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声名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这是清代戏剧家蒋士铨《临川梦》杂剧中的一首出场诗。据清人倪鸿的《桐荫清话》披露，不过是作家在借古讽今罢了。“蒋苕生临川梦院本，刻意诋毁眉公。番禺叶兰台太史衍兰，谓此诗非诋眉公，实诋袁子才也。所说未必足据，然诗中神气颇相肖。”

愉悦，从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从使命感的神圣角度来看，对文人而言，是一种可得而不可常得，可有而不能常有的奢侈品。

当然，一个文人，在一些事情上，快活得不行；在一段日子里，压根儿用不着忧虑和恐惧；在一定范围中，甚至连顾忌、戒备、防范、紧张，也是无须乎在意的，从而获得相当程度，或一定程度的愉悦感受，是绝对可能的。但是，终其一生愉悦，从头至尾愉悦，无日无夜不愉悦，无时无刻不愉悦，这种福星，中国没有，世界也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古人说过“人生识字忧患始”，古人还说过“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说明生活本身，其实是并不愉悦的。因此，作为文人，愉悦难得，不愉悦却常得，是太正常的事情。

不过，乾隆年间，江左三才子之一的袁枚，是几乎接近于上述福星水平的愉悦文人。此人字子才，号简斋，别号随园老人，生于1716年，逝于1797年，享年八十一岁，优哉游哉大半个世纪。在中国历史上，在那个很难愉悦得起来，文字狱大行其道的年代里，袁枚，他的一辈子，不但他自己感觉到愉悦，享受着愉悦，同时代的人也都认为他，即使不算百分之百地愉悦，也足够百分之九十九的愉悦了。很有一些同行，不但羡慕得直流哈喇子，还嫉妒得恨不能咬他一口。所以说，如果只是自己感觉到愉悦，也许是作不得数的，谁知你是强撑着的呢，还是假装着的？惟有众人都一致认为，那才是货真价实的愉悦。这位老人家的出现和存在，应该说是一个奇迹。

因此，不管你对袁枚的评价，是好是坏，对他这种能够获得全天候愉悦的结果，我觉得有值得中国文人为之深思的地方。

其实说白了，袁子才的愉悦或不愉悦，与别人是并不相干的，愉悦是他，不愉悦也是他，干咱屁事？为什么人们要将他的愉悦当回事呢？问题就在于这位老先生的一辈子，基本也是乾隆皇帝的一辈子呀！如果袁枚是个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三流诗人，是个作品不多，废品不少的末等文人，也则罢了，皇帝不会把目光投射到这班文坛小虫子身上的。可他却是领袖群伦，左右诗坛，引导潮流，众望所归的庞然大物，乃举足轻重之人，非同小可之辈啊！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样一个大脑袋，在这位皇帝铁腕文化政策的统治下，既没有受过被摸顶的荣耀，也没有挨过吃凿栗的疼痛，细想想，该是多么多么（恐怕还要加上一个“多么”）的不容易了。那是一个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年代，是一个死了以后应该入土为安却不能安的年代。结果，袁老先生在他的随园里，优哉游哉地风花雪月着，得其所哉地吃喝玩乐着，既没有派出所的警察半夜敲门，也没有戴墨镜的便衣钉梢尾随，能够安然无恙地，逍遥自在地，甚至还是大摇大摆地，风风光光地度过一生，这岂不是奇哉怪哉，值得刮目相待的事情吗？这其中的蹊跷，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全都纳闷，为什么他在乾隆当政期间，居然成了个特例，难道这位老先生在陛下眼中，竟然成为一个隐身人吗？

弘历（1711—1799），比袁枚早生五年，晚死二年，是个在文化思想范畴中，意识形态领域内，极其镇压防范，极其猜忌挑剔，极其兴师问罪，极其滥杀无辜的皇帝。他1735年登基，1795年内禅嘉庆，又做了三年太上皇。在他执政期间，制造了一百四十多起的文字狱案件，平均每年二点七起，其中四十多起要案，均处以极刑。这就是说，在位六十三年中，每隔一百天，就要对文人开刀问斩一次。乾隆在整肃知识分子方面，在收拾异端思想方面，在咬文嚼字、吹毛求疵方面，在歹毒刻薄、无所不用其极方面，与他的父亲雍正、祖父康熙、曾祖父顺治，不但同出一辙，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乾隆时期主要文字狱案件：

十六年（1751）伪孙家淦奏稿案；

十八年（1753）刘震平《治平新策》案；

二十年（1755）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

二十二年（1757）彭家屏奏灾案；

三十二年（1767）蔡显《闲闲录》案；齐周华《名山藏初集》案；

四十年（1775）王锡侯《字贯》案；

四十三年（1778）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株及沈德潜作序案；

四十六年（1781）尹嘉铨“古稀罪”案；

四十七年（1782）吴英拦舆献策案；

四十八年（1783）李一《糊涂词》案；

五十三年（1788）贺世盛《笃国策》案。

以蔡显的著作《闲闲录》为例：

乾隆三十二年（1767）戴名世诛后之五十四年，三月，华亭孝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刊行，有人告密检举，其中引用前人诗“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有“怨望谤讪”意。蔡显得知以后，立刻呈书自首。五月，两江总督以书中悖逆语句甚多，拟凌迟处死。六月，乾隆在谕旨中大做文章。“蔡显身系举人，辄敢造作书词，恣行怨诽，情罪重大，实为天理国法所难容，但阅原书内签出各条，多属侘傺无聊，失志怨愤之语。朕方以该犯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其情与叛逆犹去一间，或可原情酌减，及细检未签各处，如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风雨从所好，南北香难分’，及《题友袈裟照》有‘莫行教化乌场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句，则系有心隐跃其词，甘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蔡显从宽为斩立决，长子必照改为斩监候，门下士十人，或谪戍，或长流。地方官高晋、明德在查办此案中失察，竟未能发现重大悖逆词句，也加以处分。

虽然到乾隆时，大清江山已经坐稳一百多年。然而，一个人的根，扎在血脉之中，非一朝一夕形成，也就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如果不幸这根是劣根的话，那就成了劣根性。清朝历代皇帝，那种边鄙民族的狭隘偏执，发源野蛮的讳莫如深，文化落后的耻于齿及，满汉大防的不可逾越的劣根性，根深蒂固，不可改易，盘根错节，无力挣脱，遂造成这个种族最后的没落，这个国家最后的衰败。所有出身于草根阶层的头领，莽原部落的渠首，即使登上权力巅峰，都难免这种抱残守缺，自屎不觉臭，死抱住亡人牌牌不放的愚执。有什么法子呢？试为乾隆以及其父其祖着想，统治着人数、地域大于自己，文明、文化高于自己的汉民族，如何不被同化，如何不致淹没，戒备防范都来不及，忌虑抵制还来不及，焉能有将国家、民族进入世界之林的宏图大志？所以，对这些整日疑惧不安，心理复杂变态，充满过敏反应，深感危机叵测的帝王来说，面对汉族精英分子，在清洗上之不择巨细，在铲除上之不遗余力，在屠灭上之不留死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而弘历在这方面，可以称作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一位。据故宫博物院早年出版的《满清文字狱档》，顺治在位十八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雍正在位十三年，乾隆在位六十年，加在一起，共计一百五十二年，清代的中央政府一级，或政治运动式的大规模，或消防灭火式的中规模，或追查扑杀式的小规模，先后共制造了数百起文字狱案件。在这种皇帝钦批的诏狱里，坐大牢的，掉脑袋的，株连九族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加上地方政府一级的扩大战果，层层加码，法外行刑，斩尽杀绝，恨不能挖地三尺，人人过刀，以邀功求赏，用这些无辜文人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全中国到底关、杀、流、坐、立决、凌迟、斩监候多少文人，恐怕是个统计不出来的巨大数字。

所以，袁枚生活在每隔三个月，就得收紧骨头一次的年代里，不但毫发无损，皮毛未伤，而且相当愉悦地活到了八十一岁，寿终正寝。能不教人吮牙花子，啧啧称羡么？能不令人视为奇迹，纳罕叫绝么？要知道，乾隆如果想修理的话，是绝对来得及的，因为袁枚咽气之后两年他才咽气，但这位陛下，百密一疏，这样一位“倡性灵说，天下靡然从之”的大文人，居然逃脱乾隆那一双鹰隼般捕获猎物的眼，简直不可思议。

所以，我特别钦佩这位老滑头，头大且滑加之老，俗话说：“老了的兔子不好拿”，他就属于这种让乾隆没辙的老人家。

说实在的，他的名气，大得不可能不让当局对他注意有加，他的行状，其招摇，其响动，其出格，其影响，不可能不让当局对他置之不理。据李元度《袁枚事略》：“所作随园诗文集，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重之，海外琉球至有购其书者，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享文章之名，未有及先生者。”这份张扬，这份排场，这份气势，这份声誉，尤其不可能不让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诗产量最高的乾隆皇帝，漠然视之，心不为动。然而也怪，他快活欣喜一辈子，舒畅自在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风流潇洒一辈子，相对于他同时代的那些愁眉苦脸、焦虑恐惧、担惊受怕、坐卧不安，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同行，那天壤之别，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弘历好作诗，这是这位皇帝的毛病，做你的皇帝得了，干吗非要挤进诗人队伍里来。乾隆十四年（袁枚辞官后的次年）六月，他的处女作《御制诗初集》问世，共四十四卷，收其自元年起到十二年的诗共四千一百五十首。此后，越写越多，欲罢不能，到了嘉庆年间，他当太上皇了，还在写，一生写诗达四万多首，超过《全唐诗》所录的唐人诗篇总量，这实在是惊人可怕之多。一位如此强烈喜好写诗的皇帝，对文人来讲，我相信，福的可能性很小，祸的可能性反而很大。固然，皇帝爱好文学，马屁文人得以施展其溜舔功夫，但那些非马屁文人，拍不上马屁的文人，马屁没有拍好，拍到了马脚上的文人，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大学士张廷玉，因为一纸祭文，用了“泉台”二字，罚俸一年。因为皇后娘娘死后只能上天堂，哪有下地狱之理。由此可以了解弘历，必是一位非常精细，非常尖刻，非常不容人，非常挑鼻子挑眼，非常具有侵略意识的人。如果他不是帝王，是个普通人的话，第一，不能共事，第二，也不能交友，第三，当他的上级可以，做他的下级，你就没命了。因为这种惟我独尊的强人，几乎不能容忍超过他，胜过他，对他不敬，对他的存在构成威胁的另一个。在历代清帝的肖像之中，乾隆这张脸，是最不面善的。

近人陈登原《国史旧闻》中谓：“论高宗为人，武功则与汉唐争名，而非十全，文学则与才士争名，而但斗富，除《四库全书》寓禁于征外，不过千叟宴中实为一叟而已，是可笑也。”

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全毁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那才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劫难。

袁枚辞职，未必受到北京城里乾隆对于张廷玉五大臣罚款影响，但下决心打报告自炒鱿鱼，他肯定了解这位懂诗的皇帝，对于诗人的存在，决不是什么福音。果如其料，第一，对钱谦益，乾隆三十四年下令销毁他的《初学集》、《有学集》，四十一年汇辑《四库全书》时发布上谕，“钱谦益等人，实不足齿，其书自应概行焚弃”。同年，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收入钱谦益，将其彻底搞倒搞臭，打入另册。第二，对沈德潜，乾隆二十六年，将这位老夫子由苏州招至北京，因为陛下正处于诗歌创作热潮之中，急需一位捉刀人为其大量制造诗篇。归愚先生虽年近古稀，但乾隆对他破格提拔，恩庇有加，授编修，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官至礼部侍郎，以年老乞休，乾隆许原品致仕，并赐诗送行，作为御用文人，得此殊荣，可谓登峰造极。然而，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起，乾隆以其曾为作序的罪名，尽管已死多年，也不轻饶，“扑其碑，夺其谥”。其实，大家都明白，沈老先生告老还乡之后，管不住自己的嘴，透露他为陛下代笔的秘辛，这才招来刨坟掘棺之灾。就这样两位诗人的下场，能不让袁枚不寒而栗吗？

现在，弄不懂袁枚是一种自觉行为呢——万万不能跟做诗的皇帝玩文学，那可是一种危险的游戏——还是袁枚下意识的本能规避？似乎总是躲着这位陛下，形成他的生存准则。所以，他做官，也只做江南的官，如溧水、江浦、沭阳等小地方的县令。偏偏两江总督尹继善，器重他的行政能力，赏识他的诗词才华，虽一为上司，一为下属，但同为斯文，倒也相处得不错。从袁的《随园食单》里，可以看到他在总督府里，吃过鲟鳇鱼、风猪肉、鹿尾等诸多大菜的记载，可证他们除了诗词上的唱和、文字上的投契外，还是一对很对胃口的食友。随后，尹继善就“剧调”他到江宁就任，以示倚重，也算擢用。江宁是个大县，是官员们仕进南京的跳板。因为南京是清朝政府控制江南的重地，为乾隆所关注，后来，他六下江南，都落脚于此。但袁枚却不领情尹两江的这种安排，很快就请假，“引疾家居”。

吴敬梓著的《儒林外史》，其中有一句名言：“南京是饿得死人的地方”，同样，在袁枚眼中，南京的官场，也是能整得死人的地方。乾隆十三年九月，两江总督尹继善与两广总督策楞对调，这场权力角斗，使袁枚看透了，政治这玩艺，文人还是不宜沉溺其中为好。如果你不是玩家，而且你也玩不过人家，浅尝辄止，也就够了。况且，尹文端赴岭南就任，他在这个能饿得死人的南京，就不大好呆了。尽管尹继善不是他的保护伞，但朝中有人好做官，可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遂生顿悟，拉倒吧！索性连官也不要做了。不做你的官，不端你的碗，自然也就不受你的管。这时，吏部下文起复，要调他到陕西去任职，他就借口“丁父忧归，遂牒请养母”而致仕。

从袁枚的一则诗话，略知与这位总督大人之交往，这也是“飞来飞去宰相衙”的口实了。“尹文端公好和韵，尤好叠韵。与人角胜，多多益善。除夕公馈食物，枚以诗谢。末句云：‘知公得韵便传笺，倚马才高不让先，今日教公输一着，新诗和到是明年。’公见之大笑。”袁枚能愉悦一生，最主要的成就，在于他应对得当，措置适宜，以文会友，保持距离，不求得更多，不介入太深，有所倚仗而不投靠，视若知己而不入幕，不谈政治，只谈诗歌，不涉时事，惟讲性灵，从而得到相对程度的自由。

这位乾隆四年的进士，到乾隆十三年就辞官了。那年他应该是三十二岁，约相当于现在文坛上那些70后、80后年纪的后生，我觉得袁枚的举动，确有惊世骇俗之意义。试想，如今那些耳顺之年的官员，挣扎着不肯让位，那些古稀之年的干部，扑腾着发挥余热，更甭说那些四五十岁仕进得意之辈，干得正热热乎乎，怎能金盆洗手？那些五六十岁求得大发展之人，还打算继续峥嵘一番，岂能归隐山林？所以，袁枚为彻底不受羁束，离权力中心远一点，再远一点，离是非漩涡远一点，再远一点，实在是极明智、极清醒的选择。于是，激流勇退，退出政治，躲开乾隆皇帝，老实说，不是所有考得进士出身的读书人，都舍得抛弃前程，做到这一点的。据《清史稿》：袁枚“年十二，补县学生。会开博学鸿词科，海内学者二百余人，枚年最少。试报罢，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这正是登高望远，前途无量之际，学而优则仕，不就等着这个阶梯么？但他“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饬池馆，自是优游其中五十年。时出游佳山水，终不复仕。”从此，他的活动范围，足迹所至，始终囿限于长江下游，江浙两淮一带。

不做到这点决绝，他也不能获得他想要的愉悦，果然，他辞官以后，一心经营他的随园。广造声势，广结善缘，广交朋友，更以他的《诗话》，广为扩大影响。据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云：“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古，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胜。”又云：“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那时候，老先生退隐在随园里，左拥佳人，右列美姝，谈笑鸿儒，往来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会，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员慕名来访，商绅络绎于门，门墙桃李攀附，造请座无虚日；书商靠他挣钱，刻局赖他赐活，名流借他增光，诗坛由他主盟。他可以说是乾隆年间中国文人的风流魁首，引导时代潮流的浪漫先锋。那时，既无文联，更无作协，但他却成为众望所归的不具领袖名位的实际文坛领袖。

他称他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可这世界上，最是文章不值钱，好风雅，无一不需要大批银两来开销打发。特别是那座园林，是要有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上规模、成气候的。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曹雪芹《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以他的随园为蓝本的。我们都知道那荣宁二府，为迎接元春省亲，将“银子花得像淌水似的。”由此，我们对于这位随园老人，就像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一样，活得磊落与行为的苟且，讲得好听与心里的龌龊，想得达观与性格的卑下，看得清高与欲望的强烈，乃至于文章道德与声色犬马，诗情画意与庸俗无聊，正直不阿与低三下四，铁骨铮铮与软弱缺钙，都可能合二而一，并行不悖的。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那个封建专制社会里面一个文人，不准备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还想活得长久一点的处世哲学。心里想的，嘴上说的，身体力行的，绝对不可能三点成一线，像小胡同赶猪那样直来直去的。在中国，有几个文人，不多好几个心眼呢？

对袁枚的评价，鲁迅先生持苛刻的态度，认为他不过是位清客。清客，即帮闲，一帮闲文人而已。不过，他也认为，“清客，还是要有清客的本钱的，虽然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字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能做得出来的。”而胡适先生的看法，则比较肯定得多，也能理解之所以这样，乃性情之故，他是统评乾隆朝这三位才子的：“袁枚、赵翼都是绝对顶的天才，性情都很真率，忍不住那种矫揉的做法和法式的束缚，故多能成大家。蒋士铨以《临川梦》为最佳——知道他是一个第一流文人，不愧他的盛名。”

蒋士铨（1725—1785），字苕生，又字心余，江西铅山人，曾充武英殿纂修，因母丧乞假归，先后主持江南诸学院，讲学授徒，声誉卓著。后供职国史馆，记名御史，专修《开国方略》，是一位诗词戏曲诸体俱工，文章学问为时所重的文人。赵翼（1727—1814），字云松，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翰林学士，内阁中书，在清廷要害部门军机处任章京，进奉文字多出其手，顷刻千言，倚马可待，深为宰辅所重，是一位在史学研究上，在文学创作上，都具有开创意义的文人。袁擅于诗，赵长于史，蒋则以戏曲杂剧著称于世，“江右三大家”并驾齐驱，既是好友，也为劲敌。

其实，人之一生，就是一根直线和一根曲线并行的轨迹。直线是本真的我，曲线是社会的我。社会的我随之客观世界的变化而生出适应的曲曲弯弯，本真的我虽受天性和本能的支配，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排除曲线的影响。智者之智，在于曲线虽曲，不致太曲而扭曲，在于直线应直，不致太直而愚直。这位随园老人，自是智者无疑，不过，他的这两条平行不悖的线，为了他的愉悦，曲得有些过头；同样，也是为了他的愉悦，直得显然不够，历史，大概就是这样定位没有被乾隆捉进文字狱的袁枚。

于是，无论是他健在，还是身后，他都是议论分歧、众说纷纭的人物。

文坛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热闹过来的，我们都曾有幸看到，文人一老，而不自量，而不安生，而不甘寂寞，而不肯淡出文坛，不停裹乱，不断搅局的讨嫌场面。好像不到八宝山，躺在那儿再也起不来，人们是无法阿弥陀佛，如释重负的。因此，居然活到八十一岁的袁枚，自然也是可憎面多，可爱面少，可恶面多，可敬面少的文学老人之一了。当然，生前追捧，死后唾弃，忽然觉悟，划清界限，是无可厚非之事，也是这么多年来，“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那些聪明人事所难免之举，已是大家司空见惯的花头精了。袁枚终究是位智者，聪明就在于他看穿一切，而且知道历史是一面筛子，一过性的闲言碎语，过眼烟云，花花草草，污泥浊水，会被沙汰出局，而有斤量的，有价值的，抹杀不掉的，诛灭不了的东西，会长时期地传承下来。

“随园生前，才名遍海内外，高丽琉球，争购其诗。其实借名诗话，以结纳公卿，招致权贵，颇有一种狡猾手段。当时同辈如赵瓯北等，已多诋哄之。至其身后，诟之者犹众。袁之门生某，尝私刻印曰：‘随园门下士’，后受舆论攻击，乃复刻曰：‘悔作随园门下士’。张问陶初亦崇拜子才，名其诗集曰《推袁集》。袁殁后，更名《船山诗抄》。”（民国佚名《慧因室杂缀》）

说实在的，文坛，其实也是一个充斥小人的所在。

他的翰林院两位学弟，讽刺他为“翩翩一只云中鹤”的蒋士铨，死在他的前头，调侃他为“风流班首”、“名教罪人”的赵翼，死在他的后头，硬是拿这位特别自信，特别自我感觉良好的老先生没法办。他只听他想听的话，而把不想听的话拒之耳外，听见也当没听见；他只由着性子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一个文人能达到如此不进油盐的境界，实在是了不起，让我对他膺服不已。我在文坛厮混数十年，发现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同行，多得不可胜数，一片污泥浊水。然而，他们比起这位老爷子的文，老爷子的才，甚至老爷子的风流，有着天壤之别。可今人之神气活现，几乎都超得过袁老爷子。因此，我觉得袁枚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烦，怎么笑话，他在南京城里的随园里，坐定了头把交椅，那就更理所当然了。

他这一辈子也真是开心，他的全部快乐，是建筑在他的识时务，知进退，善经营，能鼓吹，会炒作，擅公关，广交游，好风雅上。这当然也并非很容易就能达到的高水平，那是智商加上阅历，才华加上胆识的结果。仅此还不够，还要加上老脸皮厚，加上不择手段，方可臻至圆满境界。因此之故，长达半个世纪，他在儒林，他在官场，他在民间，他在三流九教、五行八作中所造出来的非凡声势，足以让蒋和赵自愧弗如。

在他的《随园诗话》卷一里，有这样一则故事，表达出来他的这层意思：“予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唐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予诗册。予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呵责，予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予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居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冁然。’”我不大相信袁枚会如他所说的那样，正言厉色地与一品尚书辩驳，但是，他所坚持用长远的历史角度观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还是很有道理的。同样，虽然袁枚这位江左才子，可诟病之言、之行、之诗、之文，很多很多，他在乾隆年间，那高压的政治气氛，那低迷的文化环境，那恐怖的镇压手段，那无望的帝国统治之下，能发出一点来自性灵的心声，并且靡然成风，将这位皇帝的四万余首诗，给挤到角落里去，成为人们不闻不问的文化垃圾，不也是一种消极抵抗吗？

一个文人，赤手空拳，能对皇帝做些什么？在严酷的、严密的、严厉的精神控制，文化箝制，意识形态压制下，存活下来，让弘历逮不着把柄，捉不住破绽，而且，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还相当程度的愉悦着，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清人陈康祺在其《郎潜纪闻》里，对他的评述，还是较为公允的。这是由他的一幅《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说起，此老时年已八十有一，但春心犹在，找了一位画师，定要将这些名媛仕女画在图上，团团围住这位恩师，衣钗裙带，国色天香，他在姹紫嫣红的女弟子中，享受着那一种只能算是柏拉图式的满足。这大概是当时许多正经人对他最不以为然的德行了。可他，这位愉悦主义者，堂而皇之，张而扬之，才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郎潜纪闻》的作者，对此倒无异词，而是说“康祺以谓随园风流放诞，充隐梯荣，诗格极卑，碑版亦多不根之作；其著述，惟骈体文差强人意，余无足观。其攀附公卿，提倡骚雅，志不专在猎名。蒋苕生蝇营獭祭之词，赵云松虎帐蛾眉之檄，同时隽彦，都已窥破此老心肝。惟生际承平，天假耆寿，文名盖代，福慧双修，殊为文人难得之遭遇。湖楼请业一图，香粉琴尊，丹青昭映，不可谓非湖山韵事也。”

被一群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女文人包围着，簇拥着，恭维着，挤靠着，紧贴着，弗洛伊德着，也是当代一些老文人所憧憬，所期盼，所营造，所实践的愉悦呢！

但是，同为清人的刘声木，在其《苌楚斋随笔》的《论袁枚出游》一文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其实并不完全愉悦，并不绝对愉悦的随园先生。“袁简斋明府枚，以诗文小慧，当乾嘉全盛之时，坐享山林之福者数十年，后人羡慕之者众矣。实则随园当日广通声气，肆意逢迎高位，以为己用。下材又奔走其门，以为间接之光荣。随园遂借此为渔猎之资，收为点缀山林，放浪形骸之用，其用心亦良苦矣。观其后半生，大半出门遨游，在家时少，实为避难而起。不知者，以为真好山水也，殊为所愚。细审随园之出游，皆在刘文清公任江宁府时，欲实行按治驱逐之后。当时虽有人为之关说，未能实行，然随园知不容于众议，是以终年出游，以避他人指摘；且恐又有人实行案治者，终难漏网。随园虽自言于诗集，明示不怍，实因其事早已道路喧腾，不得不自言之，以示光明磊落，计亦狡矣。予观其诗集，检其出游之岁月而始知之。其出游系出逼迫，非出心愿，是以随园心终不怿。临终诗有云：‘我见玉皇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红尘。’在他人方羡其遇，在随园深知当日之行为，已苦其艰，但难为不知者道耳。不然，随园果何所不足意，而欲不再生人间世耶？其故可思矣！”

他愉悦吗，这位随园先生？我不禁想问一声。

所以，愉悦对于文人来说，的的确确，是一种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