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个习俗，称书法家写的字为“墨宝”。无论是向书法家买字或要字，都叫“求字”。一“宝”一“求”，足以说明中国人对书法的崇敬。因此书法家架子大一点，墨宝难求，也是理所当然。

如果哪位书法家毫无架子，字也好求，就会让人感到格外新奇，无比欣慰，然后蜂拥而至……天津书法界就真有这么一位公认“人缘儿好、好说话”的“好好先生”——宁书纶。

宁先生在书坛上也算“有一号”——天津话里的“有一号”就是“数得着”、在前面占一席地位，相当于官场中的一二把手以下，常委以上。他八岁学书，“以唐楷入门，精习柳、欧、赵，研临隶书及魏碑诸体，博采厚积，然后确立自家面目。其行其楷秀而不媚，畅而不浮”。宁书纶至今已写了70年，从未辍笔，用秃三千多管毛笔……

老先生一管在握，汪洋恣肆，含情万里，笔墨如风行雨散，润色花开。放下笔为人，却极其谦恭仁厚，随和通达，几乎是有求必应。他的应诺不是一时的盛情难却或兴之所至，而是半个多世纪来一贯如此。人们都说字如人，人如字，但初识宁书纶的人，却似乎难以把一个言行规范、举止一板一眼的人同他那隽秀清丽、超逸悠然的墨字协调统一起来，反差越大，相互映衬越有趣味。只有交往深了，才能发现他的人和字在骨子里的和谐与一致。所以他的笔墨春秋就有点意味，在不计其数的书法家中，他是少数能用笔墨在宣纸上广结“天下之缘”的……

与农人

几年前，宁书纶接到甘肃一位农民的来信：“由于国家政策好，我发家致富了，盖了新房子，屋里想挂幅字，字比年画好，永不过时，永远好看，偏巧我的先人传下来一幅于右任的中堂，想配副对联。想来想去求您最合适，因为您人好字好……”宁先生着着实实地惊奇了一番，感动了一番，如今的农民可真了不得，居然收藏着于右任的字，更怪的是还知道有他这个宁书纶，知道他在天津。虽然地址写得驴唇不对马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许多年来他可没少收到这样的怪信，只要前面写上了天津市，后面不管胡乱写个什么地方，邮递员总能把信送到他的手上。

宁书纶当晚就写了副对子：“丽日风和春淡荡，花香鸟语物昭苏。”

第二天亲自到邮局寄走了。过了一段时间那农民又来信，说没有收到，求老先生再写一副寄去。这回收到了，还寄来二斤炒蚕豆表示感谢。蚕豆炒熟后叫“蹦豆儿”，像玻璃球一样又硬又脆，当然也很香。宁先生开心大笑，即便自己有副钢嘴铁牙，用了快80年也已松动破损，对付不了这硬蚕豆。

他把炒蚕豆送了人，却紧跟着又接到七八个甘肃农民的来信，也都说自己有幅于右任的中堂，要配副对子……又逗得老先生好不开心地笑了一阵，以后很长时间只要一提起这件事还会笑。这就是农民，编瞎话也不换个词儿，于右任哪有那么多的中堂都藏在他们甘肃农村？但他还是一一写好寄去。此事曾在书画圈儿里传为笑谈，有人笑他迂，明明知道人家在骗他的字，还去上当，而且是上农民的当。

宁书纶有自己的解释：“人家能骗我什么？不就是几张纸、几十块钱的邮费吗？我从小就给左邻右舍写春联，人家求副对子可不能驳这个面子。国家级的领导人找我要过字，我感到荣幸。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大西北农民找我要字，这份荣幸更让我动心……”

与洋人

作为书法界的名人，宁书纶免不了要参加一些有外国人在场的聚会。这些洋人有的买过他的字，有的向他要过字，大多是为了留作纪念，给自己增加一点中国文化色彩，或者纯粹是觉得中国字好看，附庸风雅给环境增加一点美感。有一家中外合资的缝纫机制造公司的外方技师，人称“大西洪”，买了幅宁书纶的字挂在房间里，一有机会就向人夸耀：“中国的毛笔字漂亮得像大美人，风情万种，姿态妍美，我每当想念妻子了，就看墙上的这幅字。”

一个不懂中国书法的外国人，倒没有完全说错，南朝梁袁昂在《古今书评》里就说过，“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大西洪”存的那幅宁书纶的长条行书：“从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确实写得情驰神纵，飘逸脱尘，望之如灵如动，精魄射人。“大西洪”越看越爱，越看越秀，字似通神，越久越美。渐渐地他便“走火入魔”，想尽办法，托人打听，一定要见见能写出这种字的人长得是什么样？偏赶上那几天宁先生感冒住院，“大西洪”闯进病房，见到了一位清癯长者，神清气和，善意迎人，脸上一团笑纹：“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没有吓你一大跳吧？”

“大西洪”不知如何作答。老人哈哈大笑，感冒顿消，一身轻松：“有个作家早就说过了，你觉得鸡蛋好吃就行了，又何必非要看看下蛋的老母鸡呢！”“大西洪”只是一再表示歉意，来得唐突，没有带鲜花，没有买礼品，临走拿出一百美元非要塞给护士……

其实，靠笔墨真正能结下点缘分的，还是跟东方的“洋人”，他们的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书法艺术上容易沟通。几年前，在全世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宁书纶被朋友拉到一个小型聚会上，在场的一位八十多岁的日本人山川育英，当年并没有作为侵华的日本兵在中国作过恶，席间却两次站起身，为日本侵华所犯的罪行躬身谢罪，言辞诚恳，老眼滴泪。他喜欢书法，饭后向宁先生求字。宁先生大概是对他刚才的谢罪表现感到欣慰，便慨然应允，并顺笔改了一下陆机的句子，把“山、川”两个字嵌在其中：“山蕴玉而增辉，川怀珠而添媚。”山川育英大喜过望，深躬施礼后就在袄袖上抠索，最后抠下一粒纽扣样的宝石作为回赠，宁书纶坚辞不受。但此后，逢年过节，山川育英必来信问候，用毛笔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字体丰厚端凝，表达一种由衷的敬意。

韩国人也有这股劲。宁书纶先后曾在神州书画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工艺美术学院、天津师范大学等处教授书法二十余年，当然以教授中国学生为主，几十年下来门生两千，也算是一番气象。这其中自然也有一批外国学生，他们都有自己的专业，只是利用在中国留学之便选修中国书法艺术。

宁书纶自编教材，这倒逼得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书法理论著作：《赵体书写指南》、《楷书千字文技法》、《行书〈圣教序〉书法技法》、《宁书纶书法集》等，有时连毛笔都是他给学生提供……在这些洋弟子中尤以日本和韩国的学生学得最认真，有的留学期满后又特意多留两年，专门跟他学中国书法。回国后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他寄来一封长信，厚厚的一大沓子，多用正楷，有的也用行书或隶书，实际是向老师交作业。宁书纶批改后，一一回信加以说明。积几十年来的“信作业”他装订成四大册《艺海飞鸿》。有位韩国学生柳英绪，字已经写得有模有样了。1998年春节，宁先生给这位海外弟子中最得意的门生回赠了一副春联：

野竹上春霄才见早春莺出谷

桃花飞绿水更逢晴日柳含烟

1983年，李**率天津市政府代表团访问日本，邀请宁书纶同行。这样的一个团里有一位书法家，自然格外受人瞩目，其责任不言自明。日方在神户大饭店请他即兴挥毫，名为“书法表演”，实则是展示中华文化。日本也是个重书法的民族，在场的有不少日本书道高手，那架势一摆又像是一场笔墨擂台。宁书纶先用行书写了一幅中堂，录的是韩愈的名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围观者先被纸面上充盈激荡的气势所震慑，然后请求讲解词意，待宁书纶注释完，那些日本的政府要员、社会名流、书法高人，纷纷上前，有的要收藏他的字，有的请他再写一幅，神户大酒店的老板沾地主之光先把字拿走，表示不仅要裱糊珍藏，还要缩小精印，广为宣传，作为酒店全体员工的座右铭。当宁书纶到京都，写了一个楷书的“和”字，求字者竟跪伏于地，双手高举着接他的字。就这样，他结交了一批自称是他的学生的日本书法家。

与穷人

在天津的文化圈儿里传着一句话：“有事找宁老！”

一位热心的记者，将一位垂危的无亲无友的四川籍打工妹送进了医院。然后就把宁书纶请到了义卖现场。救人更胜救火，得动真格的，“春日同和秋霜方厉，南山争高北海度深。一姹紫嫣红耻笑颦，独从末路见精神……”他连写两大张，按当时的价格每张千元。

前年的一天，古籍出版社一位性情内向的编辑突然敲开了宁书纶的家门：“妹妹和妹夫都被汽油烧伤，面积达95%，需要大量的书法作品打点医生。您的字说值钱也很值钱，却又不同于现金，送人拿得出手，接礼的人也敢收，不算行贿受贿，不会给人家惹出麻烦……”宁书纶不等人家说完就问他需要多少，那位编辑憋得满脸通红，说：“得要十来张。”也真难为他了，这个口实在不好开，哪有上门求字张口就要10张的！

宁先生二话不说，把柜子打开，和夫人一起翻腾，把平时积存下的自己得意的作品都拿出来，有中堂，有条幅，有对子，数了数一共15件，包好都塞给了那位编辑。

行笔至此，要提一提宁先生的夫人。一般来说人们都讨厌书法家和画家的夫人们，不管来的是生脸儿的熟脸儿的，堵着门口不让进的是她们，进了门像防臭贼一样随时准备堵住你的嘴不让你开口要字的是她们，你如果非要不可让你先看墙上的价目表然后伸出手叫你先交费的也是她们。宁夫人却恰恰相反，先生要说送给谁字，夫人帮着找。先生倘若感到不太满意，夫人还在旁边提醒：“那天你不是写了幅很得意的吗？大概是顺手塞到放书的柜子里啦。”于是就把最好的字翻出来给人家。也许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许多年来，为赈灾救灾、为残疾人募捐、为少年儿童的教育事业筹集资金，宁书纶先生捐出的书法作品无以计数。社会上曾送给他一副对联：“善行当仁不让，义举捷足为先。”

凡事都有原因，宁书纶的热心热肠也跟他的经历有关，他知道什么是穷，什么是难。三年度荒时期，他们一家住在北马路一间小平房里，白天上班，晚上练字，当时经常停电，同时也是为了节省电费，索性天天就在煤油灯下练小楷。他谨遵古训：“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以小楷为难。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充实而有余。”还有一个原因，一练字就不感到饿了。全家人都已经浮肿，惟母亲最苦，因为长子的早逝哭瞎了一只眼，对宁家未来的寄托全部押在宁书纶的身上，自己往嘴里放的就更少了。有天买到一把咸萝卜缨子，老人刚吃了一口就噎在了嗓子眼儿，然后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也许是长时间喝稀汤，嗓子已不适应固体物质了。眼看老娘就要被饿死，宁书纶想办法买到几块豆腐，拿回家将豆腐放到母亲嘴边，老人拒绝下咽：“我吃不吃都没用了，你吃了比我吃强，你可千万不能饿出事来！”

几天后母亲去世。

人们习惯性地以为书法艺术属于“书香门第”和“富贵人家”所专有，用现在的话说是属于“上层阶级的艺术”。实际上，宁书纶是平民书法家，是大众书法家。

但，宁书纶的“不拿架子，不炒自己”，也带来一个麻烦，有好作品就送人，他的字藏于民间，自己却存不住自己的作品，要出版书法集还得现找朋友们去搜罗，这可就难了……

1998年夏天，有人用书本遮住了落款儿让他看一个扇面，上面是用指甲大的小楷写的《岳阳楼记》，共计360个字，满纸工心，笔正字秀，骨骼清俊，神采璨然。他太喜欢这字了，望之惟逸，发之惟静，看上去又有点眼熟。待朋友把书本拿开，他看到了自己的落款儿。旁边站着一位衣着俭朴的老者，含笑问他：“宁先生，真的一点也认不出我来了？”

“看着面熟，但不敢贸然招呼……”

那位老者告诉他：“1943年我是华丰银号的职员，您在庆益银号管总账，字写得好已经远近闻名了。有一天我求您为我写了这个扇子面儿，还有一张我到贵号办事您用毛笔给我写的字条，这两样东西我保存了五十多年啦。‘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带字的东西都烧了，就是这两件宝贝舍不得丢，东掖西藏地存了下来……”

有人劝宁书纶出高价把扇子面儿买下来，那老者却分文不要，愿意白送给他。宁书纶也实在是喜欢，不要说五十多年前的作品，他手上连自己二十年前的作品都没有。但是，自己喜欢，人家收藏者更喜欢，不喜欢就不会保存这么长时间，君子不夺人之所爱。有人能如此珍惜自己的作品，不正是书法家求之不得的事吗？

他终究没有要回自己的字，反而又送给收藏者一幅大字。

与杂人

杂人者，什么人都有。

宁书纶到监狱讲课，不是讲书法技巧，而是讲做人的道理，做人和写字一样，心端笔才正，神清字才秀，学书在法，其妙在人。并为犯人题词：“不二过”。

他对犯人尚且如此，对机关干部、团体、企业求字，自然也没有理由拒绝。山东孔府一尊日本人赠送的孔子玉雕像，下面有碑文；广东一座***雕像的碑文；宋春元雕像的碑文……都是请宁书纶写的。少的四五百字，多则八九百字，有的用正楷，有的用隶书。天津文庙的碑文两米宽、三米多长，光是在纸上叠格儿就叠了三天，然后用了10天时间才写好。

宁先生说得很实在：“现在写字的人比字还多，中国的常用字不过六七千个，全国的书法家恐怕不止这个数。既然爱上这一行，没有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的。怎么传世呢？感谢政府的信赖，在一些永久性的工程上选中了我的字，得以留存于世，是天大的安慰。”

老先生活得平实，知足。因此快乐，多智。

他为闹市区的一家商场题过一块大字匾额：“天海商厦。”这四个字写得充实丰灵，气感风云，经得住看，经得住评。成了当地的一景，也成了他的广告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路过此地，有意或无意地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心态观赏它，品评它。有心人看了这字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找到他，有北京来的部长，有九十多岁的老学究，有喜欢书法的青少年，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都想方设法地找到他。来找他的人还能有别的事吗？

宁先生有几大册厚厚实实的记事簿，那也可以说是他的作品目录。几十年来，每年他都平均为五百多名不认识的人写字。有人劝告他，物以稀为贵，你写这么多就不值钱啦。既然找你要字你就给，谁还再去花钱买你的字呢？

这是几句好话，老人却不以为然，一个年近八秩的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主意。他多年坚持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自古靠写字没有发财的，古人讲敬惜字纸，哪有借字纸捞钱的。我衣食住行，无忧无虑，是朋友们帮我换房买房，给孩子安排工作，我有病给我请医生，买药送药。社会待我不薄，我除去写字没有其他本事，怎么能为社会吝啬笔墨呢？要字的人多，说明社会需求量大，这是好事。你到大街上去走走看看，中国字快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商品名称、价目表上白字不断，别字连篇，甚至胡乱造字，把大白菜的菜字写成上边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才能的才，这算什么字？有的连门脸儿上的招牌都写错。更不要说把老祖宗留下的方块字写得歪歪扭扭，瞎瞎瘪瘪……我没有能力到马路上去给人家改正错别字，只好谁让我写我就写。这对我不过是提笔之劳，至少让大街上，让商店里，让人们的家庭居室中多一点正确的字，少一点谬误。如果再多一点美感，少一点丑陋，那就是意外之喜了。用天津话说叫混个傻人缘儿，讲点大道理叫清洁中国文字。”

这番议论没有丝毫的矫饰陈腔。老先生的笔下人生已经进入返璞归真的境界。欧阳修有言：“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焉知写得多就不值钱？写得多，流传就广，你不存他存，你不藏他藏，也许反倒会传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