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省里的大小报纸对我点名批判后，我们机关领导，派人带了三条汉子，来到我的家里，对我宣布，即日起对我实行隔离审查。并对我宣布了纪律，反正是一不准什么，二不准什么等等大概有十条八条。总之不准我自由活动，不要说外出活动，看望亲友不行，连吃饭拉屎，一切都置于监管人的严密监视下。同来的三条汉子，便合法地住进我的家里了。

他们当然是奉命行事，各人对我的态度也有不同，即使有的对我态度恶劣，摆出对我专政的架子，我也并不计较。他们一进门，就把我单独搬到一间我原来用的办公室。我的床摆在最里边，他们的三个床摆到门口，叫我插翅也难飞走。他们接着就把我的办公桌文件柜里我的所有的文件、笔记本、信件和写的片纸只字，都收缴交上去了，我的书柜也都贴上了封条，我能看的就只剩下马列全集和***选集以及报纸，我能听的只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了。供写检查的公文纸倒是充分供应的。我写的诗他们当然没有抄去，因为我都存蓄在我的脑子里了。即使我写在纸上，夹在那一大摞检查稿子里，他们也不耐烦检查去。

我总算得到第一把手的格外恩准，让我每天有机会去医院看望一下我那重病在身的妻子。我说格外恩准，并非夸大其词。我的妻子得了不治之症已经几年了，三年前，我得常务书记批准，把她送到北京中医研究院去治疗，有些好转。我回来后，第一把手却把我下放南充搞“四清”。我提出：爱人病重，需要照顾，家里只有三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也没人管。并且常务书记排机关干部下去搞“四清”的名次，是把我排在下一年的。可是第一把手，哪管这些，就是要把我下放。我在南充时，北京来了三次病危通知，我得县委书记批准，赶往北京看望。可是第一把手听说了，带信来批评我，说我不安心。我承认是有些不安心，自己的爱人，多年的战友，病得快死，我到北京去看望，人之常情嘛，而这也受到批评。我在北京和病情好转的妻子商量，她决定搬回成都住院，我仍回南充工作。就是这样，我还是只有回成都来开会时，才能去看望她，情何以堪？现在我被隔离审查了，居然让我每天去看妻子，应该说是格外恩准了。

过去第一把手明知我的妻子病重，孩子需要照顾，却硬要把我下放南充，我真觉得他不近人情。北京来了病危通知，我到北京去看视，倒受到他的批评，我简直觉得他不通人性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大谬不然。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的政策落实了，我才知道，他这么做，是由于有更重大的政治原因的，原来是他们早已怀疑我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他的动机是为了保证党的纯洁性，不能说不纯正。但是对于一个在白区出生入死干了许多年的老同志如此不信任，动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而那对待同志的手法，也不免太恶劣了。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严重的破坏，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和愿望，便做出关系亿万人生死命运的决定，而且谁也不能反对，谁反对谁就倒霉，有的弄到死无葬身之地。流风所蔽，上上下下，都是书记说了算，一个人可以掌握许多干部的生死命运，可以决定许多人的吉凶祸福。可以一句道听途说，便叫一个干部大祸临头。我就正是这样。我糊里糊涂地就成为里通外国的嫌疑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