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哲学家彭富春教授一席谈

熊召政：彭先生，听说你是海德格尔的再传弟子，因此，我首先非常想知道，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有哪些地方是相通的？有没有共同的或者大致相似之处？

彭富春：这个应该是有的。但是我觉得首先是要对海德格尔有一个清晰的定位。我们过去总是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讲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其实上个世纪呀，你要说西方哪个思想家是最伟大的，那就是海德格尔，他就是最伟大的。就他的学理方面而言，他对中国的东西是有研究的，他研究过庄子，也读过禅宗，和日本的禅学家有过对话。

熊召政：是铃木大拙？

彭富春：不是铃木大拙，他看过铃木大拙的东西。我在《哲学研究》也写过一篇海德格尔与庄子的比较论文，他读过老子，读过庄子，德国是有翻译中国经典这个传统的。

熊召政：德国很早就有这些翻译了，周易，老子的《道德经》，听说在德国，老子比孔子更受欢迎。

彭富春：我在德国也讲过老子的。海德格尔主要是想用中国的东西来克服欧洲那个主客二元分离的思维模式。但是他对中国的兴趣要作具体分析，他对儒家的东西不感兴趣，主要是对道家的东西、禅宗的东西感兴趣。但他主要是从日本接受禅宗，当然日本的禅宗也是从唐宋传过去的。我从您的散文里看到您对禅宗很感兴趣呀，我对禅宗也比较感兴趣。

熊召政：我觉得禅宗讲的是个人安身养命的东西，由于无法用世俗的经验对它理解和判断，因此很难把握。曾有好长时间我不能理解禅家说“空”是实在的物质。四十岁以后我理解了，但无法用言语表述出来。语言可以完整地传达知识，却不能准确地传达智慧。其实禅宗的“空”，道家的“无”，儒家的“中”，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三个关键词。我去过不少保留儒释道的三家文化印痕的古迹，也写过一些散文谈自己的感想，大都收在《问花笑谁》、《青山自在红》这两个集子里。

彭富春：你说的这些东西在欧洲很多人都很感兴趣。觉得东方思想，像禅宗、道家的思想对欧洲的文化、欧洲的未来有很多启示、借鉴的东西。而且在东方，韩国、日本，中国自己也有很多人很感兴趣。但是这里必须要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回到东方，只是借助中国的某些东西。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家，他不是简单地回到哪里或者走上哪条路去，他是走自己的路的。

熊召政：对，我想知道的就是他从中借鉴了哪些东方的智慧或者资源。我在印度访问的时候，碰到一个新德里大学的哲学教授，他问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思想注定是要消亡的，他问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能维持多久。这对于在我们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很重的国家，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我总要给一个回答，我就谈了自己的看法，说马克思主义恐怕是不会在中国消亡的。他们很吃惊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告诉他们，我来印度本来也想看看佛教在印度的现状，但我发现，印度十三亿人口只有九百万佛教徒。

彭富春：对，差不多在我们的唐朝时代印度佛教就衰败了。

熊召政：是呀，佛教在阿育王的时候达到全盛，阿育王与我们的秦始皇大致处在同一个时代。一千九百多年后，为什么到现在几乎就是消亡了？可是中国自从一千九百多年前从印度传入佛教，就一直存在，还发展下来。佛与道的契合融通，产生了禅宗这样的流派，虽然与原始的印度佛教有很大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但之间还是有某种联系。中国从来不会说佛教不是从印度佛教来的，佛教还是来自印度。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样，中国一直在改造马克思主义。总有一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德国人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但这不要紧，中国人永远承认马克思主义来自德国，但已符合中国国情，本土化了。这种演变展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能力，就是一直以阴柔的、纤弱的，但是锲而不舍的精神，来慢慢地吸收、改造外来的东西，直到完全成为自己的东西。我这样回答，他们就理解了我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消亡。

彭富春：您这个回答非常机智。唐朝的时候佛教有唯识、天台等等很多流派，但到后来只有禅宗最为兴盛，因为禅宗变成了中国自己的东西了，象唯识基本还是印度的东西。过去我们总说禅宗主要吸收了道家的思想，这是对的。但其实禅宗在根本上还受儒家的思想影响，强调“佛法在世间”，所以它就能传下来。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的，您讲得很对。其实毛泽东思想就已经是中国的东西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

熊富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离西方越来越远，其思想体系中有很多中国的、儒家的东西。惟其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存并保持活力。中国人极为聪明，从来不会说改变什么旗号，但会不断地改变内容。“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两句诗就反映了中国人的圆融和智慧。

我还是回到禅宗话题上来。关于禅宗，我记得唐朝有个说法：“不得志而逃于禅”。此前是说“不得志而隐于山林”。“隐于山林”是一种形式上的逃脱，“逃于禅”则是一种精神上的逃脱。我认为禅宗对中国知识分子解脱心灵的痛苦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种精神依靠和解脱。禅最开始就有非常平民化的倾向，虽然后来它有贵族化和平民化这两个对立的极端，但是那种“菩提本无树”的说法一下子就深入了人心，谁都可以成佛，这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一致的，所谓“众生即佛”，它们在本义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讲平等。所以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禅宗在中国存活的理由。

明代二百六十余年，虽有不少达官贵人，但最优秀的政治家，则只有万历首辅张居正一人。后世研究他的治国思想，认为他注重申韩之学，是法家。其是，他受禅宗的影响也很深，这一点，在他给朋友的信中多有表述。我在九华山看到写地藏菩萨的一副对联“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渡尽方证菩提”，这个胸怀非常宽广。张居正执政之初，就多次表达了这种决心，他不是“不得志而逃于禅”，而是“得志而趋于禅”。

彭富春：我觉得在历史上、现实中我们对禅宗都有个误解。说“逃于禅”这也是对的。但事实上，要学禅学，过一种禅的生活，是需要大勇气、大智慧的。所以有句话“学禅者乃大丈夫，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哪怕帝王将相也不一定是大丈夫，能达到禅的境界，禅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传统佛教所说的“戒定慧”，大乘佛教讲的“布施、忍辱、持戒、精进、禅定、般若”，它最后都要达到一种智慧，一种很高的智慧。达到它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但是以为“逃于禅”就是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了，然后逃避到山林中去，这是一种很世俗的理解。因为真正的禅是要在现实生活当中，既要离开现实生活，但又要回到现实生活之间，也就是“佛法在世间”。

我在不同场合都讲过，有佛教界的，也有搞宗教工作的人士，现在内地的佛教很功利。首先，禅宗现在都变成了净土，但是禅宗本身就是反对净土的，现在都变成了“阿弥陀佛”，就是烧香、磕头、功利、实用，却没有真正深入到这个现实生活。有一批搞宗教改革的人在台湾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比如佛光、法鼓等等，台湾有四大派系。他们介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了，办大学，办幼儿园，办医院。他们宣扬的就是人间佛教，给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勇气，提供精神安慰，很具体地鼓励你克服困难。但我们这里很多佛教只是堕落的佛教。

熊召政：只有唱颂、功课，没有智慧、禅定。我想，古人说的“逃于禅”是针对现实生活的一些迷茫状态，像王维沉迷于禅学当中，是回避官场的失意。六祖慧能的伟大之处一是改变了佛教的传承方式，变“山中法”为“世间法”。二是改变了佛教的修行方式，唱颂和悟禅，这是完全不同的修行方式。禅宗的最高境界是开悟。但开悟者始终不多，为什么，俗世生活熏染了人心，使其根器变钝。伟大的禅师为了让弟子明白禅的精髓，想了很多办法，于是公案出来了，棒喝出来了，这种参禅的方式，根器很钝的人根本不能理解。有些东西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所以禅也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而且必须在行动中参悟。我们总是对所谓“跑江湖的人”有种贬义，但实际上在唐宋时期，“跑江湖”的行脚僧是一种很高的追求学问的境界。那时的江西、湖南两地住了不少高僧大德，习禅者千里迢迢到这两地参访他们修习禅业，被称为“跑江湖”。不像今天的出家人，竟把和尚变成了一种趋名逐利的职业。他们热衷于在高官大贾中跑龙套，都不愿意跑江湖了。我理解禅是追求智慧的一种方式，斩断现实的束缚，走上一条追求真理的道路，找一个灵魂安顿的地方。但是这个东西又无法言表。您游学德国八年，跑江湖跑到国外去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游学方式，大多数人都是没有经历过的。

彭富春：不同的经历使人们对生活有不同的理解。禅宗六祖慧能注重这个，所以他提倡“世间法”，他像孔子那样因人施教，因此他的大弟子就在湖南、江西两地发展了五个支派。

熊召政：一花五叶嘛，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沩仰宗、临济宗。

彭富春：后来流传最久、最大的就是临济、曹洞两派。武汉的归元寺就是临济法系。

熊召政：现在建个寺庙就挂个禅寺的名号，其实跟禅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灵泉禅寺、玉泉禅寺，名曰禅，其实全部是净土，尽是做唱颂、功课，不讲智慧的修习。这叫挂羊头卖狗肉，现在的出家人中很难见到真正的禅师，这是中国佛教的悲哀。

彭富春：我在台湾就觉得那里的传统文化保持得很好，是真正的中国人，儒释道的传统很浓厚，搞什么***嘛。台湾没有经历过“五四”，没有“文化大革命”，很多传统文化、习俗都保持下来了。我随便到一个家庭里去聊天，那唐诗宋词比我们都背得熟，你看我大学还是学中文的，但国学的根基还不如台湾学理工科的。台湾还讲究传统的伦理，那里家家户户都供着有祖宗牌位。您是老大吧？牌位都是由老大继承的，每周都要上供、跪拜，做得真不错。中国文化在那里保存得那么好，偏偏有人在那里搞***。

熊召政：你说的***问题是大国事。我个人认为，只要两岸的文化具有统一性，***最终不会得逞，怕就怕两岸的文化歧义增大，趋同减少。所以，我一再呼吁，大陆一定要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提振兴的人也不少，但大都走了味儿。前几年有句口号非常可笑，“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大家都记得吧？

彭富春：这实际上把文化当成一种工具，把文化本身工具化了。

熊富春：“文化工具化”了，这是一个很哲学化的体验。文化本来应该是一个民族的基因。但现在各地争抢名人故居，把各种文化古迹当成旅游资源来开发，但中间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非常可笑。

彭富春：像现在的佛教也是这样。寺院过去本来是朝圣的地方，是一个修炼的地方，修行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呢？是一个旅游的、观光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一个赚钱的地方。反过来看西方，那里的教堂随便你进去观看，也不收钱，但它始终保持主要是一个祈祷的地方、礼拜的地方，这是基督教。就这个方面而言，我觉得中西方对文化、对宗教的态度，不论是政府还是国民，差异太大，在我们这个文化大国，实际上文化没有地位，相反，我们还说人家不是文化大国。

熊召政：这样一些问题已逐渐引起国人的反思，但我感觉，中国的文化人对民族的思考能力确实在降低。大多数文化人已经没有了一种文化的历史的宽阔视野，也没有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学禅者，或者说一种宽泛的舍生取义的文化精神。我们有很多专门人才，但是我们缺文化人。就像我们作家，门类分得越来越细，以致产生了小说家只会写小说，诗人只会写诗这种怪现象，文学成了靠这个吃饭的一种存活的方式，而不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自身理想的安顿方式。

彭富春：您说的这个问题，当然不仅是中国，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所谓的人文学者，包括作家这个群体在内，都有这样一种倾向。我把它称为技术化的倾向。比如作家，现在写电视剧，四十多集、五十多集，他都要受技术手段制约。我们的大学教授，学者们，主要也是作为一种职业来谋饭吃，和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一样，都是以流水线的方式在生产，这都是一种技术性的东西。我认为在技术化之外还有一种根本性层面，就是智慧型的，就是您所说的安身立命的东西，我称为智慧型的。但我们这个时代是缺乏智慧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一个是不愿意去追求智慧，只追求急功近利的东西，怎么去赚钱，怎么去谋生；一个是没有意愿，同时也没有能力去追求智慧的东西，已经没有这种能力去思考智慧，倾听智慧对自己的召唤，这个能力已经萎缩了。这个是很让人焦虑的，我觉得在您的散文里也看得出这样的思考，而且好像散文更适合表达您的这种焦虑。我搞哲学研究最关注的也是这些东西。当然目前哲学领域也有一些举动，搞复古的，提倡国学的，但是其中对传统缺乏区分，有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又大行其道，让小孩读《三字经》、《千字文》这样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不合适的，戕害心灵。复古应该去除糟粕，恢复精华。学习西方文化也是这样，我们现在了解的很多西方文化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根本的西方文化，只是美国流行的东西，而且很多就是糟粕。

熊召政：其实就是美国文化，美国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但若放在较长的历史时段来衡量，它是西方主流文化的一种变异。

彭富春：是的，好莱坞大片，网络上的一些东西，都是消费主义的、享乐主义的东西。而很多西方深层次的、好的文化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比如比尔·盖茨，大家都知道他是世界首富，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有很深基督情怀的人呢？赚了那么多钱，他是资本家，但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也是慈善家，有着强烈基督教信仰的博爱主义、人道主义。他拿出大量的利润资助贫困。但我们社会的富豪，还有各类专家学者，反而很缺少这个情怀。那么比尔·盖茨为什么是比尔·盖茨？他不只是一个受技术支配的高科技人才、资本家，他还是一个有西方基督教博爱精神支撑的贤人，他是有这个信念的。就是我们的香港也有很多资本家是这样的，包括台湾的在这方面也要比大陆强。西方最主要的慈善事业来自教会，基督教会有自己的慈善机构，企业主们都投入这里面的事业。我们都知道最早的企业主主要都是清教徒，他们都有这样的信念，要把上帝的国度建立在现在的世界，而不是在死了之后。他们除了让自己富裕之外，还要帮助穷人。

熊召政：西方基督教这样做，是让上帝活在人间。但中国有很多事情是把精神追求和现实生活剥离开来，各自片面地向两极发展。您刚才说得很好，就是当代人寻求智慧的能力，还有动力，也就是意愿都没有了。整个这个土壤改变了嘛，我们这个技术社会中，人文的土壤已经非常贫瘠。我前些年到南斯拉夫，正好是因为波黑战争受制裁的时候，整个贝尔格莱德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两百多万人的城市却停了一百多万辆车，没有汽油。我到他们市中心，如果是我们这里的市中心，全部都是大商店，是物质消费的地方。但我在他们市中心走了一条街，大概一公里，我数了一下，一共有十七家画廊。你说画廊里面会有人吗？每个画廊里都有人。我在里面碰到一个诗人，学东方禅学的，送我一本他的诗集。他说他刚从斯里兰卡回来，是在那里坐禅。我很惊讶，那里怎么能够坐禅呢？我告诉他，东方把禅阐发得最精微的是日本，但禅最根本的智慧是在中国。因为日本和西方的沟通更早也更方便一些，所以你们对日本的禅学了解得更多一些，但实际上禅的大智慧还是在中国。他说他在斯里兰卡花了六年时间苦修。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他的虔诚和笃定，因此非常感动。当然学禅不见得是苦修了，“戒、定、慧”嘛，三者缺一不可。但是从这里我感觉到，他们国民哪怕在那样的环境里，追求智慧的动力和决心并没有降低。

还有俄罗斯。我去的时候正是一千六百多卢布兑换一美金的时候，在一个地铁口上，有四个下岗的纺织女工拉着手风琴在四重唱乞讨。这个文化和物质的反差令我震惊。在莫斯科的特列契亚科夫画廊，实际上是国家艺术馆，最大的当然也是最好的。寒风凛冽，零下十几度，许多年轻的小两口儿，带着孩子静静地排队等着进去看画展。现在我们的年轻父母也会这样，注重孩子的教育，很大的暴雨也会带着孩子去学钢琴。可这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考级，为了孩子将来的出人头地，而不是为了孩子自身的修养，净搞些舍本逐末的东西。联系这样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这样一种对文化的商业态度和模式，我当时就想到了一个故事，美国人在二战胜利的时候，在柏林一栋非常破旧的楼上拍了一个照片，一个老人在摇摇欲坠的阳台上，那么残破的地方，他在精心地浇一盆花。发这个照片的美联社记者给了一个按语：“德国人不可战胜。”在这样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非常时期，一个民族爱美的心依然没有泯灭，这不就是大丈夫的所作所为吗？所以德国战后能非常快地崛起。现在，我们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是把精华的东西漫画化了，把糟粕的东西神圣化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无厘头的东西。

彭富春：我也看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电影啦，还有网络文学等等。这些东西作为一个时段性的、流行性的东西，会在某个群体中一时风行。我觉得也应该考虑无厘头中解构的成分，对一些传统的过于封闭的事情有它的意义，这不能全部否定。但是我觉得还应该有更强大的、比它更好的东西，有解构，也应该还有建设性的东西嘛。对一切除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打打闹闹、嘲讽的解构之外，还要有一个解构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文化问题，西方人很注重文化，其实中国人传统还是很注重文化的。比如官员吧，我们说读书做官论，读书是为了以后做官。从宋代以后，考试主要是考四书五经，来考察选拔官员。四书五经实际上就是教一种做人的道理、世界的道理。但我们现在的一些官员仅仅是技术官僚，我们很多官员是不懂文化的。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下，人们考虑更多的不是文化问题，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东西也没有什么文化意义了。这是最值得我们忧虑的问题。

我们文化的毁坏，起初是政治性的。“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是要革掉传统文化的命，但最终是要革掉文化的命。可是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只有狭隘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后来又是搞经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东西，文化也是个附庸，也是个堕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出现了一种粗放的经济，一种竭泽而渔的经济。我们知道，这样一种经济对整个民族的幸福指标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无法衡量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反思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才会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观点提出来，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而且不能仍然只是依赖经济、科学来解决问题。科学当然也是好的，但科学不是万能的，技术也不是万能的。科学技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不管是作为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还是人大代表，我到哪里都提倡把人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作为最根本的事情。

熊召政：我昨天在湖北省政协会议上有个发言就讲这个问题。谈到十一五规划，我说我们的经济建设怎样尊重文化的问题。比如旅游的开发，不管什么寺庙都变成了旅游景点，并因此制定经济指标，这样一来每个人去寺庙，也只是被当作一个旅游者，而不是朝圣者。一切东西只用金钱来衡量，惟独精神在其中有没有处所，根本不予考虑。

我前一段时间刚从加拿大回来，在多伦多旁边有一个小镇叫滑铁卢，引起我很深的思考。众所周知加拿大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但这个小镇，至今不用电灯，也不看电视，一切电器都排斥，居民日用的皮鞋、衣服都是手工缝制的，顽固地坚持着18世纪以来的生活方式。你说他们穷吗？一点也不，手工制品的销售价格非常贵。但是我们能用自己的幸福标准来衡量人家吗？小镇上的人感觉自己很幸福，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出发自内心的笑容，我非常羡慕他们脸上的笑容。这个小镇大概有几百居民，每栋房子都是自己盖的，非常漂亮。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坚持下来。在中国，你从南走到北，从乌鲁木齐到深圳，空间跨度那么大，但所有城市的面貌都是一样的。城市的文化印记在消失，国民的幸福指标也都物质化了。文化的差异在消失，意味着生活的艺术也在消失，我们无法再过诗意的生活。现在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是对以往的那种纯粹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纠偏，这反映了执政者的智慧。上层既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具体实施者若不能从文化的高度来理解这一重要的国策，那也不能发掘其中的真正意义，执行起来有可能变形，落不到实处。

彭富春：我去年在人大就和谐社会也谈了自己的理解，认为和谐社会应该有这三个方面。首先是自然和谐、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要去征服自然，你征服它，它也会征服你。第二个是社会和谐，各个阶层、人与社会、各个群体，不要两极分化。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大家完全一致，应该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正义不是平均的社会，平均社会和一个混乱的社会都是很糟糕的。第三个是心灵和谐，就是要有精神的家园。还有科学发展观，是要反对以前非科学的方式。但我们也不要把科学发展变成为计算式的、算计性的，我们强调科学发展、科技兴国，但也要反思技术的负面影响，防止一切的技术化。

我们可以回头再看海德格尔，他一生不开汽车，他就是要在西方技术时代反思技术对人类的危害性，但他并不反对技术。我在德国的导师也没有汽车，连电视机也没有。海德格尔生前就经常住在家乡山坡上的小木屋里。和您刚才说的一些情况差不多。德国城市中心都有步行区，但不是我们这里的商业区。很多城市，整个城市都是禁止汽车进入的。汽车是很好的工具，但是必须考虑到它在长途、高速公路上的合理运用，在人生活居住的地方，噪音、尾气，而且还有它带来的不安宁，这都是在居住上非常敏感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技术和技术使用的限度。

我们当然要发展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东西是不能依靠技术的，还必须考虑很多非技术的因素。比如禅定和祈祷。西方基督教的祈祷有它的安宁，就是和上帝沟通嘛，也就是祈祷。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很多政治家竞选前也会去祷告，比赛前体育运动员也会默默祷告，祈祷是一种达到精神非常纯粹、宁静的方式。我们东方的禅定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您刚才说的斯里兰卡，其实南亚宗教不只是佛教，包括婆罗门教、锡克教，它们的修行中都有禅定这种方式。当然佛教在这方面发展得最好，不仅讲禅定，它还讲智慧。通过坐禅达到一种很高的智慧，坐禅也是一种很伟大的艺术。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可做的事情太多了，一些西方好的东西并没有学进来，自己的好的传统也没有保持住。

熊召政：您现在给学生开课主要是中国还是西方的？

彭富春：基本中西都讲，禅宗五祖寺我也带学生们去过。慢慢偏向更多中国的东西。

熊召政：我们现在把中国传统里追求智慧的东西忽略了。却把一些伪科学的东西捡了起来，过年烧头香，见人看面相，居住看风水。也许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太多了，对自己的命运不可捉摸，所以特别在乎自己的基本生存。文化、精神方面就淡化了。每年算运程，去年是鸡年，今年是狗年，那岂不是要鸡犬升天了？当然这是玩笑话了。但是这些东西的泛滥，我想还是因为患难太多。所以在个体上，财富成了最关心的东西。对于国家的命运、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也只有知识分子在关心。老百姓只要有温饱，他就不造反、不操心，就能活下去。过去知识分子讨论盛世，常说“贤人在朝”、“贤人在野”的区别。但就今天来说，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能力降低了，就像您刚才说的，只考虑技术性的东西。技术性社会让我们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某一方面专门性的人才，而不是一种通才式的，有着宽阔的文化视野，对社会有深入的思考，对社会中发生的大事，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自己的评估，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知识分子的知识面太窄了，路越走越窄。专门人才和通才有很大的区别。

彭富春：所以知识分子的定义需要修改。我们以前讲文人，您刚才讲通才，现在的知识分子只是专门家，不如叫技术人员算了，不过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而已。我们过去讲知识分子要知道人生的知识、世界的知识，但是现在就是只知道自己学科的知识。当然技术人员确实非常需要，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一定要知道最根本的知识，知道中国的命运的知识，否则就只是专门家、技术家。

您刚才讲为什么现在风水、算命这么盛行，不能说它没有合理的东西，但它根本是一种伪智慧，迷信和科学分不清。由于没有思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所以现在就成了风水先生的天下，迷信者鼓吹歪理邪说。像法轮功，什么“真善忍”，谁都知道是胡说八道的东西，但是它竟然能迷惑那么多人。为什么能迷惑很多人呢？是因为曾被法轮功占领的文化阵地空缺了，我们没有知识分子去占领，没有真知识、真智慧，所以它才乘虚而入。我在香港、台湾也见到一些法轮功分子，但是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相信它，因为有正统的佛教、基督教是主流。法轮功根本就是末流的东西，而且它也不是什么信仰了，早已政治化了，根本就不是严格的精神、信仰的东西。所以反过来，末流的文化肆虐就是因为没有积极的文化。

熊召政：只有积极的、健康的文化才能导致和谐社会的产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一切伪科学、伪智慧、伪宗教都不会有市场。

彭富春：建设积极的、健康的文化是全民的责任，首先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2006年1月16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