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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乘出租车穿过一条新拓宽的街道，路牌写着金宝街，金宝！真是一个历史时期有一定的街名，如今追金逐宝竟成了堂皇之事！那条街西口各雄距着一个豪华酒店，北边是典型的现代派简约风格，南边则仿佛直接从巴黎搬来的欧陆古典建筑，不能说是相映成趣，只让人感到有了金和宝，怎么搭配都没商量。
穿过金宝街，往南拐以后，我忽然想起，这条现在唤作银街的马路东边，原有一条胡同叫无量大人胡同，是我仙去妻子吕晓歌童年居住过的地方，就问司机：可知有这样一条胡同？他摇头。我就麻烦他找街边允许停车的地方暂停，下车帮我打听一下，如就在附近，那就弯进去观览一番。司机下车去打听，问了好几位都说没听见过，后来遇上一位白髯飘飘的老大爷，听了他的问题，先是一声长叹，然后告诉他：无量大人胡同这名字早给改啦，改叫红星胡同三十年啦，可是，现在红星胡同也拆得只剩一小截啦！多一半都并入这条马路，叫做金宝街啦！回到车上的司机跟我汇报完问我：是不是再拐进金宝街去观览一番呀？我发愣，好几秒钟后才说，算了，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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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大人胡同这名字的来历，一说是朱元璋曾派手下干将吴亮潜进元兵把守的北京城，曾在此处隐藏，把城内军情刺探得十分详尽后，又潜回朱元璋帐下，使得攻城之战十分顺利，明朝建立后，为表彰吴亮军功，遂将当年他藏匿的胡同命名为吴亮大人胡同，到清朝，则讹变为无量大人胡同。但另一说则称明朝此处有一大官为其母祈寿，建成一无量寿庵，胡同名出于此。不管怎么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条胡同仍叫无量大人胡同。无量大人胡同15号是一所小巧的四合院，我妻吕晓歌上中学以前，就住在那里面。
1951年冬天，晓歌七岁刚上小学那年，她放学回家，院子里忽然热闹起来。原来，院里只住着她和父母一家人，从那天起，住进了另一家人——是一大家子人啊！一对夫妻，男的高大英俊，女的娇小美丽，还有一位老太太，更有两个跟晓歌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后来知道，一个女孩比晓歌大一岁，一个则小一岁。那天雪花飘飞，那家人安顿好了，先响起叮咚的钢琴声，接着就有人唱起歌来，那歌声好悦耳啊！晓歌给我结合以后，回忆起来，承认那穿越湿润的雪花和薄如蝉翼的窗纸的袅袅琴音歌声，于她是人生中最初的艺术熏陶。
谁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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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时候，我十四岁，从初中升入高中。我那时住在钱粮胡同。钱粮胡同和无量大人胡同其实都在从北新桥到东单的那条贯通南北的大街，也就是如今被称作北京银街的左右，只不过钱粮胡同靠北段在其西侧，而无量大人胡同偏南段在其东侧。我那时候几乎每周都要进剧场看演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用的首都剧场离得近，走过去就行，那里的话剧我几乎每个剧目都先睹为快。看京剧那时候多半要到前门外的广和楼，需要坐有轨电车，觉得相当远。而看歌剧，就需要到比广和楼更远的天桥剧场。但是为了艺术享受，再远也觉得愉快。记得那时候在长春工作的大表姐来北京出差，我搞到两张歌剧《茶花女》的票，请大表姐一起去看，她比我还要兴奋。
灯光暗下来了，乐池里先发出嗡嗡调琴弦的声音，后来静寂下来，看到了高举的指挥棒，它猛然一动，序曲响起……幕布掀开，好一派金碧辉煌的法国古典客厅布景，宾客如云的大场面啊，有多少穿大落地长裙梳金发联垂的西洋古典美女在摇着大羽毛扇，又有多少穿笔挺燕尾服鬓角长长的西洋绅士举着高脚酒杯……哇，唱响了《饮酒歌》，陶醉啊！……
在回我家的电车上，我得意地跟大表姐说：“托人买票的时候，问得清清楚楚，今天茶花女是张权来唱，果然好吧！”
那时候的说明书上，茶花女的扮演者会有好几个名字，而a角并非张权。许多买票的人总要问：我买的这场是不是张权来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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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剧本，究竟由谁编写？一幕幕地往下演，因为并不能偷看下一幕的内容，往往是，置身此幕时，懵懵懂懂，全然不能预测到下一幕时自己会是怎样。
我小哥刘心化，1950年随父母来到北京时，已经念完高中，单纯到极点的他，觉得自己既然向往革命，那就应该去上华北革命大学，没想到入学后才恍然大悟，那并非清华北大那样的正规大学，其学员，多是1949年以前已经上过大学或走向了社会的知识分子，其中很多是演艺人员或当过报刊出版社的编辑，他们到这所大学里来经过短期培训，再被分配到新政权下的文化单位任职。小哥比他那些同学往往要小十多岁。小哥和我家都好客。星期天，小哥常带些比他大很多的同学，从西苑到城里钱粮胡同我父母家，一起包饺子聊天。记得有回来了一位我觉得实在不能叫作姐姐只能唤作阿姨的女士，小哥跟家里人介绍说：“就叫她阿姚吧！”那阿姚也就爽朗地笑着说：“这么叫最好！老少咸宜！”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嗓音，是粗放而略显嘶哑的。
小哥同班的学员，后来都分配得很好。比如吕恩分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演了《雷雨》中的繁漪，后来我们知道她是剧作家吴祖光先生的前妻。小哥说吕恩留给他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次全班同学到颐和园东岸湖区游泳，吕恩在那种情况下，还用上海话跟另一女士说：“咯个思想改造，是顶顶重要的咯！”多年后小哥跟我提及此事，还感叹：那时候他们华北革命大学的那些“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以使自己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心劲，真是执著甚至狂热的，其诚挚无可怀疑。阿姚，名姚滢澄，分配到了《文艺报》当记者。“她后来嫁给了唐挚吧？”小哥的这一误记遭到了我严厉呵斥：“怎能乱点鸳鸯谱？她嫁的是唐因。唐因、唐挚是两个人！唐挚是唐达成，他的夫人叫马中行，是北京电影学校表演专业最早一届的！”
谁能想到，1988年以后，我和唐达成、唐因住进了北京安定门外东河沿的同一栋楼里，成为邻居。但那时阿姚早已不在人世。
怎么会说到阿姚？她跟《茶花女》，跟张权，有关系。性命交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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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时候，晓歌十三岁。她家的房客，是莫家夫妇。男主人莫桂新，其妻张权。张权演《茶花女》，晓歌并没看过。她甚至不记得张权在家里唱过什么洋歌。反倒是，直到她嫁给我以后，还清楚地记得，张权反复练唱的，多是些中国民歌，像《半个月亮爬上来》《小河淌水》《蓝花花》……莫桂新偶尔也唱，他们也有不唱光弹钢琴的时候，给她记忆最深的，是一曲《牧童短笛》。以至到1981年，我们从柳荫街小平房搬到劲松楼里单元房后，用那时连续挣到的稿费购置了一架二手钢琴，她没弹多久车尔尼练习曲，就照着谱子硬啃高难度的《牧童短笛》，几个月后，竟然基本上拿了下来！她说，当她弹出《牧童短笛》的那些音符时，往往是心头百感交集，无数往事，片断呈现，令她觉得此曲不应天上有，实在是人间方能闻——这些音符，让人到头来憬悟到，最美的还是朴素生活、醇厚人情。
我曾问晓歌，你那时候觉不觉得张权很洋气？她说没觉得很洋气。晓歌坦承，当时她和我一样，内心深处，是很希望知道些西洋事物的。她说那时候无量大人胡同里尽是些好四合院，还有些中西合璧的，带两三层爬满长春藤小楼的院落。她家那个小院，是比较小也比较简单的。那时候梅兰芳一家也住在无量大人胡同里。还有若干名流也住在里面。她记得有一回得机会进入了一个大四合院，绿荫森森，曲径通幽，忽然花木掩映的堂屋里落地大座钟报时了，那具有特殊韵味的声音缓缓飘来，令她小小的心里，充满了欢喜与憧憬……她说父母告诉她，那院里当时住着西洋人，她觉得那外表是中国式的院落里，氤氲出的是浓酽的洋味儿。后来那个院里的西洋人回西洋去了，她也就再无缘进入了。记忆里让晓歌想起张权是从美国回来的，只有一个细节，就是有一天张权从一个漂亮的铁听里取出糖果，分给她的两个女儿，见到晓歌从门外走过，就叫住晓歌，走出屋，笑眯眯地往晓歌手里塞了两块糖果。那糖果确实很洋气。糖纸很漂亮，印着英文，晓歌拍平了夹在书里，保存了很久。不过那糖的味道有些怪，后来知道，那是薰衣草的气息。
张权一家成为晓歌家房客后第三年，莫桂新和张权又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位从美国归国的歌唱家的生活更增添了喜兴。晓歌记得有次她敲门进入来交房费，穿着云南蜡染土布缝制的衣裳，跟晓歌母亲拉了一阵家常，说起北京小吃，说豆汁还不能接受，但炒肝是最爱，只是那炒肝里虽然有几片猪肝，其实主料是猪肥肠，做法也并不是炒而是烩，可见老北京人好面子，凡事总往好了夸，说着呵呵地笑……
张权小女儿三岁那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后来就提倡了一阵大鸣大放。说是可以给领导提意见，帮助整风。转眼到了1957年。是那一年的哪一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南边的一栋灰楼，当时是中国文联大楼，从里面走出来一位女士，正是我小哥口中的所谓阿姚，她作为《文艺报》的记者，出发去采访张权。那一天中午，我是不是去北京人艺售票处买吴祖光编剧的《风雪夜归人》的戏票了呢？正在王府井小学上学的吕晓歌，是不是在教室里跟着音乐老师唱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呢？而《文艺报》编辑部里，作为编辑部主任的唐因，是在二审谁的稿件呢？他的副手唐达成，是否正在为自己以唐挚的笔名写出了敢与周扬争鸣的《烦琐的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一文，而暗中得意？……
人生的剧本早已写好。就是不能事先偷看以改换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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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滢澄对张权的采访，经她整理，以张权署名方式发表，题目定为《关于我》。张权确实发了一些牢骚。当年我就读过那篇“鸣放”文章。嵌在记忆里的，是张权说起一次她公开演唱后，一位领导这样表达异议：“像张权这样的美国妇女，若是站在人民的舞台上，简直是不能容许的。”这深深刺痛了张权的心。对于这种不给人立锥之地的蛮横指责，难道还不能发牢骚吗？
后来我知道，张权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重庆演出过歌剧《秋子》。那时候***作为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很看重进步的文艺团体和相关人士。1949年建国以后，***作为总理，在文艺方面常常亲自过问，想起重庆时期所熟悉的那些文艺人才，有的还漂流在国外，就让有关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动员其回国，参与新中国的文艺建设。他真是心细，像话剧演员赵韫如，抗战后嫁给了美国空军人士，去了美国，赵在重庆剧坛并非一线红星，***却也记得她，她被动员回国后，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骨干演员。***也记得1947年赴美深造的张权，跟有关部门有关人士提到她，张权遂在1951年获音乐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第一处住所，就租住在无量大人胡同15号吕晓歌父母家。
万没想到，《关于我》刊出后酿成弥天大祸。莫桂新张权夫妇都划成右派分子。据说《关于我》这篇文章里很多成问题的话都是莫桂新道出的，再加上认为他有历史问题，因此，被划为极右，送去劳动教养，先在北京郊区，后发配到黑龙江劳改农场。1958年夏天，莫桂新死在劳改农场，时年41岁。他的具体死因和死亡过程，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杜高有回忆文字，网上可以查到，这里不引。但1993年左右，我跟吴祖光交往时，有一次他提起来，在细节上跟杜高所述有些差异，构成另一版本，应予披露。吴祖光当年也在同一农场劳改，只是没有跟莫桂新编入一个小队。吴先生说，那时候每天劳动强度非常大，人会出很多汗，但却并不充分供应饮水。一次干完重活排队归来，路上莫桂新实在渴得难耐，见路上车辙里还有些雨后积水，就不管不顾地蹲下去用手掌掬起喝入肚中，回到宿舍就开始腹中绞痛，后来就上吐下泻，发高烧不省人事，拉去急救已经不中用，当夜就死掉了。吴先生跟我说起这事时表情和语气都很平静，也没加什么议论感叹。他们那一辈人经的见的多了。吴先生虽是编剧圣手，却深知冥冥中更有君临每一生命之上的存在，为我们每一个生命准备的剧本，其诡谲奥妙，是永远无法企及的。
因为采访了莫桂新张权并炮制成了《关于我》一文，当然还有其他若干“放毒”行为，姚滢澄划为了右派。她夫君唐因更被认为罪孽深重——作为《文艺报》中层领导，为多少牛鬼蛇神的恶攻言论开了绿灯啊！当然划右。两口子最后下放到东北。唐达成呢，别的都先甭说了，敢写文章跟领导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周扬叫板，划右！后来下放山西，马中行虽然没划右，但随他下放，本是电影学校（后改学院）表演专业外形气质最佳的女生，其星途也就从此葬送。
张权被赶下了台，被安排去洗涤补缀演出服装。
我问晓歌，可记得莫桂新和张权一家沉沦的景象？她说印象很模糊。只记得从那边房客住的屋里传来的不再是琴声歌声而是拼命忍却又忍不住的哭声。丈夫劳改去了，上有一老下有三小，张权自己工资待遇也降了级，但还按时来交房租。那两个大晓歌一岁和小晓歌一岁的莫姓姑娘，本来是晓歌跳猴皮筋的玩伴，那以后很少出屋了。后来张权一家搬走了。再后来晓歌父母把无量大人胡同的院子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了，搬到西北城东官房一处院落租屋居住了。
告别了无量大人胡同，晓歌也就告别了她的少女时期。而那以后，我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十三中任教。我问分配我工作的教育局人士：十三中怎么个去法？他告诉我，坐十三路公共汽车，从起点站算第十三站下车，那一站叫做东官房。于是，我去十三中报到时，就会路过东官房南口的一个小院，那时候，我万没想到，那个小院里，就住着我未来的妻子。（关于姚滢澄采访张权、被划右派、“文革”中遭迫害自杀，参考姚小平《不应该遗忘的音乐家莫桂新》一文，见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三十七辑，并刊于《扬子晚报》2008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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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我从《北京晚报》上看到一个很不起眼的演出广告：哈尔滨歌舞剧院张权独唱音乐会。这个张权应该就是六年前我和大表姐在天桥剧场看到的那位扮演《茶花女》女主角薇奥列塔的张权吧？我跑去买票，没有买到。她的独唱音乐会很低调地举行，但显然当年喜欢她的观众跟我一样，并没有忘记她，形成一票难求的局面。
后来就到了1966年。发生了许多很难预测到的事情。在东北，唐因的妻子姚滢澄，本来其历史问题就压得人透不过气，又被指认为“现行反革命”，于是上吊自杀了。大约四十年后，她的女儿姚晓晴来到我家，跟我约稿，我与她淡然相对。但我心里忍不住说，我是见过你母亲的啊，在钱粮胡同我家，小哥让我叫她阿姚，我没叫，因为不知道该叫成“阿姚姐姐”还是“阿姚阿姨”，但我一直记得阿姚那特殊的嗓音……其实1988年唐因就搬到了安定门那栋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合盖的宿舍楼里，他家住在2层，我住在14层，但我们没有什么来往。只记得有一回在门口遇上，打过招呼后，他说看了我的《私人照相簿》，发现那用文字和旧照片构成的文本里，有关于罗衡和张邦珍的内容，他说引起了他一些回忆，“那时候罗衡总是女扮男妆，非常有个性”……我到现在也并不清楚唐因是在他生命的哪个时段，在什么地方，根据上苍精心编写的剧本，跟罗衡和张邦珍那两位国民党女性，在同一幕中有过什么样的角色关系；她们应该都是他老师辈的人物吧。这两位女士1949年以后都在台湾继续她们的人生戏剧，也都在那里谢幕离世。
1978年，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张权回到北京，她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想她会回到当年排演《茶花女》的原单位，再跟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配戏吧，说不定会再演一把《茶花女》。但没有那样的后续新闻出现。她没有回原单位。她后来加入了新成立的北京歌舞团，再后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估计她也不会再去由无量大人胡同改称的红星胡同里徜徉。她应该是尽量远离伤心地，去融入改革开放后的新剧情。
我在1980年成为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大约在1982年，跟两位写作上的熟人，路过沙滩，顺便进到中国作家协会暂时安身的简易房里，遇到了二唐，即唐因和唐达成，他们当时正奉命联袂完成了批《苦恋》的大块文章，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态。真是所谓咸鱼翻身。他们不但“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而且，跟张权的选择不同，他们不是远离昔日伤心地，而是偏要“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并且不仅是爬起来，更挺直腰杆再上层楼了——他们不仅回到《文艺报》，先获得了原有的位置，再进一步获得擢升。那几年动静很大的电影《苦恋》事件，不要说如今的“80后”“90后”多半茫然无知，就是“60后”“70后”的许多生命，明明曾经知道，现在也多半淡忘。根据白桦剧本由彭宁执导的电影《苦恋》被某些非一般人士认为问题很大，闹出风波，以至不得不由高层决策，责令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艺报》撰写一篇“使争论各方都能满意的批评文章”。这重任最后就落在了二唐身上，而他们也就居然不负期望，改了不知多少稿，终于定稿隆重地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同时刊出。这应该是他们作为官方评论家的事业顶峰。记得那天二唐谈锋都很健，唐达成说：“整个文章的写作、修改和刊发过程，就构成了非常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
二唐二唐，是一是二？合二为一？难怪连我小哥也把唐因唐挚混为一谈。唐因比唐达成即唐挚大三岁，唐达成自己跟我说过：“我是一直把唐因视为兄长的啊。”
但是命运的剧本编写得出人意料，却又自有逻辑。
1985年年末到1986年初，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领导机构大改组。唐达成一下子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即货真价实的一把手。正部级待遇啊。而且马上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是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记得有回他见到我笑呵呵地说：“要打官司来找我啊。”搬进安定门那栋新楼，他住12层，是四室一厅再加一个相连接的独单元。
从来二唐联袂，都是唐因、唐达成（或唐挚）的排序。好比一起储蓄政治资本，唐因所占份额似乎还要大些，但最后提款，连本带利全被唐达成一人独占。四次作代会一开完，只见唐达成飞黄腾达，唐因呢？据说是年纪大了（他刚好过六十），不好安排，二唐没有联袂升腾，唐因最后只被安排为作协下属的鲁迅文学院的负责人。作协是个官场，论官阶最高的是党组书记，其次是党组副书记，再其次是党组成员，再再其次是书记处书记。当然，另有虚衔系列，即作协主席、副主席、主席团成员等等。唐因既然上述职位头衔无论实的虚的全落空，你想该是怎样的心情？
唐因也住进了同一栋楼，住房面积比唐达成差多了。说实在的，我对二唐的情断谊绝的最真实的原因至今不明，这里所说的应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来我也曾当面问过唐达成：当年情如手足，何以如今闹成这样？唐达成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是他从12楼下到2层去拜访唐因，唐因先是不让他进门，后来勉强让他进去，说了非常刻薄的话，最后等于把他轰了出来，并且声色俱厉地说：你以后再不要在我跟前露面！说完进屋，把门砰地关拢。“我站在他门外，心如刀割！”唐达成跟我说到这里，不愿再置一词。
三年后唐达成被清查处分下台。我也免去了《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职务。我们本来很少来往。都赋闲后我偶尔下两层楼去他那里聊聊。有次去了他说夜里做了恶梦，是被往一辆大卡车上赶，“唉呀，怎么又要下放呀？”他说梦里就喊出了声来。
再后来唐达成查出了肺癌。先手术，再化疗，再放疗，然后是人生最后的谢幕。据说唐达成下台时唐因说过很快意的话。但唐因也终于谢幕，并且比唐达成早两年。安定门那栋楼里有的人没活到七十，不少活过七十的没达到八十，活过八十的没达到九十，近些年几乎年年甚至季季有人去世，几乎每层楼都有剧终而去的角色。挨整的固然多有逝者，整人的也未必长寿。1993年，我又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不怎么起眼的消息，张权去世，享年74岁。
唐达成遗孀马中行有次见到我说，她很后悔——他们反右运动落难后下放山西时，唐达成因苦闷大抽劣质纸烟，她不但没有劝阻，还跟他比着对抽，因为那似乎是消除郁闷的最有效方式，她认为唐达成肺癌的祸根，就是那时候酿成的。我听了觉得未必，但无需跟她讨论。她想跟我那么说，说了，我听了，她心里也许就宽松一点吧。有回她从街上回楼，走到大铁门那里，觉得很憋屈，就站住了。恰巧晓歌也从街上回来，见她站在那里，也就站在那里，两个人没有说什么话，但事后马中行跟别的人说，她非常感激晓歌，因为能那样陪她站着，是赛过万千话语的。
后来马中行在家里因心肌梗塞仙去。她曾跟我说过，她唯一一次拍电影，是在伊文斯的一部纪录片里，扮演一个回娘家的农村新娘，其中有一个长镜头，表现她骑驴在很高的花丛里趱行，放映出来那画面美极了，更美的是拍摄时的那个时空，那种心灵感受……我就问她，纪录片应该讲究真实，为什么要摆拍呢？为什么要拿演员扮村妇呢？她想了想说，那是伊文斯的一种风格吧。其实，回想人生，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在与他人同场共演的人生戏剧里，作为一个角色，我们“摆拍”得难道还少吗？反正，一幕幕，流过去的，就那么流过去了……
是呀，一幕幕的，全流过去了。现在连晓歌也仙去了。
只觉得有歌声，来自幽深处，令我的灵魂，莫可名状地陷于深深的惆怅……
谁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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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的一篇小说《谁在喊》，用彩色油性笔画过一幅插图。注意，那篇小说是《谁在喊》而非《谁在唱》。那篇小说试图揭示一个生命在自我身份认同上陷于困境时，应该勇于面对现实，并且寻求一个恰切的人生定位。从无量大人胡同引出的种种回忆及思绪，使我觉得这幅《谁在喊》其实也可以改题《谁在唱》。张权和莫桂新都信仰基督。他们在教堂里举行的婚礼。1993年6月16日，在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北堂，为他们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追思弥撒。我画的这幅画，那生命是在喊还是哭，是在歌还是呼？可作多种理解，而那背景，恰是一座基督教的教堂，用来配合这篇以回忆张权为主的文章，似也对榫。
逝者的歌哭固然令人怀想，我们仍在人生剧本的演出中走向下一幕并迎向剧终幕落的角色，是否也该聆听自我心音，为自己的错失忏悔，为自己的甘苦而悲欣交集呢？
我们确实无法偷看人生剧本的下一页，但我们可以尽量演好这活剧中的眼下这一场。把玩自己画出的这幅画，灵魂的声带似已在振动……
2009年7月21日写完于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