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阳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没有惊动他自己——他还没有想到自己会走得这么急。前不久，他还对女儿说：“我的文章没有做够，书没有读够，画没有画够，字没有写够，人没有做够。”

和他住在同一间大病房里的二十多个普通老百姓，也没有想到他是一位将会被中国当代文学史记住的重要作家，是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投身革命的“高干”，更没想到他会死在普通百姓中间，死得这么仁义，不吵不闹，不兴师动众，静静的默默的温慈的告别了大家，让人感到生死就在呼吸之间。

——这就是秦兆阳的风格。

大约七八年前，在北京召开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秦兆阳没有出席这许多年一度的“文坛盛会”，选举的时候却得票很高，在前几名之列。当时没有人公开说破这一现象，但有相当多的人记住了这件事，并生出许多感触……

因为秦先生自1978年复出文坛以来，不“炒”别人，也不被人“炒”。但他从不对别人使用的各种“炒”术发议论。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用什么办法，使自己成功地躲开了文坛的热闹，几十年来在所有著名的会议上、在电视上，绝对找不到他的影子。

可他本来是一个无处可躲的人。50年代初，先以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深刻有力、大气磅礴的作家。继而以《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为题，发出雄浑的强音，震惊文坛，被批判了20年，被摘引了20年。无论批判者或称颂者都无法超过他，这篇文章成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巨石。在他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期间，披坚执锐，扶植新人，当代许多知名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是经他的手问世的。

此后到广西过了20年“右派分子”的生活，“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之后重新回到北京，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杂志主编。用冯牧先生的话说，秦兆阳是大作家、大编辑家、大评论家。这样一个人物能往哪儿躲呢？

况且他又多才多艺，早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我见过先生为我画的墨荷翠鸟，笔风飒飒，墨浪滔滔，荷秆高二尺，一笔贯到底，挺直灵逸，雄健质朴。时下正是“全才”走红的时候，先生却默默地躲开了时尚。他并不轻视时尚，也不鄙视喜欢热闹的人，有热闹才叫文坛，才叫社会。直到去世他没有出过一次国，当然也不是因为没有机会。我不想以出国与否论雅俗得失，我就出过国，到国外看看是我所希望的。提起此事只想印证秦兆阳的性格，想知道他是怎样消除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诱惑。

他，隐逸而不逃避，沉博而不孤傲，超拔清脱而不落落寡合，清雅而不闲适，热忱而不偏激，深邃而不沉郁，旷达而不圆滑。所以他不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组织活动的人并不记恨他。人们习惯了他，但没有忘记他，且越发尊敬他。

当今文坛被人爆炒、被人议论、被人艳羡的人不少，被人尊敬或者说值得尊敬的人不是很多。提起秦兆阳，人们很容易生出一种敬意。他躲开热闹却没有躲开人们的尊敬，这简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奇迹。他的突然去世同样也使许多人对他的生命生出一种崇高感。

历来文坛上少不了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秦兆阳以前是否和人结过恩怨不太清楚。应该说，他被打成“右派”就是搅入一场大的是非当中去了。他为文个性雄强，喜欢创设新说，以他的为文揣度他的为人，大概也相当锋利。曾取笔名“何直”，这样的性格可能容易得罪人。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近20年来，谁能说得出文坛上的哪一件是非和秦兆阳有关系？谁能说得出秦兆阳和什么人结过怨？

他并不是老好人。一位还健在的文学大家说过这样的话：“只有秦兆阳改过我的稿子，他敢提意见，敢改任何人的稿子。”这不是责怪，语气里带着敬意。既不当老好人，又不得罪人，该怎样掌控这种火候呢？

他爱自己的国家，却并未因这种爱没有得到回报而变为恨。他长期情绪负重、愤世嫉俗，并未转化成牢骚和叫骂，也不以嬉笑怒骂表达自己的机智和清高。自己挨过大整，并未因此而报复别人以泄怨愤。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谁没有挨过整，谁没有整过人”，对秦兆阳不合适。他关心现实又襟怀高淡，洞彻人事对生活又充满热情，厚重耿介又平正清穆，为文几近炉火纯青，为人宽展谦和、气度从容，人品与文品相契合，相映照，高标当世。

先生是文坛一团慈祥的火，温暖着人心、文心，净化着当代人文精神。他的去世使文坛又失去了一片洁净的天空。然而，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先生是我和陈国凯在北京文学讲习所读书期间的导师，有一次我们俩到家里去看望老人，正赶上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在座，听两人纵论天下大势，得益殊深。原来先生对社会状况、对国家的经济文化形势了解得相当多，相当透彻，外和中介，壮怀不已。

一个多月前先生发病住进首都医院，由于不是部级干部，不能进高干病房，只能住进30人的普通病房。先生安之若素，自己本来就很普通，理应住普通病房，心里坦然。这境界真的是很普通吗？去年冬季先生突然发病，人们把他送进了海军医院小病房，他显得不安定，不自然，向家人唠叨：“出版社没有钱，我的级别又不够，只要能治病何必非呆在这高干病房里！”危机一过就坚决逃出了医院。

他有肺心病，最怕冷，最怕过冬季，一冷就感冒，一感冒就引发肺炎，剧咳不止，继而引发心肌梗塞，这次就是这样丢了性命。几年前医生就千叮咛万嘱咐，不可受凉，不能感冒。然而每到冬季他总是要不断地受凉，反复地感冒，因为他住在阴面的旧平房里，没有暖气，到冬天阴冷阴冷。去年冬天他为了不感冒，只好穿着棉衣棉裤、戴着棉帽子睡觉，起夜也方便。从这一点看他又不普通了——北京市最普通的住宅楼里都有暖气，然而没有一间是属于他的。也许因为他有自己的老房子，单位便不再给他新房，他不属于那种能给自己搞好几套房子的人。也许他对这所早已被房管所下了危房通知单的老平房怀有特殊的感情，舍不得丢弃它，或拿它去换一间暖和的房子——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后，知道自己前途黑暗，在中国作家协会肯定呆不住了，便拿出全部积蓄匆匆买下这房子，安置家属。

岂知，当时一个“右派分子”的家属，有了房子也难以安置得住，很快就被赶出了北京，二十多年后才得以房归原主。秦兆阳又怎会对这所房子没有感情呢？房子问题——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容易碰到的难题。正是这个难题，葬送了一位老作家的性命。

如果说秦兆阳先生是“高人”，恰恰因为他普通，他真实。1990年8月29日先生给我一信：“……数月前你给我的复信，至今记忆犹新，原因是你把我看得太好，使我惭意难消。近几年渐入衰老之境，不免常对自己的一生有所回顾，深觉自己各方面都很平常，其所以有点‘名气’，是二十余年被当做批判的典型造成的，这连我自己也出乎意外。从本心说，我对自己是颇失望的，再加上经历多了，对许多事情易于看透，故不争不求不扩张，极少参加各种热闹场面，且不通世故，迂阔成性，不善处事，只是时常逃避世事。这样可能就显得与人有些不同，不同就不同，听任自然过自己的日子，求得内心安静而已。因此，请你把我当做一个忘年之交的平常朋友吧。”

平朴，坦诚，宽厚，自然。先生不希望我把他看得太好。读了此信我仍然无法把他看得平常，听了别人几句真诚的好话，一定要直来直去地还自己以本来的面目，眼下这样的人就不多，单凭这一点也可看出先生是大好人。

其实，对他的任何赞美都没有必要。他的一生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赞美。

57年前，一个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少年，提着一个旧皮箱，告别亲人热土投奔延安。他走出了很远，再回头，看见母亲依然站在湖边望着他，形神清肃，目光灼热。从此这目光就再也没有离开他。前不久秦先生还对大女儿说：“原来母亲的眼光盯了我一辈子。”

一辈子生活在母亲的注视下是幸运的，是充实而强大的。

这母亲也是他的大地，他的民族。

所以，他的内在稳健专一，树立了一种精严凝重的风格，不为当世的浮嚣所动，使淫丽夸饰的风气也难以近身，保持了大家的严格和恬淡。这是秦先生能获得普遍尊敬的主要原因。虽然他走得太匆忙，但他走得气度超拔，神风卓荦。

1983年秋天，先生写完长篇小说《大地》之后，曾即兴向我念了一首打油诗：

莫道人生易老，苦辣酸甜味好；

且喜大地多情，天涯处处芳草；

若无酷暑严寒，哪得绿溶春草；

白头犹自繁忙，只因吐丝未了；

回头无愧于心，始可安然定稿。

秦兆阳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