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价值取向是他们最基本的向往、追求和评价尺度，是他们文化心理中最深层的内涵。描述归纳农民的价值观，很难做到精确科学地判明它们就是什么，画出十分清晰的界线。但是我们可以在农民习俗的外化物之中搜寻出某些线索，从而近似地加以界定，乡土社会最常见的六种神祇，恰好可以作为农民价值取向的六种表征，虽不十分精确，但较为形象而贴切。
这六种乡土神祇为：“福”、“禄”、“寿”、“财”、“土”、“灶”。其中，福、禄、寿是著名的三星，财则是财神爷（赵公明），土为土地爷、土地奶奶，灶则为灶王爷。这六神与农民的生活须臾不可分离，在民俗运作中很少具有宗教意味。农民有事情一般不去祈祷这六神，但生活中又时时离不开它们的影子，查查神仙谱，固然可以把它们当神，但实际的意义却是农民价值追求的象征。
“福”是民间最常见的符号，农民不认识自己名字的人有，但不识“福”者却罕见。农民祈福、求福、迎福甚至闹福（社火），讲福分，说福缘，夸福气，把“福”倒贴在家家户户，嵌入张王李赵的姓氏之中，连谐音字也跟着沾光，蝙蝠那么一副贼眉鼠眼的相貌居然能入年画就是一例。民间的福理念有两重含义，一是机遇。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种什么庄稼，与年成的旱涝、日照、积温等有绝大的关系。天有不测风云，非人所能预测，俗话说“力田不如逢年”，运气好，撞上了收获颇丰；运气不好，即使精耕细作，种的庄稼与气候不对路，也要亏本。农民同时又兼做小贩，商业上更是有机遇的命题存在，有福就意味着运气好。民间文学里讲的“福将”（程咬金、牛皋之辈）就是总也死不了，还能凭侥幸获胜的人。“福”的第二层含义是和谐与圆融。乡下一般将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体态肥硕之人称为福相；而民间流行的“福神”也是圆头大耳，怀抱婴儿呈“团圆”之相。农民一般在过年全家团聚时贴“福”字，有的地方还吃福橘、福糕。福乃一家和美、团圆的象征与祝愿。
“禄”实际表征着农民对权力的崇拜。农民不食人之禄，但却不时梦想取得食人之禄的资格。农民家庭只要有余钱剩米，总会想方设法让子弟读书。科第颇盛的江浙地区，一些很偏僻的山乡也都设有义塾，甚至建有奎星阁。据外国学者研究，明清两代，科举出身的人有一种趋向，世家子弟减少，贫寒书生增多。“白衣致卿相”对于一个个农家出身的读书人来说，并非全是梦幻，改变身份跳龙门，自有层出的榜样在。尽管在今天我们可以说通过科举改变身份对于大多数农家读书子弟来说只是可望不可及的诱惑，但身蹈其境的当事人，却很难勘破这场迷局。科场蹭蹬的蒲松龄、吴敬梓都曾在小说里对科举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但自身毕竟没逃开功名的诱惑。两位“聪明人”尚且如此，“浑浑噩噩”的农夫就不消说了。农民对禄神的崇拜直接与官府的威风与权势有关，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出行就可以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回避”、“肃静”。小民上堂，下跪先自矮了半截；在森严的大堂之上，于惊堂木断喝，衙役威吓之中，饱尝了凛凛官派官威。更何况，只要是个“官儿”就可以对老百姓作威作福，生杀予夺，“破家令尹”和“灭门县令”已经成为农民的一种威胁。农民憎恶官府，同时又向往权力，而权力又是通向财富的阶梯之一。明清之际，只要拥有高等科名，就不愁财富，即使当个秀才，教起书来束修也颇丰，并可换来乡人的另眼相看，优礼有加，见了县太爷都不用下跪和挨板子。禄神崇拜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社会农民名义地位和实际地位之间的反差，实际地位之贱，使他们饱受官府甚至“贱民”衙役皂隶的欺凌压榨，而名义地位之“贵”，使他们对压迫产生反弹，生出“跳龙门”之想，成为新的压迫者。
“寿”具有生命崇拜的意义。寿所代表的生命崇拜有两层意思，一是个体生命的延续，即单个人的长寿，甚至长生不死。传统农村社会贫富程度不一，地区差异很大，但即使在多数农民温饱尚不能得的情况下，各种养生谚语与养生方式却依然流行。尽管有时只是有钱人的讲究，但有些也渗透了农村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之中，为大多数人喜闻乐道。像“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保平康”，“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之类，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中国农民也是世界上少有的生命力最顽强的社会群体之一，无论是在飞鸟绝迹的沙漠戈壁或八月尚飞雪的冰天雪城，还是在瘴疫流行的热带雨林，他们都能生存下来。清末大量华工被拐入美国，很快就在生存竞争上引起美国人的妒视。“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中国农民最基本的一条生活准则。说来奇怪，长年不得温饱的农民对“长生不老”也很感兴趣，羽化成仙，甚至“举家升天，鸡犬皆仙”也是农民的一种生命状态的幻想。通俗道教及众多的民间教门，在民间广为流行，拥有众多的门徒，吸引人的法术之一就是炼内丹，得长生，尽管多数传教人的实际用意不过是借教敛钱，但信徒甚众。生命崇拜的第二层意思是血缘的传续，即通过“子子孙孙无穷尽焉”的生命传衍，使自己获得永生的意义。对于农民来说，长寿不可期，长生不死也显玄奥，最实在的还是通过生命传衍以光大生命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农民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子息，为什么愈是临近暮年，愈是在乎有没有传人。
财神崇拜表征着农民对积敛财富的渴求与向往。财富的多寡，往往是农村家庭能否获得尊敬的标准之一，是农村社会评价个人能力的尺度之一。但对传统社会而言，只有从耕读两方面来的财，才算是正路，其余全为不正或有些可疑，不从正路来的财，是不会赢得尊敬的。对于农民来说，只有勤与俭才是敛财的正道，俗话讲“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子是盛钱的匣子”，就很具体地把这两种聚财行为形象化了。世上没有不想发财的农民，从心态上讲，本村的财主就是他们很具体的奋斗目标。发财念愈重的农民就愈勤奋，愈上进，反之则为农村人所不耻的二流子懒蛋，社会动乱一来，往往是后一部分人率先鼓噪起来，不计生死劫富取财——其实还是挣不脱赵公明的掌握。
“土”的具象是每村都有的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他们属于乡村的枝末小神，与农民最为熟稔，而士大夫则常在笔记里拿他们开心。土地神象征着农民对乡土的执著，“有土才有财，悖入财不久”，土地是农民意念中财富的来源、生活的保障与生命的依托。“黄土生金”，实际上农民把土地看得比黄金还要重，往往上升到生命价值的高度，失去土地是农民最痛苦的事情，在更多的情况下，农民宁愿卖儿卖女，也不愿出卖土地。农民对土地的执著一方面是出于情感，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乡土意味着祖祖辈辈生活的一切，对生活的信念只有在乡土的烘托下才油然而生。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生活习惯，刨土种地是中国农民生活的惯性，他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开荒种地，比如在清代时的关东，从事渔猎可能更易于生活，但汉族农民依然以农为主，甚至到了那些根本无法耕种的地方，也要先撒把种子试试看。土地神也象征着对收获的期待。江浙民俗，敬土地的日期为“社日”，有春社和秋社，在春社日，人们向土地神祈祷请求赐予丰收，在秋社日，农民因丰收而酬谢土地神，俗称“报功”。
对于农民来说，“家”实际上具有价值观的意义，而体现农民对家的依恋与看重的符号象征，就是“灶神”。灶神的起源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其中占主流地位的说法是有位神人名张单，因坐在火石上修炼，故玉皇大帝派他为人间灶君，主察人间善恶，于是张单“一个化五个，色分青黄赤白黑，位列东西南北中，五个又各化千千万万个，变作各户众姓灶君”（《灶君宝卷》）。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灶君乃由一张姓浪荡子所化，此浪子对家庭不负责任，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最后被他妻子一巴掌打到灶墙上，化为灶君。这种说法对当家的男人颇有调侃之意，但实际上成为灶君是“一家之主”这种说法的来源。农民意念中的灶君，实际上是上述两种说法的混合，一方面，灶君是“一家之主”，“灶君与人最相近，在家时刻显威灵”（《灶君宝卷》），传说中的灶君还定了十二条禁约，全系为家庭，特别是为妇女而设（女主内），从伦理关系到灶前禁忌一应俱全，总之要实现“父慈子孝天神敬，夫唱妇随家道兴。妯娌相亲无需恼，兄弟和睦土变金。心存厚道多顺境，守口如瓶百事亨。自治心田无疾病，劝人行善有收成”（《灶君宝卷》）。另一方面，灶君又是玉帝派来一家之善恶行止的“监察”，这么一来，就又有点不像一家之主了，说好事固然可喜，但谁也免不了出错，“家丑不可外扬”，向上汇报就更不可以了，好在灶君默默地“考察”了一年，上天汇报却只有一天，任他浑身是嘴也说不了许多，再适当做点手脚——让他吃胶牙糖，也就完全无害了，灶君只好下来当他的“一家之主”。所以灶君基本上是农民的家神，天天遭烟熏火燎，日日与农家同吃同住，待遇不用说，在诸神中最为菲薄，好在是顿顿有供。事实上，中国农民对锅灶的看重是无与伦比的，南方一些地区农村，新屋落成，升灶仪式须由族中尊长主持，第一把火要由家长来点。农民下最大的决断就是“砸锅卖铁”，意同于“破釜沉舟”。农村中索债最忌拔人锅灶，而两家械斗，最解气的事情就是平了人家的炉灶。咒人“倒灶”是一种毒咒，不能轻易施用。“灶”上关民以为天的“食”，下处家之重心，地位之隆，非它物可比。作为家的象征，理所当然，所以灶神就很容易化为家崇拜的化身，农民通过对灶神的信仰，将福、禄、寿、财、土诸项价值取向，往往凝结在“家”里，“家”成为农民价值观最后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