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年在北京读书的一帮子小老乡中，应天明比我要低一届，他是1978年夏天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的。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候都未免过于风发昂扬，也过于自以为是，总有点“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味道，激情多于思考，浪漫多于现实，稍不留神又会陷于现代派和传统派的夹档之中，左右不能逢源，弄得焦头烂额，苦恼重重。与如今这些更加年轻更加潇洒的大学生比起来，反显得我们要幼稚和迂腐得多。总之，那时候我们实在是属于责任心太重的一群人，遇事便总不能想得很开，总是为自己设置陷坑而后又钻进去挣扎。我们活得似乎有点太累。
1979年，我在校团委文化部和系学生会当干部，负责一些文艺演出啦、电影啦、黑板报啦、讲座啦之类的事情。那时候我精力充沛，乐于为公众服务，乐于出头露面显示自己的办事才能。我甚至会为了公平合理地分发一把电影票子，在男女宿舍楼里跑上跑下，跑出一身大汗而觉得无比快乐。如今我可是再没有那样的热情了，反觉得出头露面会使我痛苦，倒是龟缩在家里读点什么写点什么才安逸。那一年跑腿办事的结果，是在期末被评上了一个“优秀学生干部”的光荣称号。那本红塑料皮儿的荣誉证书，至今还躺在我书桌的某个抽屉里。
物质的奖励也有。那一年暑假，全北京市高校组织了一个“大学生暑期夏令营”，规定只有三好学生和优秀干部可以参加。夏令营的营址是北戴河。这是个令人神往的海滨避暑胜地，只是那时候远不如现在这么时髦、拥挤、热闹。
凌晨四点钟，有人在窗下大声喊我的名字。睡眼惺忪跑出楼门的时候，看到一天的繁星闪亮，只东边有些微的白色，仿佛那边的树丛楼屋下面躺了颗巨大的夜明珠，它的柔和的光亮映白了天空。晨风很凉，出了楼门我很快变得清醒过来，小跑着奔向饭厅集合，背上的水壶茶缸之类丁令当郎直响。很快我们大家都挤进两辆校车里，赶到城郊的某所学院。从那里将有预先订好的庞大车队把所有营员送往北戴河。
到底那是个什么学院，我已经无论如何记不起来了。记得起来的是在等候发车的当儿，学院办公楼的里里外外都挤满了各校学生。似乎还发了早点，面包抑或是花卷，由各校领队去领，一筐一筐抬了到队伍里来。天已经有些亮了，楼前的一排白杨树在曙色中异常清秀娇美，树叶摇晃着发出令人喜欢的簌簌的声音。操场上开始有用功的学生兜着圈儿走来走去，一边大声地、旁若无人地念出一些外语短句和单词。这情景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学校怎么这么小，学生居然站在操场上念外语！
后来我把行李交给别人看管，独自一人在楼前楼后晃荡。到处都站着一群一群的学生，男的大都是灰的确凉裤子，白尼龙丝衬衫，咖啡色塑料凉鞋，朴素得近乎寒酸。女孩子们穿裙子的也不算太多，仅有的几条均色彩暗淡，半新不旧。那时候在大学里，讲究穿戴是一件令人可耻的事情，人们以不事修饰为荣，以不拘小节为荣。我就在这样一群灰暗的人圈里穿行，随意打量着他们身上佩戴的校徽，清华大学、医学院、外语学院、钢铁学院、音乐学院、电影学院……我在电影学院的圈子外面停了片刻，好奇地琢磨这些未来导演和演员身上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他们中也有人斜过眼睛，盯住我胸前“北京大学”的校徽。我矜持地笑笑，扭头走了。我进了办公楼，无所事事地一个门一个门探头去看。每个门里都坐的有人，是戴*校徽的领队们，他们也正在三五成群地闲扯。我顺着楼道一直走进尽头的会议室。那是一间宽大无比的房间，铺有红色地毯，白色尼龙的落地窗帘在晨风中飘飘拂拂，满房间飞舞，几乎有一种梦幻的、虚无的意味。窗帘下面挤了一群学生，不知谁说了一句什么有趣的话，突然地爆发出一阵哄笑。那白色透明的窗帘就在他们头顶和身边飘拂缠绕，使我觉得仿佛是电影里才有的一幅画面。
就在这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忽然从窗台上跳下来，大声喊着我的名字，三步两步蹦到门口。其余人都一齐回过头，惊讶地朝我打量，似乎有点恼恨我破坏了他们的兴致。那个热情洋溢朝我奔来的学生矮墩墩的个儿，皮肤黝黑，一双眼睛机警而且灵活，上嘴唇很薄，下嘴唇稍微有点厚，笑起来甚至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显得又憨厚又狡猾。整张面孔给人的感觉是生气勃勃，大大咧咧，热情爽快。“啊，你看，到北京都一年了，这才有机会见到你。”他笑嘻嘻地说，伸出胳膊想来跟我握手，又终于没握，转而举到头顶摸了摸剪得短而直的头发。
我并不认识他。但是他的一口说得极快的家乡话和他胸前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校徽使我判断出他就是应天明。我们家乡考到北京来读书的人就这么几个，谁在哪个学校彼此都知道的，只不过北京太大，新来乍到又摸不着地方，平常彼此极少联系。
“你不认识我了吗？”他见我反应不够热烈，又说：“我跟你弟弟是一个单位的，我们是好朋友呢。”
我到底想起来了，我们应该是见过一面的。那时候他和我弟弟桦都在文化馆当临时工，他们曾经排演过一出很不错的歌剧，我去看过一回。那天他拉着一只手风琴给桦吊嗓子，也是这样笑嘻嘻的，一副快快活活知天知命的模样。
“都到北京一年了才见到这一次面，真是有点不像话呢。老乡总共就这么几个，心里时常惦念着。什么时候聚一聚才好。”他说。
接下来他就靠在门边跟我讲话。无非是讲他所知道的一些熟人，又问了我北大几个老乡的情况。我断定他是属于那种“见面熟”的性格的人，无论你笑容满面还是冷若冰霜，他都会以他自身的热情包容你，感化你，让你不能不把他引为挚友。在我们边说话边等车的当儿，他的那几位风度不凡的同学仍旧挤在飘拂的窗帘下面说笑，作出种种夸张的表情和手势，向四面八方辐射出热力和激情。我想，到底是学戏剧的人。
那次我们在北戴河玩得很快活。白天游泳，晚上大家成群结队沿着白色的沙滩散步。我们班上有个业余诗人，总是忍不住要想对着夜幕中的大海吼几句诗出来，无论我们怎么揶揄他取笑他，他乐此不疲，自得其乐。有一次在月光下看见一条鱼儿蹦出海面，银光灿灿的，我惊呼起来，以为是安徒生笔下的美人鱼，于是也遭到别人的揶揄。还有一天晚点名的时候，发现建工学院一名学生游出海去没有回来，那一次实实在在把大家吓了一场。远海有鲨鱼，时间又已经是黄昏以后，海面一片朦胧，上哪儿去寻找他？建工学院领队的团委书记吓得面无人色。人们四处奔走，找派出所，找渔船，又打电话到附近靠近海面的单位，请求他们派人援救。其余学生就无比沉重地坐在沙滩上，不说不笑，眼巴巴望着夜色一点一点把远山和近海涂得一片墨黑。后来我们垂头丧气地走回宿营地，一个个仿佛刚刚参加了葬礼归来。再后来我们走进餐厅，刹那间目瞪口呆：那个失踪的学生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餐桌上，把面前的四菜一汤吃得杯盘狼藉。
小应在戏剧学院的学生中不算最最活跃，但也绝不古板。他是学戏剧理论的，然而我总觉得他若是当个喜剧演员也绝不逊色。他似乎时时刻刻受一种激情的支配，迸发着星星点点的火花，不知不觉中会把人裹缠进去。他属于那种相貌一般然而颇具魅力的人，当然这魅力要有待你跟他接触之后才会发现。他脸上永远堆满了像是憨厚又像是狡猾的笑容。当他一本正经对你说话时，他说着说着就会眉飞色舞，屁股下面扭动不停，按捺不住他自己的兴奋。每次看到他这副模样我就忍不住要笑。
我发现了他的同学中有一个崇拜他的异性。那女孩长得什么模样我说不上来，我的笔力大概远不够形容她脸上不同寻常的奥秘。我只是奇怪她怎么忽而光彩照人忽而又丑陋疲惫，使我无论如何不能对她有一种完整和统一的印象。我只好感叹每个人对于别人来说都是一本读不懂的书。几年以后我到了南京，有个朋友对我说起她曾经熟悉的一个外国女留学生，她说那女孩每天从起床到晚上八点钟之前这段漫长的时间都显得蓬头垢面，丑陋不堪；但是一过八点钟她就如同换了一副面具，双颊娇艳如同玫瑰，脖子和肩胛上的皮肤珍珠一般光滑柔亮。那时候她就在楼道里走来走去，总有一个外国小伙子会被她吸引，抑制不住地要想跟她同床共寝。天天如此，绝不落空。这女孩在中国留学的两年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夜晚是在宿舍里独自度过的。听了这个故事我忽然想到在北戴河看到的小应的那位同学，我明白了她为什么有时会出乎意外地光彩照人，那是性欲勃发、激情澎湃的面孔。那样的面孔会把男人的骨骼融化成水。
我不知道小应注意到这张变化多端的面孔没有。如果没有，那倒委实有点遗憾。但是话又说回来，小应怎么可能注意不到呢？男人对女人，总比女人对女人要敏锐许多，小应他无非装糊涂罢了。
倒是我自己，在北戴河的那几天里有过一次陷入情网的经历。那也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是单相思。我喜欢上了一个音乐学院的男孩。那男孩又活泼又腼腆，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贵族气质，令我沉醉。然而我那时又怯懦又矜持，还不知不觉染上了北大学生的自以为是，怎么也不愿对人家主动表示，于是短暂的恋情便随着车到北京悄悄结束。那男孩如今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年轻作曲家了，每次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我就会想起快乐的大学时光。
回到北京以后，小应便时常到北大来玩。我们系里还有一个老乡，也是小应的朋友，小应来了总在他那儿吃饭喝水什么的。过去有句老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说的是过去的事了。如今老乡见面，叽叽咕咕放肆地说一通家乡话，笑笑闹闹，吃点儿喝点儿，开心得要命。我挺愿意小应来玩。他这个人，我说他是“见面熟”真是一点也不冤枉，来了几趟就跟我们全班男生混得烂熟，互相称兄道弟起来。偶尔他也到我宿舍里去，当然那都是在星期天，宿舍里只有很少人的时候。他坐在靠窗口的板凳上，背靠着暖气管道，眉飞色舞对我们讲他学校里的趣闻轶事。他说戏剧学院的女生像公主，北大的女生像皇后。我问他这话怎么解？他笑嘻嘻地回答：公主活泼娇媚轻佻，皇后高贵华美庄重。这话说得我们心里都挺得意，仔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他说着说着就要犯老毛病，屁股下面撒了钉子一样，扭来扭去坐立不安。我憋住笑等待他的进一步行动，果然他一耸身子就坐到桌上去了。桌子就摆在窗口，窗户大开着，我不免担心他要是再动来动去，一不小心掉到楼下怎么办？还好，他坐上桌子就安静下来，继续笑嘻嘻地对我们说这说那。阳光透过窗前的核桃树照在他身上，绿影斑驳，他的急促而且带了很浓家乡口音的话语在阳光中颤动，一会儿支离破碎，一会儿又晶莹璀灿，产生了一种奇奇怪怪的令人目眩神迷的效果。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要想为他介绍女朋友。那天他穿着一件咖啡色灯芯绒茄克衫，又短又小，局局促促地像个孩子。他憨憨地笑着，告诉我说，他早就有了。我问他是不是戏剧学院的同学？他摇头说不是。
“上大学以前就有了，你不认识她，你弟弟认识的。”
“桦也认识吗？怎么没听他说过？”
“说这干吗呀？你以前不是连我都不认识吗？”
我一想这话说得不错，以前我一直在农村插队，自己的事还愁不过来，哪有什么闲心去打听别人。我问他女孩子现在在哪儿？叫什么？他说叫卉，花卉的卉，也考进了大学，跟我弟弟桦在一个学校。我高兴起来。这真是越说越近了，闹半天世界也小得很嘛！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呢？”他忽然就做出一副鬼鬼祟祟的神色，两只手在衣服下摆和裤腿处搓来搓去。然后他开始忿忿地谴责那个师范学院的班主任，说她像个巫婆，像是修道院里出来的人，专门注意学生的信件，生怕外面的人把她的字生勾引坏了。她已经察觉到卉的信件太多，苦口婆心做卉的思想工作，制止她在大学期间谈恋爱。卉给小应写了封信来，规定通信次数是一个月一次。卉怕她，怕那个古板的班主任。
“一个月一封！天哪，我给桦写信，一个月怕还不止一封呢。”他撇着嘴角，苦笑着说。
“那么你要我怎么办？”我说。他凑近我，用那种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说，他请求我给桦写封信，让桦做他的中转站，他把给卉的信寄到桦那儿。
“桦也许不肯。这事总是有点不大好，弄不好闹出点什么误会来，不是糟糕吗？”他眼巴巴地望着我，嘴里说不好，神情里却是明明白白要我帮这个忙。
我可怜他这份痴情，就答应下来。很久以后桦告诉我，小应寄过去的信是三天一封，准确无误。卉不好意思去取，总是桦去送给她。去得多了，女班主任以为桦居心不良，有一回在女生宿舍的楼道里堵住他，当了许多女生的面严肃教育了他一通。亏得桦急中生智，说是卉的亲戚，班主任才疑疑惑惑放走了他。桦真是冤枉死了。其实桦这个人老实得要命，若真是跟卉有什么意思，他倒真不会胆大包天一趟一趟敲她宿舍的门的。桦后来是大学毕业之后才谈的恋爱。
那年秋天大学里兴跳交谊舞，很快便成了热门活动。先是逢有节日在大饭厅里跳，录音机对着高音喇叭，门外密密层层站着治保人员。后来是逢周末跳。再后来不逢什么也跳，借上一间教室，拎来一架录音机，桌子板凳归置归置，便陶陶然美如神仙。北大的舞会还算规矩，听说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什么的就开放多了，跳着跳着会有人伸手去拉电闸，一片黑暗之中只听到女同学的叫声和笑声，浪漫得一塌糊涂。我问小应这些传闻是不是真的，他就嘻嘻地笑，说：“谁知道呀。”他真的是不知道。他没学会跳舞。我们好几个老乡都没学会这玩意儿。别的人也就算了，小应不会跳，实在枉为学戏剧的大学生。
出乎我意外的事情是，那年春节所有在外面读书的大学生都回了家乡，小应却充当起最热心的舞会组织者来。他凭着在文化馆工作过的老关系，借来一间小排练场，挂上红红绿绿的纸，窗户用白纸糊得严严实实，算是舞厅。那天从上午起小应就在一些人家之间奔波不停，以他特有的热情向回乡大学生们发出邀请，说是开联欢会。晚上我弟弟桦要去，我说我就免了，你代表吧。桦不肯。“你还不明白？”桦神秘地对我说：“小应这是特地为卉组织的舞会，你得去捧场，不然小应会失望的。”
那晚天很冷，又刮着很响的西北风。我在棉袄外面套上一件大衣，就这样还冻得够呛。到了那间小排练场一看，人已经来得不少，有二三十个。灯光照得屋里热腾腾的。屋角有一架十分庞大的录音机，各式键钮，五花八门，一看就知道是国外带进来的高档玩意儿。桦悄悄说这是全城最好的一架录音机，这家人有亲戚在日本。我看见小应笑嘻嘻地在翻看一堆磁带，旁边有个女孩伏在他肩上，我想这就是卉了。原来在想像中，小应所钟爱的卉该是个如花似玉的小美人儿，谁知一见之下大失所望，那女孩子娇娇小小，白白的皮肤，细鼻子细眼睛，头发又细又黄，顶到天也只能算是“说得过去”。
小应见我进来，连忙拖着卉来介绍，“这是桦的姐姐。”他对卉说。卉甜甜地笑了一下，眼皮一闪。就在这一瞬间里，我发现她是个成熟的、极有城府的女孩。她比小应年轻，但是并不比他幼稚。也许这就是发生在小应身上的悲剧的原因吧。
过了一会儿，有人去摆弄那架录音机，屋里便惊天动地翻滚出《送你一束玫瑰花》的乐曲。小应站起来，走到屋子中间拍拍手，大声宣布舞会开始。灯光照在小应平平的头顶上，热腾腾地仿佛烤着一堆湿布，这么冷的天他居然还冒汗！他用劲挥舞着胳膊，大声地说了几句充满热情和感情的话，然后又顺手拉了两个人上去，竭力不想让舞会开头出现冷场。好在在座的大都相熟，也就不那么忸怩，一对一对痛痛快快上去了。
外省的事情干什么都比北京慢了一拍，跳舞也是这样。我发现这些大学生里真没几个跳出水平的。我弟弟桦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材，跳起舞来却像只笨拙的大鸟，忽扇忽扇扑到东扑到西，叫我止不住想笑。大部分人根本没有节奏感，仅仅是机械地完成几个动作，不听话的木偶似的，好不别扭。小应压根儿就不上场，他搬个板凳坐在旁边看卉跟别人跳，自己便笑嘻嘻的，嘴巴半张半闭，好像是陶醉得不得了。偶尔卉歇下来，他就蹦过去怂恿她：“跳啊，跳啊，跳痛快了呀！”唉，不跳的人倒比跳的人更快乐，你就想想小应这片苦心！
跳了几支曲子，我开始微微出汗，看见旁边有张空着的凳子，就一屁股坐下。小应看见了，赶紧抓了一把瓜子过来，俯身在我旁边。
“嗨，你看她怎么样？”他用眼角瞥着卉。
“你指的哪方面？”我故意逗他。
他微微有点忸怩，笑着，露出两个讨人喜欢的酒窝。“她跳得不错吧？”
“不错。”我说。
“她很喜欢跳舞呢。”
“唔。”
“她有一次来信，整整一页纸都写的是跳舞。”
我憋不住笑出声来，忽然想到，卉如果用整整一页纸描写一个摘月亮的梦，小应又该怎么办？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一件很不好的事。
像所有那些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样，卉那时也在断断续续做着当作家的梦。她喜欢写一些诗，因此便梦想着将来能当诗人。她常常模仿冰心的《繁星》，写一首首清新素雅的小诗，这些诗有时发表在系里的黑板报上，偶尔也曾上了校报的版面。她给很多家杂志投过稿，其命运都是石沉大海。她很悲哀！为什么冰心当年能一鸣惊人，却无人来赏识她的才气？
那年冬天，她们系里侥幸请到了一位途经此地的诗人来讲一课。那位诗人其时正进入不惑之年，在全国诗坛上却如一颗灿烂无比的星座，光彩熠熠，耀人眼目。他的一首慷慨悲壮的长诗《地狱之门》在人民之中的反响不亚于原子弹爆炸。他走到哪儿便会引起欢呼。他的名字出现在哪本刊物上，便是这家刊物莫大的荣耀。如今这样一个蜚声文坛的人物忽然被普普通通的师院中文系请到，岂不是系里一件大事！于是学生们喜形于色，奔走相告，竞相要一睹著名诗人的风采。
诗人果然名不虚传。冬末春初，滴水成冰的寒冷天气，诗人只在毛衣外面套一件时新的麂皮茄克衫，头发像孩子般软软地披散在额前，浓眉下一双眼睛无比锐利，偶尔注意到谁，谁就有一种被尖刀刺穿心脏的感觉。他在台上大讲诗歌和人民的关系，诗歌和国家命运、人类前途的关系，把它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诗人的声音热情洋溢，生气勃勃，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魅力，刹那间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个人。讲到冲动之处，他甚至即兴朗诵自己的诗歌，如火的激情在礼堂里嗤嗤燃烧，仿佛诗人自己变成了一只热力巨大的火炉，烤得人们坐立不安，兴奋不已。卉从进了大学以后听到过无数次讲演，从来没有像此刻这般过瘾，这般痛快，这般着迷。她觉得自己正在步入一段奇异的历程，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情感的世界。她摇摇晃晃，晕晕乎乎，如同一个初次喝酒而又喝得微醉的小姑娘，一边体验着流遍全身的神奇的快感，一边不由自主地傻笑，喃喃地说些连自己都听不明白的话。
当天晚上她跟着几个狂热崇拜诗人的女同学，怯怯地敲响了宾馆里诗人的房门。她们受到了出乎意外的热情接待。诗人给她们吃巧克力和葡萄干，大声地说笑，在房间的地毯上走来走去，使卉想起了那头关在动物园铁笼子里的来回直转的狼。她拚命咬住嘴唇，不让自己笑出声来，有这样的联想真是罪过，她觉得自己变得有点莫名其妙。后来诗人又邀请她们到宾馆的咖啡厅去坐坐。卉埋头啜着那杯滚烫的、喷香的饮料，心神不定地听一个年老的穿黑衣服的乐师在钢琴上演奏《船歌》，不知不觉中双颊粉红，娇艳动人。告别的时候诗人愉快地跟她们一一握手，说着一些风趣幽默又不失身份的话。当他把卉那只柔软潮湿的小手握在手里的时候，他超出常规地用劲捏了一捏，同时不动声色地盯住卉的眼睛，轻声说：“欢迎你再来。”
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卉犹豫很久，终于按捺不住地又去了。她带去了自己平常写下来的一本诗稿，希望著名诗人能为她推荐其中几首给一些刊物。这样做未免会让人瞧不大起，未免有点低三下四的贱态，但是一个普通大学生要想发表自己的习作是多么艰难！而年轻人迫切想要崭露头角的心情又是多么迫切！理解了这一点，卉的举动就无可指摘了。
那个晚上房间里只有诗人和卉相对而坐。诗人拿着她的诗稿，随意地翻翻，又随意地扔在旁边。他答应给她推荐给刊物。卉心情紧张地绞着双手，不知接下来该说些什么。诗人忽然笑了，说：“来，算算命吧，我们来玩一回算命的游戏吧。”诗人说着就一把抓住卉的右手。诗人的脸朝卉靠得很近，一只粗粗的食指在她手心里划来划去，划出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等等。卉的心情轻松下来，开始絮絮地说一些鸡零狗碎不着边际的话。冷不防地，诗人忽然探身在她面颊上吻了一下，动作又坚决又干脆又短促。卉吃了一惊，慌张地捂住脸，脸上热辣辣地发烫，眼睛里就委屈地流出泪来。诗人不在意地笑了笑，伸个懒腰说：“不喜欢？不喜欢就算了。”一霎时他又变得烦躁起来，目光在房间里搜来搜去，再一次拿起卉的诗稿来翻翻，又放下，眉心也打了结。卉站起来，用带着哭腔的声调说她要回学校了。她低着头，逃跑一样地离开了宾馆。
过了几天卉接到诗人从附近一个城市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她说，他要带她去面见一家刊物的诗歌编辑，叫她即刻坐火车到那城市去。卉受不了这般诱惑，就去了。去了会有怎样的结果，她其实心里是有数的。卉不是不懂事的小女孩子，做那种事情自然说不上是被逼迫或者被欺瞒。诗人充其量不过是引诱了她，启发了她，或者说是唤起了她的什么什么。愉悦是双方的。
世界上的事就有这般奇巧——不，或者别这么说吧，是因为男女双方的生命力都那样旺盛——仅仅只有一次，卉的灾难临头了。到了这个时候，卉无法再向小应隐瞒，她给他写了一封短如电报的信，只说她遇到危难，盼小应立刻回去。小应接到信后急得要想跳墙，连夜到火车站排队买票，上了火车。卉见了他异常冷静，冷静得如同肚里怀的是小应的孩子。她慢慢地、详尽地向他描述和诗人之间发生的一切，直把小应听得面红心跳。他愤怒，他气恼，他觉得卉的叙述简直就像在又一次重温旧梦，带着那样显而易见的满足和不在乎。他有几次真想抓起桌上的茶杯去砸她。可是他下不了手。而且，不管怎么说卉是个孕妇，你怎么可以对一个怀孕的女人施暴？
小应在那城里奔走了好几天，带卉去打胎，又想法弄吃的给她调养。要紧的是这一切都要瞒着学校，瞒着卉的女同学们。小应在那几天里搞得身心交瘁，疲惫不堪。然而这样的事情又岂是能够瞒得住人的？小应人还没有回到北京，消息已经在老乡当中传开来了。小应后来再跟我们见面，双方眼睛一看，就知道什么事情都已经明明白白，没必要再把什么藏在心里。我们几个老乡中有一个是法律系学民法的，小应神色严峻地跟他讨论了整整一个晚上，中心议题就是要不要去告那个诗人？能不能告得倒他？那老乡就反问小应：告什么呢？告通奸还是强奸？如果法庭到时候要传卉当证人，你愿意让她丢那个丑吗？再说还有证据，证据在哪儿？诗人连一封信都没有丢给卉，他约她出去还是用的长途电话。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干这种事情一定是轻车熟路，他一点把柄都没有给别人落下。那老乡把小应说得两眼翻白，一愣一愣的，悲惨得像个走投无路的孤儿。
告状这条路看来是行不通了。小应悲愤地对我们说，如果把他逼到了呼告无门的绝境，他就要孤注一掷，给那混蛋一点厉害尝尝。“你想要干什么呢？”我问。他把一只拳头攥紧，又松开，看着手心的皮色由白泛红。“我揍他！”他说，“我有几个铁哥儿们，他们会帮我一手。不就是一个写诗的臭文人吗？”我望着他，觉得挺能够理解他的心境。人干吗要平白无故把一口冤气憋在心里？有恩应该报恩，有仇应该报仇，没什么说的。诗人在北京声名昭著，他的住处不难打听，只是这种人一年倒有大半年游荡在外，行踪难定，一次两次不一定就等得着他。
小应大概果然没有找到揍他的机会，因为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没听到任何消息。人嘛，就是这么回事，气头上火冒三丈，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什么话也可以说得出来，时间一长，性子一过，也就差不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总之小应后来再没提什么揍人一类的话。诗人照样活得耀武扬威，报刊杂志不断见到他的大名，走到哪里都有他的浩浩荡荡的崇拜者，他依旧是慷慨激昂地演说，为所欲为地做人。偶尔提及他的生活小节问题，人们也会宽容地一笑，说一句“文人无行”了事。而小应在那段日子明显地消沉了许多，变得几乎有点老气横秋了。“五一”节老乡们在北大聚会，饭吃到一半，小应忽然放下碗筷大哭起来，弄得大家顿时都没了兴致。
小应跟卉的关系变得异常微妙。小应从来没有对卉说过一句分手的话。他是不是希望由卉先提出来还是怎么，我不知道。但是他对卉的态度从沸点迅速地降至冰点，这一点大家都察觉得出。后来桦告诉我说，曾经有一个学期小应一封信也不给卉写，弄得卉三天两头往桦那儿跑，丧魂落魄的样子。桦有点儿可怜她，就编了个谎话说是小应到外地实习去了。卉望着桦，眼圈儿红红的像是要哭出来，吓得桦赶紧溜之大吉。卉当然知道桦是应付她的，哪有外出实习就不能写信的道理呢？
从卉这一方面来说，如果没有发生她跟诗人的那一档子事，她也未必就能跟小应好到底。男女大学生谈恋爱谈吹了的事普通得就像练习本写满了要换一样，哪年哪月哪天都会发生。若真是有人一次性成功，别人倒反会觉得奇怪，免不了要从这里那里去寻根究底，推测原因。卉这个人我总共只见过几次，印象中虽不是水性杨花的女人，却也属于头脑活泛的一类，若不发生这次意外，四年大学读下来，又焉知她会何去何从？然而现在不同了，她有过了那样一回事，又怀过孩子打过胎，她在学生当中就属于被列入另册的人，她只好抱住小应这棵树不放，别无选择。因此指望她提出来跟小应分手也就决无可能。不管小应如今对她如何冷淡，在她来说只是忍辱负重，佯作痴愚罢了。
时间过得真是快，倏忽已到了毕业的时候。先是七七级，半年之后是七八级，一批一批满怀了怅惘和留恋离开学校，就像秋风刮起吹落满树黄叶一样。几个老乡之中，有一个因为害怕毕业分不回去，不能跟未婚妻团聚，迫于无奈考了研究生。另一个当初曾经头脑发热搞了部出版法提案，并四处拉人签名支持，毕业时便吃了一记闷棍：考取了的研究生资格被无端取消，发落到一个小小城市的小小专科学校当老师。还有一个年龄最小被称为“小弟弟”的，却是出乎意外地聪明和幸运，不声不响就考取了出国留学生，然后喜孜孜请我们吃了一顿，然后踌躇满志又惴惴不安地登上飞机，直赴大洋彼岸宾夕法尼亚州。我的命运大约属于不好不坏的一类：留京，但却分到商业部门的某家报社当编辑，成天要跟商品和货币打交道。
令人吃惊的当然还是小应，否则我不会花这么多笔墨专门米写他这个人。他有幸被分到文化部艺术局，却偏偏对此不屑一顾似的，主动要求到某所名牌大学工作。一个学戏剧理论的，分到理工大学会有什么地位？无非是辅导辅导学生的业余文化活动而已。这事情任何一个从文艺团体退下来的人都可以干的，何必是他？处在一群非自己专业的傲气十足的名牌大学生中，那滋味又将如何？我有时闭眼想想都会觉得无趣，亏了小应会作出这等傻事。
然而他竟是有他自己的打算。文化部专业人材济济，多他一个少他一个无甚差别，他去了，不过是一桌酒席中多添了一双筷子而已。从科级、副处级、处级一步步混上去，混到何时才有他露头的机会？露不了头，这日子过得有什么劲儿。没有人年轻轻血气方刚就想混沌一生的。到名牌大学干团委工作，却是相当有把握的进身之阶，不少人便是从这里得到提升，走上从政之路的，这一点大家真真切切看在眼里。小应他是又聪明又糊涂，他走对了路子，却没有自知之明，不知道他的那种热情豪爽、激情焕发其实最不是搞政治的料。
我在前面说过，我们那两届大学生都未免过于风发昂扬也过于自以为是，总有点“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味道，一厢情愿地把“拯救中国”的担子压在自己身上，呕心沥血要做出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结果便陷于现代派和传统派的夹档之中，左右不能逢源，弄得焦头烂额，苦恼重重。这是小应的悲剧，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悲剧。
小应初到那大学的团委工作，的确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大学生们精力充沛，热情浪漫，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干点什么不同凡响的事情，实在并不困难。小应这个人天生磁力场强大，极容易把人吸引到他的周围，他大概是明白自己的魅力所在才作出这种决定的吧？
团委书记委给他一个文化部长的职务。书记也是个热情的年轻人，那年不过三十来岁，小小的个子，肌肉结实，青春勃发的面庞聪明而且风趣，时时给人一种有主见、可信赖的感觉。书记跟小应一见如故。一天下来已经是称兄道弟，互相引为知己。小应滔滔不断讲了自己对团委文化工作的一整套设想，讲到得意之处不免手舞足蹈，眉飞色舞。书记则听得全神贯注，双眼闪闪发光，一只手不住地在小应肩上拍来拍去，表示赞赏。两个人的生物场仿佛天生是属于互相吸引的一类，越讲越兴奋激动，日暮时分仍觉得兴意阑珊。小应模模糊糊地想，自己选择到这所大学来是对了，一切都很好，他非常满意，今后只需要豁出来干啦。
小应借住了朋友的一间房子，就在那所大学附近。他不愿意住集体宿舍，嫌吵，会妨碍他读书。那段时间他读书简直读得发了狂。我弄不明白他怎么会突然对那些包括天文地理在内的五花八门的书感到兴趣。他后来告诉我说，他那间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其余就都是书了，乱七八糟连个插脚的地方也没有。他懒得收拾，也不会收拾得好。晚上回去泡两包方便面，算是晚餐，吃完嘴一抹上床，靠在床头看书，一直到深更半夜。“单身独居的日子也很快活，可以为所欲为。”他说。可我总觉得他这是一种变态，他在躲避什么，或者是企图忘记什么。
与他同时分到这所大学来的还有音乐学院的一个女孩子。那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北京姑娘，姓纪，眉清目秀，就是皮肤有点粗糙，远看还可以，近看就不那么耐看了。两人同时报到，小应当了文化部长，小纪却还是布衣一个。对此小纪相当恼火，很长时间见了小应总是一副傲气十足不屑一顾的样子。傲就傲吧，小应不买她的账。不就是北京人瞧不起外省人吗？可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是学习上强人一等，还是相貌上有什么特异之处？小应耸耸鼻子撇撇嘴，心里觉得好笑。小应这人虽说天性热情，自尊心还是有的，倔起来的时候也是个八头牛拉不回转的角色，从此他事事避着小纪，工作上也尽量少跟她打交道，坚信老人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教导不会有错。
办公室——食堂——宿舍，小应的生活从此就这样循环运转起来。日子过得轻松愉快，除了每礼拜要洗一次衣服这样的苦事，其余简直就无可挑剔了。
然而小应心里并没有满足。我说过，他到这所大学工作的目的是当官搞政治，眼下离目标还很遥远，甚至连影儿还没见到。小应他怎么可能安于现状，图个舒服自在？他像一只越冬的豹子，看上去在太阳下面懒懒地不想动弹，其实身子里面时时刻刻在积蓄能量，随时准备跳起来发出一声长啸，气壮山河。
这段时间，他的女朋友卉也已经毕业离校，分配到家乡县城的一所完中教书。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命运大抵如此，卉给小应写信的时候没有抱怨。家乡毕竟总是家乡，沾亲带故的熟人不少，日后若是有可能往北京调，卉相信县教育局不会刁难。小应看到卉在信上写的这一段时，淡淡地一笑，随即把信纸往床头一扔，拿起放在旁边的《比较政治学》继续往下啃。
卉那年二十六岁了。她那些中学同学大都当了妈妈，牵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在街上走来走去。家里人不断催她结婚，学校里的同事们也总拿她和小应打趣。她是铁定了要嫁给小应的人。她一封接一封给小应写信，旁敲侧击或者直截了当，询问他对婚事的态度和打算。小应却躲躲闪闪不愿答复，甚至连信也不肯给她多写。卉有苦说不出，只得深夜里蒙住被子偷偷哭，第二天红肿着眼睛去上课，强作欢颜地对满堂学生说，夜里看书看得太迟了。没有人怀疑她的话。
有一回我意想不到地在王府井大街上遇到小应。他背了个沉甸甸的旅行包，急匆匆地从对面走来，低了脑袋，满腹心事的样子。我叫了他一声，他有两秒钟时间几乎是愣在那里没有反应过来，然后立刻又变得兴高采烈，笑嘻嘻地跟我招呼，问这问那。我指着那只旅行包问他是不是在采购结婚用品？他嗤啦一声撕开拉链给我看，原来都是些新华书店的特价图书，三文不值两文的东西。我摇摇头，说：“该请我们吃喜糖了。”他啧一下嘴，变得心神不定起来，牛头不对马嘴地说：“写小说写诗的人都是狗屁，”我大笑，知道他还没忘记那一档子事。
机遇终于开始在他身上降临。那一年为庆祝“五四”青年节，全市高校要举行文艺大汇演，还要分别决出剧本、导演、表演各项奖。名牌大学毕竟是名牌，为面子起见，这类场合无论如何要冒个尖儿。校领导很重视，责成团委抓这件事。团委书记当即就召开有关人士会议，希望能拿出个方案来。校艺术团倒是有，从小应、小纪进了校就在抓紧训练。艺术团里都有哪些人材呢？能够拿得出什么出类拔萃的节目呢了舞蹈还是音乐？话剧还是曲艺？抑或还有什么别的让人意想不到的绝活儿？团委书记眼巴巴地望着小应，示意他发表意见。小应咳嗽一声，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卷成一团的纸筒儿，拍在桌上，书记眼疾手快抢过去就看，封面上端端正正写着几个字：《五四之歌》。书记心中一喜，急忙就草草看下去，原来是一个音乐剧的剧本，用音乐舞蹈表现了青年学生从“五四”直至现代各个时期的生活。书记跳起来，对小应当胸打了一拳，说：“行啦，这回拿奖状看你的啦！”随即轻轻松松宣布散会。
《五四之歌》既然是音乐剧，音乐便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剧本是小应下了功夫不声不响弄出来的，音乐的配备理所当然落到小纪身上。为这事小纪不知给小应看了多少脸色。她心里是想：你在领导面前讨了好卖了乖，凭什么我就给你打下手当无名英雄？她于是就想跟小应捣蛋，存心把音乐配个七零八落。谁知她把剧本拿在手里一遍两遍看过之后，想法又完全变了过来。她不得不承认她喜欢这本子。她被那里面自始至终洋溢着的激情和诗意完完全全感动了。音乐的效果在这里面可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作为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她可以随心所欲施展才能。她知道她必须珍惜这个机会。与小应不同，她被分配到这所大学来并非自愿，她是因为很不理智地跟班主任闹了意见以后被胡乱塞过来的。学生文艺工作跟音乐本身有多少关系？为此她难免有一种凄凉感，看什么都不顺心，一度意志十分消沉。她以为她就要窝窝囊囊胡混一生了。就在这时候她看到了《五四之歌》。她觉得眼前突然一亮，希望之火在闪闪烁烁。对啦，为什么不可以漂漂亮亮干出点什么来给他们看看？为什么不能跟自身的命运抗争一番呢？这样想了以后，她心里便充盈着一种创作的欲望，只想把音乐写得比剧本更加出色。
那段日子在小应的一生中举足轻重。所有的热情，所有的组织能力和创造能力在突然之间火山爆发一样，高热度的岩浆几乎要把他自己烧死。那一次我出差路过家乡，他母亲托我带给他两袋肉脯。我打电话叫他来取，他立刻拒绝说：“不行不行，我忙得要死了。放你那儿再说吧。”我想想放我这儿总不是个事情，就抽空给他送去。到那儿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小应在排练室里指挥着一帮学生练唱《毕业歌》，那个叫小纪的姑娘在一旁用钢琴伴唱。猛一见小应我吓了一跳，以为他是刚刚大病了一场。他脸色黄中带黑，头发又乱又长，眼睛里的神情又疲惫又焦躁，说不出来的狼狈。一问，老先生到那会儿还没吃晚饭，中午也就啃了个馒头。我说你怎么比个大学校长还忙？他就掰着手指头数给我听：合唱一摊子，舞蹈一摊子，朗诵一摊子，乐队一摊子，舞美一摊子，零打碎敲的时间还得排独唱，靠他和小纪两个人扑腾，怎么顾得过来？“亏了小纪还能干。”他说着瞥了小纪一眼，神情里很有点感慨。就在我们说话的那一会儿功夫，练合唱的那些人已经散了队形，三五成群的扎堆儿聊开闲话了。小应只得丢下我去照应他们，赶鸭子般地把人赶开，招呼小纪弹过门，让大家再来一遍。等学生们唱开了头，他又挥动拳头对他们做了个威胁的手势，再跑过来继续跟我说话。我说：“够你操心的。”他摇摇头，表示不必再说。可我总觉他喜欢这种忙碌，在他表面的疲惫和焦躁之下掩盖着快乐。
艺术团的后台老板是学校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石立中先生。此公据说年轻时参加过《白毛女》的演出，到如今对于艺术的兴趣丝毫不减。学校里每逢有文艺演出或者系里有联欢晚会，主办人若知道石校长的喜好，必定会去请他参加，他也就居然每请必到，绝不摆出校长的架子。当初小应成立艺术团，答应得最干脆的便是他。答应了还有行动：拨钱买乐器，划出一栋小楼做排练场和道具仓库，亲自召见艺术团全体成员，鼓励他们当个业余艺术家。《五四之歌》开排以后，石校长简直比小应还要兴奋，隔一两天就要来转一转，问问有什么困难，关心一下排练的进展。每次来过之后照例就绕到食堂去，吩咐值班的人给艺术团做夜宵，每人两碗馄饨。有那些嘴快的学生背地里便喊他“两碗馄饨校长”。小应是不听见则罢，听见了总要瞪他们两眼。他觉得这些学生嘴太损人又太不懂事。没有石校长哪来的艺术团？日后要是轰轰烈烈起来，当不能忘了校长的一片盛情！
年轻的团委书记天生是个学生头儿，他非凡的领导才能总是能把艺术团的工作纳入正轨。若没有他，《五四之歌》恐怕也不能排到那个水平。一帮子又热情又自负的年轻人凑到一块儿，争吵是常事，赌气是常事，为一点小事僵持不下也是常事。这时候小应便急得大吵大嚷，奔来跑去，眼珠子红红的像条狼。小纪则抱了膀子坐在旁边看笑话，嘴角还带上点冷冷的笑意。学生们不买小应的帐，这是件奇怪的事。他们喜欢他，亲近他，却从不把他当老师，当领导，虽则他胸前别着跟他们不同的红校徽。所有的人（包括小应在内）习惯于把团委书记当艺术团的头儿，有了矛盾去找他解决。他来了，总是随随便便往桌上一坐，双眼迅速地扫视四周一遍，说：“好吧，听听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吧。”学生们立刻就雀跃起来，你说这个他说那个，叽叽喳喳吵成一锅糊涂粥。小应站在后面，连连叉着双手，无可奈何地望着团委书记，仿佛对这种场面有点内疚，又仿佛在说：“你瞧，就是这些爱争吵的家伙，个个都有自己的主意！”团委书记就朝他笑笑，并挤挤眼睛，表示能够理解。等大家吵得累了，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团委书记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惊讶地望望大家：“怎么？就这些吗？”大家顿时就不好意思，就笑。团委书记这时却严肃起来，腾地从桌上跳下地，站在人们中间，简单扼要的几句话使人们心服口服。这位年轻的团的领导人实在是聪明机智，他那副脑袋瓜子里永远装着数不清的花花点子，随时随地都会抛出几个。他又仿佛是世界上最懂得“适可而止”这个词的人，几句话说完，推说有事，抬脚便走，决不多作停留。他懂得领导和群众要保持一种距离感的艺术。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小应来做了，他自然会按照书记的指示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没有人再表示反对。
很快就到了全市各高校汇演的日子。正式演出之前在校内作了一次公开的彩排，几个食堂前刷出了大幅海报，校刊上预先也写了介绍文章，发过剧照。结果彩排那天到了大批热心的观众，把小礼堂挤得满满腾腾。演出时间持续一个多小时，小应神经绷得快要爆炸，一颗心又随着剧情的起伏或喜或悲，或冷或热，受尽了折磨。可怜一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一场戏下来已经接近瘫软，走上台去接受校领导祝贺的力气也没有了。白发苍苍的石副校长特地到后台去找到他，握住他的双手连声说：“奇迹！奇迹！我们的学生能演出这样一台节目是个奇迹！”老校长双手发颤，泪光盈盈，是发自心底的欣喜，惹得小应眼圈也跟着红了一回。
汇演结束，《五四之歌》自然成了一颗令人瞩目的明星，惹得各校演出队议论不止。小应和他的伙伴们高高兴兴捧走了包括剧本、音乐在内的四项一等奖，几家报纸和电台采访报道了他们，中央电视台还播放了节目片断。于是艺术团名声大振，好些高校竞相邀请他们去演出，算是对学生的传统教育之一。整整半年时间小应和小纪领着一帮学生南征北战，出尽了风头，听够了好话，那段日子无疑是小应一生中的华彩乐章。
暑假小应没有回家。他已经连续三个假期没有回家了。那时我正好在家探亲休假，发现旧日的朋友和同学都有了孩子，变得一副为人父母的模样。我的父母整日在我耳边唠叨岁数呀、结婚呀这些事情，听得我厌倦不已，后悔作这一趟忧伤的旅行。于是我打算收拾行李提前回北京。父母有点不高兴，我推说报社里事情忙，他们也就无可奈何。
临行前一天卉忽然来访。我一看到卉的模样真是大吃一惊，她出乎意料地变得丰满起来，皮肤白如凝脂，脸上的红晕妖艳异常，竟比两年前出色了许多。她站在门口，穿一身淡绿色真丝连衣裙，无领无袖，阳光从她身后透过来，隐隐照出她娇小丰腴的身躯，每一根线条都柔软圆润，令人赞叹。我真是想不出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姑娘怎么会突然之间鲜花开放。
她说话之前先对我笑了笑，笑得似乎有点寂寞。她看上去并不想在我面前掩盖她的失望。她问我什么时候去北京？我说明天吧。
“你认识他住的地方吗？”
“不认识。”
“听说在他学校附近。”
“用不着认识那地方，去学校找他也一样。他平常一个人，总是在办公室的时候多。”
她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会儿，仰脸望望我，又低头看看她的淡绿色的连衣裙，最后下了决心，说：“明天我跟你去北京。”
说老实话我当时并没有吃惊。既然卉和小应是这么一种关系，小应不肯回来，卉盯紧点儿是人之常情。如果是我处在卉的位置上，我大约也会找上门去的。我就说：“好吧，明天赶早班汽车。”
我们坐汽车到省城，又排两小时队买着了第二天的火车票。因为没有事先托人，买的当然是坐票。这已经就算运气不错了。
一路上卉很勤快，抢着帮我倒开水、买饭、买点心小吃什么的。我心里想，小应如果不计较那件事，卉其实不失为一个温柔可爱的妻子。白天我们面对面坐在敞开的车窗前，阳光时而照在我们身上时而又移开，混合着尘土的热浪在车厢里翻卷，烤得卉满脸发红，眼睛灼亮冒火。她喜欢讲话，絮絮不停地讲她大学里的同学，讲县城里的熟人，开始我们都小心翼翼避免碰到那个话来，后来她忽然就猜到我知道这一切事情，便索性大大方方讲了个明白。
“如果你是男的，你会怎么看我？”她紧盯着我的眼睛问，一副苦思不得其解的模样。
我想了一会儿：“大概……也会恼火吧？不管怎么说，你起码是伤害了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她用眼睛望着桌上茶杯里的残茶，叹口气：“是啊，小应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我心想这就对了，你不能完全责怪小应的冷淡，他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件事。卉接下来往后一靠，头仰着，呆呆地望着车厢顶上的吊灯和污迹，表情有点沮丧。
车到北京，天气炎热异常，车站前的广场上阳光一片白亮，无数衣着凌乱、满脸油汗的人挤来挤去，汗味葱味汽油味尘土味扑面而来，熏得人头晕想吐。卉站在出口处，脸色发白，迷迷糊糊地望着车站前被烈日烤得几乎死去的几排植物，一副不知所措的表情。我知道她心里有些慌乱。她第一次来北京，面对着这么庞大这么喧闹的首都城市，她不知道往哪儿走才好。
“唉，算了，还是我送你去吧。”我心一软，又折回到她身边。
她忸怩起来：“啊呀，这多不好意思，你还要上班呢。”
“谁叫我们是老乡的呢？”我说。
她朝我讨好地一笑。这一点使她浑身上下发射出一种磁力线，刹那间让我晕晕乎乎的。我突然意识到，卉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她的魅力隐藏在身体里面，不注意的人也许就察觉不到。难怪我第一次看见她时惊讶小应的选择。
我们一共换了三趟车，才到了小应的那个学校。一路上车挤太阳晒，还时时为爬不上车门焦躁气恼，那滋味真不是好受的。我好几次在心里闪过这个念头：何苦大家都拥在北京受罪？找个安安静静的城市生活工作不好吗？然后又想：那么我呢？现在要让我回家乡去当个秘书办事员什么的，我甘心吗？唉，人哪人哪，人就是这样：又尊贵又下贱。为求得那份尊贵，再下贱的罪都肯去受。这么想着我就在心里苦笑。
我估计小应那会儿应该在学校，就带着卉直奔他的办公室。团委和学生会共用的小楼里静悄悄的，几乎每扇门都关着。我忘了小应在二楼的哪个房间，就挨个儿看门口挂的牌子。后来我看到了“文化部”这三个字。
“就是这间屋子。”我对卉说。
“好像没人？”卉望望我。
门关着，听不见一点声音。我估摸小应也许到图书馆或者游泳去了，就不抱希望地敲了敲门。谁知竟传出来小应拖长的声音：“进来——”
“他在呢！”卉兴奋地说，一扫刚才的疲惫，连忙用手指去梳理头发。
我大声地喊：“看看谁来了吧。”一边就伸手去推门。门很轻，一推就开，我看见小应和小纪面对面坐在办公桌前，表情都有点惊愕。屋里的气氛像是刚刚举行了一场谈判，严肃而且微妙。窗户大开着，一架16时的绿色电扇嗡嗡地转来转去，把桌上的纸啦墙上的宣传画啦吹得唰啦唰啦直响。
小应的目光越过我，落在卉身上。一瞬间我说不出来那目光是惊讶是嫌恶是慌乱还是欣喜。我真的不会形容那样一种复杂的含义。小应咳了一声，结结巴巴地说：“这个……怎么……突然就来了？”
卉殷勤地笑着：“你很久不回去了，我不放心你。”
“咳！这不是好好的吗？”小应微微皱了下眉头。
“好好的那就更好。你妈你爸整天在嘴里念叨你，怕你有什么变故。”卉仍然笑微微地，并不看小纪一眼。
“我能有什么变故。”小应嘟囔着。
小纪这时站起来，大大方方地说：“这就是你的女朋友吗？怎么不介绍介绍？”
“哦，你们在谈工作是不是？我打扰你们了？”卉睁大眼睛，一副惶惑无知的模样。
我忽然听出来小纪和卉的话里都有骨头。我也奇怪小纪这会儿怎么会坐在小应的办公室里，他们不是一向互不服气的吗？
“啊，我的任务总算完成了！”我故意大声说：“我得赶紧回去洗个澡，睡个好觉了。路上真累。”我用这话暗示小应赶快送卉到他的住处去。
小应是个聪明人，他听懂了我的话。他抬手挠挠头皮，对卉说：“怎么样？要不先洗个澡去？”
“我也该走了。”小纪站起来，有点不高兴的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打断了她和小应的谈话。我觉得她这人过于自负，总要摆出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样子。我接触的北京人中有不少是这样：他们总认为首都是北京人的世袭领地，外省人来了他们就不高兴；若这人在某方面胜过他们，便更要惹得他们忿忿不平。此刻卉和小纪站在一起，卉明显要比小纪娇美可爱，也许因为这个小纪心里气恼？
我和小纪走了以后，小应就送卉到他借住的地方去。他把那房间的钥匙丢给卉，自己搬到办公室去睡帆布床。那些天里他对卉一直客客气气，客气得就像对待一个由父母介绍过来的、自己并不很熟的家乡亲友。他也带她去颐和园、故宫，也去看电影，甚至还请她在学校附近的个体户餐馆里吃过一顿蹩脚的西餐，却闭口不提结婚这个词。
卉的狡猾也在这里。小应既然忌讳这个词，卉就绝不把话题往这方面靠。她高高兴兴跟着小应去见识北京城的壮美，一切听从于他的安排，又幸福又满足，完全是一副把终生交给小应的模样。她相当出色地扮演了一个“小鸟依人”的角色。
小应烦恼极了。卉若是个“女强人”之类，赌气跟他散伙，他也就没什么可说的。然而卉偏偏一心不二地要跟他好，她信任他，依赖他，盼望他能原谅她的过错。人的一生中谁能够没有一点过错呢？只是想起那件事来小应就如吞咽一条蛇那般痛楚。明摆着是卉蔑视了他的存在，他又怎么能平白忍下这种委屈？
卉在北京住到将近开学才回去。临走前她挂了个电话向我辞行。出于礼貌，我随便说了句：“有空再到北京来玩吧。”谁知她竟回答我说，她也许过不几天还会再来的。我以为是她学校里要组织教师来学习、参观、进修一类，就没有再问。紧接着第二天小应又来电话，问我卉都说了些什么？我忽然想到卉说也许过几天要再来的话，就告诉了他。小应长叹一声：“她是下定决心啦！”就啪嗒搁了话筒。我莫名其妙。
卉果然在开学后不久又到了北京。这次是以休病假的名义来的。她在县医院里不知怎么弄到一份肝炎证明，就向学校请了长假。卉和小应的关系在熟人当中个个皆知，她去小应那儿养病合情合理，没有人觉出这里面有什么不正常的味道。卉这回下了火车不再茫然失措，她笑微微地直奔团委办公楼去找小应，显出一种理所当然的自信。这回轮到小应手足无措了，他既不能否认卉是他的未婚妻，又不便说出他们之间的芥蒂，只得打落牙齿往肚里咽，重新把卉安排在他的住处，自己又在行军床上过起了日子。
小应是个倔脾气的人，卉二次赴京使他万分恼火。这回他不再带她逛颐和园、吃西餐了，倒过来对她来了个不理不睬。他能够整星期地不往卉那里抬脚。反正卉守着一个煤油炉子，不愁她没吃没喝。
不管怎么样，卉对小应一直是情意绵绵。她三天两头到学校去看小应，给他带去吃的，又拿回去该换洗的。她把这份情意充分表露在小应的领导和同事面前，弄得人们纷纷劝说小应不必过于坚持晚婚。团委书记关切地问小应是不是因为没有房子？小应就胡乱点头。唉，要是因为这个不结婚就有点迂了，团委书记说。夫妻分居两地你还指望分到个什么单元之类？给一间九平米的小屋就算不错了。这事书记帮不上忙，他自己有了孩子也不过住一个单间。小应说那我还是再等等吧。
这样，卉和小应一耗竟耗了半年。这半年里《五四之歌》仍然在北京各大专院校走红，邀请他们去演出的信件和电话陆陆续续不断。后来居然有中学也想来请，小应他们就说中学不去，中学太多太多，开了头就收不了尾，演员们还要不要上课、写论文？
冬天里，一年一度的寒假又要开始了。这年提倡大学生要坚持社会实践，学校组织了好些社会考察团奔赴各地。副校长石立中先生有个老战友是甘肃省副省长，他来信邀请石校长带一个考察团到甘肃去，看看大西北的经济建设和自然风貌。副省长的用意自然是希望吸引一批名牌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到甘肃工作，因此一封信写得热情洋溢，慷慨豪放。信中甚至还引用了唐代诗人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石副校长看到这首诗忍不住豪兴大发，放声吟哦，觉得痛快无比。他当即决定组团往大西北，自己亲自带队。为壮行色，他特意嘱团委书记带上《五四之歌》的全班人马，一路上要搞得轰轰烈烈，如同老人家在评价红军长征时所说：我们是宣传队，我们是播种机……
作为《五四之歌》的编剧、导演、音乐指挥、舞台监督，小应和小纪自然随团出发。卉将要独自留在北京过一个凄清的寒假。卉过了这个寒假就要返回家乡，她的病假已满，再拖下去会有被学校除名的危险。就这么一个最后的、短暂的相处机会，小应却不肯给她，卉对这一点万分伤心，跑到我那儿大哭了一场。自然，我只有陪着唏嘘一番而已。
经过一番细致的准备，考察团终于在一天早晨出发。他们浩浩荡荡从北京乘火车到兰州，然后坐汽车沿河西走廊直奔武威、酒泉、嘉峪关、敦煌。副省长亲自到兰州火车站迎接考察团，他和石副校长见面时大叫大嚷，快活得像两个孩子。当天晚上在政府礼堂演出《五四之歌》，大获成功，考察团全体团员拥抱在一处高呼万岁，激动得半夜没有睡觉。
从兰州到敦煌，一路参观，一路演出，一路接受科学咨询。汽车穿越戈壁地带的时候，几百里不见人影，男女同学下车小便我不着隐蔽的地方，只好以汽车为界，哆哆嗦嗦、心慌意乱地草草完事。过祁连山的壮族自治县，他们平生第一次见识到手抓羊肉和糌粑奶茶，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又开心又过瘾。小纪大笑着告诉小应说，这是她一辈子所过的最有味道的生活。小应就说，这也正是他想说的，他的感觉同样如此。说完他异样地瞅了小纪一眼，觉得他们之间的距离在不由自主地一点一点缩小，而在许多次的共同合作中逐渐意识到了愉快。说到底小纪毕竟是一个端庄正派又有事业心的姑娘。
敦煌是他们此行的最后一站。像无数个千里迢迢赶到这里的旅行者一样，他们虔诚而又好奇地参观了莫高窟的古代壁画。美丽动人的佛本生故事，姿态如生的彩塑佛像和繁杂绚丽到令人目不暇给的狩猎、宴饮、出游等等生活场景，这一切构成了神话般的幻境，把小应他们弄得痴痴迷迷。走出最后一个洞窟，站在风沙满天的太阳地里，他们全体静穆无声，仿佛以此表示对那些古代艺术家的缅怀。
当晚宿在敦煌县招待所。晚饭之后风止沙落，明月高悬，空气寒冷却又清新，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神秘孤寂的味道。明天就要从柳园坐火车回北京，不怕冷的人抓紧最后一个晚上的机会出去领略这个西北小城的风光。小纪在那个反弹琵琶的飞天塑像下面碰到了小应和团委书记几个人。小纪略一踌躇，就走上去对小应说：“想买点葡萄干，又怕一个人摸不着回招待所的路，能帮个忙陪我去吗？”
小应和团委书记对望了一眼。书记的眼里含着一种笑意，小应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小应答应了女同事的请求。
但是再没有提葡萄干的事。两人都明明白白知道那只是一个借口。他们在陌生的小城里肩并肩走着，看着月光和灯光把两人的影子一点点拉长，又一点点缩短。小纪想，这是最后的机会，现在的气氛再好不过，过了今天就别指望再有突破了。小应也想：为什么还不说呢？是她改变了主意？她仍然觉得两人之间有一段距离？
就这样，他们下意识地一步一步又走回了招待所。他们在大门前的灯光下无可奈何地对望着，互相都感到垂头丧气。怎么？就这样算了吗？什么也不用说了吗？日益增加的好感仅仅是一种幻觉，其实在他们之间并没有爱情，从来就没有？天哪，他们多荒唐，明白这一切居然用不着说一句话！
“睡吧，明天还要起早赶路。”小应说。
“明天就要回北京了，过得这么快！”小纪也说。
他们穿过院落，上了楼梯，分别走回各自的房间。一整座大楼都静得令人惆怅。
回到北京，小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卉结了婚。我搞不清楚在这前前后后他是怎么想的。新房就设在小应借住的那间屋里。说是新房，实在也寒伧得可以，不过把原来的东西归置归置，桌上新添了一束五颜六色的塑料花而已。那天小应打电话把几个老乡叫去热闹热闹，小应和小卉两个人笑嘻嘻地忙进忙出，拿瓜子拿糖，还特意准备了咖啡。只是那咖啡烧得太浓，且有一股别扭的焦糊味儿。房间里没有暖气，卉穿着一件厚厚的大红羽绒衣，下身是一条绷得很紧的牛仔裤，一张面孔白里透红，浑身上下显得青春勃发，说不出的叫人振奋。小应还是平常那件老式的粗花呢短大衣，双手冻得通红，不住地嘿嘿笑着，又像憨厚又像狡猾。我觉得小应毕业这一年多没什么变化，他属于那种永远不老的小个子男人。
“总算是完成了人生一件大事。”趁卉出去上厕所的当儿，小应摊摊手对我说。“想想就这样算了，卉等了这么几年，也挺苦。过去的事情大家从此不提，就当它没有发生过。我这个人并不守旧，也还算通情达理，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都感觉小应说得很实在，也认为结婚是最好的办法。大家纷纷拿出自己带来的贺礼：一条领带，几只玻璃杯，一对钢笔。大家都是毕业不久的学生，工资勉强够混日子，礼品微薄得很，不过是表示一份情谊罢了。相比之下倒是我送的一只景德镇瓷花瓶显出些微雍容华贵的气息，摆在这寒伧的小屋里多少有点滑稽。
卉这人看上去娇娇嫩嫩，其实倒是比男人更有主见，更说得出做得出。结婚后她竟然回家乡去辞了职，准备就这么没有户口常住北京了。她告诉我说，要小应调回家乡没有可能，指望她调进北京更没可能。小应他一个外地留京的大学生，一没亲戚二没门路，自己又不是要害部门的一官半职，他哪辈子能把当老师的妻子调进北京？做梦呢！反正如今是开放时代，脑子活络一点不愁赚不到生活费。我问她是不是想当个“倒二爷”，搞点转手买卖之类？因为一提到“开放政策”我就想起市场上那些活跃的小贩。她撇撇嘴：“你怎么想到那个了，我好歹也是个大学毕业生，干那个也太丢面子。”我替她犯愁，其它又有什么可干的呢？她一笑，胸有成竹地说：“总有办法。”
几天以后我就在《北京晚报》上看到卉登出来的“求职广告”，她说明自己是师范学院毕业生，愿意给中、小学生补习功课，当家庭教师，以小时计费，薪金面议。后来我打了个电话给小应，他说来找卉联系的人真不少，开价也很可观。这年头家长舍得往孩子身上堆钱。我说没准儿她挣的钱比你要多好些。他叹口气说，那当然，个体户嘛。
春季开学以后小应的学校里有一些变化：热爱艺术、曾经给艺术团以鼎力支持的石立中副校长年事已高，宣布离休了。聪明热情、天生有政治家气质的年轻的团委书记，因为前一阶段学生工作搞得出色，名声大振，升任市团委书记，团中央委员。《五四之歌》全体演员经过一个冬天的旅行，目前趋于四分五裂的状况：男女主角因为恋爱不成，反目成仇，双双赌气离开艺术团；三四个人考取了出国留学生，人在国内心已经到了大洋彼岸；绝大部分人面临着毕业分配这个坎儿，写论文的写论文，考研究生的考研究生，跑班主任的跑班主任，忙得个不亦乐乎，对艺术团再也没有兴趣。
曾经轰轰烈烈过一段时期的艺术团，从此就这样一蹶不振。天生喜聚不喜散、喜闹不喜静的小应，不免感到心灰意懒，万般无聊。开学以后小应和小纪又招收了一批新团员，不知道是因为感情生疏的原因还是别的，总觉得看不顺眼，艺术素质大不如前。新上任的抓学生工作的副校长没有任何艺术细胞，从来没有找小应询问过艺术团的工作，小应想要主动汇报，却无从得见一面。团委书记的后任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女同志，上届书记抓文化工作抓出了成绩，她聪明地认识到自己不能重复别人走过的路，否则便是失败。她别出心裁组织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演讲团，在校园里掀起了又一股热潮。
继续在办公室里和小纪面对面坐在一起也使小应感到痛苦。人在结婚前后仿佛是跨越了两个世界两种时代，回忆过去便觉得万分遥远，或多或少会有怅然若失的遗憾和对于青春已逝的感慨。小应每每想到那个冬天的旅行就万分伤感，怀疑那是自己编织出来的美丽的梦境。如今反正已经跟卉结了婚，再看到小纪苍白的面孔，他反会心中难过，自谴自责，浑身刺痛。
就这样，小应陷入了重重苦恼之中。欢乐的日子不再有了，繁忙和争吵的日子也不再有了，四面是一片空寂，是冷淡和不理解。小应整小时整小时地坐在办公室里，面对一份电影画报或者健康杂志，无所事事。人世沧桑。是这么说的吗？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变化无常、捉摸不定？
与小应的处境相反，卉这段日子在北京如鱼得水，显出从未有过的忙碌和自信。她在四个地方担任十几个大小孩子的家庭教师，每天下午坐上公共汽车赶到人家上课，晚饭前再赶回家来。有时候下午晚上连轴转，这时就不回家吃饭，在外面随便啃一个面包或者什么的。卉俭省得很，她知道自己捧的不是铁饭碗，时时防备有饭碗砸了的日子。白天她要略微备备课，批改学生的作文、日记之类，还要出一些题目准备给学生去做。这样她就整天没有空闲。她没有注意到小应情绪上的变化，只一味沉浸在自己成功的喜悦里。甚至夜晚在床上跟小应亲热厮磨的时候，她都不忘记及时塞给小应一只避孕套。她害怕在这时候怀孕。事业才刚刚开始，她要拚命工作，攒起一笔可观的钱作家底，那时才可以玩乐享受生孩子。
小应在钱财上一向是个漫不经心的人，他不明白卉的心思，只觉得她对他有点近于应付。为什么每次在他兴头正足的时候会突然冷静地递过来一只避孕套？他对那玩意儿恼火至极，一见了就会索然无味。他不是对她说过几次了吗，怀孕有什么可怕的？能怀上那个鬼诗人的杂种，就偏不肯怀上他的孩子？这么一想，小应更加心情恶劣，仿佛世界上没有一件顺心的事情，跟卉之间免不了有些言语来去，偶尔行为上也粗暴起来。
不该发生的事情偏在这时候发生了。那一天卉从西单的一个学生家里下了课回来，路过白石桥换车。暮色朦胧，已经过了下班的高潮，车站前只有寥寥的几个乘客一动不动。十分钟过去了，车子迟迟不到，等车的人中有人开始在低声咒骂，卉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这时候她忽然瞥见马路上缓缓走过来一个身影。那人披了一件淡色的薄呢夹大衣，一条带铜扣的腰带随着走路的节奏飘飘拂拂。他走得很慢，时而低头去看脚下的东西，时而又抬头看头顶的树叶，偶尔还停下脚步，神经质地盯住远处某一样东西不动。他的姿态里有一种独特的、吸引人的东西，说是风度也好，说是气质也好，说是内在的激情和知识修养也好，总之那东西不同寻常，并且让卉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卉张大嘴巴，开始心跳，浑身一阵一阵发热，像是被海浪冲击着身体，摇摇晃晃站立不稳。女人就是有这种独特的敏锐，经他触摸过的肉体总会在她心里留下永久的记忆，每一处细微的区别她能用心灵感受得到，甚至在黑暗中仅仅靠嗅觉，她就能辨别得准确无误。现在卉经历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她并没有看到诗人的面孔，但是她毫不犹豫地认出来那就是诗人。是的是的，就是他，卉曾经跟他度过不同寻常的一夜，那是难以磨灭的记忆，卉不会弄错。
仿佛被神灵驱使，卉不由自主地离开站台，往那个人身边走去。先是一步一步走得犹豫不决，而后就加快了脚步，最后简直变成一溜小跑。她气喘吁吁地追上诗人，在他对面站住，微笑着，一声不响。
诗人蓦然止住脚步，无比惊愕地望着这个女人，这个恍若从天而降的女人。夜色渐浓，路灯昏黄一片，诗人没有认出卉的面孔。也许在他记忆之中卉的形象已经十分模糊，他不可能在突然之间认出她来。
“你是……”他皱起眉头，矜持地望着她。
“啊，你不认识我了吗？”卉失望之极，声音开始发颤。“那一年在我们学校，你去讲演……”
诗人用手扶着额头，发出一声轻轻的呻吟。
“记起来了吗？”卉快乐地说：“你到底记起来了！可我老远就认出了你。我在那边等车……”
“你分到北京了？”诗人打断她的话。
“哦，不不，是我丈夫在北京。我结婚了。”
诗人凝神望着她，摇了摇头，不知道是表示惋惜还是别的。
“没想到还能再见面。”卉的声音有些酸楚。一瞬间里她想起了许多，想到她的怀孕，她为此所受的恐惧和痛苦，她和小应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甚至她的辞职和眼下的境况。她想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他，不知怎么又咽住了。她抬起头，哽咽地说：“知道吗？我曾经恨过你。”
诗人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抬起胳膊，温柔地把她揽在怀里：“别这样，应该说我们曾经爱过，这就够了。我爱过你，你也爱过我。在我们之间没有恨这个字眼。”
卉扭了扭头，想要挣脱，但是诗人把她揽得很紧。卉在他身上嗅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咖啡和烟的气味，就是这股气味唤起了她消逝已久的感觉。卉忽然发现自己有一种愿望，想要重新体验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切。这愿望来得十分突然又十分强烈，竟使她如同被电流击中一般簌簌颤抖。她惊恐地叫了一声，用尽全身力气把诗人推开，发出重重的喘息。
诗人在离她两步之外的地方站住。那地方正好有一片浓浓的树影，把诗人严严实实遮挡起来。他从从容容地注视她脸上的表情，看着她从喘息到平静。然后诗人微笑了一下，说：“你还是这么可爱。在你身上我总能感觉到一种激情。”
“不！”卉说，“不！我后悔看到你。”
“可你已经看到了，并且是你先认出了我。你控制不住你的感情。是不是这样，卉？”
卉全身震颤了一下。诗人在这时候极其熟悉地喊出她的名字，这一点几乎使她承受不住。她承受不住这份感情的重量。刹那间她鼻子一酸，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你是……回家去吗？家住哪儿？要不要我送送你？”诗人关切地问。
卉摇了摇头。
诗人又在她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从西服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她：“这儿有我的地址。两个月内我不会离开北京。”他伸出右手，卉没有反应，他就把那只手挥了挥：“再见。路上小心。”
卉摇摇晃晃地回了家，进门的时候脸色惨白。小应已经做好了晚饭，问她是不是病了？她说有点累，路上车挤得厉害，就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晚上睡觉她忽然想起那张名片，犹豫着不知该拿它怎么办？后来她顺手把它夹进课本。
小应在团委的处境越来越微妙。新任女团委书记几乎是怀着一种对前任的极端嫉妒心理，不由分说地把艺术团打入冷宫。她分给小纪的新的任务是在每天下午的校内广播中教唱“每周一歌”，而分派小应把全校各系的黑板报工作抓起来，每月搞一次展评。女书记仿佛是生怕她的威信不够，时时用居高临下的口气找这个那个谈话，摆出十足的政治工作者的面孔。她名为找人征求意见，实际上却用种种暗示要你服从她的安排。生性热情又有点散漫的小应哪里能习惯这样的领导！思来想去，在极度失望和愤懑的情绪中他写了一份给团委的辞呈：
团委领导：
1932年夏，因学校拟成立“艺术团”，我经过主动申请来到学校工作，担任团委文化部长兼艺术团团长。两年过去，我回顾以往，觉得很有意义。在领导和同志们厚爱宽容下，我的个性未受压抑，我的能力得到发挥，因而工作上也取得一定成绩。这些成绩虽成过去，但它们的经验却足以保证今后学校文化工作的提高与发展。
时过境迁。因为种种原因我现在请求辞去团委文化部长和艺术团团长的职务。这些原因我陈述如下：
1.目前从校领导到团委领导，对文化工作缺乏应有的认识与重视，使我失去对这一工作的积极性。
2.有关领导对我个人政治上的追求长期不予重视，迫使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职业方向，另求发展。
3.两年的实践使我意识到自己缺乏行政管理能力，必须重新寻求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综上所呈，为人尽其才起见，请求有关领导批准本人的辞职要求，以免尸位素餐，影响工作。
此致
敬礼！
团委文化部 应天明
小应把辞呈写好之后，有一天瞥见团委书记离开办公室上厕所，就悄悄走进去，把辞呈压在墨水瓶下。然后他把自己办公室的门一锁，晃晃荡荡钻进图书馆看戏剧杂志去了。
卉一连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终于在一天傍晚从学生家里下课之后敲响了诗人的房门。这一夜她没有回来，小应等到一点钟之后实在熬不过去，和衣倒在床上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小应睁开眼睛之后发现卉站在床前，用十分奇怪的眼神看他。小应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起床，问她说你到哪儿去了？你怎么没有回来睡觉？卉就说她是睡在一个女学生家里的，那女孩子的父母双双出差，请求卉陪他们的女儿睡一个晚上。卉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失真，飘飘忽忽的。小应就想这大概是自己睡得太晚的缘故。
过了几天卉又一次重复了这个女学生请她陪夜的故事。
小应隐隐约约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小应不是那种粗粗拉拉的男人，会对妻子的一切毫不知觉。他从卉那双发亮的眼睛、时而忧伤时而狂热的眼神、心不在焉的神气、甚至在床上做爱时不同以往的态度上觉出了妻子的反常。他盘问她，卉坚持说是他的错觉。他说他不会错，男人在这种事情上不会错。卉就冷笑，说，那么是他疯了，他在学校里碰了一鼻子灰就回来找老婆的岔子。这句话如同火上浇油，使小应本来恶劣的心情变得狂暴。他真像发了疯似的在家里大叫大喊，摔碗摔盆子，就差没把卉揍上一顿。发完了火他又开始后悔，扳住卉的肩头请她原谅。卉说干吗要我原谅你？咱们互相原谅着吧。小应一听就愣了，他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一连几天小应在城里玩儿命地奔走，逐个敲开卉那些学生的家门。他打听卉上下课的时间，询问人家有没有留家庭女教师陪宿，留心观察那些家长们尤其是父亲们的反映。他怀疑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跟卉搞了鬼。
有一次他偶然在卉的作业本下面发现了诗人的一本很薄很薄的诗集。小应明白了一切。
当天晚上卉没有出去。卉在屋里团团乱转，魂不守舍。小应躲在灯影里仔细地看她，注意到了在她薄薄的羊毛衫下面奔涌的激情。小应突然起立，把那本卷了边的诗集狠狠地摔在她脚下。卉的脸色唰地变成惨白。
“是的，就是他。你猜对了，就是他。”卉哆嗦着嘴唇，挑战地对他说，双手簌簌地发抖。
小应一声不响，静默了约摸五秒钟的时间。然后他突然跳起来，抓起桌上的茶杯唰地向她扔去。卉头一偏，茶杯在墙壁上砸得粉碎。小应一连扔了四个杯子，把地上弄得白花花一片玻璃碴儿。这一片残迹又刺激了他的神经，使他再一次变得亢奋。他冲过去抱起房间里唯一的装饰品——一只景德镇瓷花瓶砸向了卉。
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这只花瓶不巧砸在卉的头上，当场送了她的命。这花瓶还是当初他们结婚时我送的礼物，所以作孽也有我的一份。至今我深深后悔当初送他们的不是一只布娃娃或者别的什么。
小应从来就不是一个野蛮或者狠心的人，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暴力行动对待卉的失贞？小应若真是对卉冷酷如此，那么当初卉第一次失贞时他为何赶去替她处理一切？又为何在几番犹豫之后终于跟她结了婚？我思来想去总是不能解释清楚小应这种狂暴行为的动机。我把这一切归罪于那个冬天的旅行。那次旅行过于壮美也过于风发昂扬，使此后的一切黯然无光。以小应那样的个性，凡事总要好上求好，于是难免会有那种从山峰顶上迅速向下滚落的感觉。一种失重感，悲哀感，绝望感。于是才有了上述发生的悲剧。
到底是不是这样，也仅仅是我的猜测，无从找小应求证了。小应不久就因“过失杀人”罪被判刑入狱。听说他在狱中还在不断地写信上诉，我觉得这无济于事，因为卉死在他砸去的花瓶之下是确切无疑的，不判他故意杀人罪就已经不错了。再说，即便他能减刑出狱，他又能干点什么？谁会重用一个从狱中回来的人？
可我总是忍不住地要时常想起小应。一想到他，我脑子里面出现的就是那个热情洋溢朝我奔来的身影，那张生气勃勃激情焕发的脸。我没法把他的笑容和他说话时坐立不安的模样从我记忆中彻底抹掉，因此我写了这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