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你查一查那一年的日历，这天准是星期六。要不是，那就是我记错了。
那时我正在师范读三年级，前两天我和好朋友德全计议这天去北京。借班长的自行车，由德全驮着我，骑车去北京。在此之前北京我去过两次，德全去过一次，都是坐火车去。北京离我们学校一百二十里，也有人说是一百里，总之就这么远，那时我和德全也不十分明确具体的里程，并且现在也不明确。
星期六上午便已无心上课，我和德全逃了两节课回宿舍收拾行囊。我们的行囊是借同学的一个棕色中型人造革背包，里面装上各自的一身秋衣秋裤。这时天气还热，只汗衫单裤足矣，但我俩的计划中包括在街头露宿（没钱住旅馆呐），故这秋衣秋裤是有备无患。装一瓶冷开水路上喝；装两个馒头，路上吃；还装了什么零碎现在已经记不得啦，反正是装得鼓鼓的一个背包。同时我还装进去一件武器——一把真正的弹簧刀。装弹簧刀时德全很反对，说是怕警察给搜出来。我说这是为了防身，否则若遇小流氓欺负咱们怎么办？何况咱又不做坏事就是让警察搜出来也无妨。
德全仍是反对，但终归拗不过我，弹簧刀还是装了进去。弹簧刀极其锋锐，拍拍鼓鼓的行囊，我的胆量壮了不少。
星期六下午没课，全是自习，一般情况下有事可以请假的。临行前我俩找到班主任请假，班主任很不愿意放我们，但他知道不准假又不行，我俩从来没听过话，所以他沉吟了一番没表示反对而是语重心长地说：“别惹事，见事躲着走；别管闲事，遇着欺负就忍就躲。再有就是骑车注意安全。”我俩一一点头答应下来，并做了保证。然后班主任又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俩很感动于班主任的态度，就保证说决不会耽误下星期一上课。班主任说这样才好；否则一耽误课影响就不好了。
记得十分清楚，我和德全匆匆吃过了午饭，正是中午十二点四十分，骑上了车出发。
太阳很烈，但一点也不觉得。起初，公路与铁路并行，后来不知何时岔开来。直到觉出许久不见火车才发现此时公路早已与铁路分开了，心里便不十分踏实，似乎是只信任铁路才通往北京似的。
这样行了几十里，德全看看手表说出发两个小时了，估计已走了五六十里。我俩都很振奋，这不是已经行了将近一半了么？
忽然前面出现了岔路，也没有路标。我和德全犯难了，该走哪一条呢？投目四望，此时正是中午未尽，不见一个闲人；再举目，也看不见村庄。我俩停了车子，踌躇了一番，最后决定走左边的一条。德全的理由是：刚才过了三次汽车，都是走的左边这条路，试想一定是通往北京的公路车才会多。
我又补充上一条理由：左边的这条路比右边的这条路稍宽些，路旁的树木也粗大，可见年代已久。
于是便重新上车，奔左边的公路前行。不久证明我俩的判断没有错。
又行了大约十几里路，遇到了一个二三里长的漫坡，德全弓起了身子使劲骑，车速还是慢了下来。德全骂了一声，屁股离开车座，把周身的重量加在两只脚上，像鸡捣米一样拼全身的劲来骑，样子非常难看而可笑。但我不敢笑，怕他罢工。
“怎么回事呀？这么费劲！”德全莫名其妙，问我。
“上坡嘛！下坡就好骑啦。”我稳坐车后给他解释。
但车子愈发难行，且咯噔咯噔颠起来，德全再也驾不住了；骂一声跳下车，差点把我扔个跟头。他照车子大梁上踢了一脚，然后发现原来车的后胎瘪了，一点气也没有了。
“扎了！”德全丧气地嘟囔了一声，满脸流汗。
没办法，推着走，往前走。现在离北京不比离学校更远，决不能走回头路，何况来时一路也没见有修车摊，往前走说不定还会有修车的呢！
“你抬着车后架，别让轱辘沾地，要不就得把车内胎压坏了，咱怎么还人家？”德全说。
我依令而行。但走上不到百米，我抬车的手腕就累得受不了了；换了只手，又走不多远，也支持不住了。我一松手，车子落地，说：“这得累死我，坏就坏，一辆破车，咋那么小气！”
德全说：“你来推车，我来抬。”我就上前推车，由德全来抬后架，但他也没坚持多久便败下阵来。德全说：“这样走太别扭，所以累，还不如咱俩轮流来扛！”
我说对，便扛起车子。这样可好，车骑人。
一段一段轮流扛下来，都快累瘫了的时候，进了一个小镇，看见了修车摊，顿生一种遇见了救星的心情。
修好了车子继续上路。这时候的北京比我们刚出发时仿佛更觉遥远。
因为累，所以德全骑着车子无法做匀速运动，也就无法以行驶的时间来测定路程，我们只感觉到太阳不可挽留地一直往西偏。
当太阳偏到只剩下一竿子高时，忽然意识到路上的行人不知何时多起来了，路面也有所加宽。往路两旁看，比比皆是的高大的“井”字形高压线塔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景观。
德全喜道：“快到了。”蹬车的脚便似乎添了力气。
又上了一个漫坡，路上行人更多。德全向一个与我们并行的姑娘打问一声：“请问大姐：这里离北京还有多远？”
姑娘很蔑视地白了我们一眼，教训般地扔了一句：“这里就是北京！”猛蹬两下冲到前面去了。
我和德全尴尬得目瞪口呆，同时很为没能确认这位姑娘的北京人身分而深为抱歉。
没想到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进了北京，一路的辛苦竟没能发展成极目眺望北京的欣喜，我和德全顿生一种空落。这时太阳只剩下半个脸了。
终于前方出现了警察的岗亭。德全停了车子，说不能再驮我了，城里的自行车不准载人的，要我坐电车。我俩商定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口相会。
德全骑上车子先走了，我徒步走了几百米才找到无轨电车站；上了车，中途又倒了次公共汽车，终于在八点过十分时到了北京站。又等了半个小时，德全也到了。我俩执手相握，心中仿佛平生第一次进京的感觉。
每人买一瓶汽水两个面包，吃罢喝罢，茫茫然然地商议去哪里玩。天已这般时候，还能去哪里？我忽然灵机一动，说：“咱们去坐车吧，随便坐上一路车，一直坐到终点站，沿途观看北京的夜景。”
德全说好。
我俩便上了公共汽车，也不管是几路。时间已经是晚间九点，又是起始站，上车的人不多，我俩很从容地选择了靠窗的位置，一路坐过去。两侧的街灯煞是辉煌，路旁的行人煞是匆忙，年轻姑娘们煞是漂亮。那时街边各类建筑上的霓虹灯和彩灯不像如今这么频繁，但给人的感觉却是那时更为灿烂，真是别有一番风景！我跟德全说这比逛公园和动物园还有意思。德全然之。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公共汽车开过一个拐弯时，我趴在车窗上看见人行道上一个和我们一样年龄的、非常漂亮的女孩，穿着极高的高跟鞋和极短的裙子，脸蛋雪白得十分鲜明。
汽车到终点后我和德全兴犹未尽，我们便又坐上另一路车看过去。到了另一处终点之后正看见地铁车站，德全便要去坐地铁。我不想去，地铁我第一次来北京时已经坐过，没什么意思；但德全没坐过，非要去，只得依他。
地铁里十分凉爽，人也不多，我和德全坐上之后不久，便都睡着了。地铁行驶得太平稳了，我们就像睡在床上一样，甚至做起梦来。
梦里不知花落多少。
被人摇醒时我恼怒道：“干什么？困死了！”
头上啪地挨了一记，不重，却足以让我睁开眼来。我看见面前立着一个穿警服的人，而德全的跟前也站着一个，两个警察的后面是一个漂亮的女地铁服务员。
我向女服务员白晰的脸庞投去求助和询问的目光，女服务员大概刚刚中学毕业参加工作，看我时竟有些怯生生。她说：“早已到了终点站，你们俩为什么不下车？”
我说：“你要是摇醒我们，我们怎么会不下车？”
看住我的警察说：“别废话，跟我们走。”
我跟警察出得门来，女服务员却没有跟来，顾自在车内打扫开了卫生。
地铁站的候车厅内已空无一人，寂寥得很。看来地铁真是早已到了站，而我俩睡得太死了。
我们被带进地铁派出所，两个民警先对我俩搜了身，然后命令我们将惟一的背包打开，将里面的东西倒在桌面上。我打开拉链，迟疑着说：“没有什么呀。”一边往外拿着东西。剩下最后几件时，我停了手说：“都是零碎了。”
一个民警便上前，拎了背包的底一抖，哗啦啦，弹簧刀赫然昭示在桌面上。
民警眼疾手快抢在手里说：“刀……”
一个民警便把我带进另一个房间，我知道这是要把我和德全分开审问。
我要哭。
这时又进来一个民警，两个人便开始审问。都问了些什么我实在是记不得了，因为当时怕得要死。大概是问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多大年龄做没做什么坏事情？中心围绕在弹簧刀上，要我讲出带刀子想干什么。
我反复说带刀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干坏事。
民警表示不信，并开导我要讲实话，否则于我没有好处；又指墙上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最后不知怎么想起来从兜里掏出学生证，打开递上去说：“您看看，我一个学生，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怎么敢来干坏事？”
民警看了，与另一个对视了一眼说：“真是学生。”然后对我说：“你既然是学生，怎么一点法律也不懂，你已经违法了知不知道？”
我说：“是。”
民警说：“你知道你怎么违法了吗？”
我说：“是。”
“是什么是！”
我说：“是。”
我一听“违法”两字以为得逮捕，我的脑袋都懵了，不“是”才怪呢。当时我没能把“违法”和“犯罪”两个词语闹明白。
民警将我带到另一个房间里，一指墙上的一张布告，说：“看看。”便出去了，一小会儿之后又回来。
我看了三遍，才明白这是不久前发布的一个关于枪械及刀械的管理规定。上面有一条明文规定不准携带弹簧刀外出，否则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规定》论处。
我傻了。我说：“我没有看过这个布告。”
民警说：“那就好好看看。”语气缓和了。
这时又进来一个民警，看样子是个头儿。果然民警向我介绍说：“这是我们所长。”
我赶紧说：“所长，我不是坏人！”
所长听了民警讲了我的情况，说：“给个警告处分。”又转向我，“给你一个警告处分，你服不服。”
我说：“服，服。”。
所长便走了。
民警便坐在桌前写处分，一边写一边说：“你要不是学生，这次怎么也得拘留你半个月。”
我说：“是，是。”
民警写完，递给我让我按手印，签名。我按好、签好，央求道：“您……可别告诉我们学校。”
民警说：“行，不告诉。”
然后德全也被带了进来，我俩对望一眼，什么也不敢说。民警说：“现在你们把这张布告背下来，就可以走了。要是一天背不下来，就一天不让你们走。什么时候背下来什么时候走。”说完就跟另外两个民警很带恶作剧地挤挤眼。
另外两个笑说：“快背。”
这时候我已经不害怕了，就和德全站在布告前背。所长也进来了，民警对所长说：“让他们背布告哩。不背下来不让走。”
所长便也笑了，然后四个人便幸灾乐祸似的看着我和德全背布告。我想在他们心里，一定认为要把这么一张布告从头至尾背下来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任务了！
可我只念了三遍就背下来了！我先在心里默诵了一遍，然后转身汇报：“我背下来了。”
“什么？背下来啦？！”
四个人几乎同时惊讶起来。所长说：“背！”
我就背。背完一遍，那个自始至终负责审理我的民警说：“再背一遍。”说完，他站到布告前，我一边背，他一边一字一字地和布告对。结果，无误。
这时德全也说背下来了，便又让他背，也是无误。
四个民警脸上不禁显出一些佩服的神色。所长拍了拍我的肩说：“去吧，回学校好好念书。”
我和德全唯唯诺诺。
负责审理我的民警最后负责将我俩送出地铁站，哗啦啦响着钥匙开了地铁的大铁栅栏门，又哗啦啦响着在我们背后锁好。
街边的路灯鬼眼般亮着，我和德全到了寂静的街上，脚下没根似地走出十几步，才意识到往哪里走成了问题。
此时我俩除了知道刚刚落难的这个派出所的名字之外，对周围的一切一无所知。我俩试探着朝大街的一端走了一段，竟感觉四周渐有荒凉之意，细看街的这一面是一些参差不齐的平房和小建筑，而街的另一面竟是庄稼地！
我俩方明白此时此地已置身于北京郊外了。
德全看看表，是夜里两点半。夜气潮湿而阴凉。
幸亏带了秋衣秋裤，我俩找了一个黑暗的拐角，打开背包匆忙将秋衣秋裤穿上身。其实我俩用不着考虑避人，街上根本没人。但我脱下外衣心头竟可笑地闪过害怕被警察抓住的念头。
穿上秋衣仍觉得冷，我俩抱着肩往回走，又经过地铁门前。走过去，见到了公共汽车站，再走，便入市区了。但我们害怕迷路，不敢走得太远。只在这一段路上徘徊。到了早晨四点多时，我俩仍在地铁站附近。
街边有一个小吃铺，一个老头已经起床咳着痰生火了。我俩过去要求买一些东西吃。老头不卖，老头说自己只是为这家小铺守夜，不敢擅自卖东西，否则主人会起疑心。我俩央告良久，老头仍是不肯。但老头动了恻隐之心，端出两碗热开水让我俩喝了以暖身体。我俩捧着碗咕嘟嘟喝下，胃里一阵暖和也一阵空洞洞地难受。
老头告诉我们：此地离北京火车站至少有五十里，或者不止，他也说不太清。
我俩再三感谢了老头，便商议了一番，决定仍坐地铁回北京站。
早晨五点十分，地铁首班车发，我俩买了票上车，检票时我心里嗵嗵跳，生怕被审我的警察撞见。
地铁很快，六点多钟时，我和德全已站到了北京站的广场上。我们直到此时才顾得上体会一下沮丧的心情，在此之前我俩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心情。
我说：“真倒霉透了。”
德全说：“全怪你不听我话，我说不让你带刀你偏带。那张布告几天前我就看过，咱们学校门口就贴了一张呢！”
我埋怨道：“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是告诉我布告的事，我就不会带了。”
德全说：“我想你也看过布告哩。就贴在校门口，你会没看到？”
我们停止了相互埋怨后，我说咱们好好玩它一天吧，否则也他妈的太冤了。
德全说对。
我俩便上公共汽车直达北京动物园，看狮子老虎驼鸟大蟒，便将派出所和处分抛在了脑后。
将动物园看了个遍，我俩又前往颐和园玩了一遍，花掉了身上并不多的钱。颐和园里胸挂相机的老外很多。
曾见一个老外逗一个中国小孩玩，还主动给这小孩和他年轻的妈妈照相，那年轻妈妈很漂亮。我和德全很有兴致地驻足看，老外也向我们投以很友好的眼神。我和德全差一点跟老外搭上话，但最终还是没能鼓起勇气。过后德全说他是怕自己讲的英语老外听不懂。
我俩都想如果与老外搭上几句话就可以让他也给我们照两张相，不过又想，即使照了老外恐怕也没法寄给我们，这样一想也就不觉得可惜了。
玩过了颐和园，天已黑了。我俩重回北京站，钻在人堆里过夜。水泥地面晒得热腾腾，我俩歪在地上进了梦乡。十点多钟时有警察来轰了，我俩随着人群一起挪到广场边缘警察不管的地方接着睡。
夜里一点钟，德全摇醒了我，说该走了。我俩便揉着眼去存车处取了车子，德全驮上我上路。
渐渐便出了市区，进入了黑暗里。我们要赶一百多里的夜路。
路上极少行人，我记得直到天将明时，我们行了将近百里，只遇到过三个骑自行车往北京卖菜的小贩。
路旁的田野里却时时传来拖拉机轰鸣的声音，那是在耕地。这耕地的声音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整个世界的客观存在。
我坐在车后，困极了，止不住地打盹，有好几次差点摔下车去。德全因为骑车运动的缘故，倒是抵御住了困意。
我的困意持续了几十里路，天将明时困意才过。
早晨六点十几分我俩抵达了学校。我们下了公路，翻过铁路，又过了一里长的一段田间小路，便抄近路到了我们学校的后操场。我校的晨练时间是六点十分至二十分，我和德全的车子骑上操场时，大家正在跑步。所有的人都在看我俩，知情者便向旁人充当解说，我们能感觉到一些目光里的好奇、羡慕和佩服。
但我俩此时实在是没有英雄凯旋的心情。
我们此时甚至都顾不上体会本班女生投向我们的目光……
至于当我和德全度过了没事人的几天之后，教育处主任突然将我传到教育处（此时那个派出所的公函寄到了学校，我的那张警告处分已到了教育处主任的手里），我开始一次次做检讨写检查，并在此后的一个学年里处处改造自己、争取毕业时将这纸处分撤销，这便都是后话了。
一年后，毕业典礼的大会上，专门有一道程序，就是宣布撤销我的这个警告处分。同时宣布撤销处分的还有外班的另外两个同学，我没有记住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