，说：“我父亲从没为我着想过，他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他自己也承认这点。我给他做了四十多年儿子，得到的报酬就是这栋老房子和这点钱。和别人比比，多吗？不多。真不多！”

韩军非要拉我坐下聊聊。客厅里的破沙发已被弄走，我们只好盘腿坐在水泥地上。韩军说，是战争使父亲变得冷酷了。父亲最大的悲剧是不会遗忘，战争早已结束，他却仍然沉湎其中，可看看人家，谁还老念叨过去？眼前的事还忙不过来呢！巴顿有一句话说得好——一个将军，最好是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韩军又扔给我一支烟，替我点上，说：“小韩，不管怎么说，我和我母亲确实非常感激你，你照顾了他一年多。”

我说：“我和首长都是老韩家的后代，几百年前一个祖宗，照顾他是分内的事。再说，又是组织安排的，是我的本职工作，不需要感激。”

离开韩军，我首先想到，老头建育英小学的愿望已不可能实现。向组织上汇报他的遗愿时，我擅自做主，把关于遗产一项的处理要求悄悄抹去。

这期间还有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的朋友林建明东窗事发，他和赵冬在一个咖啡馆约会时被捉住。其实他们的事领导早有察觉。士兵玩这种游戏等于玩火，林建明不是不知道，他实在是昏了头。结果他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调出机关大院，派往东部山区的一个守备团继续站岗放哨，而且他参加全军统考的资格也被取消。赵冬则因为有人说情，暂时不作处理，等待年底复员。

林建明来医院向我告别时神色惨淡。他说他不后悔，他毕竟爱过，他爱赵冬，赵冬也爱他，这就够了。他们把一段真挚的爱情故事留给军营，让后来者咀嚼吧。他说这些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和赵冬不会再有什么结果了。我送他下楼，在楼梯拐角处，他拥抱了我一下。这种重于泰山的战友情谊竟使我们有了诀别的感受。

韩天成是在六月下旬的一天深夜走的，走时很安详，死因是心脏衰竭。他没有惊动任何人，当时外面下着小雨，大家都在睡觉。我最先发现的。我做了个梦，梦见有个黑衣人在往悬崖下面推他，他也不反抗，任由那个黑衣人往下推。我突然就醒了，光脚跑到他床前伸手一试，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我看到他微微皱着眉，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紧紧扣着太阳穴，像一个智者在思考。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姿势像自戕动作。从此，这个画面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医生费了好大劲才把他的手拿开。

追悼会那天，来了很多人，光小轿车就摆了一大片。一位中将致悼词时，我负责搀扶宋燕玲。我感觉到了她的颤抖。于所长跑上跑下，衣服都湿透了。这个会开完，紧接着还要开一个，参加这个会的大多数人要留下来，对另一个亡灵进行追悼。被追悼者是住八号楼的军区原副参谋长胡德平老将军，胡老几天前的夜里突发大面积心梗，当即死亡。

韩天成的远房侄子韩道银作为家乡代表参加了追悼会。我在停车场看到了他的皇冠车，车身上沾满了污泥。透过车窗玻璃，我看到里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正是寡妇小翠。韩道银把女人带到这个令人悲伤的地方来，让我的胃一阵翻腾。这时，韩道银叼着烟卷踱过来，他大大咧咧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小子干得不赖嘛。将来混好了，可别忘了我啊，是我把你办出来的。”他又补了一句：“也别忘了咱家乡。”我笑笑，啥也没说。望着他硕大无朋的头颅，我突然想起韩天成曾经说过的话：“……敲碎他的脑壳……”

我的右手禁不住抖了抖。

十一

年底，我从陆军学院回故乡休假。到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南山去，去看看韩天成的坟茔。夏天安葬他时，我正在考场里挥汗如雨，没有跟着来。

他的坟在一面向阳的山坡上，那地方确实不赖，僻静，幽雅，少有人打搅；阳光充足，而且避风。别处都是百草凋零，黄叶飘舞，这面坡上，小草们却还透着隐隐绿意。山下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此刻，河心的冰凌在阳光下闪耀着炫目的白光，宛若一面巨大的镜子。

如果不是那块大理石墓碑，他的坟和别的坟没有什么两样。我面前隆起的黄土堆上，已经开过一茬紫色的裂萼花了。西面不远处就是蔡婆婆的小坟头。据说为他举行安葬仪式时，村里有些上了年纪的人提出，干脆把“韩家少爷”和小蔡葬一起算了，被上面来的人严厉制止。老财主韩昭亮夫妇的坟头早已因年代久远无人照看而没了踪影。

我没有在他的坟墓周围看到一行新鲜脚印。想想他在家乡已经没有一个亲人活着了。许多年来，他一直固执地断绝着与故土的联系，和家乡疏远在所难免。孙家洼有个叫孙正平的老干部，官至省军区副司令，孙副司令在位时，孙家洼不断有年轻人去投奔他，前前后后被他拉扯出去的至少有一个加强排，最早走的都当上了师长。但韩家洼从没有一个人去投奔韩天成，人们说，他连他爹娘的坟都不曾回来看一眼，添一把黄土，去找他又有什么用呢？……

我蹲下来，按照家乡的风俗，为他烧了一刀纸钱。纸帛爆响，青烟缭绕，灰蝶起舞，往事如云。六十年前，他决绝地与这里告别，做起闯荡天下的梦。六十年后，他终于还是回来了。他以肉体的形式走出，又以灵魂的形式返回，这似乎是一个宿命。

青烟散尽之后，我微闭上眼睛，试图看清黄土下面的他。但我只看到一只精致的小盒子，而无法看清他的面容和身躯。这时，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他把右手两根指头扣紧太阳穴的画面，感到热血一股股往脸上涌。我也不由自主地抬起右臂，伸出食指和中指，紧紧顶住太阳穴。这个姿势在别人眼里像一个智者在思索，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个自戕动作。不知过了多久，我感到身后有点异常，就站起来，转过身子。

是姚秀。她在远远地望着我。我们已经有半年多没联系了，听说她过了年要去城里打工。我想喊过她来，和她说说话，但这时她已经走远了。

后记：一九九七年秋，我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的朋友林建明出了事。不久前的一天深夜，他在上岗执勤时遭到两名歹徒的袭击。歹徒乘其不备，突然用钢珠枪朝他射击，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颅，他当场死亡。歹徒抢走了他的枪。案子至今未破。

营地之光

在我们广袤的土地上，有许多形形色色的营盘。说它们形形色色，我想主要是指周围地物地貌和风土人情的不同，就营盘本身而言，它们的区别微乎其微。建筑风格大体一致，老房子总是比新房子多；至于里面的人，更不用说了，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穿着一律的衣服，留着一律的发型，操着一律的军事政治术语，散发着一律的气味，手中的武器虽。林林总总，但其用途是完全一致的。在我们的栖息地上，再也找不出比营盘中更整齐划一的人群了。

但是，此类人群的流动性又是其他人群无法做到的，变的是人，不变的是营盘。正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是人类的语言仓库中最形象独到的一句描述。如果非要找出一样东西和营盘比拟，那么，我认为车站最合适——铁打的车站流水的旅客。如果再推而论之，拿土地跟它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妥，人总是一茬茬地生，一茬茬地死——铁打的土地流水的人。这世界，就这个样子。

当然，那些安营扎寨于大城市的营盘已经越来越不像营盘了，它们呼吸着含有二氧化硫、汽车废气和工业粉尘的污浊空气，成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的一部分，里面三世同堂乃至四世同堂的人家并不少见。而在我爸待过的那类营盘里，绝大部分人是光棍，一小部分虽有老婆孩子，极少见到三世同堂的。大城市里的营盘一般都称作机关，有一年，我爸到军区机关办事，正巧赶上周末，我爸说要带我见见世面，就把我拽上了。进了机关，他东瞅瞅西看看，居然连路都走不利索了，活脱脱一副乡巴佬儿的模样，比我还好奇。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来联系调动的。机关的一位处长下部队时，曾暗示他不妨来机关活动活动，争取调过来。事实上那次他差点儿得逞，如果不是后来他的连队出了点事，他就会成为机关的一分子，我们全家都会跟着他走进大城市。因此，在回去的火车上，他格外大方地为我买了一罐雪碧，高门大嗓地说：“儿子，痛痛快快喝吧！”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喝易拉罐饮料，居然不清楚怎么打开它，慌乱中把拉环拽掉了，我爸最后还是用刀子将它启开。记忆中那玩意儿辣得舌尖发麻，直到现在，我仍对含有碳酸的饮料不感兴趣。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机关这个词尤其敏感，曾经认认真真查过一回字典，并牢牢记住了字典上的解释。字典上说，机关指控制整个机器的关键。而我却总是据此联想到捕鼠器，老鼠一不小心，就会被它牢牢夹住。

我对营盘的所有印象全部来自于往昔的生活片断，这种印象早已融入了我的血肉，钻进了我的骨髓，使我一辈子都不会有陌生感。现在，当车子驶近中原腹地的一座营盘时。远远地，我就闻到了再熟悉不过的气味。奇怪的是，我并没感到冲动。这座不大的营盘靠近一个破旧的小县城，我们这群新兵是从县城下的火车，一出车站，我抬眼就看到了不远处停着几辆解放牌老式卡车，不用说，是来接我们的车。这种绿漆斑驳的老爷车市面上已经不易见到了，而它们在营盘里却活得滋润，它们是军车序列里的老祖宗，俨然就是军车的象征。车子驶进营门，新兵们嘁嘁喳喳议论，瞪大眼睛望着营门口持枪站立的哨兵。哨兵的样子很威武，新兵们一定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不久的未来，个个都很兴奋，露出傻里傻气的模样。我的心里却异常的平静。我看到营门和我爸当年所在的牛头山军营的营门几乎如出一辙：一样的颜色，一样的简易，就连哨兵身后的木制绿色岗亭也十分相似，仿佛是同一个木工做出来的。

这座营盘的附近有一条小河，牛头山军营的附近也有一条小河，不同的是，这条小河里的水质受到了严重污染，水面上漂浮着肮脏的泡沫，眼下虽是严冬季节，小河却不结冰，水面上甚至还浮升起缕缕蒸汽。而在我的印象中，牛头山军营旁的小河是清澈见底的，水里游动着银色的小鱼，河底卧着河蚌和螺蛳。傍晚时分，我站在这座营盘围墙边的一座土岗上，瞭望夕阳下仍然发不出光来的污浊的河水，想起牛头山那座营盘边清亮的溪流，感受着时光的流逝，内心充满了温润和伤感。

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四年，我八岁，刚上完小学一年级。仲秋时节，我帮我妈收完责任田里的庄稼，正准备种小麦时，我爸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接我们去部队。本来我们母子二人随军的手续年初就办妥了，因为我爸所在的部队闹闹嚷嚷说要去边境轮战，随军就拖了下来。那半年里，我和我妈度日如年，生怕我爸上了前线有个三长两短。因为我爸是个军官，本来就有不少同学嫉妒我，平时他们又奈何不了我，还因为这个原因，我对父母亲的称呼不像本地人那样叫爹叫娘，而是按城里人的叫法称呼爸妈，也使别人觉得别扭。这会儿，他们巴不得我家出点事呢，幸好我们担心的事没有发生，因此当我爸到责任田里寻找我们的时候。我妈把手中的麦种使劲往远处一扬，说：“不种了不种了，这地不是咱家的了！”

因为过于高兴，搬家收拾东西时，我妈显得格外大方，很多家当都留给了我爷爷和我大伯，只带上了少数值钱而又便于携带的东西。我也是，除了课本外，我把一应文具慷慨地送给了一个外号叫“鼻涕”的同学，他比我大两岁，学习成绩是班里最糟糕的，因为长年累月挂着鼻涕，所以落下个难听的外号。他爹是个酒鬼，他娘是个病秧子，在同学堆里他穿得最破。我很同情他。“鼻涕”接过我送的东西，抽了抽鼻子说：“我以后还能见到你吗？”

我推了他一掌，说：“怎么见不到？等你长大了。去部队找我玩，让我妈给你烙葱花饼吃。”

我的家乡在鲁、冀交界外的平原地带，不通火车。我们一家拎着大包小包，先乘长途汽车到省城，再转乘火车去胶东腹地的牛头山军营。在离军营三十里远的县城下了火车，我爸连里的文书小吴正带着几个兵坐在一辆解放牌卡车的车厢板上等我们呢。见我们露头，他们呼呼隆隆拥上来，抢过我们手中的包袱和提包。我爸皱了皱眉头说，怎么没弄个小车？小吴回答说，管理股就是不给派，连长你以后成了团首长，一定要治治那些势利小子。我爸哼哼一笑，仿佛他真的当上了团首长似的，不再计较。几个兵把我们的家当搬上车，大卡车轰轰隆隆往部队赶，那气势一点都不比小车差。我记得那天天气好极了，太阳暖洋洋地照着秋后干干净净的庄稼地，牛头山上的树叶已经泛黄，远远望去，满山遍野像着了火，透出炫目的色彩。路过那条水流平缓的小河时，我看一条鲤鱼露出水面打了个挺，激起的水花像一张越织越大的蜘蛛网。我兴奋地说：“瞧，大鲤鱼！”

小吴说：“鲤鱼跳龙门。连长，你们家的好日子来了。”

我爸的嘴角抖了抖，没说什么。我注意到一路上我爸并没流露出多么高兴的神情。是因为这一天他等待得太久了吗？按照部队干部家属随军的规定，副营职、当兵满十五年、年龄满三十五周岁。这三个条件中够上一个，即可办理随军。我们母子随军是由于我爸当兵满了十五年。谁都知道，靠年头办事是一个很被动的办法。那一刻我爸脑子里想些什么我猜不透，这也是我那个年龄的孩子难以做到的。

车子进入营门时，我看到正对着大门的墙壁上写着***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八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而十年以后，当我踏进中原腹地的那座营盘不久，在同样位置矗立的照壁墙上，写的是***主席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

从我出生之后，我妈每年都带我来一次牛头山营盘。这是我第八次迈进这座军营的大门。而且这次进来，我们轻易不打算和它告别了。

我觉得从这一天起，我才算真正走进了我爸的生活。而在那之前，他对我是陌生的，陌生得形同路人。

我爸扛枪当兵与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有着极大的关系。鲁、冀交界处的苇河镇是个优美而宁静的地方，苇河是一条宽阔的河流，它上面连接着黄河，下面和几条不知名的河流相接，据说一直通到天津卫。在那个地方生活，当然挨饿是免不了的，那年头挨饿是平常事，不必大惊小怪。可我爸出去当兵绝不单单是为了混饭吃。我爸他们家的家境还是不错的，我爷爷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膀大腰圆，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二儿子也就是我爸个头儿没他哥哥高，力气也比他哥哥小，但是他同样很能干。再就是我爸上过六年半学，在镇上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而我大伯连学校的门槛都没迈进过。有两个能千的儿子，再加上我爷爷自己又正值盛年，这个四口之家的小日子过得也算是有滋有味的。

宁静是苇河镇的一大特色，那里除了鸟鸣、人语和牲畜的叫声，你听不到别的声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面的世界闹得鸡飞狗跳，可苇河镇就是不为所动，我行我素。但到一九六八年秋天，大喇叭里传来的情况却让人们紧张起来。大喇叭上说，苏修在东北边境不断制造事端，装甲车碾过界碑，轧死我边民，轧死我渔民，抢劫我渔船；接着又说苏军朝我军边防巡逻队开火，战争阴云密布，等等。但过了一阵子，人们又有点疲态了，心想乌苏里江、黑瞎子岛、珍宝岛什么的，离咱这儿远着呢。可我爷爷不这么看，他尚未完全迟钝的嗅觉告诉他，后面肯定会发生一些事情。

果然，刚过完年，就传来征兵的消息。镇里的一些适龄青年和他们的爹娘开始睡不安稳了，他们想方设法找茬口，试图逃避被送往东北边境。也不知我爷爷当时是怎么想的，反正他和别人不一样，他背着我奶奶，也没和我大伯商量，就替他的大儿子第一个报了名。镇革委会领导乐得直拍屁股，说老王呀，你不愧是个老兵，觉悟就是高。我爷爷的脸腾地红了，他头一低手一摆，小声说应该的应该的，没啥没啥。可他回到家里后，我奶奶却抓住他又撕又咬，说老东西你心太狠，为了自己这张老脸，连亲生儿子的小命都不顾了。我爷爷一动不动，任她撕任她咬。那边，我大伯气呼呼的，抬脚把一只青瓷尿盆跺成了八瓣。在我的印象中，我爷爷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我从没见过他对人发过脾气，更没见过他动过谁一指头，人总是乐呵呵的，就连遇到来家里偷食的野狗，他也是笑模笑样地哄劝它走掉了事。但在那一刻，随着青瓷尿盆钻心刺肺般的裂声，我爷爷猛地挣脱开他的女人，一个箭步奔过去，对着大儿子的黑脸膛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他气咻咻地说；“想不到我养了一个熊包！”

一家人都愣住了。过了好久，才听见我大伯嗫嚅道：“行，我是熊包，我认了。你呢？你算什么？”

这句话几乎将他的亲爹击倒在地。我爷爷霎时呆若木鸡，然后捂住树皮样粗糙的脸，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在我长大懂事以后，才知道了我爷爷年轻时的复杂历史。抗战中期，日本兵来到苇河镇，烧了他家的房子。我爷爷一气之下参加了抗日武装，在苇河两岸的青纱帐里打鬼子杀汉奸。他负过伤立过功。抗战胜利后，游击队编入正规军，调到陇海铁路线上和国民党军作战，而这时我的家乡正进行土改，我爷爷家分得了二亩水浇地。淮海战役快结束时，给师长当马夫的我爷爷收到同乡捎来的一封家信，信上说，他的老母亲每天都到土地庙里烧香磕头，保佑儿子平安归来，眼睛都快哭瞎了；信上还说，由于爹娘身体不好，新分的二亩地里没收获几粒粮食。也许就是这封信阻断了我爷爷前进的步伐，他在部队即将进行渡江作战时停止了他革命的脚步，历经艰辛回到了家乡的土地上。恰恰就是这个差错，一笔勾销了他曾经有过的光荣，使他在后来的岁月里总是觉得底气不足。不久，全国解放了，他的战友们进了城，日子越过越舒坦。我上学之后，有一天收音机里讲到一位著名将军的名字，将军那时是某某军区的司令，我爷爷既自豪又羞涩地告诉我，他为这个人牵过三年马。又说，不知那匹雪青马现在咋样了，那可真是一匹好马，日本种。曾经有好心人怂恿我爷爷到县民政局找一找，要点补助，毕竟打过仗负过伤嘛。我爷爷头摇得像个货郎鼓，他说：“我老王再也丢不起人了！”

我大伯的一句话让我爷爷大病一场，他不停地嘟囔：“谁给我去问问，看部队上要不要我，若是要，我去。”我奶奶偷偷提着两盒点心去找镇革委会的头头，请求把她儿子的名字撤下来，人家当即就翻了脸。“你当这是闹着玩的？”不由分说就把两盒点心扔到了院子里。转天，武装部来人唤我大伯去县里体检，可我大伯不见了，过后才知是我奶奶把他藏到了镇外一座废弃的砖窑里。我爷爷急得团团转，武装部的人脸色很难看。后来我爸反复想过，他的爹那天如果过不去那个坎，也许就没脸活在世上了。关键时刻，是我爸站了出来。那时他正害着胃疼病，小脸枯黄，腰弯得像只虾米。他的爹从没打算让他背井离乡。我爷爷早就认为他的大儿子是扛枪吃粮的最佳人选。耳鸣目眩之际，我爷爷听到他的二儿子平静地说：“爹，我去试试吧。”我爷爷恍若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他的膝盖一阵乱抖，懵懵怔怔地说：“你？你去？好，好好。”接着又说了一句傻里傻气的话：“你愿意去，我给你当儿子都成！”多年以后我爸对我说，那一刻他特别担心我爷爷给他跪下。

一九六九年三月，刚过完十八岁生日的我爸怀揣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奔向了不可知的未来。临动身前的那几天，我奶奶不停地冲她的男人大哭大闹，她的男人突然就涌出眼泪，说：“要是儿子真遇上个三长两短，下辈子我做牛做马报答他。”而我的父亲临走时依然平静地对他的父母说：“是死是活，都是我自觉自愿的。”

往后的历史背景人们都清楚了，六十年代末东北边境的战火很快就熄灭了，它仅仅成了和平时期的一段小插曲。我爸根本没获得亲耳聆听枪弹声的机会，同大多数士兵一样，他们的心房只是跟着战争剧烈颤动了几下，很快归于沉寂。

他们这批新兵在靠近渤海湾的一片沙滩上训练了一个半月，原说要随某某军调往东北边境，因局势很快缓和下来，他们心里踏实多了。训练结束后，他们被充实到牛头山军营。这座军营占地面积很大，牛头山北麓的漫坡地全被划拉进来了。但里面驻军不多，只有一个步兵团，师部在离此一百公里外的t市。据说当年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曾在这儿屯过兵，某些至今已经摇摇欲坠的房屋就是历史的见证。

这个步兵团历史上没有什么卓著的战功。新中国成立以后，名牌部队和非名牌部队的命运是大不一样的。名牌部队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战争年代打过某些大仗恶仗，被授予某些荣誉称号，它的副产品就是涌现出许多叱咤风云的英雄，产生了一大批星光闪烁的将领。于是，在远离战争的年代里，在同样的条件下，那些名牌部队照样风光无限。这就好比一座村庄，这个村庄送走了一批批有出息的子弟，他们日后当然会时常想念他们的出发地，这个村庄的兴旺发达也就指日可待了。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和我爸坐一个车皮去部队的林久法，老家离我们苇河镇二里远，他和我爸在同一个新兵连接受的训练。有一年我见过他一回，也没觉出他比我爸强多少，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我爸，但他却比我爸幸运多了，全因为他下连时给分到a军m师。临分手时林久法还哭了鼻子，说老乡们都去牛头山，只有他一个人去a军，到那儿连个照应都没有。岂不知a军便是一支名牌部队。他和我爸差不多同时当上连长的，不久，军长来他的连队视察工作，意外地发现，林久法使用的床铺、办公桌等一应物品都是当年军长在这个连当连长时使用过的。军长立马就对林久法另眼看待了。这以后林久法一帆风顺，我和我妈随军的那一年，林久法已经当上了团长。又过了八年，我爸转业时，从m师传来消息，林久法当师长了。这消息还真把我吓了一跳。我妈望着我爸，摇摇头说：“啧啧，看看人家。”我爸则虎着脸，一言不发。我想在这样的时刻，他是没有发言权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走进牛头山军营的人不是十分幸运的。许多年里，它仿佛被外部的世界遗忘了，波澜不惊，平淡无奇。有人统计过，从这里走出的最耀眼的人物只是一个副军长，而且他在副军长的位置上只干了三个月就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肝病，提前离休了。一九八四年秋天，我和我妈到达牛头山军营时，这件事刚刚发生，营院里人人都流露出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爸的命运偏偏就和这样一座营盘连在了一起。同时和他的命运连在一起的，还有那些曾经与他朝夕相处的弟兄们，当然也包括我们全家。从当兵开始，一直到转业，时光就在不知不觉中哗哗流走了，走得是那么仓促，甚至他自己都来不及回味。从一九六九年五月到一九八八年二月，他在三连待了近二十年时间，当过炊事员、通信员、副班长、班长、代理排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每一个岗位上都洒下了他数不清的心血和汗水。一个人在一个连队待这么长时间不挪地方，这种情况恐怕是不多见的。

实在说，我爸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他很少想过将来要当多大的官。当军人告别了战场之后，你就无法用杀敌的数字来衡量他的功绩了。军人的价值标准似乎也就仅剩一个：看他的职务高低。这真是一个无奈的价值标准。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爸，他无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军营里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实在是蛮不讲理，现实中真正能当上将军的人有几个？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是那些没想当将军的士兵正是好士兵。

我爸的头脑中是否有过想当英雄的念头，我表示怀疑。一九六九年，他出人意料地顶替他的哥哥当兵，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顾全他老子的脸皮。在新兵教导队搞训练的日子里，他常常做噩梦，生怕训练结束后调往东北边境作战。但他又绝不是一个胆小鬼，如果真的让他上了前线，他不一定就比别人差。他那时的思想一定十分复杂，不是一句话就能概括的。一九七九年南部边境之战爆发前夕，牛头山军营骚动得很厉害。即将开往前线的传言像流萤一样纷飞，很多干部战士写血书，要求上前线，我爸没有写，他甚至连不痛不痒的决心书都没有递给上级，据说他只是偷偷摸摸写了一封情意切切的遗书，是留给我爷爷和我妈的，从上面丝毫看不出英雄气概。当上级正式决定他们团不参战时，担任副连长的我爸立即吩咐炊事班长：“晚上多弄几个菜。”一九八四年初，又有小道消息传来，部队可能拉到南方轮战，那时边境的枪炮声仍在零零星星响着，部队去轮战并非空穴来风。后来我听一些老兵讲，那阵子他们连长的脾气非常之大，宛若凶神恶煞，动不动就黑着脸训人，吓得大伙儿躲着他走。后来，事情过去很久了，老兵们还心有余悸，说在你爸手下干了好几年，从没见他这么厉害过。

我长大成人之后，曾就这个问题和我爸探讨过一回，他深深吸一口烟，说：“人怕死是很正常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怕死，因为他不光为自己活着，他还为亲人活着。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非要死？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需要他去死的时候，他也不应退缩，比如上了战场。所谓不怕死，都是逼出来的！”

在我爸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一直未遇到直接面临生与死的机会，我不知道他对此感到遗憾还是感到庆幸。

我们母子二人正式住进牛头山军营后，我到牛头镇中心学校插班读二年级，我妈则到部队办的家属工厂上班，那些从各地农村随军来的家属们整天嘻嘻哈哈，她们生产一种没有注册商标的淀粉，我妈从村庄来到营盘里后还是要和粮食打交道。

从军营到牛头镇，大约二里远。出了营院大门，沿着河边的油漆路，一直往前走，拐一个山口就到了。牛头镇是个比较大的镇子，比我们家乡的苇河镇繁华多了。这一带雨水充足，空气湿润，姑娘们的脸蛋全部像优质苹果那样，白里透红，红里透白，让乍一闯进来的外地人目醉神迷，喉咙发痒，脚下打滑，傻话连篇。当地人主要靠种植水果为生，春天有草莓，夏天有杏子、樱桃，到秋天就更不用说了，漫山遍野都是苹果、梨子、葡萄、桑葚和肥桃，尤以苹果最多。深秋时节，苹果树像新娘子脸上突然被揭走的红盖头一样。这时，成熟的果实暴露在清风艳阳之下，个个红彤彤、羞答答的，令人眼花缭乱；那些更胆小更害羞的，仍然躲藏在几片椭圆形的叶子或同伴身后不肯出来，只是偶尔露一个脸儿，给你一种朦胧的想象和牵挂。而此时的苹果树则像一个刚由中年进入老年的婆婆，在她勤劳一生历经风霜之后，终于把数不清的女儿拉扯大了，她高兴得直摇晃，身子骨儿咔咔作响，仿佛在自豪地说，都来瞧瞧吧，我这群闺女有多漂亮，如果你喜欢，就把她领回家吧。

真的，我不骗你，秋天把牛头镇变得万紫千红，沉甸甸的、累累的果实几乎把它淹没，大气中弥漫着水果的混合醇香，五十里外都能闻到，让你不知不觉中步子变得轻飘，一副要醉倒的样子。如果爬上牛头山并非高不可攀的顶峰，你会发现自己陷入各种各样的果实的重围，牛头山仿佛也变成了一枚巨大的果实。放眼望去，北面的军营像一块方方正正的棋盘，东北面镇街的形状像一片边缘不齐的树叶，那条明亮的小河宛若一根弹性十足的扁担，把军营和镇子担了起来，恰好夹在军营和镇子之间的一座突兀的牛头状山头仿佛就是那挑担子的人。再往远处看，正在行驶的一列火车像毛毛虫似的；县城灰蒙蒙的，犹如一团落地不动的乌云……我不想再往下说了，我不往下说你也能猜出，牛头山是一座世外桃源，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后来我在牛头山营盘正式居住的日子里，常常爬到山顶上去，望着远方出神。

我去牛头镇中心小学报到那天，是爸连里的文书小吴送我去的。在连队，文书是士兵里最牛气的人，其地位好比领导的秘书，少不了干些出头露面的事。小吴是四川人，个头不高，眉角有一颗女人那样的黑痣，说话有点“蛮”，走起路来像一股小旋风。小吴当新兵时，有一次我爸拉开他的床头柜，发现里面有很多零币，钢镚儿一摞摞码得规规整整，外面套上白纸，看上去像一支支放大了的烟卷，纸币则齐齐地用女孩子扎头发用的橡皮筋捆着。小吴说，家里为了让他当上兵，拿出哥哥定亲的彩礼请了客，他得攒钱帮哥哥早点把媳妇娶回来，多攒一分是一分。听了这话，我爸决定让小吴当文书。我爸对那些前途渺茫的人总是抱有深刻的同情。小吴对我爸的感激之心也是显而易见。按说他是我爸的战友，我应该叫他叔叔，他却让我叫他哥哥。兵们就和他开玩笑，说大春叫我们叔叔，小吴你也得叫我们叔叔。大春是我的小名。小吴脸微微一红说，喂喂，各论各的，各论各的。

带我去新学校报到的路上，小吴两条细腿像捣蒜的锤子似的，速度特快。他不得不时常停下来等我。后来他干脆让我骑在他肩上，驮着我走。傍着道路的小河像一条青丝缎带，潺潺的流水声仿佛来自天外，河两岸是成片成片的果园，熟果甘甜的气味浓得化不开。我们迎着朝阳走了不一会儿，小吴就气喘吁吁了。他说：“弟弟，你要是个女娃子多好。”

我咯咯笑起来，说：“我要是个女的，你不成了猪八戒背媳妇了吗？”

他忙说：“对对，我是猪八戒，你是新娘子。”

在我们身后，稀稀拉拉跟随着十几个差不多和我同龄的学生，他们都是部队干部的孩子，也是去镇上学校上学的，他们跟在我们身后，羡慕地望着小吴肩膀上的我，小声嘀咕着什么。他们一定在议论我是谁家的孩子。到了街口，小吴放下我，牵着我的手往前走。我们脚下的这条街在牛头镇是最繁华的，两边都是店铺，有理发店、铁匠铺、海产店、干果店、小吃店和百货店，几乎所有的店铺门前都摆放着一堆堆的水果，果农们守着一杆秤，耐心地等顾客上钩。小吴说：“弟弟，你得记住路，以后自己来上学。我倒想天天送你，可连长不会同意。”

我大声说：“没问题！”

路过一个卖葡萄的摊位时，摊主主动和小吴打招呼。摊主是个中年人，秃头，细眉，两只豆眼灼灼有神，像两粒黑葡萄。他面前的葡萄堆上落满了苍蝇。小吴冲他打趣道：“老拐子，你的苍蝇多少钱一斤？”

摊主大手一挥，苍蝇迅疾飞离。他说：“怎么是苍蝇，吴班长你瞧瞧，我这可是有名的品种玫瑰红。”可他说话的工夫，苍蝇们又纷纷降落下来。

小吴说：“老拐子你还嘴硬，你快看，这到底是卖葡萄还是卖苍蝇？”

摊主就又轰赶苍蝇。小吴冲我说，其实咱牛头山的苍蝇并不脏，都是吃新鲜水果长大的。如果苍蝇能卖钱，咱这儿的苍蝇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当摊主得知我是三连王连长的儿子时，拎起一大串葡萄就往我怀里塞，这时我才发现他的左腿有毛病。小吴替我谢绝了，说老拐子你别拉拢我小弟，王连长知道了要骂我。那些背着书包的部队子弟已经走到我们前头去了，小吴又重牵起我的手赶路。他告诉我，老拐子的老婆腿脚也不大利索，他先前是个酒鬼，喝起酒来啥也不顾，气得老婆跑回娘家死活不想回来，还要和他打离婚。有一次我爸去镇里办事，见他在路边拎着个酒瓶子，灌一口酒抹一把泪。我爸二话不说，上前夺过酒瓶子，提溜着他去了二十里外的牛角镇他丈人家，好说歹说，才使他老婆回心转意。我爸还当着那家人的面踢了他一脚。从那以后，他果真戒了酒，承包了一座葡萄园，老婆还为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小吴补充说：“不过，他种的葡萄还不是最好的。刘宝亮种的才是真正的玫瑰红，吃一颗能甜得你翻一个跟头。弟弟，哪天我领你去他家的葡萄园玩玩，他有个女娃子叫刘玲，她的耳垂和你的差不多，又大又圆，像一颗玛瑙。”

牛头镇中心学校建得蛮气派，一律红砖到顶的房子，房前屋后栽着高大的白杨和低矮的垂柳，操场上铺着细沙。小吴直接领我去了二年级一班。他那时还担任着校外辅导员，经常给学生们讲雷锋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的故事，和学校的人很熟。他对一位刚走进教室的白白胖胖的女教师说了几句什么，女教师笑盈盈地看我一眼，然后俯身冲已经各就各位的一大片脑袋说：“同学们，你们又多了一位新同学。他爸爸就是大军三连的王连长。你们中有些人见过王连长，王连长年年都带兵参加助民劳动，帮我们不少同学家里干过活……”

女教师话没说完，同学们就都自发地站了起来，桌椅板凳一阵乱响。随后就是连成一片的掌声，仿佛在欢迎一位刚从战场上归来的英雄。我心里热乎乎的，傻乎乎地站在教室门口，披一身明亮而新鲜的阳光，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

刚到学校的那段时间，我感到非常孤独，主要是和大伙儿不熟悉。镇上的孩子把我们这些军官子弟当作“贵族”看待，总觉得隔了一层什么。那些军营里的孩子在我进来之前已经形成了各自的小圈子，我要想加入某一个小圈子，还需要时间。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我常常一个人孤零零地走。那时我还没学会普通话，我那带有土腥气的口音也影响了我和同学们接触。当地人自然说他们当地的方言，但大伙儿都在说同一种方言，我的口音夹杂在其中就显得很不协调，仿佛我是一只远方的鸟，飞到别人的林子里来了。因此我下决心学普通话。后来我终于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了，我想这是牛头山营盘赋予我的本领。

那段时间，我妈也顾不上我，她刚进工厂，工厂里的一切都让她感到新鲜。她跟在那些比她早进厂的家属们的屁股后面问这问那，还忙着和其中的两个拜“干姐妹”。一到星期天，就央求人家陪她去县城转悠，但也没看见她买过什么东西。只要她从厂里回来，屁股上、袖子上、鞋上肯定沾着白乎乎的淀粉，头上脸上也是，看上去像一只面口袋，我疑心她是存心不拍打干净。有一次我对她说：“你身上都是粉。你是不是可以用洗衣服的水做面汤？”她瞪我一眼，说：“小狗日的，你笑话我是不是？”

我爸呢，干脆连面都不照。他常常一个星期不回一趟家，而家离他的兵舍不过三百米远，偶尔回来换身衣服，一支烟没抽完又走掉了。忙是一个原因，我想主要的还是他不习惯家庭生活，一个人独身惯了。一天下午我放学回来，推门就见他正蹲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面洗衣服，我说：“让我妈洗嘛。”他一愣，仿佛这才想起老婆已经随军，脏衣服不用自己动手洗了。他马上站起来，甩甩手，挠挠头说：“我刚才就觉得不太对劲嘛。你妈回来让她给我洗净晾干，明天我还要穿。”话没说完，人已走出大门。一天深夜，我和我妈早已睡下，突然听到外面敲门，我妈不高兴地说，闹嚷嚷地你想干什么嘛。他在外面说，肚子饿得咕咕叫，回来找点吃的。我妈以为他会在家里住下，谁知他拿着两张卷了葱的大饼扬长而去。我妈气哼哼地关紧门，对我说：“你爸把连队当成了家，咱家倒像是旅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牛头山军营没见几个这样的，我们娘俩大老远跟他跑这儿来，到底图什么！”

家对于我爸仿佛可有可无，老婆孩子的事放不到他的心上，真让我妈大伤脑筋。在我的印象中，他极少过问我的学习成绩，我妈冲他唠叨，他说学习全靠自觉。学生和兵不一样，有些兵你不牢牢地管住他，他就捣蛋；学生不是这样，靠别人逼着学的学生永远成不了好学生。我上五年级时，班主任老师一天中午突然来访。老师赤着脸支支吾吾，我爸以为我在学校里惹了祸，紧张地问：“怎么啦？他偷东西啦？和人打仗啦？还是调戏女同学啦？”当得知我不过是上课精力不集中，考试成绩又往后靠了几位时，他笑了，说：“行行，我管管他。”老师走了后，我以为屁股上至少要挨他一脚，内心里做好了准备，暗暗收缩肌肉往上运气。但他只是认真打量我一眼，小声咕噜道：“大不了和你爷爷一样，种一辈子地。”

我小声说道：“我可不愿种地。”

他说：“种地也没什么不好。”

我爸对家庭生活感到陌生和漠然，起初我以为过些日子会改变的，他独身的时间太久了，虽然他婚后每年都回去探亲或者我妈带我来部队，但每年在一起一两个月的时间和出一趟差又有什么区别？在后来的岁月中，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改变，可我仍然觉得，我们父子、他们夫妻之间的亲密程度总是缺点火候，就好比一枚螺钉，出厂的时候锃亮崭新，后来生锈了，这个时候不论你怎么打磨，都不可能使它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不过，在我最初感到孤独的那段时间，我爸也确实忙得拉不开栓，他对家庭的忽略不计是可以理解的。秋末冬初时节，一年一度的老兵退伍工作开始。这是一个敏感时期，因为每到这个时刻，总有些老兵惹出事端。各种性情的人日夜在一起，平时被掩盖住的很多矛盾，这时候却要爆发一下了，再不爆发就没有机会了。因此，每年这个时候部队都要紧张一阵子，如临大敌。

这一年的老兵复退工作尚未开始，我爸的神经就绷得紧紧的了，三连有十几个一九八〇年底入伍的城市兵，他们分别来自济南、武汉、天津和岳阳。这一茬兵后来被公认为比较糟糕的一茬，据说他们入伍时都是街道办事处推荐的，部队和武装部没怎么插手，街道办事处的老太太们就借机动员一些平时谁也管不了的人混入了革命队伍，当然理由也很充分，你们部队不是大熔炉吗？那好，我们把这些坯渣送到你们炉子里炼炼吧。他们被塞进炉子里炼了几年，出炉时有的确实变成了好钢，有的仍旧是坯渣。现在，当你往外捡这些坯渣时，它不在你手上烫个火泡它就觉得憋屈。

在这个特殊时刻，我爸感叹着时光的变迁。仅仅在几年之前，部队曾经是个多么有吸引力的地方啊！不论是边关哨所、大漠深处，还是雪域高原，更不用说在内地，只要是营盘，它就发光发热，它就是一个香饽饽，它就是中国版图上最美好的地方，它就是天地间最明亮的风景和最坚固的城堡，它使人热血澎湃激情似火，它让人流连忘返视死如归，全国的年轻人几乎百分之百地都梦想能够穿上一身军装握上一支钢枪。那个时期的营盘真是如日中天、光芒四射！我爸不由得想起他当班长、副排长和排长时，和当将军一样威风八面，手下的弟兄不论家底有多厚，背景有多深，确是个个低眉顺眼，你拔一根鸡毛他真拿它当令箭。可是倏忽之间，世道变了，人心变了。对于年轻人来说，考大学、做生意、出国，条条大路通罗马，营盘的辉煌成了依稀往事，辉煌的营盘就像一颗陈年老珠，渐渐地黯淡了。谁还留恋这个在斑斓的世界里只有一种颜色的营盘？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爸感叹之余，一定想起了他当排长时的一个特殊的部下。后来我爸多次向我谈起过此人。他的名字叫秋江。秋江在我爸的排里待过一年多。他中等个头，秀气文雅，一抬手一投足都让人看出他是一个极有教养的人。但是在他离开牛头山营盘之前，谁也不清楚他的来历。他档案上的社会关系一栏里只简简单单写着：父亲秋××，革命干部；母亲××，家庭妇女。我爸是在团新兵教导队认识他的，当时我爸在教导队训练新兵。一天，在食堂门口，有一个新兵把吃剩下的半个馒头往泔水桶里扔时，不小心掉到了地上。那个新兵离开后，秋江却走过去，弯腰捡起沾了脏水的半个馒头轻轻丢进泔水桶里。我爸看到了这一幕，记住了这个人。新兵下连时，我爸就把他要到了自己手下。他平时沉言寡语，不大合群，有空就坐下来看书，偶尔拿出一支竹笛吹上一阵，吹得山高水长，余音袅袅。连里曾经一度想把他列为“重点人”。所谓重点人不是说他多么重要，而是怀疑他会捅娄子，要重点防备。我爸不同意，说如果秋江出事，你们处理我好了，大不了我回家种地去。有一次搞五公里越野，秋江半路掉了队，他的班长气得咬牙切齿，骂他不争气，给全班丢脸。我爸见他脸蛋通红，伸手一摸滚烫滚烫，知道他正发烧。我爸当即就火了，把班长猛一顿训，然后亲自搀着他去了卫生队。一年多之后，师长突然直奔三连，把秋江叫到小车里谈话。师长说军区司令员亲自给他打来电话，要秋江马上回北京报到。师长搓着大手嗔怪秋江，说你隐藏得太深了，真是想不到。到这时人们才知道，秋江的父亲是谁。他父亲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解放军上将，一个如雷贯耳的大人物。全团的人都傻了眼。上将在“文革”期间没怎么受冲击，也就是说秋江来牛头山军营不是为了寻找避风港，而是实实在在来锻炼的。秋江就要走了，师长说，用我的车送用我的车送。但秋江只同意用师长的车拉行李，他提出要他的排长骑自行车送他去车站。团长政委找了半天才在连队的菜地里找到秋江的排长，此时我的爸爸正坐在一条田埂上抽烟。你瞧，我爸就是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人，他不愿去凑那个热闹。团长说，快去快去，秋江找你。我爸说，算了吧团长。你代我向他道个别就行了，我对他也没啥好说的，该说的以前都说了。当团长说明白秋江的意思后，我爸不好再拒绝。就这样，我爸骑上连里那辆叮咣作响的破自行车，在众目睽睽之下驮着秋江往火车站赶。火车进站了，秋江突然想起什么，他从军用挎包里摸出那支笛子，双手捧着递给我爸，说，排长，留个纪念吧。

现在，在这个特殊时刻，我爸下意识地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那支竹笛。他试着吹了几下，吹不成调。除了抽烟和偶尔喝口洒，我爸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但这支普通的竹笛却让他想起那些结束了的故事。他想起一九七八年以前，他手下的兵里，父母亲是县团级以上干部的，不少于一个排。而这种景象在他以后的军旅生涯中再也没有碰到。

现在，我爸必须面对复员老兵可能发出的挑衅。副连长外出学习，三个排长都很年轻，最重要的是，指导员李朝纲在这时候回老家看望父母去了。也就是说，连队全指望我爸撑着。每年这时候，总有个把儿平时和老兵闹过不愉快的干部找理由走开，显然他们担心老兵离队之际会让他们栽面子。比如指导员李朝纲，去年曾有一个复员老兵当着他的面摔了一个碗，要不是别人紧拉慢劝，那家伙不定给他什么难看呢！平心而论，李朝纲工作能力还是蛮突出的，他口才好，写经验材料是把刷子，点子好多，遇事灵活，这使他在上级眼里是个很能干的基层主官，前程明摆着比我爸远大。他的最大弱点是贪小便宜。去年春天，李朝纲到市场上买来三只生猪蹄，然后交给炊事班长韩向阳，让放到大冷库里冻上，从这以后，李朝纲隔三岔五就吩咐韩向阳把一只或两只猪蹄送到他家里，到了年底，他竟然对韩向阳说，我的猪蹄还没吃完吧？那好，你把剩下的全取出来送我家去。

我想我爸一定从李朝纲身上得到了启发。有一次他对我说：“天下的人里，我最瞧不起那些自私鬼！天下人的缺点中，我认为最大的缺点就是自私！”这可能就是我爸和李朝纲关键时刻会发生分歧的原因所在。我爸好歹是一连之长，好赖管着百十个弟兄，难免有人探家归来或是平时带点土特产来我家串门，他唯一的表示就是不屑地用脚点点人家放在地板上的东西，目光灼灼地盯着对方说：“什么好玩意儿？噢，两条烟。你呀，太瞧不起你的连长了，他再穷也不缺你这点东西。听我的，拿回去散给弟兄们，等你将来混好了，还记得我老王，给我买辆车我也敢坐！”如果对方执迷不悟，我爸就会板起脸：“是不是要我帮你拎回去？”有时趁我爸不在，我妈把东西留下了，我爸知道了就会冲我妈发火：“真是穷不起了，你是不是盼着我给开回老家种地？”我妈知道自己理亏，一声不吭。以后再有人来敲门，我妈就习惯性地先从门缝里瞅瞅，如果对方手里拎着东西，我妈就吓得不敢开门，她隔着门缝对人家喊：“老王不在家，你去连队找他吧。”

窗外白杨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光，萧瑟寒风扬起地上的尘土。部队此时停止了正常训练，集中精力进行老兵复员事宜。事情并没出乎人们的意料，那一年我爸连里确实有几个老兵想在离队之际“痛痛快快干一场”。我爸作为一个已经有十五年军龄的职业军人，他当然明白“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的兵法常识。三连的“王”是一个名叫杨志德的济南兵，其他人都看他的眼色行事。他五短身材，一脸横肉，性格暴戾，几年来一直是连里的“重点人”。以李朝纲为首的连队党支部曾采取种种办法做他的思想工作，教育说服不成，又采用纪律处分的方式，但杨志德无畏无惧。他说，处分嘛，老子不怕，给一个提着，给两个挑着，给三个背着，能拿我怎么样！李朝纲多次代表党支部向上级反映这几个兵的问题。团长说，我们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把这几个兵安安全全地送走就行，他们捅了娄子惹了乱子，你们哪个也跑不了！再反映，团政委也火了，说，难道你叫我请他们喝酒不成！李朝纲没招儿了，所以他老父亲一生病住院，他就顺水行舟，干脆请假回老家了。

前天中午开饭时，杨志德嫌炊事员小巩给他打的菜里有两块肥肉，当即把饭碗扣了。小巩是个新兵，没见过这阵势，扔下勺子哭着跑开了。一个叫王大明的天津老兵跟着起哄，抬脚踢翻了一张板凳，弄得全连的人都没了食欲。我爸黑着脸一言不发。我想他一定恨得咬牙切齿。但在几年后我们再谈起这个话题时，我爸却摇摇头说：“千万不要小瞧那些有缺点的兵，上了战场，往往是这种人不要命。和平时期嘛，人们更易喜欢那些谨小慎微的人。”

当晚，我爸分别找老兵们谈话。天津兵王大明说：“李朝纲曾答应为我解决组织问题，而且还收了我两条大前门烟，现在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爸咧嘴笑了，他拉开抽屉，拿出同样的两条烟说：“我也送给你两条，你要走了，算是我的一点心意，你要认我这个连长，就收下。”

王大明一拍桌子说：“我不要烟我要党票！”

我爸把桌子拍得更响，说：“你配吗？你不配！”

王大明说：“不配的多了，你们不给解决我就要闹！”

我爸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我告诉你，现在连里听我招呼的不下一百人，只要我打声口哨，就会有人进来砸断你的腿！闹大了没关系，老子大不了回家种地去！”

王大明是个欺软怕硬的滑头鬼，见我爸来了硬的，他马上不再吭气，低头抓起那两条大前门退了出去。后来我爸谈起这个兵时直摇头，说这家伙忒没出息，送给人家两条破烟还念念不忘。果然，六年后传来消息：在天津一家工厂干财会的王大明因贪污公款被判了无期徒刑。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爸没有因为预言应验而自得，更没露出丝毫幸灾乐祸的表情，他反而感到内疚。我清晰地听到他叹了一口气，说小王好赖跟我干了四年，他变成这样子我心里不好受。

我爸没有找杨志德谈话。第二天晚上，我爸正在连部枯坐，文书小吴慌慌张张推门进来，说：“连长不好了，杨志德耍酒疯，打碎了宿舍玻璃，摔了暖壶，他们班长和排长劝不住，弄不好要打乱仗。”

我爸说：“知道了，你通知全体人员，都在宿舍里待着，谁也不要声张，就当没这回事。”

说完，我爸从文件柜里抽出一个薄薄的牛皮纸袋，大步跨进靠近水房的那间宿舍，一屋子的人都怔了怔。杨志德脸膛赤红，小胡子哆哆嗦嗦，手里提着个酒瓶子，咆哮道：“你们算个，团长来了老子都不怕！”

我爸平静地说：“除了杨志德，你们都出去。”

大伙儿都愣着不动。我爸又说：“怎么，你们怕杨志德杀了我不成？他没这个胆量，你们不用担心。”

众人这才磨磨叽叽地往外走。我爸抬脚砰的一声踹上门，他刚想说什么，听到门外还有动静，就又拉开门，使劲吼道：“都给我站远点！”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突如其来的安静使杨志德看上去有点不大适应。还是我爸先开了口，他说：“杨志德我知道你心里窝着火，想找个人打一架。那就咱俩过过招吧。我还知道你练过武功，我可能打不过你，但我不怕你。我这个人平时怕死，现在我不怕死。你先来吧！”

杨志德愣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好像没听见我爸说了什么似的。我爸说：“你怎么不动手？你不动手就是孬种！”

杨志德的小胡子又哆嗦一阵，我爸注意到他手中的酒瓶子也跟着抖动，他脸上的横肉赤红得几乎滴血。我爸哼哼一笑：“你不动手，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我爸边说边举起右手。杨志德下意识地倒退两步。

接下来的过程颇富戏剧性。当我后来听说这件事情后，我觉得那个晚上的我爸简直称得上优秀的演员。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甚至可能也出乎他自己的预料，我爸的右拳在下落的过程中突然改变了方向，嗵的一声砸在他自己的胸脯上。随着这记闷响，他摇晃了几下，差点跌倒。可以想象，我爸把所有的愤怒、羞惭和期冀都凝聚在了他的拳头上，这一拳的分量完全能够将一个人击倒在地。但我爸没有倒下，他只是摇晃了一下，仿佛有一股狂风猛烈灌入他的躯体，胸膛里发出烈焰腾空般的轰轰声。杨志德惊呆了，手中的酒瓶颓然落在水泥地上，发出一声喑哑的爆裂声。我爸血红着眼睛，挺直腰板，厉声喝道：“杨志德！呸！你的良心让狗吃了！知道我为啥不打你？你不配！好好，我不怪你，你本来就是个渣子。但部队这个炉子没有把你炼好，他也有责任，就让我替它担这个责任吧，他娘的！……”

我爸边说边举起右手。这时，杨志德像刚醒过来似的，迟疑了一下，上前两步拉住了我爸的胳膊。我爸猛地甩开他的手，从右手捏着的牛皮纸袋里抽出一沓纸片，说：“你听着，这是你几年来写的决心书、检讨书，既然它们一点作用没起到，留着又有何用！”

话音未落，我爸就把那一沓厚厚的纸片撕得粉碎。他手一扬，纸片像飘飞的雪花一样布满了整个房间，仿佛他挥手之间就从老天爷那里申请来了鹅毛大雷。杨志德犹如被抽筋断骨一般，缓缓蹲下，蹲在雪后白茫茫的地上，脑袋低垂着，一点一点捡拾冰莹玉露般的碎玻璃片子。我爸看都没看他，大踏步走出去，冲着在走廊里探头探脑嘁嘁喳喳的兵们低声说：“没事了，熄灯睡觉。”

我初来时的孤独感很快就成了往事。本来孤独就是一个含义不清的概念，当你不怕它时，你就是在深山老林待上十年，你也感觉不出什么；而当你害怕它时，你就是住在闹市，它也会时常光顾。我先是和军营里年龄差不多的四五个男孩交上了朋友，我们的父亲都是基层军官，而且他们也刚随军不久。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家乡都很贫困，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所以我们很容易沟通。那些家在城市或富裕地区的军官是轻易不会让自己老婆孩子随军的。

天气热起来后，我们几个男孩喜欢用柳条扎个帽子，模仿电影里游击队员的样子戴在头上，手里握一根木棍当枪使。见后面有女同学相随，我们就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瞄准，等女同学走近后，我们突然跳出来，大喊“缴枪不杀”，然后嘻嘻哈哈地一起去学校。有时路上玩野了性子，耽误了上课，老师倒不怎么为难我们，但如果被校长发现，就会有点麻烦。我们的校长五十多岁，又矮又胖，不长胡子，说起话来声音尖尖的，听说他终生未娶。我们的校长虽然面目和善，但他其实很严厉，学校里的捣蛋鬼见到他就像耗子见到猫一样。偶尔校长撞见我们迟到，远远地就扯起尖嗓子说：“哪个班的？”我们吓得挤成一堆不敢吭声。这时边上如果有个认识我们的老师说一声“部队上的”，校长就说：“部队上的？部队上的孩子都有国家正式户口，有正式户口，也得好好学，你们不想想，那户口来得容易吗？”从这件事情上你能看出，牛头山一带的人对外地人是很友好的，他们从来不排斥我们这些远方来的人，而且还对我们格外关照。不知是因为当地教学质量差，还是由于我们过于贪玩，据我所知，牛头山军营的干部子弟在整整十年间没有一人考上大学，只送走了两个中专生。一九九〇年，我们的校长得了绝症，在他弥留之际，我约几个同学去县医院看望他时，他还曾断断续续谈起此事，他说：“咱这地方不比城市，教学质量不过关，没给你们部队培养出几个高才生，我很遗憾。”我们拉着校长的手哭了，有个同学说：“校长，不怪学校，只怪我们自己不争气。”

确实怪我们自己不争气。我们除了上课迟到，还时常相约着到老百姓的果园里偷瓜摸枣。也许我们在老家的田野上野惯了，乍到这个多少有点城市化的地方一时还改不过来。其实，牛头山的果农都很好客，哪怕你是一个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人，如果你饿了渴了，只要你大大方方走进他们的果园，不用你开口，他们就会主动拽住你，请你放开肚子品尝他们的劳动果实。但是我们不想腆着脸皮走进人家的果园，我们愿意采取秘密行动的方式，到“敌人”的眼皮底下去“虎口夺食”。因此，每次行动前，我们都研究一番行动方案，制定一个行动计划，比如谁来打掩护、谁来“主攻”、谁来接应等。但每次获得的“战利品”我们并不看重，每次得手后，我们不敢把它们带回家去，家里也不缺少，我们都是兴味索然地胡乱吃下几个果实后，其余的就摆放在公路上，然后躲在一边观察，耐心等着过路的人把它们捡走，末了我们带着大功告成的愉快心情回家去。

在我到达牛头山军营后的第二个年头，秋意正浓的时候，我们决定袭击刘宝亮的葡萄园，原因是我爸连队的文书小吴多次向我吹牛，说要带我去吃刘宝亮的玫瑰红，可迟迟不见他行动。那天下午放学后，我们把书包里的一应学习用具埋在路边的一丛杂草里，掖上空书包，先是朝目标迁回，然后匍匐前进，慢慢接近目标。刘宝亮家的葡萄园用干树枝和荆棘环绕着，上面爬满青青的藤蔓，看上去像敌人阵地上的铁丝网，这使我们更加兴奋。我们费了很大劲才弄开一个口子，刚好能钻过去。我先伸进去脑袋，听听里面没动静，便蹬腿示意他们跟我进入。刘宝亮家的葡萄的确名不虚传，数不清的葡萄串在夕阳的照射下流光溢彩，溢出一嘟噜一嘟噜的醉人清香。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摘满了几书包。但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就在我们撤退时，突然发现一个五十多岁的干巴老头手持一把铁锹，横刀立马一般站在我们身后。他就是葡萄园主刘宝亮了。刘宝亮说：“小崽子，看你们往哪里跑！”

我们没有跑，因为刘宝亮话音未落先笑了起来，笑得脸皮乱颤。他扔掉铁锹，说：“部队上的？你们这些孩子，瞧不起我老汉咋的，想吃葡萄从正门进来摘就是了，用得着钻洞子？嘿嘿，小狗才钻洞子。”刘宝亮的俏皮话把我们都逗乐了。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右肩膀被荆丛划破了，正一跳一跳地疼。刘宝亮赶过来，拽下腰里掖着的灰白色毛巾按在我的伤口上。接下来，如果没有那句多余的话，我们会愉快地离开这里的，但和我同班的同学说了，他说：“刘爷爷，他爸是三连王连长。”

刘宝亮眉毛一拧，脸上漾开的笑纹极快地收拢，那张脸就变成了一枚硬核桃的样子。同时他把按在我伤口处的毛巾抽下来，愤愤地说：“我正要找你爸算账呢！他连里有个姓吴的南蛮子，脸皮忒厚，缠着我家闺女不放。啥玩意儿嘛。惹恼了我老汉，看我不砸断他的狗腿！”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这时，有个清脆的声音在那边说：“爹，你又胡咧咧。你难为人家孩子干啥呀！”透过葡萄架的缝隙，我看到一个小巧玲珑的姑娘朝这边走来。她皮肤白皙，长发披肩，穿着短衣短裙，脚蹬半高跟凉鞋，眼睛又大又黑。她这身打扮和城里的女孩子没什么两样。她自然便是刘玲了。刘玲不再搭理她的爹，她款款走到我跟前，冲我友好地笑了笑：“你就是大春兄弟吧？看长得多精神，虎头虎脑的。”她边说边掏出一只绣花手帕，爱惜地在我肩部的破口处拭着。我闻到了一股沁人的香气——不知飘自她的身上，还是来自她的绣花手帕。我想起小吴说过，他的耳垂和我的相似，像一颗玛瑙，就抬眼去瞅，但她的耳朵被长发遮盖着，耳垂隐隐地藏在里面，看不到。

刘玲不理会她爹的唠叨，一直把我们送到大路上。我们书包里的葡萄都是她重新为我们摘的，她说我们自己摘的那些半生不熟，不中吃。分手时，她特意把我叫到一边，俯下身子叮嘱说：“好兄弟，千万别把我爹的话告诉你爸，他老糊涂了，嘴上没个把门的。”我虽然对她和小吴的事感到蹊跷，但还是点了点头。走出好远后，我才想起刚才应该借机再看一眼她的耳垂，她的脸就在这么近的地方，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至于我和我爸连队里那些兵们的关系，我更是熟悉得一塌糊涂。不出三个月，我就把全连百十号人的名字全记住了。在路上遇见他们，我偶尔会假模假式地背起手，板起脸，突然叫出他们的名字，对方通常是条件反射一般响亮地答一声“到”，双脚立正站好，然后我就得意地笑了，挥挥手说，没事没事，忙你的去吧。有的老兵被我的样子逗得嘿嘿直乐，说，小崽子人没长大，倒学了一副官相。我经常每天放学之后并不忙着回家，总是背着沉重的书包拐到大操场上，然后盘腿坐在白杨树的阴影里看兵们操练。我看到我爸倒背着手在队列前踱来踱去，像在悠闲地散步，眼睛根本不看正在进行队列训练的兵们。但如果谁认为他们的连长正背对着自己，从而做起动作来有些懈怠，那他可就错了，他们的连长即便闭着眼睛也能觉察出谁在磨洋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些兵们周而复始地练习齐步、正步和跑步。多年之后，当我也站在这样的队列里时，我才发现这种周而复始的机械动作是非常枯燥的，但它既能消磨人的意志，也能塑造人的毅力。至于哪种说法更确切，全凭你自己体会了。

我还常常在兵们休息的时候溜到兵们的宿舍里玩，兵们总是把我团团围住问这问那。有一次他们哄着我喝酒，用筷子沾一点酒让我舔，但这个让我舔一下那个让我舔一下，居然把我灌醉了。两个兵把我扛回家，只说我困了，半夜里，我妈从我的呕吐物里闻出酒味，才知我喝了酒。和兵们的接触一多，渐渐地我发现他们都很关心男人与女人的事情。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追问我晚上睡觉时听到什么啦，因为我确实没听到什么，所以我的回答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就耐心地教我，让我选择我爸回家睡觉的夜晚，先假装睡着，最好是还打几个小呼噜，然后仔细谛听我爸我妈干些什么。起初我没有识破他们的诡计，真按他们教我的办法做了一回，果然听到一些动静。再去兵舍里玩时，我就一五一十地讲了，乐得大伙儿前仰后合，有一个兵居然躺到地上打了个滚。但过了没几天，我妈就把我睡觉的小木床搬到了另一个房间，并板着脸宣布从今以后让我和大人分开睡。我这才懵懵懂懂觉出我办了傻事。长这么大，我跟我妈一天也没有分开过，但现在我变成了异己分子，心里不由得空荡荡的。当天晚上我爸没回家，睡下后我又爬起来敲我妈的门，央求说：“妈，让我在你们的屋里再睡一宿吧。”

我妈拉开门，扑哧一声笑了，脸一红说：“都怪你，丢死人啦，我都不敢出门啦。”

那天晚上我和我妈睡在大床上，说了半夜的话。在已经走过来的岁月中，我们母子比他们夫妻在一个房间过日子的时间要多得多。以前我没觉出啥，但那个夜晚却让我无比留恋。那天晚上，我妈讲起我很小的时候，她在清冷的夜晚守着我，伴着孤灯为我爸纳鞋底。她说，后来才知道你爸根本没怎么穿那些结实的布鞋，最后都生了虫扔掉了。而我妈常常是公鸡打鸣东方发白时才熄灯睡觉。有时街上的二流子深更半夜来敲窗户，她明明知道他们在吓唬她，可仍然吓得哆嗦，又不敢喊叫，怕别人误会，情急之下就扭我的屁股，我一哇哇大哭，她就觉得什么也不怕了。我妈讲到这里，我忽地坐起来说：“妈，以后谁再敢欺负你，我就打烂他的狗头！”

“可妈已经老了，快成老太婆了，谁还来欺负。”黑暗中，我妈轻轻地说。

经过这场小小的风波，我变得聪明多了，那些兵再也没从我嘴里抠出一星半点“晚上的事”。说真的，当我后来以一个兵的身份进入营盘时，我终于理解了他们。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对未来生活的渴望和想象是难以遏制的，也是自然而然的。我一直忘不掉牛头山军营的一个笑话，说是若干年以前，有一个沈阳籍的兵因为在夜幕降临之后，跑到“临时来队家属招待所”某个房间的后窗根下窥视，挨了处分，被提前安排退役。有人说那个兵曾经是我爸当副连长时的部下，我爸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这样的部下。我爸又说，你在营盘里待着，别的毛病可以原谅，这个毛病却不行！

然而转过年来，我爸最不想原谅的毛病却在他十分喜欢的连队文书小吴身上出现了。那天刘宝亮喝了酒，摇摇晃晃来部队找我爸“算账”，却在营门口碰上了营里的教导员，心急难耐的刘宝亮就把小吴的“恶心事”说了。教导员感到事情有点不妙，生怕引起军民纠纷，就好言软语把刘宝亮打发走了，然后把我爸和新到任的指导员赵义金叫到营部问情况。那时李朝纲已调到军政治部当干事了。赵义金初来乍到情况不熟，我爸这个时候可以一手遮天。于是我爸矢口否认，说刘宝亮是个有名的糊涂蛋，眼神也不济，兴许看花了眼认错了人。并且大包大揽地说，如果真是小吴所为，捅了娄子他来担这个责任。当时小吴回到四川探亲，只有等他回来再说了。

其实我爸已经猜到了几分。晚上，他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把这件事情讲给我妈听，我忍不住就把那次在葡萄园里的见闻讲了。我爸听后当即发了火，说：“你为啥不早告诉老子！”吓得我躲进自己的房间不敢露面。在我的记忆中我爸极少冲我发脾气。

五天后，小吴怀揣我爸发给他的加急电报赶回来。我爸派人到车站接的他，直接把他接到我家里。他们进到我的小房间，关上门。我贴在门口听了一阵，听到我爸拍了几下桌子，还有小吴哭鼻子的声音。最后小吴嘟嘟囔囔说，我爱她，她也爱我，我们追求的是真正的爱情。我爸冷笑一声，粗鲁地说：“当兵的，少空谈什么爱情。啥叫爱情？日子能过得下去就算是爱情！”

接下来我爸对小吴的态度令人摸不着头脑。我爸在支委会上坚决反对再把小吴列为党员发展对象，同时在全体军人大会上大张旗鼓地表扬小吴工作细致，任劳任怨。营里几次追问小吴的问题，我爸不客气地顶了回去。半年后，小吴退伍回乡，我爸亲自去车站送他上了车。但仅过了一个月，我却又在刘宝亮的葡萄园里发现了小吴，他穿着时髦的便装，头发梳得油光光的，正和刘玲说说笑笑摘最后一茬葡萄。见到他，我吓了一跳，以为撞了鬼，扭头就跑。小吴迈着速度极快的步子奔过来截住我，乐呵呵地说：“这园子现在我说了算。弟弟你怕啥子呀！”

我突然明白了，说：“你好狠心，也不去看看我爸。”

小吴眼圈一红，说：“我做梦都想见连长。可他说过，三年内不准我踏进军营半步……”

多年以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爸我妈的感情生活，就像很多人那样，既想了解父母的爱情，又怕知道得太多太细，从而生出不必要的尴尬和难为情。通过我的观察，我没觉得他们有多么亲密，但也没感到他们有多么生疏。他们谈不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也算不得一见钟情、烈火干柴。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爱情，难道真像我爸说的，当兵的，能过得下去日子就算是有爱情？

说起来，我爸我妈还是小学同学，不过他们在学校时几乎没说一句话，更谈不上有什么往来。我爸当兵当到第三年头上，村上的媒婆孙王氏踮着一双小脚找我爷爷提亲来了。孙王氏是职业媒婆，我的家乡苇河镇周围十里八乡经她撮合成的夫妻不下一百对。孙王氏这样做并非是助人为乐，而是为了讨几顿酒菜几斤点心。孙王氏给我爸提的这门亲事的女主角就是后来的我妈。我爷爷笑呵呵地捋着胡须说，好啊好啊，二小子一回来就见面。年底，我爸回来了，孙王氏张罗着让他们相了亲。那个假期里，我爸领着我妈到县城唯一的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看了一场样板戏，在一家小饭铺吃下了二斤大肉包子，我爸还给我妈买了一块卡其布；我妈则为我爸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两双绣花鞋垫。春节一过，我爸就回部队了。等他一年后再回来时，他已经穿上了四个兜的军装，成了意气风发的小排长。

那个年代，年轻军官找对象大概就和如今大款找情人一样，有很大的主动权。一些在农村老家定了亲的一旦提成小军官便后悔不迭，他们从土地上来，不愿再在土地上留下个尾巴，纷纷明里暗里地进行艰苦卓绝的“退亲”战斗，喜新厌旧情绪使军营躁动不安。而部队也适时开展了痛打“穿军装的陈世美”行动，一时闹哄哄的，营院里常常见到乡下来告状的农村姑娘，她们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哭哭啼啼，眼睛红肿，他们的父母愁眉不展，唉声叹气。那些提干前没慌慌定亲的小军官暗自庆幸自己有远见之明；那些经过艰苦奋斗的努力达到退亲目的的则喜上眉梢，干劲倍增；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脱不了身的军官则像突然老了十岁，脾气明显地变坏了。更有甚者，不仅婚没退成，反而遭到处理，重新回到了土地上。和我爸同年入伍同批提干的侯四科就是一个活典型。侯四科入伍前就定了亲，他的对象是个有心计的女人。侯四科提干后提出退亲，他的对象二话没说跑到牛头山军营，哭求无效后，就把一件沾了血迹秽物的内裤交给了领导。这件女人的内裤决定了侯四科被处理回乡。大约我六岁那年，我爸回家休假，突然想起这位战友，就带我步行四里路去看望他。我们在他家的西瓜地里找到了他。当时他躲在窝棚里喝酒，他的女人正顶着烈日锄草，他的儿子在一棵枣树下睡着了，黑蚂蚁爬了小家伙一身。我见他家的西瓜比别人家的要小许多，人家地里的瓜像大人的头，他家地里的瓜像小孩的头。我爸和他很少说话，他们默默地喝净剩下的酒，侯四科哑着嗓子冲女人的背影喊，摘个瓜来吃。女人背对着窝棚说，瓜都不熟呢，你们喝绿豆汤吧，壶里有。侯四科恼了，骂骂咧咧道，妈的，谁说不熟。我爸没拉住他，他趔趔趄趄走出窝棚，搬来一个切开，果然不熟。他又搬来一个切开，还是生的。再摘一个，仍是不中吃。最后我们挑拣着每人吃了几口，不是个滋味。回去的路上，我爸一言不发，我以为他同情侯四科，谁知他却冒出一句：“他们是自找的！”

在那个特殊时期，我爸是怎么想的？按说那时他和我妈在感情上陷得还不深，他及时撤退似乎不应有太大的阻力，可以肯定，会有好心的战友、朋友乃至个别关心他的领导提醒他抓住机会，当断不断后患无穷。我妈后来曾经零零星星对我谈起，那些日子她都做好了散伙的准备，一旦我爸变卦，她再嫁别人就是了，她不会掉一滴眼泪的。“没准儿我能找个更好的。”我妈自信地说。可我爸却依照先前约定的日子回来完婚了，而且脸上丝毫看不出有什么不快活。我妈仍是不放心，就提醒我爸想妥了再办事，免得以后后悔。我爸说，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包括婚姻、事业，都是命中注定的，你想改变没那么容易，你得付出更大的代价。我爸又说，他们原本从土地上来，却又想完全脱开它，脱不开的，他们慢慢就会明白。我爸还说，一个男人，如果指望靠婚姻来捞取什么，这个男人就不是男人，连女人都不如。最后，我爸干脆幽默地说：“家乡的小菜，吃着可口哪！”我爸天生没有幽默细胞，可他关键时刻一句幽默风趣的比喻，把我妈逗得咯咯直笑。我妈的心随即变踏实了。我妈对我说：“就凭你爸这几句话，不管他以后怎么待我，我都不生他的气。”后来南方边境发生战事，我爷爷夜里睡不着，把我妈叫过去拉呱，我妈就对我爷爷说：“万一大春他爸有个三长两短，不管他怎样，我一辈子都是老王家的人。我说到做到！”

我爸和我妈的关系就是这样，他们常常大事不糊涂，小事却拌嘴。但如果你赞扬他们忠贞不渝，我爸会说，喂，你先给我讲讲那个“渝”字怎么写，噢，懂了，那都是文人编的，我看是狗屁，只要两人都不往别人被窝里钻，就可以了，你还想怎么着？

我有一个同学，他妈是我妈来部队后交的干姐妹之一。他的爸爸当年也曾加入过庞大的退亲行列，但阴谋没有得逞，结婚后，和老婆的关系很淡，人称“钢铁战士”。他妈时不时来我家找我妈哭诉一番，说男人几个月都不和她“好”一回，我妈陪着唉声叹气。有一次我爸对她说，弟妹，他不和你“好”，你就和别人“好”嘛，你跟他客气啥！

我妈刚到家属工厂上班时，有些自卑，因为所有的家属中，数她男人的官最小。渐渐的，我妈就有了一种优越感——她的优越感就是同这种女人相比后得来的。

大约在我十岁那年，我认识了一个叫雯雯的女孩。

雯雯随她妈妈从上海来牛头山军营探亲。雯雯的爸爸是团里的副政委，我经常在路上遇见他。他瘦高个头，不论什么样式的军装穿在他身上，都很合体，所以他一点都不像那些邋遢的军人。他见了大人不爱讲话，见了孩子却主动上前摸人家的脑袋，眼睛亮晶晶的，我的脑袋被他摸过不下十回。雯雯差不多每年暑假都随妈妈来部队，去年这时候我曾在营院里和她打过几次照面，但没留下什么印象。雯雯的妈妈却是牛头山人经常谈论的话题。她好像姓郭，个子很高，眉毛很淡，嘴唇很红，皮肤很白，脖子很长，胸脯很鼓，腰子很细，走起路来胯扭动得厉害，好像鞋底上安了弹簧。离她老远，就能闻到她身上的香味。传说她年轻时当过舞蹈演员。只要她这只“白天鹅”一来军营亮相，这里的女人好像连路都不会走了，不过她很少出门。

这个暑假里，雯雯一家临时住进我家后面的那排平房，和我家正对着，两排房子中间栽着棵一人多高的玉兰树。透过窗户，我有时见雯雯在房前的青砖地上玩耍，固执地追踪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或者手捏一只花壳瓢虫眯起眼睛对着阳光观察，说，你呀，比太阳还亮。雯雯喜欢穿牛仔裙，头发束在脑后，特有礼貌，一看就知道是大城市来的，她好像比我大一岁，比我高两个年级，比我多懂不少事情。让我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是，她的个也比我高出不少。

一天下午，突然下起雨来，正在玉兰树下看书的雯雯慌忙跑进屋里。我站在后窗前，透过玻璃上滚动的水珠，空中斜斜的雨丝和玉兰树晃动的枝叶，凝望着雯雯的窗子。突然，我看见了雯雯。雯雯此时也站在窗前朝我凝望。我们几乎在同一个瞬间举起手来朝对方致意。接下来，我们都没有走开，我们不约而同地，也是徒劳地用手在玻璃上擦来擦去，试图更清晰地看到对方的面容。我看到雨水在雯雯面前的玻璃上汩汩流淌，仿佛泪水流在她脸上，或者流在我脸上。后来天放晴了，遍地是夕阳的碎片，雯雯兴致勃勃地来到院子里，光着脚丫踩水。她被一株樱桃大小的花朵迷住了，那株小花在雨后呈现出冷艳逼人的光泽。我听到她喊她的妈妈，问这是什么花。我还听到她的妈妈责怪她，好像说她不要像个乡下人似的。

我很想推开窗子大声告诉她，那是一株红绒花。我家乡河滩上有好多这样的花，牛头山临河的那面草坡上也有好多。我穿上雨鞋，出了营门，忙不迭地跑到遍布着红绒花的小树林里，一口气采下许多。第二天一早，我把它们摆到我的后窗台上。果然，雯雯从她的房间里看到了它们，她一步三回头地、迟迟疑疑地走到我的窗下，轻轻敲了敲窗子。我把窗子拉开一条缝，看到她冲我甜甜一笑。仿佛我们相识已久，她没有流露出一点羞涩的表情。她告诉我，她很喜这种花，也很喜欢这个地方。她还说，她的妈妈正在睡懒觉。后来，她捏起最艳的一株花放在鼻下嗅着，说：“我只要一朵。谢谢你，弟弟。”

雯雯和她妈妈是半夜里走的，她们回上海了。临走前她对我说，明年这时候她还会来。我记住了雯雯的话。在以后漫长的一年里，我觉得我长高了许多，肯定超过了雯雯。一年后，她果真又来了，长发变成了短发，短裙换成了长裙。但来了没几天，约一个星期吧，她的妈妈就要走，说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她告诉我这事的时候，我看到她又圆又亮的眼睛里含着忧伤。临走的那天上午，她隔着窗子央求我领她去看看山，她说她一共来这儿五趟，可一回山也没爬过。我说你妈妈同意吗？她说他们现在顾不上我了，我就是丢了，他们也不会晓得。我点点头，和她一前一后出了营门。我们来到遍地是红绒花的临河的山坡上，初升的太阳照得我们身上汗津津的。我脱下身上的小褂，说要采好多花让她带回去，带给她的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带给她的同学的老师。她望着我，缓缓地摇摇头，说：“弟弟，勿要采，让它们好好地生长吧。”说这话时，她的眼睫毛上挂着一排细碎的泪珠，亮晶晶的，晃着我的眼睛。

那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牵着她柔软的小手，走过小树林，走过铺满野花的山坡，走过一片大青石，越过一个山冈，最后走到清幽幽的小河边。一路上我们很少说话，从不远处的草丛里蹿出一只野兔也没能引起我们的欢呼。我们站在小河边，看水打着旋儿流淌。她见我脸上挂着汗粒，就掏出一只干爽的手帕，为我拭去汗滴。然后她突然把那只小手帕展开，搭在我滚烫的脸上，然后她踮起脚尖，隔着手帕轻轻吻了吻我的额头。我感觉着她香甜的呼吸，一动也不敢动。那个瞬间，我听到了身上骨肉蓬勃生长的声音。

雯雯和她妈妈还是坐半夜里的火车。那天夜里，我毫无睡意，长时间地趴在窗台上，听着对面的动静。月亮露脸后，来了一辆小车。雯雯的妈妈头一个钻进去，雯雯站在车门口依偎着她的爸爸。她的爸爸则猛地搂抱了她一下，直到她妈妈催促了三遍，她才上车。

第二天上午，我睡到很晚。起床后，我习惯性地趴在后窗台上往外看。这个习惯性的动作后来我持续了好久。突然我发现窗玻璃外的水泥台上放着一支银光闪闪的钢笔，上面缠着一根红丝带，而且红丝带缠成了一朵花的形状，那支钢笔仿佛是花的秸秆。我打开窗子，把它紧紧握在手中，久久不愿松开。我知道以后再也见不到雯雯了。我还想到，从这一天起，我的童年该结束了。我甚至觉得，雯雯能影响我的一生。

这年年底，雯雯的爸爸转业回了上海。但后来还是听说，她的爸妈离婚了。春节前，我收到了雯雯寄来的一张贺年卡。我没有漂亮的贺年卡寄给她，就给她邮去一朵已经干枯了的红绒花，那是我在她走后的第二天专门为她采的，半年多来我一直把它压在枕头下面。

此后，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

一九八七年春天，我爸的三连出了一件大事故。就是这个变故，改变了我们家未来的生活道路。

在那之前，军区司令部的一位处长来我爸的连队检查指导工作时，发现我爸是个“人才”，就暗示我爸说，他的处里还缺一名参谋，他认为我爸是个合适的人选。我爸着实高兴了一阵，还借去军区机关办事的机会“活动”了一下，并且捎带着把我带进省城见了见世面。那段时间我妈比谁都激动，她说：“他爸呀，你在这个山沟沟里待了十八年，真该出去换换空气啦。风水轮流转，就是轮也该轮到你啦！”

团里见军区机关看上了我爸，也随即发现我爸确实是个“人才”。团长说，你调走，我们虽然舍不得，但会支持你。政委说，即便调不走也没关系，秋天让你当军务股长（这是个肥缺）。这个时期的我爸确有点“前途无量”的味道。

偏偏这个节骨眼上，三连出了事故。

肇事者是一班班长苏跃雷。

苏跃雷是烟台市人，长相英俊，身材高大，训练刻苦，带兵有方。他的班无论军事训练、政治教育还是内务卫生，都是全连最好的，几乎无可挑剔。你只看他一眼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很有素养的兵，这样的兵连队里并不是太多。曾有人给他开玩笑说，把他调到三军仪仗队去，他一点都不比那些人差。我爸平时对他喜欢得不得了，多次说苏跃雷是个好苗子，这样的兵代表着军队的未来，应该重点培养。有一次团里搞共同科目评比，一班在全团拿了最高分，我爸特意把苏跃雷请到家里，大声招呼我妈给炒几盘菜，再弄两盅酒来犒劳犒劳他。他红着脸把酒喝了，没吃几口菜。那天他还辅导我做了几道算术题。别人早就把他当成我爸眼里的“红人”，处处高看一眼。

那个不幸的夜晚，大约一点多钟，整个牛头山营盘都被一声锐利的枪响惊醒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人们凭感觉意识到，和平时期的每一声枪响都是不正常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晚我爸是在家里过夜的，听到枪声，他爬起来边披衣服边往外跑，居然忘了穿鞋。我妈追到院门口，奋力把他的臭胶鞋扔给了他，才使他不至于赤脚跑到出事地点。事实上他还是把鞋穿颠倒了，因此在路上奔跑时，他感到别扭，仿佛脚下有鬼，摔了两个跟头，膝盖出了血，头皮一阵阵发麻。

出事地点就在大操场的中央。我爸赶到那里时，已经有几个巡逻执勤的哨兵在哀哀地呼叫。他们见到我爸，哭着说：“苏跃雷……”就说不下去了。我爸的眼里金星闪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双腿跪在地上，抱起苏跃雷渐渐冷却的尸体，像抱着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他五脏六腑黑血喷溅，染红了半边天。很多人战战兢兢围上来，团保卫股和警卫排的人把他们吆喝走。三连指导员赵义金唉声叹气，营长教导员把我爸拽到一边，团长政委黑着脸一言不发，气氛压抑得宛若火药桶即将被点燃。

保卫股的人在几分钟内就得出结论，苏跃雷是自杀。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太阳穴，黑血涂满了他原本英俊不凡的脸。这是一个老掉牙的血腥场面。他的上衣兜里装着一封简短的遗书，大意是：他不想活了，所以决定自杀；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三连是个好集体，连长指导员都是好领导，同志们都是好兄弟。下面工工整整地署着他的大名。

一班的战士们回忆说，这晚轮到他们班负责营院巡逻，熄灯时，弟兄们劝他，反正是例行公事，班长就不要亲自去了。苏跃雷说他不放心，还是出去转转。他抓过专门为巡逻队配备的手枪（按规定不发子弹，他自杀用的子弹估计是以前打靶时私藏的），就出去了。大约十二点时，他还回来过一趟，为几个新兵掖了掖被子。接下来就出事了。苏跃雷的自杀简直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因为没有发现任何足以造成他自杀的理由。由于失恋吗？谁也没听说过他谈恋爱；由于前途问题吗？连里早就答应让他今年参加军校招生考试，凭他的文化水平，考军校没问题。也许只有一个理由尚能立得住，那就是他的奶奶是上吊自杀的，而他的爸爸是跳楼自杀的，他有一个姐姐因失恋试图割腕自杀，但未遂。这似乎说明他的家族有自杀基因。不管怎么说，一个人不想活了，谁也拿他没办法。

但不管怎么说，苏跃雷是三连的兵，是在三连死的，三连要为他承担责任。它给我爸造成的后果是，调动一事无限期地拖下来了，三拖两拖也就没戏了。那段时间我爸把自己闷在房间里，沉默得像一块石头。有好几个夜晚他睡不着，仿佛梦游一般到苏跃雷自杀的地方坐上一阵，天亮后别人会在那里看到一堆烟头。我妈以为我爸因调动不成而难过，就去劝他，顺便埋怨了苏跃雷几句。不想捅了马蜂窝，我爸暴跳如雷，说：“你凭什么怪苏跃雷？他人都死了，和他的死相比，我调动的事算个！老子哪儿也不去了，就老死在牛头山，死后就埋在这里！你如果觉得委屈，咱们现在就打离婚！”我妈吓得一声不敢吭。

没有人知道，他实实在在是为一个优秀士兵的死而悲戚。

最终我爸在当了七年连长之后，被任命为团保卫股长，手下只有一个兵，其主要职责是预防犯罪、抓抓小偷小摸之类。他对这项任命非常不满意，因为不能直接带兵了（他原本是想当一营副营长的）。离开了前呼后拥的士兵，他浑身都不舒服，总觉得自己成了军营里多余的人，所以在一九八九年我爷爷去世的时候，他的反常行为的答案就在这里。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大伯拍来电报，说我爷爷患脑溢血去世了，团里立即批准我爸回家发丧。当时部队正准备搞演习，按说保卫股长参不参加演习无所谓，可我爸出人意料地提出，他留下来坚持工作。他打发我妈带我回去替他灵前尽孝。他的做法得到了团首长的高度赞扬，宣传股的笔杆子还为他写了一篇报道，发在军区机关报上。

我爷爷的死使我悲痛不堪。我想起我在家乡度过的八年里，他老人家把全部的爱意都给了我。也许由于当初我爸顶替他的哥哥当兵而使他们的父亲免遭耻辱，同时帮助我爷爷卸下了心头上的某种重负，了却了某种心愿，我爷爷一辈子都感激他的二儿子，一辈子都未能原谅他的大儿子。因为我爸顶替我大伯当兵后混成了干部，我大妈一直觉得她的男人亏了，时常找茬跟我妈作对，我爷爷数次当众破口大骂我大妈，破了我的家乡“老公公不和儿媳妇斗”的世袭的规矩，落下了供人流传的笑柄。

我爷爷临死前留下两条遗嘱：一是自古尽忠难尽孝，不要告诉老二我的死讯（三年前我奶奶去世时，我爷爷就没告诉我爸），让老二安心工作，一定要在营盘里扎下根；二是大春长大了也要当兵。我大伯在我爷爷咽下最后一口气后，不由分说就违逆了第一条遗嘱，马上给我爸发了电报。他说：“我就不信，天底下什么事能比死爹事大！”

办完我爷爷的丧事，我妈带我回部队。可到了家里，发现门锁着，一问才知我爸昨天夜里匆匆坐火车回老家去了。据说他下了汽车，直奔我爷爷的坟前，长跪不起。面对一堆崭新的黄土，他都想了些什么？没人知道。他在老家待了整整一个月，每天都到我爷爷的坟前去，亲眼看着小草从土里冒出来。他超了半个月的假，团里一连发了三封电报催他回来，他置之不理，说，大不了挨个处分，你们随便吧。一个月后，他满脸脏胡须像个野人似的回到牛头山，却没人再提关于他超假的事。

我爸那段时间反差极大的表现令人费解，我也是在许久之后才找到答案。演习前，有传言说一营营长要去军事学院深造，可演习结束后，一直未见一营营长去上学，我爸妄图接替营长一职的小算盘就落了空。他说，我以前从没想过要当什么“典型”，这是唯一的一次。他又说：“现在想想，如果我靠这个当了营长，你说恶心不恶心？娘的，幸亏没当上！”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爸在团保卫股股长的位置上提出转业，回故乡去。他已经四十一岁了，早就超过了他这一级干部的最高服役年限。他在这里待了整整二十三年，不能再待下去了。营盘里年轻的小军官一茬茬往外冒，他明显是落伍了，疲惫了。他的胃切除了二分之一。他的背也有点驼了。他成了罗圈腿。他的体重都不到一百斤。我的个头也已经超过他了。如果不是因为他肩膀上扛着少校军衔，新来的兵把他当成老炊事员也说不定。

牛头镇也仿佛在一眨眼的工夫变了样，理发馆变成了发廊，小吃店改成了情侣咖啡屋，修脚铺现在叫洗脚店，澡堂子搞起了桑拿按摩，至于舞厅夜总会，和街上的水果一样泛滥，每一个店堂的门口都有形迹可疑的漂亮小姐站在那儿招客。到了晚上，牛头镇灯火通明，像一座不夜城，而与它毗邻的牛头山营盘却还是老样子，与喧哗的镇子相比，这里沉静得仿佛压根就不存在似的。

在我爸决定转业的时候，他原先的老搭档李朝纲从军政治部组织处副处长的职位上下到团里当政委。李政委坐车从军部来，他一下车就直奔我家，抓住我爸的手使劲摇了摇，说：“老王你不能走，这里的人谁走我都不拦，但你不能走！”李政委还说，他马上提请党委研究上报，先让我爸干副参谋长，过渡一下再当参谋长。“放心，军长政委那里我还能说上话。”

我爸笑了，他朝李政委胸脯上击了一掌：“老李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定下的事再改就难了，撞上南墙不回头，我一直是这个熊样子。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