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大学纪念张居正诞辰4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感谢荆州市委领导的邀请，也感谢长江大学组织了这场座谈会，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聆听各位老师、专家、朋友们充满激情的发言。在座的有很多是荆州文化理论界的精英。大家对产生于自己故乡的大政治家张居正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当然，这评价不是溢美，不是出自于乡情，而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我认为目前对张居正的评价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包括朱东润、黄仁宇、黎东方、韦庆远等先生的评价都不是高了，而是低了。我不是情绪化地作出这一论断，而是经过认真研究思考，得出这一个结论。下面我谈一下自己的意见。

第一，关于张居正的执政能力问题。如果我们读官方修纂的明史，就会发现，对张居正的评价并不高，今天我们看到的《明史》，是由康熙朝的桐城张廷玉主编的。北大教授马振方先生曾写文章，批评我粉饰张居正，马先生治学严谨，对他的批评我抱有敬意。但有一点，我提出来与马先生商榷一下。张廷玉在修《明史》时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要摸清康熙皇帝的历史观。康熙的情形，与万历有相似之处，也是少年登基，大臣辅政。辅助康熙的大臣叫鳌拜。这个鳌拜很跋扈，全然不把康熙这个少年天子放在眼里，因此康熙受了很多屈辱。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后，便设计铲除了鳌拜。张廷玉在修《明史》时，不能不顾忌康熙的这段经历。因此将张居正与鳌拜同等对待，定位为权臣，加以贬低。

所谓权臣，就是使用了不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确，历史界一直说他是权臣，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钱穆等，写过很厉害的抨击文章。也有人写文章反驳，如我们湖北浠水人徐复观先生曾撰文严加批驳，批得最厉害的是黄冈的熊十力先生。一九五零年，熊先生写《与友人论张江陵书》。我在湖南的一本杂志上曾经撰文说，康熙版的《明史》是康熙的历史观，今人如果据此论述明代人和事，今人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康熙的思想、立场和史学观。即便是康熙，也说过：“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这样的话，可见康熙还是欣赏张居正的。他没有将张居正与鳌拜画等号。张廷玉不敢对张居正多加赞扬，恐怕除了揣摩圣意之外，他自己也有一些清流思想在作祟。所以说，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人物，多看明代当时人的著述。他们对张居正的评价，有三个重要的例子：

一个是我在书中写到新科进士邹元标，他对张居正当年夺情之事十分愤怒，在已经有四个人被打断了腿的情况下，还上书攻击张居正，认为他夺情不回家，是衣冠禽兽之举。这封奏章出来后，张居正与万历皇帝都很愤怒。邹元标廷杖八十之后，被流放贵州都匀，后世把他作为东林党的领袖。万历皇帝在将张居正籍没抄家后，把反对张居正的官员都平反、升官。邹元标回京，看不惯万历的做法，进京两年后，又被贬官外放。天启时，才重新起复。因为他威望高，在读书人中享有很高地位。他第三次出仕左都御史，目睹吏治腐败、朝政松弛，便提出为张居正平反。他说了如下一段话：“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他的意思就是：我年青时糊涂，张居正有功于社稷。国家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把张居正的改革成果推翻了，现在应该为他平反，为有志报国者树立楷模。天启皇帝没有改变父亲的做法。直到崇祯时代才给张居正彻底平反，但为时已晚，没几年，明朝就灭亡了。

大家想一想，邹元标是被张居正打断腿的人，他在历尽坎坷磨难之后，拄着拐杖上朝，坚持为当年整他的人平反，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

第二个是李贽。李贽是当时一流的文化名人。

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何心隐，聚徒讲学，对于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何心隐大加反对，声言要入都“持正义，逐江陵去位，一新时局”。张、何的冲突达到白热化。万历七年，即一五七九年，何心隐六十二岁时，他在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狱中，终被杖毙狱中。在何被捕期间，泰州学派许多重要人物对其进行奔波营救：有的为他辩冤，有的变卖家产营救，有的愿舍身替死。

有人指斥张居正因为要避免学术上的歧异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最显著的例子是把泰州学派中的佼佼者何心隐置于死地，但李贽却力为辩护，认为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无关。他在《书答邓明府》这封信札中指出：

何公死，不关江陵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何公闻之，遂有“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则以何公平生自许太过，不意精神反为江陵所摄，于是怃然便有惧色。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自后江陵亦记不得何公，而何公终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力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首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子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人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的，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死，又安可得耶！

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而必欲杀吉安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鉴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是以复并论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论甚见中蕴，可为何公出气，恐犹未察江陵初心，故尔赘及。

我之所以占用大家的时间，全文读出这封信来，乃是因为李贽的这封信为张居正辩诬，是一个无可替代的证明。李贽当时为云南姚安知府，姚安就是现在的大理。李贽作为当时思想界的领袖，对张居正的评价，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文件。张居正为何不能容忍何心隐，乃至要杀他？是不是地方官揣摩其心理投其所好弄死了何心隐？我看后者的可能性极大。何心隐是阳明心学的传人，属于泰山学派。何心隐以陆王心学传人自居，当时整个湖广地区都是陆王心学的重镇，私立书院很多，是传统陆王心学的重要阵地。

当其时，官学的学生对正统程朱理学教义不感兴趣，这一点正如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界以马列主义为正统，而民间知识分子研究欣赏的却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两种思想互相激荡。在野的陆王心学与在朝的程朱理学两大思想针锋相对。张居正对程朱理学也有犀利的批判，同时也反对当时的士林中人一味地拾陆王牙慧，所以他不会完全站在官方立场反对何心隐。他觉得国家要储备人才，但像何心隐那样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清谈无补于苍生。实际上他对“知行合一”思想是赞赏的。当心学演变为玄学，注重实学的张居正便有些担忧，就像今天谈到对青少年的教育，执事者也害怕所有青少年变成崇尚空谈的清流。因此张居正下令取消全国众多的私立书院，客观上收到了钳制思想的作用。但张居正的主观动机是想正本清源，让思想界能够为他的万历新政提供理念支持。基于以上考虑，我觉得我们不要以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政治家的作为。

第三个是于慎行。于慎行是张居正亲自推荐给万历皇帝当老师的。万历皇帝重用于慎行，让他入阁当了辅臣。宦官张鲸与平反复职的刑部右侍郎丘橓受皇上的派遣气势汹汹去江陵抄家，于慎行写信给丘橓要他别把事情做绝了。他有一封公开信，大意是当张居正在权力顶峰的时候，没一个人敢说他的坏话。现在他人亡政息了，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好话。这都是不对的，他认为首先要肯定张居正执政十年的成就。于慎行深得万历皇帝信任，是明代辅臣中为数不多的得到善终的一个人。尽管张居正当权时赏识他，他从不登门馈遗。他不登门，张居正也并没有打压他。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健康。虽然于慎行对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与为人也不全赞同，但却在张居正遭受迫害最厉害的时候仗义执言。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研究历史人物除了研究正史，还应该研究同时代人的著述。同代人对张居正的评价比《明史》更为可靠。所以说，这一点非常难得。我觉得张居正担当“宰相之杰”的盛名是当之无愧的。历代评价中，往往对他加以道德评判：如晚节不保、权臣等等。这样有失偏颇。我不是说为官不讲道德、不讲操守，但这不能作为惟一的条件。评价一个政治家，一定要把事功放在第一位。政治家与思想家、文艺家对张居正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富国强兵，尊主庇民”八个字，构成张居正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是站得住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张居正为人所诟病的第二个问题是说他与宦官勾结。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宦官是政治的毒瘤”。明代的宦官，好的不多，像刘瑾、魏忠贤等，都是坏到极致。终明一朝，文官与宦官两大阵营一直尖锐对立。因此，文官中有谁与宦官拉拉扯扯，便为同道鄙夷。宦官最大衙门司礼监，其掌印者称为“内相”。文官之首为内阁首辅。宫府之间的斗争，常常酿成政治灾祸，失败者往往是文官。在张居正之前三十多个首辅下台，不少人都是因为与宦官关系不好。张居正面对现实，审时度势，便主动与当时的大内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搞好关系，这是明智之举。以此攻击他，我认为是书生之见。

张居正与冯保合作十年，宦官没有干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让挥霍无度的大内节约开支，这个有史可查。腐败被他控制住了。因此不要简单地论述他如何与宦官勾结，主要看他这样做是为了谋私利，还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为国家求稳定、促发展。我在书中写了这样一段故事：冯保推荐一个贪官给张居正，张居正立刻给他升官。他的朋友责问他：“你口口声声反腐，却还重用贪官。人们将如何看你？”，张居正回答说：“如果我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一千个贪官，这个贪官该不该用？”张居正是个有理想的政治家，但他知道实现理想就必须变通，有时甚至与品行不端的人做交易。

在明朝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做政治交易是必要的。如果用道德眼光评判，这显然不合时宜，是典型的清流眼光。生活与人物的复杂性决定文学作品应对意识形态淡化。因为人物过于理想化会导致脸谱化。一个成熟的作家不应该犯道德评判的错误。这是我对历史资料消化后得出的结果。

张居正为人诟病的，还有一点是腐败。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和我首次晤谈时说，张居正一面搞改革，惩治腐败，一面自己又在腐败。我对王先生说，其实张居正本身还是比较自律的，从他家抄出十一万两银子说明不了问题。这里头有一部分是皇帝赏赐给他的，史籍上有明确记载，说皇上及两宫太后对他“赏赍无虚日”，还有他的俸禄。当然也有来自朋友的馈赠。他在没有当上首辅时就曾给他的朋友写信说，我从来讨厌送礼，但一二好友送礼还是除外，因为这不是以权谋私，是朋友关系。这是为了避免做人过于生硬。当了首辅之后，连一二好友送的礼品他也不接受了。

他在三十岁时，曾回荆州养病住了五年，其间看到严嵩父子大肆受贿，曾给朋友写信说了八个字：“吏治腐败，政以贿成”。表明他对此深恶痛绝。他非常清楚，吏治败坏是国势衰微的重要原因。

他的管家游七背着他收钱，讨了一个小老婆，是一个在朝官员的姨妹子。张居正勃然大怒，他曾规定任何家人不得干预政事。结果用家法惩治游七，打断了他的腿。这就是他约束家人惩治腐败的一个证据。

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后，敬修、懋修回去奔丧，两个儿子也当官了，完全可以用公家的驿站，公家的马车人力。但他一再告诫：你们不得让公家的接待。有一个府尹送东西，父亲在家里收下了，张居正知道后写信给予非常严厉的批评。这些例子在张居正的书信中有很多。

至于戚继光送美女，这个确有其事。今天写历史小说，要做到三点真实：第一是典章制度真实；第二是风土人情的真实；第三文化上的真实，这点非常难以做到，不要用今天的文化心态去评判明代的事。举例说明，一夫多妻，这是明代的婚姻制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大家是知道的。明代很多这样的例子，如高拱，没有儿子，朋友就送姑娘给他。当时不仅不谴责，而且认为是一种美德。没有人认为纳妾是道德败坏。明代的人包括张居正的政敌也没有一个人从这一点去攻击他。

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有六大政治家，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都在里头。这个评价不低。纵观前人著述对张居正评价最到位的是熊十力先生。他说，自春秋以降，直至今日没有一个人超过张居正。熊十力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九五零年，在那个年头说这样的话，可谓犯了大忌。

熊十力对张居正这位荆州先贤的评价很高，但他对张的认识也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认为他是优秀的政治家，但晚节不保。第二阶段他也认为张居正使用了不应该由自己使用的权力，有权臣之嫌。但又肯定张居正使用这些权力为社稷与老百姓谋了不少福祉。第三阶段熊十力又认为张居正并没有越权行政，因为管理国家的权力，本身就应该属于宰相用的，他只不过做了中国第一人。

熊十力对张居正作出这种肯定，我非常赞同。同熊十力一样，我对张居正的认识也是伴随着我的写作过程不断深入、演变之后，而逐渐丰富、清晰起来的。动笔写《张居正》之初，我想到杜甫的一首诗：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这首诗是杜甫当年路过荆州，缅怀宋玉所写。杜甫距离宋玉大概近千年。我和张居正相距的时间比他们相距的时间短，只有四百多年。史证不远，稽古可待。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张居正的悲剧很特别。

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人皇帝不喜欢，但读书人和老百姓喜欢，如海瑞、李贽、屈原等等；另一种人是读书人不喜欢，但皇帝喜欢，如秦桧、李莲英等等。但张居正两边不讨好，皇帝与读书人都不喜欢他。他一身而担天下事，一人敢为天下先，皇帝觉得他包揽大权，怎么会喜欢呢？在他的改革中，他对读书人一点面子也不给。如禁毁书院、扼制言论、裁汰庸官等等，把天下读书人都给得罪了。所以两种人都不喜欢他。但他推行的万历新政，底层老百姓的确得了不少实惠，很感激他。遗憾的是在漫长的皇权专制时代，老百姓没有话语权，这就是张居正被历史埋没的原因。

在中国所有的悲剧人物中，张居正的悲剧对于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反思更具有典型的意义。

2005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