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来到世上，无法选择自己的父亲母亲。感谢命运给了我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我的母亲既不显赫更不富有，一辈子历尽坎坷磨难，但她却完整地拥有一颗充满同情、健康快乐、丰富易感的心。

母亲生于1923年。在她出生的那个江南小镇，至今还会有人谈起她的轶事，说当年朱家的大小姐出去读书，每次假期总是两手空空回来，因为她把随身的衣物和被褥统统接济给了家庭困难的同学。到我记事以后，这类传说一日日变得真实可信——多年前，暑假里，一个下着雷阵雨的下午，大门口出现了一个从乡下到城里来收垃圾的妇女，妈妈邀她进来避雨，她执意不肯，妈妈竟然冒着大雨追出去老远，递给她一顶挡雨的草帽，回来时自己身上已经淋得稀湿。这一类小事充满了我少年的记忆，在我的印象中，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尽其所有去善待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母亲使我懂得，“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付出。

母亲早年追随革命，抗战时期入党又被捕保释的复杂经历，使她和我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接受历史审查。“文革”中被隔离，在“牛棚”里强制劳动4年之久。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原是革命干部的爸爸接受审查，工资停发，家里的奶奶和叔叔姑姑一家中断了生活来源，最艰难的日子里，妈妈挑起了家庭重担。她除了留下我们母女二人的最低生活费，把工资里余下的50元钱全部都交给奶奶。为了省下中午这一顿饭钱，她天天顶着烈日，走路回家吃饭。爸爸的好友每月的少量资助，加上少量的困难补贴，总算把奶奶一家五口人的生活维持下来。妈妈每用一分钱，都要细细地计算。妈妈把自己的开销减了又减，甚至多次饿着肚子走上讲台，她对我说真怕肚子里咕咕的叫声会让学生们听见。有一次窗外传来收旧货的叫卖声，妈妈实在是太饿也太馋了，她找出几本舅舅丢弃的旧课本，拿去卖了，换了几分钱，跑到路口的小铺上，为自己买了两块油炸臭豆腐吃，那是妈妈仅有的一次“享受”。我记得妈妈常用咸萝卜干和腐乳下饭，但每天我的面前都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橘子，还有一粒必须要吃的鱼肝油丸和钙片。每次我剥开橘子，把一个橘瓣塞到妈妈嘴边，妈妈总是把牙咬得紧紧地说，好孩子，妈妈不吃，妈妈怕酸呢。她为自己倒一杯白开水，暖着手，然后不出声地一口一口喝着。对于我妈妈这样一个家境优越、从小到大很少为柴米油盐操心的人来说，需要具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和内心的大爱才能战胜自己。

肚子饿是能忍受的，令她无法忍受的是周围人的眼神，好像她是一个传染病患者，同她多讲一句话都会变成敌人。学校领导总是把最吵最乱的班级分给她，把别的老师不愿干的事情交给她做。在教研室里，她坐的桌椅是最破旧的，她用的教具常常残缺不全——她默默忍下，没有资格说不。她没有资格是因为她的丈夫和父亲都是“历史反革命”。只有到了深夜，在难耐的寂寞和饥饿中，妈妈才能将人们那如刺如荆的白眼，一根一根从她心里拔出来，渗出滴滴血珠，再一口口吞咽下去。她要为女儿、为丈夫、为全家人好好地活下去。

在政治歧视、饥寒交迫的长夜里，我妈妈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那些遥远的童话，在睡梦中与我分享，也作为她自己的精神夜宵。有时候，我觉得在妈妈心目中，女儿是作为一个美丽的童话存在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日日夜夜相伴的童话，就成为她的精神避难所，也是她流亡的灵魂最后的寄存之处。

多年以前妈妈曾在洛舍小镇的孤寂与苦恼中，以文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到我出生以后，文学又在她心里丝丝缕缕地复苏。像那个时代许多追随革命的人一样，她是一个不信奉宗教的人，但当神圣的宗教被更为神圣的政治“信仰”这个词所代替，当许多人的信仰正一天天演化成一种新的宗教时，她只能沉溺到她的书本里去，将她心灵深处那些美丽的童话，建筑成一座她所独享的理想主义宫殿，作为自己支撑苦难的另一种“信仰”。

“文革”中妈妈被隔离审查长达4年之久，在那个黑暗的小屋，妈妈倚仗着她的“童话理想主义”这个秘密武器，度过了漫长的凄苦岁月。

记得我在“北大荒”农场连队孤独的日子里，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收到妈妈的来信。妈妈的信总是写得像诗一样美，她描绘杭州西湖春秋的情景，讲述生活中有趣的事物。她总是说：你能行！你肯定能做好！我至今还保存着妈妈当年的远方来信，那些温暖的话语，在冰雪的北方，像燃烧的炉火，为我抵御严寒。每年我回杭州探亲，妈妈都会从学校里积满灰尘的图书室，悄悄为我找来一本本法国英国的翻译小说。我开始自学写作，妈妈是我坚定的支持者兼家庭教师。她曾带我坐了很远的汽车，去云栖那一带的树林里寻找一种刚从国外移植来的橄榄树……在妈妈的眼里，世界是美的、梦想是真的、人是善的。她以自己对真善美的期盼，教会我永远对生活怀有希望。几十年中，母亲坚韧独立的品格，是我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点点滴滴渗透进我灵魂中，使我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去面对人生的一切艰难。

假如我重新做一次女孩，最希望的是，我的妈妈还是现在这个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