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蛰龙
自1994年起，东莞仿佛进入了一个无声无息的年代，前几年高歌猛进的发展步伐此时放缓了。在全国各城市热火朝天大发展时，只有东莞人，在悄无声J息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负债率、降低成本……
几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席卷整个亚洲，中国的广东也受到了冲击。国务院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并给广东调拨了380亿的借款。广东省的各个市都纷纷向省领导伸出了手。只有东莞，没有在这个艰难时刻伸手。199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特地对东莞市金融运行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并证实：东莞是金融安全区！
令东莞人更感庆幸的是，此时的他们凭借着“金融安全区”的独特优势一下子把大批外企纷纷吸引进来。东莞的工业升级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转型因此水到渠成。
进入新千年之际，东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全民社保、医保，以及“全民投资”……
东莞富裕了，东莞的集体经济雄厚了。如何让钱生钱，将收益变成资本，并进入良性的资本运营？资本雪球越滚越大，一个个亿元村在东莞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不可思议的举动
李近维的外形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如果说有，那就是他身材矮小。
李近维自己也经常拿他矮小的身材说事。在原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宴请李铁映的一个饭局上，当卢瑞华表扬东莞预防亚洲金融风暴功高时，李铁映也好奇地问旁边的李近维是怎么有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的。李近维趁机拿自己的小个头调侃开来：“我确实没有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也没有手段。如果说有，按照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由于我个子长得太小，我很害怕困难。毛主席不是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嘛，你们想想，我这样的个子能排除万难吗？不能！不能排除万难，那排除几个总可以吧，我就只好在这万难当中挑三个难去解决。”
“说说，哪三个难？”李铁映饶有兴趣。
“第一个是昨天积累下来的困难，第二个是今天出现的困难，第三个是明天可能发生的困难。这三难中，解决起来难度最大、成本最高的是昨天积累下来的困难，相对容易而且成本最低的是解决明天有可能出现的困难。我这人呢，做事一般是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我害怕难呀，所以我尽量防止明天的困难，以此控制困难的增量，想方设法解决眼前的困难，逐步减少困难的存量，使困难一天一天的减少。比如长江洪水来了，快漫顶了，堤坝都快垮了，几十万大军在那儿严防死守，这多难啊！而一旦崩堤，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那时去解决就更难了。但在雨季来临之前，以同样的人力财力物力提前用来加固这个堤围，那就比较容易做呀。所以最好不要等到困难来临，应该提早做好预防。怎么做好预防？比如说，我们做农民的都知道，天气持续闷热了很久，暴风雨就会来了……”
1994年4月，李近维再次回到东莞出任东莞市委书记，9月，兼任东莞市市长。
时隔6年，今非昔比，东莞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次回来任职的李近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长相虽还和6年前差不了太多，除了眼角略添几道皱纹外，没长胖没增高，但做事风格却明显让以前的老同事们感到了异样——李近维不再是6年前的李近维了。
1983年，在中央举办的学习“一号文件”座谈会上，李近维曾和主办方有过一段语惊四座的对话。那时这种座谈会每年都有一次。李近维发言说：“贯彻执行好今年‘一号文件’固然重要，但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这样做还不够。如果我们在执行好今年‘一号文件’的基础上，还能执行明年的‘一号文件’，那才符合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主办方诧异：“那你怎么知道明年‘一号文件’讲什么？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执行啊？”李近维一本正经地说：“我是不知道明年的‘一号文件’讲什么，但我知道每年‘一号文件’的形成过程，是你们不断总结全国各地的成功经验，通过认真归纳分析论证，认为可以在全国推行，才把它写上新一年的‘一号文件’。先有实践才有理论，才有‘一号文件’。如果我们在贯彻今年‘一号文件’中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取得实际效果，为改革开放探索出一些新的路子，中央认为可以在全国推行而写上了明年的‘一号文件’，那不就等于我们今年执行了明年的‘一号文件’了吗？”全场一片哗然，这个小个头的东莞人说出来的话可够狂妄的！
当年如此狂妄的李近维，在1988年初离开东莞前一直是生龙活虎，胆识俱全，1984年他就提出“农村工业化”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开拓性发展思路，并积极鼓励大家贷款投资，甚至停建了当时被列为危房的戏院，把钱用于修路的贷款贴息，愣是让东莞在短时间内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农业县的帽子，从农业社会成功地转向了工业社会。没想到这次回来却跟换了个人似的。
所有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李近维变了！
话说得再白一点，李近维变得保守了，变得缩头缩脑了。
有例为证。
一例，有香港大老板前来谈判，想要出资收购东莞的电厂。李近维的回话只有两个字：不卖！
又例，又有香港大老板放话过来说要收购东莞的一条公路。手下的人眉飞色舞地过来汇报：“人家大老板这次很有诚意，价格出得很高。你说几个亿人家都说可以商量啦，而且——”汇报者特在此略作停顿，故意把“而且”两字拖长，“人家还说要把这条路反承包给我们，只收17％的回报，而且，人家老板说了，20年后还把这条路送给我们！”汇报者紧盯着书记，希望自己的兴奋和喜悦也能尽快地感染他，“书记呀，我们东莞的好机会来了！您算算，我们现在集资款的利息普遍是18厘，甚至20多厘，人家的回报只要17厘，比通常的还低一厘呢，再说20年以后这条路又是我们的了。人家大老板说了，他们有的是钱，只是热爱东莞，想要为东莞的经济发展做点贡献……”汇报者以略带夸张的激情说了半天，期待着李近维能够附和他。可自始自终，李近维一直平静地听着汇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临走时，汇报者又言：“李书记，您快表个态吧。事不宜迟，我们赶紧跟人家签吧，人家立马就打钱过来。别的城市也都跟我们抢这桩生意呢。您就快决定吧！”不料，李近维最后的决定还是两个字：不卖！‘
李近维到底想干什么？他跟钱有仇？难道6年过后，他开始在意起自己头顶上的乌纱帽了？他当初的胆识和魄力哪去了？
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城市乐颠颠地如同天上掉馅饼似的忙着跟那个大老板签约汇款，也眼睁睁地看着有的城市欢天喜地向香港大老板们纷纷卖这卖那，很多人暗自嘀咕开来：这么好的买卖不做傻不傻呀？
不但别人不明白李近维为什么犯这个傻，就连李近维身边的秘书也不解，好奇地问书记为什么要放弃这笔天下最划算的大生意。
李近维没有立即回答秘书的问话，拿笔低头在纸上算着什么，算了半天，回过来问秘书：“你想不想变为百万富翁？”
秘书莫名其妙地看着书记，如实回答：“想啊，但不敢想，那是不可能的呀。”
李近维说：“那有什么不可能的。你要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很容易的呀！刚才我已经替你算好一笔账了。只要你从家里凑够5万块钱参股买我们一条公路，让我们给你一个17％回报率，获得的利润能以17％回报率继续投资的话，那么20年后你就是一个百万富翁了。你知道5万块钱17％的回报率，复息计算，20年后是多少吗？是本钱的22.5倍啊！都超过100万了。到时候你还可以把那条公路送给我们政府，我们政府多感激你呀！”
秘书似有所悟，但还是不解：“问题是我们目前的利息本身就是很高，18厘或者20厘呀，甚至还有更高的，我们怎么会亏呢？”
听到这话，李近维的眉头渐渐拧了起来，他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慢慢踱起步来，似乎对秘书说又似乎在自言自语：“是呀，我们现在的利息是那么高。但这样下去行吗？那么高的利息是绝对维持不下去的，将来肯定要出事的！我现在真的很怕呀。一怕欠外国人的钱，二怕欠老百姓的钱。欠了外国人的钱，国际官司打起来，我们国家的声誉要受影响，能不还给人家吗？欠了老百姓的钱，老百姓都跑去上访，你敢不给吗？可那么高的利息我们怎么给得出啊？再说，对于国家、集体的资产，我们怎么可以卖掉呢？”
秘书看着神情严肃的李近维，默默地听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半晌，李近维突然停住脚步，问秘书：“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困难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吗？”
秘书困惑，不知书记这个葫芦脑袋里又在卖什么药：“困难怎么会有爸爸妈妈呢？”
“有！”李近维一脸认真，“困难的爸爸妈妈就叫做昨天的失误，同样，今天的失误就是明天的困难。你看呀，以前我们运用的发展手段，不就是从外面拉一些企业进来，从农民那里拿一些土地，从本地和内地再招一批劳动力吗？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大量利用高息贷款建这建那。但你知道吗，现在这种发展手段已经走到极限了，再这么下去就会成为困难的爸爸妈妈了。我们决不能制造明天的困难。处事应未计其利先计其害，我们可不能做那些便于今而不利于后的事，不能说只要我今天过得去过得好就行。今天的困难有多大，我心中还有底，但明天的困难就难以预测了，就没有底了。现在必须消除各种隐患，把对明天产生不利的种种隐患都认真消除！”
“怎么消除？”
“我心中已经有一个方案了。”
李近维所说的方案就是后来他在东莞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关于方案的成因，在李近维写的一篇怀念任仲夷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1993年，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经济过热现象，有的不顾客观条件，大搞开发区，盲目举债，高息集资。当时我在惠州市工作，深感问题严重，但还来不及解决。1994年春我又调回东莞工作了，这时，东莞的经济比我1988年离开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高息集资的风险问题同样也存在。当我布里迅速清还高息集资款、降低集体资产负债率、防范经济风险时，遇到了胆力，有些人说这样做太保守，是思想不解放。
这时，东莞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也在紧张的筹备之中，为了把握好前进的方向，我又叩开了任老的家门。我半开玩笑地对任老说：上次您给我“批发”的已经“零售”得差不多了，现在又要“提货”了。任老谦虚地说：现在不是你来“提货”，而是我要向你们“提货”了，你们工作在第一线，手里都是鲜活的东西，你不“批发”给我，我的脑子就空了。
任老指出，“对发展的数字也要科学地看。新中国成立后，从数字统计上看，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我们国家现代化程度提高得并不快，人民生活还很贫穷，在改革开放前，有些地方甚至比50年代还有所下降。原因虽然有多方面，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自觉地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生产目的不够明确。”
任老说，“发展必须讲求效益，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盲目发展，最终只能阻碍发展，破坏发展。发展的确是硬道理，但客观规律却是更硬的道理。违反客观规律，硬发展是没道理！”
任老的一席话钾地有声，道出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的真理，使我茅塞顿开，打消了顾虑，明晰了东莞进一步发展的思路。
关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提出的背景和思路，李近维这样告诉笔者：“我1994年再调回东莞工作时，就感觉到东莞原有的发展模式即将走到极限，再不转变，就不能继续前进，而这十几年的发展也为我们转向新的阶段打下了基础。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时机，就会后悔莫及。所以这时我就借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么一个词，对东莞的产业进行转型升级。但转型升级是需要时间的，首先要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从内涵挖掘潜力，提高经济素质，眼下最关键的就是要解决经济风险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惠州时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这不是个别地方的事，不少地方都同样存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高利息集资发展，利息那么高，甚至30厘也有。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这些工业，那些加工业能够拿到那么高的回报吗？我跟英荷壳牌谈合作，人家投资40多亿美元，科技含量那么高，无非只要求一个12％的回报率，而我们集资利息却高达18厘、20多厘，这能行吗？我感觉这样发展下去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后来会发生金融风暴，但我觉得我们必须得为明天排除困难。对于东莞呢，虽然我离开几年，但我对东莞的发展状况也是一清二楚，而且我感觉不抓紧解决掉这个问题不行。那怎么解决呢？首先是要心中有数，要让大家知道自己底子怎么样，所以我就每个单位发了张表。”
东莞市委市政府给每个单位发表的行为被称为“摸清家底”，即摸清各政府、企业等所有单位的资产情况：本单位有多少资产，生产性资产和非生产性资产各多少；有多少债务，其中欠国外的、私人集资的、包工头的、银行的各多少，利率有多高，每年需付多少利息以及偿还能力等等。李近维考虑到当时的各单位还没有科学的统计手段，所以要求也很简单，只是让大家略花点时间，根据自己的情况粗略地算一下，先大致报出个数就行，但从此要常年跟踪，统计要一年比一年准确，并列为每年考核的重要指标。
不料，李近维“粗略”的这一“摸”引发了不少意见。谁愿意把自己的家底亮个底朝天？先不谈企业，首先各镇掌门人就思想不通：别的城市都在热火朝天地大搞经济建设，你追我赶，较着劲地加快发展步伐，你李近维新官上任要烧火我们能理解，可要烧火也应该在发展速度上猛烧几把才是，那些送上门肥得流油的大买卖你不做，现在却关起门来搞清查，这算哪门子事嘛？有这个必要吗？
在一次书记会议分组讨论的时候，有些镇委书记终于忍不住，直言不讳提意见了：“阿维，您去惠州以前不是一直思想很开放的吗，不是总是鼓励我们贷款吗，这次回来之后，我们怎么感觉您变得保守起来了呢？”东莞上下之间比较随和，过去一般都不称呼职务，这是老书记林若带出的好传统。大家喜欢叫李近维“阿维”。
“是呀，阿维，您现在是怎么了？”另外一个镇委书记也出声附和。
闻及此言，李近维没有立马回答，片刻，他站起身来，把自己坐的椅子往旁边娜了挪，抬脚跨到椅子上蹲了下来。
大家观察着李近维怪异的一举一动，心中纳闷，书记今天要演哪出戏？
这时，蹲在椅子上的李近维开腔了：“你们大家看着，我蹲在这张椅子上，现在呢，我可以蹲到椅子的最边边上，我都不怕。你们说为什么？”
会场上一片寂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看看蹲在椅子上的李近维，觉得这场面滑稽，想笑。
见无人答腔，李近维便自己作答：“因为这椅子离地面近嘛，我即使摔下来最多也就是擦伤一点点皮，感到痛一点而已。但是，假如你让我蹲在一个离地面十几层楼那么高的地方，没有墙挡住，也让我这么蹲到边边上，你们说我敢吗？”
会场开始有了骚动，还有一些交头接耳的议论声，也有人笑出了声。
李近维却一脸严肃地说：“我不敢啊！我害怕啊！因为这个危险就大了嘛！我蹲得那么高，又没有墙挡住，蹲都蹲不稳，我的心能不慌吗？不错，我去惠州以前，确实鼓励你们贷款，但我现在又要求你们了解自己的底子，尽快减轻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在这里，我希望同志们清楚负债量和负债率的关系，就像蹲得离地高与低，有没有墙壁挡着那样，负债量少时，负债率高，不怕，负债量大的时候，如果我们集体经济的管理不那么到位，这就非常危险了，就像蹲到几十层楼高的边边又没有墙壁挡着一样了。”
说到这，他站起来，提高嗓门对大家说：“我所做所讲的这一切，为的是请同志们注意和更好地应对面临的经济风险。 目前，有的镇区管理混乱，高息集资，用群众批评的话来说，就是‘用钱靠贷，还钱留给下一届’，以至收不抵支、资不抵债，甚至靠卖农民的土地、卖集体的资产过日子，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必须主动把这个风险降下来，化解掉，不然，就会搞垮集体经济，就会葬送一批干部。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步都力求稳重。最关键一点，先全部清还高息集资款和逾期被罚息的贷款，逐步把资产负债率给降下来。当年我是主张贷款，市里还帮你们贴息。那时候情况不一样，刚刚起步，需要贷一笔钱来启动经济。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又用了农民那么多土地，现在就要特别强调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增强防范经济风险的能力，要从靠举债建设转向以自我积累为主进行建设了。改革开放政策那么好，我们只能为国家为集体为人民创造财富，而绝不能把一堆烂债留给后人。我们从弄清家底做起，为的是心中有数，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堵塞各种漏洞，把防范经济风险的工作做在前头，并以此推动经济跃上新的台阶，实现经济健康的更快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进行资本积累。”
关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性，李近维后来曾一口气列举了一大串数据向笔者作过详细引证：“我在家里把我儿子叫来，让他帮我算一笔账。我把前提条件告诉他：一、你很有面子，银行给你1个亿贷款；二、利息不高，年利率6厘；三、建设周期一年，投资保证成功不失败；四、你还好，回报率保证在巧％，但赚到的钱全部用于还本付息。我让他算算看多少年才能把本息还清。他算了后，说需要10年零5个月！我说好，还清了本息，这些钱成了自有资金了，不用付利息给人家了，把这些钱和每年的收益继续用于投资发展，回报率同样巧％，看看怎么样，结果，不用5年就翻一番。同样的回报率，同样按投资建设周期1年和年息6厘计算，负债发展，把所有利润全都拿出来，10年半时间才能还清本息。而自己有了本钱，不用5年，这个资本就增加了一倍，我们能不重视积累吗？这是电脑计算出来的，那现实情况又怎样呢？东莞第一个亿的存款约花了29年，1949年解放，到1978年全市的存款才达到1亿零400多万元；从存款1个亿变成10个亿，这期间用了约6年，1984年我们东莞的存款就达到11亿零200多万元了；从10个亿存款变为100亿存款，用了约8年，1992年全市存款已拥有147亿3000多万元；从100亿存款变为1001）亿用了多少年呢？大约7年！1999年全市已达到1040多亿元存款了。你看，在白手起家的时候，花29年才弄到一个亿，但有了一个亿以后，平均7年就提高了10倍，当然，这期间是改革开放，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在同等的情况下，有没有自有资金，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精打细算的缘故。我实在深感自有资本的重要啊！在经济发展上，我决不放慢步伐，但我更清楚，要加快这个步伐，不能不重视自己的积累而老是靠举债发展。我们必须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提高效率，增加收益，另一方面要节省开支，把有限的资金尽可能地用于扩大再生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再说，从长久一点看，我们的步伐也绝不会比别人慢的！”
各镇书记领会了李近维的意图之后，接下来的局面也就顺利打开，一切按李近维要求的那样一步一步落实。首先，各镇尽量节省自己的开支，因为李近维不断告诫他们节省100万比赚100万意义大得多。“赚100万需要成本，还有其他风险，节省100万不用成本，更没有风险，而且经济越来越好。”各镇也因此尽可能将资金投人到扩大生产，重视投资效益。如此下来，虽然总负债没减少，但高息集资款和逾期被罚息的贷款全部还清，每年节省利息10多亿元，净资产大幅度增加，到2001年，镇级经济资产负债率下降到39.7%，净资产234亿元，村级经济资产负债率下降到27.8%，净资产286亿元。在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情况下，全市金融风险为零，被誉为金融安全区、金融风暴的避风港。
20．不作为的大作为
作为一个外地人，笔者在采访李近维前，对他的了解和想象非常模糊。笔者在东莞采访期间，强烈感受的都是东莞人的胆识和魄力，敢想敢做，敢闯敢冲，尤其东莞的领导更是思想解放，所做的事情大多是石破天惊的大手笔，然而笔者发现，从1994年起，东莞突然沉寂下来，前几年高歌猛进的发展步伐在此时好像突然放缓。此后的几年，东莞仿佛也是无声无息。笔者也曾向很多东莞人打听1994年到2001年之间东莞究竟有些什么大动作，然而他们对我的提问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多数人的回答是，这些年好像净攒钱了，没干什么特别的大事，问深了，至多也就是几句口号性的概念，比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摸清家底”“加强经济管理”“收支两条线”“全民社保”等。
的确，1994年到2001年的东莞是无声无息的几年，然而此刻，当笔者写到这里时，不由得有些动情。殊不知，这种无声无息，差点掩盖了一个真正的英雄时代！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东莞人不知道，他们记忆中那风平浪静的几年，曾躲开了一个怎样的暗礁呀！
199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在泰国悄然登陆，这场金融风暴很快席卷整个亚洲，使全亚洲的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场风暴给中国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在朱榕基总理经济软着陆的政策下，风暴对中国的影响被减到最轻，但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却仍然是巨大的。中国的广东省首当其冲。1998年，广东省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出口下降，内需不足，投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容乐观。时任广东省省长卢瑞华事后回忆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受冲击非常严重，股市地产大跌，这种影响也波及广东，而对于借债问题的影响可以说最大。大环境好的时候，银行轻松地把钱借给你，大环境坏的时候，银行就不得不逼你还钱，即使如此，金融业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不仅外资进人广东的投资逐年增加，境外银行借给广东的资金也逐年增加。1997年后，银行逼债，要马上还，谁能做得到……”
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并给广东调拨了380亿的借款。广东的各个市都纷纷地向省领导伸出了手。
只有一个城市，没有在这个艰难时刻伸手。
领导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东莞。个头不高的李近维坦然回答：“我们东莞不需要！一分钱也不需要！”
这怎么可能？领导一下子惊呆了！东莞这些年发展那么快，发展路数和其他城市大同小异，所有的城市都出现了危机，你东莞怎么就能安然无恙躲过劫难？不可能呀！
李近维接着说：“我们不但不需要借钱，而且东莞的金融部门还欢迎你们来拆借！”
各市的领导惊呆了！
省里的领导惊喜了！
中央的领导笑开了！
不可思议呀！这样的事只有东莞人才能讲得出来，而且他们确实有这实力！
199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对东莞市金融运行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撰写了系列调查报告，证实东莞是金融安全区！
调查报告中编者按如此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金融业呈现良好的运行态势：金融业务迅速发展；银行资产质量不断改善，金融机构普遍实现盈利；金融秩序良好，金融‘三乱’问题较少发生，农村信用社没有突出的支付问题……”
广东省委在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关于东莞市金融运行情况调查报
1998年7月，市委书记李近维（右二）视察市文化广场建设情况。
2000年12月25日，东莞农村老人领到第一笔养老金。告》中写道：“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东莞市金融处于高速度、高效益、低风险的运行之中，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毫不动摇呢？调查结果表明，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人民银行有力的监督、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等都是促成东莞市金融稳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华南金融研究课题组在调查报告中也写道：“近几年在亚洲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不太乐观的国内外背景下，广东东莞市经济却持续高速增长，金融运行十分平稳，成为经济金融逆境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们把东莞在经济金融逆境下获得经济高速增长、金融运行稳定的经济状况称之为‘东莞现象’。”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回想起前几年李近维的“不作不为”，人们渐渐领悟过来，原来这种不作不为正是大作大为呀！东莞人在骄傲和自豪之际，更感到了幸运——幸运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拥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当家人，一个精打细算的好管家！
身材矮小的李近维，成功地让东莞躲过一劫。
让东莞人更感幸运的是，东莞因此在外商眼里成了“金融风暴避风港”的代名词。老天爷和陈水扁似乎也想进一步成全东莞似的，那年，老天爷在地理上把台湾搞了地震，陈水扁又在政治上把台湾搞个地震，而此时的东莞凭借着“金融安全区”的独特优势一下子把台湾的大批企业纷纷吸引进来。
台商们这时候的涌进，不仅带动了东莞的经济发展，更使得东莞的产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为此时进来的外企大多是电子通讯方面的企业。科技含量高啊！东莞的工业开始升级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转型也因此迈开了新的步伐。
李近维新官上任时的几把火直到三年之后才让所有的人看到了熊熊火光。
东莞这只麻雀在这迟来却绚丽无比的烈火中开始了又一轮的涅粱！
有一组数据足可以令所有的东莞人为之骄傲和自豪：从1995年开始，东莞出口总值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一直名列第三，仅次于深圳和上海；1998年至2001年，东莞提供国家结售汇顺差158.4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国家新增外汇储备的21.9%，其中1998年国家新增外汇储备50.7亿美元，同年东莞提供国家结售汇顺差就达26.78亿美元，相当于国家增加外汇储备的53.4%。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1994年至2001年的8年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均大大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其中生产总值比全省平均高10.7个百分点，从占全省的4.8％提高到占全省的9.3%；外贸出口比全省平均高10.4个百分点，从占全省的8.5％提高到占全省的19.9%；财政收人和居民储蓄均比全省平均高5.4个百分点，财政收人从占全省的2.6％提高到占全省的3.9%，居民储蓄从占全省的5.97％提高到占全省的8.05%。全市农村集体总资产占了全省同级资产的三分之一以上。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建设了全市供水系统、莞深高速公路、东莞大道、虎门港、沿海石堤及东江两岸整治等一系列重大工程，迈开了新一轮城市建设的步伐。
笔者在采访李近维时，心中渐生一个疑问，但一直犹豫是否应该直率地向他提问，因为笔者深知那场危机对中国后来的发展造成的影响之深远。
在2005年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还提及了此事：“这次危机实际上使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调整。伴随着这个深刻的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在1998年到2002年间相对比较低一点，这5年平均是7.7％的增长，CPI在一些年份是负的……从1998年至2002年这5年期间，尽管每年差不多都有200亿美元上下的贸易顺差，同时我们有400亿美元左右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出口收汇率低，因此储备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爬行状态……”
笔者最终还是将此疑问直言向李近维提出：如您前面所讲，您已经预感到经济过热的危机，也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危机不仅东莞独有，而且在全国普遍存在，那为何不向政府提出，让别的城市也提高警惕有所防范呢？听到此话，李近维深叹了一口气，他告诉笔者说：“我虽然有一些预感，但也不是说就那么高明。我曾把东莞清产核资、减债降息、防范风险的做法请教过老书记林若，他很支持我们这样做，表扬我会自己找工作干。省里开会时我也作过汇报，时任省委书记的谢非同志叫我写了个材料，后来刊登在一个刊物上。但当时全国各地都在追求发展速度，之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危机，加强管理、防范风险等工作不容易被摆到重要位置。再看我们东莞，工业化、城市化用了那么多土地，如果效益不好，一场危机很有可能前功尽弃，以后再想发展就难了，这又怎能对得起父老乡亲，对此，我能不优虑吗？”
明代朱柏庐曾有一个治家格言：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假如人们都能像李近维有这样的意识该有多好！
各镇各企业的成本得以控制，不能不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000年之前，只要看过东莞市委、市政府办公楼的人，很多人都诧异东莞经济发展那么快，政府办公的地方怎还如此寒掺！几个人挤在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办公，门上的把手还是老掉牙的那种木头做的齿轮……
外界的批评一多，东莞人的脸上就挂不住了，于是不断有人向市委书记进言献策：
“书记啊，这太影响我们东莞的形象了。”
“一个城市的形象很重要的，人家其他市早就搞得那么漂亮了，可我们这儿看上去还是很落后。这不太好吧？我们是不是该考虑这方面的事了。”
李近维听罢，呵呵一笑，摇摇头：没钱！
知情人也劝，我们财政不是有钱嘛。李近维说：“不急。纳税人的钱，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应该用来修桥、筑路、建学校、建医院，扩大再生产。如果我们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比不上人家，要检讨；如果我们的医院、公园等地方的建设比不上人家，也要检讨；如果我们的学校等关系子孙后代成长的地方建设得比不上人家，更要检讨；但我们的办公楼比不上人家可以不用检讨。古往今来，凡是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的，都是富日子也当穷日子过，何况我们的老百姓还很穷，要用钱的地方多的是，又岂能穷日子当富日子过？我们必须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办公的地方，只要不影响我们的决策质量和行政效率，能够方便群众办事就可以了。”
东莞的这个大管家做任何事，只要牵涉到钱，必须得把账算得清清楚楚。“用钱有三种选择：一种是用债，另一种是用本，再一种是用利。用债来得最快，用银行贷款，或群众集资，或包工头带资施工等，很快就可以把一个大工程干出来，但风险很大；用本呢，量人为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比较稳当，但建设没有用债来得快，再说，把本钱花光了，也不利于今后的发展；用利呢，那就不同了，我们如果能积累一定的资本并使之不断增值，从长远来看，速度不但不会慢，而且后劲会更足，这就看我们管理经济和运用资金的水平了。”接着，李近维又开始打起比方，“我这个母鸡养大了，下了5个鸡蛋，我才吃2个，还剩下3个在孵小鸡，这样小鸡长大后又可以生蛋了，如果我把5个鸡蛋全吃了，那就等于你不能再扩大生产了！如果借来的母鸡还没有下蛋你就把它吃掉，那拿什么来偿还？东莞以前曾种过许多橙柑橘，当年种当年挂果我们也试过，但产量很低，每棵才一二斤，即使每亩地种100多棵，亩产才一二百斤，三年加起来也就是五六百斤，但如果培育到第三年才挂果，挂果的枝条多了，每年亩产一般就有两三千斤、四五千斤了。发展经济也是如此。资本积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一定要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不要过早消耗自己的资本。东莞已经消耗不少土地了，资源变为资产之后，必须使它迅速转化为资本并不断增值。”
显然，李近维不喜欢用债，最主张用利。在他看来，有了本钱和稳定的收益，干什么事情都好办。
这里，1995年底动工的东莞供水工程便是很好的一例。
改革开放之初，东莞的自来水建设还很初级，说白了，也就是由各镇各村自己建一个小水厂，把河水抽上来输送到各家各户，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过滤和处理。随着引资项目的增多，用水量大大增加，而下游污染又越来越严重，缺水情况愈发突出，长安、厚街等镇的老板们纷纷抱怨。这种情况迫使市里必须在上游找取水点进行统一供水，否则将严重影响东莞的经济发展。
当时，深圳也想到东莞取水，于是两市领导便坐到一起研究商讨。深圳方感觉东莞应该资金短缺，便直言：“这个工程就不用你们东莞出钱了，由我们深圳投资，把水供到你们家门口。”李近维心想，我们给了你水资源，今后用水还要受控制，还要向你买水喝，便半开玩笑地回答说：“谢谢你们，工程的投资还是由我们东莞出吧，只是到时候你们别忘了给我们交水费就是了。”
“正因为手中有了钱，我才敢这样说。”多年之后，李近维向笔者回忆起那一幕时，笑了，他接着说，“10多亿元的工程投资不是一笔小数目，要是在过去，就得由各镇分担，还得抽一大堆人，惊天动地。但我们自从加强经济管理后，有了自有资金，做事便容易了许多。当时，这项工程由刘树基具体负责，他也只是带着建设部门将此作为日常工作。 目前日供水量已达到650多万吨了。现在很多东莞人还不知道市委市政府当年干过这么一项大工程。同样，莞深高速公路修建时也没惊动多少人，这条路可以说是全国地级市自己投资搞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投资17亿元，相当于东莞从改革开放到1997年整个公路投资的总和。由于我们有了积累，由周致纳带着交通部门作为正常工作就干出来了。至于东莞大道，如果我1994年调回东莞就动手建，那就得举债，一年的利息就得几千万甚至一亿多，所以我们到了2（XX）年才动手。虽然晚几年，但这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只要从这些积累中拿出一年多时间的利润就够这条大道的投资了。我还记得这条路是当年设计深圳市深南大道这个设计院设计的，当时市委市政府在听取设计院汇报时，大家都提议要比深南大道再提高一个档次。为什么我们敢这样提议，就是因为手头有钱，不是用债，也不是用本，而是用利，讲话底气也就足。结果，路建好了，本还在。又如，大家都知道凤岗镇的雁田村，3000多人，集体有20多亿元净资产，为什么雁田村那么富？就是因为支部书记邓耀辉会打算。举个简单的例子，村里在1995年建公园时，开始准备投资500万元，后来邓耀辉一想，不如第一年先投50万，其余450万用于经营性投资，再把每年的盈利建公园，结果公园每年都新增投资几十万，年年都有新变化，群众很高兴。公园建好了，500万元的本钱依然在，而且年年有收益。精打细算，注重积累，才能扩大再生产，才能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对老百姓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199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铭基来到东莞，跟李近维提出建议：“下午的会到你们市政府开，顺便看看你们的市容。”当时东莞的会议室就一个，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的会都在这里开，而且实在不太好看。看过之后，李近维低声问总理．我们这么差是不是很过分？朱铭基却笑笑，回答说，可以呀！
东莞各镇的书记最关注李近维向他们提问题，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书记一向他们提问题，准又有什么新的动作要开始了。
这天，李近维又开始提问题了，问各位书记打算怎么招商。
那是1997年的事，当时的东莞，香港企业已经遍地开花，台湾企业和欧美企业也已经钟情东莞，但招商引资还得再上一个大台阶。
对于招商引资，东莞已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也积累了不少经验。这可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呀。老规矩叹，还能咋的？书记们一个个踊跃发言，纷纷发表自己的想法，去哪里哪里搞招商会。细听下来，不外乎三个字：出去跑。
“错了！”李近维说，“这次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在香港招商，不是在台湾招商，也不是在欧美招商。”
“那在哪里招？”
“我们就在东莞招。”
书记们面面相觑。
“我不是不主张跑出去，出去参观啦、考察啦，都没问题，你们打个报告市里都会批。但要明白，出去主要是开拓视野、了解世界，打开思路，研究怎样才能让外商往我们这里跑，资金往我们这里流？”
“不出去在东莞怎么招？”
“在东莞招，也就是为企业做好服务，让企业安心在这里发展，不断增资扩产。 目前东莞有外资企业一万多家，平均每家追加投资20万美元，就是几十亿美元。增资扩产不仅是扩大企业规模，而且一般都会购进新一代的设备，推动科技进步。他们的同行，亲戚朋友，母公司子公司见到在东莞的企业红红火火，也就会跟着进来。示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他们的言行举动，比我们在外面开多少个招商会有用得多。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东莞交通、通讯、电力等‘硬件’并不好，人家为什么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呢，就是我们行政服务这个‘软件’比较到位。‘软件’胜于‘硬件’，这是一个地方上升的标志，‘硬件’不久就会好起来，因此人家对我们有信心。而现在呢，我们的‘硬件’很不错了，进来的外商也多了，我们决不能自满自足。如果‘硬件’好反而‘软件’差，这就是走下坡路的危险信号。我们必须时时自我警醒，进一步发挥行政服务上的优势，使现有这批企业在不断增资扩产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示范效应，把更高一层次的企业引进来。”
原来要让他们为已经进来的企业做好服务工作。书记们明白李近维又有一个新的举措了——东莞要“以商引商”了。
其实，“以商招商”的根本核心也就是加强机关作风建设，营造一个万物生长的发展氛围和投资环境。
一次，李近维和一些青年干部聊天，他问大家：“冬天的时候，即使很有经验的老农去播种水稻，也不会有收成，但到了春天，只要把种子撤下去，总会有收获，这是为什么？”
有人回答说：“因为春天万物生长。”
“对呀，地球还是那个地球，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可为什么会有春夏秋冬呢？这是因为地球和太阳的角度不同。人与人之间，也有一个角度问题，当地政府跟外商之间，也要注意这个角度，假如我们始终把这个角度调整到春天的角度，整个社会就会和谐，经济就蓬勃发展了。”李近维进一步开导大家，“我们对广大群众更应如此，一定要摆正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处处为广大人民着想，多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提到为人民办好事实事，许多人可能会说没有钱。你们可知道从政的原则？孔子讲的第一条就是‘惠而不费’。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还不用掏腰包，这能做得到吗？能。我看小平同志就是最好的典范。比如，能否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争论了几十年，造成不知多少的损失，就是他点了个头，全国农民都受惠；有人要争论‘姓社姓资’，他摇了一下头，‘不争论’，不知节省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至于他想出了四个字：‘改革开放’，全国人．民没有不受惠的，还永远荫及子孙后代。这些惠及全国，惠及子孙的大事，我看小平也没有掏多少钱。小平同志是伟人，我们这些小干部能否也可以做？这就看你对老百姓的感情了。毕竟‘公门里面好修行’，只要你用心做，老百姓就一定能受惠。比如说，你是个普通公务员，见群众来办事，给他一点笑脸，帮他引引路，效率尽量高一点，如果再能够给他倒杯水，拿把椅子那就更妙了，老百姓一定会很高兴，感到这个政府真正是人民的政府，我们自己在没有当公务员以前不就有这种体会吗？其实，给人家一点笑脸和板着脸孔都得吃那么多饭，你的能量消耗绝不会因板着脸孔而减少，难道我们的笑脸就如此珍贵？现在倒是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同志把‘惠而不费’变成‘费而不惠’，大权在手，花了老百姓不少钱，而老百姓却没有得到实惠，这就太值得我们深思了……”
李近维的思维是独特的，当他的头脑完全专注于某一问题的研究时，他的睿智便会像海潮一般绵延。不难想象，像这样的超前思维，常人是难以及时跟上的。但东莞的基层干部通过多年的实践也早已习惯，尤其他们在落实过程中看到效果，更使他们恍然大悟，这也令他们对李近维佩服至极。久而久之，大家也已习惯，你李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反正你是对的，我们跟着你干就是。
在东莞采访期间，有一天我们正巧碰上一家化妆品店搞开店庆典。锣鼓声中．两头披着金黄绒毛的“狮子”．在店前的一块空地上摇头摆尾，时而相对甸甸在地，伸舌眨眼抖动绒毛，时而搔头洗耳就地翻滚。嬉闹良久，忽而鼓声大振，只见两头“狮子”腾空一跃，稳稳跳落到长长的板凳上，围观者大声喝彩叫好……
看着长凳上耍出种种花样的“狮子”，笔者心中联想，也许很多事情便如眼前的舞狮一般，那鼓声不知响了多久，也等不来“狮子”的一个动作，突然间猛地一跃，还没等你搞清是怎么回事，那“狮子”已完成了“上楼台”、“过天桥”等技巧动作。
这种舞狮子的艺术，不正是李近维的做事艺术？
李近维的做事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门艺术。只要你细心品味他曾做过的每一件事，你都能从中慢慢琢磨出一种顿悟的意味来，而且，当时光的脚步渐行渐远时，你再琢磨，更能从中领悟出其深刻内涵和长远意义。这一点，东莞市政协主席刘树基就有着深切体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李近维设计的‘农村工业化’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图纸，对东莞的发展，其意义是非常深刻和深远的。”一直参与这张“蓝图”建设的刘树基谈起这一话题时，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他向笔者回忆起东莞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转型时选择当家产业的情形，”1994年时，东莞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工业比例由1984年的20％到1994年变成80％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话说回来，工业化初期哪有什么高科技呀？当时说起高科技，大家都觉得挺好听，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非常不实在。但是，东莞当时的工业又必须要提升，要转型，所以这时我们首先必须选择一个当家产业。在选择东莞市当家产业这个问题上，当时东莞市的领导班子经过调研和分析后，首先排除了电器产业，因为南海和中山就是以此作为当家产业的，湛江那边也有环球电器。当时世界产业正在进行大转移，我们感觉电子行业发展前景很好，当时电器业的市场份额每年递增巧％，而电子业的市场份额每年则递增30%。于是大家达成共识，选择电子产业作为我们的当家产业。有了选择之后，我们便对来东莞投资电子的企业给予特殊的照顾，提供特别优厚的政策。1998年前后，进来了大批的电子企业，这使得我们顺利地进行了产业升级。”
从1994年到2001年，不知不觉中，东莞在悄然进行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转型，逐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支柱的外向型工业体系。新千年之际的东莞电脑资讯等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0%，信息产业新高地的形象日益凸现。所有人似乎猛然发现，此时的东莞已从一个农业小县一跃成为国际性的加工制造业基地，其外向型经济比重达60%，是中国外向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聪明过人的李近维的“舞狮”技艺果然了得！
1999年，东莞市以工业总产值、外贸出口总值、全市公有资产、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等四项首次突破千亿的骄人业绩，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21.诠释“富”字
新千年伊始，李近维躲在办公室里拨打着算盘偷偷在乐！他的乐是东莞老百姓无法知晓的。东莞不但不需要像兄弟城市那样向国家伸手借钱，而且还悄悄攒下了一大笔发展基金。实实在在的现金，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啊，他能不偷偷地乐吗？
东莞老百姓是幸运的，因为李近维此时的乐跟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有钱了，是时候了！李近维乐着想，想着乐。
接下来真正该乐的是东莞的老百姓了，从城市居民到农村农民，每个老百姓在心底深处乐开了花。2000年12月25日，东莞市16.2万的农村老人喜气洋洋地领到了他们一生中的第一笔养老金。当基层干部把这笔钱送到老人家手上时，不少老人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欢呼共产党万岁！这个举动标志着东莞市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宜告成立，也标志着东莞市成为中国首家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地级市。紧接着，东莞市委、市政府又相继推出了全民社保和全民医保等一系列的重大举措。
阳光照射到身上才会感到温暖。东莞，让全国的老百姓都羡慕不已！
事实上，给予老百姓生活保障，这个念头在李近维的脑海里已经盘旋了6年。早在1994年回到东莞时，他就在心中惦记起了这事。他深深理解老百姓，理解他们如果没有一定的保障，内心肯定会没着没落，尤其年纪大了之后。所以他早给自己下了一个任务，一定要解除他们的后顾之优。
李近维告诉笔者说：“关于穷富差别问题啊，我一直都在琢磨，经过多年的观察，我感到差别有两种：一种是量的差别，一种是质的差别。量的差别表现为多与少，质的差别则表现为有与无。比如你有10套房子，我只有1套，10比1，差别虽然是9，我也基本可以接受，当然不是就此满足，而是努力学习和工作，争取向多的看齐；你有1套房子，我没有，1比0的差别是1，1对于9来说，差别的数量是少得多了，但我无法接受，因为没有房就没有地方居住。我宁可接受10比1的差别，但决不接受1比0的差别。有与无的差别在任何时候都是十分有害的，它意味着一部人衣食无着，陷人极度困难，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必须立即解决。多与少的差别在一定历史时期有积极作用的一面，有差别才有激励和推动力，允许一部分人凭自己的勤劳智慧，获得正当收人先富起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而是政策允许和鼓励的。多与少的差别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将会存在，然而，这种差别可以允许有多大，则要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保障程度。犹如水力发电，有落差才有冲击力，落差越大冲击力越强，发出的电力就越多。而这种落差可以让它有多大，就要取决于堤坝的基础、高度和坚固程度了。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人与人收人上的差别正在拉大，社会保障程度必须相应加强，社会改革也就必须不断深化。”
有了想法之后，李近维便开始了行动。他先是跑了很多地方，看其他城市怎么做，接着便埋头苦算，因为他必须搞清楚一年得需多少钱，发展下去后又需要多少钱，这期间经济增长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光算清这笔账和制订方案，李近维就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先是用笔一笔一划地在纸上算，总感到不够放心，为了算出静态和动态情况下60年、100年的变化情况，他学会了使用电脑，逢年过节，稍一得空，李近维就关起门来认真演算。他不断同镇、村干部商量，向有关专家请教，组织干部群众几上几下反复讨论，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坚持走群众路线。在多种意见、多个方案反复比较后，他拿出几个意见比较集中的方案，召集市几套班子、机关领导和镇委书记、镇长一起开会，用电脑投影到银幕上，亲自操作，同大家一起演算，分析各种可能，把消除各种风险的工作做在前头，确保万无一失。李近维不但要保证他在任期间不会有问题，还必须考虑到这件事在将来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
李近维一边算账，一边等待。他在等着攒够一定的数目。
当这笔钱终于攒到足够多时，李近维感觉时机到了，这个方案可以万无一失了，因为这些钱不仅够用，而且只需用这笔钱的利息就够了。这时的李近维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底气。“虽然我们当时的财力是很丰厚的，但我还是把标准定低一点。因为现在低一点，将来每年加一点的话，老百姓就会很高兴，对政府就会更有信心。好事也不能一届领导做完，我们的宗旨是为群众长远的利益着想，如果一开始把标准定高了，后面的领导有困难了，再把标准降下来的话，那就会影响群众的信心和政府的威信了，领导也不好做了。我们只能为后人造福，而绝不能连累后人，所以，尽管积累的钱不少，我们当时也只是先拿出10个亿来做本钱。”
这条蛰伏已久的“巨龙”终于开始出动了。
李近维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的，就是如何让老百姓尽快富起来，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在推出全民社保、医保之后，李近维又开始了思考。
凡是和李近维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长不胖的缘故，因为他不光得在各种场合滔滔不绝，而且还得不停地思考——医学界专家有这样的理论：特别爱动脑的人不长脂肪。对于思考这个话题，李近维开玩笑说这也是防患于未然，“因为我太怕胖了，所以我要把脂肪消耗掉嘛。怎样才能把脂肪消耗掉呢？不是跑步，也不是打球，跑步、打球虽然消耗脂肪，但同时也消耗了钙，钙消耗了很难补充，最能消耗脂肪而又不消耗钙的是思考。悲伤的动脑，消耗更厉害，但这是一个破坏性的消耗，我要愉快地消耗，让它比跑步还有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凡善于思考的人，一定是能根据其思考而追求可以通过行动取得最有益于人类东西的人。
李近维正属于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意识里充满着哲学感知的思想家，同时又是善于把这种感知转化为行动的实践者。他这次思考的是，怎样尽快缩小差别，让老百姓变得更富裕。为了尽快缩小差别，先富带后富，让所有的老百姓都富裕起来．思考之后的李近维很快有了行动，他引导东莞人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必须参与劳动，二是尽可能参与投资！
“我希望东莞人既是劳动者又是投资者。我对参加劳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古人都知道，‘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劳动不但能够解决经济问题，而且劳动本身也培育人。好逸恶劳就会堕落，就会变坏，所以不管你多么有钱，也必须劳动，不劳动是不允许的，不但要批评教育，而且集体不给他分配。对于参与投资，我们加以引导和鼓励。什么才是富？我们不但要看收人，还要看开支，收人减除支出还有结余才是富。结余越多，并把节余用于投资增值那就越富。我们通过宣传教育，一方面让群众懂得，分配的方式已经变化了，计划经济时只是按劳分配，市场经济已经按生产要素分配了。劳动只是诸生产要素中的一个方面，而且还有技能高低、是复杂劳动还是简单劳动等问题，所以要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另一方面让群众都知道，投资收人是致富中不可忽视的部分，这就要注意节约，增加积累。有了本钱，可以从小到大自办企业，可以参股合资合作，也可以投资物业。我们大力提倡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企业的股东或企业的业主，政府则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大家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成功机会，并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改革开放以来，不少镇村在集体建厂房、商铺的时候，都吸收当地村民参股，给每人一定的配额，作为一种福利待遇。确实拿不出钱的则由集体暂借，分红时扣还。经过多年的引导和群众的创造，很多人不同程度拥有三四种的收人：劳动的收人；投资的收人；经营的收人；集体分配的收人。”
关于东莞市委、市政府推出的“全民投资”这个措施，从几年后广州统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中，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关联：2006年，广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19851元，东莞25320元、深41122567元、上海20668元、北京19978元、宁波19673元、杭州19027元、中山18897元、佛山18894元……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东莞人均可支配收人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最高。
笔者在采访刘树基时，就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过一番对话。
笔者：东莞老百姓现在属于中国最富有的老百姓，这和东莞当初提出“全民投资”有必然的联系吗？
刘树基：当然。东莞提出“全民投资”这个概念和东莞老百姓的富有是有密切关联作用的，意义深远。你看，现在东莞农民普遍搞投资，比如一家四口人，每人投资盖100平方米厂房，一家就有400平米的厂房，这样租金费用一个月就会有闷仪刃元，两夫妇打工再有四五千收人，加起来八九千，一年就是十来万。这种现象在东莞很正常，也很普遍。
笔者：很多地方都鼓励老百姓创业，东莞怎么想到将“创业”这个概念换成“投资”呢？
刘树基：当时我们在讨论分析时，发现人人创业那是不可能的。创业就是当老板，美国不可能人人创业，香港不可能，上海、北京也都不可能。做老板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投资每个人都可以，那怕有病都没问题。所以，人人都做老板，那是不现实的。所以李近维很早就提出来要让全民必须参与投资。
笔者：但是，投资是和风险相连的，也就意味着东莞的百姓也得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刘树基说：你说得没错。投资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有党的领导、政府的支持，选择那些早涝保收的、物业性的方面投资，风险就大大减少了。比如说：投资厂房、店铺，或者投资到成功的企业上去，我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又是尽可能地在化解这些风险的。你看全国城镇以上的人口的财产性收人，07年人均只有240元，占个人总收人的2%，而东莞个人财产性收人，则占个人收人23% （07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人人平达4849元，农民与之大致相当），是全国个人财产性收人的近10倍，而且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农民呢。
笔者：我注意到了，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也都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有财产性收益”，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不是一直都在提倡说劳动致富、勤俭致富嘛？
刘树基：在计划经济时代，过去我们提倡劳动致富、勤俭致富，这是合理的，但是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那就不全面了。因为劳动工资不是由你劳动本身决定的，是由劳动市场决定的。劳务少了，需求大了，工资自然就会提升了，但是老板不可能因为企业效益提高就增加工资，因为他要参加国际竞争、商品全球化。为什么世界制造业先是从欧洲移到日本，又从日本移到东南亚，再从东南亚移到东莞呢？就是因为东莞劳动力成本低。也就是说，劳动工资是由劳动市场来决定的。所以，靠劳动致富那是不太全面的，劳动能解决贫困问题。那么，勤俭能致富吗？也不全面。因为你即使不吃饭也没有多少钱呀。所以，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只有参与投资才能致富。我们必须认清这个市场规则。所以，东莞推出的“全民投资”这个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
东莞富了，东莞老百姓有钱了。
世间的事情有时很难说清楚，比如说，人人都向往财富，事实上，当人们真的拥有财富后未必就能感受到幸福。
李近维是一个骨子里面充满优患意识的人。东莞人富裕了，但富裕也会产生问题呀。怎样防范富裕产生的问题？东莞十分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每年年终都要评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这年年末，虎门镇大宁村获得了精神文明先进单位的殊荣，那天的挂牌典礼上，敲锣打鼓，整个大宁村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
人群中，李近维看见一位眉开眼笑的老太太，问她：“老太太，你们今天这么高兴是在干什么呀？＂老太太高兴地回答说：“镇里精神文明挂牌。”李近维又问：“那什么叫精神文明呀？”老太太想了半天，说我也不知道呀，是上面要这样做的。
那天挂牌仪式快结束时，李近维主动要求发言。他在台上跟大家说：“刚才我来的时候碰到一位老太太，她说她不知道什么叫精神文明，那么我就来简单说一说什么叫精神文明吧。我们有两个文明，一个是物质文明，一个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让大家富裕，精神文明是让大家幸福。大家要知道，富裕和幸福是不能画等号的，幸福包含富裕，而富裕不等于幸福。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有两个孩子，改革开放前呢，夫妻俩除了干农活外，晚上还拧草绳，编草席，每天都忙到很晚，但一家人有说有笑，过得很开心。改革开放了，男的出去做泥水工，没多久就做包工头了，后来又搞房地产，赚了很多钱，家里盖上了楼房，也买了小车，但这时候大家发现那女的老是哭哭啼啼的。人家好奇地问，整个村子就数你们家最富有了，你为什么还哭呢？女的说，这钱一点好处都没有，钱是有了，可丈夫没了，我宁可回到过去的穷日子里。原来她丈夫有了钱在广州、深圳、东莞都买了房子，娶了二奶在那里养着。这些事说明，富裕不等于幸福，这家人的富裕反而带来痛苦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只抓物质文明而没有抓精神文明。所以我的感觉，物质文明使人富裕，精神文明使人幸福。你们在广场上写上这两句吧。’，
台下的那位老太太听完直点头：明白了明白了，不用等上级说了。
“我们为什么特别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呢？就是怕丢掉富裕。”李近维对笔者说，“我们以前太穷了，以为有了钱就幸福了。其实不然呀。钱这个东西，只能解决穷人的困难，却不能解决富人的问题。富裕有时会带来很多麻烦，尤其对后代来讲未必是件好事。东莞这些年富裕了，但要想把富裕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就不容易了，就必须重视精神文明和教育了。”
1996年9月，东莞理工学院新学年开始时，学院领导请来李近维观摩学生军训，并请他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李近维便借此机会和学生们一起为富裕寻根问祖。
“很多华侨港澳同胞不是经常回来寻根问祖吗，现在我们也来个寻根问祖，为富裕寻根问祖。我们东莞自己跟自己比，是比过去富裕了。同学们可知道富裕的家谱？比如说，富裕的爸爸叫什么名？富裕的爷爷叫什么名？富裕的儿子、孙子叫什么名？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弄清这五代，哪个同学想好了就请发言。”少停片刻，见没人发言，李近维继续说，“大家可能客气，那我先讲。根据我调查的结果，富裕的爸爸叫做‘勤奋’，勤奋的爸爸也就是富裕的爷爷叫‘贫穷’，贫穷生出了勤奋，勤奋生出了富裕。那富裕的儿子叫什么名呢？通过进一步了解，原来富裕的儿子叫‘骄奢’，骄奢的儿子叫做‘淫逸’。骄奢和淫逸又是贫穷的祖先。所以，过去为什么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就是因为在这个怪圈中循环。这里特别需要知道的是，这不是简单的五个人或五代人，而是五个环节。有的人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把五个环节全部完成。开始的时候他很穷，通过奋发努力获得了富裕，富裕后变了，忘记了贫穷，丢掉了勤奋，变得好逸恶劳，不思进取，直至腐化堕落了，结果又回到了贫穷。而有的人不是这样，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非常重视子孙后代的培养教育，经过多少代人也不会出现骄奢淫逸。能否冲破这个怪圈，使我们一代胜过一代，就看同学们的努力了。东莞人过去有句老话：‘耕田最怕寒露风，人生最怕老来穷’。寒露风为什么那么可怕？因为寒露时节正值水稻抽穗扬花，冷空气一来，稻花干枯没有收成了，想再播种插秧，但冬天快到，已经来不及了，一年的希望落空了。老来穷就如同寒露风一样，想奋发努力，年纪大了，也是来不及了。东莞还有两句老话，‘有雨不怕寒露风，人生难得少年穷’。刮寒露风时有雨，水稻虽然受影响，还不至于稻花干枯，还有希望。少年穷一般都会刻苦学习，青壮年就会勤奋工作，就会干一番事业，老年自然衣食无优。可是同学们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并没有像父兄那一辈那么艰苦，能否奋发努力，就得靠个人自觉而不能靠环境所迫了，我们必须时时警醒自己的自觉性……”
李近维虽然自己没有机会上中学大学，却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他有个关于“魔术”的精彩言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东莞人做了三套魔术：第一套，用布遮住一片丘陵山地，一轮动作后把布掀开，呀！变成了一片工厂！第二套，用布遮住一片农村，七弄八弄后把布掀开，成功了！变成了一片城市群落！第三套，再用布盖住一片农民，弄来弄去，弄去弄来，掀开布一看，糟糕！农民基本上还是农民！”
确实，土地变工厂易，农村变城市也不难，但要把农民变成有一定素质的市民，那就非得下更大的工夫不可了。
“第三个魔术失败了，怎么办？得赶紧想办法呀，再不摸索就变不出来了，变来变去还是农民。”因此，李近维在1994年调回东莞后不久，便在会上宜布自己要当教育市长。他说：“以前，我天天强调修路，几乎成了公路市长。现在大家修路的劲头越来越大了，我可以不用那么操心了。从现在开始，我要自告奋勇当一个教育市长，实行教育强市了。怎么强？一是基础教育要强，二是素质教育要强，三是成人教育要强，四是产学研结合要强。首先要把有限的财力集中用于加强基础教育，1995年，无论如何要在全市城乡普及高中，并认真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
由于普及高中教育，东莞市高等教育人学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在1999年达到16.3%，2001年达到26.2%，2005年达到54.5%，2007年则达到了60.9% o
李近维不仅时常自嘲自己矮小的身材，也时常笑谈自己的农民出身，以及自己只念过初一的文化程度。然而，就是这位只念过初一的李近维，每每说起话来，文采飞扬，智慧的火光频闪。
说起李近维，刘树基评价他有极高的悟性。“他这个人的感觉很纯朴、很朴素的唯物主义。他的很多感觉都是非常准确的。虽然他没有受过系统的理论训练，说不出经济学、哲学上的一些道理，但他有自己独特的眼光，能从中悟出一些道理，然后形成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理论很朴素，也很真实，所有人听他分析道理，都不得不服。”
刘树基对李近维的评价，笔者也深有同感。李近维不仅博闻强记，能一口气报出一大串数字，连小数点儿后面的几位数字都能背诵如流，有着明显高人一筹的口才艺术，而且分析起道理头头是道，句句在理。无论谈起什么，他总能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妙语中带着睿智和理性，总能使你时时产生豁然开朗、耳目一新的愉悦之感。实在令人折服。
笔者请教只读过初一的李近维怎会如此博学，他笑呵呵地谦虚起来：“我实在没有什么知识，可以说，我吃亏在学历低，没有受过系统高深的教育，想多为人民做些事也力不从心；但又得益于学历低，因为没有学历这个包袱，我就不会不好意思去问人，我有‘资格’每事问。如果我是个大学生，是个博士，我好意思老是去问这问那吗？别人也因为知道我的知识贫乏未脱贫，就像救济穷人一样，旧一点的衣服也拿得出手送过去，因此我的老师特别多。如果说是有一点知识的话，那知识来源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听人家讲的，我很喜欢听人家讲，大家一般很久才见一次面，他用一个半个小时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你看知识多浓缩啊，这就好似稻谷养大了老鼠，老鼠养大了猫，猫被狗吃了养大了狗，狗又被老虎吃了，养分多浓啊，我把这种知识称为新鲜肉；第二个来源是书本，我把这比喻为罐头肉，罐头也是肉，只是没有那么新鲜，我就把它放在包里，在没有人给自己讲的时候就只好吃‘罐头’了；第三就是自己的实践，这个好比是青菜，营养不是很丰富，但是没有青菜是消化不了肉的。”
听李近维讲话，真是一种享受。
“对于经济上的开支，我是量人为出，而我吃东西则是量出为人。”说到吃，他又开始即兴发挥，“我感觉，能够找到东西放进肚子里，是经济好的表现。放进去后又能把它赶出去，才是身体好的表现。你看有些人为什么那么胖呢，因为他的脂肪积聚太多，他没有办法把它赶出来。像我这么瘦，就表示我的新陈代谢非常好。胖的人会说因为我胃不好，吸收不好，我说我的胃比你的好，他说你怎么证明你的胃比我好？我说你的胃只有一个功能——吸收，我的胃有三个功能，第一选择，第二吸收，第三把不需要的再赶走。你的胃啊把瘦肉吃进去变脂肪，我的胃啊把脂肪吃进去变瘦肉！”
他讲话语言形象生动，随时随处可以抓住实物举例。此时，他又将饭桌上的番薯信手掂来，发表妙趣横生的宏论，他说：“小时候，大人们说谁笨就说谁“像一块番薯”，谁要这样说我就觉得很委屈，如果现在有人说我‘像番薯一样’，我会说：‘过奖过奖！不敢当！”，
脸廓柔和、笑起来慈眉善目的李近维接着又开始归纳番薯十条让人景仰的风格：第一条是救难充饥、善解人意；第二条是贡献自我、无所保留；第三条是服务社群、不讲条件；第四条是不畏邪恶、一身正气；第五条是不计名利、甘做人梯，人们只知猪肉好吃，不知是番薯养大了猪，猪才得以上大席大筵；第六条，不论南疆北国，随处可以安身立命；第七条是重义轻利，对穷人情深谊厚。富家往往找不见它，谁家穷谁家就有番薯；第八条，胸怀开阔，善于与人合作共事。长的时候不争地，煮的时候更是与它类相容且相得益彰；第九条是谦虚谨慎、默默无闻。这是它和松树的最大区别啦！松树总是喜欢往上爬，站到高山之簸，番薯那么大的功劳，从来不摆架子不招摇；第十条，高风亮节，功成身退。番薯曾伴我们度过艰难岁月，随着生活渐好，锅里番薯渐少，如今东莞，番薯当饭已成历史，眼见人们富裕起来，它倒悄然离去了。老子说：“功遂身退天之道”。
李近维强调番薯最可贵的是第十条。
说来也巧，笔者采访李近维是在2008年1月25日晚，别人告诉笔者，李近维刚刚从广州召开的省人大会上赶过来，今天他刚刚卸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
从这一天起，个头矮小的李近维如番薯一样功成身退了……
临结束采访时，笔者问他：“您做的事情几乎都带有开拓创新的超前意识，既然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难道您不怕失误吗？”
李近维回答说：“我也很怕会造成失误。一个人做事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成功，不要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哪怕是圣人，他也会出差错。我曾经在广场相距一百多米的地方前后两端各放一块砖头，并用石灰画一条直线，把单车轮胎弄湿，从这一头骑到另一头，看能不能完全按照所画的线路走。重复了不知多少次，不是偏左就是偏右，甚至推着走也不成。我就想，那么清晰的目标和线路，那么短的距离，自己尚操作不好，何况改革开放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为此时时警醒，必须小心谨慎，按小平的教导摸着石头过河。我一直在基层工作，也深知‘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的道理，因而非常重视听取基层和群众的意见，一旦出了偏差就立即改正。平时，我也经常用自己的三点土办法检讨自己：第一，我这样做是不是社会的生产力得到发展；第二，是不是老百姓得到实惠；第三，共产党是不是得到民心。如果共产党得民心，老百姓得实惠，社会得发展，那我就敢干。”
字字珠矶，句句铿锵。这是李近维内心世界的真诚独白！
驰笔至此，笔者突然又想起李近维当年在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座谈会上的那个狂妄的发言，细琢磨，突然有所感悟，东莞这些年的巨大变化不恰恰印证：东莞所走的每一步，不都是在执行明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吗？
越琢磨越觉出李近维身上那种先知先觉来……
22．资本雪球滚出的富裕村
按照资本论的观点，在资本积累完成的下一时期是进人资本运营阶段。
因为深谙资本积累和资本运营之道，东莞不少富裕村的资本雪球越滚越大。
很多人能引来钱，但如何让钱生钱，如何将收益变成资本，并进人良性的资本运营，那可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好的事。这个阶段发展起来的经济凭的可是真功夫、真智慧、真眼光。
笔者早就听说凤岗的雁田村是东莞最牛的村之一。该村自1980年引进第一家外资企业起，村集体纯收人以每年约30％的速度递增，2006年底，村组两级净资产达到20.34亿元，位列东莞市第一名。
20.34亿元？！这样的数字怎会是一个村？笔者吃惊不小，一定要见见这位“牛”书记。但这位“牛”书记一直很忙，直到笔者最后一次来东莞，才有幸见到了雁田村村书记邓耀辉。
邓耀辉看上去并不像笔者想象的“牛”，待人谦和，谈起话来低调朴实。尤令笔者感叹的是，他的普通话讲得非常好，这也使得笔者不需多费神便了解了这个“牛”村的发家史——
“我是1974年开始担任村副书记的，那年我也才20多岁，6年后我开始担任书记，现在算来已有28个年头。改革开放前，雁田村在东莞是个穷村。贫穷落后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我们这里地多人少，二是当年我们村偷渡逃港的人特别多，现在在香港的雁田人就有2000多人，而目前我们雁田村也只有3000人，也就是说，当时我们村的青壮年能走的基本上都走了。那时我们是拦不住的，我们这地方与深圳很近，他们走路过去，也就只需3个多小时。因此，80年代初我们这里的人口出生率比解放前还要低，因为青壮年都走光了，都没人生育了。那个年头我们村干部很难开展工作，村民们人心浮动，没有人向往农村生产。不过，现在来看，逃港这件事对我们村来说也成了好事，后来在香港有能力回来办厂的雁田村同胞有90％的人都回到了雁田办厂，如果有能力却没回来办厂，都会被亲朋好友们骂的。我们村的工厂最多时达到350多家，雁田3000名村民中，有1000多名的劳动力，村里只要给每家工厂派去两三个人，村里的劳动力就全部搞定了。所以，雁田人无论文化程度高低，人人都能去当个厂长……”
真牛啊！笔者感叹。
谁都知道，辉煌背后是汗水。事实上，雁田的发展起步曾经迈得极其艰难。
雁田村位于东莞市的最南端，因紧挨深圳，很多外商都误把这里当成了深圳的地盘。改革开放后，村里人常常是眼睁睁地看着港商们路过雁田，朝着大朗、常平的方向而去，更令人着急的是，就连雁田的香港同胞发财后回东莞办厂的也去了别的地方。
邓耀辉去找他们，一趟又一趟地跑，反复动员同胞们回到村里来投资。人家说：“咱们村有那么多的农田和土地，你们只要种好那些田地不就行了，办什么工厂？”冷板凳坐多了，这位浑身攒满劲却使不出来的敦实小伙心里也清楚了问题的关键：他们压根儿就不相信他们当初逃离的那个破旧村落也能办得起工厂。
1982年，邓耀辉带领村干部们去到香港，在那里跑断了腿，说尽了好话，好不容易把一些发了财的雁田人给请了回来，召开座谈会，恳求他们回来投资，捐款也行。对于这个招商座谈会，村里面可是下足了工夫，可却没有一个人表态愿意回来投资。会后，同胞们倒也给村里捐了点钱，多数人捐的是100块钱，出手最大方的也就1000元，那么多人加起来也才一万元。
招商座谈会结束后，邓耀辉面对着这一万元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这一万元打疼了他的自尊心，这和乞讨又有什么分别？！
他沮丧万分地走出村委会办公室，在村里转悠起来，转着转着蹲到了村口的一棵大树底下，苦思下一步该往哪迈。习习凉风从他身上吹过，却怎么也吹散不开他内心的愁结，风中传来不远处卖瓜摊上的对话声：“你这瓜甜吗？”“绝对甜！你瞧这一个个圆溜溜，能不甜吗？”“哪个卖瓜的会说自己的瓜不好呢？谁信你呀……”
邓扭辉听到这里，也跟着嘿嘿笑出声来，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卖瓜的当然要夸自己的瓜好唆。笑完之后，他突然一拍脑袋，好你个王婆！你村干部再怎么去求人，可人家真要投资办厂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靠的可不是乡情，而是你这里实实在在的条件。你说你这里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具备办厂的能力，但这一切就算你村干部磨破嘴皮，那也如同王婆卖瓜呀，难怪你下了这么大的工夫却收不到任何效果。邓耀辉终于琢磨过道来了，他顺着道儿继续往前探去：你认为你这瓜好吃，但这可不能是你卖瓜的说，谁信呀？你得找个吃过瓜的人去说才会有说服力……
邓耀辉感到心中的愁结一下子被解开了，他猛地站起身来，迈开大步，三步并作两步往毛织厂赶去。
他前去的毛织厂是雁田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也是目前村里仅有的一家工厂，还是1980年凤岗公社给介绍过来的。当时这个香港老板对凤岗不太满意，到雁田一看，感觉还不错，便留了下来。当时他们采取了合资形式，村里出了70多亩地，还出了200多名劳动力。这个毛织厂在村里建厂以后，很顺利，效益也不错，第一年就使村里有了9万元的收人。
在毛织厂找到老板，邓耀辉诚恳地求他出面帮忙，以他的切身体会来说服港商们相信雁田完全有办厂的能力。老板一听，答应愿意帮这个忙。在这里办厂一年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处得不错，重要的是，那老板也的确觉得雁田是个办厂的好地方。
这一招还真管用，雁田的招商僵局立马被打开。1983年，两个雁田同胞回到村里分别办了玩具厂和五金厂，还有一个雁田人本来已准备好去常平办厂的，这下也被动员回来了。
接下来，同样的招数，邓耀辉又动员已经来雁田办厂的人再去香港动员更多的人回来办厂，如此一来，雁田的招商引资便显示出一种滚雪球的效应。
雁归来，雁归来，南飞的雁儿纷纷归来，回到家乡的田野。
“开始他们还是有所顾虑，比如说，他们回来会不会涉及到成分和出身的问题，会不会因为有钱被扣上帽子？被称为地主和剥削阶级？还有，他们回村里办厂，如果有村民违反了厂规，该如何进行处理？会不会因此得罪乡亲们。当时我们针对这些情况，开了很多会，研究了一些对策，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当时，我们这里的五金厂的老板被人家给骗了，工资都发不出来。我们就感觉，虽然我们和这些老板不是兄弟关系，是正常的合作伙伴，但关键时刻还得像兄弟一样给予帮助，于是我们从村财政中拿出30多万来替他垫付工资，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这个老板很感动，现在他还在我们村，生意越做越好了，还介绍了五六个老板过来。这件事也让其他老板深受感动，纷纷介绍老板进来，其中有一个老板介绍了20多家工厂进来。1989年时，我们村就有了100多家企业。这就是为什么短短几年，就会有这么多的人回家乡创办工厂了。”
“那你们又是怎么走上土地经营这个创举？”
“我们村引进第一家工厂时，家家户户都是有田有地的。村里人平时在厂里做工，农忙时就回来种地。但这就造成了矛盾。一到农忙我们就只能去跟老板商量，重新安排时间，上午上班下午种地什么的。那时候刚刚分田到户，村民们种田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尤其是青年人，尽管进了工厂，也不愿将田地荒废了。到了1985年时，雁田已经有了十多家工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更明显了，老板有意见啊，于是我们就研究出一个办法，把土地全部收回，租给别的地方的人来种菜，这样我们便开始了经营土地这种方式，每年从土地经营的收益中拿出一些来分给村民买米吃，解决他们的粮食开销。当时村民们很高兴，也很支持，虽然并没什么补偿，但他们当工人每月能有200元的收人，比种田强多了。”
如果说，雁田村的第一步发展靠的是天时地利人缘，那么，雁田接下来的发展靠的便是智慧和眼光了。
“村里有了一定的收益资金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仅靠出租土地和厂房每年收上个几千万是不行的，这样对外商的依赖性太强了，自己没有生存发展的能力和方法，当时我们的外商投资也日趋饱和。所以那时我就在全村的党员干部大会上讲，只有在富裕时早打算，这样才能利用好资金。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决定走出雁田，向外发展。通过考察，我们决定将收益资金拿到上海和广州进行房地产开发，结果在上海赚了4000多万，广州赚了两千万。尝到了甜头后，我们发现只有搞多元化经营，才能抵御风险。我们又在阳江建了一个大型的温泉度假村，投了2.9亿元。”邓耀辉告诉我们说，“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为了资产增值，重视资本，不能说有一点钱就分掉了。如果当时就分了，那今后就没办法发展，村民拿到手的钱很快花没了，如果今后没的分了，他们又开始有意见了。而现在，我们建的这个温泉度假村还办了土地证，效益不错，可以长期经营，实现保值增值。今后我们还打算建一所五星级酒店……”
听着这些，笔者佩服不已。真厉害呀！东莞的村书记和我们印象中的村书记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比如邓耀辉，既是村书记，同时又身负“雁田企业发展公司总经理”之重任，别小看这总经理的字眼，那可掌管着几十亿的资产。不过，和那些大老板不同的是，他肩负着全村人民的重托，也因此，这些年来雁田的经济运作主要靠自身积累资金发展，并没有充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来加大发展规模和加快发展速度。“这是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是纯粹意义上的经济组织，我们是村集体的资产，属于千家万户的村民。我们的每一项投资，都牵涉到他们的利益，公司经营失败了可以破产，而我们是不能失败的。我们没有权力拿群众的财产去冒风险。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宁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确保成功。”
细细思量雁田的发展，发现一个秘诀，那就是发展前期，邓耀辉勇于开拓，有了一定的资金后，邓耀辉又十分重视资本的积累，于是才有了越来越红火的今天。
毫无疑问，在进人资本发展阶段时，长远的眼光便尤显重要。在这个阶段，东莞的大管家李近维也不断向各级干部输灌资本积累的好处，嘱咐大家千万不能把钱全部花光分光，一定要运用好资本，使之不断增值：“我们搞社会主义没有资本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原始积累，然后以滚雪球的方式一点一点去滚。如果把钱花光，我们能够把雪球滚大吗？那你不积累行吗？不把本钱攒够你能承受那么大的风险吗？所以你们这个钱呀，千万不能随便用，一定要重视积累呀。”
对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东莞的各级领导也已深刻领悟并悉心实践。在这方面，东莞市中堂镇满涌村也是明显一例。
演涌村地处东江东河畔，演溪之水环绕，自宋朝立村，满涌不仅是富甲一方的水乡，而且还是赫赫有名的东莞古村，历史上曾位居东莞四大名乡之首。历朝中举人仕者众多，荣称文武进士之乡。如今的演涌在东莞更是因为富裕而名声显赫。
演涌村能有今天的辉煌，和村书记黎树根是分不开的，没有他多年来敢立潮头、为民谋利，便没有今天的满涌。
改革开放前的演涌还是一个落后村落，集体经济十分薄弱。1974年，黎树根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无一外资老板肯来演涌投资办厂的残酷现实，黎树根率领支部一班人认真分析形势，并亲自带队到外地进行市场调查，作出了利用本地丰富的泥土资源和水运交通便利的条件，集体筹资建轮窑红砖厂和水泥厂的决定。从1978年至1983年，先后建了4家砖厂，年红砖产量达到1亿块；1979年兴建了年产2万吨的水泥厂，后不断扩建增产，发展到20万吨。1987年又筹建造纸厂，当时一条生产线，年产牛皮箱板面纸1万吨，至2000年，年产纸达16万吨。红砖、水泥、造纸形成了a涌村集体经济的三辆快车。从1993年开始，演涌的集体经济年纯收人超过5000万元。
和雁田的情况相同的是，村里有钱之后，很多村民们也是嚷嚷着要把钱分掉。对此，黎树根召集两委干部，就如何把集体经济这个“雪球”滚实滚大，同时又让村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等问题进行反复商讨。他提出，村里每年的纯利收人30％用作村民的福利，70％用于扩大再生产和进行基础设施及其配套工程的建设，干部们对此纷纷赞同。从此，该村先后自办或合资建起了水泥厂、红砖厂、造纸厂、电子厂等几十家企业，年纯收人超过了一个亿。
资本的雪球，让演涌村的每一个村民都得到了长久的实惠。村民的收人也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断丰厚，现有的村民们几乎都住上了洋房，开上了私家车！在他们享受物质的极大满足时，众口一词，都念他们的村书记当初有胆识有魄力，更有长远的发展眼光。
像邓耀辉和黎树根这么能干的村干部在东莞还有很多很多。
难怪东莞的村级经济如此厉害，原来东莞这块卧虎藏龙之地生活着这么多了不起的“牛”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人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
人的力量决定社会的发展。
无法不佩服东莞人，他们做经济确如超人。
说起来，东莞这个地方实在有些无奈，相信很多中国人在加年前还并不知晓中国有这么一个地方，当初无数的打工人群蜂拥南下时，见到这个“莞”字，还会读成“完”。殊不知，这个“莞”字却蕴含着东莞漫长而悠久的历史——
从苍茫的历史天空搜寻，你便会发现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块地方就已有原始人群聚居。公元前20世纪的夏代，东莞属南交地；春秋战国时，东莞属“百粤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莞属南海郡番禺县地；东汉顺帝时，分番禺立增城，东莞属增城；公元222-228年中，分增城立东官郡。入晋，废东官郡，东莞分属番禺、增城。早年的东莞还不能称为东莞，直到东晋咸和六年，东莞立县，初名宝安，及至唐肃宗至德二年才更名为东莞，县治置于今天的莞城。
东莞的得名，相传因境内盛产莞草而得名。东莞以莞草、莞香、莞盐三莞知名天下。据说香港的得名便与东莞的莞香有关。早在唐代，东莞便开始种植莞香，有规模有名气是在元代；明清时期，莞香闻名全国，成了当时上贡的佳品。当时莞香不仅畅销国内，而且经加工后由人力挑到香港出售，并大量远销东南亚。运送莞香的船只大多数停泊在香港九龙的尖沙咀，再通过这里转运到国外。因为莞香堆放在码头，香飘万里，因此这个转运香料的港口，就被称为香港了。
不难看出，这个“莞”字蕴含着东莞人历史悠久的生意头脑。
笔者以为，东莞还有一样更应扬名天下，那就是“莞造”。因为东莞人创造的一切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神奇。
东莞这个地方还真是神奇。笔者在研究东莞的资料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东莞这几十年间生产的钱很多，出来的官员却是甚少。早年是林若在这里当县委书记，从1956年一直干到1966年，接着便是姚文绪，也当了近十年的书记，而后来的欧阳德和李近维，这两人轮番主政，当书记的年头也都分别超出0年，只有莫淦钦因病主政的时间较短。也就是说，从1956年到2001年，46年的时间东莞才出了5位书记。
更有趣的是，除了林若，其他这4人差不多都是泥腿子出身，没读过几年书，因此有外界评说东莞没文化时，李近维曾这样开玩笑：“东莞过去都是小学生当书记嘛，4个小学生承包了近40年，东莞当然没文化了。”
这自然是玩笑话，不过，对于东莞人的超前意识和开拓精神，也有一种尚无考证的说法：远的来说，东莞人的祖先有一部分是古代流放到此的官员，之所以遭流放，是因为那些官员思想解放，敢说敢做，还敢顶撞皇帝；近的来讲，东莞有不少人是1949年南下的解放军留下的，这些人也是很具开拓精神的。
然而，无论前面的说法是否有一定道理，但东莞的开拓思维不得不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