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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画儿韩 齐氏父女

一个老战友来信说,他回了一趟沂蒙山,并且去了燕子崖……

我第一次到燕子崖,是日本投降那一年。半夜,下着大雪,队伍走得很疲劳了,爬了一山又一山,到了这个高山顶上几间石屋跟前。司务长和几个揣着手的老乡在村头迎接我们,一个班一个班地叫,叫完一个班就由一个老乡领走。叫到队部时,一个半截黑塔似的大个子,瓮声瓮气地说了声:“来!”就头也不回地带着我们拐进一个夹道,进了一个小院,打开一扇屋门。屋里点着灯,地上铺了草,闪着火亮的灶上沿着锅盖突突地冒热气。

“看看还缺啥?”

灯底下才看出,这瓮声瓮气的话语,竟出自一位花白胡子的老汉。

我们谢了他,说啥都不要了。

“那就睡觉,有话明天说!”

老汉径自走了出去,随后听到了堂屋门响。

第二天推门一看、满山遍野一片白。

部队的习惯、早上起来头件书是挑水、扫院子。队长是女同志,指导员把脚威了,挑水的差事自然就归我这当通信员的。可是我就怵的是挑水,倒不是怕累,怕的是那套担水的家什。这地方挑水不用木屑铁桶,用的是瓦罐,两个月来我的津贴全赔了瓦罐。

我在堂屋房檐下找到了钩担和瓦罐,硬着头皮挑了出去。偏偏这地方没有井,吃水全要下到山沟里挑泉水。上下二三里地,我把一担水挑回来时满身都冒热气,汗湿了的棉帽子一圈冰凉。我哆哆嗦嗦,一步一扭走到院里,轻轻放下前边的瓦罐,然后往下一蹲,就这时,脚下一滑,只听“啪”的一声,回头一看,后面的罐子又没底了,水流了一地。

我又气又恼,望着那破罐子冒火。忽听得背后脆生生的一个嗓子说道:“看啥咧?看也破了!”没等我回头,一个梳辫子的姑娘,穿件半旧红花棉袄,月自棉裤,大步走到我跟前,伸手抢过钩担,扭身就往堂屋走。走到门口,又回身说:“不会挑就别挑,逞啥能咧!”

“咦,你怎么这样说话?”我本来就在火头上,当然就顶撞上去,“罐子破了我赔你……”

“你们八路军有钱哪!那钱没地方花,专给你赔罐子哪?”

“再没钱也赔你,我砸了罐子我去检讨……”

“你们八路军有的是闲工夫啊!没事干专叫你检讨哪!”

这时堂屋和西屋,同时喊了声:“回来,吵什么?”房东大爷和队长同时出了屋,一人推一个,把俺俩各自推了回去。

这晚上开生活会,我可当真作了检讨。倒不是为砸罐子,而是因为对群众耍态度,我正红着脸在那第一第二地作检查,门外却又吵了起来。

“人家队伍上开会,你去干啥?”

“我去作个检讨,我要不检讨就要叫他作检讨了,吵架本是我开的头!”

除去我,屋里的人都笑了。我这检查也就半途而废。生活会变成座谈会,他爷俩和我们闲谈了一个晚上。这才知道老汉闯关东去了二十几年,走时光身一人,回来时带着个四岁的丫头。说是在外边成的家,老伴半路上故去了。在家乡又抗了十几年大活,减租退押后才有了房子地。老汉叫齐五,姑娘叫玉凤。

那时正是日本投降之后,解放战争开始之前。人们刚从八年抗战中熬过来,又扬眉吐气地推倒了封建地主,所以把每一天都当节日过。锣鼓声昼夜不停。找个理由就扭秧歌踩高跷地热闹一阵。这一老一小都是爱热闹的,一开会齐老汉就练“断魂刀”,玉凤就扭秧歌,常常爷俩闹得谁也不做饭,带着满脸脂粉蹲在灶膛口上烤地瓜吃。玉凤不光是业余演员,而且还包揽杂物。不论扭秧歌,演节目,少了绸子了,没有油彩了,她都说:“找我要!”其实她也没别的招,不过是到我们队部来硬借。那怕你说出大天来,她要借的东西最后也得借走!

有一天,我们队长拉住玉凤说:“你整天来要这个借那个,今天俺要有来有往,找你借点啥!”

“重的不借碾盘,轻的不借鸡毛,其余的借啥给啥!”

“说了算不?”

“说一不二!”

“我就借你!”

玉凤眨眨眼半天没吭声。

“俺们排个戏,缺个演小妮子的,把你借来怎么样?”

“这事不简单,我得核计核计!”玉凤一下子收起那副孩子气的脸相,把眉头拧了起来。

队长很意外。在沂蒙山根据地,平日要缺个演员,识字班都抢着来,轮不上还兴许哭鼻子。怎么这个整天演戏入迷的小妮子反倒迟疑起来了呢?

“你们要借我多少天?”玉风问道,“上远处去不?”

队长说借两个月,只在附近演出,不往远处去。

“你们跟我爹说了吗?”

“先听听你本人意见。你要同意了,我们再跟大爷商量,还要跟村政府商量-呢!”

“我同意。可是有个条件。”

“你说。”

“借给你们演戏去,可得保证叫我按时回来收拾家务,做饭挑水。能顾上家的地方我去演。远了,够不上家了,你们另找别人。”

“行。”

“还有一条。”

“岁数不大,你的条件还不少呢!”

“丑话说在前边呀!我爹要来为我要求什么,你别答应,我的事我作主,你们答应了也不算数。”

队长认为这都是小孩子举动,随口就答应了。因此也没急着去找老汉谈。

第二天五里地外的一个村有集。玉凤一早挎个篮子卖线去了。齐大爷就提拉着烟袋进了队部。他先在当地打个踅磨,问了几句不要紧的话,然后吞吞吐吐地说:“你们跟妮子都谈妥了?”

队长问:“您指的啥事呀?”

“你们不是借人吗?”

“是啊,您的意见呢?”

“不同意!”

“为啥不同意呀?”队长解释说,“我们借她来参加演戏,也就在这三里五村转,白天不耽误她回家做饭,晚上照样送她回来睡觉。按照规定,借用期间派人给您代耕,按军属待遇。您看不挺好吗?”

“不好!”

“那依您的意见呢?”

“你们把她正式收了去。”

“正式收入要上级批准,我们光有借的权利。”

“借也行,那得正式八经地借。你们一边借用一边是个考察。孩子就是演习,演习就越像真的越好,位听说参了军还天天回家做饭的?既借去,就按你们的人对待,那怕还在这院住,家里事不许她再来操持。”

队长说:“那我们再跟她本人谈谈?”

“不用谈,她的事我作主,你们接受我的条件,明天一早我把人送过来……”

正说着,外边清脆地喊了声。“爹,你去队部了是不是?”

老汉一听,慌张起来,忙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说:“她回来找手套,在外边听了半天了。”

这时王凤在外边跺着脚喊:“不用嘀咕,我不去了,我不去!”

老汉说:“你看,闹夹生了不是?”急忙走了出去。爷俩相跟着进了堂屋,关上门,就嘁嘁喳喳地小声争论起来。

队长一看事情办砸锅了,就找指导员商量。两人又去找村长,问村长可有办法把事情挽回过来。村长说:“不好说,他爷俩的事不好说,我去找识字班负责人谈谈吧!只要妮子点了头,老汉好说,他家妮子是一家之主。”

这天下午我们去军部听报告,村长和识字班怎么作的工作不知道。第二天一早,齐大爷笑嘻嘻地领着玉凤到了队部,说:“我给你们送人来了。”

队长问:“你爷俩谈判妥了?”

玉凤说:“订了条约了,俺爹答应的,隔两三天回来摊一回煎饼,收拾一下家务。”

宣传队员的生活,比外人想象的紧张得多。出操,喊嗓,背词,排戏,缝幕布,洗服装……除去候场,没多少闲工夫。队长以为齐大爷就这么一个宝贝妮子,又从小没娘,该是娇养惯了的谁知玉凤竟是个很能吃苦耐劳的丫头。任性也是有的,但那是在小事上。在节骨眼上,她竟比队里年纪大点儿的孩子们还懂事。正式的工作很忙。一吹休息哨,别的孩子就像出了笼的鸟,连叫带跳地玩去了,她却不声不响把驻地扫得干干净净,把内务收拾得井井有条。谁的领子破了,扣子掉了,她拿针就给缝上。起先因为她是借来的群众,人们还和她争啊抢的,日子一多,大家反倒成了习惯,一有事就喊:‘凤妮子!’就这样,她家的煎饼还总是一叠叠存在筐里,柴火一捆捆堆在院里。大家简直都弄不清她什么时候干的。可我们队部知道,那是在演戏闭幕之后,早上出操以前。自然我们也帮把手,主要的活还是她干。

借用了两个月,大家对她很满意,领导上暗地同意正式吸收她参军了。不久,队伍接到命令要转移,队长就把玉凤找到了队部来。

“你觉着咱们这工作怎么样?”

“再好没有了。”

“想正式当个宣传员不?”

“想!”

“告诉你吧傻妮子,上级同意正式吸收你了,就看你跟你爹的意见怎么样了!你同意不?”

玉凤浑身一震,低下了头。只见她满脸通红,太阳穴上青筋一跳一跳很激烈。等再抬起头来时,两眼含满了泪,哽咽着说:“不,我不参加。”

大家都很意外。指导员问:“为什么?”

“队上同志对我好,我也舍不得你们,可是我不能参加。不把俺爹伺候入了土,我一步也不离他!”说完她蹲在墙角,呜呜地哭了起来。

玉凤是独女,本来就不该动员她参军,只是看到她父亲有心叫她参加,她又具备学演员的条件,队上才这么考虑。如今本人不愿意,当然也就作罢。指导员和队长安慰她一阵,送她回班里去。临走她郑重其事地说:“你们要念我还有一点好处,答应我别把这事跟我爹谈了,千万别谈。”队长也郑重地答应了她。

第二天,大家送了玉凤两身军装,一些日用品,还给老汉量了五斗麦子,算作玉凤的津贴,热热闹闹地送玉凤回了家。齐大爷虽说满口感谢,殷勤张罗,可脸上隐隐地有些不自在,但什么也没讲。

过了一天,部队拂晓出发了。集合时,堂屋关着,父女俩谁也没出来。我们以为他们没睡醒,悄悄把铺草捆起,屋子扫净,背着背包走了出去。走出村有二里来地,天也亮了,只见老远处一块石头上坐着个人在抽烟。队伍走近,他站起身迎了过来,正是齐大爷。

大家向他摆手打招呼,他也摆手,直到队长走近了,他才开口说:“我想问点事咧!”

“您谈!”指导员和队长出了列,我背着枪陪指导员站到路旁,让队伍先走过去。

“妮子在队上有错误?”

“没有,干得很好呀!”

“她不是当宣传员的材料?”

“很有天才、百里挑一呢!”

“那为什么不留下她?”

队长看看指导员,指导员说:“你老就一个女儿,按规定不能吸收她参军哪!”

“唉,这是个啥规定哪?”老汉摇头说,“我硬硬朗朗,用不着服侍。她跟我呆一块能有啥出息呢?我就这一个孩子,看着她有个着落,这辈子我就没挂心事了。怎么你们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因为曾经答应过玉凤,不把和她谈话的内容告诉她爹,所以队长只好安慰他说,现在队伍已经开拔了,再改变也来不及,下次再走到这里时,再和他老人家商量此事。

“一定你们跟她谈过,这妮子不愿意。”老人说,“你们瞒着我也知道。”

队长和指导员只是笑,不表示肯定与否定。老汉摇摇头,叹口气,连告别的话也没说就朝燕子崖走去了。

宣传队随着军部开到临沂城,在那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半年多。秋天解放战争打响了,我们在鲁南平原打了几仗,过了阳历年,又转身往北开,一夜之间回到了沂蒙山区。

这一夜,又下着好大的雪。天明之前,走到一个岔路口,通信员送来了宿营的通知,宣传队的驻地又是燕子崖。

当我们往山上爬的时候,天已大亮了,远远地听到了村子里打钟的声音。钟声很近,可是爬山要爬半天,等我走到村头,那里由村长带头已经又聚集了一大伙人。老乡们一认出是宣传队,就连呼带喊地围上来跟这个拉手,跟那个拍肩膀。村长就在喧闹声中大声宣布:“得了,房子也不用再分派了,原来谁住哪还上那里去。”

队部的几个人跟着齐大爷又到了那间西屋,仍然是屋里点着灯,地上铺了草,闪着火亮的灶上,沿着锅盖突突地冒热气。

齐大爷招呼大家坐下的同时,他自己也坐了下来。叭哒着烟袋问我们这一年来在鲁南作战的情形,我们给他讲了消灭国民党二十六师、预三旅的战斗经过。他听得又是拍大腿又是笑,一个劲地说:“奶奶,这才叫痛快!奶奶,这才叫出气!”随后他又问我们,这战局将会怎样发展?敌人会不会很快就进到山里来?队长说,仗打到最后,当然是我们彻底胜利,不过眼前怕要经历一个艰苦阶段。敌人何时进山,咱摸不准,来怕是一定要来的。

齐大爷沉思着点点头。

我们问为什么不见玉凤?他说,玉凤参加了战勤班,上区里受训、学习护理伤员去了。说是今天结业,但不知为什么没回来。

第二天拂晓,部队集合出发。齐大爷穿得整整齐齐,背着一个小包袱也来了。原来村里派他作我们的向导。队长问:“带个十里八里路就回来,您还背个包袱干啥?”他说:“自从打仗以来,我这个小包上哪儿去都不离身,谁知情况有啥变化?万一出了事回不来,我省得抓瞎。”

他领着我们爬过两架大山,到了打尖的地点,队长就请他回去了。临走前,他从怀里掏出个用线缝着的手巾包说:“这是带给玉凤的,我以为路上能迎着她,谁知没碰上。我估计你们再往前走能碰上她,交给你们带给她吧。”

队长说:“她马上就回来了,还带这干什么?”

老汉说:“当爹的,就是这么个心意。碰不上也不要紧。她们训练班住在虎头崖,你们是必得经过的,到了那你打听一下交给她也行。到现在没回来,兴许训练班延期了。”

队长接过了包,放在自己的皮挎包内。

队伍继续行军,始终也没碰上玉凤。下午路过虎头崖,大队在村外休息,队长进村打听一下,都说这村从来没办过任何训练班。而且和燕子崖也不属于一个县份。队长这才觉得自己做了件冒失事,把个无法转交的包接在了手,只得打进背包背着它!

阴历年前,队伍开到了莱芜附近。有一天半夜,走到一座高山脚下。向导说,爬到这山顶上,晴天能看到远处的火车了。临上山前,队长下令休息一刻钟,会抽烟的抽袋烟,不抽烟的嚼口干粮缓缓劲。准备一气翻过这座山去,以防天亮后还在山上行动,被敌机发现了目标,暴露了行动方向。

在休息时,就听到远处有人喊什么。因为前前后后都有部队在行进,谁也没注意听。休息完毕,背上背包要继续前进了,一个骑兵飞跑上来气哼哼地说:“你们宣传队都是聋子、瞎子呀?这么喊你们也听不见,丢了人也瞧不着?”

大家问:“谁丢了人,丢了什么人?”

“你们的队员!一个二道毛子,掉队掉到俺们连!你们是等一下还是派人去接。”

队长赶紧叫各班清点人数,查的结果一个也不少。就说;“你不调查研究瞎放什么炮?我们没有人掉队,你找错地方了!”

正在这么说着,后边一个脆生生的嗓子喊了起来:“队长,等等我!”随着,一个穿军装,剪短发的身影就在月光下走过来。大家还在奇怪,那人双脚立正,敬个礼说:“我是齐玉凤!”

已经站成一列的队伍顿时乱了,大家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乱喊,特别是女同志,哭的,笑的,尖着嗓子喊的,什么样的都有。队长摇着手说:“纪律,纪律,这是夜行军哪,我说同志们……”

骑兵气呼呼地一边嘟囔着一边勒转马头走了,他大概狠骂两句这群自由兵,可谁也没顾上听,听见的也没工夫去跟他拌嘴。

队伍肃静下来了,一边往山上走,玉凤一边问:“我爹呢?”

“你爹?”队长奇怪地说,“你爹在家里,怎么到这儿来找他?”

“他没跟你们来?”玉凤站住了脚,把眼睁得老大。

身边的人都说:“没有啊!他那天送我们到了打尖站就回了!”

“这才叫怪事!”玉凤说:“你们开走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大门锁着。我问邻居,都说我爹给宣传队当向导走了,留下话叫我马上赶了来!连个路线都没有,我上哪儿赶?我见到咱们队伍就打听,直赶了这些天!开头我说我是你们的房东,人家都劝我回去,有时为了保密还不告诉我真话。后来我多了个主意,把带的这套军装换上了,就说我是宣传队掉队的!唉,这才灵验,也没人劝我回去了,也没人对我保密了,碰上哪个队伍哪个队伍管饭。碰巧刚才遇上骑兵连,他们说才见你们走过去!真怪,我爹怎么会没来呢?”

尽管她爹没来,可也不能叫她回去了。路远不说,几天来战局发展很快,燕子崖已成了敌人盘踞的地方。

队长叫她随队行动,她说:“除去跟着你们,我也没地方去。不过我还是不参军,算借用也行,算民夫也行,我在队上决不吃闲饭。有一天找到我爹了,希望你们还放我回去。”

到宿营地后,玉凤仍回到以前所在的班里去住。队长打背包时看见了手巾包,拿去找到玉凤说:“给你,这是你爹托我带给你的,他还说我们能碰见你呢。他要是跟我们行动,还用托我呀,可见邻居传话传错了。”

玉凤用牙咬断缝着的线,打开手巾包,里边又是一个布包,打开布包,这才露出一只银晃晃的小孩戴的锁来。大家“咦”地一声都围上去看稀罕,原来那锁上镌得有字:“崔玉凤”。背后一个小簧,用手一揿,可以打开,里面有一张小照片,是一个吃奶娃娃的头像。

这东西在山村里,实在太豪华了,出自一个穷老汉的手,人们更觉稀罕。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疑问用眼睛提向玉凤,只见玉凤却浑身抖成一团,泪珠儿不断线儿地往下滚,早已哽咽得不成声。队长使个眼色,让大家散开,抚着玉凤肩膀问:“孩子,有什么话你说出来,别光哭啊!”玉凤把头扎在队长怀里,索兴哭出了声,一字一噎地说:“我参军,我参军。”

队长仔细看看那张娃娃照片,依稀认出是玉凤的模样。齐大爷闯过关东,攒钱为心爱的独生女打个银锁并不出奇,但明明锁上镌着玉凤姓崔不姓齐,这可非问明白不可。

等到玉凤收了眼泪,队长把她领到队部,轻声问她:“玉凤,到底这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参军头一条总得把出身历史说清楚呀?”

玉凤说,她小时候住在沈阳,跟个姓陈的姥姥生活。那个姥姥给人家洗衣服,有个大舅拉洋车。人家都有爹妈,她没有爹妈,玉凤很奇怪,问那姥姥。姥姥说:“你爹出门混事去了,等他混阔了就回来接你。”玉凤问:“我爹什么样儿?”姥姥说:“我也说不清。可我知道你爹来的时候拿着一把银锁,锁上刻着你的名字,锁里藏着你的像片。玉凤你记着,将来要是没有姥姥了,你要跟舅舅过,谁领你也别去,多咱见到有人拿着那把锁,你再跟着走。”这话说过有半年时间,果然就来了个中年人自称姓齐,说是玉风的爹,他一点也不阔,破衣烂衫,满脸胡茬,可是他手里拿着这把锁。姥姥把玉凤的衣裳打点了一个小包,交来人拿着,他把玉凤背在身上就出门了。玉凤问爹爹:“咱家在哪里?”他说:“在关里。”又问:“关里在哪儿?”他说:“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们沿着火车道走。天明赶路,夜晚投宿。有时碰上个大村子,齐大爷就住下来找点短工活儿干。赶上集市庙会,齐大爷摆开场子练把式,收几个钱,给玉凤买个肉包子,油果子,自己则啃个棒子饼子就一小把葱。攒下钱来给玉凤做了件新衣服,自己也买件半旧的夹袄;也有既碰不上庙会又找不着短工活的日子,那时齐大爷就背着玉凤伸手乞讨,说是闯关东落了魄,女人死了,带孩子回关里家的。好在一路上走的是农村,断不了关里来的乡亲,谁遇见这一老一小,都给个饼子窝头,总算没碰上太大的难为。

走了个把月,到了河北地带。这时正是初秋季节,一阵西风过去,落下雨来,父女俩正走在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爹爹虽说尽量敞开怀包住玉凤,到底爷儿两个还是全浇透了。当晚投宿到一个镇上小店里,玉凤就一个劲咳嗽,到半夜就烧得像火炭似的。齐大爷一夜照看没合眼,第二天早上一看孩子烧得迷迷糊糊,再赶路是不行了,就央告店东帮他看着孩子,他出去找大夫。半晌午大夫接来了,连着吃了几付药,玉凤才治好,可爷两个再想走也走不成了,因为当初请医时齐大爷就和人说好是要当一年长工还药钱的。

他们在这地方整整住了一年多,清还了帐目,这才又动身往南走。因为结算下来多少还余几个钱,他们坐了一段火车,春末时分赶到了济南,在济南城,齐大爷打听着地址找到一个中学堂,说是要找位姓崔的先生。当时门房前恰好站着一个穿西服戴礼帽的人,一听说找姓崔的,就上下打量这父女俩,问:“你们是哪儿来的?”齐大爷说:“从关东!”那人问:“你是他什么人?”齐大爷说:“乡亲。”那人把手一甩说:“走,走,这儿没姓崔的!”齐大爷说:“没姓崔的你问我个底朝上干什么?我是你耍笑着玩的?”那人说:“在这儿问还便宜了你,换个地方就不是这么个问法了。”齐大爷还要争执,一旁看门的老头使劲地摇起铃来,同时还连推带劝地对那戴礼帽地说:“主任,您跟他个乡下人生气太失身份了,到点了,朝会上还等您训话呢!”

那人瞪了父女俩一眼,连说:“撵走,撵走!”掉头进了院里。齐大爷还在生气,摇铃的老头悄声说:“老兄弟,快走吧,崔老师去年摊上事了。”齐大爷问:“怎么,吃官司了?”老头把嘴伸到齐大爷耳边说:“党。叫韩复榘枪毙了。”

齐大爷伸手抱起玉凤,踉踉跄跄走出学校。玉凤觉出爹爹浑身发抖,害怕地偷偷瞧他的脸,头一次发现,爹爹在哭,那么大的泪珠顺着腮帮流下来。玉凤哇地一声也吓哭了。

“别哭,别哭,我的乖孩子。”齐大爷用泪湿的脸贴着玉凤泪湿的脸说,“咱爷俩一块过吧,从今后我这脖颈子要低一低,学着忍气了……”

队长怀疑地问:“那时候你才四、五岁,怎么能记得这么清呢?”

玉凤说:“我没记清,有的事早已忘了,有的事记得恍恍惚惚。两年前,我上了识字班,有一回组织秧歌队要用绸子,我记得俺家箱子底有一块从地主那里退押退来的绸子,正好我爹不在家,我就翻箱倒柜地找弄。找着了绸子,也就找到了拿绸子包着的这个锁。见着它,勾起我小时候一星半点儿的印象。后来看到上边刻着我的名,又不姓齐,这才想起我爹领我到济南学校找姓崔的老师的事。我正在看那个锁,没提防我爹从外边走来了。他一把从我手里抢过去,脸胀得通红,我从小长这么大,没见他对我这么生气过,追着问我瞎翻什么?看到什么了?我说我找绸子,无意间看到这么个稀罕物,看见的就是这把锁,再也没见别的。他把绸子扔给我,把锁揣进了腰里。”

“那天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听到俺爹在那屋里也咳嗽叹气地一宿没安生。快到天明,我把这些事联起来,才明白他不是我的亲爹,原来老人家怕我知道底细跟他变心呢!其实,从我记事就是俺爷俩心连心、命连命地过,要我变我也变不了啊!何况那姓崔的爹已经死了!我装作不知道,从那以后倒是格外地对俺爹更亲热、更孝敬些,他看了我几天,脸上的别扭劲又不见了,俺爷俩又像以前一样风平浪静地过日子。从那,我就立了志愿,不把我爹伺候入土,哪里也不去,一步也不离他。”

队长问:“那以后你再没见过这把锁吗?”

“没有,他藏得严严的不叫我见。可是去年,自卫战争打响后不久,有一天他郑重其事地把这锁拿出来了。对我说:‘你好好看看它。’我说:‘看过一回来,没啥看头。’他说:‘你看仔细吧。以后打起仗来,咱爷俩说不定有走散的一天。万一走散了,你记住,我要托人找你,就叫他带着这把锁,见到这锁如同见到了我。谁拿着这把锁你就跟谁走,不是万分牢靠的人我不会把锁交给他。’当时我随口答应着他,心想老人家年纪大了,竟说孩子话,哪会有这一天哩!没想到这话今天应了。原来他是怕我不肯舍开他参加宣传队,使下的一计呢。”

队长听罢,安慰玉凤说,她对老人关心负责是对的,不过齐大爷身强力壮,眼下离开不会影响他生活,日后他身体不行了,组织上会设法帮她尽到自己的义务。

玉凤成了宣传队的正式队员。宣传队多次帮她打听齐大爷的消息,但因为燕子崖已成了敌后游击区,没打听到任何结果。

一九四七年,敌人对沂蒙山发动重点进攻后,正常的演出活动不再能进行,宣传队分成小组下到部队去作战勤工作。

孟良崮战役的时候,我跟着队长护送一批伤员从前线下来。战斗打得正紧,敌机封锁着我们通往后方的山路,我们带着三副担架,走几步一隐蔽,前进的速度很慢,直到天黑透,才来到沂河渡口,用电筒照着一看,那座用木桩和秫秸临时搭成的桥已被敌机炸断了。三副担架上都抬着伤员,不允许有任何冒险的行动,队长命令在河边停下来,大家商议个妥善办法。

有人提议往下游绕二十里地,从开阔处蹚过去;有人提议到村里找人帮着把炸断的桥修补上,说这样比绕行二十里也不费时间;也有人主张先派个会水的蹚水探探路,也许能找到一条水浅的路线。正在争执不下,听到河水的流动声有了点异样,队长说:“别吱声,好像有人蹚水过河来了。”

大家听了听,确像是蹚水声,队长打起电棒朝河里照去,就听有人喊道:“关上,关上,把我眼都晃花了,我咋走法?”队长立刻关上了电棒,在这一瞬间,大家看到一个军人用手挡着眼正在水中跋涉,那水没着他的膝盖。几个担架员就跑向河边,大声地问:“喂,担架能过去不?”

没有回答。只听到哗啦哗啦蹚水的声音。队长招呼我一声,我们也赶到了河边上,这时那人已上岸了,正被围着他的担架员们追问着:“你倒是说话呀,担架能过不?”

“也能也不能!”

“这是咋说?”

“有人带路找浅处走就能,没人带路瞎闯就不能!有劲儿把担架扛在肩上走就能,还挂着拌带用手抬着就不能!”

那人一边说一边扑拉身上的水,听得出,他冷得牙齿在打战。

担架员们议论说:“把担架扛上肩这好办,三副担架的人集中一起,扛过去一副再扛一副就是了。可深更半夜上哪儿找认识路的人去?”

那人说:“只要你们能扛起担架,带路的人不愁。”

人们说:“哪里有?”

那人说:“我不就是一个?”

人们问:“你才蹚过来呀!”

那人说:“这才记得准啊!”

人们问:“不影响你的工作吗?”

那人说:“回头我快跑几步就是了,冻成这样不跑也暖和不过来呀!”

问题就这么决定了:担架员集中起来扛起一副担架,由那人领着过河,队长和我在这岸照看这两副担架,等第一副抬过去后,人们能找着路了,就请那位同志照看着河那边的担架,大家过来再扛这两副。接着,人们脱了衣服扛起担架,就随那人下河了。

三副担架,往返用了有一个多小时。抬最后一副时,我才和队长随着过河。河水又急、又冷,脚下的石头坚硬、溜滑,水深的地方漫过胸口,不互相拉紧了,想站稳很不容易。到这时我才体会到,那位同志一个人能摸黑蹚过河去,得很有点毅力。而蹚过去后又自愿地领着我们蹚回来,随后自己还要蹚第三次,没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是办不到的。

我们靠近对岸,那个军人已经迎面走了过来,大声问道:“全过来了吗?那边还有没有?”

我们说:“全过来了。”

“那我就走我的了!”说着他下了水,一摇一晃地冲着我们走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道谢。

“瞎扯瞎扯,八路军对八路军还用这一套。”

可是队长还是奔了过去,打开电筒照着,握起他的手说:“不,同志,你帮助我们完成了任务,哪能连声谢谢也不说!”

“咦,你是……”那人不由分说,抢过电筒,照到队长脸上,大声说:“你不是宣传队长吗?”

“是啊,你是……”

“我就是我嘛!”他举起电筒,照亮了自己的脸,我们看了一阵,意外地发现军帽底下竟然是一脸胡子的齐大爷。

队长问:“大爷,你这是……”

“都当了兵了,还叫啥大爷!我跟你们那天,出来就没回去,离开你们,我找到了个卫生队,先是随着卫生队的民工抬担架,随后帮着伙房做饭,等他们的民工换防了我还没走,他们才知道我单挑一个,不是民工队的。他们叫我回家,我说家叫中央军占了,没地方回。我拿出区里发的宣传员奖章,他们这才留下我,批准我参军。”

“你怎么不给玉凤来封信?”

“我没参军前不能写,怕她知道我还是个老百姓,又找来照顾我。现在就带个口信吧,我是有组织的人,不用她挂念,叫她安心革命就是了。”

“就这几句话?”

“还有,不过告诉你就得了,用不着跟她说,我被伪满洲国抓去当劳工时,在劳工队认识个姓潘的老头,俺俩在窝棚里头挨着头睡,后来这老潘给折磨的得了重病,临死他托付我一件事,说是他的朋友有个孩子在沈阳,在一个老太太家养着。孩子她妈原来和老太太住同院,因为抗日被日本宪兵抓去枪毙了,老太太把孩子收了下来。孩子他爹在济南当教员,离不开身,托老潘趁上东北出差的机会把孩子带回来,可老潘办完公事没等去接孩子就叫鬼子抓了劳工。老潘说:‘人家在为中国人民拼命流血,我连这件事都没办成,死也闭不上眼。你年轻,要能活着逃出劳工队,看在共患难的分上,无论如何帮我了却这份心愿。’那年冬天我们夺了看守兵的枪,杀出条血路,逃出了劳工营,我拿着老潘给我的信物,找到了那孩子。可等我带着孩子奔到济南,才知道她亲爹也革命人,为国牺牲了。这样,我这个一辈子没成家的人,从此就有了个家。也才尝到有个亲人的滋味。本打算今生今世爷俩就相帮着活下去,可是你们来了,我犯了犹豫,她是党的后代,我怎能闹私心把她永远拘在自己的小门小户里,昧为己有呢?从上回你们借她的事,我看出来,善说善劝她不会舍了我走,就想了那么个主意。我难过是难过,其实这么一来,把我的手脚也放开了。我年轻时,练拳好武,见不平就打,从不肯吃一口窝囊气,赶上不顺心,打一仗就跑,所以一直没成过家。自从有了她,我什么气都得忍,把我这性子都磨没了,她一离开我,我可又有了胆气,国民党进山,地主反攻倒算这口气我不能忍,还是参加八路军为全国人民打个大抱不平吧……”

老人说着笑了。岸上有人喊话,队长才发现别人都上了岸,我们还站在水里。

“唉,咱们都疯魔了!”队长笑着说:“快!到岸上去说。”

“不行,我耽误的功夫不少了,还有任务呢!”齐大爷说完,学着当兵的习惯招招手,往河里走去,又回头喊道:“不必对玉凤念叨这些,免得孩子知道了伤心。就说我挺想她,以后有机会就去看她。”说完就向河深处走了去。

我向队长说:“告诉他,玉凤都知道了。”

队长用手捅了一下,小声说:“不必了,说不定那么一来他反倒会伤心呢!”他又用电筒照着齐大爷的背影,直到他完全消失在河水声里。

此后,我没再见过齐大爷,并且不久我调出宣传队,和玉凤同志也分开了。

我问最近去过燕子崖的同志,可曾听见齐氏父女的消息,他说没有,年轻人都不知道村上有过这么一家人;年老的人说那爷俩在同一天消失后,谁也没再见过他们。玉凤今年该有四十六七岁,老人要还在,怕是八十出头了。她也许爷俩早团聚一起了吧。

一九七九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