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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历战争年代 第二章 将军梦

这个声音还是那么讨厌!当年的手下败将都成了将军。哪次见面他都显摆显摆,哪壶不开提哪壶,真是讨厌。

是啊,我怎么就错过了将军呐?怎么错过的?

离休那年是六十五岁,正师级?嗯,军区军械厂是副师级单位,是副师级,我是抗日干部按师级待遇离休,军龄52年。对,军龄算错了,明明规定“参加革命工作”就算,我儿童团团长哪两年没给算!待遇不待遇没什么,少算了对革命的贡献这得和组织说说清楚。

也就是政治部的那个老家伙太没有水平,蛮不讲理。“你十三岁就是团长了,五十五才到副师,说明你对革命贡献太小,给革命的贡献还没有吃组织的多,多算两年也是算你多吃组织两年。”

听听多不讲理?气得自己指着他鼻子大吼:“以后别来我家蹭酒……”。

我怎么就多吃组织的了,十年厂长,响应“军队为经济建设服务”,我带着全厂职工积极承接民品加工,开发压力锅啊、滑板啊……。哼哼,一边照顾精神失常的妻子,一边开拓市场,年年都是上缴军区利润第一,怎么就贡献小了?

照顾精神失常的妻子三年,还是没有照顾好,失去了她。那年我成了右派,妻子是归国华侨有海外关系。抓走妻子那年,小女才三岁……,再见时,妻子已经疯了一年了。一想就痛心,还是想想愉快的吧——是怎么认识妻子?对,在军区总医院。

妻子是军医,技术很好,记得她说,她父母是马来西亚华侨,父亲叫张阿水,一个南方很土气的、叫这个名字的人很多。

那时,她是我的主治医生。叫张胜男,她自己起的,名字霸道,人漂亮!一见她就觉得自己的心啊,不争气地怦怦乱跳,自己住院三个月就好了,为了她,硬是又赖了一个月才出院的。还是邀请她看了一次歌剧《白毛女》,才有机会握住了她的手,握住了就没有再松开过!那年我32了,她30岁,我觉得她就是为了等我。

那些年啊,如果世间有神仙,我过得就是神仙般的日子,把自己的心,美的好像总是在飘着!哈哈,指甲再也没有过黑泥,她都是用针一点一点剔掉了,就是每一次剔泥都觉得她在考验我的革命意志。不会做饭?小事,咱会!不会缝衣服,小事,咱也会……。

简简单单结了婚、成了家,简简单单上班、下班,简简单单有了第一个孩子、第二个、第三个。快乐的日子过得总是那么快!人生有这样一段,断条腿也值得!

嗯!还真是断条腿才住院的。

刚刚从军事学校毕业,提拔到军区参谋部,最年轻的侦察参谋啊!大演习的时候,救了一把战友,就把腿弄断了,还是粉碎性的。无奈离开作战部队,转去军械厂,断了条腿也断了将军梦啊。

救的就是哪个后来当了将军都忘不了显摆的、讨厌的家伙。政治部的老家伙说的真对,组织对我真是深厚,三年的军校培养白费了。

要说还有原因,就是战功太少了。

53年,自己好不容易轮到出国作战。只听了一次炮响,就停战了!白去了!就看对面的美国兵帽子扔了,衣服也扔了,有的枪都扔了。

有个家伙拎着啤酒就跑过来了,当时我是这个阵地的最大干部——排长,硬着头皮前去交涉。听着他半天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汉字真累,后来才搞清楚这个满头金发的家伙叫赖恩,是他们营唯一会汉语的,志愿军的翻译也少,双方就默许我们两个沟通交往。

我跟他学英语,他跟我学汉语。这个叫“赖”的家伙总是吹嘘有线,家里有大农场、还开了工厂,哪次跑过来都背着罐头、糖果、啤酒什么的……,嘿嘿,革命军人还怕这个?糖衣吃了炮弹打回去!

他总是吹嘘他自己是什么省大学毕业的,多么多么聪明。人模狗样的,长得比我稍稍好看一点。比我可笨多了,一年半之后,他退役的时候,我都能够和他用英语对话了,他汉语学得一个字都“赖”不出来了,还冤枉我不会当老师。走的时候,很认真地写了地址,邀请我去家里做客云云。咱决不能上美帝的当,扭头就把纸条扔了!

解放战争的时候,给老领导当通讯员,别说战功了,一枪都没有放过,跑来跑去的都也没跑出师部范围20里地去。老领导对我亦兄亦父,天高地厚的。大家都叫他李参谋长,我随着大家叫。

我见到李参谋长那年,应该是40年吧。

一个晋西北的小山村,好像叫草沟什么的。一共也没有十户人家,除了几个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的,就剩四十几个人。别人都姓何,只有我家姓李,我和母亲一起过活。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父亲,母亲不肯说,别人说不清,后来放哨都忙不过来,也懒得问了。

全村两个“长”,一个是民兵队长何大叔,一个是我了,儿童团长。他有三个兵,我有六个。民兵有两支老洋炮,一把砍刀;儿童团,只有一支儿童团长的“专用”红缨枪。

小山村在半山腰,背靠大山,西面前出一里有个土包,站在土包一眼就望见山底河水,从山底看不到小山村。土包就是我放哨的岗位,放个木杆当消息树。看到鬼子,都来得及上山,往山林一钻就行。鬼子也很少来这边,大多从山底路过,也没见过那个鬼子往小山村看一眼。

这一年的夏天,地里的庄稼都比人高了。放哨,到了中午就要回家了吃饭了,刚回头就看到一伙鬼子从北山下来。村里人都在屋里,急的我怎么喊都没有人听到。放到消息树,也没人看到,拿起红缨枪顺着山沟就往回跑啊。

还没到家,就听着村里响起枪声,从沟里刚爬出来,看到一个鬼子正在欺负自己的母亲,当时就急了,端着红缨枪就冲了上去,对着鬼子后背就是一扎枪,也是跑了一里路气息都不匀乎,扎偏了!鬼子到是有经验,没有直接起身,而是向侧面一滚,正好被我扎到了前胸。

鬼子抓着枪杆一抡,就把我甩了出去。等我哎哎呀呀爬起来,鬼子躺在哪里已经不动了,自己连滚带爬到了母亲身边,看着一柄刺刀就正扎在母亲的胸膛上,血突突地向外冒啊!

傻了,“啊、啊”地不知道怎么办了。母亲推了我一下,喊了一声,“快跑,上山!”睁着大大的眼睛就那么盯着我。是母亲让一个六神无主的孩子有了生机,我爬起来还想着拿红缨枪,鬼子攥得太紧,只好拖着鬼子的大枪,等跑到沟边回望母亲,母亲还在那里睁着大大的眼睛盯着我。

这是我消灭的唯一一个敌人,这个战功是母亲用命换的,别人不能提,自己不敢想。李参谋长一提我眼泪就下来了,自己一想就象看到了母亲盯着我的眼睛。

顺着山沟没命地往山林那边跑,知道跑进山林就能活命。在山林里一直跑到听不见枪声了,才敢躺在那里,只是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不知道过来多久,看见小山村那边冒出了黑烟,就知道鬼子放了火走了。等一步一步挨到了小山村,火都灭了。看见一个八路军干部站在村口,我扔了大枪抱着他就嚎啕大哭。

这就是第一次见李参谋长,浑浑噩噩的被他领到一个土包那里,八路军已经把母亲和所有村民合葬在一起了,起了一个坟丘。告诉我全村就活了我一个,让我对着坟丘磕头,也不记得是不是磕头了,也不知道那时候自己是昏过去了,还是睡着了。

后来知道李参谋长叫李茂,是八路军的一个团参谋长,身材细高的,长得文文静静,带个眼镜更显文雅。湖北人,家里也很穷的,是哥嫂养大的。解放后回湖北也没有找到哥嫂一家,也不知道是搬走了,还是被国民党还乡团或是鬼子给害了。打仗很有水平,带了一个营到这边搞敌后游击战,到抗日胜利时候一个营发展都有上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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