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第一把手，虽然大家说他过去在老区就以“左”出名，而且个人作风上喜欢独断专行，但是他是很有政治经验的老领导，为什么竟然轻信这样令人可笑的密报呢？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他自有的一贯思路的继续，也就是他对于四川地下党，有他自己的特别看法。

从解放初老区党和地下党会师起，我发现，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一贯对于地下党采取不太重视和不够信任的态度。地下党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构成部分，地下党和老区党理应一视同仁。虽然由于地下党员所处的环境不同，学习的机会少一些，没有老区党的同志水平高，地下党有它活动的规律，为了生存下去，它不能不和旧社会的各种人物交往，它不能不有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地下党员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有些出身不那么好。但是这都是由于不同的工作环境造成的，怎么能怪他们呢？但是，从地下党的同志在解放后所遭受到的各种对待看来，不能说是很公平的。

且不要说解放后地下党是不是受到重用了，我们从来也没有计较过担负什么职务。许多地下党同志解放前就担任着县委、地委以致省委的职务，他们也是由当时领导白区工作的中央南方局所任命的。然而解放后新任命的职务，一般都低一二级。我从1940年开始任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鄂西特委副书记，1947年任川康特委（当时定的省级机构，南方局党史资料上也是这么说的）的副书记，然而解放后只叫我到成都市委担任委员兼组织部长。我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意见。老实说，地下党的同志在出生入死的斗争中，随时准备牺牲，谁还有什么等级观念？能有一个革命岗位做工作就是了。他们希望的只是要受到党的信任。信任，这是我们做地下党工作时最紧要的事。在那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斗争犬牙交错，可以引起怀疑之处很多，而敌人也千方百计搞阴谋，制造混乱。作为地下党的领导，自然是要随时提高警惕，因为那是可以亡党亡头的事。但是同志间必须有长期斗争中所形成的共识和信任，以致建立起生死之交的友情。没有这一条，地下党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互相信任，才可能有团结。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把手总对我们地下党有自己特别的看法，对我不信任。50年代初，中央要调我出国到英国去搞外事工作，就被他否决，后来改调了别的人去。我想他大概以为把我派出国去工作，是不可靠吧。我在白区做那么多年危险的工作，南方局从来没有认为我不可靠，总是委我以重任，为什么我出国去搞外事工作就不可靠，难道我会叛逃吗？后来我任省城市建设厅长时，国家城市建设部要派我出国到捷克参加城市建设国际学术会议，又被他挡住了，不让我去。城建部的万部长来电话问：“为什么城市建设部要派它的下级城市建设厅长出国公干，地方竟然不允许？”但是部长说话还是无济于事，官大压死人，后来改派了别人。前面我提到过的那位好书记见我在科技问题上和第一把手抬杠子时，警告我说：“恃才傲上，危险呀”，那一次就对我透露过，第一把手对他曾说，“此人可用不可信”。可见对我不愿服帖地做他的“听用”，甚至有时候还不给他面子，对我早就耿耿于怀了。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有人向他告密，说我有间谍嫌疑，自然是一告就准，立案侦查。

对我一个人不信任，倒也罢了，可是“文化大革命”前，听说西南局管组织的人奉第一把手之命，要把地下党的档案集中起来，准备进行全面清查。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搞，“文化大革命”的火就烧到他们头上去了，没有搞成。然而这种工作和影响，还是遗留给后来的“新生红色政权”，他们继续拿上手来搞。刘结挺就在清理地下党工作会上动员说：“解放十七年，加上文化大革命三年，共二十年都没有清理地下党。”他的这些话显然不是没有来历的。

所以在当时的造反派小报上我看到说，四川地下党里叛徒很多，他们已经发现有一个以马识途为首的叛徒集团，有二百人之多。他们决心要像北京一样，把四川这个叛徒集团挖出来，立一大功。他们大言不惭地说，北京挖出一个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奖赏聂元梓一个中央委员，四川要挖出二百人的叛徒集团，那不可以捞到两个中央委员吗？于是在1967年夏，经过来四川检查工作的王力、谢富治批准，成立了一个清理地下党的专案办公室。各个地方也成立了。这一下地下党就遭殃了，把地下党圈起来整，发的文件上把地下党和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并列。***1968年3月讲话，说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叛徒很多。这就更加了码。想不到我们过去在白区被国民党诬为“共匪特务”，现在又被共产党的革命委员会诬成“国民党特务”。许多地下党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始作俑者正是对地下党有成见的我们的第一把手。

“文化大革命”以后，省委给地下党平了反，结果证明，地下党里除开我们原已揭出的叛徒外，再也没有查出一个叛徒。但奇怪的是，我们的第一把手回到四川，在南充小范围内和他的老部下谈话时，故态复萌，肆意诋毁地下党。他说：“解放后，在地下党使用问题上有问题。……那时马识途领导的一些人，许多人有问题。《红岩》是罗广斌吹起来的。……如果用地下党掌握政权，他有一股势力，让地下党这股势力掌握政权就危险。广安重用地下党，地下党里面，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搞投机，有的是摇摆不定的人，国民党一得势，他们就要出来。当时搞四清，对这些人做了处理。”他以为在他的部下面前可以信口雌黄，哪知在座的正有一个地下党员，当时把他说的记录下来。后来在南充党代会上被他揭发出来，代表大哗，上了简报，报到省委。我和地下党的领导都看到了。

我们认为这是严重事件，因此向省委和中央纪委写了报告，要求第一把手说明问题。中央纪委收到我们的报告后，派人去问这位老同志，为什么现在还说这样的话。他想赖账，别人把当时的记录拿给他看，他没有想到他说的私房话被记下来了。听说他只得说，假如他说过，那当然不对嘛。后来我们反映到***那里，总书记劝我们算了，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我们相信，因为省委为四川地下党早已发了平反正式通知。

地下党的同志为此十分气愤，时到今日，还有这样看待地下党的人。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当权，所以四川地下党解放后一直受他的歧视，一来运动就整。对于我这个对他不言听计从且有时敢披逆鳞的地下党头头，当然更有看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暗地清查我，把我调出西南局，下放南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把我拿出来祭旗，自然是毫不奇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