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一个短命文人，只活了五十岁。

此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死于道光二十一年。天资未得尽兴施展，才华未及全面放开，就在创作进入高峰之际，戛然而止，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令人不胜遗憾。

寿命的长和短，与文学成就的高和低，并无关联。李贺活了二十六岁，纳兰性德活了三十一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点也不比高龄者差。龚自珍虽短寿，但活得灿烂。灿烂之一，为爱情敢付出生命，灿烂之二，为文学敢献出一生。老实说，中国文人如他这般活得精彩者，并不太多。

他活着的这半个世纪，恰巧是满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应该说，这个“世变剧烈”的时代，造就了他。对文人而言，外部因素，影响巨大。太平岁月，活得痛快，感官享受压倒一切，创作激情必然衰减；战乱年代，活得艰难，逃命求生压倒一切，创作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一个贴近现实的作家，过于饥饿，过于饱食，都对创作不利。得以发挥自己的最佳状态，应该是介乎两者之间。

龚自珍，作为“盛世”末期的觉醒诗人，赶上了大清王朝处于时局动荡、天下不安、危机当头、山雨欲来之际，但还没有达到兵荒马乱、枪林弹雨、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程度，诗人体会到已经在发生着的变化，也感觉到还将要发生的变化，遂大声疾呼，遂号召警醒，遂揭露积弊，遂催生变革。

在他的诗中，屡屡出现的“风雷”这个大概是他格外钟爱的词汇，如“高吟肺腑走风雷”，如“九州生气恃风雷”，如“眼前二万里风雷”，如“中有风雷老将心”……细细品味，疾风迅雷，振聋发聩，确实是他在这半个世纪里文学形象的描写。凡历史进入倒退期，几时代进入停滞期，都是特别沉闷，特别压抑，特别百无聊赖，特别看不出前景的时期，因而像“风雷”一般有声色，有气势的龚自珍，自然引人瞩目，产生震撼，也是正常的事情。

果然如他所忧虑、所担心的那样，他死的前一年，鸦片战争爆发。从此，中国的衰败开始，中国遭列强欺侮的日子开始，中国人抬不起头的近代史开始，印证了这位诗人的预见。或许，这就是今天我们还能提起龚自珍的缘由。

文学家有两种情况被人记住，一是他的时代意义，一是他的作品成就，龚自珍，兼而有之。

一

清末民初，一提起这段“丁香花诗案”，就会想到龚自珍与顾太清的“情史”，就会想到这一段大清王朝文人的最后风流。

说实在的，风流得有一个能风流得起来的环境，鸦片战争那坚船利炮敲开了国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史被列强侵略得割地赔款、国破家亡、山河呜咽、民不聊生、再无宁日的苦难期。才子，会有；大师，会有；文化精英，会有；饱学之士，会有；但风流，便很难在这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出现了。

宣武门内太平湖旁盛开的那丛丁香花，就像鲁殿灵光，成为那盛世末期最后一抹亮丽的色彩。

龚自珍（1792—1841），字伯定，名巩祚，号定盦，浙江仁和人。在当时人的眼光中，他是一个才子，而且是一个风流才子，还是一个浪荡子型的风流才子，他与同为才女，还是一位满族才女，一位出身名门，嫁给一位贝勒爷，为乾隆曾孙奕绘侧福晋的才女，一位骑在白马上让北京城为之倾倒的顾太清的风流韵事，永远为首善之区的头条新闻。那时，没有小报记者，没有摄影镜头，没有传播媒体，没有手机短信，尽管如此，这位漂亮福晋，这位贝勒府的少奶奶，曾经是十九世纪初叶，北京城里那些爱热闹，爱是非，爱起哄，爱幸灾乐祸的老百姓饭后茶余的谈资，也是那些眼皮子浅薄，心眼儿歹毒，笑人无，恨人有，说风凉话一等，没缝儿鸡蛋敢下蛆的老北京嚼舌头的题目。

其实，近三百年内，他是一位思想家、文学家，存活在中国历史上。更准确地说，更具体地说，他是以别树一帜、不同凡响的诗人形象，存活在中国文学的史册上。如果，他真的被林则徐邀请，入幕为宾，随这位钦差大臣抚粤，我不知道历史又会出现一个什么场面。但是，他没有去成，却是被人追杀于江苏的丹阳书院，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短促的一生。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京师的龚自珍，尽管在科场上，屡试屡败，频频失利，弄得很没兴致；但在文坛上，诗名鹊起，佳构迭出，成为京城明星人物。那时，宣武门外多各地会馆，进京赶考的举子、等候补缺的闲员，通常寄宿于此，一些短期居留的政客名流，一些待价而沽的闻人雅士，也都驻脚于此。因此，可以想象，寓居南城的龚自珍，第一，他好客，第二，他名盛，第三，他异类，第四，他叛逆，所以，他的访客，纷至沓来，他的朋友，三教九流，因此，宣外手帕口胡同的龚寓，成为精英荟萃、文人会聚、门庭若市、高谈阔论的俱乐部，是可想而知的。

《古学丛刊》引缪荃孙言：“定盦交游最杂，宗室、贵人、名士、缁流、伧侩、博徒，无不往来。出门则日夜不归，到寓则宾朋满座，徐星伯先生目之为无事忙。又曰：以定盒之才，潜心读书，当不在朱彝尊、毛奇龄之下。”由此可见，他的被人认可、被人接受的程度，与他的被人否定、被人排斥的程度，是持平的。而人称“龚魏”的龚自珍与魏源，则是焦点人物。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国运更替，新旧代谢之际，总会有一批敏感的知识分子，走在变革的潮流前面，成为先知先觉分子。当时，如林则徐，如黄爵滋，如魏源，这些与龚自珍交往颇深的文友。就是满清帝国走向没落时，启迪民智、动员民众的思想界先驱。因为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他们便强烈主张：一是要睁眼看世界，必师西方之长；二是要改造旧河山，必倡经世之学。遂在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产生反响。

他在《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中写道：“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这说明他的决心，为了改变“万马齐喑”的现象，文学也是可以不在话下，舍弃一旁的。这当然是诗人的一句大话了，不过，能够体会到他的壮志，他的胸怀，他的决心，和他“何敢自矜医国手”的自负，一直到最后付出生命。体现出一个时代先锋的价值观。

二

想起他，首先说到他的诗，尤其七绝，简直被他写“绝”了。

明清以降，诗家虽众，出类拔萃者也不少，但像他这样，将诗之七绝一体，写到如此娴熟，如此完美的程度，当数他首屈一指。其词藻之丰采都丽，其声韵之金声玉振，其意境之突兀奇美，其思路之峻刻险越，域内文人，近三百年，几无能出其右者。

以《己亥杂诗》为代表的三百十五首七绝，那无拘无羁的浪漫情思，那弛张浩漫的灵犀诗心，那扑朔迷离的象征隐喻，那旨意深远的觉醒参悟，更达到艺术的绝顶，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成为鸦片战争以后，绝大多数中国诗人师法之、宗奉之的楷帖。谓予不信，细细玩味柳亚子、黄遵宪、鲁迅、***诸人堪与匹敌的词章，不难在字里行间，发现龚定盒文字的余风遗韵。

想起他，其次便是他振聋发聩、拯危救亡的文章。

他有一首《行路易》诗，开头五句，那种破天荒感觉，那种横空出世的感觉，使所有当时的中国人，为之耳目一新。

东山猛虎不吃人，

西山猛虎吃人，

南山猛虎吃人，

北山猛虎不食人，

漫漫趋避何所已？……

说实在的，这几句平实无华的大白话，别人不是不会写，也不是想不到，而是除他以外，压根儿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即或有人尝试过，大概缺乏胆量拿出来面世，也就胎死腹中。惟非常人，做非常事，这就是龚自珍的风格了，别人不敢，他敢。帝国之灭亡，总是要有一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先则心死，后才身死的过程。大清王朝到了嘉庆，到了道光，盛世不再，已经陷于东西南北，虎伺其中的险境里，已经落入四面楚歌，无法为继的危机中，衰迈之年，苟延残喘，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帝国轰轰烈烈，其实内里已经淘空，像箍不拢的水桶，一击即垮。此刻，只有敏感的诗人，才率先发出这样的警世之声。

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指出：“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这些治世之类，“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即或偶然有才之士之民之相之将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这些“漫漫趋避何所已”的猛虎治世。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这首诗，这段文，正是那个呈现衰象的时代缩写。

龚自珍的超前思想，率性而为，行径突兀，不拘世俗，是很难为常人所理解。经常突破樊篱，时有惊世之举，好发不屑言论，蔑视权威豪贵。尤其，常常察人之未察，觉人之未觉，知人之未知，言人之未言，这种与众不同的风格，与世不协的精神，目为异类的待遇，遭受排斥的结果，也可想而知的。

我记得有人说过，作家犹如报晓的鸡，唤醒民众，是其本能，但啼得太早，那也会因不合时宜而遭人厌烦，若仅仅不受欢迎，也则罢了。如果，因为吵扰了谁，惹恼了谁，那下场就可能不会愉快了。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对他的启蒙意义，评价极高：“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盒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

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号角之鼓吹，无所谓雅，无所谓精，更无所谓深，只要起到引领天下，召唤众生的作用，对闻者而言，“若受电然”，也就足够足够了。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是大清王朝走向没落衰微的晚期。他死前一年，便是中国陷入于列强争夺的刀俎之下，任人鱼肉的鸦片战争爆发之年。诗人的敏感，或者说，政治家的先知先觉，就是在这山雨欲来之际，先行意识到这场民族的危机，国家的灾难。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聚今朝。”

目睹了帝国没落，亲历了世运的转移，深知江山社稷的兴亡安危，迫在眉睫，预感大难当前的败世乱象，扑面而来，有抱负、有经略、有胸襟、有奇才的龚自珍，是无法安坐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不安于位，不甘寂寞，跃跃欲试，锋芒毕露，便成为他一生的主调。

1840年，他死前一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时，尽管龚为礼部主事，林为钦差大臣，在职位上有着天壤之别。不过，在文学上为同道、在思想上为同知、在私谊上为至交的龚自珍，倒也不遑多让地上书献策，并有南游之意，这说明中国文人有着天生的政治情结。当然，这其中，有的人的政治是忧国忧民；有的人的政治是谋生手段；有的人的政治，是属于本不想政治，但政治找到了他的头上，不想政治也不行；便一脑袋、一心胸的政治起来，龚自珍大概应该归于这一类。

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能够在文章中，痛陈朝政的腐败，官僚的贪渎，直指国家机器的瓦解，封建社会的朽烂，触及水深火热的民众，万马俱喑的局面，揭示整个王朝已经到了矛盾重结的危殆关头，不可救药的圮覆地步。大声疾呼，响天彻地，成为催醒国人的警世钟声。言论之犀利，观点之尖锐，呐喊变革之强烈，呼吁觉醒之迫切，像闪电一样划破封建社会沉重阴森的夜空，对一代知识分子所起到的鼓动、宣传、觉悟、实践的作用，影响巨大，其直接后果，就是他死后五十年所发生的辛亥革命。

而且，他本人也是身体力行的爱国主义者，从他一心一意要与钦差大臣林则徐——他的诗友、他的同道——一起到广州禁烟，就可以看出他确是要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心想做些什么的雄心壮志。总之，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一位具有启蒙意识的志士，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文人。

龚自珍诗：“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宗周若蠢蠢，嫠纬烧为尘。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自春徂秋……得十五首之二》）这几句诗，可以视作他为谁而文学的座右铭。

文学家，基本可划为两类，关注社会的为大我者，只重个人的为小我者。为大我，想着的是江山安危，社会治乱，百姓祸福，生存难易。为小我，想着的是悲欢离合，情爱波澜，利害得失，命途起伏。从美学观点来看，为大我，不见得好，为小我，未必就坏。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欠缺。而且，为大我者，并非不可以卿卿我我，缠绵悱恻；为小我者，也并不妨碍黄钟大吕，激昂慷慨。龚自珍固然以为大我的形象，出现在近代文学史上，然而，他的绮丽文字，他的美艳诗篇，在抒发个性、追求自由、表达内心、体现自我方面，也表明他的为小我的艺术成就。

三

据《学人列传》，龚自珍“幼聪明，能读等身书”；“其为学，务博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广引，得申乃已。”其外祖父段玉裁，为一代文字音韵大师，由于家学渊源的关系，他穷经搜典，治书为文，颇得真谛，从而饮誉文坛，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这首东南西北老虎吃人，称不上规范，但却极具创新精神的诗，一经传抄，其惊世骇俗的声音，京师上下，为之一震。在文学这个领域里，敢为天下先，说起来是很容易的，做起来却是需要相当的自信。尤其对年资稍浅的文人来讲，他不能不考虑：一、别人会不会认可？二、若不认可，别人会不会笑话？三、仅仅是笑话，倒也罢了，会不会从此落下一个狂妄的名声？这都是要掂掇再三的。然而龚自珍就敢于睨视群伦，屹然独出。

“定盦生平性不羁，善作满洲语，嗜冶游。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伎，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生平所得金，皆随手尽，京师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顾也”（孙静庵《栖霞阁野乘》）。

他有两首诗，一为：

欲为平易近人诗，

下笔清深不自持。

洗尽狂名消尽想，

本无一字是吾师。（《己卯杂诗其十四》）

一为：

河汾房杜有人疑，

名位千秋处士卑。

一事平定无齮龁，

但开风气不为师。自注：予生平不蓄门弟子。（《己亥杂诗其一〇四》）

这两首诗，可以视作他的文学宣言，也是他的这种“夷然不顾”的“怪物”性格体现。他既然申言：“予生平不蓄门弟子。”那么，下文必然就是，他也不会师从任何人的。因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就是他，他就是惟一，他就是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他。

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

壮岁始参周史席，髫年惜堕晋贤风。

功高拜将成仙外，才尽回肠荡气中。

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夜坐》）

他还有一篇短文，题曰《病梅馆记》，就是一个提倡个性自由，思想开放，跳出罗网，不受束缚的檄文。他反对将正常生长的梅花，被那些文人画士弄得“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所以，他辟病梅馆，“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

柳亚子誉他为“三百年来第一人”，我认为既是对他文品的肯定，也是对他人品的赞赏。他对龚的惺惺相惜，更看重的是诗人身上少有的自信。一个中国文人，能够像龚自珍这样，不在意别人的首肯，不需要别人的赐准，不师法任何样板，不服从任何规范，对于上上下下的说长道短，置若罔闻，对于老老少少的评头品足，不在话下，这是多么值得提倡的我行我素的文学品格啊！

龚自珍在《己亥杂诗》第一百零二首诗后的附录中，抄了一段某生的《与友人书》，“某祠部辩若悬河，可抵之隙甚多，勿为所已慑。其人新倦仕宦，牢落归，恐非复有罗网文献，搜辑人才之励心也。所至通都大邑杂宾满户，则依然渠二十年前承平公子故态。其客导之出游，不为花月冶游，即访僧耳。不访某辈，某亦断断不继见。某顿首。”

对这封略带讥刺的信件，龚自珍很坦然，因为，按他的出身、家庭、学养、夙慧，按他十二岁习《说文解字》，十四岁考订古今官制，十六岁读《四库全书总目》，十七岁研究金石文字，这种乾嘉朴学的治学方式，绝对应该继承其外祖父段玉裁的“小学”（也就是文字学和考据学）道路，成为学者。

但是，“盛世”的败象，王朝的危势，末日的警钟，终局的命运，使他从故纸堆里走出来，面对现实，着意改革，力挽狂澜，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同时，也寄托自己的文学理想。

为此，他作诗志之：“网罗文献吾倦矣，选色谈空结习存，江淮狂生知我者，绿笺百字铭其言。”

四

我想，对于这位爱上顶头上司的太太，传遍京师的“丁香花诗案”的男主角，一个不可救药的情人，一个不顾一切的情种，一个为了和那位美丽的满族女诗人顾太清的恋情，而付出生命为代价的浪漫，你若了解到在他暴死前的两年里，公元1839年（道光十九年），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竟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期，爆发期，也就不忍苛责他了。不是每个作家，不是每个诗人，在其写作生涯中，都会有幸运遇上这种突然间才华的超佳喷涌期。你得相信，爱情，是最强烈的催化剂，思念，是最有效的助燃剂，在他《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中，讲他在这次绮丽之旅中，所遭遇到“凄馨哀艳之气，缭绕于桥亭舰舫间，虽澹定，是夕魂摇摇不自持”的亦虚亦实的情感活动，其实，更反映没有写出来，而在诗人的心胸里、灵魂里，当时有“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之说的女诗人，才是他魂牵梦萦的，并激发起无穷无尽诗情的源泉。

庚子年他给他的友人吴虹生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诗戒，每作诗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于账簿纸，投一破簏中。往返九千里，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发簏数之，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

爱，是没有罪过的，真爱，乃上帝给予的权利，不是吗？他的这本诗集中，那些“红似相思绿似愁”的“凄馨绮艳”主人公，究竟是谁，是谜，然而，也不是谜。

顾太清（1799—1876后），字梅仙，自署太清春、西林春。工诗词，擅书画、小说，她的文学成就为大家公认，她的花月容貌更为众人心仪，而且还是一个好交际、喜游玩、出风头、擅应对的社交明星。

太清好着白衣，尝与贝勒并辔游西山，作内家妆，披红斗篷，于马上拨铁琵琶，手白如玉，琵琶黑如墨，见者咸谓是一幅王嫱出塞图也。（《天游阁集》钝宦按语）

一个女人吸引男人的地方，是她的美丽，而一个男人吸引女人的地方，则是他的魅力。虽然，龚自珍以诗名，以文名，以风流名，以恃才傲物名，其实，他的政治抱负，他的爱国情怀，从他《金缕曲》的诗句“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看，最渴慕的还是力挽狂澜的丰功伟业，声振宇内的不世之名。所以，放浪形骸，不拘形迹，嬉笑怒骂，行止任意的文人雅士，是他外在的表象。忧患国事，激昂慷慨，冀图振作，有所作为的志士仁人，才是他内里的真实。这也是顾太清对龚自珍，情不自禁而心向往之的缘故吧？

我一直相信，龚自珍的那首《减兰》词，应该是十年前与这位江南才女最初见面的记录。这一切，都让那位美丽而多情，天分极高而知音难求的女诗人，不能无动于衷的啊！

人天无据，被侬留得香魂住。

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

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

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词前有一小段文字，写得颇暧昧。

偶检丛纸中，得花瓣一包，纸背细书辛幼安“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乃京师悯忠寺海棠花，戊辰暮春所戏为也。泫然得句。

也许那时的她，很可能还是婀娜可人，待字闺中的江南才女。一方面，龚自珍那经国济世之雄心，革新变法之宏图，家学渊源之功底，倚马可待之才华，使她芳心暗许；另一方面，他那狂狷傲慢之放肆，负气自恃之浮名，招蜂惹蝶之非议，蒲博滥赌之恶声，也令她举步踟蹰。但后来，她成了贝勒府里雍容华丽的贵族夫人，他又成为她丈夫的下属，一切都在彬彬有礼、保持分寸、疏密有制、若即若离的状态下，进行着有间距的感情交流。由于无法倾力相恋的遗憾，这包海棠花瓣，能不令我们这位多情的诗人抚今追昔么？

这位出身自浙中名臣兵部主事许宗彦的义女，又是在满洲贵族环境长成的顾太清，既有南方水乡女子的情深如水，又有北国边疆女人的奔放风韵，在与龚自珍交往以后，迷惑于他的才华，沉溺于他的智慧，钦佩于他的才思，倾心于他的浪漫，可谓情不自禁。曾经集宋词为七言绝句三十五章，而她分明知道这正是龚自珍的强项，分明就是一片爱心的呈献了。

诗如：

肠断魂梦两沉沉，只愿君心似我心。

已被色香撩病思，便愁云雨又难禁。

又如：

歌尽阳关不忍分，更无留影霎时云。

青笺后约无凭据，日日思君不见君。

而龚自珍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的《己亥杂诗》第二百零九首，即使学究气十足，道统气更十足，竭力否定“丁香花案”的近人孟森，这位明清史权威，这位老夫子，也不能不坐实“非惟明指为太平湖，且明指为朱邸，自是贝勒府之花”。

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

而随后不久，那一阕《桂殿秋》，更是若隐若显，欲盖弥彰。

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谧四无邻；

九霄一脉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

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

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扁几万重。

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首疑窦丛生的诗，会给龚自珍招来杀身之祸。

龚自珍一生自负，一生倒霉，这大概就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必然了。林则徐南下主持禁烟大局，所以婉谢龚自珍之助力，一方面考虑到此去赴汤蹈火，前景险恶，有回护年轻友人之意；一方面也是担心这位才子的自负，说不定帮了倒忙。林则徐是文学家，更是政治家，他了解龚自珍只是热衷政治，关注政治，本质却是纯粹的文学家，玩不转政治。最后，竟牵扯到这样一个其实更政治的情感局面中，也就只有死之一途了。

五

关于龚自珍和顾太清的这段“丁香花诗案”的爱情故事，因为涉及到诗人最后的暴卒，清末民初，也曾沸沸扬扬的热闹了好一阵。

既有曾朴的《孽海花》、冒鹤亭的《太清遗事诗》，言之凿凿；也有孟森的《心史丛刊·丁香花》、苏雪林的《丁香花疑案再辨》，矢口否定；更有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定盦出都，（因主禁鸦片）得罪穆彰阿，外传顾太清事，非实也。”别证其无。

但我宁肯相信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所说到的，“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自珍“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据此论点，观堂先生对男女情爱的正经、古板、道学、迂腐，姑置勿论。但他认为龚诗所写，并非向壁虚构，这个学者的断言，是值得采信的。

龚自珍在礼部祀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官微职闲，备受排挤。后来，能够到奕绘的宗人府，谋得一份俸禄，若无强有力的奥援，是很难获此美差的。顾太清的丈夫，龚自珍当差的宗人府长官，乾隆曾孙贝勒爷奕绘，倒也是个礼贤下士的上司，而且还是一位能够与妻子唱和的诗人。他很爱这个其实有着汉族血统的江南才女，为了能和她结婚，还不得不设法为她改隶旗籍。

而诗人龚自珍终于得以走进太平湖畔的贝勒府，谁能说不是顾太清为其杭州同乡，对丈夫施加影响的结果呢？这位有着满洲和蒙古血统的野性，又得到江南水土润养的女人，有其柔美温雅的一面，也有其奔放热烈的一面，她能毫无顾忌地说项，不怕风险地引荐，除了钟情，除了爱恋，找不到别的什么解释。于是，她对于这位有可能因公因私，从此出入府中的龚自珍，他的浪漫，他的情感，他的文学魅力，以及那种“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放荡色彩，不为所动，也是不可能的。

从太清春的《落花集》、《渔歌》等诗词作品来看，她其实是既懂得情，更懂得爱的一个极风流、极妩媚、极冶美、极痴情的女人。然而，1838年（道光十八年），当贝勒奕绘的官衔被革职，世袭被褫夺，在抑郁中去世以后，作为嫠妇的顾太清，在家庭中便一落千丈，何况奕绘的正室，和继承人合谋起来，要将她和他置之死地，而仍沉迷在姑且认为是柏拉图式爱情中的诗人，竟浑然不觉，还在为她写“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表白自己的不渝之情。

即使，龚自珍比离他家不远悯忠寺内的海棠花，还要纯净，顾太清比离贝勒府不远太平湖畔的丁香花，还要明洁，他们这种无瑕的感情，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非其族类的女人，她恋上了一个绝对被视作异端的叛逆男人，这种近乎十恶不赦的对传统，对体制的挑战，必然是要斩尽杀绝的。

龚自珍一生，其实只做了三件事：

一、赌命运，

二、赌爱情，

三、赌文学。

然而，上帝从来不会给人百分之百的，结果，文学上获得极大成功，命运上遭遇完全败北，爱情上更是交待出去他的生命。

其实，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之所以万世不坠，就在于对待异端分子的高度一致上，如龚自珍，如顾太清，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相异的观点，一点点不同的做法，一点点反对的态度，一点点抵抗的念头，等着吧！这部国家机器，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最低的衙役皂隶，刀兵棍徒，保甲里正，巡丁逻卒，倾巢出动，全力以赴，悉心从事，上下一致，除恶务尽，必干净彻底而后止。

关于他在南归途中，于丹阳书院暴卒事，据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所述，有两种不同说法：

一、“其殁也，实以暴疾，外间颇有异词。初，定盦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颇有暧昧事。人谓定盒集中游仙诸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入引》诸阕，惝惚迷离，实皆为此事发也。后稍为主人（子）所觉，定盒急引疾归，而卒不免。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

二、“定盒晚年所眷（妓）灵箫，实别有所私。定盒一日往灵箫处，适遇其人，因语灵箫与之绝，箫阳诺之，而踪迹则愈密。半岁后，定盒一日又见其人从灵箫家中走出，因怀鸩以往，语灵箫其人倘再至者，即以此药之。药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即死，死亦无伤痕可验也，灵箫受药，即置酒中以进，定盦饮之归，即不快，数日遽卒。”

六

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比他失败得更惨的文人。

他的喜赌常输，虽输犹赌的恶习，很像沙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诗歌领域的开创意义，不亚于英国的拜伦、雪莱；他与贵妇人的风流韵事，他与风尘女子的狭邪冶游，法国的大仲马、巴尔札克之辈，根本望尘莫及。至于他那些披肝沥胆、唤醒国士的警世之作，与雨果作品对于法国，与马雅可夫斯基对于俄国，在革命中所起到的作用堪相媲美。甚至他最后不知是鸩酒暴毙，还是枭首而终，与普希金，莱蒙托夫决斗饮弹，不治身亡，虽同属别开生面之死，但他死得更为蹊跷。

1839年至1841年（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是他创作的高产期，生命之烛燃点到最后，爆发出璀璨的光华，他以几乎日写一首七绝的进度，写成的这部《己亥杂诗》，达到他一生成就的最高峰。

然而，他的人生赌博的命途，终于也到了终点。

他的一生，极其短促，只活了五十一岁，就被他人追杀。按照中国文人越活越缩水、越回旋，越活越糊涂，越颠倒，甚至活到最后，越混账，越万人嫌的常规，我怀疑，龚自珍活到七老八十，还有思如泉涌的才华？还有目空一切的豪迈？还有指斥海内的勇气？还有匡时救世的雄心？

我也不敢揣测。因此，他的短命，固属不幸，但他的形象，却在后人的记忆里留下来完美。

与颜色不那么艳丽，香味却异常浓郁的丁香花相联系的，这场大清王朝文人的最后风流，让我们对于古人那份敢于挣脱束缚的精神，多了一层敬意，对于古人那份涌泉而来恣肆汪洋的才气，多了一层钦服。由此，也禁不住纳闷，为什么，我，我的同行，却显得这样侏儒而蹒跚呢？

能找到答案吗？我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