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纬度

纬度，是我们所居住的地球进行区域划分的一种概念，说它存在，就存在，说它不存在，也就不存在。因为，终久是一个人们并不太介意的，只是在地球仪上的与赤道平行的几道横线而已。然而，纬度，对于文学，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梁启超先生在其《屈原研究》一文中，这样问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伟大的文学？为什么不发生于别国而独发生于楚国？何以屈原能占有这首创的地位？”他的回答是：“依我的观察，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楚国当春秋初年，纯是一种蛮夷，春秋中叶以后，才渐渐同化为‘诸夏’。屈原生在同化完成后约二百五十年。那时候的楚国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头刚刚长成的新分子，好像社会中才成年的新青年。从前楚国人，本来是最信巫鬼的民族，很含些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像小孩子喜欢幻构的童话。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会发生出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

问题不在两种文化的碰撞，而在于所处地球的这个纬度，其光照、气温、降水量，决定人类的生存条件。因此，土壤之肥瘠，稼穑之难易，农作物之丰歉，劳动强度的轻重，也是决定能不能产生出文学和文人的重要因素。求生维艰，浪漫便是一种奢侈品；衣食裕足，各式各样的欲望（这当中自然也包括食的欲望，色的欲望，性的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欲望），才会萌发，才会产生。

所以，中国历史上那些纬度较高地区，曾经神气活现过，曾经不可一世过的民族（如匈奴、突厥、鲜卑、女真），当这些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骑，千里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不可抵挡。大好河山，任其践踏，中原儿女，听其蹂躏。然而过不了半个世纪，或者，不足百年，彻底汉化，完全消融华夏文明之中，连其民族本性也都丧失殆尽。即使如此彻底的同化，也未见梁启超先生所说的“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出现。

在以上这些民族的历史上，别说一个屈原找不出来，哪怕四分之一屈原，八分之一屈原，也难寻难觅。

看来，至少，在中国，纬度决定文学。

一

公元202年（东汉建安七年），袁、曹官渡大战结束后，陈琳就换了老板。

说来有点扫兴，中国文人，不论过去，也不论后来，不论巨匠，也不论末流，总得有人管饭才是。文章写得好坏，是无所谓的，老板好坏，却是十分关紧的事。陈琳比较走运，当初袁绍待他不薄，视为多年知友，随后曹操待他更厚，居然没有要他脑袋。因有不杀之恩，故而到曹营后，忠心耿耿，为新老板服务，直到218年（建安二十二年），许都的一场瘟疫，要了他的命为止。

尽管如此，这个来自江东广陵郡的陈琳，还是不习惯，不喜欢北方，尤其看不大上北方的同行。

陈琳有资格、有本钱不把北方同行放在眼中，因为即使按曹丕“七子”的排位，他的名次只是在孔融之后；按曹植“六子”的排位，他的名次也不过在王粲之后。因此，此公之高自标置，佼佼铮铮，是毫无疑问的。

要知道，在自以为上国大邦的北方文人来看，陈琳这个南人，挤进这支队伍中来，终究属于异数，不免有点排斥心理。倘不是货真价实，真正够水平，真正有才华，曹氏兄弟不会这样抬举，他俩的老子也不会如此高看的。由此来看，古人大概不太会玩心眼，真的就是真的，假的也不好意思说成真的。陈琳能在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传统悠久的北方文坛站稳脚跟，到底是靠自己的作品说话。非会吹、会唬、会骗、会买空卖空的当代文人，凭一张嘴混迹江湖，还能神气活现。最滑稽的，现在所谓的那些名家、名作，到底有多少读者在读？到底有多少群众在关心？应该承认，与陈琳那个时代最大的不同，当下文坛，基本上是一个自拉自唱，自娱自乐的俱乐部。

所以，文坛成为十分热闹的所在，文人成为相当活跃的行当，只是小圈子的现象。有人在街头的报摊作过调查，因为那里摆放着一些文学杂志，话题就从这里谈起，“你买过这类刊物吗？”摇头。“你读过，或者翻过这类刊物吗？”还是摇头。所以，这个坛，这些人，一是作家本人造势，为了热闹而热闹，一是评论家的友情出演，为了活跃而活跃。这其中，难免会有猫腻，会有假象，会有花头精，会有障眼术。所以，列位看官，当下的排行榜，当下的发行量，当下的点击率，当下的好评如潮，齐声喝彩，那都是鬼画符，基本上是信不得的。

汉灵帝在位期间，陈琳就从南方来到北方打拼了。他的第一位老板，为大将军何进。对他颇为信任，参与机要，总理府事，秩一千石，职位不低。那时曹操尚未发迹，先在洛阳为北部尉，后调顿丘为令，都是级别较低的地方官。他到大将军府来办事，碰上主簿陈琳，恐怕是得要打立正的。当时，小人暴贵的何进，加上草包一个的袁绍，两人密谋，打算引西凉军阀董卓来首都尽诛宦官。陈琳戒劝：二位，此事千万行不得！谁知这二位加上更为草包的袁术，只当耳旁风。结果，事未成，谋先泄，何进被杀，袁绍逃回冀州。陈琳见事不好，也至该地避难。那时无稿费这一说，总得有人给碗饭吃，遂入袁绍幕，为长吏，“使典文章”。最后，十八路诸侯厮杀下来，只剩下袁、曹两大军事集团，针锋相对。遂爆发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袁绍败如山倒，陈琳也成了曹军的俘虏。

袁绍讨曹时，让陈琳写过一篇檄文。吃人饭，给人干，端谁碗，归谁管，这就是文人无可奈何的命。但陈琳确实是文章高手，这篇《移豫州檄》与唐代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堪称为中国大字报的老祖宗。

骆宾王（婺州义乌人），公元684年，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军中书檄，皆出其手。兵败被杀，一说逃亡后落发为僧。据说武则天看到他的《讨武曌檄》后，还发出过“宰相安得失此人”的遗憾，这与陈琳被曹操捉到后的遭遇，颇为类似。而南人处在众多北人之中的孤独感，与王勃（绛州）、杨炯（华阴）、卢照邻（范阳），同为“初唐四杰”的骆宾王，与孔融（曲阜）、王粲（邹平）、刘桢（宁阳）、徐干（潍坊）、阮瑀（开封）、应瑒（汝南），同为“建安七子”的陈琳，基本上也差不太多。虽然，“四杰”也好，“七子”也好，都是文学史的一厢情愿，并不意味当时他们之间，有过什么同声共气的交流，有过什么互相切磋的交往。但可想而知，地域的隔膜，籍贯的歧见，对身在这种纷扰之中的当事人，体会自是格外深刻的。

陈琳将曹操骂得狗血喷头，不在话下，还将他祖宗三代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种捅马蜂窝的行径，自然难逃秋后算账。何况第一，曹操绝对是一个宁我负人，而人不我负的小人；第二，曹操绝对是一个杀人不眨眼，斩草必除根的屠夫。现在成为曹操的阶下囚，大家也认为陈琳前脚跨进阴曹地府，生命开始倒计时了。曹操亲自审问他，你骂我可以，干吗拐带上我的先人？陈琳倒也坦白，文人算什么，不过工具罢了，如同一支箭，扳弓弦的手，才是老板。“矢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曹操一听笑了，竟然无罪释放。死里逃生的陈琳，摸摸脑袋还在脖子上，不禁想，也许打了胜仗，主公心情不错；也许当年他到大将军府办事，对他挺客气；其实，关键在于曹操也是文人，而且是个识货的文人。他不相信评论家的狗屁吹捧，报刊上的红包文章，而相信自己的判断。觉得这是支好箭，就把陈琳留在相府使用。

直到公元204年（东汉建安九年）曹操攻克邺城，这个在政治上，在文学上，两手都硬的强者，为了营造出来“主流在我，四方归心”的格局，以他两个才分很高，文章极佳的儿子曹丕和曹植为辅佐，再加上陈琳与孔融、王粲、蔡琰之流唱和助兴，形成一个“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邺下文人集团，迎来了建安文学的高潮。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自献帝播迁，文学转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的大环境，以及才俊齐集都下，斯文鼎盛；冠盖雅爱词章，翰墨飞扬的繁荣景象了。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新时期文学的应运而生，基本相似。

“建安七子”与稍后一点的“竹林七贤”的不同，至少从《水经注》的“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从《世说新语》的“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来看，我们可以想象阮籍（陈留）、嵇康（谯郡）、山涛（怀庆）、王戎（临沂）、刘伶（沛县）、阮咸（陈留）、向秀（怀庆）这七位酒友，断不了竹林小聚，来一次picnic，少不了当垆豪饮，开一回party，是一个在精神上相容相通，在思想上同声共气的组合体。而所谓的“建安七子”，与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作家群体，不过是文学史的一种说法而已。陈琳和那几位名流，既没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打麻将，也没同一条板凳上开会、听报告；甚至不来往，不见面，或许还不相识，也有可能。因为，陈琳是南人，其他几位均为北人，存有南北之界隔，就不如都为北人的“竹林七贤”那样融洽相得了。

中国人好拉郎配，从司马迁作《史记》，将韩非与老子同传，生拉硬拽，为始作俑者，贻笑后人。但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懒汉做法，人多效之，诸如“建安七子”，诸如“三曹”，甚至如今热衷说道的什么“陕军东征”、“湘军北上”等等，都是治史者和评论家的权宜捏合。实际上，这些文人并不愿意与参差不齐的同行，同坐一条板凳上，排排坐吃果果。我们从陈琳给他同乡张纮的信，看出他的内心世界，压根儿没把那几位北方文人放在眼里。此信见于《三国志·吴志·张纮传》的裴松之注引《吴书》：“（张）统见柟榴枕，爱其文，为作赋。陈琳在北见之，以示人曰：‘此吾乡里张子纲所作也。’后纮见陈琳作《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深叹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

我不了解汉代的邮政驿传系统如何运作，但张纮在建安七年前寄出来的这封信，居然在建安九年后送到收信人陈琳手中，让我惊叹古人的认真负责精神。一封信路上走了三年，效率是低了一点，可此信经过的苏、皖、鲁、冀，正是曹操、袁绍、吕布、袁术、刘关张打得难解难分之际。所以，陈琳看到信中，张纮盛赞他的《武库赋》和《应机论》二文，不觉莞尔。那还是他几年前在袁绍幕下为长吏时，小试牛刀之作，想不到传到南方，得到老友兼老乡，兼领袖江东文坛的张纮肯定，自然心旷神怡，喜上眉梢。遂回复了一封信，顺便将当时许都的文学圈子，臭了一顿。

喜欢听捧场的话，顺耳的话，这是文人的通病。张纮“叹美”两句，陈琳便情不自禁了。从这封回张纮的信，看到陈琳的活思想。“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不过虚晃一招，“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才是他的真实。这位自视甚高的南人，认为北人写不出像样的文字，他才得以“雄伯”。“伯”者何？“霸”也。敢称自己为“霸”，他的得意，他的拿大，他的傲慢，他的藐视，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总觉得，那几位北方大爷，会承认自己是二流作家、三流作家似的软鸡蛋么？会对这位写过讨曹檄文名重一时的陈琳，中国大字报的鼻祖，多么高看，多么抬爱吗？怕也未必见得。

鲁迅在《花边文学》的《北人与南人》一文中说过，“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个传统。”何况《移豫州檄》，这篇特别政治化了的作品，其政治意义必大于审美价值，其文学生命力必因其政治工具性而大大降低，这是千古不灭的文学定律呀。因此，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并非今日文坛的众生相，古人也难能免俗。弄得南人的陈琳，在这伙北方同行中间，不那么自在，不那么心情舒畅的，从而有一点负气，有一点不买账，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祢衡被刘表安排到了江夏黄祖那里，黄祖问他：“君谓在许都有何人物？”祢衡回答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除此二人，别无人物。”由此可见在平原祢正平的眼里，根本不会把来自江东广陵郡的陈琳当回事的。而孔文举连曹操也不甚买账，会对一个原为袁绍记室，而今成为曹操从事的陈琳，表现一点点敬意吗？

所以，南人陈琳读到的也是南人张纮的《柟榴枕赋》，马上示人，加以炫耀，而张纮读到陈琳的《武库赋》和《应机论》，叫好不迭，予以张扬。这种文字上的拥抱，除去同乡同里的亲昵，张为扬州人，陈为射阳人，同属广陵郡外，更多是属于当时南人不敌北人的强势，对地域歧视的一种对抗罢了。我估计，邺下文人集团这种南北隔阂，难以谐调的风气，让五官中郎将曹丕，文坛的二把手，也不由得唉声叹气：“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由此推断，曹丕总结出来“文人相轻”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恐怕也是对眼面前这些谁也不尿谁的文人，有感而发吧？

关于南北的文化比较，一直是学人关注的话题。

《世说新语》：“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顾炎武则认为南北方的学者，各有其病，北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梁启超的看法则是：“北尊实诂，南尚空谈。”“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而清人皮锡瑞则认为在文化上南胜于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尤可异者，隋平陈而南并于北，而经学乃北反并于南，元平宋则南并于北，经学亦北反并于南。论兵力之强，北常胜南，论学力之盛，南乃胜北。隋、元前后遥遥一辙，是岂优胜劣败之理然欤？抑报复循环之道如是欤？”

南人的这种文化优越感，更是长期处于政治、军事弱势状态下的自我调适。

“文人相轻”，成为痼疾，由来已久。从陈琳与张纮信，“此间率少于文章”的“此间”看，这两个字的涵义，所流露出来的地理位置的疏隔，已非这一个文人与另一个文人的相轻，而是这一群文人与另一群文人的相轻。本是一个文人的小我情绪，发展到一群文人的集体心态，遂造成中国文人地图上的南北分野。这种群体性的分庭抗礼，互不相能，大概从《诗经》、《楚辞》起，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和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文人集团，便开始出现。嗣后，由于地域区隔，疆界划分，战乱阻隔，外族割裂，两大流域的文人之间，或有形的龃龉，或无形的抵触，或明显的较量，或潜在的角力，便成为中国文学的特殊现象。

二

陈琳死后的七十一年，公元289年（西晋太康十年），陆机、陆云兄弟，以及顾荣等南方文人中的佼佼者，来到洛阳，又一次落入前辈陈琳的尴尬处境之中。

很难说是当时的北方文坛多么瞧不起，看不上他们。要知道，凡老字号，那种老大自居，老气横秋，倚老卖老，老子天下第一，是胎里带的老毛病，很讨厌也很招恨的。当两弟兄奔走于在朝的文人、在野的名流之间时，所遭遇到的这些老爷漫不经心的漠视，所经受的这些要人不当回事的怠慢，常常弄得灰头土脸，意兴全消，很不惬意，很不开心，差点要打道回府的。鲁迅说：“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里，也是被征服者。”

王夫之认为：“三代以上，华、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后在大河。”“大河以北，人狎于羯胡。”“其士大夫气涌胆张，恫喝以凌衣冠之雅士。”这也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北人挟势自大，而凌驾南人之上的写照。

尽管吴国归晋已十数年，洛阳上下，仍以战败国视江东人士。大多数北人，对南人是不拿正眼瞧的，蔑称南人为“貉子”，南人反击，径呼北人为“伧”，亦不肯相让。当时，在首善之区，甚至吴地的口音，也招到北人的奚落，“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这种排斥成为时尚的大环境下，南人的屈辱感，可想而知。

在《晋书·周处传》里，有这样一段小插曲。“吴平，王浑登建业宫酾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处对曰：‘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浑有惭色。”一介武夫的周处，除过三害的周处，吞不下这口气，跳出来反驳，弄得对方哑口无言。陆机是文人，有肩膀，无担承，很敏感，没勇气，心有不平，反抗不敢，只好忍受着这种压抑的气氛，心情郁悒地等待转机。

幸好，著《博物志》的大师，官做到司空的大佬张华，倒没有北人对南人的偏见。“性好人物，诱进不倦”，将他“荐之诸公”；还说：“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特别器重陆机。然而，按这位老前辈的建议，去拜访刘道真，求其善谈之道，人家硬是不张嘴，陆机兄弟碰了软钉子，不免沮丧。中国人之一窝蜂，很具裹胁力，一时风气所至，连有头脑的人也会随风起舞。回想“文革”期间，那些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者，难道只有革命小将身体力行着吗？你、我、他，五十岁以上者，谁不曾抽过这种政治羊癫疯呢？

“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殊失望，乃悔往。”看望你，是尊重你，报之以尊重，斯为待客之道。半天不言语，直喝闷酒，一开口，问人家有没有带着长把葫芦的种子，这算什么屁话？太小看人了吧？而在造访王济时，那就更为扫兴了。这位富贵公子与他老子王浑一样，都属于混账官僚之列。“（王）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这一回，陆机不讲客气了，对这位言语轻薄，话不投机的主人说，我们江南的溧阳县，有个千里湖，那里出产的莼菜，烧出汤来，不加作料，比这又腥又膻的羊酪，不知味美多少倍！

莼羹味美汤清，羊酪醇浓如玉，其实不过是南北两地的特色食品而已，但对栖身于北方的南人来说，莼羹，则是思念家乡的精神寄托。“张季膺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也许张翰真是因为觉悟，而跳出名利场，一走了之；也许以此为借口，逃出是非之地，不过滑头而已。陆机的“千里莼羹，未下盐豉”，遂成千古佳话。其实，杭州的“西湖莼菜”，滑滑的，淡淡的，也就不过如此。可在晋时，小题大做到如此性命交关的地步，可以想见当时的南北鸿沟，在人们心中造成的距离，是多么疏远了。大概也就只有我们中国，才会出现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吧。

很快，弟兄俩在洛阳站住脚。到底是世家子弟，其祖陆逊，其父陆抗的名声，对重门阀，讲族谱的北方势利眼来说，还是不能不买账的。渐渐地，人们不但接受二陆，还赏誉之曰：“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大佬张华的哄抬物价，那就更为邪乎：“平吴之利，在获二俊。”这番鼓吹，使陆机获得了太子洗马、祭酒等官职，虽为品秩不高的属吏，但能接触高层，出入宫廷，那风光也非人及。而且，在文学圈，也比半个多世纪前来到北方的陈琳，幸运得多。在“鲁公二十四友”的文人俱乐部里，虽然，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琊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建，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珍，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无一不是北方人，但这位南人首屈一指的文学地位，始终无人与之挑战，也与早年间受挤兑的陈琳大不相同。

《晋书》称陆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这种风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儿，我想他一定很自负，很自傲，因为他具有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这可是绝对要令人对其侧目之、仰视之，而且，绝对要令他不由自主地既骄且娇，不可一世。

我遍数当代作家，简直找不到一个如此全面兼备，要什么有什么的人物，虽然文人如过江之鲫，但细细端详，不是有才无名，就是有名无才；不是有钱有势而无才无名，就是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当然，勉勉强强，降低条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几个，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头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一蟹不如一蟹之憾，让人扫兴得很。所以，闭目一想，我们这位才子，拥抱大海，徜徉自然，秋日遨游，滨海望远，望着那海天一色，碧空万里的景色，听着那声声鹤唳，阵阵雁鸣的天籁，赏心悦目，胸怀宽阔，该是多么从容，多么自在啊！

但是中国文人血液中的权力基因，到了一定温度，一定气候，一定条件，一定环境，便开始发酵，开始膨胀，开始不安分，开始不那么规矩道理起来，走上了追求权力，玩弄权力，为权力送命的不归路。

据《晋书·陆机传》：“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其为人所推服如此。”以这样的评价，他完全可以领风骚于一时，集雅韵于一身，为文坛之泰斗，作文章之大家，但他却一门心思混迹官场，投机政治，染指权力，趋显附贵。《晋书》说他“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所以，陆机之败，不是败在文学上的北人对手，而是败在政治上的北人对手。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些野心勃勃的文人，光有饭碗，不行，还要饭桌。只有饭桌，也不行，还要七碟八碗。有七碟八碗，而且还要尊他在主座上，才行。陆机，就是这样不满足于只做文学的老大，还想在政治上得到更多的人。可他不知道，一个脑袋容易发热，感情容易冲动，欲望容易膨胀，思想容易过激的文人，在权力斗争的漩涡里，在官场厮杀的绞肉机里，你这个南人，无党羽，无朋友，单枪匹马，人地两疏，岂敢跟那些北方的老油子政客们过招。不过，他也并非善类，上蹿下跳，挺能折腾，白道黑道，相当擅长，里挑外撅，不择手段，叛变出卖，家常便饭。《晋书》称他“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这就是说他先“与贾谧亲善”，后又将这第一个老板出卖。接着，赵王“伦将篡位，以（机）为中书郎”，这说明他又依附第二个老板，并沆瀣一气。再接着，齐王同诛赵王伦，陆机也便被捕。齐王同认为“（陆）机职在中书，九锡文及禅诏疑机与焉，遂收机付廷尉。”谁知陆机是命不该绝呢，还是他别有路数。“赖成都王颖、吴王晏并救理之，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于是，你不能不服气陆机的投机巴结，钻营上层，左右逢源，上下其手的活动能量。这样，成都王司马颖成为他第三个老板。

还记得建安时期的陈琳，跟他一样，也是接连换过三个老板的，人家的日子是越换越好。而陆机到北方以后，每换一次老板，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冒险行动，谁都为他捏一把冷汗。所以，也在洛阳混事的他的同乡，“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他不干，他就不相信一个南人在北方干不出名堂来。他看准成都王那窝囊废，必是真命天子，决心赌一把，“遂委身矣”。结果，到底把自己的小命玩掉了。

陆机尤其想不到的，“金谷二十四友”中的弘农王粹、安平牵秀，两位不入流的文人，竟成了要他性命的侪辈。公元303年（西晋太安初年）当陆机被成都王授以统帅，率兵二十万与长沙王司马乂战。一个名叫孟超的部下，公然叫嚣，当着他面吼：你一个貉奴，凭什么资格当大都督？在场的王粹和牵秀，原来对他多么低声下气的三流作家，现在竟一脸阴险，幸灾乐祸，冷笑热哈哈地看他怎么收拾。这个十分可恶的场面，难道他还预感不到凶多吉少的前景吗？果然，由于指挥不当，由于战斗失利，实际上由于众将消极怠工，招致全军覆灭。别人又给司马颖进谗言，说他要反。这还得了，十万火急地下令牵秀，就地将陆机正法。别看牵秀在文学上是低能儿（这等人在文坛甚多见），可借助非文学的手段来收拾同行，却是高材生（这等人在文坛更多见）。当他处决这个貉奴时，还歹毒地给他安排下一副笔墨纸砚，陆老师，你才华横溢，不想即席赋诗，再抒发一下吗？至此，陆机才真正后悔自己的北上之行，要是留在江东，该有多好？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华亭鹤唳，复可闻乎？”除了遗憾之外，这种南北之间的心理距离，也真是让他死不瞑目的。

三

鲁迅在《北人与南人》中说：“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二陆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街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在此文的注释里，举了羊街之书中一个例证：南齐王肃投北后，不食羊肉、酪浆，而酷嗜茗汁，一饮一斗，人称漏卮。北人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北魏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由此可见，仅茶饮一端，就受到当时北人的訾议，想到广陵郡人陈琳，能挤进基本皆为北人的“建安七子”之中，若不是曹操拍板，曹丕、曹植定调，早就把这个南人排挤出局了。

不过，公元317年（东晋建武元年），陈琳死后的九十九年，陆机死后的十四年，南北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晋没了，大批北方人士南迁，纷纷逃到江东来苟延残喘。遂定都建康，是为东晋。在南人的地盘上，北人的牛皮、架势、尊荣、骄宠，便大打折扣。不得不诸事求人，不得不看人眼色，连晋元帝司马睿都说：“寄人篱下，心常怀惭。”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南人也仰起脸来，不怎么买账来自北方的豪门贵族。虽说平起平坐，一时还做不到，因为政权、军权仍被北人掌控，但占一席之地，有发言之权，那是当仁不让的了。最主要的，是南人在精神上不再仰人鼻息，不再遭人歧视，其理直，其气壮，确也是陈琳、陆机之流想得而不得的。

东晋政权的精神领袖王导，为了笼络南人，有一次特地请江东士族的代表人物陆玩家宴，席上端出来北人视为佳品的羊酪。可是，南人看不上这东西，也吃不惯这东西，客拘主面，不得不强咽下一小碗，结果回家后拉了一夜肚子。第二天，他写了一纸便笺给王导：“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在玩笑中，竟将南人詈称北人的“伧”，信笔写下。放在二十年前，陆玩绝不敢这样放肆，肯定会被视为大不敬的行为。

看来，这种南北逆转的形势，便成为时代的主流。过去南人在北，备受白眼，如今北人款待南人，俨若上宾。据《南史》卷二六，公元548年（梁太清二年），南朝的文人徐陵，被萧衍派往北魏为特命全权大使，竟成了香饽饽。“魏人设馆宴宾，是日热甚，主客魏收（应该算得上是北魏的“国家一级作家”）嘲之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曰：‘昔日王肃初至，为魏始制朝仪，今我来聘，卿复知寒暑。’收大惭。文宣（帝）以收失言，因囚之。”

在文学这个领域，一等文人是不慌不忙坐等读者找他，二等文人则是慌慌忙忙地去找读者。所以，一等文人，不必太在意知名度，也能知名于世，二等文人，不扩大知名度，还就真是难以知名。魏收，在北方，算得上是一等文人，若在魏晋时，北方的一等，就是全国的一等。而到了南北朝，南方的一等，才是大家公认的一等。魏收便托付回到南方去的徐陵，将他的作品，文章、评论，以及其它学问方面的著述，总有若干部吧，亲自送到徐陵的船上，连连作揖，再三致意，求他散发于江左同行，为之扬名，为之宣传。结果，徐陵在过江的时候，将魏收的著作，通通扔进江水，由其顺流而下。这就是《国史传记》中所载：“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有文学，北士之秀，录其文集与陵，令南传之。陵还，即沉之于水，从者或以为问，曰：‘吾为魏公藏拙也！’”

生于公元513年，卒于公元581年的庾信，早年在南朝时，与徐陵齐名，时人称为“徐庾体”。后来，经历了侯景之乱，险几丧命；江陵之乱，家人散失。饱尝战争之灾难，乱世之痛苦，流落北国，有家难归。他的挫折困顿，他的颠沛流离，才使得他晚年在文学上达到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其代表作为《哀江南赋》，为世所公认的南北朝辞赋的压卷之作。据唐人张□笔记《朝野佥载》卷六，公元545年（梁大同十一年），“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异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

据《北史》，庾信在北方的影响之大，“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乃至北朝的帝王宗室，王公大臣，都成了徐、庾的粉丝。所以，当南朝向北朝发出外交文书，要求将这些流寓北地的文人，特点名庾信、王褒等十余人，回归本土时。北朝哪里舍得，魏“武帝但放王克、殷不害等，如信与褒，俱惜而不遣”。这与陈琳、陆机当年的遭遇，简直天壤之别。

文坛的星转斗移，由北而南，至唐宋而不可逆转，《庶斋老学丛谈》有过详尽的统计：“汉唐盛时，文章之秀，萃于中原其次淮汉，其次偏方。且如广陵。建安七子，始有陈琳。晋五俊，始有闵鸿，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唐有李邕、章彝，宋有秦观、孙觉、孙洙，皆昭昭然人之耳目。南渡后，专尚时文，称闽越东瓯之士，山川之气，随时而为衰盛，谈风水者，乌能知此。唐诗人，江南为多，今列于后：陶翰、许浑、储光羲、皇甫冉、皇甫曾、沈颂、沈如筠、殷遥（润州人），三包：融、何、估，戴叔伦（金坛人），陆龟蒙、于公异、丘为、丘丹、顾况、非熊父子、沈传之、诚之父子（苏州人），三罗：虬、邺、隐，章孝标、章碣（苏州人），孟郊、钱起、沈亚之（湖州人），施肩吾、章八元、徐凝、李频、方干（睦州人），贺德仁、吴融、秦系、严维（越州人），张志和（婺人），吴武陵、王贞白（信州人），王昌龄、刘慎虚、陈羽、项斯（江东人），郑谷、王毂（宜春人），张乔、杜荀鹤（池州人），吉中孚（饶州人），刘太真、顾蒙、汪遵（宣州人），任涛、来鹏（豫章人），李群玉（澧州人），李涛、胡曾（长沙人），皆有诗名。”

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指出：“盛氏所举，虽多漏略，如褚亮、许敬宗，皆杭州人；沈千运、周朴，皆吴兴人；骆宾王，婺州人；舒元舆，睦州人；崔国辅、殷尧藩，皆苏州人；许棠，宣州人；张籍，和州人；萧颖士，常州人；刘驾，江东人；綦毋潜、戎昱，荆南人；李中，九江人；张九龄，韶州人；孟宾于，连州人；曹邺，桂州人。即以吾越言之，如虞世南，……亦人所皆知者……然其言可谓深知古今之变，自宋以后，东南人才益盛，文事敦粲，几不齿及西北矣。”

而到了宋朝，南人势盛，则已定局。晁以道指出：“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仁宗）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铉、锴）以儒学，二杨叔侄（亿、纮）以词章，刁衍、杜镐以明习典故，而晏丞相（殊）、欧阳少师（修）巍乎为一世之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庆历间人材彬彬，皆出于大江之南。”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提到王安石：“他新法之招人反对，根本上似乎还含有一个新旧思想的冲突。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亦可说是两种态度之冲突。此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新党大率为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他进而分析：“宋室相传有‘不相南人’的教戒。无论其说确否，要之宋初南方人不为相则系事实。然而南方人的势力，却一步一步地侵逼到北方人上面去。真宗时的王钦若，仁宗时的晏殊，都打破了南人不为相的先例。而南方人在当时，显然是站在开新风气之最前线。在野学校之提倡，在朝风节之振厉，文章之盛，朋党之起，皆由南士。”

“因此当时南人，颇有北方人政治上待遇较优，南方人经济上负担较重之感。而在北人眼中，则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扩，似乎大非国家前途之福。以中国疆域之广大，南北两方因地形、气候、物产等等之差异，影响及于社会之风习，以及人民之性情，双方骤然接触，不免于思想态度及言论风格上，均有不同，易生柢牾。”

从南北朝起，北人的文化优势不再，一直到唐、宋，一直到明、清，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文艺繁荣，中国文化的历史天平开始向南倾斜，还并非如俗话所说“六十年风水轮回转”的钟摆效应，而是一摆过去，就不再摆回。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谈到：“永嘉之乱，中州士族南迁，魏晋新学如王弼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均移到了南方，江左学术文化思想从而发达起来。《隋书》七五《儒林传序》云：‘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所以，陈的结论是：“南北相较，南学胜于北学。”

其实，岂止经学，在文学这个领域里，也是南人要多占优势。鲁迅在他这篇名文中，也作出过类似的看法：“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话虽然说得刻薄，但“愚”和“狡”，这两种精神状态的分野，对于文人而言，其创造性，其想象力，其美学考量，其思想天空，必然会发生着很大的差别。现在，回过头去看五四以来中国文坛上的那些顶尖人物，如胡适、陈先生、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徐志摩、叶圣陶、俞平伯、林语堂、沈从文、丁玲……无一不是南人的现状，也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在中国文人的地图上，北主南宾的格局，遂成过去，而南人唱主角，挑大梁的南盛北微的现象，便是历久不衰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