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帝对你们每个人的了解都是不相同的，所以你们对于上帝和大地的见解，也应当是不相同的。
——纪伯伦
为了一个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从远方归来，他们在湖边相聚。
分别不过才短短几年，他们都已经是三十几岁的人了。
时光似乎已过了半个世纪，而他们不过才三十几岁。
宋为良：
……真热，站着不动都一个劲儿出汗，脚底心好象要冒烟……多少年没在南方过夏天了？七、八年？好象更长些……总算回来了……没错，是这儿，4路汽车站，通六和塔，说好就是在这儿等。我对薛宁说，要去就去六和塔，远一点。再说桂霞也早就吵吵想去看看这座世界闻名的塔。……不对，难道记错了地方了吗？以前4路汽车站好象不是这样的，……呵，对了，湖边新铺了一块草坪，房子都拆光了，还建了一个游船码头，难怪认不出了……
“桂霞，你渴吗？”
“不。”
“你站到树荫下来，别晒着。”
“不怕的。……咱还等谁？”
“等我的同学。”
“嗯。”
……说好七点半，怎么还不来？游客真多，人碰人，肩碰肩。大概都是些放了暑假的大学生。黎荔是研究生，一大早准是去背她的外语了，薛宁这个家伙爱睡懒觉，在农场时就懒，睡觉从来不脱毛衣，宁让蚊子咬也不挂蚊帐。人的习惯不大好改，再说这两天他正好又休班呢。可凌建中不应该迟到，当过兵的人最遵守时间，不过现在成了家，也难说，要是有了小孩，一大早就更加忙乎人了，他结婚有几年了，可从没听说他生了男孩还是女孩。……听说顾亦非也要来的，这个老夫子，对象到底找好了没有？现在城里不是三十多岁的男的吃香吗，他的鬼脾气也实在要命。还有谁会来呢？阿华是工人，星期天不是他的厂礼拜，还是去挣钞票要紧，有几个人看得起我们呢？现在老同学凑在一起，不大容易了。大家都忙，各忙各的，薛宁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回来，老同学一年也难得见一面……
也是七月的一日，天快亮了，晨风拍打着墙上的大字报，哗啦哗啦直响。一夜之间，一辆破三轮车跑遍全城，薛宁刷大字块可真有两下子，这会儿倒靠在车把上睡着了，张着大嘴，活象一条胖头鱼。“浆糊桶见底了！”顾亦非梆梆敲着桶底。“我回去拿！”薛宁从睡梦中跳起来，一脚踩在阿华的红袖章上。阿华心疼得直叫。“我来踏，踏得快，我从小帮我阿爸踏三轮车……”我嚷嚷。可瘦得象柴棒似的顾亦非，总喜欢同我抢。“咚——”三轮车撞在路边的马桶上了，一个老太婆边骂边追出来……快逃！假如凌建中在就好了，他有一辆摩托，屁股后头冒烟，全校同学心目中二十一世纪的宇宙飞船。如今农场的大道上飞过一辆摩托，小伙准是个搞活经济的积极分子，可凌建中十几年前就有了，那时他爸爸还没有倒霉，他不是我们“组织”的人，同他认识还是下乡以后的事情。……呵，闭上眼睛，清清楚楚看见几个年轻人，在朦胧的晨曦中贴标语。可是，现在的人一提起他们，就好象看见了什么十恶不赦的魔鬼……
“真热！”桂霞走过来，拽拽我的衣角，低头说。“一大早就热得这么蝎虎，都怪你！”
怪我，是怪我。干吗捡了大热天回来？八月的北大荒，是天然避暑地。太阳底下摘条黄瓜吃，都象是冰棍儿。四年一次探亲假。捡个地儿淌汗来了？不，不，这是没有办法的，探亲加出差，领导信任，要办事，等不到秋。不过也正合我的心思，十几年了，没在夏天回来过……丝瓜汤，火腿冬瓜，红苋菜豆瓣，毛豆青椒，杨梅、荔枝、黄金瓜……呵，小心口水……黄金瓜，雪梨瓜，金黄金黄，雪白雪白，北大荒是没有的……记得杭州那时到处都有摊摊，秤好了，嚓嚓地刨皮，一股清香扑鼻而来，一团香喷喷的雪花，几口咽下肚里去，脚下一摊黄金，多气派。……可如今，到处是冷饮亭，雪糕、冰激棱、可口可乐、桔子汁……还有广告，到处是广告、商亭、地摊，五颜六色，简直叫人眼花缭乱。可竟然就是没有黄金瓜……
“桂霞，你在这儿等等，我看那块儿好象有卖黄金瓜的……”
“我要吃香瓜。”
“这儿没有香瓜。”
“我……吃那——”
“啥？”
“那嘛——”
“我去看看。”
“——嗳，别走，为良，我怕……怕丢了……。”
好吧，我哪也不去，就在这儿陪你，谁叫你是我老婆？在农场你算是个人人羡慕的好媳妇，到了城里谁认识你呢？当初大伙儿在农场的时候，你还是个拖鼻涕的小姑娘，谁也没有想到，你会把我留住。唉，凭良心说，你别生气，不是因为你，我也返不了城，回了城我上哪儿住去？……黄金瓜，唉，算了……怎么连我都变得象个乡巴佬，街上好象不大有人穿塑料凉鞋……桂霞身上的这件绣花衬衣，昨天不是还挺顺眼来着？……
哎哟！好疼。
“嘿嘿……我猜是你，建中！让我好等。不过，你是第一。噢，这是我爱人许桂霞。”
“糖早已吃过了，新娘子还没见到。本来，那一年大家都盼你回来……〇，回来结婚的。哈哈。”
凌建中还是老样子，黑黑的皮肤，黑黑的小平头，一条褪色的黄军裤。不过，他说话怎么这样慢吞吞起来？好象在作报告。他什么时候学会这样哈哈笑的呢？活象他爸。不过并不讨厌，蛮象回事儿。我就不会。当然我只是一个拖拉机手，而他已经是丝绸局的计划处副处长了……
“听说你主动要求调到洪河农场去了？”凌建中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有干头吗？”
这话问的！没有干头，谁会扔下呆了十年的老窝，到一个人生地不熟、靠近边境的建三江沼泽地带的新建农场去？
“洪河农场是八十年代先进水平，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模式。七百个机械工人，种一百万亩土地，效率是咱们过去农场的十倍以上……”我不知该从哪儿讲起。
洪河，一提别拉洪河畔的洪河农场——我全身的血呼地热起来，好象当年报名下乡去偷户口本儿时的心情一样。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心里怎么还会留着这一块绿洲。不到一年之中，该走的知青都走光了，剩下了我，无“家”可归，在农场垒起了一个自己的小窝，开始安居乐业。我以为，我的心，象冬天的菜窖，比屋子冷些，比雪野热些，不冷不热，可以储存好多的蔬菜，存好久，到春天也不坏，是只恒温箱。既然在农场筑了窝，一辈子就老实儿呆着吧，驾驶铁牛，还算得上是“国内先进水平”……可是，洪河农场一招驾驶员，我就毛了。听说那儿比友谊五分场二队的一式美国“金鹿”装备还厉害，丰田车，贝利克农机，在荒原上建起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农场。当然，公路还没修好，从建三江局去洪河，坐车先到“纽约”（扭腰），再经“伦敦”（轮敦），才到“平壤”（平地）。可这吓不住我。中国的铁牛时代，在许多乡村还未开始，在洪河，却要被更先进的农机代替了。我觉得自从下乡以来，心里一直在盼望着的天边的彩霞，突然在晨光中闪现了，我太激动了，半夜把桂霞推醒了，抱住她说：“跟我走吧，我又要开车了！”“放着好好的机耕队长不当，去开荒？我不去！”桂霞扭过身，不理我。可我知道她翻了一夜身。天快亮的时候，她坐起来，拢着头发，伏在我耳边轻轻说：“人说建三江通火车了，那火车走得慢，人在铁轨边上一摆手，它也停，多好个地方……你到天边儿我也去！人活着，要有奔头……”
后来的情形，招聘驾驶员简直成了考状元了，我从没有走过后门，这回也让桂霞的爸爸去说了情……
“听说是搞补偿贸易，那合适吗？”建中好象挺了解情况。“社会主义借助资本主义的翅膀飞起来？”
“当然合适，先飞起来再说。六万吨大豆，不用五年就还上了，五年以后是纯盈利，吃不了亏。何况，重要的问题在于……”
我不象建中，在学校时就雄辩。一到他面前我更显笨嘴拙舌。我感兴趣的当然不仅仅是日本车、美国机器，而是这个农场的建制。它从飞机上看，是放射型的，场部在中心，四周设有六个作业区，取消了原来农场的生产队制，工人和居民全部集中在场部，我们称它为“垦区卫星城”……
“建中，你以前就关心国营农场的经济体制改革，洪河是试点，它的成功或失败可给国家的大型农垦企业现代化建制提供有益的借鉴。怎么样？我不白去吧？你真应该亲自去看看……哟，黎荔！你什么时候到的？我怎么就没看见？真的没看见……”
“我可看见你的扎根树了。”黎荔笑着看了一眼桂霞，“真年轻，跟你一比，我们都成老太婆了。二十几岁？”
“二十五。”
“桂霞，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黎荔大姐，她在农场当过老师，可惜你们家搬来时，她已走了。”
几年不见，她明显地见老了。虽然她穿了一条深蓝色红圈圈的连衣裙，白色的高跟凉鞋，脸上也没有什么皱纹；可是一眼看去，她象一个地道的中年女子了。是肤色？是眼睛？是神态？不是说江浙的人皮肤细嫩吗？我真不懂这些讲究……她是研究生，大概太辛苦了……
一双手伸过来，把我的手紧紧握住了，耳边是一个低沉的男声：
“阿良！”
是顾亦非。我能听出来。他把我的手握得这么紧，好象他离开农场上火车那一刻……
他是这群同学中，除了我以外最后一个离开农场的。（我是没有法子走，大家都知道）。他一直迟迟不返城，因为回去了也无班可接，没有工作。他的父亲早死，母亲多病，弟弟婚后待母亲很不好，已分开单过。七七年第一次大学招生时，他在农场报过名，据说，考试分数是在“重点线”以上的（难为他这么多年一直埋头自学），好几所大学争着要他，最后竟然一所大学也未敢取。好几个月后有消息传出来，不取的原因，还是他的“老问题”——七〇年冬天，曾有两个杭州“同乡”，一对姐弟，从他们插队的虎林县到农场来看过他，住了一宿，他们谈了话。姐弟从他这里走后，“过江”去了，而且，竟然未被那边送回来……顾亦非因此受到了严厉的审讯、追查、隔离、批判。……当时我作为他的副连长，由于一再为他辩护说情，也受到了批评。我在支部大会检讨几次，以后再没有被提拔重用。可我心里明白顾亦非是冤枉的，他怎么会知道那姐弟俩离开这里以后，将要到哪里去？他们怎么会告诉他呢？在当时这可是有死罪的叛国行为呀，他会不劝阻他们？何况我相信顾亦非还不是那种会在绝望中选择“一走了之”的不负责任的态度的人。可是，没有人愿意听信我们的解释和申辩。他从此沉默了。……他本来出身就不好，这以后，工农兵学员、招工（包括煤矿招工），哪怕是在连队当老师，一切的机会，都同他绝缘了。我对他的全部友情仅仅只能做到使他在高烧生病时不至于被作旷工处理。现在想起来，我的心里还有些歉疚。七七年是他最失望的一年，他落榜了，第二年再没有报名。七九年招生截止后不久，他的所谓“政治问题”却被平反了，他总算作为一个自由人离开了农场。但上学机会再也没有了。今天听起来，这一切似乎象故意编出来的小说。“剩下你一个人了，好好活下去……”他临走前一天，喝了那么多白酒，第一次喝醉了……
他把自行车推到一边去，站在树下看着我，并不说话。人多的时候，他总是不说话的。他几乎一点变化也没有，还是那副白边眼镜，腮边淡淡的青胡碴……
“就等薛宁了。”凌建中看了看表。“迟到十五分钟了，这家伙！”
“大概又和他老婆吵架了。”黎荔同情地叹了口气。“平均二十四小时吵一次架，四十八小时打一次架。”
“为什么？”我印象中薛宁不是个爱斤斤计较的人，何况婚前对他的爱人满意得了不得。
“为了芝麻和绿豆。象许多家庭那样。没意思，少谈他。”黎荔用手绢扇扇风，一副不耐烦的神情。
“来了。”凌建中用手指指着前面。
林荫道上挤满了人，我找了一会，并没有发现薛宁。
“哪里？”
“喏！那个穿淡黄色翻领汗衫的。”
我差点认不出来了：宽宽的白色筒裤，带跟的褐色皮凉鞋，发型，呵，说不上，反正挺时髦；戴一副茶色的宽边太阳镜，象只大猫。……只有走路的姿势没变，还那么懒洋洋，无精打采的。这可是个好心的懒鬼。
“喂！懒虫，起来吧，今儿食堂开鱼荤！”
“我从来不吃鱼。要吐鱼刺儿，不如不吃省点事……”
“喂，把被褥子拿出去晒晒，长跳蚤啦！”
“咬就咬吧，咬我就不咬你啦！”
居然还留了一撮小胡子，他以前最恨留小胡子，骂那是“假洋鬼子”，……这小子，外表上恐怕是同学中变化最大的一个了。老三届的男同学们，大多数人仍然习惯穿蓝上衣，或灰衬衣，在着时装的人群中往往显得寒伧而又格格不入。其实他们并不反对人们赶时髦，只是自己没有那么多的钱，或是没有工夫和兴趣罢了。听说薛宁在旅游局当向导，当然应该与众不同……
薛宁：
……晚是晚了点，忙忙碌碌张罗了好几天，通知、联络，结果发起者最后一个到达，有点不象话……不过没关系，他们会等我的。阿良好说话，假如我不提议老同学们聚会，他也想不到，晚了就晚了吧，又不是送外宾上飞机……谢天谢地总算刚送走一批，可以轻松几天了。
“米米想去儿童公园”“给米米修电动狗熊”“小椅子坏了！”“米米想吃冰赤豆汤”“去给米米买乳白鱼肝油”“给米米……”
想轻松几天？这才叫自动调节，劳逸结合呢！
为女儿效劳，心甘情愿。女儿长得象小明星，长睫毛，黑眼珠又圆又大，女儿会说“欢迎你们来到天堂游玩……”地地道道的广州话。女儿会说“how do you do！”标准的英语！
“洗棉被！”“洗窗帘”“洗沙发套”“插头换到床右边”“大衣橱移到门口”“去排队买排骨”“买酱油”“买煤饼”——星期天奏鸣曲。
“我不是旋螺陀呀，米米她妈。”我尽可能面带微笑，这是导游的职业习惯。
“你去雇保姆吧！”她把一束筷子摔在地上。
于是那个不承认自己的旋螺陀就不停地、无可奈何地转起来。
架吵得多了，自然就有经验。大家都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同花瓶、茶具之类接触，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幸好我天性疏懒，就是比较经济实惠，经久耐用的筷子、毛巾、枕巾之类，我也常常懒得去碰。这是家庭安全的基本保证。
米米，我的小米米，她不会去把炉子上的开水壶推倒吧？假如她奶奶到楼上去了呢？噢，不会，今天爷爷在家……
“怎么少了十块钱啦？”
“我怎么会知道？”
“你不知道谁知道？”
“从来是你管账，我兜里只有三毛钱。”
“反正是少了……”
少了……反正原来也不多，这我知道。两个人的工资相加，不到九十块，要还结婚时欠的账，要养孩子，要给新婚的朋友送份礼，要……唉，算了算了，横竖是这么回事。连架也懒得吵，你爱骂什么骂什么好了，确切说，除了小说家外，普通人无论是恶毒或优美的语言，都不产生经济效益……
人活在世上麻烦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本来回到家里就是想清静一会儿，才找一个护士老婆。黎荔曾经想把一个女大学生塞给我，天老爷，戴一副厚厚的眼镜，我估计那眼镜后面每时每刻都会生出些奇怪的问题来麻烦我……这十几年来，难道烦心的事还不够么？仅仅是去了北大荒，一年一度回来探亲；仅仅是那无穷无尽的大批判文章；仅仅是为了办离农场顶替父亲接班进旅游局；仅仅是为了报户口；仅仅是为了同其他导游竞争去学广东话……够了，最后仅仅只希望领取结婚证上的大红印时，能给我人生唯一一次简化机会。恋爱是结婚的桥梁？可在我看，恋爱的定义就是自找麻烦：出身、家庭、学历、外貌、脾性、社会关系、健康状况、社会地位……够了，一律统统免去，只有这件事我可以有权自己支配。我一定要痛痛快快，简简单单支配一次：看一眼，嗯，还顺眼。成了。谈什么恋爱？实在懒得谈恋爱，一个月以后，单人床一样变成了双人床……
汽车还不来，要迟到了，肯定是要迟到了。阿良要骂我了，他结婚后还是第一次回来，他老婆是农场的坐地户，没死没活地缠了他一年多，唉，阿良，走错了半步棋，全盘皆输。
“十块钱……”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十块钱，我什么事情都是马马虎虎的。
“上次你出差回来报账，也少十块钱……”
“上次你……”
女人吵架就会兜底翻，我惊讶她的记性。没想到这也是麻烦的来源之一。不过我仍然懒得发脾气。
“你离我远点叫好不好？我耳朵震聋了，下次你再叫就听不见了……走开！”
“我偏坐这里！这家是我的，房子是我的！”
忍无可忍了——“这床是我买的！”
大家翻脸不认人——“房子是我家的，要滚你先滚！”
“你再说一遍，我就揍你！”
“你敢！”
“你再说一遍，我就敢！”
“房子是我家的！散伙就散伙！现在离婚的人多了！不怕难听。”
拳头举起来了，落不落下去呢？不落吧，实在有失面子，日后威风扫地；真打她吧，打重了要出毛病……这一拳真是叫人左右为难。说实在话，我真懒得打她，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可是，为了今后少些这样的麻烦，只好对不住了……
米米吓醒了。我逃出去，在街上逛了一夜……
这一拳，真打出没完没了的烦恼来。丈母娘、丈人老头，娘舅，蜂拥而来，还搬来了单位领导，差点没扣发工资。他们全家给我彻底下了马威。看来结婚真是多余，自寻烦恼——结过婚的老同学都这么说。……这个矛盾大概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解决。现在离婚也是一件麻烦的事，甚至比凑合下去更麻烦。房子是她的，假如离了婚，叫我住到哪里去呢？还要付孩子的抚养费，假如再结婚，还要谈恋爱，算啦，唉，懒得费事。我知道她嫁给我的时候，是因为我天天同港澳同胞打交道，出入华侨饭店，坐小汽车，她的女友都羡慕死她了。可现在，又嫌我没有学历，嫌我换不到外汇、港币，嫌我……女人的心是难以捉摸的，你永远也无法满足她们按照社会变幻莫测的流行标准而提出来的各种要求。她们今天会为自己的丈夫不是留学生而痛苦万分，明天又会为得不到一件时新的女式大衣或连衣裙而万分痛苦。这种痛苦都是真诚的，有时连我也痛苦起来，我总不可能既是才子，又是富翁；既是达官贵人，又是劳动模范……我好象混得还算可以了，可只有自己明白自己是多么可怜……
谢天谢地，汽车来了，一定要挤上去。
“星期天你还要到哪里去？”她又摆出一副审讯的架势。
“嘿嘿，一个老同学，从黑龙江回来，大家去看他……”
没敢说出去玩。否则肯定不准假。再说，哪是什么同学，中学的同学早就土崩瓦解了，文革中按照各人的观点、地位、甚至“派别”重新进行了划分，这一次新的组合是后来奔向边疆农村的各路小分队的基础。“老三届”已经成为这一代人特定的名词，在我们中间，“老三届”的六届生都可以称同学。可是，阿良同学在杭州根本就没有家了。他母亲去世了，父亲住在哥嫂家里，一共十四个平方米，他们回来探亲，哥嫂把大床让给他们夫妇，自己睡地板。就为这，阿良没有象别人那样回南方旅行结婚。这次来，也只能住十天。唉，阿良，他是永远回不来了……
“黑龙江回来的人有啥看头？黑鬼儿！”
“我也当过黑鬼儿，你……”
我狠狠地推了她一下，我恨不得象武松打虎那样把她教训一顿！再无所谓的人也会真的生气的。我从来不愿听这个城市的市民这样骂从黑龙江回来的人。前几年我穿一身黄棉袄回来探亲的时候，街上电线杆底下的小流氓也在背后这样骂过我。那时候，我忍住了。拳头塞在裤兜里，把裤袋捅了一个大洞。我没法同他们算账，这帮毛孩子太无知了。他们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站电线杆下的权利，还是我们这些“黑鬼”替他们换来的。我们用抛洒在荒原上的青春，换得他们游逛在马路上荒度掉的青春，多么不公平！怪谁呢？不怪他们，可她、她怎么可以……
她嚎啕大哭起来，一场风暴即将来临。我想起了我的“黑鬼”们，悄悄溜了出去。
“爸爸！”米米扑过来。
“把孩子带去！”她止住了哭声，下达命令。
如获大赦。用自行车换了个女儿，可是用途恰好相反。于是再把女儿送到她爷爷家去换一辆自行车，女儿留下了，却没有自行车，让她姑姑骑走了。算啦，坐汽车去吧，谁能想到汽车也结伴儿来……
到了。跑几步吧，算了，横竖是晚了……
望见了，全来了，那是阿良，塑料凉鞋竟然穿了一双袜子。还是一副木头木脑的样，竟然象个外地人。他是永远要做外地人了。写在书上，怪好听的：北大荒人，可这意味着他的孩子——儿子、女儿，将要世世代代地留在那里，同泥土打交道，除非成绩优异，考上大学，重新回城。可假如再分配到外地去呢？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何必这么穷折腾……
“轰——”那只巨大的怪兽在夜空中终于停止了吼叫，它蹲在那里，奄奄一息地哼哼着。我们暗暗得意：脱谷机停转了。每当它把我们折磨得精疲力尽的时候，我们就故意往它的巨大的机口中塞进过多的稻束，机口堵塞了，一修就是几小时，于是我们从容不迫地上场院去睡觉……
“隆隆……”它重又猛地吼叫起来，把我们从暂短的梦中，从草垛里、凉炕沿上拽起来。我们无精打采地走到机器旁，看见那个浑身是草屑和白霜的人，狗皮帽子下只露出两只眼睛，对我们嘿嘿地傻笑。他刚从机肚子下钻出来。
“这法子不错。”他喉咙里咕噜了一声，眼睛却会意地眨了几下。
是阿良，他是排长，不该他修机器。可他……他早识破了我们的诡计，却不声不响地默许我们把机器堵塞，好让我们喘息一会儿，而自己……
如果那时有选举制，我们一定无条件拥护他当场长。可是十多年过去了，他到现在还只不过是个机耕队长，确切说，是拖拉机手……
他迎上来了，傻乎乎地笑着。他真的那么愿意留在农场吗？那鬼地方……
凌建中：
“分兵两路，三个人骑车，三个人坐汽车，六和塔车站汇合。大家有没有意见？”
真见鬼！居然使用这种表达方式，顾亦非又要暗暗发笑了。这有什么好笑的？凡有人群，组成社会，就必有社会分工，有分工就有指挥，指挥得当，决策对头，才能执行顺利，运转正常。当然，当年在农场的时候，总是阿良指挥，亦非当黑高参，我当干将的。可是生活却常常“大翻个”，十年中翻了多少个来回了……
“阿良，我们骑车先走了，四眼井那儿有一段上坡路不大好骑……薛宁，你上车时灵活点，给他们占个座……”
“黎荔，顾亦非，走啊。”
黎荔骑着她的女式平跑车赶上来。
“嗳，小润刚发表的那篇通讯你看了吗？”她问我。
“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
“少打官腔。我是说，主题，构思取材，你有什么具体的意见？”
“没什么具体意见。”
“你们谈过吗？”
“没有。”
“天天生活在一起，怎么会没谈过？”
“是没谈过。她忙，我也忙。”
黎荔扭头看了我一眼，眼光里充满了怀疑。不过没有再问下去。她是小润的好朋友。我从部队转业回城后，同小润结婚了。她来庆祝，不知怎么就同小润成了好朋友。噢，她们文革前在全市的中学生数学竞赛场上就认识，小润说她那时就喜欢黎荔。在她心目中，黎荔是全城不可多得、出类拔萃的才女，可是黎荔到现在还是单身。才女居然找不到爱人，又有什么意思呢？小润假如先当记者后成家，恐怕也找不到爱人。她自己却根本不认识这一点。
“你和黎荔一起在黑龙江农场呆了三年，怎么居然没有爱上她呢？”
我们结婚后不久，有一次散步时她问我。她问得很诚恳。真的为我们感到惋惜，好象我错过了一个天底下最好的机会。她的口气中，即使略微有几丝妒意，也淹没在内心对女友由衷的钦佩之中……
“她比我大。她是老高三的。”我随口说。我不愿向她作详细的解释，因为我不愿讲黎荔的坏话。
可我干吗非要爱上黎荔？我怎么会爱上黎荔呢？只有小润才会这样认为。——因为黎荔是全校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因为她会两国外语；因为她父母都是留学生、大学教授；因为她会弹钢琴；因为她考上了研究生……总之，因为她出类拔萃。
可这些充其量都是现时知识妇女的看法，男人可不一定这样想。我从决定了这辈子应该结一次婚那天开始，就从来没有注意过黎荔。在那样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里，她从未表现过她的才能。她既不会在台上宣读决心书，也不会领着人们呼口号，没有人记得她会两国外语。她好象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我参加整建党工作组的时候，连队交上来的大批判稿中，她那篇简直牛头不对马嘴。一个毫无政治热情的人，怎么会成为我选择的终身伴侣呢？何况那是一个“志同道合”标准第一的年代。
我把她划为那类可敬而不可亲的“小资产阶级”范畴的女性。后来她身体不好，阿良把她推荐到场部学校去教书，我也没有反对。七二年我参军走了，很快忘了她。……再见面已是……七八年了，她考上了大学。那年春节，在薛宁家聚会，她来了，原来她和阿良、薛宁都已成了好朋友，六年后，意外重逢，我吃惊了，她象一个风度翩翩的大学教师。侃侃而谈信息论、人才学……我居然一无所知。
“女的来帮帮忙！”薛宁敲着菜板。厨房里的活，当然找女同胞。
黎荔满腔热情地跑过去。“韭菜切几公分？二十公分？二十五公分最好？”
“切萝卜应该切成棱形或梯形……哎呀，这块肉，切成多边形了……”“白切鸡下锅几分钟？最佳时间是十五分钟。”“贻贝是无脊椎动物……”
兴趣和好感顿时消失了。她太认真。男人，不，也许确切说，是我，不喜欢太认真的人。十年逐渐改变了我过去那种天真的所谓“志同道合”的恋爱观后，一种具体而实际的家庭观念所需的贤妻良母就代替了“同志”和“战友”。而在这后一种选择的候选人名单中，黎荔又一次被无情地剔除了。幸好她从不知道这些。让她去好好当她的研究生吧，祝她万事如意。
“真遗憾。”小润在听说因为她比我大两岁后，又流露出那种天真的惋惜神情。“为什么男的比女的小，就不能发生感情呢？”
“当然，这是次要的。”我承认。否则无法自圆其说。“主要是，象我这样个性比较强的人，不大会喜欢一个各方面比自己强的女人。我需要的是一个好妻子。”
小润沉默了，这是实话。
两年以后有一天晚上她突然问我：“当初你爱我就因为我会是一个好妻子吗？”
“当然……不全是……”我有点语无伦次。“你聪明、温和、能干……又有事业心。”
在我对七六年以前那些女船长、女钻井工、女书记、女部长们的“事业”颇为不感兴趣之后，尚未意识到一个女科学家、女作家、女演员、女经理的新风潮的狂飙正在席卷中国，并开始“危及”许许多多家庭。我估计，那些男人也都象我一样，既“支持”自己的当过工农兵学员的妻子有一点所谓的事业，又不致于成什么“家”……
……呵，过花港了……荷花都已经开了，能闻到荷叶的清香……太忙啦，连游泳的时间都没有……
黎荔的车子往我这边靠了靠。
我主动问：“那么，你对她这篇通讯怎样看呢？”
“问题抓得很准，她很敏感，一下去就发现问题，这是好的记者的首要条件。文字很活泼，没有一般农村报导的八股腔。”她斟字酌句回答我。“但中间啰嗦了点，总的来说，不如上次得奖的那篇精练、完美。不过，她完全有希望成为一个好记者……”
我身上有点发凉。礼貌起见，我笑了笑。
“听说，你好象不大愿意她写文章？”
“——也没什么……她老是下乡。”
“你们又没孩子，何不让趁这机会多干点事呢？她有才能，这很难得……”
树上的蝉儿突然鸣噪起来，叫人心烦。
“……你要为我想想！我不能生孩子，生了孩子我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我不能生孩子！”
“我正是为你着想，你已经快三十岁了。”
“正因为我已经快三十岁了，我更不能生孩子。三十岁还一事无成！我不能一辈子当工农兵学员，被人瞧不起，我受不了！”
“现在不生，以后总要生的吧？……”
“不，就不生，偏不生！这辈子没孩子又怎么样？自己都没能活得象个样子，还要什么孩子？一个未创造出来的生命会使你有愧吗？有愧的是我们自己。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我！”
“你太自私了！”
“你才自私呢！你就关心自己……”
“我是为你好。”
“在我不能证明我对社会是个有用的人之前，在我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之前，我决不用孩子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假如我是一个可以做点事情的女人，我决不在年轻时代为生孩子浪费这种才能……”
“你太绝对了。这是走极端，这……”
当千千万万家庭在为孩子的抚养、教育操心奔忙的时候，我们却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生命，发生了婚后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争吵……我们双方家庭情况都挺好，但为了追求一种独立的生活，我们从不借父母的光，我们要自己开伙，生煤炉，买菜，算经济账……应该说，我是理解她的，但我无法接受，也不愿接受她的论点。在我看来，把自己献身于事业的女人也同样是生活的奴隶。人们当然不会想到我，一个看起来诸事如意的家伙，会有这样的家庭矛盾！一个在企业经济管理上可以头头是道地高谈阔论的家伙，在一位得过奖而不肯生孩子的老婆面前，竟然如此束手无策……那该死的报纸！
可我知道，她是爱我的。我也爱她。……
“你看了《先知》这本书吗？”
黎荔的车又跟上来。快到赤山埠了。
没有，好象没有。好象小润在看，是黄色的封面，好象是一位黎巴嫩诗人的散文集。不过没有细看，太忙了……本来我也是喜欢文学的，老三届的人差不多都喜欢文学，可是实在太忙了……
她把脸转过来对我说：
“应该看看。这是阿拉伯现代文学‘叙美派’的新文体。阿拉伯文学现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相当地位。纪伯伦非常擅长这种新文体。他好象比泰戈尔更强烈、愤懑；带有忧郁伤感的情调……”
柳枝拂着我的脸，微风轻轻吹过……我突然觉得、同一位有学问的才女，在林荫道上谈诗，谈哲学，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当然，她务必不是你的妻子……
“你想听其中一段吗？”她清了清嗓子。
“一百三十页第四节：‘一个被二十个骑士和二十条猎狗追逐着的狐狸说：他们当然会打死我。但他们准是很可怜很笨拙的，假如二十只狐狸骑着二十头驴子带着二十条猎狗去追打一个人的话，那真是不值得的。”
“靠边！”我对她大声喊。“汽车进站了、当心！听见没有，快过来！”
她恍然大悟，慌慌张张地骑到前面去了。
“建中！”阿良在汽车上招手，他站着，他的桂霞坐在靠窗的一个座位上。没看见薛宁。
车过去了．满满的一车人。
“你怎么老拉在后头？”我对跟在汽车后面骑上来的顾亦非说。他才露面。
“车没气了。不象你凌副处长，从头到脚都新。”
顾亦非爱讽刺人，我惯了。
“嗳，最近买到什么好书吗？”
最好是谈书。顾亦非最关心的是新书，这个老夫子，居然有办法在内部书店弄到一张卡片。
“有《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欧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自由》……”他报了一连串书名，其中有一本我已买到了。
“怎么样？”
“你嘛，看不看都可以的。这些书同你的晋升没有多少关系，还可能帮倒忙。”顾亦非耸耸他的三角眉毛。
“哈哈，你这个人。凡是你介绍的书，我都是看的。”我知道，这几年他对我不那么“友好”了。七六年，我们曾一起因散发总理遗言受到公安局的审讯，后来，我被提拔了，工作一直比较顺利，而他现在连个正式职业都没有。
他一只手扶住车把，另一只手推推眼镜，又抹了一把汗，也不看我，闷声闷气地问：
“听说你最近参加了一个关于‘行为科学’的座谈会。”
“是的，我在企业管理研究中着重研究职工的组织管理。我认为，‘行为科学’运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现代科学理论，研究人的行为的一般规律，其中有许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
“不要这样模棱两可。”他的车速放慢了，用一种挖苦的口吻说：“究竟哪些可以借鉴呢？马洛斯的‘需要层次论’‘双因素论’——提倡物质、名誉、地位的刺激，又是个人主义的。”
“需要层次论当然具有科学性，双因素论可以调动职工积极性。”我打断他。
“嗬嗬”他用鼻子哼了一声，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这么说，‘期望理论’——积极＝目标价值×实际目标的概率，不就是‘跳一跳，把果子摘下来’吗，一个新公式，多妙！”
“可是它们的哲学基础毕竟是不同的……”
他根本不听我在讲什么，只管自己说下去：“还有团体行为，组织发展，民主管理，领导素质，社会调查方法，都仅仅只是借鉴吗？”
“可它们有治标和治本之别。”
“又是这一套！阶级性，二重性，可笑！你的研究简直等于零。我问你，人的行为规律同其他客观规律一样，有什么阶级性呢？”
“可目前所有关于行为科学的理论都适应西方现有的生产关系……”
“算了算了，你根本不懂。‘行为科学’本身和资本家对于‘行为科学’的应用是两回事……”
他气急败坏地打断我的话，然后滔滔不绝地开始在马路上大声发表他的高见，引得路上的行人都纷纷朝他看。我怕他再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只好不再同他争论。这个人有点怪癖，平时闷声不响，垂头丧气。但只要一有人同他争论问题，马上精神抖擞，好象一只上足了发条被放在桌上突然跳起来的玩具青蛙。可谁要真同他争论，就大大上当了，因为他无论怎样词穷理屈也不肯认输。只要你不赞成他的看法，他就会坚持不懈地同你战斗下去，而且不分地点、场合，咄咄逼人，尖酸刻薄，直到把你弄得精疲力尽。这一年我们之间的思想分歧逐渐明显，总是一见面就抬杠。但我被他说服的可能性又极小，只好尽量避免交锋。不过假如他不总是撩刺人，我还是很愿意听他谈谈，只要一两个月不见，他就又生出许多“奇谈怪论”来。常常，寻找新的话题还要颇费一点力气……
“你不认为应该建立中国企业管理行为学吗？”他回头大声喊，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听众只是那辆自行车，很有些生气。
“当然可以考虑的……”我大声回答，追上去。谢天谢地，上坡了。黎荔已经下来推着车在前面的人行道上走。
“你陪黎荔推上去好了，蛮长一段路呢。我先骑上去，否则阿良他们要等的……”
我说完，就弯下腰用劲地蹬车，径自朝前去了。
今天我让薛宁鼓动黎荔来，就为了让她和顾亦非有机会在一起谈谈。
这两个书呆子！
黎荔：
……他为什么先走了？这个精明过人的凌建中，他做一件事，讲一句话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大概优秀的管理人才都需要具备这种基本要素。小润有这样一个丈夫，可以了。
……真闷，连一丝风都没有，树荫下也并不凉快，大约有35℃，不，至少有35℃半，一到夏天人不知怎么就没精打采的，象软耷耷的树叶儿。
“要手绢吗？”
“有了。”他勾起肩，在衣服上擦汗。一只手抓下头上的草帽，没命地扇风。
他绝不会想到把草帽给我。这是个极不适宜扮演骑士角色的人。……没见面还偶尔想到他。一见面就想快点走开，离得远远。
“喂，未来的女博士小姐，日子过得好吗？”
“也没什么好不好，有一半时间在实验室。”
“虫子救国。”他阴阳怪气地笑了笑。
“同哲学救国一样。”我不想同他客气。
“这样比较，还是草履虫可爱多了。”
我勉强笑了笑。“这世上大概没有你看得惯的东西。”
“要加上：除了你自己。”
算了，我又不想同他比赛口才，他的口才“文革”后期是全校闻名的。一个人对付十几个人，一口气讲几小时嗓子也不哑。可到了北大荒农场，尤其是发生了那件牵连到他的“过江”事件之后，他却好象喝了一碗哑巴汤，从此沉默寡言。除了同去农场的几位“战友”外，他不喜欢谁，也没有谁喜欢他，他好象总是对周围充满了敌意。
“啪——唿”“啪——唿”他又拿草帽扇风。
“顾亦非，你的草帽吹掉了！”
那一支长长的出工队伍中，有人对他叫道。队伍正走过一条宽宽的水渠，湍急的水流从闸门下涌出来，淌到水稻田去。他的那顶草帽不知怎么就偏偏掉在了水渠中央，顺下游飘去。他回头看了一眼，径自走了。
草帽是上周发的，昨天连长弄来一点红漆，在每个人的帽子上都写了：“胸怀朝阳”“志在边疆”的红字。我觉得不大好看，但不戴就没有别的草帽了。
也怪，他的新草帽今天就掉进了水里。
宋为良扯嗓子喊了几声，见他不理，只好急急忙忙跳下田埂，自己去抓那顶草帽。他终于捉到了它，欢欢喜喜送还给顾亦非。宋为良那天正对“胸怀朝阳”满意得不知该往哪儿戴才好。可是顾亦非接过来，也不知怎么搞的，那顶帽子好端端的就又掉进水里去了。
“你戴什么呀？你这傻瓜！”薛宁捶了他一下。“脸上会晒起泡的！”
“这叫头皮直接晒朝阳，不是更革命吗？”顾亦非揶揄说，苦笑了。
后来他告诉我，他讨厌这四个字，那时他对这种形式主义已经没有热情了。他的父亲是一个民主党派的地方负责人，“文革”初期自杀了。他在农场受到的歧视比我们都甚。
我认识他是在刚到农场下了火车去连队的拖车上，他躲在角落里，守着一只木箱，一副郁郁不欢、落落寡合的模样。半路上突然下起雨来，拖车开过路边的一个屯子，大家跳下去躲雨，他却坐到了那只木箱上，别人怎么劝他也不肯下车。雨停了，大家回到车上，见他湿淋淋，一动不动地蹲着，嘴唇冻得发紫，棉袄盖在箱子上。他那模样活象个守财奴，我心里真有点瞧不起他。到地方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往下卸东西，他的木箱碰了我的脚，疼得我差点掉泪儿。“什么宝贝，这么沉，要四个人抬……”我瞪了他一眼。“书。”他的嘴唇轻轻蠕动了一下，凭口形我听出是这个字。“书？”我重复了一遍，眼睛忽然亮了。就在这一刻，我同他的目光对视了，他戴一副白边眼镜，如果摘了眼镜，他的眼睛一定是很大很黑的，当时我只觉得他的目光很锐利，也很沉重，象一柄铁铸的兵器，他的眉毛很粗，倒三角，颧骨很高，使他的面部显得严肃而桀傲不驯。一撮硬梆梆的头发从帽沿下钻出来。
“可以借我看看吗？”我回头看看四下没有人，轻声问。书一向是我的亲密朋友和伴侣，尤其在这远离文化的边地，一闻到书味我会象沙漠中遇见的一汪净水，没命地扑过去。
一星期后，他悄悄给我送来了一包用旧报纸包着封皮的书。等连队熄灯后，我用手电筒照着一本本地翻看，不由得大失所望。那是《联共（布）党史》普列汉诺夫的《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卢梭《忏悔录》，《列宁传略》，其中只有一本小说，是伏尼契的《牛虻》。唉，我还以为他有些什么好书名著呢，比如，科学家艺术家传记、画册，英文原版资料……可他的这些理论书籍，党史、马列……说老实话，我，不大感兴趣。
第二天在井台上遇见他，我轻声问：“再没有别的吗？”我想他大概是拿些“大路货”来敷衍我。
“有。”他十分肯定地点点头。“还有《马克思传》《世界通史》……”
我望着他的背影发了一会儿呆，我才明白他是怎么样的一种人了。虽然当时我和他排斥反感的，是同一种污泥浊水；但我们需要的，却并不是同一种精神食粮。在那一个空虚的精神世界里，各自填补的方式和内容都不相同，我喜欢居里夫人，他崇拜黑格尔。命运从我们相遇一开始，就在我们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裂缝。岁月似乎并未能弥合这些裂缝，因为在那些年中，我恰恰是对一切哲人，一切企图改变这个世界的人，充满了厌恶和成见，或者说，是恐惧……我开始躲着他。他也很少来找我——这害人的偏见和自尊！我只知道那一次我因阑尾炎手术后发炎，病得快死的时候，是他半夜走了十几里路，到分场去请来了医生。我的病好以后，他大病了一场……可这些难道能说明什么吗？我们接近起来，话题多起来，可我又偏偏调到场部中学当老师去了……
生活里，有的人，分开很久也好象昨天刚刚见过面；而有的人，分开几天就要“调整焦距”了。顾亦非就是后面这种人。他话不多，每次都刺得人想跳起来，事后不得不费心思想一想。他好象总是比别人走得急些，快些……
又戴上了，这没有字的草帽，是为这他才戴的吗？象个老头，又象以前电影里的特务……现在的年轻人谁戴这样的草帽呢？假如我有个爱人走在身边，决不让他……呵，想到哪里去了？
冰箱的门关好了没有？否则对试瓶的水温会有影响。晚上还得去一趟实验室，必须在六点一刻之前……
“这种上坡的地方，应该设茶水站。”
他气喘吁吁地发表意见。
我点点头，我也渴了。
假如有一个爱人，坡就不会这么陡，空气不会这么闷，树叶儿不会这么干瘪，车不会这么沉……
可是，他在哪里呢？在我的记忆中，他好象从来不曾存在过。也许在我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也许当我有一天离去的时候，他才刚刚出生？
“你一定曾经爱过谁。失败了，或者，相爱而不能在一起。告诉我，他是谁？”小润眼泪汪汪地问道，她似乎已经深深受了感动。
“没有。真的没有。我发誓。”
“不会的。”她坚决地摇摇头。“每个人都曾经爱过。而且不会只爱一次。童年，少年，老年……”
“没有。真的没有。0.1次也没有。我的不幸就在于我连一次失败的恋爱也不曾有过。”
我想哭，可是没有眼泪。
……高材生，奖学金，居里夫人的铜像，科学，数学竞赛，高考准备……多么紧张的六年中学，美好的少女时代，献给了未来辉煌的建设图景。大学之门在招手，大步跨进去，你理想中的人站在科学的圣坛上。我的父母是三十五岁回国才结婚的。呵，父母——一分钟就变成了里通外国的洋奴、特务……整整三年，没有人理我们。我走了，或许爱人在远方。可是远方在哪里？长炕、煤油灯、草垛、破黑板……老高三的寥寥无几，有一个“火线入党”了；又有一个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走了；还有一个得出血热死了……回家探亲碰到一个，既会抽烟又会酗酒，原先的班长，居然同农民生了一个孩子；原先的邻居，齐教授的宝贝儿子，进了街道工厂……还有这个顾亦非，因为草帽事件，竟然被连里开了批判会……我不知道我该爱谁，我根本就不知道谁可以爱。流行的标准使我厌烦，但我又不敢想象去创造自己的标准。假如我没有受过六年教育，没有见过那梦中曾向我微笑的爱神，我大概还可以与世人站在平行的阶梯上，获得同一棵树上的果子。可是我的树长得太抽象，太渺茫了，在月亮上，在云端里，我知道我永远也走不到那里……
没有，真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哪怕是一次受骗的爱呢？哪怕是永不能见面的神交呢！哪怕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爱人，也得老老实实物色一个丈夫，否则人们就在身后编出千奇百怪的故事来。要一个丈夫简单得多了；年龄，工资，学历，外貌。
“哎呀，她丈夫年龄怎么比她小呀，多不班配。”“瞧，她丈夫象根晾杆！”“她丈夫工资还没她多呢！”“听说她丈夫家是高干儿！”“她丈夫家里有侨汇！”
在地球上，女人最伟大的事业是找丈夫。
我没有勇气，也没有精力去实践这样伟大的事业。
我太忙，也太紧张，功课太多。我常常感到精疲力尽，我身上背着那么多重负，就象推车走这长长的坡，又渴又累……
“喂！下坡了，当心！”
顾亦非瞪了我一眼，跨上车冲了下去。
……江桥就在前面，远远的，望见了那座高而威严的古塔，在骄阳下似乎也显得疲惫不堪……
顾亦非：
安全会师。可惜导游没轧上车，这只胖鸭，今朝要尝尝自费旅游的味道了。
官费旅游，会议旅游，当然物美价廉，免收洗澡费，严禁出汗。
多少辰光没到这塔下来了？噢，上星期刚来过，不过没看见这座塔。大概它去寻宝俶塔约会了。
还等他吗？假如他半路发了绞肠痧呢？
嗬，来了，活象一只烤鸭，油光发亮的，小肚子都腆起来了。
人要变，同孙悟空的速度也不差上下。因为人本来就是猴子变的。
步行串联时，他为了向一户高山居民宣传最新指示，爬坡时把胳膊摔断了；到了北大荒，铲地时为了一株苗眼里的草，他会返回十几里去拔掉；七六年他写过催人泪下的悼念诗……可现在……
“喂，你家的酱油电子化实现了吗？”
他吹嘘过厨房里安在锅灶前的会自动滴在菜锅里的油瓶。他羡慕电饭锅，录像机，就象当年羡慕人家当兵，上大学、当连长一样。他的喜好应时应地而变，而且习惯把苦恼归结于他的老婆。……我又刻薄了，可这是实话……
“马歇尔计划！”凌建中宽宏大量地说。“走，先去喝点汽水”，他熟练地指挥。手背上也有发福的趋势。
凌建中，这个“老三届”里独一无二的幸运儿。他简直连一班车也没拉下过：每一次“新事物”的浪潮都把他推向前进。当兵热时他穿了军装；“工农兵大学生”红极一时他上大学。七六年后转向企业管理，又赶上了“技术热”潮，如今如鱼得水，春风得意马蹄轻……
“桂霞。”为良把打开的花阳伞递给他老婆。真是模范丈夫。当年在农场时，这可是一个对女同胞从来目不斜视的正人君子。
“汽水没有！”“冰糕？卖光了。”“冰棒？等一歇。”“等不及吃茶去！”
茶水摊前挤满了人。一只杯，你喝了我喝……
凌建中当机立断：“咱们先爬塔还是先划船？我看上午先划船比较凉快。”
“无所谓。”薛宁表态。“我随便。”肯定是阿良。“划60—75分钟就可以。”她的声音。
游船服务处：“船已租完”——特此通知。
阿良看了看他妻子，舔舔嘴唇，有点失望。
“钱塘江水不出租吧？”我问。
老说我刻薄，难道有什么顺心的事吗？不为了陪阿良，我从不星期天外出。
凌建中总算听懂了我的话。“我们游泳好不好？游泳也是一样的。”
阿良回头望了塔一眼，点头说：“游一会也好。不过桂霞……”
桂霞使劲地扭着身子，脸刷地红了起来。游泳，她以为游泳是什么……
黎荔说：“她不想游，我可以陪她在岸上……”
我不想听见她的声音，如果不是为了陪阿良……但愿她不要下水，一个穿游泳衣的她，呵……
薛宁突然兴冲冲从那块“船已租完”的牌子下钻了出来，肩上扛着两根桨。
“走吧。”他得意地呶呶嘴。
小子，有办法！船租完了都可以造出来。“老三届”里头现在有的是这种有办法的人。包括凌建中。
妈妈不会忘记喝那碗中药吧？
痰桶大概又满了。
薛宁：
你们看，江边明明留着好几只船，没有两下子，船到不了手。那是留着“救人”的，“救”一些从岸上来的熟人。
“坐好，小心！”
我光脚跳上船去。江上吹来几丝凉风，阳光减弱了。
今天怎么搞的，好象大家兴致都不高？一定是同阿良带的这个老婆有关！他老去顾她，生怕冷落她。真是得了气管炎了。为了这个东北气管炎，大家只好讲普通话，别别扭扭，真叫人扫兴……还有，天气太热了，杭州的夏天根本不适宜旅游……
一定要让气氛活跃起来，瞧我的！
“阿良，怎么不把你儿子带来？”
“带来的话，哥哥家里住不下，天气又热，路上也不方便，把他放在姥姥家里了。”
我觉得好笑起来。“嗳，假如你带儿子，我带女儿，凌建中也带……”我忘了凌建中还没有。“我们这批人，不都拖儿带女了吗？”
大家都哈哈笑起来。连顾亦非也皱着眉头笑了笑。
“你们记不记得那年到二号地去割大麦，回来时路过卫星水库，凌建中非要下去游泳，一下水脚趾就让水草给缠住了，吓得他拼命喊救命，还是阿良下去把他拖上来的呢。”
“回去以后敲他竹杠，请了两个罐头。”
黎荔插进来说：“有一次你们到水库去割蒲棒，回来的半路上偷了老乡的一只鹅，扭折了脖子，卷在一件破棉袄里头，到我们宿舍来烧着吃，鹅毛都塞在炕洞里，第二天正好扒炕，连长说：“嗯？什么味儿？有人破坏？销毁罪证……”大家回答说：“昨天冲进来一只疯鹅，死活钻灶炕了……”
“疯鹅？哪来的？”
“让疯狗咬的呗！”大家哈哈乐了……
凌建中说：“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
那时他已经参军去了。呵，北大荒农场，夏天早晨凉爽的风！雨后松树林的蘑菇！松花江——钱塘江。相距多么遥远。一个咒骂过千百遍的地方，离开了却常想念。再也不会有躺在秋天的谷草垛上，望着大雁从头顶的蓝天飞过引起的那种对未来无边无际的遐想，再也没有那个年龄，再也没有……
江水汩汩地朝下游流去，再也不会回来了。
阿良不紧不慢地扳着桨，他在想什么？
“阿华、豆儿，没来？”他问。
阿华是不会来的。他在一家街道企业的家禽加工厂拔鸭毛，多劳多得。想当年曾经带领几百号人马，在荒原上大兵团作战，抢修河堤，威风凛凛的分场长，如今却同一帮大妈大嫂混在一起拔鸭毛，够惨的！豆儿也不会来的，他一爿馄饨店成天喊：“沃面一碗□”……我根本没叫他们。他们不会来的。
米米，我的米米，不会走到弄堂口去吧？给米米照像，她会躲到蚊帐里去。她说：“把我照进照像机里头，我出不来啦？”
“米米，不要动，这是爸爸的师傅的东西。”
“噢，师傅，是唐僧啊。”
阿良不紧不慢地扳着桨，小船划出去好远了。他咬着嘴唇，在下什么决心。
“你们有没有听说，阿珍要离婚的事，是真的吗？”
顾亦非“哼”了一声。“这有啥奇怪？回了城的老三届，十有八九在闹离婚的。”
小船晃了一下，桂霞紧紧抓住了阿良的衣角。
黎荔纠正他：“太夸张了。只能用虚数：较多。没有百分比。”
我希望他们没把我算进去。……听说阿珍要离婚，但没有人知道离婚的真正原因，反正就那么回事，何必要知道？阿菊同小六在农场时好得象一个人，小六文化低，阿菊回来看他就不顺眼了。当初，彩彩找个政治条件好的转业兵，现在成天打架，苦恼不堪，又有什么奇怪？……那几年，多少人的婚姻都颠三倒四的，何况老知青。
换个快乐的话题吧，对了，唱歌，多少辰光没唱歌了——
“唱《澎湖湾》好不好？”
“什么《澎湖湾》？”阿良好象根本没听说过这么一首歌。他的“气管炎”推了他一把，嘟哝说：“瞧你，广播里放了多少次了？”
阿良不无遗憾地摇摇头。凌建中说：“好听是好听，歌词背不出来，换一个。”
换什么呢？《军港之夜》？唱俗了：《乡间小路》？阿良又该没听说过了。《十送红军》太老了，《红杉树》，太难唱了……
“嗳，唱那个——《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建中提议。
大家一致同意。我起了头，阿良也不划船了。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下面是什么？□
歌词不知道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嘴里呜呜乱哼了一阵，终于忍不住笑起来。
阿良有些抱歉地说：“唉，现在哪有功夫老去唱歌呢？有时间听听就不错……对了，我们唱《军垦赞歌》吧？！”
一个熟悉而遥远的声音，轻轻从我们头顶飘过，还记得歌词吗？那曾经使我们多么多么着迷的一支歌：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
跨山过水到边疆，
伟大祖国天高地广
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桂霞也兴奋地跟着我们唱起来。她也会？准保是那时一边拖着鼻涕，一边趴在窗台上跟着知识青年哼会的。
一支几乎被现在的人们淡忘了的，老掉牙的歌子，（甚至在今天听起来有些可笑）在水面上轻轻飘荡，唤起人许多逝去的记忆。这支歌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就象“朱大嫂送鸡蛋”属于我们的父母一样。
上游飘来了一只船，上头挤满了小青年，他们在唱着：
“开放的花蕾，为什么也流泪？……”
唱歌是不用付出代价的。它是无私的天使，给你送来轻松和快乐的享受。有的歌可以唱几个世纪，它象一道绵绵的水流，带走人们的忧愁和悲伤。但是，也有的歌，象一颗流星，稍纵即逝，沉沉夜幕吞没了它的轨迹，岁月掩埋了残留的陨石，再也找不到它的存在。可是，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一听到那熟悉的旋律，哪怕是几个音符，便使人想起很久以前，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个人……它有时象一座沉重的大山，横在你的面前，考验你征服它的勇气；它也是尖利的犁铧，划破你的心田，用你心里流出的血，浇灌那被开垦的处女地……
“哪里有荒原，就在哪里奋发图强，
哪里有高山，就在哪里百炼成钢。”
阿良和凌建中的眼睛都有些湿漉漉的，黎荔又是愁容满面，只有顾亦非无动于衷。老天，我今天怎么也认起真来了，谁不明白那是一场卑鄙的骗局呢？为这一支歌我们干了多少蠢事？失去了多少东西？谁说唱歌不用付代价的呢？
我打断了他们的歌声，心里涌上来恶作剧的冲动。
“顾亦非服装店的裤子式样新颖，加工精细，阿良，你不带你老婆去做两条吗？”
“你说什么？”
“我们这群中人材济济，最近出了个小裁缝，最擅长裁筒裤。”
我是顾亦非的热心的赞助人和老主顾。他病返后一直没工作，在街道工厂糊纸盒，又有一个多病的母亲，一个月收入二十多元，过得简直穷极潦倒。幸好他家一间小平房临街，我唆使他索性申请开一片私营理发铺，很赚钱。他先是不肯，硬要开一家洗印照像的小店，结果生意清淡，差点没赔本，只好转为裁剪，不过也只会裁裤子。他母亲身体好的时候，就帮他踏缝纫机。可是听说他最近又不做裤子了，改成专裁童装，他说童装太贵，一般人买不起，而年轻的父母又希望孩子穿得漂亮，他代裁童装，设计不少新花样，确实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不过他一天只裁四、五套，够数了。就打烊，任顾客砸门也不开。他说只要挣够饭钱就可，余下的时间可以用来看书，做点自己的事，并无发财之意。我老婆穿的几条裤子都是他免费裁的。这群人中，现在大概算我同他的来往最多了。
“裤子有什么新式样呢？”阿良认真地问。大家都不唱歌了。
一阵风来，忽然把顾亦非的草帽掀到江里去了。草帽飘在水面上，一沉一浮的。
“最新奇的式样吗？”顾亦非解着衣扣、脱了鞋，诡秘地耸耸肩膀：“要让我来设计，只有不用衣料了，可以做成‘皇帝的新衣’。”
他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去了。
黎荔惊叫了一声。
“让他去。”凌建中平静地笑笑说。“他去拾他的草帽了。这个水鬼！”
阿良睁大眼睛寻找着顾亦非的踪影，似乎也很想跳下去。他回头看了看桂霞，不动了。
“我有点晕船，”黎荔说。“我们回去好不好？”
“他会自己回来吗？”阿良又伸长脖子张望。
“他钱塘江打来回就同过马路一样。”我说。
回来时，大家都没再说话。
顾亦非：
……真想在这暖烘烘，湿溚溚，光溜溜的滩涂上睡一觉！赤身裸体，滚一身泥，象一条虫子，在太阳下麻木不仁地趴上几个小时。忘掉所有的忧愁和烦恼。
天是蓝的，没有一片云；江水是灰色的，无声无息地流淌，身后的田野，一块金黄，一块碧绿。初中时曾在这里劳动过，蕃薯煮饭，比赛谁吃得最多，吃得肚子胀鼓鼓的，……这里真安静，不大象是人的统辖区……
跳下水的时候，我明明听见她“啊”了一声。是她的声音，即使从上一个世纪传来……
如果是上一个世纪，我和她就不会相遇，也就不会有这十几年来萦绕心头的难以解除的思念和怨恨……
……整整一袋化肥，“哗”地倒在水田的一个角落上了。水面泛起一阵白沫，重又恢复了原状。我和薛宁“完成”了任务，坐在田埂上抽烟。阿良排长到一号地去检查撒化肥进度去了，四下无人。这些日子，我们已不再象刚来时那么傻气，用汗水和高产的大米为连长铺设升官的梯子。我们吐着烟嘲笑远处那些在水里爬来爬去的女生。
有一个穿淡红色衬衣的人，光着脚扛着一袋化肥往我们的地块走来。她捡起我扔在地头的脸盆跳下水，按顺序从东头开始一把一把往水田里均匀地撒那些白粉。
“装什么相！”薛宁做了个鬼脸。
我推了他一下。我认出这是她。本连一位颇受尊敬的女子，能看懂日本尿素的说明书。不过她留给我的印象，倒主要是因为她的大批判文章写得文不对题。还有，到农场的第一天，她就向我借书。虽然那些书，她后来几乎原封不动地还给我了，脸上还带着鄙夷的神态，表现出一种对政治绝对不屑一顾的清高相，几乎刺伤了我。那时我还没有同她好好交谈过，但是她对现实的鄙视态度使我觉得高兴。我总觉得她身上有些什么东西同我相似，我们之间心灵有一条小径是相通的。“迎着晨风，迎着阳光……”那只歌，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却从来不属于我这样的人，也不属于她……
“这儿都撒过了。”出于尊敬，我一本正经地对她说。
她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说话。仍然端着满满一盆雪白的化肥，倔强而艰难地在水中行走，腿有点一瘸一瘸的，后来她滑了一下，跌倒在水里，却死死抓住那只盆不肯松手，很快又自己爬了起来。她的裤子全湿了，薛宁忍不住哈哈大笑，我跳下水去扶她，她把我推开了。
我结结巴巴说：“不会有人说你好的。”
“我对得起我自己。”她低着头，轻声说，一只手掠着溅上了水的头发，头发很黑，顺着脸颊披下来，象原野上富有生命的草地……“土地并没有罪过，我不能骗它……不能……”
我呆立着，望着她的背影在水田里蹒跚走开去。我没有想到，在这种环境下，这样的日子里还会有人如此认真地对待生活，对待自己。而她，并非出于头脑简单，更不是为了捞取什么，她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女子，她有自己对生活的见解……我深深感到羞愧了。
……后来，我参加了科研班，试图帮助分场的农业技术员培育本地的小麦良种。再后来，她就调到场部学校去当老师了。我们放农忙假，或是去场部拉木材什么的，去看过她几次，整个农场她似乎是唯一可以谈谈的人。她给我拆洗过一件棉袄，虽然她自己的棉袄从来都是送回家里去做的。我给她念过我写的几首诗，写的什么忘了，可她说的话还记得：
“诗象你一样，是埋在沙里的金粉。”
这大概是她对我说过的唯一一句有感情的话。她不喜欢随便说话，总想把什么都弄得准确些。她太认真了。可我当年曾经那样深切地为她的生活态度感动过，一把化肥引起我灵魂的震撼，并不亚于一个丑陋不堪的盲人重见光明后在一面镜子里见到了自己真实的形象后所带来的痛苦。我从烂泥里爬起来，扔掉了烟头，那一刻我确信面对混乱而令人失望的现实，可选择的出路并不仅仅只是堕落，放纵和消极的对抗。孤寂的沙漠里也有生命和绿洲。假如我是一个精神上的强者，我就有力量去抵御沙海的侵吞。无论是在魔鬼的掌中，或是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里，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标准，这是一盏位置固定而永久不灭的航标灯，茫茫黑夜中你朝它走去，在接近它的过程中求得自身日臻完美，我的心因此自由而坦荡……
痛苦开始一天天咬啮我的心。我怕看见她，我没有勇气对她说什么，我们之间的鸿沟并不在于我们的家庭出身，并不在于她是教师我是农工，而是我比谁都清楚地看到，她从来没有注意到我。爱的目光是有穿透力的，可是……
对岸游泳场的凉棚下有一群人，我能找到她，无论多远。可是她……
假如充满诗意地说，她是在寻求一个云中的影子；假如刻薄些说，她总想制造一个爱的蜡像，再到人群中去对号入座，而她的蜡像却总是还在配方。
这粘糊糊的滩涂上，连块石头都没有。石头扔在江里沉下去了，埋在那里永远不会再浮上来。
可是感情，埋葬了多少次，仍然一次又一次，顽固地从心的坟场的瓦砾堆里爬出来，一个夜深入静时出现的幽灵，复活了又死去，死去重又复活的幽灵，时时跟踪，折磨着你，直到你的灵魂死去的那天为止……
忘掉她吧，一个连正式工作都没有的小老头儿，你应当为自己感到羞愧！研究生，硕士、助理研究员、女博士，多么平坦美丽的金光大道。这条叉道口，是你自己错过了的。她在十几年前就提醒过你，她和你所能走得通的只有“虫子救国”之路，而你却鄙视并嘲笑了她。无可非议，她的这个劝告是明智而实际的。但你却固执地拒绝了。鬼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每个人内心的深处都有一种呼唤着自己灵魂的声音，使你无法抗拒。也许在你看来，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在于他有勇气并不依照流行的标准去选择自己的未来……是的。……你恨过她，你至今还在恨她，因为那些虫子在她心目中比你的地位高得多；因为她除了关心染色体、细胞、基因、细菌之外，却不关心它们生存和生长的外部条件。你的许多想法，三十五岁以上或二十五岁以下的人，都不会理解。只有“老三届”的人心里明白。是的，你是恨她的，因为她救活过你，使你从此也如此认真地活下去而陷入了永远无法摆脱的烦恼之中……
嗬，不不，我是爱她的，只要她一天不改变自己，我就一天不会改变这种爱。正因为她是那样吝啬、珍惜自己的爱，正因为她是可以为这种爱牺牲自己的，正因为她不爱我，我才会这样深切地爱她？或许，志向不同而生活态度一致的人，也会相爱，却难以结合。……，唉……大概我们一生都要这样默默地隔江相望了……
“顾亦非——”
一个声音从江上传来，凌建中游过来了，他是来找我的。我在这里躺得太久了。……呵，睁开眼吧。一个多么真实的世界，太阳晒得屁股疼了。草帽晒干了，肚子也饿起来了。
妈妈会不会自己热馄饨呢？只要把插头插上就可以了。那些来裁童装的人去敲门，会把她吵醒的，忘了在门上贴张条子……
宋为良：
横渡钱塘江是没有把握了，这么多年不游泳，在江边边上游一会儿也就过了瘾了，何况还有桂霞，不能把她一个人扔在岸上。不过她好象同黎荔谈得挺投机，还老是咯咯地笑。我想她会喜欢杭州的，她是第一次来，要让她好好玩玩。天气太热，一路上委屈她了，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夏天回来，家里人可以铺席子睡地板，可以用竹榻睡在弄堂里，冬天怎么睡呢？一共十四平方米，这是没有办法的，哪里象在农场，三口人就住二十几米。不过夏天回来也好，可以让桂霞看荷花、游泳，呵，游泳她死活不干，怕露胳膊腿儿，这有什么关系呢？我都不在乎，她怕什么呢？要慢慢说服她。可惜时间也不多了，还剩五、六天了，最好到瑶林仙境去一次……
黎荔在对桂霞说什么哩？她好象挺喜欢桂霞的。说老实话，桂霞比“牧马人”里那个李秀芝可差远了，许灵均可以为李秀芝不出国，我大概做不到。当时谁会想到知青全都返城呢？命中注定，刚刚答应她，喝过了订婚酒，大规模病返就开始了。唉，一个人说过话应该算数，她哭，我就心软。有钱难买真心实意，回杭州又怎么样呢？顾亦非还在待业，阿华从分场长变成了一个“中共待业党员”。凌建中、黎荔、薛宁还算混得不错，可人家以前在学校里就出名。凌建中的爸爸是大干部，他这十几年是每班车都班班不拉的，又在部队呆这些年，他还会不知道应该怎样当官？黎荔父母是教授，她考上研究生有什么奇怪呢？薛宁爸爸是交际处的一个科长，科长最有实权了，薛宁人又聪明，搞旅游，就是“吃吃白相相”，顶吃香了。难道不是早早就定好的吗？——掏粪工人的儿子回城接班当掏粪工人；修鞋匠的儿子接班修鞋；研究员的儿子接班，最次也得让他管资料。如今时兴接班顶替，连卖肉都要“一代一代往下传”了。不过这样想，不是变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打地洞”了吗？阿玲的父亲是工人，她不是也考上大学了？可见也不一定，……
不过这次回来探亲，老同学满够意思了。凌建中还要我到他家去吃饭。他虽然刚“升”了一大级，人倒还是蛮正派的，不大看得出他是个“干儿”。他问来问去问的都是农场的事情。不象薛宁，一面嘴里问“嗳，农场怎么样？”一面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你回答什么，他根本就没听见。
“……农忙时在作业区，天一亮，从炕上跳起来，套上衬衣就蹦进了拖拉机驾驶楼，驾驶楼是隔音隔尘的，恒温，天热天冷都只穿一件衬衣，然后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听音乐，国际时事，别看不出门儿，天下事全知道，都说洪河的驾驶员眼界不一般，下了地，一个班次任你翻上百十垧地，下班回来，白衬衣领子上照样一点灰不沾。我们刚下乡时的梦想，多少回想象、讨论过的文明生产条件，现在已变真的了……”
“啊？噢噢……”
“这个农场取消了连队制，居民全住在场部，孩子上学，大人下班上商店、图书馆、理发、照像，同城里没多少区别。住宅区是三层楼、一套五十平方米，烧煤，用土自来水，就是目前暂时还供电不足，晚上轮流供电，叫做‘西方不亮东方亮’…… ”
“啊？……噢，为什么取消连队？”他呐呐问。
“缩短城乡差别，精简机构，改革体制……”
“嗯，嘿嘿，不错，不错。”
“一到农忙，一百多辆空调车全体出动，场长的指挥车从这个作业区跑到那个作业区，‘喂喂，洪河，我是05，我是05，我要场长，我要场长。’‘喂喂，我是场长，05请讲话’……嗨嗨，真象打仗一样。”
“中苏关系看样子……”
算了，你好好当你的导游去吧。当年那种一碗大米饭一人一勺，一根香肠一人一口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已经永远结束了。回到城里的人再不愿听到“农场”这两个字。当然，又不是老红军长征，几十年后还可以值得骄傲。如今还会有谁承认那种英雄主义呢？谁提到过去都好象那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我看也不见得。当然，真正的英雄我没有看见过。那是书本，小说里写出来的。不过英雄的精神，真的就那么一钱不值了吗？我的拖拉机被人放掉了几升汽油，拿去灌他们“先富起来”的摩托车，我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个外乡人，谁听你的？那个上海青年，不就是通报批评了副场长的老婆不请假外出，到现在提不了科长吗？人家有山东帮、河北帮，五八年帮，可是你们这批“老三届”，什么帮也没有，被七另八落
地遗忘在这里。知识青年象潮水一样退走了，留在沙滩上的几只小鱼小虾，还有什么蹦头？可是，如今在北大荒的每个农场，每个角角落落，哪儿没有留下来的老知青呢？他们都是怎样在过日子？不要讲什么热爱不热爱，总归都是要活下去的，活下去就要劳动，建设、创造。就象一年前，拖拉机开进这片见不着人影的荒原，现在已经可以吃到香瓜了。
呵，草窝里发现的那对小熊，真是好玩。大家起的名字：“飞飞”“燕燕”，天天吃白馒头，长到一百多斤了，谁知道我焊的那只铁笼子结实不结实？留着将来我们要自己建动物园的……临走时二区又抓了一只小狼崽，也不知还活着不？在草甸子里打猎真有意思，那次姜场长在作业区检查生产时，天茫茫黑了，突然听到草稞子里有动静，他一举枪，枪响鸡落，是一只漂亮的大野鸡，大伙说：“摸黑打野鸡真是百年不遇。”后来有一位驻中国大使馆的大使来荒原打猎，大白天遇到一只野鸡，子弹却卡了壳，场长救驾，一连五枪仍未打中。场长大为恼火，下令“不许外传”，可是司机泄了密。大伙在地头同场长开玩笑，说他“百发不中”，场长一本正经地说：“确有此事，要是黑天就中……”……多么有趣的生活，城里有吗？建场后副总理坐直升飞机来视察。春涝时，农垦部长坐爬犁到作业区去检查生产……不过这些对他们讲，除凌建中外，他们都不会感兴趣的，各人有各人的事情，路又隔得这样远。他们讲什么存在主义，弗洛依德、现代派，我听也没有听说过。我大概已经变成一个地道的乡巴佬了……他们大概会厌烦我的，我只会开拖拉机，虽然是最先进的拖拉机，总归是拖拉机……我会卷纸烟，会喝白酒，会为了一车柴禾同人打仗……谁叫我留在那里了呢？我如果有办法，回来扫马路也干……但我回不来了，象一只留在沙滩上的小虾……
“桂霞，你饿了吗？等顾亦非回来咱们就去吃饭。”
黎荔：
她每看他一眼，眼睛里都饱含了温情，她起初一直局促不安地咬手绢，可是，一谈起农场，谈起他们的家、孩子、谈他，她就微微扬起了头、露出了自豪……
她们原来的家，已建成了整齐的小院，修了自己家的压水井，院子里种上了沙果树，后园子里，夏天蔬菜是吃不完的。还种了南方的蚕豆，蚕豆长得细高，结荚少，但是又大又饱满。他们养了几十只鸡，全是雪白雪白的。下的蛋，也是雪白雪白的，他们还养了一对大鹅，来了客人，大鹅就会伸长了脖子使劲地叫起来报告……
阿良会打家俱，会挑水，会做饭，会拉二胡，他的拖拉机是全分场开得第一好的，还会自己修理，他没有不会做的事情。
他们的小家，已有一架电视，沙发、大衣柜都齐备了。不过这些东西在新居的简易工棚里还没地方摆，得到明年才有新房。今年他们决定不了是先买洗衣机还是录音机……
说到阿良的缺点，她唯一不满意的就是他太喜欢看电视，常弄得很晚才睡觉，第二天早上起不来。
一幅甜蜜的田园生活图景，边陲乡村的小康之家。
我不能怀疑她和阿良的幸福。即使以前我怀疑他们还有不协调的那个角落，在她侃侃的叙述中，我开始怀疑自己……
没有谁规定过任何人都能够得到幸福，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是注定了没有幸福的。
可是谁来规定谁该有幸福而谁该没有幸福呢？
薛宁是注定不会有幸福的，因为他从来对幸福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不把幸福看得太重要，所以也就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幸福。或者说，他没有什么固定的幸福观，也从未为追求这种幸福付出过代价。所以，即使当原有的幸福观在生活向前推移的浪潮中局部被修正时，他甚至不会觉察，因为他的“不幸福”很快就被一种新的价值观淹没驱除了。那么小润幸福吗？好象也很难说。我有时甚至觉得她很痛苦。凌建中在事业上的雄心勃勃的奋进和对小润的漠不关心，势必会在他们之间形成无情的鸿沟。当小润急需用自己的事业填补这种感情鸿沟，而实际上又难以达到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裂缝就开始扩大了。但是凌建中不会意识到他的幸福受到威胁正来自于他本人。当然，这不能完全怪他，因为社会无法保证一个家庭中的两个成员同时成功，国外不是在鼓吹应重点保证一方的才能发挥吗？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却说，爱情的持久性在于互相不断提高对方……唉，还是老三届的青年们太“命苦”了，连生存都很困难，还“提高”什么呀？我也许算是个佼佼者、幸运儿了，又去“提高”谁呢？
而顾亦非，不大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仍然天天啃他的书本，写那些永远也不会发表的论文。七八年、七九年他似乎曾经复活过，那一次，在人群中，我见过他孩子一般天真的微笑，仅有的一次……可借，他再没有机会上大学了，他总认为我是个热心学位的博士迷，一个只关心个人前途的自私鬼，可是他不明白，我除了爱情以外的一切问题，都比他实际得多。因为除了科学以外，其它一切都无补今天的中国。这是一个知识化的时代，只有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其它需求，这是很清楚的……其实，他应该找一个比他小得多的活泼、单纯的姑娘做妻子，或许他会生活得轻松些……
总之，协调是少量的，不协调是多数。瞬息万变的时代，城市信息流量如此之大，社会怎么还可能长期维持、保证一种稳定、和谐、安逸的家庭生活呢？何况协调≠幸福。幸福作为一个词汇是极抽象的，然而，每一个人的幸福却又极其具体而不尽相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它包含的内容同我们的上一辈人有了相当大的差异，因此追求的方式也因人而宜。然而老三届的青年，还是“思”多于“行”，敢想而不敢为的……阿良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来自他们脚下的土地。他们用共同的劳动建设他们的家园，在一种相依为命，互相依存的条件下生活，这时候产生爱情的因素要简单得多，可是一旦这种条件发生变化，又会怎么样呢？
唉，多么枯燥无味的理论！枯燥无味！连我自己都要讨厌自己了！
“桂霞，黎荔，你们喝汽水！”
阿良喘着粗气，汗淋淋地把一大包冷饮放在我们面前。
凌建中和顾亦非游过来了，一只大轮船开过，把他们冲出去好远，沉下去，又浮上来……是的，浮上来了……
六点钟一定要赶回实验室。
凌建中：
已经十二点半了，先解决吃饭问题。我请客。
到处都是人，象江滩上的沙粒，重重叠叠。背着相机，水壶，穿着说不上什么颜色的衣服，老远老远地来到这里，风尘仆仆，汗流浃背，就为了望一望这座古塔。登一登这座古塔。这座古塔究竟同他们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呢？没有。可是他们竟是这样兴致勃勃。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正从愚昧走向开化，从落后走向先进的人民群众。不能简单地将此看成是游山逛水，而是今天这个时代前进的标志。夏季旅游人数的骤增，反映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对一种较为文明的生活的向往。
……满了。茶室全部满座，那些人一泡茶室，就是几小时。
……又客满。饭店油烟瘴气，混杂着香味、烟味、汗味，……要站在别人背后等，看人家端着碗夹菜，直咽口水，而背后还有一圈等的人……
走吧，再去找找。这么多的人。……人口普查数字快公布了，谁知道究竟会有多少呢？不负责任。从我们的祖辈开始……不负责任……我就有六个弟妹……
……可是我自己居然一个也没有，这不公平，小润，唉……这也是精神文明？
嗳，这家店人少些……什么？没有饭，只有烧饼……总不能让阿良吃烧饼，这太不够朋友，人家好不容易回来一次。阿良你说什么？随便吃一点？这怎么可以？还有桂霞。走吧，再上那儿去看看。
“〇〇……”什么东西打破了。“你赔！”“赔什么？你看里头的苍蝇！什么卫生合格！”“苍蝇生翅膀，我管得牢吗？”“不讲理！”
围上了一群人看热闹，于是越发热闹了。越闹越热，震耳欲聋。走吧，寻饭吃去，早知吃饭这么困难，应该自己带点面包罐头什么的。这类事我太没经验，以前出来，总是到虎跑去吃饭的。
“要不到虎跑去吧？”我建议。
“虎跑在修。大殿象只漏斗，一下雨到处都漏，怪不得连虎也跑了。”薛宁没好气地回答。
阿良不知所措地摸着耳朵。桂霞往一个撑着大白伞的小摊走过去，那儿好象卖什么纪念品。黎荔在一棵树下眯着眼看天，自言自语说：“气象预报，下午有雷阵雨。”顾亦非阴沉着脸，蹲在一块石头上。
“阿良，你快来。”他爱人向他招招手。
他俩在那摊摊前蘑蹭了好一会，我的肚子又叫起来。薛宁朝他们走过来，我也跟过去了。原来他们在商量要不要买一只涂着金粉的泥塑的小塔。
“哎呀呀，上当啰。”薛宁急忙叫起来，一个劲地摇头。“三分钱也不值，骗人的货；不如买一只开心弥勒佛哩！”
阿良夫妇正犹豫，这摊摊的主人对薛宁这种肆无忌惮的公然蔑视已经忍无可忍了。他用一把鸡毛掸子的细竹竿“笃笃”地敲着凉伞的柄，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骂起来：
“袋儿里叮响，不要到格褡称好佬。当心六和塔塌下来压进冬！”
薛宁大概早就窝了一肚火没地方出，顿时涨红了脸，回敬了一句：
“六和塔塌下来，只怕你饭碗头敲破！”
“饭碗头用不着你担心事，只恐怕你老婆没地方去了……”
越骂越难听。顾亦非拉了薛宁就走。真是饭没吃上，灌了一肚子气。阿良追上来。他还是把那只塔买下来了。
“嗳，薛宁，你有没有办法想？”我忽然记起那座翘角的茶室后面有一间雅座，是给贵宾用的。有小吃，茶点。我和爸爸去过。如果……
“我陪港澳同胞，不大到这里来。不过，有一个认识人，不知在不在，去试试也好……”他咽了一口唾沫。
我们站在一棵巨大的樟树下面等着薛宁。从这里可以望见那栋优雅精美的小楼的窗口，以及楼下一个空屋里的匾额，国画、盆景……一扇绿纱门正对着我们，下面有几级矮矮的台阶，落着几穗紫藤罗的小花……
知了令人厌烦地叫着，我感到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真想在那台阶上躺下来。
我知道那小楼意味着什么。十几岁的时候，我曾经几次坐着爸爸的“下级”们的车，（坐他的车是不允许的）到这里来过。打蜡的地板把我摔倒了，第二次再去时那里巳铺上了地毯。但是父亲对我们孩子要求很严格，他担忧的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复辟。他除了认为年轻一代可能会同修正主义具有某种联系之外，对于自己的一切行为却从来深信不疑。他同我的母亲的感情似乎一直不好，好几次不知为了什么事，家里打得天翻地覆。我从那半懂不懂的争吵里，隐隐地感觉到一些什么，在我少年的记忆里留下了无数的疑问，后来正成为我对于自身所处的那个阶层的最原始、初步，而又形象的了解。许多干部子女成年后所选择的道路都是基于对自己家庭的感性认识。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在作完了全省大学生毕业分配动员报告后回到家里，是怎样给上海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挂长途，要求他把哥哥留在上海。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躲在客厅的屏风后面，他走后，我觉得他以前对我说的一切，都是从屏风后面发出来的声音。我很恨那架电话，没人的时候，我就拚命地，使劲地敲那架电话的键子，终于把它弄得不响了才甘心……文革爆发了，生活象一个大转台突然换成了黑夜，摆满了假的布景，而那种阴森和恐怖的气氛，却明明是真的！父亲很快被揪斗，隔离。我亲眼看见老百姓是怎样冲上台去，声泪俱下地批判谴责那些不关心人民死活而高高在上的干部，我曾亲耳听见顾亦非和薛宁在私下里嘲笑我是一条寄生虫……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在学校批判资反路线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面前，我第一次悄悄地掉了眼泪。那时我真正下决心，要站到普通群众这一边来。我积极自愿报名去边疆农场，并且主动离开了周围的干部子弟圈子，而加入了宋为良他们的队伍。我知道，那既不是偶然，也不是盲目的……
这十几年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曾经视为神圣的偶像倒塌了，专制和极左遭到了大多数人无情的唾弃。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象逃犯一样隐瞒自己的家庭出身，这倒并非因为担心父亲的“走资派”身份影响我的政治前途，而是害怕这种身份会造成人们对我的成见和疏远。我痛苦地，一丝不苟地改造自己，别人铲一垅地，我要求自己铲两垅；别人攒钱回家探亲了，我却把积攒的钱全部交了团费，我的黄军裤上的补丁是全分场最多的，手茧是全连最厚的一个……我从高峰跌落到深渊，再从深渊中爬出来，努力去寻找自己的位置。我希望用自己的行为证实、我不是一个依仗权势而是凭藉自己的本事生活的独立的人，我渴望成为这样一个人，用自己的存在（而不是父母）赢得人们的尊敬。我为这一信条付出了代价。
明明是体检合格服兵役——走后门；明明是转业回城——走后门；明明是群众推荐上大学——走后门；明明是干出来的过硬的车间主任——又是走后门！服了，他妈的！人们总是以怀疑的，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这眼光提醒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常常的，在几分不自觉的得意中我会突然感到一种难言的痛苦。毕竟，要完全消除我同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十分困难的，这种隔阂，到底是什么呢？我已竭尽全力地去做我应该做的了……
“……我们说管理系统是信息系统，是就管理的职能，它的本质属性来说的，是从这个系统的功能来考察的，但是，系统的功能与结构是密不可分的，任何系统的功能，都有相应的系统结构，管理体系的结构就是管理机构和它的组织层次，这种结构的形成是由管理体制决定的。管理机构的臃肿，会堵塞信息的流通，组织层次的重叠，会延迟信息的传递，因此，实现管理体制的改革，精减机构，减少层次，紧缩编制，必然会大大提高管理的效率。高效率是管理的生命力。”
百十人的大座谈会，名流荟萃。你要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这难道是爹妈的官衔能代替得了的吗？况且，我这个所谓的“副处长”，难道就没有自己的烦恼了吗？我真的就象人们以为的那么顺利、轻松自在吗？多么动听的副处长，我却常常觉得自己在机关里，不过是一只花瓶，一张改革的标签，或者说是一种象征。你资历浅薄，面对那一道道庞大而厚重的铁门，密集而牢固的网眼，你不是时时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人微言轻吗？计划处副处长去搞行为管理，当然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支持一批青工去搞投入产出法，又遭到许多部门的抵制，因为先进的管理方法的实施，就意味着他们的失业和一个旧时代的结束。省委工业书记批复了支持，文件旅行还是没完没了。最后还是一家小厂三十二岁的厂长担了肩胛，进了调查组，仅能源误差就达38吨，技术经济改革都如此之难，冲击旧的体制就可想而知了。你想提出具有创造性的独立见解。不知触犯了谁，内定的青年干部备案名单上就会被加上问号。究竟是挑选接班人呢还是培养代理人？我常常迷惘不解。反正，干得越多上级越不满意，而一切物质待遇，年轻人当然是理应靠边站的，因为“你们享社会主义的福还早！……”
薛宁怎么还不出来？真有点儿饿了。
顾亦非：
说老实话我可不想进去，你们谁乐意进谁进。我情愿去买苍蝇叮过的烧饼吃。当年凉水咸菜就窝头都吃过，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吃的？只有凌建中才会想出这种主意来，他在骨子里是摆脱不了这些的，一年一年，谁知为什么，这种反感是越来越强烈了。在街上遇到行乞的老人，眼里竟然也会情不自禁地涌上一阵泪花，人老了感情会脆弱，可我还只有三十几岁，正是西方人大有作为的年龄。三十而立，我们这些三十几的人，却依然徘徊街头。这很象今天这一顿简便的午餐，我们都会被排除在外的情形，生活的舞台上不知哪里是我们应该站立，可以站立的位置。因为每个人的存在价值并不简单等同于他们使用价值，许多具有本身的存在价值的东西在现实中有时竟然一文不值。就象哈雪彗星，日全食或是新发现的元素。当然，人们总是力求这两种价值的统一，于是就出现了调整，比如小学生要应付考试，取得预期的好成绩，就必须按照书来背答案，可是如果不按书上的答案呢？看来凌建中、薛宁、黎荔都是善于调节自己的标准的，只有阿良除外。可是黎荔又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如果没有整个高考制度改革，没有时代的剧变，她同样只有困死农场，不要说虫子救国，怕连她自己都救不了……
“前年有一本轰动全国的小说，叫做《人到中年》。”阿良突然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用杭州话说：“写得倒是蛮感动人的。不过我想，如今四十多岁的医生、技术员，不管工作多么辛苦，工资低，总还有张文凭，有学历、资历，在单位里，好坏也是业务骨干，不用他们用哪个？看今年的形势发展，他们蛮有奔头哩，发啥个愁？可我们这批老三届的人，才真叫倒霉，要本事没本事，年纪又轻，叫人看不起，象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两夫妻又是低工资，天天一早背着伢儿去上班……唉，有人来写一部《人到三十》就好了……”
“你这样讲太绝对了。”凌建中用一块石片在地上划着。“每一个阶层的人中，精华总是少数，不能笼统地肯定老三届的青年，他们虽然文革前学习基础较好，但在十年动乱中，由于自身的命运太坎坷，吃的苦太多，原来接受的正统教育一下子崩溃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没有重新找到新的思想支点，所以很消沉，悲观，产生了一些诸如俄国十九世纪‘多余的人’那种类型的人……”
他谈到这里，突然顿了一下，下意识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他发现我也正在看他，便索性洒脱地笑了笑，朝我一点下巴：
“嗳，老顾，是不是呀？”
何必问我？你心里不是很清楚刚才那个比喻的针对性。不过你实在是弄错了，我们这里，至少现在的树底下，没有这种人。历史现象可能惊人地相似，但那一个时代所创造的那样一种人，却是另一个时代再无法重复的。何况，多余不多余，也仅仅只是一种人对于另一种人的看法，然而衡量的真正的标准应当是自己。
“我看过一本小说，就叫做‘多余的人’，写一个右派的儿子在文革中的遭遇。”阿良认真地想了半天，说。
“对课！”凌建中用不大熟练的杭州方言说。他喜欢以此来同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混为一谈——“打成一片”。
我用手指捏死了一只爬到我脖子上来的蚂蚁，笑笑说：“阿良没错，我们马路对面有家人家，女的是弹钢琴的，前几年专门伴唱红灯记，现在呢？没有单位要她，寻不到吃饭地方，她逢人就说：‘我是个多余的人’……”
凌建中不自然地咳了一声，扭过头去，表现出明显的不高兴。他当然知道，我这才是同他“对课”。
“这样看法是不是比较准确些，老三届的青年虽然许多人目前还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大多处于一种从苏醒到成熟的过渡阶段。”黎荔插话了，她带有打圆场的口气。“但我从不怀疑他们中间将产生新中国第三代最优秀的人，当然，他们必须同旧观念彻底决裂，从固有的传统意识中脱胎出来。不过，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也不能低估，他们更少保守和传统观念，比我们更轻松……”
“我没那么轻松！根本就不轻松！”我突然嚷道，只觉得胸口窜上来一股火，我努力想克制自己，但是没有压得住。那股火来势很猛，好象憋了许久，已经浓烟滚滚了，只有在老同学面前，才会痛痛快快地燃烧起来，尤其因为，朝着这堆干柴吹了一口气的，正是黎荔。我就是想对着她、燃起一堆冲天大火，把我们身上积压太久的重负，统统烧尽……
也许是我的粗暴吓住了她，她的脸涨得通红，惊愕地睁大了眼睛，几滴珠子似的汗水，顺着她雪白的脖子上淌下来……滴在我无意扔在她脚边的那顶草帽上……我的心抖动了一下，我……
阿良默默地望着我，眼光里有一点责备、询问、同情、还是无奈？呵，我不知道……
多少年前，他这样注视过我，在初冬覆着一片白霜的原野上，大家都汗流浃背，精疲力尽……好象就是昨天，这双眼睛，不，十年了……
装满芦苇秆的马车，突然在原野上狂奔起来，马蹄从厚厚的茅草，蒿子秆中践踏过去，压出一道杂乱的辙印，车轮吃力地发出嘎嘎的响动，车轴随时都会断裂，马车在摇晃，芦花撒得满地都是，我们几个人，在苇垛上紧紧地抱成一团，死死地拽住大绳，只听见宋为良急促而惊慌的喊声：“吁——吁——”马车仍然在狂奔，天地都在摇晃、倾斜，世界要颠覆了。但是没法跳车，跳下去更危险，唯一的办法是抓住大绳，只要不翻车，就有生的希望；……稳住，镇定、勇敢、再勇敢些！坚持就是胜利，马总有疲倦的时候，只要不翻车……
终于，它跑累了、镇静了、清醒了，它越过了干涸的阿棱达河床，在河对岸的一片草滩上停了下来，大口喘着粗气，打着喷嚏，一动不动呆立着，垂下了头……
我们从苇垛上爬下来，跌倒在地上，我咬住了一棵干草茎。宋为良恶狠狠地朝我走过来，怒气冲冲地站在我面前，死死盯着我，他的手淌着血，衣服全挂破了……
“我……我不过为了让它走快些，用脚，在它屁股上踹了一脚……”我呐呐说。我想钻到地底下去，想骑上马逃走……
“你们，骂吧！”
那时，他就象现在这样，久久地望着我，一言不发。慢慢地，那眼光变得亲切了，我觉得那似乎是说：“算了，别说了，我们谁都犯过错误……”可他什么也没说，许久，他叹了口气，说了声：“回去吧”……
马车在昏暗的原野上摇摇晃晃地行走，黎荔把她的棉上衣，盖在了我的腿上……
只有经历过那种同生共死的残酷考验的人，才会明白我们这些北大荒的“难友们”彼此间的友谊和理解。那是一种真正理解，以后许多年中，我再也没有得到过别人这样一种不需用言语解释的信任。如今，即使在我们之间，这种理解也是再也不会有了，再也不会有了……
我用两手抱住了膝盖，垂下了头。不再看他们。我的心里难过得要死，我真恨自己！难得的一次聚会，竟然是不欢而散。如今真到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地步吗？
呵，马车，马车，我只不过是踢了它一脚，它就毛了……
“我知道，你一定在偷偷地写什么，老顾！”阿良突然叫起来，抓住了我的衣领。“我知道；你绝对不是一个没事干的人，你写吧，写一本关于我们的书。这一代人中，只有我们，经历过这样残酷的意志的磨练，这是一只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比我们更年轻的人，没有走进去过……”
我看见了十年前的那道亲切的目光，象黑暗中的闪电，从我心上掠过，我的心悸动了，象一根废弃已久的琴弦，突然被重重地拨了一下，在空旷的野地里发出沉重而巨大的震响……然而，当我抬起头，我周身的热血却突地冷却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明白这种情绪的变异，是因为什么？烦躁和失望包围了我。
我冷冷地说：“用不着我来写，有的是挣稿费的人。我也有的是别的事情干，没这份闲心！……”
凌建中：
绿纱门开了，出来一个人。唉，不是薛宁，是个老头，打着饱膈，矮胖胖……唔，好象有点面熟，他走过来了，噢，他是——
“方伯伯！”
他好象已经看见我了，不叫他不行。他是爸爸的老战友，常去我家。听说最近刚调到省委政研室去当负责人。
“唔……是建中？怎么跑到这里来啦？”
他笑咪咪地问，站住了，显得很高兴。
我告诉他我们几个陪一位从黑龙江回来探亲的老同学出来玩玩。
“找不到人……今天只好饿肚皮啦。”薛宁忽然从一棵树后面钻出来，老远哇哇喊。
“什么饿肚皮？”方伯伯疑惑地转过身子去看薛宁，又回头看看我。
薛宁不知他是何人，垂头丧气地走过来说：“太迟了，人家已经开过饭了……”
方伯伯恍然大悟，旋即挥挥手说：“走走走，都跟我来……”
薛宁眉开眼笑地跟上去，顾亦非站着没动，我拽了他一把。
一会儿功夫，我们已经坐在刚才从窗子里看见的那幅梅花图和盆景下面的藤椅上了。窗外的大樟树象一把大伞，整个屋子既荫凉又舒适；电风扇轻轻响着，溜过来一阵又一阵的凉风……
白糖桂花藕粉。蛋糕。小点心。冰镇桔子水。崂山矿泉。龙井茶。冰镇西瓜……应有尽有。
疲劳、饥饿、干渴消散了。我却惶惶不安起来，为什么？我不知道。
“都是同学吗？”方伯伯耐心地坐在一边看着我们狼吞虎咽，一边和气地问。“都做什么工作呀？老同学凑到一起不大容易吧？”
我把每个人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遍。他立即对阿良大感兴趣。称阿良是好样的，还表扬了桂霞。他说：“知青大批返城不等于留下来的人不可以大有作为嘛。”
“拖拉机谁都会开的。”阿良愣头愣脑地回答。
方伯伯好象没太注意到这句话，笑咪咪地说：
“你们几个，都是老三届的老青年了嘛；我听说，老三届的人，小青年不放在眼里，老头儿也不在话下。我很想看看，你们咋个了不起哩，我是做调研工作的，喜欢同年轻人聊天，一是了解情况，二也是学习嘛。今天碰到你们很高兴，假如你们同意，我们谈一谈，嗯？”
我对大家说：“方伯伯是老前辈，我常同他聊天，他思想一点不僵化，愿意接近年轻人……”
“僵化的人，看见你们这些‘垮掉的一代’早就吓跑啰……”
他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他是那些真心想把国家搞好的好老头之一。
“你们目前感到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他的和蔼而锐利的目光从每个人身上扫过。
黎荔的没有踪影的爱人；薛宁的家务，阿良的乡巴佬前景，顾亦非的工作，我？会议、孩子……
屋子里静下来，窗外的知了在叫。
坐在角落里的顾亦非突然说：“既然您让我们谈，谈错了别见怪。我们曾经说过谎，但不想再说了。别人的苦恼，我不大知道。我没有正式工作，有个多病的母亲，天天要为温饱而奔波。但我并不为此发愁，因为凡是世界上活着的人都必须谋生，无非谋生的手段不同。我苦恼的是，没育人注意我们的想法。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施展才能的，如果有人对其它，比如，某些理论问题的研究感到兴趣，却没有什么途径，能使有关方面听取或采纳他们的建议……”
黎荔很快接上去说：“我同意他的意见。这是一大批至今不放弃自学的老三届生的实际情况……作为我自己，我总是感到目前的教育体制依然禁锢学生的创造才能……”
方伯伯点了点头。我对黎荔今天的发言略微有些吃惊．谁都知道她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
“我们搞旅游陪团，总是同各方面的接待工作发生冲突，磨嘴唇皮。”薛宁慢吞吞地说。“我顶怕游览市容，一上街我自己先脸红，客人还老提问题，没法回答的问题。宾馆服务又不好，老鼠出奇的多，客人老提意见，有时上我房里来聊聊，发牢骚，可领导对我们这批年轻的导游，总好象不大放心。”
方伯伯把视线移到了阿良脸上。阿良嚅嚅说：“我们农场，也差不多。三十几岁的人，没有发言权，现在时兴提拔老大学生当场长，留下来的老知青大多数很灰，实际上，在基层，现在起生产骨干作用的，都是没有返城的知青，他们有经验，又敢申张正义。听说，象鞍钢这样的大企业，老公司，现在70％都是刚接班的新工人，‘老三届’的就算是老工人了，大多担任车间主任和班组长……”
“唔……”方伯伯点着一支烟，靠在藤椅上，陷入了沉思。好久，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呢？建中。”
“看起来，我是个幸运儿了，至今一帆风顺，有一块小小的立足之地。但很少有人知道，即使是我这样搞过调查研究、又发表过几篇企业管理方面的论文的年轻人，处境也是十分艰难的。在一个具体的单位里，为了让领导采纳我的哪怕十分之一的合理建议，也要化费十分之二十，甚至九十的力气，我在清醒的时候，常常有一种被当成一件时髦的摆设的感觉，似乎他们称赞我，并不是因为我正确，而是不得不称赞我，事后我还得到字纸篓去寻找我的意见书……”
宋为良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叫了一声“对！”薛宁惊讶地张开了嘴，黎荔会心地微笑了一下，就连顾亦非，也郑重地点了点头。……他们都赞同我的想法，我感到一点安慰……
我没想到，刚才那场争吵，潜存于我们之间的矛盾，互相的不满，怨气，在这一刻中竟然获得了统一，无形中达成了谅解。呵，“老三届”尽管有悬殊各异的家庭、经历、现状、性格，但心灵中毕竟还有那个时代凿下的彼此相通的狭窄的隧道，引进一线微弱的光亮。我发现我以前并没有真正了解顾亦非，他把自己生活的困难说得多么轻描淡写，实际上他却生活在一种深沉的痛苦之中；……同样，我也不了解薛宁和阿良，不了解黎荔，我在内心把他们看得平庸而且无能，我几乎是在施舍对他们的友谊！我感到羞愧……社会没有可能去让他们从事更重要的工作，但他们却没有对自己丧失信心！你这该死的优越感……
“那么，你们准备怎么寻求解决的办法呢？”方伯伯终于停止了抽烟，问道。
“谁知道。”顾亦非撇了撇嘴。
大家都低头没有说话，阿良也掏出一棵烟抽起来。
我完全可以说出使方伯伯满意的办法来。但我也知道，那只是空话。
“大家再想想。”他启发说。
薛宁朝我装了个鬼脸，轻声说：“有一个办法，就是展望二十一世纪。”
方伯伯轻轻叹了一口气儿。
“我知道，你们很急。因为生命是很宝贵的，我们象你们这么大，恐怕是已经做了许多事情了。但是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后果，不是一天能改变的，你们谈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我看用一句老话说是——报国无门。用现代语言说，是：积极性受到压抑。对不对呀？我看，这个问题是可以慢慢解决的，首先自身要积极投身于四化建设和社会的改革……”
“我连工作都没有，到哪里去投身四化呢？”顾亦非突然打断了方伯伯的话，他有一点激动，脖子上鼓起了两道青筋。“老大学生，新大学生，有文凭。老干部，新干部，有级别。可是我们这些人，什么也没有。如果我们是二流子，文盲，也就算了。但我们受过教育，我们有过理想。我们从泥潭里爬出来，从废墟上站起来，我们今天可以什么也不要，但我们要明天，后天。没有谁叫我们这样苦苦地去学习，思考，很少有人把我们的思考当一回事，可是我们才三十几岁，您了解我们这是为了什么吗？”
他喝了一口水，苦笑了一下，愣愣地看着窗外，不再说话。
方伯伯脸色很不好，他划着一根火柴，点着烟，吸了两口，烟竟然灭了。他站起来踱步，想说什么，却没有说，他没有生气，我看得出来。他一生气就一口接一口喝茶。……话不投机。是的。这是事实。只愿能互相理解。因为即使对于过去的批判能取得一致，通向未来的路，却不会只有一条……
有人推门。
“方部长，您在这儿？正找您……天好象要下雨，是不是该回去休息了？”
他点点头，走到我们每个人面前，同我们握了握手。他拍了拍顾亦非的肩膀，说了声谢谢，就慢慢走出去了。我感觉到他手掌的份量，感觉到他目光的沉重……
在发明桥梁之前，江河不知道南岸和北岸都是为了它而存在的。
田野却并不需要桥梁，小河里有一只渡船就可以了。
宋为良：
会下雨吗？南方的天气，我不大会看。
管它下雨不下雨呢，这回非上六和塔顶不可！
肚子填饱了，怎么还没劲头？反正，今天我是一定要上的。
“我们现在去看一个千年古迹，一座塔，就是六和塔，它初建于公元930年，是五代吴越国王钱王俶为镇压江潮而筑。当时的潮水，要涌到月轮山脚下。此塔以雄伟壮观著称于世，呈八面形，占地1.3亩，外观十三层，内部分七级，高59.89米，可同香港的几十层大厦媲美……”
薛宁摆开他导游的架势，装模作样地给我们讲解起来。每个人都喜欢表现自己的长处，可是，薛导游，别忘了十五年前保卫六和塔，我也是其中之一。
“桂霞，走哇，累不累？发什么愣？塔顶上没有鸟窝，那是避雷针。”
“……这塔，比俺农场的粮食烘干塔高呢还是矮呢？”她仰着脖子站在那里，数着层次，并未发出我想象中的惊叹，“一、二、三……”
日本投资安装引进的美国贝利克、瑞德、卡特三家公司提供的粮食烘干塔，每小时一次性可烘干小麦250吨，两台烘干机同时作业可烘干十万斤，进入粮食处理中心的大豆以每小时150吨的吞吐量流入粮仓。那塔是银白的，高24米，四周环绕着重重叠叠的管道，底部有一座仪表控制室。在绿色的大平原上，可算是一件宏伟而独一无二的大建筑物。农场的人们都管它叫塔，很为此自豪。远近来参观的人必到塔下留影，照片拍出来好象真的在出国考察一般。不过据我估计，六和塔当然还是要比它高得多了，桂霞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错觉。
“你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古塔吧？”
“嗯。”她点点头。
难怪。在那块三十年前才刚刚开发的原野上长大的她，当然不知塔为何物。那块土地，没有古迹，没有名胜，从来也没有建过什么塔。
“六和塔的塔名，原出于佛经的：‘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介，利和同均’故取其六和之意……”薛宁又在念念有词，好不快活。
“其实，自有人以来就不曾有过什么‘和’……”顾亦非嘀咕了一声。
据说，我国古代的建塔是由于佛教的输入，用来供奉佛的“舍利”和经卷的所在。国内有著名的大雁塔，松岳塔。而这座六和塔，却是为了镇压江潮所修，与雷峰塔的镇妖之说异曲同工。那么世界上的塔呢？金字塔，一座有数学价值的坟墓……
好凉快，塔里阴凉通风。也许它是用来避暑的？……人真多，都知道塔里凉快？这么多人的脚，爬了这么多年，也没把塔踏得矮一点？而七百个拖拉机手一年收获的大豆，可以装满十四座烘干塔，一年出口二万吨……桂霞，你小心，这儿拐弯。
……好象是在二层。好象是在那一根圆木柱上头……不对不对，大概是三层，是在一座菩萨旁边……我记得清清楚楚的，用一支毛笔，蘸着红油漆……
嗳，慢点走，走这么快干啥？你们都喘了，哈哈，建中，当官儿当老爷了，缺少运动，不象我，天天爬地垄沟拣豆包吃……
三层不大象，中间怎么还是空心的……会不会写在四面的墙壁上了呢？不大会，我记得是写在中间的……到四层去看看。……越往上走越发陡起来了，灯光这么暗，象电影里的古堡……
“桂霞，走这疙瘩，拽着我，怕啥的？哎哟，同志，踩你脚了，对不起！”
“北佬儿！”
……算了，回骂又要吵起来。桂霞也不让……可实在气人，北佬又怎么的？你家弟兄没有人当过北佬？我就不信。说不定你哥当了北佬你才留城哩……哼，臭豆腐好吃，黄豆从你屁眼里蹦出来的？……北佬，你以为种地的人好欺负？如今可不一样了，开170马力3588型拖拉机的小伙，都会看几个歪歪文，穿得比你帅，兜里钱比你多！出了门谁不另眼相看？洪河的人，谁不知道3588！你们知道吗？我的那点文化，比你还强些，别看我现在还开车，要不了十年八年，比你混得好！那些北佬，数老知青文化高，见识广。农场不靠咱们靠谁？
……五层，好象就是在五层，你们歇歇去吧，我也歇歇……怎么没有柱子呢？奇怪，我记得明明是这里，薛宁站在我肩膀上，我蹩足了一口气，踮着脚尖，撑得我三天肋条疼……
“桂霞，你到窗口去，那里看得见北京城。”
“骗人。”
“真的。”
“我怕掉下去。”
……在我们上火车去北大荒的前一天，我就好象真的看见过北京城。现在的人都爱说受骗，受骗，一受骗就万事大吉……可我去北大荒是心甘情愿的，自己报名的。我从来没想过去享福，去做官，去发财……我们那时候曾经想往过的生活，好象也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开发，建设边疆……从物质条件上说，今天或许比我们那时想象的还要好些。那么，又是什么受骗了呢？对于普通人来说，横竖都是一样的……
“阿良，你老在那里东寻西寻的寻什么？象个小偷。”凌建中走过来。
“寻到了，自然会告诉你。”
……六层，楼梯突然窄了，楼上的塔层突然缩小了，真象一只笼子……七层到顶了，一定是在这层上，再爬不上去了。……又是没有，真奇怪……到底在哪里呢？该死的记忆，十三年了，会不会弄错？不会的。
“阿良，这是几层？”
“七层。”
“怎么就到顶了呢？从外面，明明是十三层。”
“在塔里两层并一层的，奇数层的七层与砖砌的七级塔芯连通，而偶数层则为闭路暗层，懂了吗？现存的砖砌塔芯是公元1156年重造的，外观十三层的木构体则是公元1900年也就是光绪26年添造的……”薛宁热心地解说。
桂霞似懂非懂地眨了眨眼睛。
“哎哟，我可爬不动了，三年零七个月没来了。”黎荔嚷道。
“一个八十九岁的香港老人还登到塔顶了呢！”
“风真大，嗬，风凉风凉。”
“阿良，你当真要变乡巴佬了。寻啥宝贝？还不来坐一歇。”
“等等就来。”
顶上字到不少，“×××到此一游”“×××年×月×日”“××天堂纪念。”“西子美，钱塘佳，今到此，终难忘”“西湖风景甲天下，亲眼见，不过如此，千里迢迢冤枉！”……什么乱七八糟，半通不通的歪诗，居然占领了塔顶的大部分墙壁，象一只只苍蝇、蛤蟆、壁虎在爬，象一堆堆垃圾，烂菜叶，臭鱼干……真恨不得把墙皮抠下来，从塔顶上扔下去。哼，这就是南方人的文明？塔的传统？这些无所事事的游客，还想同塔一道流芳百世？哼！……可是我们的那些字，究竟哪里去了呢？也许就是让这些字遮盖住了？可惜记不清是哪一层，否则会好找些。
“阿良，你好象在找什么？”桂霞立在我身后。
“找……找几个字。”
“什么字？”
“你，你不明白，噢，连我自己也忘了。”
“那你还找它干什么？”
“不干什么，就是想找找。”
是啊，连我自己都忘了，那是几个什么字，还找它做什么？
“我想回去。要下雨了。”她轻轻说。
回去？又要几年才能来？还会有这些伙伴们一起来吗？拖儿带女的，何况，塔还在不在呢？……
“好桂霞，你等等我，我下去一趟，很快就回来……不？好好，那你跟我一块儿去吧，不累吗？下雨咱们有伞，不怕的。”
“嗳，等我一会，我去去就来……”我对薛宁喊。
整座塔都在嗡嗡响。
黎荔：
钱塘江从上游连绵逶迤的崇山间奔流而来，一共拐了多少个弯？
站在塔的顶层，可以清清楚楚望见，它在大地上写下的银色的“之”字。呵，之江，多么准确的命名。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撞碎了山石，撞碎了自己，仍然朝前走，不回头……
过了六和塔，下游的江面渐渐宽阔，江岸最后在这里形成一个开放的喇叭口，之江就从这里奔流入海，汇入浩瀚的东海洋面……
小溪流清澈，却是浅薄的；小河秀美，却是狭窄的；大河奔腾，却不够雄厚；钱江潮，气势磅礴，毕竟只能随着月亮绕地球的周期而涨落……
假如我们都有一个高度，能清醒地看到自身的不足，我们对社会就不会那样牢骚满腹。推卸责任是软弱的表现，而一个不能认识自我的人是可悲的……
可是我的自我究竟是什么呢？
“……谋生并不觉得很苦……可是没有人注意我们的想法，我们今天可以什么也不要，……但我们要明天，后天……”
难道我了解了他的“自我”吗？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设身处地地去了解过他。我总是带着那十年中形成的偏见去看他。把他闭门读书和对世态的嘲弄看成是消沉冷漠而不屑一顾……他明明可以挣更多的钱，为什么要裁童装？他想做什么？又能做什么？
或许，我和他在精神上，都是这一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不同的是……
“谁有什么新闻？”薛宁打了一个哈欠。
新闻没有，有故事，听不听？关于塔的故事，我脑子里突然迸出来，我童年的记忆。
……从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有一座七层的宝塔，无论谁躲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她站在塔上一眼就能把他找到。公主要选择一位王子做她的丈夫，世界各地的王子都纷纷赶来，公主的条件是，谁能不使她找到，她就嫁给谁。躲在高山的岩洞里、城堡的夹墙里、鲸鱼的肚子里、大鹏的翅膀下的王子们，全都失败了，最后剩下了一位从大海那边来的王子，他将在第二天接受公主的考试。第二天一早，公主的宫殿门口来了一位杂耍的艺人，带着一只可爱的长毛兔，象一团雪球，眼睛象水晶一样透明，公主喜欢极了，把兔子买了下来，她一刻也不离开这只兔子，始终抱着它，时间到了，公主抱着它登上了宝塔。她在第一层的东窗望了望，没有看见王子；她又在第二层的西窗望了望，还是没有看见王子的踪影；她登上第三层，第四层，一直到第七层，在第七层，她把东西南北四面的窗子都望遍了，也没有把王子找到，她的脸色发白，身子发软，她扑倒在塔窗上，泪珠一颗颗滚下来，轻轻叫道：快来吧，我的王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薛宁疑惑不解地张大了嘴。“这个王子躲到月亮上去啦？”
“木佗！”顾亦非冷笑了一声，走开了。
“我想，一定是王子变成了那只兔子吧？”凌建中满有把握地说。“他钻到公主眼皮底下，公主当然就发现不了了嘛。”
“噢——”薛宁恍然大悟。“……这个童话……好象有一点什么含义……”
……怎么会想起这个童话？那是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自己从一本书上看来的……多少年了，没有忘记。……连我也不知道这个童话是什么意思，我只记住了那座神奇的塔……童话就是童话，是哄小孩儿的……
不，公主为什么没有看见？她明明有一座宝塔，为什么偏偏没有看见他？
狭隘！偏见！傲慢！无知！
可怜的公主，无用的宝塔……
天阴了，江面变得朦胧。顾亦非哪去了？他好象总躲我……明天要开始准备论文……
凌建中：
……第一层的东窗，第二层的西窗，第三层的南窗，第四层的北窗……哈哈，有点意思。世界上有这样一座塔，什么都可以看见，就是看不见自己……
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润，她就会编出许多新故事来。新故事可以讲给儿子听，算了，又是儿子，他还不知在哪颗星星上呢。
嗳，你们看，那里竖起了那么多烟囱，是不是又建新工厂了？可惜天阴了，否则可以望见肖山县城。这几年工业发展得好快。记不记得那年齿轮箱厂武斗，子弹把我军帽穿了一个洞……沿钱塘江溯水上去，是富春江，富阳、桐庐，那里的山区公路，小水电，植树造林，县办丝绸造纸工业，都搞得不错。集体所有制工业的企业管理，好象都有一套。那几个县委书记都是一个比一个能干的实业家，如果下去跟他们干一段，一定会大有长进。假如小润同意，我就要求到县里去工作一段，户口不一定迁去……农民自己化钱修了公路，县交通公司出车，农民招手就停，有什么不好？省城的汽车凭什么开十几辆去抢人家的生意？手工业草纸为什么要充公？弄得县委书记到省里来走后门求情？……问题成堆成山，要真正透彻地了解中国社会，不去调查研究是不行的，如果我们能把现代科学理论和实践较好结合，我们就一定能超过我们的父辈！
“要相信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嘛”——老头子会在大会上慢条斯理地作报告。——可民谣说：“如今的干部，只要不睡错眠床，不摸错袋袋，天塌下来，官儿只管做。”——粮食统统上交，战备需要。没有饲草了，卖牛喂马。没有口粮了，杀马喂人。这叫做对上级负责。人民和上级哪个大呀？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可我亲眼看见过。我的食堂管理员就因为场长下来“视察”时，没有做八菜一汤才撤掉的。干脆连我也服从战备需要，当兵去吧！是的，那是钢铁长城，可你知道怎么做一个好兵吗？只要会说两个字：“到”“是”。我害怕我的语言机能要退化，上了工农兵大学……是的，这都应归罪于万恶的“***”，混入党内的骗子，叛徒……可就是今天早上的广播，审判的是走私逃税的外贸局长；不懂业务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某大公司经理……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蜕变？又是谁把他们放在那个高位上任其不懂装懂地指挥生产的呢？你了解这一切吗？你了解你们打下的这块江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机器，如今是怎样在运转的吗？可我们在这十几年中，什么都亲自尝过了，我们浑身蹭满了那座机器上的铁片的锈斑……这十年内乱撕碎了过去十七年正统教育冠冕堂皇的面纱，使我们看见了真实的人生。于是我们才同盲从告别，从此只相信那些自己已经认识了的事物。这难道不是一件幸事吗？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从血污和泥潭里爬出来的一代人，他们脚下的路是自己探出来的，而不再是别人指给他们……
一定会超过，决不仅仅因为年龄。
太阳又出来了，江水变成金黄色夹一点玫瑰红，简直富丽堂皇。江桥上开过的火车喷的白烟，也变成了金红色。雨大概过去了，就是那块云带走的。
“喂，你们看，六和塔的影子！”
一座巨大的塔影，投射在山脚下的空地上。一层一层的翘角飞檐，铜钟……模糊而庄严。
十三层。古塔都是多层次。六和塔是十三层。从古至今，人生，社会，无论是人的意识、情感、地位、物质条件，都无情地被划分为各种不同层次。层次组成了世界。这是一项伟大的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你如果在底层，就看不见之江上游，看不见塔影，看不见对岸新建的厂房……你就难以告诉人们，应当怎样来改造这块土地……
呵，小润，亲爱的小润，如果现在你在这里，我想亲亲你。我们不会再争吵了，你尽管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假如我们不能呆在同一个塔层里，我们双方都会痛苦的……
你说我从来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愿如此……
薛宁：
阿良这小子，比我还“气管炎”！对他老婆那么好，连我都要妒忌了，他到底作啥去了？
看不出他留在农场有啥懊恼，他开拖拉机开得津津有味。一个人只要有事情做，大概在哪里都一样的。回了杭州的人，工作不称心，不是还有回去的吗？即使称心如意，有空也是打打麻将，养养金鱼，种花，钓虾，弄盆景，坐茶室……这个城市的风气就是这一套。普遍的无所事事，无所事事。能做些什么呢？除了上电大，上夜校，上了电大又怎么样？倒霉的老三届连跳舞都不会！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会跳交谊舞，高雅，优美；八十年代的小青年会跳迪斯科，热烈，疯狂。只有你们还得从头学起，学会了也没有地方去跳。你们抱怨环境，批评现实，可谁也不是天使，谁都会请领导吃饭，去找领导办事，不再说：“我有事找你”而学会说：“我有事麻烦您一下。”还会夹队买鱼，争奖金工资，谁都走过后门，我就是为了办回来，而平生第一次去送礼的，送过就会了，只是没有那么多东西可送，自家的肚皮要管牢。人的欲望是没有底的，上了大学，要当研究生，当了研究生，要出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当年那些束皮带穿黄军装的红卫兵头头，如今可以在驻外使馆工作，穿着时髦的西方现代服装，出入于酒吧大饭店……同他们相比，一个小小的导游，岂不无地自容……置身于讲求虚荣和物质的市民之中，我竟然常常会觉得抬不起头来……人欲横流，这几年社会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唉，阿良阿良，有时我真情愿回到北大荒的草甸子里去钓鱼，你相信不相信？我羡慕你，阿良……
不过我的女儿肯定要比你的儿子有出息，我懂得“早期智力开发”。她四岁就会背十几首唐诗，她知道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首都，她会用日语唱“妈妈啊……”她会……我要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全面发展的优等生，叫她考上出国留学生。说实话我对米米的事是从来不懒惰的，我可不愿她将来象我，靠说几句广东话混饭吃……
好大的风，真凉快！塔四面有窗，八面来风。真惬意嗳……其实当导游也不错，可以知道世界上四面八方的消息……地球上有那么多塔，比萨斜塔，埃及金字塔……，六和塔算什么？翻来倒去地介绍六和塔，保俶塔，真叫人厌烦。不是名胜就是古迹，再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可以表现中国的文明？陪港澳侨胞，也够受气的了，宾馆服务员只看得起高鼻头，看不起自己人。陪客去买东西，喊十几声服务员也不过来，这种态度，在香港早就要“炒鱿鱼”，也就是解雇了。中国什么时候能打破铁饭碗？“请问导游先生，这条通往瑶林仙境的路为什么这样颠簸？为什么不修理？”那些港澳同胞总要提出这个问题来，尽管他们已经被颠得昏头昏脑。我可没有昏头，潇洒地一笑，对，是潇洒，回答说：“呵，亲爱的先生，您的问题提得非常有趣，可是您忘了，瑶林洞是仙境，仙境是在天上，通往天上的路，当然是非常难走的，李白有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多么幽默而巧妙的答复，一位多么出色的导游。鬼才知道通往这著名的旅游胜地的路为什么不修修好。我们还得管揩屁股，倒八辈子霉了……可是，说实话，我当导游，从来没偷懒过，精疲力尽，回了家只有一项可以偷懒：同老婆吵架。无论如何，现在听完老婆一顿臭骂后马上露出职业性微笑，已经不成问题了……
米米，好米米，你将来一定要上大学！
顾亦非：
……她在哼歌，有心思抒情；薛宁在东张西望，悠闲自在；凌建中迎风独立，踌躇满志；只有你，忧心忡忡，闷闷不乐，无名的愁烦，抑郁，象一根根菟丝子草，紧紧缠绕着你……
她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随口讲讲罢了……
刚才在那小楼的电风扇面前，自己竟然慷慨激昂地讲了那一席话，有什么必要呢？虽然那是个好老头，可是……
看来凌建中并不象我想的那么浅薄，一直来，我对他们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总是抱有怀疑，我甚至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凑凑热闹，寻寻出路罢了，象这十几年来，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势中应运而生的英雄，表演完它的那一场就乖乖下台，匆匆不知去向。每次登塔，总会想起这些年中一些叱咤风云，而又被风云掩埋的人物。仅有的一些留在“台上”的人中，有的居然用新的思想旗帜缝成硕大的口袋，狠狠地捞上一把……我们失望得太多了，所以总是怀疑，而怀疑又总是伴随着痛苦。可是，如果我们不是认真地追求真实，又何必痛苦呢？我们还对自己失望，由于客观世界中自己不能完全认识和控制的力量而陷入无能为力的困境……
天又阴了，风凉了，塔影消失了，那吸引了多少游客的十三层。在中国可以攀登的古塔中，六和塔算是一件稀有之物了。人们为什么要造塔登塔？是因为它高吗？过去在学校的时候，凌建中和黎荔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的，是全市的三好学生。文革后期，阿良当了校革委会副主任，下乡后又当排长，连长，那是他最光辉的时期。而一九七六年，薛宁也发光了，他竟然跑到北京去印发传单……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杰出代表，每个人几乎都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可是，社会的使用价值在经常变化。英雄在不断被替换，人的价值观念也随之改变；许多人被淘汰了，许多人随波逐流了，许多人因自己的存在不能适合新的价值观而苦恼。但是，还有的人，自从信念的大厦复建之后，便决不再四下顾盼，他们只追求自己坚信的存在价值，无论哪一种标准流行的时候，他们都是泰然自若，胸有成竹的。我钦佩这种人，他们自己来选择对人生的态度，用生命去捍卫自己心中的目标，而不受世俗和“行情”的干扰，即使需要作些修正，也只是调节焦距……
而我，却从来没有充当过英雄的角色，我记不得我有过哪个辉煌的一页……七九年？似乎这一代人真正精神的解放都在那一年。可我很少与同代人站在一个层次上。不，应该说，我甚至从来没有站在塔的第二层以上，我不知道我站在哪里，我只知道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座塔……批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时提过“小宝塔”，如今塔尖尖上的都是画家的有用之材。人才，到处在喊人才，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而目前最需要的，是管理国家的人才，也许凌建中是人才，他会成功的。但愿他常常想到这座塔，想到塔的层次结构，是的，层次需要有合理的结构……
远处传来了闷闷的雷声。
“你们听说要重修雷峰塔吗？”薛宁突然问。
“没听说。”
“为啥要重修？倒了就倒了算啦。”
“岳坟的秦桧像，不也是重新铸的吗？……”
记得小时候见过中山公园附近湖面上好象有一座小白塔，后来不见了，再也没有修起来。修起来，也不会同原来一样了。倒塌，崩溃，毁灭——重建，恢复，新生。怎么会相同？为什么要相同？不，不会……
又打雷了，真的要下雨，这个阿良，嗳，下去找找他吧，他发了什么神经了？
宋为良：
别生气，真的别生气，再找一会，马上就找到了。我明明记得，是在这样一根圆木柱旁边，就是这根圆木柱。对了，旁边有一块突出的石壁，可以立人，嗳，就是这里，让我爬上去看看，上面好象有几个字，可惜天太暗了，不大看得清，稍微再高一点就好了。
“下来！什么人？”
好凶。一道手电筒照过。老天，白墙上只显出几道淡淡的红印——那里好象有一行字迹，却被刷掉了。
“下来！听见没有？”
凶什么？你是什么人？我好容易寻到这里。让我再……
“眼睛不生？牌子看到没有？”
手电朝旁边一块木牌晃了晃，上头有一行清晰的黑字：“严禁攀爬，违者罚款。”
我的气不打一处来，罚款？见你妈的鬼！我又没破坏公物。墙壁还不让看？
“五块！”
你算老几？
“公园管理处的，你要不服从管理，加倍！”
桂霞拉住了我的衣角，簌簌发抖。我咬紧了牙关。妈妈的，你们知道我在寻什么？小心老子的拳头。老子十年不动手了……
“五块！”
“拿去！对不起，他从外地来。”
是凌建中。大方地递过去一张钞票。薛宁在赔笑，黎荔脸色苍白，顾亦非若有所思地望着天花板……
他们走了，咚咚的脚步声，塔似在摇动。
“你发什么神经？”
“我在寻我们到黑龙江去的前一天，从浙大分部回来跑过这里，在塔里写的几个字。”
“是我们几个吗？”
“是的，有建中，薛宁，顾亦非……”
“有这样的事吗？我怎么忘了？”
“我也忘了。”
“阿良说的是实，是写过的。我踩在他肩膀上，用红油漆写的。”
“写的什么？”
“我忘了。”
黎荔说：“总是鲜血呀，红旗呀一类的。”
“大概是，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当时凌建中说过：我们把誓言写在六和塔顶上，让它与世共存，除非六和塔塌掉，我们的决心才会被消灭！
“我说过这样的话吗？”凌建中皱了皱眉头，双手插在肋下，陷入了沉思。
是的，说过的，我记得，否则我就不会千里迢迢来寻它。想看一看当初到底写的是什么，象那些考古学家。我从来都有一种追问过去的好奇心。也许这是一种恶习。可惜的是，塔没有塌掉，字却让人刷掉了，竟然没想到这一点，塔要维修、翻新、加固……一个傻瓜，多可笑！大家都在发呆，在笑我……
薛宁：
唉，过去的就过去了。
凌建中：
一个莫大的讽刺。
但是，我们曾经有这样的过去。有过去才有未来。
黎荔：
过去是一个时间概念。但对于我们，却绝不仅仅如此。
顾亦非：
愿我们因此而无愧于未来的过去。
宋为良：
走吧，发什么呆，我不过是心血来潮，寻寻开心的。已经下雨了，不走的话，要耽搁在这里更加走不了，家里还等吃晚饭……
嗳，你们看，那几个小青年在干什么？打闪了，塔里阴森森的，真有点恐怖气氛。噢，刻字——“×××到此一游”去你娘的！懂不懂规矩？六和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你随便刻字的吗？
“罚款五块！喂，我们是园林管理处的……”
“咚……”他们狼狈逃去了，脚步声咚咚。
“哈哈……”顾亦非忽然爆发出一阵狂笑。“哈哈……”大家都笑起来。笑得扑在了墙壁上，笑得腮帮子疼，小肚子疼，牙也疼了……我们有多久没这样笑过了？恶作剧，还好意思笑？我心里突然难过起来，我想哭……
走吧，该走了。谢谢你们今天陪我玩。……我走的那天去送我吗？我还会回来的。四年一次探亲假嘛，总要回来的。……还好，雨下得不大，黎荔和顾亦非，凌建中你们骑车去吧？我们坐汽车。黎荔带雨衣了，老顾怎么办？有草帽，也马马虎虎。你说了还要到我哥家来看我们的，一定一定！“我到方伯伯那里去，他就住在附近的一个疗养院。”凌建中说，跳上了车。“再见！”“再见！”
……等车的人真多，雨下得大了，桂霞你冷吗？伞太小了，你一个人用吧，我淋点雨无所谓，从小到大不用伞的，薛宁呢？噢，碰到熟人了，一个漂亮的姑娘。谈得正起劲。“薛宁，我们先走了，回头见！”“回头见，我会去看你的！”他匆匆忙忙说。
雨下大了，江桥，六和塔，都看不见了。
“哎呀，你看——”桂霞叫道。
她用手绢包着的那尊泥塔，让雨水打湿了，塔尖扭歪了，金粉弄了一手。她哭丧着脸望着我。
“算了，扔了吧，城里有的是好的工艺品。”我安慰她。“反正也不贵。”
车来了，人们都往上挤，到处是湿的伞和雨衣，我们没占到座，挤在角落里。车开了，她的脸一直背着我。“干吗不理我？”我轻声问她。
“你们说话我听不懂。”她的表情，好象受了天大的委屈。“天又这么热……我要回去了。回农场去。”
当然，要回去，天太热，连我也呆不惯。可是，假如有一天父亲不在了，就再也没有探亲假了……
顾亦非：
……雨下得真大，眼睛都睁不开了。马路在哗哗地淌水，象条小河，轮子从水里冲过去，象汽艇劈波斩浪……嗬，哪来的诗情，简直可笑！得快点走，妈妈一定饿了，还要倒痰桶，炉子也不知会不会灭，一进门先开炉门，后窗也不知关好没有，雨会打进来的，该死，早不想到……
又打雷了，在山那边。雷峰塔就是在一场暴雨之后倒塌的。白蛇也许就从此逃到东海里去了？不过六和塔有避雷针，又坚固又雄伟，文明古国的象征，这一点雨是不怕的。
“雨下得太大了，你避避雨再走吧。”她从雨衣里露出半张脸．回头对我喊道。
“我有草帽。”
“我从环湖西路直接回学校去，这条路近一点。我六点钟要赶回实验室。”她的车速放慢了，有几分歉意地笑了笑。
路要分叉，轮子也要分道，这有什么可抱歉的？
“你家住在哪条街几号？我总记不住。”她似乎犹豫了一下，突然问。
“你要做童装吗？恐怕还早一点吧！”我没好气地冒了一句。
她的脸发白，咬住了嘴唇。
见鬼！我原来没想说这句话。失礼了，对不起。但愿你能懂得这是因为什么。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象她通常那样认真地回答说：
“好找的，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代裁各式童装，立等可取。”
“再见！”她点点头，似乎犹豫了一下，想说什么，终于又咽回去，扭过头，掉转车身，往左边的林荫路拐过去了，一会儿就消失在茫茫的雨雾中。
……一辆汽车开过，溅了我一身水，横竖是水，也无所谓了。路上一个游客也不见，如入无人之境。有一年美国总统来华访问，全城所有人都被“坚壁”起来，大街小巷就是这种情形。……雨下得更大了，象一道冰凉的雨帘，挡住了我的眼睛。使人想起在北大荒农场铲地的那些夏天，暴雨常常不期而至，一块沉沉的黑云，从头顶经过，送来一条条澎涨的小河。雨幕从天际垂挂下来，辽阔的原野上没有一处可以躲避的地方，我们在雨中跑啊，跑啊，一边跑一边喘，跑到小树林，全身都淋湿了，雨也停了，阿良领着大家唱语录歌，我却常常闭着眼不出声地悄悄唱自己的歌。他看得清清楚楚，但从来不报告。天晴了，薛宁的袋袋里已装满了金光闪闪的黄花菜，晚上又是一碗香喷喷的金汤！如今人们象疯了似地追逐金钱，我却至今怀念躺在开满黄花的草丛里，蜜蜂在耳边嗡嗡叫着的那种宁静。当时真有一种怀抱黄金的感觉。虽然穷，可是有一箱子书，有书就不贫乏，我们的心是充实的。我对自身的批判和反思就是在被暴风雨打得七零八落、东倒西歪的开满黄花的草地上开始的，也许那才是我的黄金时代？虽然身处物质与社会地位的最底层。是的，世界是有许多层次的，生活在各种社会的不同地位上的人还分为许多层次。然而，人的精神境界，文化教养，并不严格依照人们所处的层次来形成自我。相同的经历并不一定造就相同的人。人应由自己来选择未来而不应由自己所处的地位来代你作出选择。在这里，价值观是带有原理性的。可究竟有多少人，意识到了自己价值观的潜在的危机呢？
……下坡，大下坡，湿淋淋的雨披被风吹起，象一只大鹏，忽扇忽扇着翅膀，水流在湍急地流淌，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溅起浑浊的水花。车头摇晃了，真象那一年草甸子里拉苇秆惊毛的马车……
人们常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好象骏马们翘首盼望的只是伯乐的慧眼。可是，伯乐相马，说到底是为了让人骑的。千里马，万里驹，第一条标准是让人骑。由驭手来紧握你的缰绳，驱赶你奔向指定的地点。可这难道是千里马的价值观吗？海欧乔纳森厌倦了为觅食而进行的常规飞行训练，它渴望的是飞行本身……
马在狂奔，沉重的马车，越过了阿梭达河干涸的河床，它要跑到哪里去？
路边的亭子里不少人在躲雨，过了花港观鱼了。雨似乎渐渐小了，天边隐隐传来沉闷的雷声，隆隆远去了。——“南山派出所”，路边那所房子前挂的白牌上的黑字，在雨中仍清晰可见，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张苍水的祠堂。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大概连这位明末兵部尚书，抗清殉国的民族英雄的大名也未曾听说过。他的墓，就在祠堂后面的参天古木林中。旁边是章太炎墓。知道章太炎的人大概就更少了。西湖周围的山脚下到处都有这种被遗忘的古墓，并非名胜古迹。然而，每年清明，总还是可以在这荒墓前，发现不如何人插的一束柏枝，几朵野花……
活下去总是要比死去艰难得多。生活，需要拼搏的勇气，需要直面现实，而且也许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甚至没有理解。我已经做了些什么？还要做什么？要做的太多了，还有许多根本没有开始。我们无时不在环境与灵魂的双重漩涡中挣扎，然而每一次危机之后，我们都站在了精神世界的一个新的塔层上……我只希望在若干年后人们用轻蔑口吻谈到这“垮掉的一代”时，会有人摇头说一句：“我看不见得吧！”
雨停了，雾在散去，苏堤象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天晴的时候，在这里可以望见北高峰上尖尖的电视转播台，杭州城一个现代化的标志。老百姓管它叫电视塔，呵，塔！
风又把草帽吹掉了，得下车去捡起来。买一顶要四角二分钱呢！裁一套童装才四毛六分钱。而裁一套童装的时间可以看七——八页书，可以做四页卡片，或者作一千字以上的笔记。如今处处都要讲求经济效益，可是世间真正宝贵的东西，恐怕是难以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甚至也不一定具有流行的实用价值。它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这十几年中苦苦地寻求它，究竟得到了它没有：我答不出。我只知道，刚才为捞这顶草帽跳到钱塘江里去，还是值得的。因为它是我的。我要的就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
不过，这需要过许多年才能证明。也可能证明不了。但愿阿良，黎荔，建中，薛宁，会懂得我，也许只有他们能懂得……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三十日初稿于大连
一九八三年三月改毕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