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个晚霞似火，炎热难捱的仲夏之夜，梦玲奇怪自己怎么不能忘记。那印象像是用刀刻上去的，用熨斗熨上去的，用火漆烙上去的一样，清晰得近于变形。
她生过一次大病，病中差点死去。从此她变得憔悴不堪。她眼角细细的鱼尾纹是岁月留下的记录。她的身体像被连年耕翻的土地，干枯而又板结，再也长不出肥沃的粮食。
然而那记忆没有消失。那个炎热的仲夏之夜仍然是星光灿烂，雾气蒙蒙，不知疲倦地出现在她一切的生活中，出现在她的饭桌上，教案里，和风琴弹奏出来的音符旋律间。
有一回她跟着当地的妇女们去拜观音娘娘庙。她虔诚地烧了一炷香，又磕了一个头，乞求娘娘保佑她忘记那个夜晚，忘记那随之而来的一切。娘娘没有显神。她哭了，她想到自己也许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
那个黄昏和夏季所有的黄昏一样，被太阳暴虐了一天之后显得憔悴昏倦，有一种令人心醉的病态的美。满天红云像是高烧病人赤热的脸颊，望一眼都觉得烫手。柏油马路晒得比草地还要柔软，踩上去拔不出脚来，而且有一种焦苦焦苦的难闻味道。白色楼房静立在黄昏的光线中，温柔而又矜持。只有远处几座山头，无限热情地接受了晚霞的拥抱，通体辉煌，使人不敢久视。
她们急急忙忙从师范学院赶往艺术学院，去听那个蜚声乐坛的提琴家的独奏音乐会。那是她们渴慕已久的一次享受，那个提琴家的名字在她们心中如铜鼓乐一般响亮悦耳，使未来的年轻音乐老师们如痴如醉。
那天梦玲穿的是一件白底带蓝条的细布连衣裙。那花色和布料都是街上时髦女郎们不屑一顾的东西了。裙子长及膝盖，下摆宽大呈喇叭形，稍一转身，裙子就旋开来，使梦玲像一朵淡蓝色的喇叭花。这是两年前梦玲的男朋友从北京买回来给她的礼物。北京的漂亮裙子当然很多，真丝的，全毛的，仿真丝或仿全毛的，只不过男朋友仅仅是个大学生，大学生的钱包只配买这条细布连衣裙。两年来裙子已经洗得很旧了，颜色发淡，布料变薄变软，然而却异乎寻常显出了一种温柔和纯净，恰如梦玲自己。
夏日清晨含笑带露的淡蓝色喇叭花。
每年学校放假，梦玲的男朋友总是匆匆忙忙从北京赶回来，匆匆忙忙。不知道为什么。梦玲觉得自己其实不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她糊里糊涂接受他的拥抱、亲吻，糊里糊涂偎在他身边，听他眉飞色舞地讲这讲那。她觉得很幸福。她原来以为男朋友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以后要跟她“吹灯”的，结果全不是那么回事。他只有因为长久的分别而变得更加急切，更加痴情。他会一页又一页地给她写信，每一学期的信札装订起来都是一本厚书。而她给他的回信总是磕磕巴巴，辞不达意。她承认自己没有语言和描述的才能。偶尔她会给他寄去一盘磁带，那是她自己拉小提琴、自己开着录音机录下来的。她有整整十年拉提琴的历史，苦于缺少名师点化，技巧平平。这么多年她一直盼望有奇迹在她身边出现，盼望有一天从梦中醒来能把帕格尼尼的二十四首随想曲拉得出神入化。
就是这条白底带蓝条的细布连衣裙。几年以后梦玲一直珍爱地收藏着这条裙子，它能使她想起那个晚霞似火、炎热难捱的仲夏之夜。
有一段时候她曾经那么迫不及待地想要扔掉它，以为这样可以连带扔掉关于那个夜晚的记忆。她把它用报纸包好，放在垃圾箱里。奇怪的是当天晚上她便在宿舍里又发现了它。她大惊失色，从此再没动过赶它出门的念头。
天边的红云变成了紫色、青紫和橙黄，光线柔和了许多，于是暮色便从四下里渐渐逼近。新修的环城马路宽阔平坦，三个少女的身影在黄昏中若有若无，孤寂却又和谐。三双穿着塑料坡跟皮鞋的脚不约而同地走成了齐步，沙沙地，仿佛她们心中哼起的歌。
小鸥。她的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妇产科医生。她总是那么一副傲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她面色雪白，双眼乌黑，深不见底。浓密的黑发在头顶高高盘起发髻，前额如一片光滑平坦的开阔地。她是省里某位头面人物的公子的未婚妻。那位公子哥儿某一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见了小鸥，从此就一追不放。他那辆银灰色的“本田100”将小鸥左拦右截，弄得她走投无路，狼狈不堪，只有束首就擒了事。
她手腕上有一只精美绝伦的石英小表，据说是一个出国代表团从日本带回来的应该“上缴”的礼品，由省外办交到省政府之后，落入了那位公子手里，而后又成了他给她的“信物”。这只小表的式样实在是精美绝伦，使一向清高傲气的小鸥都未能抗拒诱惑。
班上的“自由之花”——开开。她豪爽不羁的性格和她活泼开朗的面容恰成映衬。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她总是首先热情地跟你招呼，然后把她那些仿佛积攒了不知多少年的话语呼啦啦地对你倾泻而出，使得你在最短时间内立刻跟她结为挚友，形如一对相处了半辈子的姐妹。她写过几首很漂亮的爱情诗，这些诗句后来慢慢传遍全校，中文系甚至有了她的崇拜者，他们说她那些令人心跳的诗句几乎可以和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媲美。那些夫子们在鼻梁上架起锅底一般厚实的眼镜，苍蝇一般嗡嗡地在她身边飞来飞去，如同发现了一盘精美的晚餐。
那年她们都是二十三岁。她们是师院音乐系四年级学生，还差半年就要毕业。
梦玲手里有一张她们三人当年的合影照片。三个人都在笑，小鸥笑得像个高贵的皇后，开开笑得像个快乐的女王，梦玲自己则如个娇媚的公主。那笑容于是就凝固在那里，在那张还没有发黄的照片上，变得如历史一样悠久。她们后来再没有这样地笑过，毕业、分配、教书、结婚、生孩子，再没有大学时代那样灿烂的笑容。
晚霞绚烂。热热的气流在艺术学院的校园里动荡回旋，把高高低低的钢琴声和铜管声切割得零零碎碎，若有若无。美术系大楼前的那一片鲜花开得精疲力尽，昏昏沉沉。几处古典式建筑的翘起的飞檐，在黄昏的光线中庄严肃穆。环绕着校园的黑色柏油路面像一条流淌的河，滞重地逶迤向前。晚霞把路面映成了一种亮亮的青棕色，像鲨鱼背脊的那种颜色。楼房啦，树啦，吸收了一天的热气，此刻正慢慢释放出来，使周围空气烫得蒸人。整个校园里有一种辉煌的、诗意十足的美。
时间还早，她们三人在一丛白色的晚香玉后站了很久，那花朵的馥郁香气在夜空中更加浓烈，如高压水栓喷出来一般，畅畅快快钻进她们周身的毛孔。花朵衬着暮色，则如一片朦胧的幻影，始终在她们眼前摇晃。
从那以后梦玲再没有见到过晚香玉。她时常记起它，也留意过它的存在，但是却再没有看见过。它们统统都没有了，像鬼影子一样地消失了，从她漫长无际的生活中消失得无踪无影。
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记得那种馥郁的香气。也许那香气也和无数玫瑰、月季、腊梅和水仙的气味混和在一起，再也无法辨认。
她曾经无数次地回忆那暮色苍茫中她站在晚香玉旁的模样。那时候她长着一张绝对不超过二十岁的孩子般的面孔，皮肤柔嫩光洁，前额稍微有点突出，双眼明亮清澄，嘴唇总是浅浅地张着，仿佛随时准备询问什么，又仿佛是因为吃惊、好奇、全神贯注。她有一头褐黄色的柔发，根根光亮如丝，松松地编成两根发辫，垂在两肩。这一来她的脖颈就显得更加修长细瘦，毫无美感地立着，像个没有发育成熟的女孩子。
她那年二十三岁。她应该在那年冬天毕业，然后分配，然后在某个破破烂烂的校园里教书，直到病死老死。
那个舞台是什么模样的？池座四周装饰的是什么图案？那帷幕，那灯光，那天幕……所有这一切的细节，她已经统统记不起来了。它们被那个晚上炎热的空气冲淡，被那个激情迸发的白色人影冲淡，使她再也不能够记忆。
黑色西装背带裤，白色衬衫，黑色领带，就那样立在台上，纯净，肃穆，庄严。于是，在这之前她心目中所有那些艺术家的偶像统统崩坍了，在一刹那间崩坍了，她领悟了“崇高美”这个哲学上的概念。
没有人为他报幕。在这里不需要报幕的人，听众都是音乐系的师生，他们熟悉那些常常在音乐会上演奏的小提琴曲，他们甚至熟悉他的风格，他的节奏，他惯用的表述激情的方法。
第一支曲子——d大调波兰舞曲。提琴家的头自然而又随便地俯在琴上，那姿态看上去非常优美。他从始到终紧闭着眼睛，像大教堂里闭目祈祷的虔诚的基督徒。只有从他不时颤动的嘴角看出他内心汹涌的激情。他白皙修长的手指在琴弦上痉挛地滑行，手背突起的筋脉像地图上蜿蜒的山峰。他轻握琴弓的那只手腕却是柔软灵活，如同一段扭动的蛇脊。他微微岔开的双脚稳稳站立在舞台上，从那站立的姿势中你可以看出提琴家的自信，以及随着这种自信而有的傲慢。
音乐厅里静得像暴雨来临前的闷热的森林。上百双聚光灯一般的眼睛烧烤着台上闭目拉琴的提琴家。一曲拉完，观众席上才有一片轻微的骚动，调整一下呼吸或者放松一下双腿。然后全场再一次陷入沉寂，如梦如幻的琴声又从台上升起，由缓到急，到热烈，到狂噪，暴风雨一般向观众席上抛洒出去，铺天盖地，世界一片混沌。就像提琴家拉的那曲“g小调奏鸣曲：魔鬼的颤音”一样，梦玲觉这音乐厅成了魔鬼的厅堂，她坐在这里的这段时间也是魔鬼的时间。一切全不是真实的，不是人世间才有的。所有的观众都被魔鬼施了法术，被钉在这椅子上，再不能动了！等到过完这两个小时走出音乐厅后，他们将会遗憾现实世界的苍白和猥琐，他们会把梦幻和怅惘永远留在那一方小小的舞台上。
上半场休息的时候，梦玲用手帕去擦脸上的汗水，这才发现手帕在手心里已经被攥得湿透。她无可奈何地抖开它，晾在前面的椅背上。这时她看见了小鸥赤红的双颊和开开明亮的眼睛。她悄悄把手伸到她们手里，一边一个。她们无言地对望着，用手心传达此刻她们心中最难以表达的激情。她们真愿意这个演奏会永远地延续下去，像音乐厅外面永恒的星空。
好几年后，她仍然懊悔自己在少年时代虚度了光阴，没有下狠功夫把提琴学好。那时候她对这个搁在颈窝上的玩意儿毫无感情。妈妈怕她中学毕业要去插队，硬逼着她学这“一技之长”，所以她学得痛苦不堪。她总是在练琴的时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偷偷摸摸看小说，看那些辗转借来的、纸张黑黄、破烂肮脏的东西。结果她学琴十年成绩令人沮丧，顶多达到了混在一个市级乐队里凑凑人数的水平。
但是少年时代开始的训练使她对音乐有一种非凡的领悟力。她懂得欣赏，能够理解她听到的一切。当琴声起来时，她的全副身心就化成了一只轻盈灵巧的蝴蝶，在奔腾流泻的音符中翩翩起舞，上下穿飞，回旋翻转。她又像一尾扎进海洋的鱼儿，舒展着身体，任凭海水从腮边、从肚皮下哗哗地流过，感受着海水的凉爽和柔滑。所有的人，包括她的音乐老师，都承认她的这种令人惊讶的音乐素质。他们遗憾她没有及时发现自己的才能所在，结果贻误了一切。
听完音乐会出来，三个姑娘都激动不已。开开建议她们去找那个提琴家签名，她们同意了。她们从音乐厅外面绕到后台，在星光灿烂的夜空里等候他出来。月亮被音乐厅挡在身后，然后却给这座赭红色的建筑罩上了一种乳黄色的光晕，添出几分神秘，几分壮美。散场的观众乱纷纷踏碎了月影，人声在夜空里响得令人吃惊。剧场舞台和池座里的灯光渐次熄灭。几个剧场工作人员穿着汗衫短裤，嘀嘀咕咕地锁门下了台阶，在抱怨夜餐费的标准等等。
提琴家原来已经走了，在她们随着人流挤出音乐厅的时候就走了。
她们怏怏地从艺术学院走回师范学院。开开和小鸥一路上在议论那个担任钢琴伴奏的艺术学院的年轻女教师，把她从头到脚评得一无是处。她们觉得她配不上他。没有人能够配得上他，配得上这个风度和气质都无与伦比的提琴家。只要他往台上一站，他周围的一切立刻都会黯然失色，就连那亮如白昼的舞台灯光都不复存在。也许小鸥还行，开开说。可是小鸥连连摇头，窘得满脸发红，好像提到她的名字就会玷污了那个提琴家的伟大一样。
她们终于发现梦玲没有开口。
“梦玲，你还没有说话呢。”开开说。
小鸥打趣道：“梦玲把魂儿掉在音乐厅里了，现在走在我们旁边的是个没有灵魂的人。”
“可是，你们注意到他这个人过于严肃了吗？”梦玲忽然说，“他脸上一丝丝笑意也没有。”
“是呀！”两个姑娘异口同声地应着。她们现在开始回想提琴家从始到终的面部表情。
他总是闭着眼睛拉琴，梦玲说。他闭上眼睛，仿佛与世隔绝了一样。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痛苦、忧郁、希望、憧憬，要由一双眼睛表达出来。可是他偏偏闭着眼睛！他整个人和他的琴合在一块儿是个“黑箱”，不错，地地道道的“感情黑箱”。只看见手指在动，琴弓在动，只听见从琴弦上飞出来的那些神秘莫测的音符。那些音符的威力足以抵得上一百门大炮。可是你不知道那音符是怎样在他头脑中组合排列，他又是怎样赋予了音符感情生命的。他用不着告诉你这些，用不着。低劣无能的艺术家才需要对观众挤眉弄眼，哗众取宠，他用不着。天哪，可是我多想看看他的眼睛！
梦玲这番没头没脑、情绪激动的表白使小鸥和开开都陷入了沉思。炎热的天气弄得她们心神不定，恍惚迷离。月亮升高了，又小又薄，像孩子嘴里快要含化的水果糖。淡青色的雾气在马路上飘散，一缕一缕，缠缠绵绵的裹住了她们，如身在幻境。马路两旁白色楼群变得遥远而轻盈。偶尔一辆卡车呼啸着从后面赶来，两道巨大的白色光柱摇曳着扫过路面，雾气就在光柱中旋转，升腾，像是无数舞蹈着的精灵。
她们各自埋头走着，显得很疲倦。
二
刘伟刚一敲门，那门立刻就开了，班主任季老师从里面探出身子，一把将他扯了进去。
“来吧来吧，是我带口信叫你来的。韦娟，这是我班上的同学。”季老师搓着手，显得兴奋不已。
刘伟这才发现，在床的一角，在被书橱挡着的那一小块地方，坐着一个年近四十的妇女，短发，圆脸，身材已经开始发胖，微微笑着，显得很温和很贤淑。刘伟想起来了，这是季老师的夫人。他夫人大学毕业后就分在辽宁工作，两人长期分居两地。据说最近调动的事情刚有点头绪，或许她就是为这事来的吧？难怪季老师这么兴奋。
“你看人一多，这屋里就显得拥挤不堪。”季老师笑着摊了摊手。
季老师的夫人站起来，拿了两个暖水瓶，说是去打开水。
季老师在床边坐下，又示意让刘伟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从桌上抓过一包烟。“来吧，抽一支。”
那香烟抛出一道弧形，很准确地落在刘伟胸前。
“快毕业了，”季老师吐出一口烟，慢慢地说：“我是第一次当班主任，遇上你们这个班，算是我运气好。四年来我们相处不错……”
“您还是单刀直入吧，否则我总觉得您找我是有点什么不妙的事儿，我有这种感觉。”刘伟把香烟竖在手上，望着它袅袅而上的一缕青烟。
季老师笑起来：“那你就感觉错了，不是不妙，而是很妙，很妙，知道吗？”
刘伟一声不响地望着他。
“昨天系里几个当家人对我透了个意思，分配的时候尽量让你得到一个适合你意趣的工作。你是学生会干部，几年来为系里做了很多事情，在这方面你花了不少时间，老头子们心里都有数。肯为大家作出牺牲的人，当然总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说到这里，季老师停顿了一下，望了望刘伟的眼睛。“你希望分配在哪儿，要先跟我打个招呼。”
刘伟没有答话。他在琢磨季老师话里的意思。即将来临的毕业分配使每个人都变得疑虑重重，觉得任何一个人主动跟自己谈起分配都会是一种试探，探出你心里所想的东西，然后针锋相对加以围歼。
“你考虑过分配的事情没有？”季老师问他。
“我还没有。不是还有半年时间吗？”
“半年也快得很，一晃就过去了。”
“是的。”
“分配嘛总要提前进行。起码哪个地方去几个人要定下来。”
“是的。”
“所以我要你赶快考虑。你考虑好了就告诉我。”
“好的。”
“你心里现在有没有个大概的设想？”
刘伟又沉默了。屋里很热，季老师的房间里甚至连个电风扇也没有。季老师只穿了一件汗背心，露出皮肉松弛的胸脯和肩背。还不到四十岁的人，已经显出苍老的模样，他大概日子过得很不轻松。这座由五十年代的学生宿舍改成的住宅楼狭小而又憋闷，楼道和房间里总是有一股抹布捂馊了的味道，还有不时飘来的厕所和下水道的气味。
“要是回老家，不知道能不能行？”
“得看你老家那个省有没有名额。怎么，你想分回去？”
“我只是问问。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些时候一直忙实习，忙论文，忙得顾不上多想。”
季老师掐灭了烟头，想去倒水，一想水瓶被提走了，又把杯子放下。“其实，”他顺手抓起一把蒲扇摇了摇，“还是留北京好。首都到底是首都，天地广阔，对事业有好处。你不是个甘于默默无闻的人，除了北京还有什么地方拴得住你？”
刘伟笑了笑，对老师的话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按照目前流行的年龄标准，季老师也该算是个年轻人，他是文革前最后一批进校的大学生，虽说微秃了头顶，又戴着眼镜，说话做事总还有点嫩嫩生生的样子。几年来他们两人确实相处不错，班上的工作总是互相配合，干得漂漂亮亮，季老师因此还被评上“优秀班主任”。他想，季老师总不会在分配问题上跟他过不去的，大概是系里面真有这个意思，让他来做个转达。不过刘伟确确实实还没有把分配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这一点上他也没有撒谎。没有认真对待的原因是他在留京和回老家之间无可无不可。
告辞的时候，季老师抱歉地说连一杯茶也没让他喝上。他说他不渴。他走在楼道里碰上了满头大汗的季老师的夫人，她亲切地挽留他再坐一坐，喝杯水，他笑着道了谢。不知怎么他不喜欢在这栋楼里呆过多时间。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班上一个农村来的男同学跟他已经订过亲的“对象”分了手。那“对象”一路告到北京，在系里和宿舍里闹了个天翻地覆。系里派人劝说这个男生要照顾影响，他回答他宁愿受处分。
尔后又发生了几起这样的事情。这些男同学的女友有的在工厂，有的在商店、机关，有的也在读大学。班上有一个“老大哥”，入学前已经结过婚，有了孩子了。他从来不提离婚的事，从来没有。但是大学几年那么多的寒假暑假，他一天也没回去过。
在那一届大学生中，无可奈何的事情多了，令人作难的事情多了！谁的经历中没有一点儿坎坎坷坷。
刘伟却依旧跟梦玲书信不断。放假的时候他总是迫不及待地赶回家去。少年时代的记忆难以磨灭，他不能设想有一天生活中没有了梦玲。
然而他的分配问题呢？留在首都，和梦玲分居两地，像季老师那样？
那两道滚烫的目光总是追随着他，从春到夏，从大学一年级到现在。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有她，刘伟就能感觉到那两道目光的直射，赤裸裸的，热辣辣的，像两条蘸血的鞭子。
个子不高，长得很结实，胸脯又高又挺，臀部和腿部的曲线无与伦比，使人一见难忘，头发剪得很短，皮肤浅棕色，眼睛大而有神，鼻子微微翘上去，嘴角的线条刚毅不屈，猛看上去像个风姿飒爽的体操运动员。她叫卢枫，据说她小时候学过舞蹈，后来因为个子长不高，才半途而废。直到现在，无论走路还是站立，在她身上都可以找出那种舞蹈演员的特殊风韵。
他们在图书馆里，在写着“文学类”几个字的大卡片橱前，低头翻检着卡片。卢枫装做偶尔碰到他的样子，可是刘伟心里知道，这不是“偶尔”，这几天里卢枫一直在找机会跟他说话。
“季老师找你谈话了？”
“你怎么知道？”
“你想想，在这种时候！”卢枫一双手在卡片匣子里动得飞快。
“只不过是随便谈谈，征求意见。”刘伟说。
“我知道。”
刘伟不再说话。图书馆的借书处前人来人往，周围很多人在翻卡片，一片悉悉索索的声音。刘伟强迫自己不去看她。男人的意志到了女人面前往往是一堆沙土，刘伟清清楚楚知道这一点，因此他时时准备避让。一本一本世界名著的书名和书号从他眼前晃过，他却似乎什么也没有看清，那黑色的铅字像是一片黑色的雾。卢枫的侧影实在诱人，只有白痴才会视而不见。她今年好像是二十三岁，跟梦玲同年。《毛姆短篇小说选》。他把这张卡片抽出来，准备抄在借书单上。他从书包里掏钢笔的时候又碰上了卢枫那两道鞭子一样的目光。
“你留在北京吧。”她忽然低声说。
“我还没想好。”
“你还是留在北京吧。北京才是你呆的地方。”
北京也是她呆的地方。她家就在北京，她不会分到外省去。
“我真的没想好。”刘伟又说，避过她的脸。
“你分到别的地方，我就不会看见你了，再也不会看见你了。”
她说这话时忽然带了一丝哭声，一种无可奈何、欲哭不能的声音。以前她从来没有跟刘伟说过这一类的话。除了她的目光，她没有表示过任何异常的举动。她是知道有梦玲这个人存在的。
刘伟觉得自己心里咯噔一跳。
排球比赛本来是大学生们最热心的一项活动，然而从升入四年级起人们便不再对它发生兴趣了。班上的体育委员大明无可奈何地来找刘伟，说是系际排球赛就要开始，一贯所向披靡的他们班的排球队却怎么也拉不起来，“健将”们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逃避责任。这回他们班可真要大大丢脸了。刘伟答应去帮大明叫人。
班上有一间能住十二个人的大宿舍，是全班正式或非正式集会的“活动室”。刘伟一推门，浓浓的烟味扑面而来，宿舍里聚了十几个人，坐的，睡的，站的，上铺下铺全有。果然，大个儿海望他们几个全在这里。
说起来也真怪，越到毕业，越觉得同学之间恋恋不舍似的，有了空就喜欢往一块儿聚，聚到一起便天南地北地谈，谈得最多的又是女朋友或者女同学。“光棍汉”们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沉不住气了，生怕机会错过不复再来。已经谈妥了朋友的便精心为他们出谋划策：班上的女同学某某最合适，怎样进攻，怎样获取对方好感……当然也有关于分配的种种小道消息，只是很少进入实质问题。一怕暴露自己，二怕触犯了别人，何苦呢？
刘伟一进屋，所有人的眼睛便都盯在他身上。
“有什么新闻吗？”海望坐在上铺的边沿上，把两条汗毛丛生的长腿挂在半空。
“新闻当然有，”刘伟笑嘻嘻地说，“三年级球队的那帮小子们把战书下到我们跟前来了，现在还在楼道口贴着呢。”
海望慢悠悠地晃荡着腿：“咱们不能跟他们认真较劲儿啦，咱们都是快退休的人咧！”
“老婆还没讨呢，就想退休？”
海望从上铺“哧溜”滑下来，重重地落在地上。“说实在的，是没那份心思了。读了四年书，到现在还不知道归宿在哪儿，这球怎么打得动？”
海望是从内蒙古考来的，身高力大，他的女朋友偏偏是娇小的广东姑娘。两个人不大可能留北京。如果要求照顾，那么只有一起到内蒙。广东姑娘为此已经哭过几次了，弄得海望心烦意乱。
坐在桌旁看一本英语教材的李光忽然说了一句：“在座的所有人中，只有刘伟最笃定。”
“怎么说？”海望认真地问。
“这还用说吗？刘伟是系学生会主席，系里就是只有一个名额留北京，那也是刘伟的。”
“这家伙！”海望看了看刘伟，羡慕中又夹了点伤感。
刘伟跟李光开了句玩笑：“可惜你不是系主任，否则我真可以沾大光了。”
“你不信？”李光慢悠悠地拿钢笔杆儿在空中点了点。“我这话是集经验之大成。中国的规矩，当官当到最后总得占点便宜。”
“你也是当官的，也不会错。”海望说。
“我嘛，就不值一提了，否则我还坐在这里抠书本干嘛？”
李光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和女朋友两个都是上海人。历来北京分回上海的名额最紧张，为保险起见，两人都在玩儿命地看书，要考研究生考回去。
十几个同学都默默地看着刘伟，不再说话。他在这里忽然感觉到一种要命的孤独感。仿佛他是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坏事，被罚在这间屋子里展览示众似的。
“我还是……要回老家去。”他慢慢地说。“当干部嘛，是大家选出来的，大家可没有选我留北京，是不是？”
临放暑假前，又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全系毕业生中传播开来：全国首屈一指的ct电视台在全系要了十个名额！这消息可真是鼓舞人心，毕业生们简直要为此欢呼雀跃了！到ct电视台去工作当然是再好没有，何况这还象征了一个好的苗头。仅此一家就要十个人，那么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呢？北京电视台呢？广播电视部呢？首都各大报社呢？推断开来，今年的分配情况一定是大快人心了。弄得好，全系同学或许都能留在北京，大家可以互相提携着大干一场，前途大可乐观！
在刘伟这个班里，关于分配问题的议论于是又掀起了一个高潮。人们甚至在掰着手指猜测哪几个人有希望进入ct电视台。因为刘伟曾经表示过要回老家，他的名字自然就被排除在外。那些有把握留在北京的同学肆无忌惮地当了他的面大谈他们工作之后的种种打算。他们预言要在二十年后占领首都的广播电视阵地。
刘伟的自尊心被激怒了。一向事事走在人前的年轻人，临到关键时刻怎么倒甘心退缩在后了呢？他不能忍受这种被大众遗忘的寂寞。分配在哪儿倒是小事，实在是小事，问题是在这场竞争中表示出来的态度，是自己的实力，是自下而上所有这些人对他的估计和评价。白白让这个机会错过的人是傻瓜，是孱头；在竞争中击败一切对手、堂堂皇皇夺取金杯的才是好汉。
毕业生的分配情况摸底表发下来了，他在“第一志愿”一栏里龙飞凤舞地填上了“ct电视台”五个字。尔后他特地去找了季老师，他说他不要系里特殊照顾，他请求把他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同学，凭工作能力，凭学习成绩，凭那些应该“凭”的一切，分配给他应得的工作。
他知道他是必进ct电视台无疑了。全系十个名额，除去那些因各种各样关系非照顾不可的，怎么看也会轮上他一个。他也知道他若是能进ct电视台，实际上就是系里的照顾。否则全系那么多毕业生，怎么就偏偏摊上他了呢？
刘伟在这种自信和不安混杂的心境中度日如年。他给梦玲写了信，恳求她原谅他不能回老家去。他保证，五年之内，若是不能将梦玲调到北京，那么他就一定调回老家。分回去和调回去，这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分回去意味着被命运所驱，无可奈何；而调回去却意味着自己把握了命运，随心所欲。
三
门卫把一本会客单摔到梦玲面前，便自顾着扭头和人讲话。他那身藏青色的制服看上去有一种窒息感，似乎闷得透不过气来一样。这个年轻的门卫直到一眼瞥见了梦玲在“被访者”一栏里填上的名字，总算才愿意认真将梦玲打量一番。他脸上汪着的那一层亮晶晶的油汗，使梦玲感觉到自己手指间都在打滑。她把会客单一式两份填好，推到门卫面前。他又一次仔细看着“被访者”的名字和梦玲的脸。然后他嚓地撕下一份，交给梦玲。他的骨节粗大的手白皙而多毛，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尖被烟熏得焦黄。“一直往里走，过了花圃往右手拐。”他面无表情地关照了一声。
此后的几年内梦玲一直觉得奇怪，奇怪她那时怎么会想起来要去见他。毫无道理。是的，她决定去见他毫无道理。一个二十三岁的师院女学生，能拉一手糟糕的提琴，有点儿喜欢幻想，但又决不是想入非非，即将面临毕业分配，眼前有很多值得操心和惦记的事情，她怎么会在听完一场音乐会后忽发奇想，要去找那个声名远扬的提琴家的呢？
模模糊糊记得是一种冲动。模模糊糊记得当时很想去看一看他。也许还抑制过这种念头，又终究未能抑制得住。千方百计打听到他下榻的宾馆，没有告诉小欧，也没有告诉开开，什么人都没有告诉，就这么去了。不告诉她们的原因也不过是因为她只想一个人去，一个人，不慌不忙，平心静气，如同一次尽情的享受。
那个年轻门卫看她的目光使她受到了侮辱。他看那些死乞白赖想要蹭进宾馆的女孩子们大概都是这种眼神。然而她不是那样的女孩子。关于她的感情世界，那个年轻的门卫还不会懂得。
提琴家开玩笑地说她是自作自受。如果当初她不去找他，不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吗？
有时候，她想，有时候人很难控制自己的行动，当然就更不能预料到后果。
太阳把白色宾馆照得像要燃烧，墙壁反射出来的热气能烤红人的脸颊和手背。一部黑色“皇冠”车停在楼下，铮亮的车壳上映出了无数个太阳，使人的目光不敢久留。一个剃平头，穿着彩条港衫的司机正悠然自得地坐在汽车里，看一本花花绿绿的时装画报。沿汽车道摆了两盆铁树，两盆棕榈，七八盆盛开的“串串红”。深绿的树叶和鲜红的花朵似乎不惧怕炎炎烈日，活泼生动得让人肃然。
登上台阶，迎面是一排茶色玻璃门。那种暗暗的色调使梦玲一阵爽心。紧跟着，正对她的一扇门无声地开了，一个着白色制服、戴白色手套的侍者恭恭敬敬立在门边。梦玲不习惯这种场面，猛觉得脸上一红，赶紧逃也似的跨过门去。
上楼，脚下是软软的红地毯，空调的温度恰到好处，四面墙壁的色调洁白柔和。从楼上咚咚地冲下来一个黄头发小伙子，手里拿了一只很大的航空信封。他在梦玲面前停了一下，眨眨眼睛，又把头一歪，笑起来。梦玲也紧张地咧嘴一笑。这时她忽然有点踌躇，模模糊糊觉得闯到这儿也许是个错误。当然，这都因为那个炎热而又虚幻的月夜，那样的夜晚向来是祸根，它会给你把一切都搅得稀烂，会让你着魔，让你发疯，让你诗意十足地去生去死。
她站在二楼静悄悄的楼道里。房间里透出来的隐隐约约的提琴声让她四肢发软，浑身颤抖。那声音对她是一种魔力，把她的身心紧紧吸附过去，一瞬间她觉得眼前是一片空旷，她的五脏六腑里都充塞了提琴的美妙音响。她忘记了自己是干什么来的，什么都忘了，心中一片纯静。
一个穿米黄色套裙的漂亮服务员从楼道里走过，手里拖了吸尘器的长长的胶皮管。她在梦玲身后站住，柔声问梦玲想找谁？梦玲久久地迷茫地望着她，然后才回答，她就要找这个人，这个拉提琴的人。哦，您是想找提琴家吗？服务员微笑着说，那么您请进去吧，您按电铃，喏，就是门口那个电铃。
她伸手去按了那个电铃。她听见从门内传出来令人愉悦的“叮咚”一响。提琴声随即缓慢地消失，然后门锁喀嗒一声被打开来，门开了，在屋内半沉半浮的光线里，凸现出一张略显苍白的脸。这张脸因为不速之客的打扰而明显地表露出不耐烦的神色，眉头微蹙，嘴唇紧闭，双眼眯缝着，像是半睡半醒，懒洋洋地舍不得睁开。
在宿舍里她常常跟小鸥和开开她们谈到刘伟。她们总说他显老，像个三十多岁的饱经忧患的男人。她就说，怎么能不显老呢？怎么能呢？他脸上的皱纹，那是岁月磨砺的痕迹，你当他像如今十七岁就进大学的小伙子们那样一帆风顺吗？
那么个儿呢？她们得意地说，个儿为什么又那么矮？才一米七，还不及小鸥。一米七的男子汉算个什么男子汉？她就很伤心。她觉得开开她们不理解他。那是他十七岁下农村，让沉甸甸的粪担子压的呀！你们到农村去看看，看看在地里干活儿的有几个高个子？也许现在不一样，现在不是逐步机械化了吗？那时候可全靠肩挑手提，苦着呢！
她和刘伟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两家住在一个教师大院里。小时候，因为相差了几岁的年龄，两人并没有太多的接触。后来刘伟去插队，她初中毕业就进了县文工团拉提琴。有一年冬天文工团下乡慰问知识青年，刚好住在刘伟插队的那个公社。她受刘伟母亲之托去看他，在他的知青屋里吃了一顿饭。临别的时候，刘伟忽然抓住她的双肩，问她愿意不愿意再陪陪他？她愣了半天，抽身在他脸上打了一巴掌。打完以后她觉得手很疼，心也很疼，于是她放声大哭。那个巴掌把他们两人连在一起，这是命运。
只有她的母亲否认这个巴掌的偶然性。母亲坚持认为刘伟是早有图谋的。母亲说他从嘴上长出胡子的那年起就对梦玲虎视眈眈，这一点全院子的人都注意到了，只有梦玲自己不知道。你这个小傻瓜，你这个不开窍的小姑娘，你呀，你呀！母亲幸福地长叹一口气。
她就咯咯地笑。笑声使得在院子里刨食的母鸡们一齐回过头来，莫名其妙地瞪眼望她。她一边笑一边飞快地织着一件男人毛衣。从她怀里滚落出去的线团孤零零地躺在地上，一只浑身虎皮纹的小花猫蹲在旁边，好奇地打量那线团，并且跃跃欲试地想用爪子去拨弄它。
她总是笑得那么无忧无虑，痛快淋漓，像个天真的小女孩的笑声。刘伟有一次对她说，如果拿她的琴声和笑声作比较，那么他宁愿听她的笑声而不愿是别的什么。她就假装对他生气，说他小看了她，辱没了她的专长。其实那时候她已经对自己学琴的前途失去信心，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这个天份。
不过也许只是缺少名师指点呢？她又常常在心里侥幸地想。在那个县城的小小文工团里，你怎么能指望会有在西洋乐器上登峰造极的大师？人们要的只不过是谋生的手段罢了。于是她便总怀着一个幸福的梦想，盼望遇到神人点化，使奇迹在她身上出现。多少年来这个梦境丝丝缕缕缠绵不断，像是冬天炭火盆子里明明灭灭的火种。
——对不起，我不知道您现在在拉琴。
——请进吧。
——我不会妨碍您的。我不过是想很近很近地看一看……
——请进！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仅仅因为前天晚上听了您的演奏会。
——没什么。
——不，棒极了！我是想说……
——请坐。随便坐。是提琴爱好者？
——会拉一点。
——有什么要求吗？要采访？还是要签名？
——不，就想很近很近地看一看您。
——是吗？
——嗯。
——有趣。
——嗯。
现在她终于可以面对面地、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了。她有一种愿望实现以后的快乐，这感觉开始悄悄蔓延到全身，从脚底板到头顶，到手指尖，像猛喝了一口烈酒般地发麻，又像过电一样地发颤。她双颊赤红，眼睛明亮有如钻石，总是喜欢微微张开的嘴变得充满渴望，像是春天草原上嗅到了新鲜青草味的小马驹子。她的目光是一张漫天铺撒的密密的网，严严实实罩住了这个房间，这房间里的提琴家和他的琴。甚至她还想仔细看看他的手，这双手何以能拉出那样美妙惊人的乐曲，那些乐曲是无数枚砸向观众的魔弹，使人们神魂颠倒，如痴如狂。无论多少年人世沧桑，风云突变，脱胎换骨，关于那些乐曲的记忆只能像陈酒一般愈加醇厚，甘美无比。
好几年过去了。每天早上她照镜子的时候，她知道自己不再是当年坐在提琴家房间里的她了。忧愁悄悄地爬上了她的额头，清澄的目光变得庄重严肃，鼻子是一只枯萎的果实，两边脸颊上遍布的褐色斑点诉说出她作为女人的经历，曾经充满渴望的嘴唇闭得很紧，时时像是防范什么。那两条小姑娘味道十足的、总是被无数双眼睛注视的长辫子，也被她在一天早上醒来之后喀嚓剪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头鬈曲的烫发，因为时间不够和懒于梳理，呈现出荒芜和凄凉的味道。
说不清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不是在某一天早上突然降临，而是缓慢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演变成这副样子。她没有遭受过铭心刻骨的痛苦，也没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经历，她就在平淡无奇中读懂了“人生”二字。在以后所有那些漫长寂寞的日子里，她只在心里反复讲诉一个故事，那个炎热的仲夏之夜的故事。关于那个夜晚的清晰记忆，她知道她今生今世不会忘记。
提琴家穿了一件海蓝调子的真丝衬衣，衣服领子浆洗得笔挺。他说话的时候喜欢把刮得发青的下巴低低压下去，遮住了衣领的一部分。也许这是拉琴的习惯姿势。他无论怎样微笑也不能掩盖他身上那股咄咄逼人的气韵，那是一种非常诱人的、很有感染力的东西，只有处于事业顶峰的艺术家才有这种派头。
——学到什么程度？塔兰泰拉舞曲能拉吗，维尼亚夫斯基的？能？那就挺不错了。你应该把琴带来，我听听你的声音才有数。现在我什么也没法说，我总不能凭空乱说一气。是不是？
他越来越多地把身子倾过来，倾向前，倾向梦玲坐着的地方。他用一副和蔼可亲的口吻对梦玲说话，仿佛坐在面前的是个需要哄慰的孩子。当他把身子压下来的时候，他那颗硕大的头颅便显得无比沉重，占据了梦玲头顶的整个空间，堵住了她的呼吸，使她觉得自己愈发矮小。他的双手白皙修长，五指岔得很开，指关节微微隆起，几乎可以看见那层薄薄的皮肤下面密密麻麻的紫红色筋络。这双手时而平放，时而拳起，时而又竖立，显得烦躁不安。他整个人身上都有那种极其敏感的、神经质的特征，仿佛总是处在紧张状态，仿佛随时都能一弹就跳起来，反应之快让你吃惊。
空调机又一次嗡嗡地响起来，屋里有一种甜丝丝让人发腻的“空调味儿”。提琴家打开冰箱给梦玲倒了一杯桔汁，她咕咚咕咚一下子喝得精光。她觉得似乎是应该走了。这么长时间的兴奋，她很疲倦，应该走了。可是她又觉得身子发沉，沙发上的弹簧像是把她紧紧吸住了似的，难以拔出。房间里窗帘紧闭，光线幽暗模糊，提琴家的脸飘浮在空气中，她时时以为是一种幻觉。
门铃响了一下，没等他们两人动身，门就被人从外而打开了。漂亮的服务员提了一大串钥匙进来送开水。她对他们两人分别笑了一下，梦玲觉得那笑容有些装假。那暖瓶的颜色是金黄的，上面有像是雕刻上去的花纹，在这房间里成了一截发光的柱子。服务员的身材很窈窕，走路的步态十分轻盈，也许是有点儿模仿时装表演队姑娘们的走相。可是提琴家一眼出没有看她。
我真的应该走了。梦玲慌乱地说。都已经耽误您这么长的时间了。
——愿意留下来吃晚饭吗？提琴家忽然说。
梦玲的脸又一次胀得通红。她把一根长辫子从肩后抓过来，在手指上绕出一排圈圈。不，她低声说。不，谢谢，明天学校里要考试，考钢琴课，晚上要把练习曲一到五十全部弹一遍。
提琴家仍然坐在那里，没有送客的意思。他的眼光现在落在这条长辫子上。很好，女孩子梳这种辫子很漂亮，可惜现在很少见到了。现在的人都是披肩发，烫发，千篇一律。千篇一律的东西没意思。
我要走了，我真的要走了。梦玲说。
岁月一天天流逝，流入宇宙之中，归于永久的黑暗。人也在一天天变得衰老：皮肤松弛，乳房下垂，腰围增大，白发丛生，行动迟缓，咀嚼困难……逝去的不再回来，老去的也不复年轻，关于返老还童的灵芝草的传说仅仅是人类的幻想。有时候梦玲真想拼出全身力气大喊一声：再让我看一看过去！
如果能回到过去，她还愿意再回到那个下午吗？在空调机嗡嗡的响声里，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听那个提琴家断断续续地拉琴和说话？那房间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薄薄的窗帘把夏日下午的炎炎烈日、把人声和汽车声、把漂亮的服务员阻截在外，留下来的只有静默和激情。有时她能听见激情飞动时的飒飒风声。目光的交流则如火花飞进，嗤嗤作响。
那一天傍晚回到学校的时候，她对小鸥和开开撒了谎，她说她去看一个亲戚，那亲戚已经老得抓不动筷子。她们当然没有想到她会独自一个人去看提琴家，一场演奏会难道会使人沉迷至此吗？
晚上她照样去琴房练琴。五十个练习曲她弹得轻松自若，因为从她手底流出来的声音在她听来都成了提琴的歌唱。后来她干脆合上琴盖，把自己过去的小提琴找出来玩了很久。她仔细聆听塔兰泰拉舞曲的疯狂节奏，觉得全世界再没有比提琴更美妙的乐器。
四
天底下就有这么令人尴尬的事情：系里宣布分配名单的那天，刘伟清清楚楚听到了在分往ct电视台的十个人中有卢枫的名字。一瞬间他心里慌乱不能自持，他觉得命运似乎在开他的玩笑。
在电视台人事部报到的时候，他跟卢枫不期而遇。那天她穿了一件鲜红的羽绒上衣，脸上映得红扑扑的，连那双眼睛里都落进了红红的火苗。他看见不少人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很久。他跟她笑着，笑得有点像哭。他承认她是个具有诱惑力的女孩子，在她身上体现着一种朝阳一般的、蓬蓬勃勃的美，年轻生命的美。正因为如此，往后在他跟她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会变得万分被动，不知所措。
他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假装在看一份报纸，只等卢枫把手续办完。他听见管人事的那位老太太问卢枫希望分到哪个部组？卢枫说她服从分配。说这话的时候，她死死地盯了他一眼，他感觉到了。办完手续之后，她还磨蹭了半天，好像是有点等刘伟一起出去的意思。刘伟把头在报纸里埋得更深，仿佛那上面有什么奇特的消息使他不忍释手。他终于听到地较轻叹一口气，出去了。然后他一跃而起，冲到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面前，把自己的报到证明和粮油关系转移单等等的东西统统往她手里一塞。他恳求老太太不要将他跟刚才那个人分在同一个部组。老太太奇怪地问：“你们不是同学吗？”他点头，但是他又坚决地、再三地表示不愿意跟她在一个办公室里。老太太迷惑不解地皱了半天眉头，然后才恍然大悟似地“哦”了一声，又神秘地、表示理解和同情地对他笑笑，答应考虑他的要求。说实在的，在这么大一栋楼里，要分开两个人还不是容易得很吗？
于是，他和卢枫一个在专题部，一个在广告部。他尽量避免着跟她碰面的机会。他仍然每星期都给梦玲写信，长长的，情意绵绵的。同时他时时像一头猎犬似的竖着耳朵，注意着有没有将梦玲调进北京来的哪怕是极微弱的可能。他想，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杜绝卢枫的幻想。她也是个到了谈恋爱结婚年龄的姑娘了，他不能莫名其妙地耽误她一辈子。
但是那两道滚烫的目光还是追随着他，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那沉默的目光赤裸裸的，热辣辣的，像两条蘸血的鞭子，抽得他浑身青紫；又像两道从喷枪里射出来的火焰，在他背上燃烧蔓延。
他无可奈何，实在实在是无可奈何。毕竟她什么也没有说过呀！
现在跟刘伟住一间宿舍的是从中山大学中文系分来的毕业生吴迪。敦实个儿，广东人的特征在他脸上表现得极为充分，尤其是两片厚厚的、有点发紫的嘴唇，使他看上去憨厚、诚恳。他是个勤快的、好脾气的小伙子，任何时候都是笑眯眯的，办公室里诸如打开水、理报纸、领办公用具、分苹果分梨这样的杂活儿都是他的事情。他干得挺有味儿。只有一次他向刘伟抱怨说北京人吃得太糟糕。刘伟问他干吗要从广州跑到北京来？他说是他自己要求来的，他愿意换换地方。
他有个亲舅舅在香港，因此他的服饰打扮在全台年轻人中永远处在领先地位，是地地道道的“港派”。姑娘们很喜欢跟他搭讪，研究他的衣服，他总是笑眯眯地应付她们。由于说不惯普通话的原因，他讲起话来慢吞吞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咬字和发音常会使人发笑。他于是也跟着笑。“小吴，你还是拜个播音员当师傅吧。”人们打趣道。“不用啦——”他怪腔怪调地回答，按广东人的习惯把“啦”字拖得很长。
有一次在宿舍里，他郑重其事地对刘伟说：“卢枫喜欢你，你难道没有发现吗？”
刘伟在洗衣服，没有回答他的话。
“嗨，问你啦——”他显得有些不高兴，“你不会没发现吧？总不能什么回答也不给人家，就这么不理不睬呀！”
刘伟站起来，在手巾上揩干净手，从自己床前锁着的抽屉里把梦玲的信拿出来，一封一封，摊了满满一桌子，然后一声不响望着吴迪。
这一下子吴迪目瞪口呆。过去刘伟没跟他讲过梦玲的事，他还不知道刘伟有这个女朋友。
“那么，那么，”他十分痛苦地抱住脑袋，“卢枫她——”
他颓然坐在床上，良久，自言自语地说：“又是一个悲剧故事！”
刘伟向来不是喜欢安分守己的人。
工作了两个月，除了查查资料什么的，他没正经八百办过一件事儿。人们还没有将这帮刚刚分进来的大学生放在眼里。刘伟在椅子上坐得难受。他先是染上了看金庸武侠小说的瘾，《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书剑恩仇录》、《天龙八部》……一本一本全看过了。后来连武侠小说也不能把他拴在办公室里。他学会了一套气功的什么玩意儿，闷得难受时，就在办公室里运气发功，把办公桌子推得喀吧喀吧直响。
那一年北京的春天来得特别早，街头槐树一片新绿，无数的“吊死鬼儿”拖着长长的丝，仰面躺在人行道半空里，把胆小的姑娘们吓得哇哇直叫。年轻人的春装五颜六色，使人感觉到那种蓬蓬勃勃的生命的流动。
活力也在刘伟身体里膨胀，伸展，使他格外坐立不安，心跳手痒。他从来没有这样体会过一个人的闲闷无聊。他看了很多有关新科学、新思潮、新技术革命的书，但是没有人想到要去挖掘他的知识库藏。晚饭后他独自在西长安街的宽阔大道上散步，望着大道尽头那一轮巨大的落日，心里便会涌起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哀。
好在刘伟毕竟是刘伟，他不肯安于现状，向环境妥协。
思谋了好几个晚上之后，他向部、台领导分别写了一份报告，毛遂自荐开办一个专题节目：走向二〇〇〇年
正像很多小说里写的那样，部里的头头们有点恼火，因为这样一来就显得他们领导无方，不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他们否定了刘伟的建议，断言这个节目无非是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在中国的翻版。而台里的决策人物却大为欣赏，即刻召见刘伟，委他以重任。原因是中央宣传部门早就有开办这类节目的意思，台里却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那些四五十岁的节目制作人和主持人，他们有这样崭新的学识、敏锐的头脑、以及对于未来世界的信心十足的向往吗？
刘伟欣喜若狂。他又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投入了无穷无尽的奔忙。由他负责搭起的班子，从摄影到美工，全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清一色刚从学校分配到台里的大学生。他们互相之间信誓旦旦要打响这一炮，就差没喝鸡血酒。
那真是个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北京的春天。
“五一”节前，台里组织了一次舞会。宽大的演播厅里用纸花和彩灯装饰得喜气洋洋，气氛十分浓烈。这电视台里从五六十岁的台长、副台长们开始，一个个都是交谊舞的热心爱好者。他们甚至连放给年轻人跳的“迪斯科”也不肯放过，在场上象表演“甩手运动”般的自我陶醉着。跳得最起劲的是吴迪，只不过他的舞姿不使人欣赏，是那种一望而知的“广东交谊舞”，腿伸不直，脚步子很碎，腰弯着，身体左右摇摆的幅度很大，像是风浪里在海上行船一样。倒是他美美地笑着，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其实说到底，跳舞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欢娱。自我感觉好便是最大的收益。
刘伟在这种场合总是显得笨拙。他除了憨态可掬地跳过两场“迪斯科”而外，别的便什么也不会了。他的乐感太差，跳“三步”、“四步”怎么也跳不准拍子，几步一来就乱套。弄得舞伴也扫兴，不如不跳为好。
坐在一边看了一会儿，觉得没多大意思，又时时害怕女同事们来邀请他，使他难堪，索性提前退场，回宿舍看书去。他走到灯光阑珊的舞场外面，忽然发现了那个背对灯光的娇小身影，凭栏而伏，一动不动，跟舞场内人人皆欢的热闹场面相比，这身影便显得格外孤寂，格外凄凉。在一刹那刘伟觉得遍身有一股被电流击中后的酸麻感。也仅仅只有半分钟时间，他又垂下眼皮悄悄走过去。
“你连跟我说一句话……都不愿意吗？”
卢枫在后面忽然说。
他现在不得不停下脚步，不得不转过身去了。再装没听见，就显得过于卑怯也过于猥琐了。
她也朝他转过身子。暗暗的灯光下她的身材挺秀无比，象收割前夕灌满了浆汁的麦穗。她的眼睛凝然不动，深不见底，只在表层上浮着两颗幽幽的光点。在刘伟印象中，卢枫是个爽朗活泼的女孩子，从什么时候她的目光变得这么深沉凝重了呢？
刘伟把一只右手插进了藏青色学生装的口袋里，避过脸不再看她。这走廊是人来人往之地，何况今天还有舞会，他不想为这场一厢情愿的会面闹得风言风语。
“我宿舍里没人。”他简单地说了一句，就转回头，急急地下楼。他听见从背后跟过来的也是急促的脚步声。
进了宿舍，拉开灯，他僵直地站在屋子当中。他听着两个人的都很粗重的喘息，心里边不知道怎么慢慢有了一种气恼和烦躁的感觉。他也不知道自己气恼的是什么。
“都是同学，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有点茫然地问卢枫。
“你别问我为什么。”卢枫扬起头，紧紧地盯住了他。“不能问这个词，不要去追究它。在你的一生中，难道你对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能说出为什么吗？”
“可是你以为紧盯不放就能得到你要的东西？”
“我只能这样。别的我不懂，我真的不懂。”
“你没谈过恋爱？”
“我十九岁就当了你的同学。你听说过我有男朋友吗？”
刘伟扭过头去，重重地叹了口气。
“你是个傻瓜。”
“谢谢。”卢枫说，微微一笑。
还笑得出来！刘伟在心里嘀咕了一句。“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下去的结果？”
“我不去想它。”卢枫摇摇头，“已经这样了，你叫我还能怎么办？有时候我也想，事情全靠机遇，是不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事情又会变得对我有利，是不是？我等，我愿意等。我今年才二十四岁，等到三十岁也不晚。”
“要是我很快就结婚了呢？”
“结过婚的也有可能离婚。社会上这样的情况多的是，法院里不是都抱怨离婚申请看不过来吗？”
“那是婚前没有感情基础，或者双方修养、学识相距太大，或者……”
“别忘了你们将长期分居两地！”卢枫忽然很激动地说。
刘伟一下子哑口无言。一霎时两个人都有些尴尬，怔怔地对望着，不知道如何是好。两个人的呼吸对这间屋子来说似乎显得过于沉重了，于是一切都变得沉甸甸的，压得心里发疼。一开始好像很洒脱很强硬的卢枫，这时候连肩膀都耷拉了下来，楚楚可怜地望着刘伟，泪水一点一点从眼角渗出，勉强含住，溢满了眼眶，使上下睫毛几根几根沾在一起，变得粗黑浓重，十分媚人。
“不说这些了，再也不要说这些了，答应我！”刘伟半恳求半命令地说。
卢枫轻轻摇摇头，泪水便从眼眶里甩出来，挂在脸上。
“我不能说喜欢你，懂吗？我不能说这句话。”
“你已经说了，已经说了。”卢枫垂下头去，如诗如梦地自语了一声。
他们的目光重新相对时，刘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步跨上来，扳住了卢枫的头，坚决地、不容反抗地将自己的嘴唇贴近她的嘴。刹那间他感觉到她的呼吸滚烫，她的一双小手从背后将他抱得死紧死紧。他不断地、急切地、用劲地吻她，以至于透不过气来。他紧贴着她身体的两条大腿颤抖得厉害，如大风中行将断裂的屋柱。他感觉到自己血压在急速上升，脸颊赤红，眼睛也通红，像一条憋急了要去咬人的狼。他真怕自己控制不了情感和欲念这一对狂暴无羁的魔鬼，而一发不可收拾……
幸好，一阵激动——仅仅是这一阵激动过去之后，他开始平静下来。他松开了卢枫的头，调整着自己的呼吸，不再去看她。但是他知道她站在原地没有动，她在等待他的一句话，一句决定他们两人今后命运的话。
他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我不能对你说我不爱梦玲，那是虚伪。”
然后，很久很久，他听见她慢慢地转身，慢慢地往外走，又慢慢地带上门。她没有再对他说一个字。
她给这屋里留下的沉寂许久没有散去。
电视台的单身汉们聚在一起时，从来不谈姑娘们。不知道是因为台里姑娘太多的原因，还是小伙子们自视清高，不愿去触及这个问题。他们总是谈书，谁在哪儿买到了一本《大趋势》，谁在哪儿买到了一本《世界面临挑战》，谁又买到了《社会心理学》，或者是《未来丛书》的第几册。嗜好是有感染性的，由三两个人遍及其他，逐渐成为电视台年轻人中的普遍爱好。发了工资，饭菜票一买，剩下的几乎都花在新华书店了。
于是就给刘伟负责的电视节目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顺利。他们知道从哪些书上收集资料，应该去拜访哪些专家，以及中国的未来会是怎样的世界。前后忙了三个多月，《走向二〇〇〇年》的第一部分总算大致就绪。然而在将电视脚本交给播音员配音的时候，他们惊恐地发现，那些解说词过于干瘪涩重，丝毫不及它所表达的内容那样富于召唤力和感染力，以至破坏了整体的美。中文系出身的吴迪和另一个小伙子也毫无办法，他们的文字能力只有这个水平。即便借鉴《第三次浪潮》的语言，也写不出那种洋洋洒洒的气势。
刘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想这台节目也许就会砸在解说词上，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太亏了！太不值得了！
那几天他心情沮丧，闷闷不乐。
一天下午吴迪忽然领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同志来见他。来人穿一条黑色的薄呢连衣裙，黑色羊皮鞋，戴一副式样时髦的眼镜，白净的面孔聪明而多少带点矜持。吴迪告诉刘伟说，这是他特地请来帮忙润饰解说词的作家，然后他说了一个在刘伟听来如雷贯耳的名字，这名字使得刘伟欣喜若狂。
欢迎欢迎！刘伟紧紧握住她纤细的手。您愿意帮忙真是太欢迎了！很早就读过您的作品，很喜欢您的文笔。您来替我们写解说词再合适不过。您能够立即工作吗？需要为您作些什么准备？
女作家静静地听着，莞尔一笑说：“我需要你们提供小说素材。”
哦！那当然可以。在座的小伙子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在短时间内已经为这个风度优雅的、以写社会问题知名的女作家折服。他们如闪电一般的眼光密密地交织在她身上，如纵横交错的蛛网。她的黑色连衣裙在那一天里成了世界上最高贵美丽的时装。甚至她脸上的每一个表情都那么意味深长，不同凡响。
当晚，节目制作组的全体年轻人凑了份儿，在一家待业青年办的西餐社里“宴请”了女作家。他们开怀畅饮，高谈阔论，觉得无比尽兴。女作家的笑声在大伙儿中间最为突出：尖锐、自信、一串一串像刚从海底捞出来的湿淋淋的珍珠。然后，女作家又请他们去舞厅跳舞。那个舞厅向来以音响和灯光最具刺激性闻名。可是女作家自己没有跳，她说她从来不会跳现代舞。她坐在角落里喝咖啡，笑眯眯地望着吴迪他们在旋转的灯光中大发豪情，那感觉几乎跟舞迷们一样良好。
在那个晚上刘伟突然有了一种预感，他知道他的节目一定会成功。这节目将在某一天晚上的电视时间里像原子弹一般爆炸，山摇地动，举世震惊。
卢枫买了一辆红色“雅马哈”。现在上班下班她都骑着摩托，似乎比以前更加神气，更加豪兴。
有一次吴迪望着卢枫的背影对刘伟说：“你真不该让那后面的座位空着。”
刘伟眯缝着眼睛，几乎是恶狠狠地盯住卢枫的背影看。她那天穿的是一件藏青色带很多铜扣子的“摩托服”，戴一顶红色头盔，潇洒而又帅气。她把摩托骑得像飞一样，在汽车的空隙中左右穿插，灵活漂亮。刘伟真担心她会因为车速问题被“交警”喝令停住，交上执照。然而那些嘴上刚长出一圈茸毛的“交警”们屏声静气地目送她远去，脸上没有表现丝毫不满。
这真是个魔鬼一样的女人，刘伟心里嘀咕着。
卢枫现在变得格外喜欢笑，有事没事都要痛痛快快笑上一阵。她所在的那个办公室现在成了全台最活跃的地方。她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玩，也教她的同事们玩。她们玩得忘记了白天黑夜，忘记了上班下班，就差没忘记工作。说来也奇怪，玩得最厉害的部门倒反最出活儿，她们制作的广告节目每天晚上充斥了电视屏幕，铺天盖地，震耳欲聋，大批大批的广告费朝着电视台会计手里滚滚而来，人人欢欣鼓舞。
闷闷不乐的除了刘伟还有个吴迪。这两个人不知怎么都不喜欢看到卢枫豪兴大发的样子。刘伟阴沉着脸，吴迪则连声咕哝着：“痛苦，痛苦。”不知道他是看到卢枫就痛苦呢，还是为卢枫而痛苦？
有一天傍晚，刘伟晚饭后照例独自在西长安街散步。节气已交“夏至”，繁花似锦，空气温暖但又不至十分炎热，正是情侣们双双漫步的大好时光。于是刘伟突然感觉到浑身躁热，心神不安。他从口袋里掏出梦玲当天的来信，又一次细细展读。那娟秀的字体把他带到了同样娟秀的南方小城，梦玲怅怅地立在梧桐树下，穿着他买回去的蓝白相间的连衣裙，像一朵淡蓝色的喇叭花。这想象不知怎么每一次都令他痛苦异常。他老是感到那花朵在南国骄阳下日见干枯憔悴，终于被一只无情的大手摘去，在手指间搓捻揉弄，变得粉碎。他常常按捺不住地想要回去看看，又总是叹一口气罢休。他怎么走得了？他又怎么能放心地走？手上这个节目的成功与否至关重大，是他一辈子事业的起点，岂能够掉以轻心？
这时候他听到摩托的轰鸣由远而近。不用抬头他就知道是卢枫，她常常拖到这个时候才从台里回家，其实并不为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摩托驶到离他最近的地方时，声音忽然变弱了，变慢了，变成了一种压抑着的呻吟。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却发现卢枫笔直地坐在车上，两眼死死地盯住了他手里的信纸，像是在一瞬间里被雷击中，定在那里了一样。他慌慌地收起信纸，不让卢枫再看见。你回家呀？他没话找话地说了一句，想冲散卢枫的意念。卢枫缓缓抬起头来，似怨似艾地瞥了他一眼，猛地一踩油门，摩托车平地往前一耸，怪叫着飞奔而去。
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来得太突然太急促了，使刘伟日后有关这段事情的记忆总是难以连贯。在一辆从岔路口冒出来的汽车和摩托车擦身而过的一刹那，他脑子里轰然一响，视觉一片模糊。他飞奔到出事地点时，卢枫已经被人从翻倒的摩托车下拖了出来。人们都说，幸亏汽车开得不快。这倒是真的，卢枫奇迹般地没有出血，只是一条腿无论如何撑不起来。汽车司机也是个年轻女孩子，那一刻她的脸比卢枫还要苍白，她一口答应送卢枫去医院。她把刘伟当成了卢枫的丈夫，一个劲地向他道歉，后来卢枫苦笑着纠正说，是摩托车不好，不是汽车不好。
刘伟在医院里呆到近半夜才回宿舍。他把吴迪叫醒，告诉他这件事情，吓得吴迪两眼发直，半夜三更就想往医院跑。然后他把愤怒和疑问的目光投向刘伟，因为照他看来，摩托车出事和刘伟在场怎能如此巧合？刘伟无言可答，用被子蒙了头睡觉。
第二天傍晚刘伟去看卢枫时，病房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原来是吴迪。他背对房门坐着。轻言慢语地不知在说些什么。卢枫靠在雪白的枕头上，目光迷蒙地望着他，安静而又满足。他们两人与周围嘈杂的环境成了一个对比，仿佛是摆在喧闹的集市上的一对塑像。
刘伟没有进病房就走了。他心里的滋味十分复杂：一半酸苦，一半清甜。这都是因为卢枫从此要属于这个憨厚时髦的广东小伙子。
五
任何时候梦玲都不愿意回忆她初到江岸镇的日子。那日子潮湿、冰冷而又漫长，像是梅雨季节顺着学校陈旧的围墙慢慢爬行的蜗牛。
是的，学校的围墙十分陈旧了。不光是围墙，连那些教室、操场、教室里的桌椅、操场的篮球架，都十分陈旧了，灰蒙蒙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据说当年陈毅元帅的司令部曾经设在这里，这是全校老师们提起来就额角发光的自豪。老师们一律穿蓝灰两色衣服，一手挟作业本，一手托粉笔盒，匆匆忙忙走来走去。学生都是远远近近农村里来的，镇上的孩子很少，听说他们都退学回家做小生意去了，赚的钱要超过老师薪金的几倍。学生不算愚笨，却个个视唱歌为苦差，梦玲上课上得倒胃口。也难怪，农民送孩子上学，是为孩子能考大学、跳“龙门”的，唱歌顶个屁用！再没有比农民更讲实用的了。难得的是这学校里居然有一架旧钢琴！校长意味深长地告诉她，这是文革中的抄家物资。这钢琴起码有十分之一的键子按下去跳不起来，即便这样，梦玲还是愿意成半天地坐在琴边，随意弹着不成调子的小曲。这会使她想起遥远的大学时光。
镇子只有东西一条街。镇子上有一个百货公司，一个烟酒食品商店，其余便只能算是些小杂货铺、小饭铺了。街面虽说破旧，人却是熙熙攘攘拥挤得出奇。原因是街后面有方圆百里内最大的黑市市场，从那里可以买到吃的和用的一切稀奇古怪的农副产品，甚至还有银元和鳗鱼苗这样禁止自由买卖的东西。穿着中式对襟化纤褂子的当家人们，怀里掖了钞票，在镇子里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间或坐下来喝碗黄酒，吃笼包子。他们使这小镇变得更加肮脏、憋闷，商业味几十足。一到下午，街上就空荡荡的不见人影，大小店铺纷纷打烊，家家屋顶上冒出浓烟。到日落时分，上工的、下地的、上学的齐齐地回了家，就着咸菜和萝卜干喝光锅里的粥，院门就关了，老老小小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干副业。镇子里于是死一般寂静。
也有一个电影院，放的都是老得不能再老的电影，一两年前梦玲在大学里就已经看过。
还有一个文化站，有几副棋，一张康乐球桌，十来种杂志和上百本连环画。有一次梦玲刚往里面探了探头，立刻遭到无数道目光的围剿。慌得她掉头就走，从此再不跨那道大门。
还是宿舍里好。那毕竟是一块九平方米的安静天地。可是随着天气转暖，肥大的蟑螂开始在屋里上上下下四处爬动，发出悉悉索索的响声。早晨拿碗去打饭，蟑螂嗖地一下从碗里窜出来，油棕色的背壳亮得刺眼。晚上铺床睡觉，凉席上也会倏忽闪过这东西，叫人头皮一麻。似乎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挡它的游窜。还有那种粘乎乎的鼻涕虫，一到晚上它们就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了，沿着地面、墙壁、床腿、书脊缓慢爬行，留下一条腻腻的、亮闪闪的痕迹。梦玲吃不下饭。捧着饭碗的时候，一想起碗筷曾被这两样东西爬过，胃里就一阵阵恶心。她甚至不敢睡觉。只要电灯一关，她就感到身上有什么东西在爬，冰凉的，痒丝丝的，散发着潮湿和腐烂的气味。她躺着，睁大了眼睛，一动不敢动。于是睡意全消，她眼睁睁地躺到天明，全身肌肉因为紧张而绷得发疼。有一天夜里就这么躺着的时候，她不知怎么竟然哽咽出声，甚至嚎啕大哭，弄得隔壁老师来敲她的房门，以为她突然发病。第二天校长认认真真来找她，问她是不是工作上有什么不愉快？她回答说是害怕蟑螂和鼻涕虫。办公室里先是一阵沉寂，然后三三两两爆发出大笑，直笑得窗户喀啷喀啷发响。荒唐！太荒唐太荒唐！居然怕虫子怕得半夜大哭？
她万分生疏地望着这一张张咧嘴怪笑的脸。她知道他们无法弄懂她感情上的一切。他们不知道一个音乐系毕业的女孩子需要什么，正像他们自己除了教书和家务再不需要别的什么一样。
生命之花在枯萎。半年时间她一下子老了十岁。孩子一般光洁柔润的皮肤变得干裂粗糙，像是冻了一冬的土地。往日纯洁无暇的面孔，因为过多的忧愁和寂寞变得思虑重重，终日不展。她无可奈何地望着课堂上那几十张同样无聊的面孔，无可奈何地张嘴读出一个个音符。她的声音在课堂里显得陌生遥远，像是从地下或者墙壁里钻出来的一样。她知道这些孩子们不喜欢音乐课。他们当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地唱得下《国歌》。他们坐在课堂里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数学、物理、作文，或者麦苗、猪草、母亲的腰病和哥哥的婚事。他们跟他们的父母一样是实用主义者。
那把提琴，那把她从少女时代就一直带在身边的提琴，如今孤零零地悬在墙上。她曾经一日三次用薄绸布擦它，在睡觉时抱它，可是现在它变得光泽暗淡，琴弦松弛，浑身遍布鼻涕虫爬过的痕迹，亮闪闪的令人恶心。
她不愿意再听见提琴的声音，它会使她想起那个炎热的、美丽的、如诗如梦的仲夏之夜。那样的夜晚想多了会叫人发疯或者去死。
也有时候提琴自己会响。她搞不清楚它是怎么会响的。半夜里它突然奏出了维尼亚夫斯基的《塔兰泰拉舞曲》，热烈欢快，跳跃旋转，跟那个提琴家拉出来的声音一模一样。她大吃一惊，翻身坐起来，按住砰砰发跳的胸口，诚惶诚恐地望着漆黑一片的墙壁。琴声于是响得不那么真切了。成了一种遥远而又模糊的回声，在天边飘飘荡荡，美得让人想哭。
那声音似乎有很多很多年了。那个提琴家举办的演奏会也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
如果不是那个提琴家的再度出现，这样的生活也许要永远持续下去，没有休止也没有结束。
然而他毕竟出现了。犹如平静流淌的河水中突然有了一个落差，形成了一道瀑布，溅起了雪白的浪花，传出来快乐的、激动的声响。他就是那样出现了。
乌云在天空像孩子般地追逐躲藏，呼啦一下子涌到这边，又蹑手蹑脚地移到那边，露出了五月里白晃晃的阳光。满村满野的槐花开得像雪，一片一片，无边无际。光屁股的孩子爬在树上，用竹竿子打下花来，一筐一筐拣回家去。到处蒸腾着热烘烘的雾气，远处的村庄模糊得像一片幻影，绿色的原野安静而又沉着，一根砖瓦厂的高大烟囱像是大地举起的手。
她怀疑这又是一次幻觉。当提琴家风尘仆仆出现在她门口的那一刻，她面色苍白，手脚发抖。突然降临的巨大欢乐几乎把她脆弱的神经压垮。
自从她分配到这个小镇上的中学，还从来没有一个熟悉的、亲近的、哪怕是相识的人来看望过她。她是个远离尘世的人。有一次她请假回家看望母亲，连母亲都说她变得迟钝了，淡漠了。是吗？我真的变了吗？她惊恐万分地问。她摸着自己冰凉的脸颊，害怕那上面真的刻上了“寂寞”二字。古往今来多少女人的生命是被这两个字毁掉，想起这些她就不寒而栗。
她仅仅给提琴家写过一封信，用的是他那个乐团的地址。她知道他几乎常年在外而演出，收信的可能微乎其微。但还是写了。那不过是一种倾吐，一种解脱，出于对往昔生活的怀念。信寄出去，似乎心里多少填补了一点儿什么，就像拿到工资后在一家时装店里小小挥霍了一次似的，很舒服也很快乐。
她也知道，只要他看到了这封信，他就一定会有回复给她。自从她跟他在宾馆第一次见面，她就明白了他们的将来。她和他都逃脱不了这个命运，上天赐与的命运。
提琴家没有带他的提琴，连毛巾牙刷也没带，就像走路走到这儿突然想起来要看一个朋友那样随便。他拥着梦玲走在空无人迹的江提上，江水被阳光照得发烫，堤岸上的槐树用它们洁白繁密的花串遮掩了一切。
我不能呆在你的宿舍里，小姑娘。提琴家说。
那当然，我们不能在宿舍里，那当然。她慌慌张张附和了他的话。
我们走远一点儿，到那边那个村子里。那里不会有人认识你的，是不是？
不会。她简短地说。她使劲按住胸口，里面那个拳头大的东西跳得太响，使她觉得难堪。
别怕，小姑娘，你什么都别怕。他俯下身去，望着她闪亮的眼睛。他用手指在她额头上轻轻地抹了一下，拂去那上面几粒细细的沙土。
坐在门口的老妇人赤裸着上身，露出精瘦的肩膀和胳膊。她的两只干瘪瘪的乳房像两条细长的茄子，松松地一直挂到裤腰。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光了屁股趴在她两腿间，悠悠地噙住一只乳头，用乌亮的小眼睛望住来人。
提琴家付了老妇人十块钱，租下她一间客房。这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设有这么一间客房，为常年不断到龟山朝拜的香客们提供落脚的地方。
从外面猛然跨进幽暗的堂屋，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提琴家碰翻了一只水桶，惹得猪圈里的猪们一阵骚动。屋角有一块白色，那是一堆刚摘下不久的槐花。这里的人们年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拚命用槐花喂猪，有时人也吃，把槐花掺到面粉里蒸了吃。槐花放久了有一种大粪的臭味，又香又臭，熏得人头晕脑胀。几只母鸡从外面好奇地跟进来，脚前脚后踱个不停。老妇人在外面低声地吃喝着，鸡却不肯听她的召唤。提琴家使劲一跺脚，才使它们稍稍后退了几步。
左手是客房。房门口挂着花布帘子，是那种家织的青白两色的土花布，碰在手上沉甸甸的。房间里开了一扇天窗，因此光线要比堂屋明亮了许多。床是旧式的雕花大木床，高及大腿，床板上铺了竹席，有一床薄薄的花被。床上看去挺干净，只是有一股阴森森的霉味，大约是屋里长年不见阳光的缘故。
他们面对面地站在屋里，在离床沿一尺远的地方。她因为紧张而全身发抖。她不知道情欲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即将来临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因为恐惧她开始产生了一种羞耻感，她想要从这间屋子里逃出去。
她的身体刚刚一动，就被提琴家死死抓住了。提琴家的手很有力量，不像个艺术家的手，隔着薄薄的衣衫一直陷进她肉里。完了！她突然闪过这个念头。她觉得万念俱灰，身体落进了一个看不见的深渊，不由自主地下沉，下沉，四周是漆黑一团。
她被提琴家抱了起来，放在床上。他俯身给她脱去鞋子。一只鞋子的鞋带不知怎么搞成了死结，他凑上前去，耐心地给她解了很久。然后，他坐在床沿上，仔细地，凝神地看她的脸。
你别怕，小姑娘，你只要躺在这儿，安安静静躺着，一点也用不着你动。你懂不懂？他轻声对她说着。他的手指放在她额角上，然后无声地掠过她的眼睛、脸颊、嘴唇、下巴，冰凉的，滑腻腻的。你真可爱，你这张面孔纯洁得像个婴儿。我认识很多很多女孩子，就是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面孔。你看人的时候会让人心里发疼。我说不准那种感觉，小姑娘，可是我心里很有数，我什么都懂。你让人心里发疼。他的手指继续在动。她的身体开始在床上轻微地抖动，从心脏到指尖，又从头顶到脚底，抖得像一匹展开在风扇旁边的柔软的绸缎，又像和风轻漾下的碧蓝的海波。
她忍不住地呻吟了一声。然后她哭了。她把滚烫的面颊埋在他的肩窝里，闻他身上的汗味、皮肤味和提琴味。
很久以后，在她独自坐在黑暗的房间里，一点一滴地、忧伤而又惊恐地回忆那个下午的每一个片刻时，她很奇怪当时怎么会有那种感觉，那种漫无边际的、十分十分熟悉的感觉。就好像她在不知道多少年前也经历过那样一个下午，面对着同样的男人，同样的爱抚。甚至连对方抚摸她的位置都一模一样。
怎么会的呢？怎么会是那样的呢？她想不明白。
她又一遍一遍地试图去回忆他的脸，但是那张脸始终是模糊不清，灰白一片。她只记得当时他脸上的汗珠，成串成串，流成无数条蚯蚓般的小河，慢慢地淌着。他的眼睛在她面前不停地晃动，因为视距太近，成了两颗发亮的、移动的黑点。
他把她搂在怀里，温柔地亲她眼角的泪。别哭了，小姑娘，你要快乐点儿。我希望让你快乐，否则有什么意思呢？他的嘴唇在她脸上蹭来蹭去，蹭来蹭去，像鱼儿在水中寻找食物。
我不是不快乐，她抽泣着说。真的，我不是不快乐，我就是想哭。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好像哭一哭才痛快。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了？她仰起脸来，泪汪汪地望住他。他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也许他知道的，她心里想。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肯说。她觉得很累，四肢软软的，心里也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又幸福又忧伤。她不出声地躺在他旁边，在他热烘烘的怀里。她摸到他身上一层汗水。
他们就这样偎依在一起，静静地躺着。从天窗透下来的阳光已经移到墙上，把那面墙壁照得也像是开了一扇窗户，辉煌明亮。桌上那只闹钟滴滴嗒嗒地走得很欢，似乎满世界都充满了这种单调而又热烈的声响。外屋里在烧猪食，风箱拉得啪哒啪哒发抖，听得见锅里的东西咕嘟咕嘟沸腾，冲出来一股浓浓的发酵过的酸味，还有那种又甜又香又臭的很奇怪的槐花味。外屋圈栏里的猪们大概也意识到了要给它们开饭，开始来回地走动，叭嗒着嘴唇，用身子在木栏上很重地搔痒，发出响亮的吭吭的鼻音，间或也来一声尖尖的大叫。
那个小男孩在院里跑来跑去地追大公鸡，大概忽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叭地扑倒在地上，立刻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哭叫。老妇人用苍老的嗓音不住声地喊“乖乖”，拍他哄他，又答应带他出去买糖，也无济于事。直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院门口大吼了一声：“再嚎！”孩子才悄无声息地闭了嘴，发出断断续续的抽噎。
那混合着槐花的猪食味道让梦玲头晕想吐。这是在那个下午唯一使她感到不快的事情。如果没有那种熏人的酸腐味，也许一切还要更加完美。
她很想问问他的家庭：妻子、孩子，以及其它一切。可是她终于闷在心里，因为他什么都没有问她。大概这样更好，你了解了他的身体，了解了与你有关的一切，这就够了。至于别的那些，你就是知道得再多，又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还指望能有什么出人意料的结局吗？
他们在床上躺了很久。她深深地沉入这种温馨的爱河里，像一条在岸边上奄奄一息又被抛进河水的鱼儿。她用劲地鼓起自己的腮肺，大口大口地呼吸，无比舒畅无比快乐。她真愿意永远地躺在河底，在这温暖而又柔软的沙土上，直到干枯死亡。她迷迷糊糊好像做了一个梦，梦见她从高高的悬崖上飘落下来，在空中急速地打着旋儿，一时间心不知道沉落到哪儿去了。她惊恐万分地抓住了提琴家的手，那只修长单薄的男人的大手使她霎时间体会到什么叫“需要”。她含泪亲吻这手上的每一根手指，每一个关节，每一条突起的筋脉，她把它贴在自己滚烫的腮边，久久不肯松开。
阳光在墙上变成了窄窄的一条，终至消失。屋里立刻变得昏暗不清。灶屋里又在啪哒啪哒地拉起了风箱，这回大概是烧全家的晚饭了。村里开始响起了人声和牛羊的叫声。放学的孩子失声笑着，把狗撵得汪汪直叫。外屋那堆槐花闷出来的怪味一阵紧似一阵，充斥了宇空，渗透进人的头发和皮肤，五脏六腑都被浸成了发腐的白色。
他们走出屋子的时候，那个赤膊的老妇人依旧坐在门槛上，在一把一把地抓着瘪稻喂鸡。提琴家对她道了一声谢谢，她漠然地抬起头来，用那种入世很深的、洞察一切的眼光望了他们一眼，瘪瘪的嘴唇张开又合上，便继续她的喂鸡工作。那个跌了跟头的小男孩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灶屋里飘出来淡淡的青烟和白色的雾气。
他们爬上江堤，深深地吸了一口黄昏的空气。长在树上的槐花的气味变得芬香清甜，白色的花影在夕阳和霞光里美丽异常。江水温柔地涌动，闪起璀璨的光点，金碧辉煌。
他久久地抱住她，不肯放开。他的嘴唇在她光洁的额上来回摩挲。她感觉到他呼吸沉重，浑身发抖。他身体内再一次激起的巨大热情像暴风雨一般震憾着他们周围的空气，发出沉重的、轰隆隆的低鸣。他脸上和眼睛里隐藏的神情使她灵魂颤栗，那种庄严肃穆、那种忧伤痛苦，她觉得实在是难以形容，难以形容。
她清清楚楚知道这一次分手便是永远的别离。她不会再次走进他的生活了，永远永远不会了！艺术家的生涯是一支繁复宏大的交响乐，她只是偶然进入乐曲的一个小小的音符。她泪流满面地望着他的脸，他身上的每一处地方，像是要把这一切吃进肚子里，变成自己血肉的一部分。这是从过去的快乐生活中延续下来的一个梦，此刻天将拂晓，欢梦也将逝去。她紧紧地抓住他，惟恐失去而明知必然失去！
他终于放开了她。暮色渐浓，他不能不走了。她疲惫地靠在一棵槐树上，望着他的身影在黄昏中越走越远，变成了一个闪动的亮点。白色的花瓣扑簌簌飘落一身，她无力去拂也不想去拂。想到自己的少女时代从此就埋葬在这漫天飘飞的槐树下，她并不后悔。
六
晚上七点钟，电视台五楼的会议室里开始有人落座。刘伟的专题节目今天要在这里接受第一次审查。虽说审的是脚本，气氛也够紧张的了。若是脚本都不能通过，又何以谈到投入摄制呢？节目组里的大李有经验地说，这样的会议起码要开到半夜，一次不行还得两次。吃晚饭的时候大李特地多买了一只馒头揣在兜里，留作夜宵。吴迪指责他制造紧张空气，他耸耸肩膀说：“咱们看着吧。”
下午部头头曾经通知刘伟，台长晚上要来听会。部里的人对这个消息都感到惊讶。台长亲自出席这样的会议，自然是表示了一种例外的重视。在这栋大楼里，虽说电视台的所有人员在一起办公，但是普通工作人员和台长碰面也并非常事。上班的时候，小轿车把台长一直送到楼下，然后他们钻进电梯，升到办公室。下了班，又是电梯坐到底，出了楼门就钻汽车。平时要跟谁谈话，一个电话把那人唤了去，谈过就走。如果统计一下，这座楼里起码有一半的人没跟台长对过话。
然而台长偏偏对刘伟印象好。偶然碰到面，台长会特地停下来，跟他握握手，笑容可掬地谈几句话，问问节目的进展啦什么的。台长对刘伟说，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随时可以去找他，直接去找他。但是刘伟对此仅仅一笑了之，从来没有主动往台长那儿跑过。他知道这台里人多嘴杂，大家的眼睛互相都盯着呢，只要他私自找过一次台长，那么他在这座楼里就难做人啦，他的节目也就被抹上一层不光彩的暧昧颜色啦。
七点过五分，节目组的全体人员已经到齐。接着到来的是美工、请来的作曲家、本台几位文学编辑和导演。最后部主任那微秃的前额出现在灯光下。他宣布说台长晚上临时有外事任务，不能到会。这消息使会场静默了半天，似乎人们在揣测台长来与不来的动机。吴迪在下面小声说：“不来更省事。”刘伟没有答话，只是心里突然感觉到有点发空。
天很热，头顶上两只大吊扇呼呼地转着，吹出来的风却不凉爽。人们在下面小声地交头接耳，话音和吊扇的风声混合在一起，增添了一种嘈杂感。部主任掏出手帕揩着额角的汗，一边高声对大家说：“人来得差不多了，我们开始吧。”然后他用手势示意刘伟开始。
脚本还没有打印，只刘伟手边有一份，厚厚的，有上百页纸。他请示部主任：是一段一段念，一段一段审，还是念完了一块儿审？部主任征求几个编辑和导演的意见，他们大概是出于对会议时间的考虑，一致认为念完了再审为好。
刘伟有些紧张，他的南方普通话显然不能胜任这样的朗读。这种铿锵激昂、充满了预言和警句的东西，由一位音色浑厚的男性播音员读出来效果会好得多。但是刘伟又相信脚本自身的感染力，以及他对每一个段落和字句的透彻理解。开始他念得有些磕磕巴巴，随着内容的深化，他自己渐渐走进未来的社会之中，他热情洋溢地向人们描述着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讲到社会的财富不再是金钱而是知识，讲到时间与生活的竞争，高技术和高情感的平衡，企业里新的等级次序，协作生产是一种新的全球模式，银行的作用变化，住宅，家庭，保健，教育，食品，个人创业，宗教，政党和政权，网络组织……念到最后，他的声音越来越兴奋，越来越高亢，旁边的吴迪一连捅了他几次胳膊，他茫然地停下来朝吴迪看看，很快又进入情绪。未来社会像一颗美丽的彗星，带着耀眼的光芒呼啸而来，他感觉到它的热度和力量。他带着不可抑制的热情和激动，试图去接近它、窥视它、了解它。
然而等待他的是会场上一片沉默。人们似乎被这一连串倾泻而出的新概念和语言打懵了，变得怅然若失、不知所措。部主任紧闭了嘴，若有所思地盯住桌面上某一点。导演们一个劲地抽烟。几个编辑不声不响用笔在小本子上写着什么。美工用指甲在桌角上划来划去，划来划去。中年的作曲家则仰面朝天，盯住飞旋的吊扇，仿佛沉入构思。剩下节目组的年轻人们，在各自座位上扭动身躯，神魂不安，面面相觑。
吴迪看看不知所措的刘伟，又看看在座各位，忽然站起来，笑嘻嘻地操着广东腔说：“我们这个还只是初稿啦，请领导和各位专家多提意见。”
部主任张开五指拢了拢被风扇吹乱了的头发，态度温和地说：“写得很有才华，很有才华。”
“构思大胆，观点鲜明。”一个胖胖的导演附和他的话。
几个编辑小声讨论了几句，然后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这部本子看得出是下了工夫的。短时间内收集了这么多资料，真不容易。年轻人的闯劲是了不起。”
“后生可畏呀。”部主任笑容可掬地作了结论。
刘伟坐在那里，紧绷了脸不说话。他觉得这些淡淡的赞扬中满含了虚伪，不是他们心里真正的意思。
又是片刻的沉默。然后那个戴眼镜的编辑试探地说：“如此肯定、如此断然地谈论未来社会的模式，尤其是谈到未来的政党和政权，会不会使人觉得我们是把舆论强加给政治？”
没有人说话。大家的神色都有些紧张。
一个精瘦精瘦的导演把手里的烟蒂一掷，忽然站起来说：“没有人能够具体地预测2000年将是什么样子。企图详细描述未来世界，那是科学幻想小说和未来学家的预言游戏。游戏往往是既不正确又会令人烦恼的。”
宛如一块巨石投入了平静的池塘，先是轰然一响，然后水花四溅，水波涟涟。会场上小声交谈的声音开始盖过了风扇的呼呼声。有人开始站起来指责关于未来家庭的描述是耸人听闻，又有人怀疑宗教的复苏，还有人反对在脚本的第一章里把知识提到了过高地位，那个戴眼镜的编辑则坚决不承认个人创业的前景。会场上人人情绪激动，旗帜鲜明，固执己见，把一个费尽心血写来的电视本子批得体无完肤！
刘伟沮丧地坐在桌前，既不记录也不反驳。他知道在这种场合没法申述自己的意见。以前他也参加过几次讨论会，讨论的是别人的本子，同样被指责，被批驳。几乎没有哪一个本子在这种会上能通过的，没有这种情况。然而这些本子到最后也总是能拍出来，甚至拍得很好，受到好评或者获奖。他完全知道在这种会上应该持什么态度，然而他还是不能心平气和。他偷眼瞥了一下吴迪，这个憨厚的广东小伙子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满脸惊讶，似乎无法相信他执笔写出来的本子会遭此厄运。吴迪再过去便是大李，节目组里此刻唯独他最镇静，他缩在椅子里一声不响在啃冷馒头，一口馒头一口开水，吃得津津有味，旁若无人。刘伟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完了！他们被打垮了！全军覆没了！
关于他们的节目又专门进行了几次讨论。因为当初台长的支持，部主任总算没有将本子枪毙。于是又召集“专家们”提“建设性的意见”。众说纷纭。谁也没有经历未来，因而谁都有权利想象和猜测未来。年轻人强调竞争，中年人强调稳定，老年人强调道德。作曲家要加进流行歌曲，希望赢得观众欢迎。美工们要想设计出变幻莫测的激光背景，说是可以增进时代感，现代味儿。人人都想在这个节目里大显身手，结果节目在投入拍摄之前就成了一锅大杂烩。
现在刘伟觉得不是他在主持这个节目，而是节目在主持他了。他失去了控制这个节目的能力和权力。他被不由自主地卷入这个乱纷纷的旋涡之中，被公众的意见所左右。节目里甚至加进了魔术表演，是大卫·科柏菲尔的现代魔术。节目变得越来越大众化、通俗化、趣味化。作曲家在节目里插入的两首流行歌曲，未等正式演唱就风靡了电视台。音响公司的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找上门来，要求录制成磁带发行。美工声称在这个节目里可以让电视观众享受到最最现代派的美的艺术。有一男一女两个当代中国最红的歌声来找刘伟，毛遂自荐当节目里的主持人。
有时候刘伟想哭，想躲在哪里痛痛快快大哭一场，然后把本子撕得粉碎。
在这段时间里吴迪和卢枫结婚了。新婚夫妇到吴迪老家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带回了吴迪舅舅送他们的一台大彩电，还有一箱五颜六色的衣服。这些衣服着实令电视台的姑娘们羡慕了一阵。那厚厚一本新婚生活的彩色照片，卢枫毫不忌讳地拿给大家看。她打着带花边的遮阳伞躺在海滩上；她穿了薄薄的绣花内衣和吴迪拥抱；她坐在吴迪膝盖上，吊住他的脖子微笑；他们头靠头地偎在床边看电视……
这相册刘伟只看了几页。他把它掷还给了卢枫，并且愤怒地瞪她一眼。她却回给他一个不深不浅的微笑。刘伟明白这一切的意思，就是苦药他现在也只能咽下去。
有一次他们两人在资料室碰面的时候，刘伟一把拉住卢枫，轻声地但是恨恨地说：“你现在是结过婚的人了，请你以后不要再触犯我的什么。”
卢枫用一副天真惊讶的神气说：“我难道曾经触犯过你什么吗？”
刘伟直瞪瞪地望着她，想说话又说不出来。他想起了“五一”那天晚上吻她的情景，浑身一阵一阵发热。而她现在已经是吴迪的人了，轻而易举地！他心里那种滋味实在是难以言说。
“没有，那当然更好，但愿如此。”他苦涩地说。
“你说什么呀！”卢枫一皱眉头，轻蔑而且不屑。
她望着他的神情使他受不了。他受不了她那种眼光。仿佛他是个懦夫，是个逃兵败将，是个性无能者，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天哪，人怎么能活到这个份儿上！
有一天台长找他谈话。
台长问他分到台里以后对工作有些什么看法，又问他的女朋友在哪儿，为什么还不结婚？然后问他最近看些什么书？刘伟如实报了几个书名，台长很感兴趣。台长说他事情忙，顾不得跑书店跑资料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些什么好书。台长让刘伟以后隔一段时间就来跟他聊聊，给他补充点新鲜东西，再推荐两本好书看看。台长说得很谦虚也很诚恳，几乎让刘伟再一次鼓起信心了。然而台长却没有提起那个正处在舆论中心的专题节目。他绝口不提，似乎在这个台里根本没出现过那么一个胆大妄为的本子，也根本没存在过那么一个节目组。这一来，刘伟便觉得不好开口了，纵有千百桩委屈要说，也不好贸贸然地对台长开口。谁知道台长心里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下班以后刘伟便很寂寞。吴迪结婚以后就从这间屋里搬出去了，想到他便是在这间屋里认识卢枫并和她结婚的，刘伟心里就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他比以前千百倍地思念梦玲，想和她呆在一起。梦玲很久没来过信了，他不知道柔弱的她此刻怎样在那个乡村小镇上生活。调她到北京来的计划还只是空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关方面已经松口。他现在知道，除非他有很硬的后台或者他本人对当局有极高的价值，否则这件事就永远是空想。
本子投入拍摄以后，刘伟也卷入了空前忙碌的事务之中。他是导演，然而他却要付出十倍于导演的精力来对付钱财问题，台里批给他们五千元钱拍摄经费，管剧务的老郑一个劲嚷嚷没法开销。说的也是，如今你就是在北京的街心公园拍个镜头，也会有人奔过来伸手要场租费。借来工作的那些作家、作曲家、演员、录音、照明、制景的技术人员，得付人家稿费和补贴费，外地来的还要出路费和住宿费。光是一次次奔走于几个大学和研究所，向那些专家学者们征求意见，就让出租汽车公司赚去了一笔可观的钱，刘伟向部主任写了个报告，要求追加钱款，部主任说要研究研究，便没了下文。于是节目在拍到三分之一时，那个从北京某剧团借来的节目主持人因为报酬问题大发脾气，拂袖而走，前面所有关于他的镜头全部作废。这件事让刘伟急得嘴角烧出了一串燎泡，眨眼之间头发竟白了几根！吴迪说我们妥协吧，加点钱把那人叫回来吧，刘伟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始终没松口。这些日子他已经低头低够了，他不能再低三下四地跪在一个演员面前，否则他不能平衡自己内心的情绪，他会发疯的！
拍摄工作全部结束已经到八月底。试播的那天头头们都还满意。过了两天部主任通知刘伟说，总编室对这个节目特别优惠，安排在国庆节期间播出。对电视台很多导演们来说，国庆节是黄金节目期间，人们因为是假日，就是臭狗屎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从头看到尾的，谁的节目能在这个时候播出，本身就说明了是一种成功。
刘伟默默地坐在自己办公桌前，许久没有说一句话。然后他告诉部主任，国庆节期间他准备请几天假，回家去。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
七
梦玲是在盛夏里一个雷雨之夜闯入小鸥家里的。那一天闷热异常，傍晚时分才下起了暴雨，雷声隆隆，整个客厅里被闪电照得彻亮，阳台上晒着的衣服一件件变成了白色，龇牙裂嘴，狰狞恐怖。梦玲闯进客厅的时候，浑身湿透，披散在脸上的头发一根根往下滴水，使坐在客厅里的小鸥和她父母大吃一惊。
“是……梦玲？”小鸥慌慌张张站起来，不敢相认。
梦玲慢慢地用手掠开披散的湿发，露出一张憔悴黄瘦的小脸，和一双失神的眼睛。
“梦玲！天哪，这个样子！怎么这个样子！”小鸥失声大叫，然后扑上去，一把抱住湿淋淋的梦玲，仔细看她的脸，她的头发，她的脖子。小鸥的一双眼睛温柔明亮，像两颗飘浮在空中的美丽宝石，如梦如幻。梦玲恍恍惚惚又想起了那个白雾蒙蒙的仲夏之夜，她穿着白底带蓝条的细布连衣裙，和两个女友去听提琴家的演奏会。那日子距今已经十分遥远了，遥远得像隔了一个世纪。
“这么多日子没看见你了。有半年多没看见你。你变得很多。在那儿生活挺苦，是不是？”
倒好洗澡水，把一块崭新的丝光毛巾递到梦玲手上，小鸥仍然舍不得离去。她充满体贴和爱怜地望着梦玲，那目光里已经没有了少女的娇矜，而多了一种成熟的母爱。
洗完澡，梦玲穿上了小鸥的一件淡绿色真丝睡裙。她惊异地站在镜前，久久望着自己。宽大飘逸的裙摆把她娇小的身体完完全全隐没了，一切都看不见了，像是溶入了淡绿色的宇宙。她从镜子里面看到了小鸥房间里同样是淡绿色的窗帘，雪白的床单和洋红色毛巾被。床上有一个变形的布制洋娃娃，娃娃手里举了一只小小的网球拍。枕头上散乱地摊着几张钢琴总谱。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切，一种温馨熟悉的气息渐渐将她包裹起来，使她呼吸急促，面色渐红。一切都还是过去的模样，只有她不再是过去的她了！
她疲惫地靠在床上，小鸥坐在她旁边，跟她讲毕业以后同学们的各自遭遇。小鸥告诉她，开开已经结婚了，嫁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人。班上同学都觉得难以理解，只有开开声称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开开现在专门创作儿童歌曲，发表了几首，广播电视台里还唱出了几首。小鸥说，她相信开开的幸福，因为开开写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歌。“你呢？”她望着梦玲的眼睛，“我以为你也结婚了呢。你一走之后再没有音信。我想你大概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给刘伟写信了，是不是？”
梦玲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雷雨已经停了，夜空很静，从窗户里飘进来潮湿清凉的空气，带着一股淡淡的腥味。客厅里小鸥父母在看电视，放的好象是一部日本片子，女人的说话照例夹了气声和哭声，令人头皮发紧。
“要是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会不会把我从你这儿赶出去？”梦玲在床上坐直身子，紧张地盯住了小鸥。
“看你说的，”小鸥笑道，“你就是杀了人，当了强盗，我也会把你藏得好好的。”
梦玲轻轻摇摇头：“你知道我不会杀人才说这个话。”
“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杀人更严重吗？”小鸥正色说，“你知道我会帮助你，你才到这儿来的，是不是？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刚才你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你神色不对。我没有问你，是怕你不愿意说。干吗要追人说出自己不愿意说的事情！”
“我求求你……”梦玲说，“求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否则就是要我死了。”
“……”小鸥吃惊地吸了一口气，没能说出话来。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用充满疑问的眼睛紧张地、关切地盯住梦玲。
梦玲的脸色在一点一点变红，红得像是充血。她放在大腿上的一双手簌簌地抖动，像是无法制止它们跳跃的一对小动物。泪水从深处慢慢地涌上来，充满了眼眶，滚动许久。
“我到这儿来，不是求你，是求你妈妈的……”梦玲失神地望着小鸥。
小鸥的妈妈是妇产科医生。小鸥明白了梦玲的意思。刹时间她觉得脑袋里轰的一响，太阳穴突突地跳了起来。“你有那个……那个……那个了？”她结结巴巴地说。
梦玲低着头，不再说话。
“谁？跟谁？你要告诉我，是谁？”小鸥一迭声地问，抓紧了梦玲的手，显得十分激动。“是不是刘伟？他回来过？”
梦玲摇头。
“那么是谁？你告诉我！”
她不说话。现在她已经决意不再说话了。最沉重、最难以出口的事情已经讲了出来，剩下的，她随便小鸥怎么去猜测。那关键的一点，她要把它烂在肚子里，一直到死。
两个人脸对脸地、充满敌意地坐着。梦玲此刻异常平静，激动不已的倒是小鸥。她以为梦玲是在那个乡下小镇受了什么人的欺侮。一个单身女孩子，孤孤零零在那里生活，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发生呢？她觉得委屈，替好朋友委屈。
她终于站起来，到客厅去了。屋里霎时变得很静，梦玲听见她在客厅跟她妈妈说话的声音。似乎还有什么争执，她的声音变得尖锐激烈，还带着哭腔。过了一会儿，她进来了，眼圈红红的。
“行了，明天去医院吧。”她低着头，不看梦玲。
梦玲慢慢地说：“你今天不会叫我走吧？”
小鸥忽然扑上去，抱住梦玲的肩膀。“哦，梦玲，梦玲！全班这么多同学，为什么偏偏是你来求我！”她痛苦地、像孩子一样地趴在梦玲身上，失声痛哭。
把一个尚未成形的胎儿强行拉出身体的痛苦，梦玲经历过了。那种吸空了身体的撕肠裂骨的锐痛，她今生今世难以忘记。在医生和护士们心照不宣的目光下躺上手术台的耻辱，梦玲也领略过了。她只能回报她们以沉默。她知道，如果不是小鸥妈妈，她们还会逼她说出他的名字，这是规定。
小鸥叫了一辆三轮车，把梦玲接回家里。不知道因为流产后的虚弱还是别的原因，梦玲在小鸥家生了一场大病。若不是小鸥母女两人的精心照料，梦玲也许就要病得死去了。病中她昏昏沉沉总是提到槐花和琴，小鸥以为她是在惦念某一个有音乐天赋的农村女学生。小鸥的男朋友丢看小鸥，两个人提到梦玲的事情，小鸥决计要帮助梦玲调回省城，那位神通广大的公子一口答应去办。小鸥趴在梦玲耳边哭着说：“你要挺住啊！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唯独生命不能过去，无论如何你要挺住。”
也许是年轻的生命力不愿意就此泯灭，梦玲在十天以后终于开始恢复。病愈之后她变得憔悴不堪，头发掉得稀稀落落，密密的鱼尾纹过早地留在眼角，目光中再没有了昔日的澄澈和光亮。第一天下床她感到头晕目眩，若不是赶紧跪在床边，她会一个跟头摔得头破血流。她跪在那里，悲哀地望着自己细瘦的胳膊和青筋裸露的手，心中一片灰色。
她常听人说，大病之后的人容易丧失记忆力，会把病前的往事忘得一干二净。
有很长时间她强迫自己不再去想那个星光灿烂的仲夏之夜，那些漫天飘飞的白色槐花，和那个弥漫了各种气味的农家小屋。她满以为自己已经将那一切忘记了。
有一天，她偶然翻开了报纸，看到报上登载的提琴家的名字时，那过去的一切突然凸现在眼前，清晰得像是一幕幕活动的电影，一幅幅超现实主义的图画。她惊恐地大叫一声，昏了过去。醒来之后她第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吐，把堵在心里闷住她呼吸的一切呕吐出来。
有时她也想到刘伟，想到远在北京的他还不知道她的身体有过怎样的变化，她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躁。
在她大病之中不能下床的日子里，小鸥不止一次地为她擦抹大汗淋漓的虚弱身体。每当小鸥把她的衣服脱光，让她身体的一切裸露在外时，小鸥总会一动不动地站在床边，久久地端详她那曾经孕育过胎儿的腹部，如同站在美术馆里屏息静气地凝视一具人体雕塑。小鸥的目光中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肃穆，更有一份难以抑制的好奇。
后来有一天小鸥曾经问过她一个问题，小鸥问她恨不恨那个人，那个强行占有了她身体的人？
“怎么是强行呢？”她缓缓地说，“难道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吗？”
小鸥愕然地望着她，许久说不出一句话。
“这么说你是爱他的？跟刘伟相比你更爱他？”
她淡淡一笑：“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没法相比的。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
暑假过后，梦玲又回到那个乡村小镇。走下汽车，一眼望见的是深绿色的稻田和开满了五颜六色花朵的棉花地。玉米已经临近收摘，山芋的藤蔓却是蓬蓬勃勃。阳光下整个田野弥漫着一层青色的水汽，像是庄稼地里深重的呼吸。梦玲被这强烈的色彩和新鲜的气息弄得头晕目眩。她觉得血液里有什么东西在漫漫地蠕动，那么欢畅又那么喜悦。她如释重负地坐在滚烫的田埂上，把一朵蓝色的矢车菊举在手里看了又看。那花瓣薄得透明，阳光下能看见一丝一缕细细的筋脉。
一对扯猪草的小兄弟从她旁边走过去，一边撕着甜玉米秸的皮叶，一边含含糊糊地在唱一首歌，是一首电影歌曲，梦玲一听就知道是她教的。可是她从没教过这么小的学生，想来是他们的哥哥姐姐传出去的吧？梦玲心里有点高兴。她朝小兄弟招招手，要他们过来。兄弟两人对望着，一个劲地往后面倒退。两个小家伙不过六七岁的样子，面孔长得极其相象，只不过哥哥比弟弟高出半个脑袋。两人都赤了脚，只穿一条紫花布短裤，肥大的裤管一直拖到腿弯，小腿上满是斑斑点点蚊虫叮咬的痕迹。
梦玲忽然想起了她留在医院污水桶里的那个鸡蛋大小的血淋淋的肉块。
这学期校长给她的工作加了码，要她兼任初中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她告诉校长说，她想调走，她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太不方便。也许这学期就会有商调函来。校长略显忧郁地望着她，半天，叹了口气说，这学校太小、太旧、也太穷了，总是留不住人，教数学的，教物理的，教语文的，都留不住。分个大学生来，教着教着就走了，都走了，只剩下家在附近的本地的老师。梦玲听了这话有点负疚，但是她什么也没说。她答应校长先接了班主任这副担子，什么时候调走，什么时候再交回去。
当班主任要比任课老师辛苦十倍，这一点，梦玲在大学实习的时候就体会到了。第一天到班上去，全班几十双好奇的眼睛望得她心里发毛。她闻到了教室里那股浓浓的汗水和人的气味。她走过去，把上上下下的窗户全部打开。风吹着她身上那件白色绣花的真丝衬衫，飘飘拂拂，一会儿贴紧皮肉，一会儿又鼓鼓地蓬起，几十个学生屏息静气，一动不动，像看一样神奇魔术般地看着她的衣服。她面红耳赤，只好在讲台后面缩紧了身子，原来准备好的一篇“就职演说”此刻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她总觉得自己不适合当班主任。她管不好孩子。那种以“小时”计数的滔滔不绝的训斥，她学不来，讲上几句就没词儿了，再说就是重复，颠来倒去重复那几句话有什么意思？把学生当场拉出来亮相，让他们整半天整半天地“挂黑板”，她又不敢，实习的时候曾经干过一次，结果那学生比她劲更大，反把她拉得跌坐在课桌里，从此她再也不敢去拉他们。也有的老师喜欢罚学生“站办公室”，自己埋头在桌上备课、批作业，学生就百无聊赖地站在旁边。人家放学了，老师不走，也不让学生走。到了吃饭时间，老师去食堂吃饭，学生还继续站着，直到天黑老师解除禁令。孩子都好动，两回一站就怕得不行，再说回家晚了要被父母责骂，因此这办法很是奏效。可是梦玲不喜欢让一个学生木桩般地站在自己旁边。干什么事情眼角里都有个人，她难受，干不下去。
农村的学生到底老实，没有过分欺负她这个年轻的女教师。他们小小年纪就懂得了人生的艰辛，懂得父母供自己上学读书的不易。他们的目标都是大学，哪怕是师范学校、技术学校。每天清早，小镇四面通往学校的黄土路上就连绵不断地走来了学生。因为害怕清晨的露水会打湿裤腿，他们一律将裤管挽到膝盖。他们脚上的布鞋因为长途跋涉沾满了泥土，显得沉重万分。书包里装的是当作午餐的家制干粮，饭团或者面饼。也有人带的是饭，中午在学校的炉灶上蒸了吃。他们的父母照例是把最好的饭食塞给他们，宁肯自己和别的孩子们喝汤喝粥。没有几个孩子上学是空手出来的，他们随身都带了一个筐子，来回路上扯一筐猪草。跟那个粗密发黑的筐子相比，他们肩上背着的书包就显得那么轻盈渺小，像个制作粗糙的土玩具。他们一到教室就大声地背书。背语文，背口诀，背公式，背英语，甚至背老师推荐过的优秀的散文，连标点符号都背，背得摇头晃脑，旁若无人。他们喜欢这样背诵，这跟当年农村旧私塾里相沿下来的陋习不无关系。学校里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似乎都已经被他们的习惯同化，每每会在下课铃响的当儿布置一条作业：“背熟××页——××页！”
梦玲说不清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一切。她还是觉得自己不适合当班主任。
开学半个月，梦玲仍然没有能够认全班上的学生。孩子们对她有点敬而远之。也许是她长得过分清丽，气质打扮跟这个质朴的学校有点格格不入。他们用一种陌生而又崇敬的眼光看她，就像她当年在艺术学院音乐厅里看那个风采不凡的提琴家。
有一天中午她偶然经过教室，出乎意料地听到教室里有人在吹竹笛。当然是那种廉价的几毛钱一根的笛子，是商店里摆出来骗孩子的玩意儿。笛子的音色粗劣，音调也不准，然而一曲《小放牛》吹得活活泼泼。
梦玲站住了。在这个学校里听到笛声，她很是惊讶。她走上台阶，站在教室窗外。吹竹笛的孩子她倒是叫得出名字：刘阿泉。记住他的名字仅仅因为他是班上个头最矮的一个，每天的课间操都是排在队首。这孩子长得瘦小精干，身体灵活得像只野猫，一双眼睛聪明伶俐。他的座位就在梦玲讲台下面，她只要往讲台上一站，照例就会看见他摆在课桌上的一双黑瘦黑瘦的手，黑得起了垢皮，就像离了娘肚从没洗过。
此刻，这个刘阿泉正吹到兴头上，旁边围了五六个同学，众星捧月似的拥住他，惊叹不已地望着他的手指在几个笛孔上来回翻飞。面朝窗户的一个学生突然看见了梦玲，他伸了伸舌头，缩回到座位上去。这动作大约被刘阿泉察觉了，他放下笛子，回头一看，马上飞快地将笛子塞进抽屉，对梦玲做出一个憨憨的、若无其事的笑。
梦玲在窗外也笑了起来，她觉得这孩子有种讨人喜欢的伶俐劲儿。她绕到门口进了教室，站在刘阿泉面前，笑眯眯地说：“吹吧，吹得挺好听。”
刘阿泉顷刻间表情紧张起来。他急急地、申辩似地对梦玲说：“老师，这学期我可是头一回吹笛子。我不肯吹，是他们硬叫我吹的。”他指了指后面几个退回到座位上的同学。
“吹笛子不是坏事，吹好了是一门艺术，这不是挺好吗？”梦玲仍然笑眯眯地说。
刘阿泉耷拉下脑袋，轻声轻气地说了一句：“我妈不让我吹这个，妈知道了要生气的。”
梦玲惊讶地“哦”了一声，问：“你妈不喜欢听吹笛子？怕吵得慌？”
刘阿泉不说话，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你妈妈。以后你就在学校吹吧，我喜欢听。也许我还可以给你伴奏，用手风琴。”她亲热地拍了拍刘阿泉的脑袋。
可是从此以后她再也没听到这活泼泼的笛声。她曾经几次提醒刘阿泉，让他再吹几支小曲儿。他总是支支吾吾，不是推说笛子没带，就是推说嘴疼。梦玲心里有点生气了，她认为农村孩子就是见不得世面，怯场。
那段时间她正在家访，她想把全班四十多个学生的家门都踏个遍。
有一天下午她走到刘阿泉家。那是一座相当破旧的房子，砖墙剥落，屋顶是发黑的麦草。在那时的农村，虽说不都像报上宣传的那么富裕，毕竟以麦草代瓦的已经少见了，因此梦玲对刘阿泉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家的贫困。
梦玲很想见见刘阿泉的母亲，想知道她为什么不让儿子吹竹笛。可是她跨进屋子的时候，阿泉母亲不在家，只有一个驼背的老太太，坐在屋角费力地剁猪草。老太太眼睛不好，看不清来人模样，听说是阿泉的老师，抖抖索索要摸过去烧碗茶水，被梦玲拉住了。
“阿泉爸妈都上工啦？”梦玲坐在旁边，帮老太太添草，一边问。房子低矮，前后没有窗户，屋角那块地方简直暗得看不清东西，天知道眼睛有毛病的老太太怎么能剁不到手。
“阿泉他爸前年就没啦，冬天下滩割芦柴，被沙子吸走啦，尸骨也没见着一根。”老太太抬起脸来，眨巴着烂桃儿般的眼睛，瘪瘪的嘴巴上下蠕动着。
“真的呀，阿泉没有父亲呀。”梦玲吃惊地说。
老太太唠唠叨叨地告诉她：“全村几十户人家，就数我们家困难。人家都说养貂能当万元户，那也要有本钱才行，你看我们这个家呀！”
“阿泉兄弟几个？”
“三个□！还有个丫头。阿泉是老大，底下排着个儿来，一个比一个能吃，一个比一个不顶用。他妈妈心气还高得出奇，一心一意巴望几个儿女能念到大学。你看看，帮不上手脚不算，年年光往学堂里就要送多少钱！作孽哟。”
梦玲忽然明白了阿泉母亲为什么不让他吹竹笛。在这个农村妇女心目中，大概只有上大学才是最神圣的事情，为吹笛子荒了功课，那是万不能容忍的了。
走出这个贫穷的家门的时候，梦玲不知怎么很是沮丧。她想，在这个江边小镇的中学，只有她教的这门功课是最没有用处的吧？
那天黄昏时候她收到一封电报——
30日到想你伟
她呆住了，拿着电报心中竟是一片茫然。她没有想到刘伟会在这个时候回来。她想她应该高兴，未婚夫来了还不高兴吗？她跑到宿舍，插上门，细细地察看这屋里的一切。这是一间潮湿、阴冷、毫无家庭气息的屋子，甚至连女孩子们通常喜欢的那些小玩意儿也没有。她慢慢地躺倒在床上，想着她和刘伟过去的一切，忽然把被头塞进嘴里，低低地哭了。
八
刘伟下了汽车，一路打听着找到学校的时候，梦玲正在上课。她的音乐课总是被排在上午最后一节课的时间里，据说是因为学生们经过一上午的学习，到接近中午时已经十分疲倦了，肚子也饿了，数理化很难再学得进去，于是就排音乐课、美术课等等不费脑筋的课程。这条原则恐怕在各个学校里都是通用。
“我以为你要在下午才能到，我本想吃过饭就到汽车站去等你。”梦玲对刘伟解释说。
“你不知道我赶得多急！下了火车就奔汽车站，正好买到头班汽车的最后一张票。就为了早一眼看到你呀！”刘伟说着，把梦玲拥在怀里，在她脸上快活地吻了一下。“平时不指望见到你，也就算了。一想回来，恨不得有架私人飞机才好。你呢？你想不想我？”
梦玲专注地望着刘伟的脸，仿佛沉入到一种巨大的幸福里去了。她没有回答他的话。
“你变得很多，梦玲。”
“变老了吗？”
“不，变得成熟了，有了岁月的痕迹了。”他用手指去抹她眼角的鱼尾纹。
成熟了吗？可你不会知道那一切的，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一切。一个声音在梦玲心里沉重地说。
她点上煤油炉，要为刘伟烧两个菜。这学校里因为教职员工都是附近农村人，平时伙食清苦得很，一年四季总是一大锅焖得黄黄的青菜，再就是烧得很不到功夫的红烧肉。刘伟喜欢吃鱼，在北京难得吃上河鱼，她知道。她一大早就拎了网袋上镇东头的菜市场，买回两条很新鲜的“翘嘴白”，剖肚刮鳞，洗得干干净净挂在门后。
“我来吧，我手艺比你好。”刘伟把衬衫袖子挽了挽，拿起油瓶开始往锅里倒油。
油在锅里滋滋地响，煎得发黄的鱼轻微地跳动着，屋里飘起了一股一股淡淡的青烟。味也浓，情也浓，这样的日子梦玲很久很久没有体验了。
吃饭的时候，还像从前那样，刘伟滔滔不绝讲些北京的新闻，她不出声地听。她感觉到刘伟的目光像一层温情的网，轻轻地罩住了她全身。从他身上散发出旅途的气味，太阳的气味，青春和汗水的气味，浓得像雾，弥漫了这间小小的屋子。他的眼睛明亮而又热情，充满了对事业和人生的自信，是那种初试身手、盼望成功的男子汉的信心。
“你搞的那个电视节目呢？就是你信上常说起的那个？”她问刘伟。
“那个嘛，”刘伟笑了笑，“早就搞好了。不然也不会准我的假。”
她“哦”了一声。她觉得遗憾，自己没有电视机，这学校里也没有电视机，她居然都没看到他搞的节目。
她领着他爬上高高的江堤。在这个江边小镇，也许“登高远眺”要算是最好的景致了。堤坡上的一排排槐树已经不再那么绿得葱茏，靠近树根的叶片开始些微发黄，地上有零零落落的半黄半绿的落叶。阳光仍然把浩荡的江面照得一片白亮，然而江风吹过来有了凉意，是地地道道秋天的风了。
“在北京过了四个国庆节，每次都是一觉睡到中午才起来。北京的同学都回家了，我们有什么可干的呢？越是过节越冷清。你们呢？”
“我们嘛，结伴儿逛大街，看看商店里到了什么好看的衣服。也就是看看而已，没有钱买。”
说到这儿，梦玲忽然想起那条白底蓝花的细布连衣裙。那裙子还在她箱子里，压在最底下。在这儿当老师，那样学生气的裙子是不能再穿了。再说，她把它压在箱底是为了忘掉它，连同忘掉那个炎热的仲夏之夜。
“梦玲，知道我这次来是为了什么吗？”刘伟蓦地转过身来，一步拦在梦玲前面。
“你是探亲假……”
“不，还有婚假，十天婚假。”
“刘伟！”
“结婚吧，我们结婚吧，我连单位证明和体格检查表都带来了。”
“哦！”梦玲说，“哦……这太突然了。”
“难道你还打算举行什么隆重的婚礼？”
“我不是这个意思……”
“买点糖，给你们学校老师发发就算了。家具和电视机什么的，等我们调到一起，分了房子，再慢慢置办。”
“我不在乎这些。”
“干吗不在乎？只要可能，我就要让你过得幸福、愉快。你相信我吗？愿意相信我吗？”
“我相信。”
梦玲说完这几个字后，忽然呜咽起来。她趴在刘伟身上，双肩抖动，哭得像个受委屈的孩子。
刘伟叹口气，用手轻轻拍拍她的头：“别这样了，你这一哭，倒弄得我心里惶惶的，好象是我强迫你干了什么。”
“我是……太突然了……”她哭着咕哝道。
“要是你实在不肯，我们就推迟到春节再办。可我是想在这次结婚的，我已经快三十岁了，插队、当兵、上大学，什么都经过了，我应该有个妻子，有个家。”
“我知道。”
“这半年多你过得也不快活，我看得出来。一个女孩子单身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同学也没有朋友，怎么能不孤单？结了婚，我们就可以有理由往一起调。即便不能到北京，我也可以调回来。两个人在一起还有什么闯不开的路？男人和女人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我说这些，你懂吗？你懂就行。要是你觉得这次结婚太突然，真的，我们可以推迟到春节，春节我再回来。”
梦玲垂下头去。半天半天，她转身望着那一片浩荡无边的江水，轻轻地说：“结婚吧，还是结婚吧。”
梦玲到校长那儿去开结婚证明，校长吃惊地说：“真的吗？真的要结婚了？怎么没听你提起过？”接着又问她准备怎么办？要不要学校帮忙？
“谢谢了。”梦玲局促地坐在校长对面，红着脸说。“我们两人都随便，什么也不想准备。”
校长很兴奋地找纸找笔，恭恭正正写了一份证明，又打开抽屉找公章。沾上印泥后，他把公章倒过来，细细看准了字的位置，这才“笃”地一下按在纸上。他满意地端详了一番自己的“作品”，然后双手递给梦玲，笑眯眯地说：“恭喜恭喜呀。小伙子在北京工作，前途无量。你们又是青梅竹马，将来一定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梦玲红脸一笑。
拿了证明，刘伟性急地要去开结婚证书。镇政府那个戴了老花眼镜的办事员慢条斯理地把两份证明看了又看，又把刘伟和梦玲好一番打量，唠唠叨叨地问：“是外地人在此地工作的吧？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这怎么知道？”刘伟一摊手，“我们是分居两地。”
“咳，大概说个年头吧，我们好做统计。”
“那就是明年吧。”
刘伟说着，小心翼翼地望了一眼梦玲。梦玲低头在看玻璃台板下的风景画片，装做没有听见。
拿出一式两份大红烫金封面的结婚证书，老办事员用比校长更加严肃的态度逐一填写，写的是很漂亮的正楷毛笔字。然后他伸手跟他们要两人合影的照片。梦玲吓了一跳，她没想到还要这个东西。倒是刘伟早有准备，他从自己的工作证里拿出两张照片，是他和梦玲去年合影的风景照，他把人头部分放大了两张。梦玲瞥了一眼，忍不住背着办事员偷偷笑起来。
就这样，虽说一切从简，也还有一些要准备的。忙来忙去，梦玲的心里渐渐被“结婚”二字填满了，认识的人都祝贺她，都说他们这一对是郎才女貌，最佳配偶，将来一定幸福。她也觉得会是这样。这么多年，她和刘伟不是一直相处得挺幸福吗？
那个美丽的仲夏夜不再死死地缠绕她了，它变得时隐时现，时浓时淡，像清晨江面上飘忽不定的雾。墙上那把令她激动又令她忧伤的提琴，她索性摘下来，胡乱塞到床底。既然命运安排你干什么，你就一心一意干什么吧。她决心要把过去的一切忘掉，从根到梢地忘掉。她的爱人在这里，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忙来忙去，坚实，可靠，像一面实实在在的墙。她要和他共同度过生命中最多的时光。他们会白头到老。
刘伟给她带来一套衣服，是“结婚礼服”，一套绛红色西服裙。梦玲望着它的眼光就像望着一团燃烧的火。“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穿这种衣服。我已经好久好久没穿过这么艳丽的衣服了。”梦玲说。
“当然能穿。你还是个小姑娘呢。”
“我已经二十四岁了。”
“你在我眼睛里永远是小姑娘，可爱的小姑娘。”
一种异常熟悉的感觉忽地掠过梦玲心中。那个提琴家也是这么称呼她的，他也喊她小姑娘，在床上，在她耳朵边，用一种梦呓般的、忧郁的声音。
她脱下外衣，开始穿那套绛红色的裙服。先穿裙子，再穿上衣。上衣正好，裙子的腰有点肥，她找了一根别针别住。然后，她在墙上的镜子前走来走去，细细欣赏自己的体态和面容。这衣服红得漂亮，把她憔悴的面孔衬得有几分娇艳，她的眼睛因为兴奋闪出了光彩，亮晶晶地流动，像是点缀在衣服上的金片。
“漂亮吗？”
“当然！漂亮极了。”刘伟异常得意。
是啊，她才二十四岁，她还是漂亮的，有吸引力的。她快乐想。
吃饭的时候，总是她坐在床头，刘伟坐在椅子上，整个房间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他们相对而坐，把饭捧在手里，把菜碗放在旁边。她喜欢看他吃饭的样子，大口大口，狼吞虎咽，好像三百年没吃一顿饱饭。男人吃饭就该这个样子。男子太斯文了就是做作。
有时候他会突然停下来，拿匙子勺一匙她喜欢的菜，送到她口中。汤汁淋漓，滴滴拉拉顺着她的下巴直流，他望着她笑，像孩子做了一件顽劣的事那样笑。
吃完饭，总是他抢着洗碗，拿到外面的水池子里去洗。过路的老师用惊讶的眼光望着他。这里的男人是从来不屑干这些事情的。洗完了，他捧着湿淋淋的碗回来，再抹桌子，扫地。她就赶紧搞一盆热热的洗脸水递过去。他把整个脸都浸在水里，再用手掌去抹，呼噜呼噜的，又痛快又舒服的样子。
这样的日子多快活呀，梦玲想。这日子是属于她的，永远属于她的。
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学校的夜晚更悄然无声的了。那寂静渗入骨髓，浸透全身，仅使得心里很乱，很满，躁动不安。
梦玲的小录音机里在放一首缠绵的歌——
“在雨中我送过你，
在夜里我吻过你，
在春天我拥有了你，
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相聚也有分离，
人生本是一段情，
人生本是一出戏，
有欢笑，也有哭泣，
不知谁能躲得过，
你说人生艳丽我没有异议，
你说人生忧虑我不言语，
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
音量开得很小，那歌星颤颤的声音于是变得如叹息一般，令人怅然若失。
“换一面吧。”刘伟说。
梦玲按下键子，把磁带换了一面。
“捧起一把温暖的阳光，
采满一篮醉人的花香，
抓住几声清脆的鸟叫，
描下一道绿的山梁，
我要把春天留在原野，
我是春光滋润的小姑娘。”
“这些歌我都没听过。”刘伟说，“虽说在电视台，也还是孤陋寡闻得很。成天总是忙，也不知道忙了些什么。”
梦玲苦笑笑：“我们这个小镇，只能买到这种磁带。”
“偶尔听听挺有味道。”
“真的吗？”梦玲高兴起来，“我们镇上那些姑娘小伙子，流行歌曲磁带听得才叫多！谈起来如数家珍……”说到这里她忽然停住了，她发现刘伟并不真的在听这些歌，在谈这些磁带。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的脸，那眼睛里有一种使她陌生的、提心吊胆的东西。
“梦玲，今晚我不走了，好吗？”他忽然把梦玲揽在怀里，轻声问。
梦玲哆嗦了一下。
“我不走了。”他又说，异常坚决。他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起来，两颊和眼睛微微发红，抱住梦玲的双手有些打颤。“领过结婚证书，就算是结婚了。我们这就算是结婚了。今晚我要跟你在一起，就我们两个。你别拒绝，千万别说‘不’！”
他放开她，万分严肃地等着她的回答。
夜空真静。似乎刮起了小风，吹得窗外梧桐树叶唦唦作响。巨大的树影在窗玻璃上摇晃，像是幻灯机放出来的杂乱无章的画幅。远处有高高低低的狗叫，这一带的人家都喜欢养狗。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浑身肌肉紧张得有些发疼。总会有这一天的，她想，无论如何总是会有这一天的。我应该答应他，幸福而羞涩地答应他，像每个新婚之夜的少女。这么多年，我惦念的、等待的、盼望的不就是这个人，这一天吗？
可是她说不出话来。泪水慢慢涌出了眼眶，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变成了那条星光照耀下的黑色环城公路，她和小鸥她们拖着长长的身影在路上走，四周飘散着晚香玉的馥郁香气，美妙的提琴声在她们心头萦绕，奏着那支快乐的少女的歌。
“别哭，梦玲，别害怕，结婚会使你快乐的，懂吗？我保证会让你快乐。”
她慢慢地点了点头。
床是单人床，两个人睡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侧身向里，紧紧拥着她。灯熄了，月色却仍然明亮，透过玻璃窗照着床前的一小方地，他们彼此都能清清楚楚看见对方的脸。他的呼息粗重急促，滚烫地喷在她额角，使她额前的发丝上下飘拂。皮肤贴着皮肤的感觉滑腻柔软，如同浸泡在温温的水中。
“真愿意就这么一辈子抱着你。”刘伟在她耳边轻轻说。他开始吻她，先是脸颊，眼睛，鼻尖，然后是嘴唇。他的手掌放在她腰间，烫得发干，仿佛这块皮肤顷刻间会灼烧成焦炭。
那个提琴家抚摸和亲吻她的时候，不停地跟她说话，用那种绝望和忧伤的调子说话。那话语像是一种奇怪的节奏和韵律，流动不停。于是她的肌肉和皮肤变得柔软光滑，像是游动在海水里的滑溜溜的鱼。那时她以为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跟女人睡觉的，都会用话语去挑起女人心底的热情。她充满忧郁地望着刘伟，他在没完没了地亲吻她，似乎想在最短时间里把所有激情铺天盖地倾泻到她身上，因此忙得一声不响。
她忧郁地注视着他。她发现自己直到现在没有任何反应，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好像这一切发生在别人身上，她仅仅是旁观者，是与事无关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她感到心中猛然一沉。她明白了，在她身上已经永远留下了另一个男人的烙印，她无法忘掉那个人，忘掉那个人曾经给予她的快乐。从此以后，只要一碰到这样的事情，埋藏在心底的关于那个男人的记忆就会浮现上来，在她心中筑起一道坚固的堤坝，使她难以再接触第二个人的情欲。
她闭上眼睛，身子缩成一团，眼泪滚滚地流出来，以至刘伟惊讶得手足无措。
“梦玲……”他喊她，又用一只胳膊肘撑起身体，不知所措地望着她痛苦扭曲的面孔。
“我不要……”她痛苦地哭着，“我不要……我不能够……”
他沉默了好久，叹一口气，柔声说：“好吧，今天不要就不要吧。你大概是太紧张了。这没关系，很多人第一次都不能成功。”他抽掉那只胳膊肘，把身体在床上放平，替她擦去脸上的泪水。“睡吧，你太紧张了，睡一觉会好的。”
他大概是累了，很快就睡熟了。他的呼吸平稳而又匀称，是那种于心无愧的人才能有的呼吸。
她慢慢地爬起身来，慢慢越过他的身体，滑下床去。月光已不再照进房间，屋里的光线幽暗朦胧。她穿好衣服，踮着脚尖摸到门口，轻轻开了门，走出门外。月光如水，远处的操场和近处的教室如同幻境，苍白然而美丽。她站着，一动不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身后的门又发出一声轻微的响动，一只手用力地把她拉了回去。
“梦玲！”黑暗中刘伟充满怜爱的声音，“你怎么还放在心上！一次不行还有第二次，慢慢总会好的。你看你，浑身冻得冰凉。”
他手忙脚乱地摸索着替她脱鞋，脱衣服，又把她抱起来，放到床上。
“睡吧，夜深了。”他说。
1986.5.1.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