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的最多的一位作家应该是宗璞，长文短文，乃至于干脆连文带画一起拿去发表（2010年《文汇报》《笔会》就刊发了我的《宗璞大姐噉饭图》），现在竟还要写她。我写大姐的文章她都看，都有回应，也曾提出意见，但总的来说，她读后都是高兴的。

捡出一封大姐1982年12月19日给我的来信，其中开头一段是：

心武贤弟：

长篇会上匆匆一会，现已过了快一个月，已是青阳逼岁除了。很愿你来谈谈，想来你也是忙极。令堂身体好些否？我过些时一定要来看望的。写得顺手吗？古人云：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我觉得这话真中肯，所以我们该知人心，写人心呵。

信中所说的“长篇会”，指那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那时茅盾还在世，他以作协主席身份主持了那个座谈会。那时候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相继繁荣起来，但是还缺乏新的长篇小说，因此开个会促进一下。那时候我和宗璞都还只尝试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创作，都还没有写出长篇小说。当然，宗璞大姐不但年龄比我大，写作资历也比我长而且早有建树，她1956年写出的短篇小说《红豆》是一朵奇葩，1957年的时候遭到批判，不过还算幸运，没划为“毒草”而定性为“莠草”。

接到宗璞大姐这封信以后不久，我就幸运地从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调到北京市文联，成了一个专业作家，直到1986年夏天又调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才结束了专业作家的身份。北京市文联那时的负责人，要求专业作家报创作计划，对中青年作家要求比较严格，不但要求报出所拟创作的题材样式，还要求根据所报题材列出深入生活的具体打算。当然鼓励报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有的报了工业题材，有的报了农业题材，有的报了军事题材，当然都受到鼓励。文联领导就要求作家根据所报题材去“下生活”。我那时报的是“北京城市居民生活题材”，要求文联开介绍信给当时的东四人民市场（原来叫隆福寺百货商场），我好拿着去联系，在商场里体验生活，并试图再从商场辐射开，深入到售货员、仓库保管员等的家庭，去体验，去积累，以便能激活灵感，升华出艺术想象，写出一部有我个人特点的长篇小说来。

没想到我报出的创作计划令当时的文联主要领导不满。他绝对是个好人，完全是为了爱护我。他认为我那样年轻，不冲到工、农、兵第一线去，不去书写工厂、农村、战场的火热生活，却要去深入闹市的商场，未免太那个。他对我创作计划的訾议，使我有些个紧张。我在正式调入北京市文联之前，已经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自然也是北京市作家协会成员，在创作上已经受到北京市文联领导，那时候正逢打响了对越的自卫反击战，中国作协和北京作协都组织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去前线，回来写出相关的作品，我也在被发动之中。那时候我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的冯牧个人关系很好，有一天到他家去，我私下跟他说，这场战争从政治上说我是理解的，但是从情感上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前些年还是“同志加兄弟”，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作品歌颂这种“兄弟情谊”，从歌曲到舞台剧，从诗歌散文到报告文学，有的歌曲我现在还能随口哼出，现在却要去书写双方的浴血奋战，我觉得为难。我这“活思想”，在当时即使不算“反动”，也是十足的“落后”。但是冯牧听了竟没有批评我。由于冯牧的“庇护”，后来宣布的上前线的作家名单里，就没有把我列上，因此我也就没有写过相关内容的作品。冯牧仙去很久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感谢他对我的宽容。但这件事情是否已令那时北京市文联的那位主要领导视为“前科”呢？我不得而知。不过他对我在报创作计划时竟然大模大样提出来不下厂不下乡也不下部队，而欲直奔花花绿绿的都市大商场，确实很劳了一番神。

好在那时王蒙不但兼着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也在北京市文联兼着领导职务，那位北京市文联的主要领导便就商于王蒙，说你看刘心武报的竟是到百货商场去体验生活，希望他也能劝我还是改换计划，去工农兵一线为好。没想到王蒙的意见却是：城市市民生活也可以描写，百货商场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心武既然有这样打算，就让他去尝试吧。这样我才拿到去往东四人民市场的介绍信，先由市场宣传科的人士接待，听取宏观介绍，再经他们牵线，结识了几位售货员、仓储员、司机，蒙他们不弃，得以逐步进入他们的家庭、邻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在这个过程里，我跟宗璞大姐讲出我的初步构思，并告诉她已经开笔，所以她在来信里问：“写得顺手吗？”

我那时开写的，就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钟鼓楼》。我那时就问宗璞大姐：你构思的长篇小说是什么呢？何时开笔？她笑说并非专业作家，毋庸报什么创作计划。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语文学室的，她说室主任朱虹十分开明，允许她私下将小说创作当作主业。那时朱虹分配给她的任务是研究澳大利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怀特。她当然也就读了不少怀特的作品。那时我来不及读怀特小说的中译本，就问大姐怀特究竟写得如何？大姐道，自然是有特点的，获奖非侥幸，但是，说到这里大姐笑了笑，告诉我说：“我没法子翻译，因为我总想给他改！”就是说，以英语写作而论，大姐私下觉得怀特的文字可商榷处甚多。一个自己能创作的人士，去翻译她觉得文字并非完善的作家的作品，翻译者的主观意识跟原著者的文学思龃龉，你说怎么翻译得下去？后来大姐就连研究怀特的论文也未能交卷。但是大姐的小说创作却不断地开花结果，此外还有篇什甚丰的童话散文发表。

大姐这封信里勖勉我“知人心，写人心”，在我创作《钟鼓楼》的过程里，成为我的座右铭。《钟鼓楼》里出场人物甚多，我每刻画一个，就努力去进入其“心思”。小说接近完成时，已经是1984年春天。那时候我曾供职过的北京出版社《十月》杂志曾提供条件，让我到青岛参加一个与海军部队创作组联办的笔会，对《钟鼓楼》进行最后的润色，至今我还怀念着那些时日和所结识的海军作家，美好记忆，如不落的彩霞。但是在从青岛返回北京的路途中，负责那一年《十月》稿件终审的副主编张兴春告诉我，由于前几期的稿子已经排满，又由于我的《钟鼓楼》太长（约28万字），因此，他只能跨年度安排，即1984年第6期刊出前一半，1985年第1期刊出后一半。我当时没表示什么，心里却很别扭。因为那时候宣布，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参评作品，必须是1984年内及以前所刊发的，倘若《钟鼓楼》后一半1985年初才刊出，那就只能等到四年后去参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了。由于有这样的私心，回到北京以后，我就背叛了《十月》，把《钟鼓楼》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杂志，《当代》允诺在1984年内给我发完，责任编辑之一的章仲谔又去找了名画家丁聪，为《钟鼓楼》的书设计封面和绘制插图，丁聪的画在《当代》杂志上也部分使用了，单行本还没有印出来，在1985年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钟鼓楼》竟获了奖。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因故延迟评颁。本来呼声很高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落榜。也不奇怪。那以后见到宗璞大姐，说及此事，都知王蒙连一个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都被揪住不放，欲对他“政治解决”，哪里还可能评他一个茅盾文学奖呢？展眼到了1994年，王蒙六十“大寿”（加引号是因为现在中国已进入老龄社会，七十绝非稀奇，八十还是小弟，九十过后仍活跃的大有人在），宗璞大姐就给我来电话，说应该为王蒙庆寿，大家聚聚，热闹一下，让我牵头，结果是“大懒支小懒，小懒支板凳，板凳支门槛”，到头来牵头张罗的是李辉。后来王蒙的情况又有些个回黄转绿，“稀粥”事已被经历者淡忘，未经历的需费许多唇舌才能弄个明白。到2004年王蒙七十华诞，我跟宗璞大姐通电话时就说“无贺不失理”。

宗璞大姐1988年出版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部《南渡记》，2001年出版了第二部《东藏记》。《东藏记》出来以后，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一个研讨会。那时候我已处于赋闲的边缘状态，主流是排斥我的，我也排斥他们，双向排斥，形成了我不参加任何会议的常态。但大姐给我来了电话，全然是没商量的语气：“心武你要来啊！”我只好赴会。那个研讨会主流、非主流去了很多人，我发完言就离席走了，也没跟大姐握别。到后来，《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我以为是实至名归。2009年，大姐又推出了第三部《西征记》，她寄书给我后，通电话时要我将读后感“据实道来”，我便无遮拦地报告一番，她嘱咐：“你要写文章啊！”我很乐意，于是写出了文章发表。最近跟她通电话，问第四部《北归记》的进展，她目已眇，耳已背，更时时晕眩，却表示还在点滴推进。她虽然采取口授、助手打字的方式进行，但告诉我不能说成是在“口述小说”，还应该说是在写小说，因为思维完全是书卷式的，助手打完了，包括标点符号，她是要逐一细修细校的。她把《北归记》的主旨向我道出，令我震动。是大彻大悟的笔墨。

我和大姐都热爱《红楼梦》，但我们分歧甚大。大姐喜欢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虽然也对高鹗所续的四十回啧有烦言，比如她手中的本子里，高鹗有一回写到凤姐抽水烟，她几次跟我说起，认为真是一处败笔毁了一个美好的形象，但她总体还是接受高续的。《红楼梦》里她最喜欢的人物是薛宝琴。大姐对我的“秦学”“揭秘”勉强可以接受，对我认同周汝昌先生那曹雪芹笔下黛玉结局为沉湖，却绝不苟同。但大姐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那个一百二十回本子却又十分不满。那个本子前八十回是用一个叫庚辰本的古抄本作底本的，除非文字实在不通，比如说迎春是“政老爹前妻所出”，不得不加以改动外，大体对庚辰本照单全收，于是回目就令大姐一再败兴。红学所校注的一百二十回本子第三回回目后半句是“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大姐不止一次跟我议论说，黛玉对父母是十分孝顺的，怎么能忍心说她“抛父”呢？而且，她进京都，是父亲安排的，非要用“抛”字，也只能说是父亲将她抛往京都啊！她觉得还是根据程乙本印行的一百二十回通行本上，那“接外孙贾母惜孤女”的写法比较靠谱。人们都知道宗璞是大孝女，为维护父亲的名誉尊严，她曾不惜“硬碰硬”地去源头索求解释。一家出版社曾出她的小说选，慈父为她作序，我记得序里写到宗璞在清华求学时曾指挥歌队咏唱，头上戴顶法兰西帽，将手中小木棒一挥，歌声顿起，令为父的十分欣喜。但那家出版社却在付印前将那篇序紧急抽掉了，事前也不跟大姐打个招呼。后来汇寄稿费，却又并不寄到她所供职的外文所或她的居所，而是偏偏寄到北大哲学系写上她父亲名字再转她。这些做法对大姐的伤害是很深的，她曾跟我叹息：“出这本书从头到尾都令人不快。”经手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姐和我谈起，我们都喟叹自己毕竟也还是“陋于知人心”。我续出《红楼梦》后二十八回，印出毛边“贵宾鉴藏本”以后，也寄了大姐一册，但到写这篇文章时，还未打电话去问她的感想。她现在自己已不能直接阅读，需靠助手朗读给她听。考虑到大姐目前时会晕眩，且还要点滴积累她自己的四部曲最后一部《北归记》，我觉得大姐真不必听读我的续书了，她能摩挲几下封面，笑她愚弟又惹出一场风波，我也就知足了。

跟宗璞大姐交往是可以完全不动脑筋，不设防，以童稚思维语言也无碍的。人性真的太深奥。以我个人的生命经验，遭遇人性善的几率，是大大低于人性恶的。我以前总试图让更多的人理解我谅解我，现在知道那是近乎妄想。我把“陋于知人心”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为的是激励自己在未尽生涯里继续修炼“知人心”这门艰深的功课。现在想想，有几个如宗璞这样的人，能包容我的错失、疏漏、失态，欣赏我的个性，这一世，也就不枉来过。

2011年3月16日温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