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已经进行了七个年头，据说国军在西南一带守住了战线，日本人打不过去，国军也打不回来，双方就这么干耗着，此时北平的市民们觉得战争似乎已是很遥远的事了。
在文三儿的意识中，这场战争早在民国二十六年29军撤出北平时就结束了，有人说仗还在打，不过战场离北平很远，好像是在南方的一些地方。可文三儿并不认同这种说法，打仗，谁和谁打？我怎么没看见？至于南方正在进行的战争，文三儿觉得那好像是另外一场战争，和他关系不大，中国的地方这么大，他文三儿操不了这个心，那是蒋委员长的事儿。在文三儿心中，打仗的直接后果就是混合面的问题，仗打败了就得吃混合面，反过来说，蒋委员长若是收拾了日本人，那就该让日本人吃混合面。提起混合面，文三儿就咬牙切齿，蒋委员长在的时候，北平的老少爷们儿没吃过混合面，就凭这个，文三儿就有理由认为日本人比蒋委员长更孙子。
文三儿很纳闷，照理说都当亡国奴了，要吃混合面也该大家一起吃，蹲茅房的时候谁也别笑话谁，大伙儿一块儿攥拳头使劲，可他发现并不是人人都吃混合面，有些人活得相当滋润。
每当夜幕降临时，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大栅栏的“广德楼”照例是灯火辉煌，梨园名角儿纷纷粉墨登场，台下捧角儿的主儿比以前一点儿也没见少。东单三条“泰安红楼”的俄式大菜照样有人吃，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品尝法式口蘑鸡的阔人去晚了还订不上座儿。更红火的是八大胡同，每天迎来送往，车水马龙，卖笑的婊子阵容比战前扩大了一倍。那些嫖客理直气壮地认为，都说人不能饿着，胯下的老二难道可以饿着？战争时期怎么了？老二才不管你什么战争不战争。
对此文三儿常常大发感慨，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这帮孙子天生就是享福的命，蒋委员长在的时候人家享福，日本人来了人家照样过好日子，你看人家活得那个滋润劲儿，八成是不知道混合面到底长什么样。文三儿非常希望让这帮孙子尝尝混合面的滋味，顺便也体验一下蹲茅房攥拳头使劲的感觉。
北平的八月是最难熬的，日头毒得能把人油烤出来，文三儿干脆连汗褟儿都省了，拉车时上身光着脊梁，下身只穿条裤衩，只是远远看见警察过来才穿上号坎。文三儿从陶然亭拉一个客人去韩家潭，客人下车进了“庆元春”，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
韩家潭是八大胡同中最著名的一条胡同，明朝时有凉水河支流在此积水成潭，先取名寒葭潭，后有清内阁大学士韩少元住这儿，就改叫了韩家潭。别看文三儿没正经逛过窑子，可提起八大胡同的各家妓院他却门儿清。陕西巷、石头胡同、韩家潭一带多是一等妓院，而小李纱帽胡同、朱家胡同、王广福斜街二三等妓院居多。韩家潭的“庆元春”是一等妓院中名气最大的，这是个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门楣上端有乳白色电灯，灯罩上有红漆书写的“庆元春”字号，周围还挂有成串的彩灯，门框左右各挂一块长方形铜牌，上有红漆书写的“一等”二字，下面是竖写的“清吟小班”字样，门楣上还挂着红绿彩绸，垂向两侧，门外墙壁上挂着的铜牌上写有窑姐的花名儿。文三儿虽然经常拉客人来这里，但一等妓院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却从来没有见识过。
“庆元春”的头牌姑娘小玉春住在楼上的一处豪华套间里，外间是个大客厅，全套法国路易十五风格的家具，客厅中央摆着一圈沙发供客人聊天、听音乐，小玉春常用的琵琶挂在墙上，墙角还摆放着一只古筝。靠墙的唱片柜顶上放着一台德国“西门子”公司出产的手摇唱机，挨着唱片柜的是一张樱桃木的美人榻，唱机的铜喇叭里传来肖邦的《夜曲》……
扮成嫖客的徐金戈和助手叶兆明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望着小玉春为他俩冲咖啡。这是徐金戈自1938年撤离北平后第二次潜入北平，他从重庆出发，穿越无数道封锁线，足足走了二十多天才进入北平。
此次行动还是冲着伪警察局长沈万山来的，这家伙近年来越发不像话，他配合日本特高课又端掉了军统北平站的几个秘密联络点，被捕的军统人员除几个扛不住酷刑叛变的人以外，其余的全部被杀害，戴老板对沈万山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他。临行之前，戴笠亲自向徐金戈交代，此次行动仍然由“黑马”负责，你们随时按他的指令行事即可。
看来刺杀行动选择在“庆元春”妓院，也是“黑马”一手策划的，徐金戈觉得这次行动倒是很省心，不用自己费脑子，反正照指令行事即可。
助手叶兆明是个富家子弟，战前曾在巴黎留学，也游历过不少国家，他没什么远大抱负，对名牌大学的文凭毫无兴趣，终日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留学五年，正经的本事没学会，吃喝玩乐倒样样精通，还和一个漂亮的法国女郎同居，日子过得颠三倒四，有今天没明天。抗战爆发后，叶兆明突然惊醒，他发现自己尽管行为荒唐，可爱国心还是有的。叶兆明当即遣散女友，收拾行装回国。在重庆，叶兆明拜访了宋美龄女士。叶家和宋家是世交，宋女士一直很喜欢这个小老弟，为他回国参加抗战感到很高兴。当宋女士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工作时，叶兆明毫不犹豫地回答：最冒险的。宋女士微笑着点点头说，那我给你介绍个人。就这样，叶兆明和戴老板见了面，抗战初期正是用人之际，戴老板思贤若渴，当即批准叶兆明加入军统，并保送军统局所办息烽训练班学习，叶兆明毕业后被分配到徐金戈所在部门担任他的助手。
徐金戈对这个助手还是很满意的，叶兆明身手一般，但精通四国语言，熟悉欧洲文化，对上流社会各种礼仪更是烂熟于心。更难得的是，此人生性极好冒险，具有非凡的勇气，并具备良好而稳定的心理素质，似乎从来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徐金戈曾带他去上海执行过几次刺杀任务，叶兆明在行动中表现出过人的勇敢。1939年圣诞夜，徐金戈、叶兆明等几个军统特工在上海西区兆丰公园附近的夜总会袭击了汪伪政权的官员以及汪伪情报机构“76号”的特工。时值圣诞之夜，军统投敌人员陈明楚及“76号”的特工人员正在夜总会的酒吧舞厅里饮酒作乐，叶兆明率先冲进夜总会，向人群一阵扫射，陈明楚当场毙命，保镖们来不及掏枪，顷刻间当场被撂倒了七八个。在徐金戈等人的掩护下，叶兆明趁混乱跳上备好的汽车迅速脱离了现场……徐金戈等人到达安全地点后却找不到叶兆明，原来他趁这会儿工夫又勾搭上一名富商小姐一起参加圣诞舞会去了，而舞会的地点只和刺杀现场隔着一条街……一个从没吃过苦，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富家子弟，能有此等勇气，殊为难得。
此时叶兆明把一个牛皮提包挪到两人脚下，凑近徐金戈耳语：“武器我已经检查过了，子弹也上了膛，注意！我没有关保险，随时可以击发。”
徐金戈微微点头，他打量着室内的陈设向小玉春恭维道：“玉春小姐不愧是洋派女性，这客厅里的家具我敢说全北平也没几套。”
小玉春把两杯咖啡放在茶几上说：“先生过奖了，家具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如今的北平不需要鉴赏家，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
叶兆明一副见多识广的口吻：“路易十五风格也称洛可可风格。法王路易十五执政期间是18世纪，那时形成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法国沙龙文化，由于是少数人的社交活动，所以在空间比较小的房间里，洛可可风格的家具体形较小，也更趋于女性化设计。玉春小姐果然是见过世面的人，选配的家具都能表现出女主人的高雅。”
小玉春惊奇地看了叶兆明一眼道：“这位先生留过洋吧？竟然对欧洲文化如此熟悉。”
叶兆明反问道：“玉春小姐也受过西式教育？从室内陈设到喜欢的音乐，还有喝咖啡的习惯都能表现出来。”
小玉春客气地回答：“先生好眼力，我在杭州文德女中读过书，那是所教会学校，不好意思，让先生见笑了。”
叶兆明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口气说：“可我不明白的是，玉春小姐既然受过西方教育，至少也该是个‘茶花女’，怎么会做了‘杜十娘’在八大胡同安身？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吗？还是出于某种生理原因？”
“先生，到这里来的男人目的都很明确，很少有先生这种带有强烈好奇心的人，敢问先生是什么人，是告诫我‘非礼勿行’的孔夫子？还是爱上茶花女的阿尔弗来德？先生不觉得到这种地方来讲‘礼’有些荒唐？您要求一个风尘女子去读《烈女传》吗？”小玉春被叶兆明的挑衅激怒了。
徐金戈见两人谈僵了，连忙打圆场：“玉春小姐，我这位弟兄不会说话，您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我们是生意人，四海为家，这次到北平办事，听朋友们说‘庆元春’的玉春小姐色艺双绝，名震北平，我等俗人纵是千金也难买一笑，我这兄弟不相信，非要来一睹芳容，至于费用嘛，全凭小姐一句话，我们决不还价。”
“真对不起，我今天约了朋友，他一会儿就到，这位先生的美意我心领了，我看还是再约时间吧。”小玉春冷淡地敷衍道。
徐金戈心中狂喜，看来“黑马”的情报绝对准确，沈万山马上就到，只要他踏进“庆元春”的大门，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黑马”为徐金戈选择的这个刺杀地点简直太妙了。
叶兆明摆出一副轻佻的嘴脸对小玉春说：“没关系，等您那位朋友来了，我会和他商量，毕竟大家要按规矩办，出钱多的一方自然要优先考虑，您说呢，玉春小姐？”
小玉春冷冷地回答：“如果二位有这个胆量，你们可以等等看，不过……我这位朋友脾气不大好……”
叶兆明嬉皮笑脸地说：“他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
“庆元春”门外的街道上是车夫们等座儿的“车口儿”[1]
，车夫们各自坐在自己的车斗里正聊得欢。文三儿凑过去一瞧就乐了，这哥儿几个他都认识，有和自己同一车行的赵二傻，有果子巷“正泰”车行的袁金喜和魏良才，有住在山涧口的张广福，除了这几位，还有个不认识的车夫，这人四十多岁，一脸胡楂子，除了身上穿的那件号坎还新一些，其余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这几位一见文三儿也来了精神，都七嘴八舌地和文三儿打起招呼，语言颇为不雅。魏良才做出一副惊喜的样子喊：“哟，文三儿啊，你可是我亲舅舅，我舅舅来啦。”
别以为魏良才打算认文三儿当长辈，这是北平下层人骂人的圈套，上来就亲热地管你叫舅舅，你还以为占了什么便宜，紧跟着旁边就有人说话了，一句话就把你装进去。
果然，这时站在一边的袁金喜说：“老魏啊，我×你舅舅。”
赵二傻也起哄道：“文三儿，老没见了，听说你娶媳妇了，还是个八十多岁的黄花闺女，有这事儿吗？”
车夫们哄笑起来。
文三儿一点儿也不恼，他乐呵呵地回嘴道：“文爷最近有点儿背，是要饭的掉了棍儿——受狗欺呀。”文三儿在嘴上从来不吃亏，就这一句，把在场的几位都骂了。
这时那个半天没吭声的车夫说话了：“别价呀哥们儿，怎么把我也饶上啦？我可没招你呀。”
文三儿赶紧赔不是：“哎哟，老哥，您甭误会，我可没说您，您也瞅见了，是这帮孙子先拿我打镲，我们哥们儿之间逗惯了。老哥，我看您眼生呀，是新入行的？”
赵二傻介绍：“这是老王，早先住东直门外下关，最近才搬到南城住，你当然没见过。老王，我来引见一下，这是文三儿，您可得留神，这孙子打小就不是只好鸟儿，这么说吧，爬墙头儿钻狗洞，打瞎子骂聋子，刨绝户坟儿踹寡妇门儿，放屁崩坑儿撒尿和泥儿，专揍没主儿的狗，对啦，您家要有什么大姑娘小媳妇的可得藏严实点儿，文三儿长了一狗鼻子，闻着味儿就能寻上门去。”
“赵二傻，我×你大爷。”文三儿骂道。
老王客气地说：“哥们儿，兄弟我初来乍到，到南城来混碗饭吃，还得指您多照应。”
“客气啦，客气啦，南城地面儿上有什么事儿您言语。”文三儿大包大揽地说。
魏良才是给“庆元春”当红窑姐小玉春拉包月的，他的洋车显得很气派，车两侧安着脚铃，是进口的洋货，坐车人用脚一踩就叮叮当当响起来，车前的大灯和车后的尾灯都是烧电石的，车把上有个铜喇叭，车厢是圆形的，上面涂着紫和黑两种颜色的油漆，车身上还包着白铜活儿。坐这种车的都是有些身份的人，在虎坊桥的“西福星”洋车行，这种车的标价为一百七十五元。
文三儿先是假意夸魏良才的新车，魏良才不大禁夸，才几句就咧着大嘴乐了，文三儿的话锋一转，拿老魏开起心来。他问魏良才那个小玉春长得什么模样，老魏说：“一个鼻子俩眼儿呗，别看咱见天儿给她拉车，也没太仔细瞧过。”
文三儿坏笑着给老魏出主意：“没仔细瞧过？那是因为她坐在你后面，你屁股上虽说有眼，可那是有眼无珠，看不见东西。文爷教你一招儿，下次拉上她你就找个窄点儿的死胡同钻进去，走到头才假装发现走错了路，胡同太窄又没法掉头，怎么办？这时候你就转过身来，和她脸对脸地把车倒回来，保管让你瞧个够。”
车夫们哄笑起来。文三儿又建议老魏，每月和小玉春结账时可以少收一些钱，和她睡一宿就全顶了。老魏用烟袋锅敲了文三儿脑袋一下：“你小子也就是个井底下的蛤蟆，没见过多大的天，别看你经常来八大胡同，这窑姐的炕头是朝南朝北你都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深着呢，你要想听，大爷我就给你讲讲。文三儿啊，要是有一天你发了，混出个人模狗样的，你小子肯定不会闲着，八大胡同的窑子都有规矩，你可不能瞎逛，你以为瞧上哪个窑姐了，进门就能脱裤子上炕？门儿也没有，你得按规矩来，新客见了姑娘都是先聊聊报纸上的新闻，谈谈生意上的事，撑死了也就是耍耍贫嘴，打情骂俏。姑娘呢，也就是陪你喝茶嗑瓜子，高兴了还能唱个小曲儿。当然了，嫖客里也有心急手欠的，可你再急顶多也是摸一把，过分了窑姐可就要翻脸了。这么说吧，新客想要住局，甭管您有多少银子，对不起，您歇着吧，那可不是几天工夫就能拿下来的，不光是嘴皮子磨到了，银子也得使到了，窑姐那儿使银子不算，老鸨那儿也得使，把这些通通走到了，您再琢磨上炕的事儿。”
文三儿愤愤地说：“这不是装孙子吗？想喝茶我去茶馆，想听戏咱去戏园子，不为了上炕我上你这儿干吗来了？还不如去寿长街的‘半掩门儿’，好歹是明码标价，进门就脱裤子，完事走人，哪像这儿，银子花了好几天了，连他妈碰都不让碰一下，这不活活要把咱爷们儿急死吗？”
张广福说：“文三儿啊，您要着急就别上这儿来，您去猪圈得嘞，甭说进门就脱裤子，您光着腚去都成，老母猪还不跟您要钱。”
文三儿刚要回嘴，见一辆黑色“福特”牌轿车开进胡同，左右车门的踏板上还站着两个穿黑色警服挎着盒子炮的马弁。汽车停在“庆元春”的门口，马弁拉开车门，里面钻出个矮胖的中年男人，那人似乎漫不经心地向车夫们扫了一眼，文三儿等人都吓得住了嘴，不约而同地低下头去。看样子这是个不好惹的主儿，别的甭说，就冲他看人的眼神，透着一股阴冷的凶光，给人一种感觉，谁要是犯在这人手里，不死也得脱层皮。
那个人和马弁进了“庆元春”后，老魏才敢抬起头来：“哥儿几个，知道这人是谁吗？”
赵二傻“呸”地吐了口唾沫：“当官儿的呗。”
老王咂巴着嘴说：“啧，啧，这人瞧着官儿可不小，又是汽车又是护兵的，谱儿够大的。”
老魏说：“这人可不是一般的官儿，这是警察局长沈万山，和我们小玉春是相好，自打小玉春靠上他，别的客都不接了，您有多少银子都没戏，顶多陪您打打麻将、喝杯茶，想干那个？门儿也没有。哥儿几个，咱们可哪说哪了，嘴上把严点儿，这姓沈的可黑着呢。头些日子，日本宪兵队抓了北新桥汪大人胡同‘永顺成’粮店的姜老板，说他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据说就是沈万山做的局。我有个老街坊和姜老板沾点儿亲，说姜老板被抓的前一天还和沈万山搓了几圈儿麻将，那天姜老板手气好，愣是赢了沈万山五百块大洋，沈万山当时阴着脸走的，第二天姜老板就出了事……”
文三儿幸灾乐祸地说：“姜老板我见过，胖子，中不溜儿的个儿，老挺着个肚子，没见他系过裤腰带，总用两根带子吊着裤子，人五人六的，都是钱烧的，这回可褶子啦，宪兵队是闹着玩的吗？也该让这些有钱的主儿尝尝滋味啦。”
老魏继续说：“姜老板在沙滩红楼的日本宪兵队地牢里溜溜儿待了三个月，老虎凳、辣椒水儿挨个儿尝了一遍，沈万山这时候才出面做好人，保出了姜老板，为这事儿，姜家不知花了多少钱，没有上万也有个几千，人出来了，姜老板也倾家荡产了。唉，姜老板糊涂啊，你缺那点儿钱吗？非要赢沈万山的钱，这叫鸡巴上扛刀子——玩悬的呀……”
沈万山进了“庆元春”的大门就直接上了楼，他的两个马弁照例留在一楼会客室，由老鸨负责招待。身体肥胖的沈万山顺着楼梯爬到二楼时已经气喘吁吁了，当他抬起头准备进入二楼走廊时，却发现迎面站着两个穿长衫、戴礼帽的男人。沈万山心中一惊，额头上一下子渗出冷汗来，他分明看见那两人手里都举着二十发弹匣的驳壳枪。沈万山心里顿时什么都明白了，他来不及多想，闪电般地将右手伸向腰间的枪套……然而晚了，徐金戈和叶兆明的枪口吐出长长的火焰，爆豆般的枪声响起来，沈万山的身体在弹雨中抽搐着滚下楼梯，此时套房中的小玉春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
正在一楼会客室的两个马弁反应奇快，在枪响的一刹那便迅速拔枪在手，向楼上扑去，此时徐金戈和叶兆明正顺着楼梯跑下来，两方在楼梯拐弯处相遇，便同时开了火。近距离的枪战没有赢家，经验老到的徐金戈一个短点射将三发子弹打进一个马弁的额头，而对方子弹也射入了他的大腿……另一个马弁的出枪速度显然比叶兆明快，叶兆明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两发子弹已经打进他的胸口。那家伙身手很是了得，在子弹出膛的同时身子便跃过楼梯扶栏跳到一楼，回身又是一个长点射，趁徐金戈躲避的一瞬间蹿出“庆元春”的大门……
徐金戈回身看看叶兆明，他已经栽倒在楼梯上，胸前赫然排列着两个弹孔，鲜血在不停地涌出伤口。徐金戈试了试他的鼻息，无奈地摇摇头，然后一瘸一拐地追出大门……
文三儿等人正在谈论沈万山，就听见“庆元春”的大门里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夜晚的枪声显得格外震耳瘆人，车夫们都吓愣了，他们呆呆地站在墙根儿下，眼睛都死死盯着大门，谁也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文三儿站的位置离大门最近，他看见一个人影敏捷地蹿出“庆元春”大门，这人手里拿着一支驳壳枪，边跑边回头向大门里射击，枪口发出的火焰在暗夜中显得很醒目，灼热的弹壳迸溅在地上又弹了起来……文三儿被吓得抱住脑袋蹲在自己的洋车前，一动不敢动，他认出开枪的人是沈万山的一个马弁，刚才连沈万山在内一共进去三个人，而现在却只跑出一个，他们显然是遭到了袭击，是谁在追杀他们？胆子也太大了。
就在文三儿一愣神的工夫，“庆元春”的大门里火光一闪，随着两声枪响，那个马弁的身体猛地痉挛起来，他摇晃了几下就一头栽倒……文三儿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到近距离的枪战，他吓得腿都软了，正不知如何是好，却发现赵二傻、魏良才等人已经从地上爬起来没命地蹿出了胡同。文三儿连想也没想，也跟着拔腿就跑，他刚跑出几步又猛地想起自己的车。逃命固然要紧，可要是把车丢了也不是闹着玩的，孙二爷还不扒了他的皮？就在文三儿回身拉车的工夫，“庆元春”的大门洞里一瘸一拐地跑出一个人，那人右手拎着手枪，左手捂着大腿，鲜血从指缝中流淌下来，他艰难地爬上文三儿的洋车，朝文三儿一挥手低声道：“快跑！”
文三儿战战兢兢地哀求道：“长官，您饶了我吧，我是个臭拉车的，这不关我的事儿呀。”
那人火了，他一抬手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文三儿的脑门低吼道：“快走！不然我打死你……”
他的话音没落，文三儿已经拉着车蹿出了胡同口，这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文三儿实在是太怕那人手里的枪了，他边跑边回头看看这位强行坐车的人，总觉得后背冷飕飕的。那人只是简短地吩咐了一句：“去香厂路‘新世界’，快点儿。”
文三儿嘴里应着，脚下拼命地跑着，他心里盘算，从韩家潭胡同到香厂路“新世界”大楼顶多只有一里地，转眼就能到，只要这位爷下了车，天大的案子也跟他无关了，他情愿不要车钱。文三儿这么想着，已经跑出了陕西巷口，正要横穿马路进入万明路北口时，迎面跑过来两个日本宪兵，他们显然已经发现坐在车上的刺客，这人太显眼了，浑身是血，手里还握着枪，别说是日本宪兵，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也能认出这是个受了伤的刺客。两个日本宪兵用日语大叫着，边跑边掏枪，受伤的刺客没有丝毫的惊慌，他抬手就是两枪，子弹从文三儿的脑袋上飞过去，准确地击中了两个日本宪兵的额头，他们被子弹强大的冲击力打得仰面飞出去……
位于香厂路的“新世界”大楼是座外观呈环形的五层大楼，形状与轮船颇为相像，是仿造上海“大世界”而建造的，始建于1913年，由前九门提督陈光远投资，英国人包工建造，1918年开业，当时成为京城的一大胜景，娱乐业的龙头老大，直到1928年国府南迁，“新世界”才冷寂下来，最后竟倒闭关张。文三儿在“新世界”鼎盛时期经常拉客人来此娱乐，对这里很熟悉，不过他从来没有进去过，与其花那三十个铜板的门票钱还不如去买二两酒喝。
文三儿拉着刺客狂奔到“新世界”大楼时，迎面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停下，车上下来两个穿西服的汉子将受伤的刺客扶进汽车。那刺客在钻进车门之前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回头对文三儿说：“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文三儿哈哈腰道：“长官，我叫文三儿，是南横街‘同和’车行的，我们老板是孙二爷。”
那人说：“好，我记住了，你听着，照理说你救了我的命，我该好好感谢你才是，可我现在身上没有钱，这样吧，如果抗战胜利后我还活着，我会专程来找你，兄弟，谢谢你了，你好自为之吧。”
汽车开走了，文三儿呆呆地站在路边发愣，他终于想起来了，这个刺客他肯定见过，那次在永定门的城门洞，就是这个人救了自己，若不是他提醒自己向日本兵鞠躬，自个儿很可能当场就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了，这人姓什么来着？对了，姓徐，就是这个老徐。
过了几天，文三儿听一个客人说，报纸上都登了，警察局长沈万山和两个马弁在韩家潭胡同的“庆元春”同时遇刺身亡，据称，刺客为两人，在枪战中一名刺客中弹身亡，另一名刺客负伤在逃。据一个勘察过现场的警察私下透露，这是连环案，当刺客得手逃走后，“庆元春”又遭到第二次袭击，在这次袭击中，老鸨、门房及妓女小玉春被枪击身亡，沈万山的皮制文件包失踪。据案件调查人推测，这两起刺杀案为同一组织所为，其行动计划极为周密，第一批凶手负责打死沈万山和马弁，然后迅速脱离现场，而第二批凶手的目标很可能是沈万山的文件包，至于杀死小玉春等人是凶手为消灭目击者所做的杀人灭口行为。目前，北平警方及日本宪兵队正在全力追捕，据警方发言人称，此次刺杀行动极有可能是重庆方面军统人员所为……
徐金戈是带伤撤离北平的，在刺杀沈万山的行动中，他的搭档叶兆明中弹身亡，他自己腿部中弹，因流血过多险些丧了命。沈万山那两个保镖也是高手，若不是徐金戈以逸待劳，突然出手，谁死谁活还说不定呢。事后徐金戈回忆起这次行动的细节，不得不佩服那个从未露过面的“黑马”，此人的计划极为周密，他把接应脱身的汽车安排在香厂路的“新世界”大楼的确是个高招儿，因为韩家潭胡同的位置处于密如蛛网的小巷区，汽车在这种地形下很难迅速撤离，对方如果反应迅速，只需在几个主要出口设下障碍，那么刺客只有束手就擒了。这匹“黑马”的确是个特工高手，行动计划安排得丝丝入扣，徐金戈刚刚撤离现场不到两分钟，隐在暗处的“黑马”就发起了第二次袭击，不仅拿到沈万山的公文包，还果断地将一切目击者全部干掉，达到了灭口的目的，然后从容隐去。此人到底是谁？看来军统局内藏龙卧虎，人才济济，“黑马”也许是一个平时不起眼的同事，徐金戈还曾经和他一起喝过酒。由于军统内部的严格纪律，同事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沟通，也不可能有朋友，徐金戈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个神秘的“黑马”是谁。
至于助手叶兆明的死，徐金戈没有太多的伤感，干这行的人最忌动感情，他认为叶兆明是条好汉，但就一个特工而言，他不过是尽了职责而已。徐金戈把这次行动得到的全部奖金通过人事部门转交给叶兆明在国外的父母，以表示作为同事的慰问，从此他不再用固定的助手。
徐金戈靠惊人的毅力摆脱了日本宪兵队的追捕，在内线的帮助下撤离了北平。他在天津杨村的秘密据点里养了半年的伤，伤刚好就收到“黑马”的指令，要他立刻赶到北平，徐金戈心里明白，“黑马”怕是又有新动作了。
徐金戈到北平已经十几天了，他像一头在丛林里觅食的豹子，正在一点一点地接近猎物，这是个慢活儿，绝对急不得。他的猎物不是等闲之辈，而是身怀绝技的日本黑龙会成员犬养平斋。此次行动之前，徐金戈查阅了大量关于日本黑龙会及其主要成员的背景资料，那个神秘的黑龙会渐渐从暗夜里的迷雾中浮现出来……
这是日本最大的浪人团体，其前身为“玄洋社”，成立于中法战争之后，由日本浪人平冈浩太郎创立，也是最早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特务组织。黑龙会出现于1901年，其头目头山满在日本的右翼团体、政界、军界和财界都具有极大的影响，日本军政界的许多著名人物，如土肥原贤二、香月青司、广田等都是头山满的得意门徒。黑龙会的宗旨之一是标榜“大亚细亚主义”，极力策动政府侵略中国和朝鲜，它表面上是个民间团体，党羽却遍布于日本军政界，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势力。黑龙会的总会长头山满没有担任过任何官方职务，其原因是日本没有一个官方职务能适合他的超然地位，连首相要找他商量事情，都要移尊就教去登门拜访，这种地位没有做官的必要。
根据徐金戈掌握的情报，犬养平斋是黑龙会派驻中国的重要成员，他在20年代就以浪人身份潜入中国，从1927年的“济南事件”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中都有犬养平斋的影子。此人与日本政府和军部都没有隶属关系，他只受命于黑龙会总会长头山满，种种迹象表明，犬养平斋是黑龙会派往中国华北搜集情报的总负责人，和日本军部及日本谍报机关是既独立又交叉的关系。徐金戈注意到，犬养平斋虽然长驻北平，但他始终行踪莫测，没有人知道他的住址。据军统驻北平站的内线人员报告，犬养平斋曾租下西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为住宅，但却很少在那里居住，军统情报人员曾试图对他进行跟踪，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结果。犬养平斋以日本浪人的身份广交朋友，上至清朝遗老，下至三教九流，他出手阔绰，一掷千金，生活放荡不羁，热衷于声色犬马，在北平的各种圈子里都有人望。还有一条重要情报引起徐金戈的注意，犬养平斋最近迷上了斗蟋蟀，经常去南城南横街黑窑厂的“同和”车行斗蟋蟀。
“南横街”？“同和车行”？徐金戈飞快地在记忆中搜索着，没错，他听说过这些名称，这些信息似乎是在无意中进入记忆的，需要仔细想一下。
以一个特工人员的眼光看，这个犬养平斋绝对是条大鱼，他掌握着黑龙会在中国惨淡经营多年的情报网，这个极有效率的情报网独立于日本情报机关之外，十分隐秘。换句话说，假如日本战败，犬养平斋的身份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只是个日本侨民，按照国际法原则，你无法把他列入战犯加以逮捕和审讯，按“黑马”的指令，对付犬养平斋最好的选择是秘密绑架或是干脆干掉他。
徐金戈认为，对于犬养平斋这种危险人物，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消灭他，对于其他手段他不感兴趣，也没有必要使操作复杂化，既然“黑马”给了他两种选择，徐金戈当然要选择最容易的操作方法。
他终于想起来了，那个形象猥琐、胆小如鼠的文三儿就是“同和”车行的车夫，上次在韩家潭胡同脱险多亏了文三儿，他还欠着文三儿一份人情呢。
孙二爷这几年岁数大了，人也变懒了，每天遛鸟儿、喂蛐蛐儿、喂金鱼的事还是由文三儿代劳。干这些活儿也并不轻松，早晨遛鸟儿回来，文三儿先要喂蛐蛐儿，再给蛐蛐儿罐儿里换上新鲜的湿土，不然蛐蛐儿会生病。忙完蛐蛐儿的事又该喂金鱼，给金鱼缸换水了。喂金鱼是件麻烦事，金鱼要吃活食儿，文三儿还得去金鱼池那儿买鱼虫儿。龙须沟有个老头儿以卖鱼虫儿为生，他每天上午在金鱼池的天坛北墙根儿摆摊，文三儿得到那里去买。他拎着鱼虫儿罐儿从南横街出发，要顶着毒日头走四十分钟才能买到鱼虫儿，这滋味比拉车也强不到哪儿去，要不是看在钱的分儿上，他才不干这碎催活儿。
文三儿在金鱼池买完鱼虫儿就不想动了，他早晨没顾上吃饭，这会儿已经饿得直冒虚汗。他四下望望，发现路边有个卖烧饼馄饨的食摊儿。最近北平的市场稍微活泛了些，不少传统食品摊儿又开始恢复了，只要有钱就不一定要吃混合面。文三儿摸摸兜儿，一咬牙要了四个烧饼，一碗馄饨，用了不到五分钟就全部倒进了肚子，他心满意足地打着饱嗝儿松开裤腰带。只要是吃饱了饭，文三儿到哪儿都是这套动作，他没觉得有什么不雅。在文三儿准备结账时却遇到了怪事，摊主说：“老哥，您的账有人替您结了。”
文三儿身子一歪，差点儿从板凳上摔下去，长这么大他还没赶上过这种事儿，天上还真掉馅饼了？文三儿连忙四下看看，是哪位爷替他结了账，这一看不要紧，他的一声惊呼顿时就卡在嗓子眼儿里了，他发现上次在韩家潭遇见的刺客正大模大样地坐在他的车座上……一股凉气从文三儿的后脚跟向上直冲脑门儿，他的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眼睛也有些发直，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徐金戈微笑着和文三儿打招呼：“文三儿啊，好久没见了，我还挺想你的。”
文三儿本能地感到，这位老兄来找他绝没有什么好事，这烧饼馄饨也不会白吃，和这种人打交道实在是太悬，随时有可能捅出大娄子。真他妈邪门儿了，这辈子好事儿从来没赶上过，倒霉事儿倒是老缠着他。
文三儿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大哥，您来啦？”
徐金戈笑道：“文三儿，你紧张什么？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包你的车，你不愿意吗？”
文三儿哪敢说不愿意，他顺从地抄起车把：“大哥，您去哪儿？”
“你就叫我老徐吧，好久没来北平了，想在城里逛逛，你随便走吧，去哪儿都行。”
文三儿拉起车的时候腿还在哆嗦，他生怕这位爷又惹出什么事来，他腰里十有八九掖着家伙，要是碰见日本宪兵，这位爷随时有可能掏出家伙撂倒几个，看样子他和日本人有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姓徐的偷了驴，让文三儿拔橛子？这种傻事儿他可不想掺和，可话又说回来，不去行吗？惹恼了姓徐的，也照样是吃不了兜着走，文三儿还真是左右为难。他想起孙二爷的金鱼还没喂，他得先把鱼虫儿送回车行。徐金戈表示无所谓，他反正是闲逛，去哪儿都行，这一路上徐金戈似乎没什么正经事儿，只是和文三儿东拉西扯地闲聊。而文三儿见徐金戈不像要惹事的样子，也渐渐地放下心来。
至于文三儿的嘴，车行里的老伙计们早有评价：这小子心里搁不下事儿，嘴里藏不住话，是叫花子养兔子——人穷嘴碎。从金鱼池到南横街不过四十分钟的路，徐金戈从文三儿嘴里知道了很多他需要的东西。
徐金戈临走时扔下十块钱，文三儿没见过出手如此大方的人，他当时被一口气噎住，差点儿背过气去：“大哥……这……这是给我的？您真是太客气啦，其实用不了这么多，要不您再拿回去五块？”
徐金戈冷冷地说：“文三儿啊，你知道这钱是什么意思吗？明说吧，就是买你小子这张嘴，把钱收起来，给我把嘴闭严喽，你要记着，从今往后不管在哪儿遇见我，都要像不认识一样，除非我找你，听见没有？”
文三儿忙不迭地收起了钱，把头点得像鸡叨米：“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您放心，我不认识您，我压根儿就没见过您，我从来就没从您这儿拿过钱……”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说着说着就说秃噜了嘴，什么钱不钱的！对了，你说那个陆中庸喜欢去的茶馆是什么字号？”
“广义轩，在西珠市口大街路北，门脸儿朝南，掌柜的叫……”
“行啦，行啦，我知道了，我看你话又多了。”
陆中庸有个习惯，他喜欢在茶馆里写稿子，环境越闹他越有灵感，反之，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报社里专门给陆总编准备了一张巨大的樱桃木写字台，奇怪的是，陆中庸只要趴上去就会打瞌睡，这张写字台似乎具有催眠效果。
陆中庸近来心情不大好，他被吓着了，以至于夜里经常做噩梦。他所加入的“新民会”看起来是个亲日的民间团体，实际上被日本占领当局牢牢控制着。按日本宪兵队的要求，“新民会”的成员必须要监督举报市民中的反日言论及行动，还要定期写出书面汇报。这是件得罪人的事，陆中庸实在不愿意干，他是个胆小的文人，谁也不愿意招惹，他只想当日本人的顺民，并不想和自己的同胞过不去，可宪兵队也不是好糊弄的，若是不表示一下，日本人会怀疑你的合作诚意。事情是明摆着的，别人都在吃混合面，你陆中庸却有特殊配给，大米白面始终没断过，总不能便宜都让你占了，人家要你帮忙的时候自己却一毛不拔？这说不过去。
陆中庸在《京城晚报》时的一个同事经常在私下里议论时局，还偷听重庆方面的广播，有一次和陆中庸一起喝茶时还劝他不要为日本人做事，国民政府早晚还会打回来，到那时戴个汉奸帽子实在是不值得。陆中庸考虑很久，最后决定行使一下“新民会”会员的职责，他向日本宪兵队举报了这件事，这位同事当即被捕。陆中庸本以为此事就算过去了，谁知日本宪兵队竟通知他去审讯室和那位同事对质，因为他拒不承认自己的反日言论。当陆中庸在审讯室里见到这位老同事的时候，他被吓得差点儿昏过去。老同事的双腿已经被老虎凳压断，他浑身是血，面目血肉模糊不可辨认，一个光着膀子的日本宪兵正在专心致志地用老虎钳把他的牙一颗一颗地拔下来……这件事对陆中庸刺激极深，平心而论，他和那个同事无冤无仇，甚至还是朋友，他只是想讨好日本人，并不想要老同事的命，谁知后果竟如此严重。陆中庸本是个胆小的人，内心里从来没想过和杀人的事沾边儿，他算是明白了，日本人干事就是这么认真，谁哪怕是口头上反对他们而并无实际行动，也敢要了人的命。后来陆中庸听说这位同事被宪兵队枪毙了，他当天就发起了高烧，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星期。
如果说陆中庸以前为日本人做事是出于投机，那么通过这件事，陆中庸算是明白了，他不可能反抗日本人，他为日本人做事是出于恐惧，日本人太横了，惹不起啊。
陆中庸知道有很多人恨他，把他叫作汉奸，他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什么叫汉奸？都说吴三桂是个大汉奸，那林则徐算不算？一个汉人却做了满人的大官，怎么没人说他是汉奸？甚至还被说成是民族英雄。照陆中庸看，这两人的区别在于时间上，吴三桂投清早了些，老百姓的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他自然要多担些骂名，要是晚个几十年，吴三桂兴许就是国之栋梁。清朝入主中原，汉人一开始当然不大习惯，自然要折腾一下，喊喊反清复明的口号，一旦天下大势已定，汉族文人还不是争先恐后地应科举，入仕做官，见了满人皇帝也照样诚惶诚恐地三叩九拜，山呼万岁。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人嘴两张皮，当然是怎么说怎么有理，陆中庸才不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如今既然是日本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闹不好也像清朝入中原似的，二三百年就下来了，中日成了一家人，到那时还有汉奸一说吗？中国的老百姓啊，说到底就是眼皮子浅。再者说了，也不能排除有些人是出于嫉妒，“新民会”就这么好入？是个人就能参加？非也，日本人也要看看你的身份，是不是有头有脸儿，是不是栋梁之材。像什么拉洋车的、扛大个儿的、贩夫走卒、街头的乞丐、窑子里的“大茶壶”，想入“新民会”？门儿也没有，日本人可丢不起这个面子。
“广义轩”茶馆是陆中庸常来的地方，茶馆的楚掌柜知道陆中庸是《新民日报》的总编，日本人的红人儿，是个惹不起的主儿，于是一心想巴结他，便把靠窗户的那张桌子定为陆总编的专座儿，不管有多少客人，只要陆总编不在，那座儿永远空着。
陆中庸这两天正为写一篇文章而苦恼，听说在日本的北海道最近挖掘出一座古墓，出土了几个中国南宋时期的蛐蛐儿罐儿，上面还有彩绘的春宫图。陆中庸灵感忽至，打算写一篇关于中日两国友谊的文章，题目也起好了，叫作《逝去的战争》，听起来很刺激，其实他所说的战争是指远在唐宋时期中国诗人和日本和尚之间的蟋蟀之战，陆中庸以此来论证中日两国的友谊交往源远流长。
陆总编最近脑子不大好使，总像是一盆儿糨子，才写了几行字就卡壳了，怎么也理不出头绪来，正在抓耳搔腮，忽然听见身后有人问：“对不起，敢问这位可是陆中庸先生？”
陆中庸转过身来，见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中等个子，穿着一身做工考究、剪裁得体的藏青色三件套西装，系银灰色领带，头戴蓝色呢制礼帽，此人看打扮就是个有身份的人，陆中庸连忙站起来，双手抱拳道：“在下陆中庸，先生是……”
那男人自我介绍：“鄙人徐东平，在南京政府财政部供职，此次来北平是因为公事。”
陆中庸打量着对方：“南京财政部，您是汪先生的人？”
“在汪先生手下混碗饭吃，惭愧了。”化名为徐东平的徐金戈恭敬地鞠了个躬。
“哪里，哪里，徐先生过谦了，汪兆铭先生是当今伟人，是中国的一面旗帜，没有汪先生的努力，就没有今天中日亲善的局面，鄙人对汪先生是仰慕已久啊。”
徐金戈做了个手势道：“陆先生请坐，恕我冒昧，刚才我听到茶房称您为陆总编，便猜到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陆中庸先生，我经常读您的文章，和您神交已久，很佩服先生的学问和文采，希望和您交个朋友，所以就忍不住贸然打扰了。”
陆中庸听得心里很是受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徐先生，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嘛，如有用得着陆某的地方，徐先生尽管吩咐。”
徐金戈招呼茶房撤去陆中庸的旧茶，换上最昂贵的武夷山“大红袍”，陆中庸道：“真不好意思，让徐先生破费了，改日我请您去‘全聚德’吃烤鸭。”
徐金戈说：“如今这年月，能享受一天是一天，以后怕是享受不到好日子了。”
“徐先生这话是怎么讲？似乎对时局很悲观呀。”
“陆先生，您难道不为时局担忧？别忘了，您和我这碗饭都是日本人给的，日本人要是不行了，我们也就完了。您听说了吗？俄国人已经逼近柏林了，如果不发生奇迹，希特勒先生恐怕是回天乏力。太平洋方面的战事也很糟糕，美国人的轰炸机已经直接轰炸东京了，据您看，日本人还能支撑多久？”
陆中庸淡淡一笑道：“此言差矣，徐先生大可不必悲观，您只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因此对时局的估计难免悲观，其实不然，对于中国来讲，眼下时局恰如在下的名字，中庸……”
“哦，愿闻其详。”
“事情是明摆着的，此次世界大战无非是两大阵营，同盟国对轴心国，这么说吧，不管欧洲和太平洋打得有多热闹，不管将来哪个阵营获胜，咱中国都是战胜国。您想想，重庆的蒋先生是同盟国一边的，而南京的汪先生则是轴心国一边的，他们两人都代表中国，都是政府，谁打赢了都是中国赢了，割地赔款的事断不会发生，胜者王侯败者寇，蒋汪两位先生各押各的宝，各下各的注，输了赢了是他们个人的事，可中国还是中国。汪先生的‘曲线救国’确是高招儿，蒋先生的‘抗战不到最后一刻，决不轻言牺牲’也是大有深意，就像大街上两个人打架，一个瘦小枯干，一个五大三粗，旁边还围着一群看热闹的。那瘦小枯干的主儿只要咬住牙坚持个两三回合，最好还被打得鼻青脸肿，这时就会有人看不下去了，您放心，好打抱不平的主儿什么时候都有，一旦有人挺身而出，得嘞，您就用不着打了，自然有人替您出气，关键是头几回合您得撑住，不然就没下面的戏了。这蒋委员长玩的就是这招儿，结果怎么样？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都卷进来了，蒋委员长倒踏实了，他不着急了，和日本人干脆进入了‘相持阶段’。高啊，真是高，蒋汪两位先生都是高人，联手玩了个‘中庸之道’，一下子把两大阵营都搁进去啦……”
陆中庸的高论听得徐金戈一阵犯愣，这种理论他还是头一次听说，真不知陆中庸是怎么想出来的。照他的意思，蒋汪两位先生可能是事先就设好了套儿，打算和世界上几大强国玩“过家家儿”的游戏，“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玩着玩着几大强国就掐起来了，蒋汪两位先生倒在一边看起了热闹。真是匪夷所思，难怪陆中庸愿意当汉奸，闹了半天他有自己的一套歪理，甚至认为自己也是这场“过家家儿”游戏的参与者，也在“曲线救国”。徐金戈很想一枪崩了陆中庸，这种人留着除了给中国人丢脸，别的什么用也没有，若不是行动计划的需要，徐金戈早就出手杀了他。
徐金戈放声大笑起来：“高论，高论，陆先生关于时局的高论果然是有见地，徐某受益匪浅，佩服，佩服，您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陆先生，咱们说定了，今天晚上我来做东，您可不许跟我抢，说什么也得给我个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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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口儿”是北平洋车夫们的行话，指商家或消费场所门外为等候客人的车夫们指定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