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鼎地
改革的号声震动着天空，也震动着东莞的大地。
上世纪80年代前期，在中国改革大方向不甚明朗的状态下，不少地方仍处于“开而不放，改而不革”的观望之中。然而此时的东莞却没有停止改革探索的步伐，他们大胆地在农业商品化上进行了改革尝试，在中国率先打破了沿袭多年的“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东莞人自已都格外惊喜地感受到脚下这片土地，在变革后所发生的神奇效应。
一个又一个万元户诞生了！发财成为了一种时尚和人人追求的目标。
1984年，中共东莞县委第五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东莞“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思路。新一轮的改革从此开始。大大小小的港资企业沿着农村工业化的道路进驻到东莞的农村，将工业之花盛开在绿色的田野。农民们束缚已久的生命力终于从那条条歼陌中被释放出来。“洗脚上田”的农民们抓住机遇，开动脑筋，在这块古老而年轻的热土上敢于探索，掀起了当代中国人的风流岁月……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东莞当初提出的“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时，便再一次感觉到了这十个字那沉甸甸的分量——东莞当初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在土地上就业，在家门口就业，这是一项多么具有历史眼光的决策！
5．脚下的地在变
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东莞县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说“惊天”略显夸张，说“动地”未必过分。正是这件“动地”之事，把大学问家于光远给惊动过来，时值1985年。
于光远来东莞的这一天，东莞市委书记李近维碰巧有要事缠身，他吩咐别人带着于光远下乡考察。
晚饭时分，李近维还在紧张的忙碌中，他正在整理向于光远汇报的材料。
对于于光远，李近维可丝毫不敢含糊，他知道他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国家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提出的，他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几年前他组织成立了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主持多项国家级课题研究。在他的研究课题中，他一直高度关注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进程。这次来东莞，于光远就是为了考察中国改革实施过程中的发展情况。
先前，李近维让人给于光远放一段介绍东莞发展的录像，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李近维这才抱着一大堆材料匆匆走进于光远的住处。
看到李近维怀抱的一大沓材料，于光远微微一笑，朝他摆摆手说：“李近维，你把材料先放一边。我今天跑了一天，还有点感冒，身体不舒服，所以我今晚不能听太久，你汇报5分钟就行了。”
李近维愣住了：“5分钟？于老，5分钟您让我汇报什么？”
于光远说：“来东莞之前我听说了很多，今天来你们这儿我也看到了很多，看到你们农村盖了许多新房子，刚才的录像我也看到老百姓增加了很多存款，也就是说，你们这几年的收人增加很多。现在你就用5分钟的时间给我讲清楚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就行了。”
李近维又一次地愣住了，他没想到于老真的只让他讲5分钟，而且还是关于东莞的钱。确实，东莞这些年的经济增速很快，老百姓收人增多，外界对此并不十分清楚，有谣言说东莞的钱是走私赚来的，莫非于老也听信了什么谣言··一可钱是怎么来的5分钟怎么能讲清呀，他为难地说：“于老，我一下子没有准备。您让我5分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我怕自己准备不了。”
“对！就是要你没准备。你越是没准备就越真实，你做了准备的，那就有很多加工的成分哄。还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引，党中央政策的英明正确，这些你就统统不要讲了，我比你还清楚，你就给我讲清楚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就行。”
“好！于老，如果您让我5分钟内把这笔钱讲清楚的话，那我只能跟您讲两笔账。”李近维天生对数字敏感，在东莞呆了这么多年，东莞的每一笔账他都了然于心，“第一笔，东莞有117万亩耕地，我们在保证粮食产量，完成国家征派购任务，安排好群众口粮，留够种子，还有适当储备的情况下，对土地进行了结构调整，腾出了30多万亩耕地改种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如果这些土地种水稻的话，一毛多钱一斤稻谷，亩产即使达到2（X刃斤，收人也只有二三百元，而改种柑橘，亩产一般有3000多斤，每斤七毛多钱，一亩地的收人可获得2000多元。也就是说，同样一亩地，改种经济作物，可以增加收人近2000块钱。30多万亩地，一年便可增加收人六七个亿；第二笔账呢，由于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开始过剩，东莞有50多万劳动力，我们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转移了20多万的劳动力去搞工副业，以人均月工资200元计算的话，一年的收入又增加了四五个亿。仅这两笔账，我们一年就可以增加十几个亿的收人，再说我们已经干了好几年，这些钱不断转化为新的投资，又得到更多的收益。钱就是这样来的。盖房子的钱也好，存银行的钱也好，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启动的钱也好，都是从这些钱来的。”
听完李近维的汇报，于光远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点点头说：“这样好啊！我们今天晚上算达到目的了。你们做得非常好！”
那个晚上，于光远并没有很快休息，他兴奋地拉着李近维谈了很久，浑身的疲劳和不适之感似乎一扫而光。在东莞跑了一天，所见所闻都使他倍感兴奋。通过和李近维的交谈，更使他思潮翻涌。
1978年，中国召开了举世瞩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光远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以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而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主题报告，就是于光远在邓小平的旨意下起草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于光远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开拓性研究。 自1979年以来，他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基层，先是考察了长三角一带的经济发展，又来到广东，对珠三角一带的改革进程做了一番考察和研究。
在这些年的考察和研究中，于光远非常关注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当他在广东听说了东莞经济发展迅猛这件事后，精神大为振奋，一定要亲眼考证一下东莞的发展情况。
东莞的发展也恰恰印证了他的思考和理论。他深感，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最高原则，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和这个原则并列。东莞的先行实践也论证了他提出的关于改革和经营的关系：改革应当为经营排除障碍、创造条件，因为经济效益只能通过经营来取得。
这一次考察珠三角，对于光远来说感受颇丰，东莞的实践更是令他欣喜至极，更使他坚定了对中国改革的理论方向，自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以后，他开始比较系统和深人地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应被看做是继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方面的伟大变革，中国当前所进行的这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跨世纪的任务。关于改革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应当把商品生产问题放在首位，即使是农业生产也必须要商品化。
李近维走后，于光远酣然人梦。第二天一早醒来，他推开窗户，一束朝霞直射在他的脸上，老人家欣然喊了一声：啊，这里的晨光真的好鲜亮！
与海做伴的东莞，确实每一个好天气下的早晨，日日都有鲜亮的晨光，由此也使得这块大地上的绿色比其他地方更葱郁和丰饶。
实际上，东莞变动土地种植结构而大获成功的消息，早就传到广东省委省政府。对此，省领导深受震撼。很快，省委特组织全省的县委书记来东莞取经学习，向全省大范围地推广东莞的农业生产经验。
“当时那个经验介绍会就在东莞老县委那边开的，全省各个县的县委书记都来了。大家听了我们的介绍后都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东莞已经在全省率先改变农业结构，大种经济作物，开始转向市场化了，因为他们都还在种粮食。当时农业生产还是计划经济的生产形态，国家让你种粮食你就种粮食，还得上缴给国家，所以东莞的这个改革对他们来说非常了不起，尽管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一位东莞干部向笔者回忆说。
说起来，东莞农业商品化最早还是受了黄江镇北岸村的启发。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几位北岸村农民便偷偷尝试着将一块山沟地栽种上了橙子树苗。3年过后，那些橙子树上竟缀满了黄灿灿的果实，像一个个鲜艳的小灯笼悬挂在林间。他们悄悄将橙子摘下拿到附近集市上去卖，一个季节下来，他们的腰包竟也鼓实了不少。
村民们的举动尽管都是悄悄进行着的，他们也丝毫不敢将喜色露出半点，但这一切并没能瞒得住同村人，于是有人从中发现了一些门道：同样的土地，换了品种来种，收人却相差一大截。很快，其他村民也买了树苗种上了，有的甚至在自家的院前屋后也不忘种上几棵，就连邻村的村民听说了，也跟着种上了。’
大伙心照不宜地悄悄做着这一切，没人敢多言语，村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几十年来种水稻，越种越穷，这么种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眼下，十一届四中全会刚刚召开，中国和美国也建立了外交关系，时局正发生着巨变，那时候他们尚不知道远在安徽凤阳的小岗人正在密谋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户。一切的一切都在发生巨变，且变幻莫测。村领导唯一能做的便是招呼大家别将这种事声张出去，千万不能传到上面去。
然而，不知咋的，事情还是传到了县上。
县里的领导听到此消息，眼前顿时一亮。好事啊！现在已是“春到人间草木知”，中央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刚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所有权；二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的收人。前者可谓“松绑”，后者堪称“让利”。仅这两条，足可以使大家欢欣鼓舞了。农民的好日子要来了！
东莞县的领导们读着文件，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
实际上，在全国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高潮时，东莞干部们也曾对中国农村的政策问题有过激烈的讨论，一个个牢骚满腹，纷纷抱怨束缚太多，浑身有劲使不上，不知怎么办才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年，我们大家花样翻够了，心思也想尽了，可老百姓为什么还是穷得叮当响？实践证明，肯定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关键就是一个‘左’，搞绝对平均主义，提倡穷光荣，又刮共产风，刮得农民一无所有，好像农民天生就该受穷！我们基层的工作重点，一是学大寨，二是防偷渡。可中国这么大，山区、平原、南方、北方，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为什么硬朝大寨一个模子里套？正因为搞‘一刀切’，所以偷渡就更难防了。我们不是没做工作，可就是拦不住这股潮流。老百姓的心跑了，我们能拦得住吗？”“我们关键是要把生产搞上去，让老百姓富起来，这样才能拉住他们的心。只有拉住他们的心，他们才不会跑。所有这一切，就是因为上面卡得太死。上面不松绑，下面怎么放开手脚干，怎么让老百姓早一点过上富裕的日子？社员们都说：‘队不如组，组不如户’……”
没想到上面真的松绑了。这个政策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拂到了东莞领导们的心里。此刻，当他们听说下面群众已经干出了更好的经验，精神一振，这不正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好办法吗？换种思路，把结构调整一下，同样的土地，改种不同的植物，那产生的经济效益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如同一场及时雨呀！
又是春风，又是春雨。欧阳德、莫淦钦、李近维、郑锦滔等东莞县领导兴奋地围坐在一起讨论开了。李近维脑子灵，立马算出：“一亩水稻，收300块钱，改种橙子，收益为两千元……”相差这么多？！大家一个个来了精神，每个人的脑筋都迅速转开了：东莞县目前有120万亩耕地，如果把这些耕地拿出一半改种这些经济作物的话，那一年的收人就会增加……哈哈，太好了！一个个茅塞顿开，似乎突然间发现了一块广阔的新大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眼前北岸村农民的实践就证明这种农业改革能提高产量，能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这就是真理！东莞的农业改革让实践来检验吧！
会场上叽叽喳喳，热闹起来。
领导班子进行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哪种赚钱就种哪种！说干就干，经过认真的调研考察后，东莞县领导决定立即在全县范围内推广。
2000年9月，市委书记李近维（右二）视察东莞台商子弟学校。
2003—2004CBA总冠军宏远队庆功晚会上，队员们向热情的观众挥手致意。
和基层十部交流后，基层于部更是个个群情激奋。干出成绩，不求表扬，干错了，自动下台！1979年起，东莞县委县政府开始对全县各乡镇进行政策引导，对土地作了相应的结构调整，尤其把大量不适合种水稻的地方都改种水果。
有了好的思路就有了一切，但在好思路和一切之间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当时东莞县委那班人在如何调整好农业结构这个问题上颇费了一番脑筋。李近维回忆说：“实际上，东莞调整种植结构，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解放思想的。‘文革’期间，由于天天批‘重钱轻粮’、‘重副轻农’、‘重个人轻集体’，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加上粮食征派购任务过重，以粮为纲实际成了以粮‘唯一’，为了完成粮食任务，只好水稻上地，甘蔗上山，其他经济作物也就‘上天’了。那时不但处处种粮，还要一年三熟四熟，而水稻有强烈的季节性，，结果农忙时忙不过来粗耕粗种，还要动员工人学生支农，农闲时却没有事干，浪费劳力。高高低低全都种粮，不是受早就是受涝，农业生态也不好，病虫害特别多，生产成本相当高。再说，种植业结构的单一使得食物结构也单一，对粮食的压力也就越大，形成薄收一广种、广种一薄收，越是种粮粮食越不够吃。为了既能完成粮食征派购任务，又能摆脱这一恶性循环，我们从不宜种水稻的高岗沙质地改种花生做起，粮油轮作，培肥地力，提高水稻单产。种花生增加食油，花生数还可养猪，油和肉多了，也减轻了粮食的压力。接着把低洼地的稻田恢复养鱼，并逐步腾出土地发展水果等经济作物。收益增加，人的积极性逐步提高，原来越徽越穷、越穷越徽，这时变得越勤越富、越富越勤了，许多人甚至端着饭去听种水果的技术讲座。到1984年，我们又推出了两项措施：一是免收农林特产税，后来省财政有意见，我们也只收上缴省的部分，属于县分成的那部分依然让利给农民，以调动生产积极性；二是对公粮、余粮、三超粮等征派购任务，让农民可以到市场买回来交售，也可以交代金和差价，由粮食部门统一组织回来交售，从而腾出更多的土地发展经济作物，做到适地适种、适销适种。当时的东莞基本上是按等高线种植的：最低层养鱼，高一点种水稻，再高一点种花生、种蔬菜，再上面种柑橘、种荔枝，再高上去就是种树、种竹子了，一层一层去利用。最高峰的时候，东莞县110多万亩耕地，有一半以上种上了经济作物，其中，香蕉、荔枝各17万多亩，橙、柑、橘22万多亩，蔬菜30多万亩。”
春潮一阵阵拍打着海岸。许多东莞人还记得当年改种经济作物时的情景，一位当年高涉某村的农民回忆说：“当时我们村支书不知从哪里剪了一大截橙子树回来，就那么一截，绿绿的叶子中间居然长满了那么多的橙子，我们都围着看来看去，觉得真的很神奇。”
农村几千年搞单干，生产力却总是上不去，总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折腾来折腾去，穷了山穷了水，也穷了农民们的积极性。但眼前的神奇一下子给农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象空间。在对新生活的渴盼中，农民们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引种经济作物。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变换一下机制，土地就能生钱、长钱、钱上滚钱。
奇了！
这一切现在看似简单，但一下子打破沿袭多年的以粮为纲的农业格局，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得不说是一个思想大突破。
土地本无灵性，但在充满灵性的人手中，便会产生灵性；土地不能再生，但在新的机制下，却可以萌发生机，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笔者在翻阅当年的一些背景资料时，也陷人沉思，东莞最初的农业商品化改革确实在全国先行了一步，同时也明白了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于光远在听完李近维的汇报之后为何如此兴奋。
先说1979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给东莞农村自发先行继而政府引导的农业经济商品化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这个政策无疑是给农村这片干旱多年的土地上送来一场春雨。东莞人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大背景下，思想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开始了改革的大胆探索。
然而此后不久，中国迅速进人一个调整阶段。当时，于光远等改革派曾向中央决策层进言：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当时这种改革思路却未能得到决策层的认可，其原因是1980年的经济形势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为这一年在取得经济搞活、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市场供应改善、城乡人民收人均有增加等大好形势的同时又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最显著的标志是1979年、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到1980年物价稳不住了，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0有人把出现这种困难的原因归咎于改革，建议当务之急是调整，改革要服从调整，毕竟稳定是头等大事。1981年后，中国进人调整期。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终于使中国改革总体思路进行了重大突破性的发展，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转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可以说，1984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拐点之年，这一年终于在前几年“收”与“放”的徘徊中选择了后者。
笔者惊叹的，也正是于光远感到欣慰的：从1981年到1984年之间，在中国改革大方向不甚明朗的状态下，其他地方无所适从，大多采取“开而不放，改而不革”的观望态度，然而东莞却没有停止改革探索的步伐，率先走在改革前端，大胆在农村改革上进行了尝试。
发生在东莞农村土地上的这场改革不仅使东莞的百姓收获了实惠，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神话。一个又一个万元户在东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新时代的朝阳已经升起……
霍福华就是东莞大地上农业商品化改革的受益者之一。
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麻利而娴熟地用茶匙把茶叶轻轻放进小巧的紫砂壶里，注水泡茶烫杯，动作老到而随意。注视着他的一招一式，你不会认为这个谦和朴实的男人就是东莞赫赫有名的福华集团大老板霍福华。等你听了他的故事，也绝对难以想象这个颇显品位的人，会是在20多年前竟然被绝望折磨得发疯的穷光蛋。
一股幽幽的茶香弥漫在空中。
霍福华的头上有着一圈圈耀眼的光环：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广东省私营企业商会副会长、东莞市工商联副会长、沙田商会会长，还有若干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拨开层层光环，探寻一下他的人生历史，不难发现，霍福华当年的第一桶金便是从土地里“掘”上来的。
霍福华今年44岁，沙田镇穗丰年村人，上有两位哥哥。他这个老三排行很不沾光，大哥读完初中，二哥读完高中，轮到老三读书时，家里已是越发贫穷，刚念初中就被奶奶做主辍了学，才十二三岁便早早体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那时候的小福华啥都不懂，天生一副东莞人任劳任怨的优良美德，每天埋头干活，能吃大苦肯出大力。“那时候我们沙田可说是万顷农田啊，看着一望无际的农田，真是种得想哭，不知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那时候我们这样的人像草一样，当时也没通讯工具，一个月不回家也没人管你，生和死也没人知道。种了那么多年田，越种日子越穷，心里就越绝望……”
这就是少年霍福华的人生体验，一生中最应该快乐最容易幻想最适合感叹的少年时光就这样在艰难和绝望的劳作中度过了。多少委屈，多少压抑，多少辛酸，只有他心里清楚，“我现在有时去别的地方，一看到那里大片大片的农田，就觉得心酸。想起自己当年种田的日子，那可真是难过呀”。
霍福华记忆中的沙田贫穷无比。这块土地一百多年前还荒无人烟，当年珠江两岸一些水上人家靠着一条破船，沿江飘流，飘到了沙田，渐渐，沙田便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穷人。这些穷人在这里住下后，也将贫穷的种子种进了这块土壤，多少年来，贫穷就像生了根似的越来越深地扎在沙田。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沙田人别说去北京，能去趟东莞都已了不起。霍福华第一次去东莞时都已经22岁了，来回用了整整一天时间，那时沙田去东莞还没有路，得坐船。当时的沙田人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去广州一趟，自己不认识路，还得请个认路的人带着去。
“后来我出来在一家国有企业找了一份打捞员的活儿，一个月能有三四十元，但工作很苦，就是有船沉了，我们得潜下水去帮着把它打捞起来。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先得给师傅做学徒，冬天那么冷，师傅说叫你跳下去，你就得马上跳下去，不敢不听啊。记得有一次从香港那边过来一条船，在交界处卡住了，船长要我跳下去，天气特别冷，在海里一呆就是半个小时……”
品着霍福华泡的茶，笔者不禁感慨说：海水多苦多咸呀，说你是从苦水里泡大的，还真是不假。
生活的严酷也铸炼了这个东莞人的吃苦和坚忍。3年后，东莞的农业商品化的改革大潮将霍福华从“苦水”中拯救出来。“当时我承包了几十亩地，学着种莲藕。沙田政府也给了我很大帮助，鼓励我们搞个体承包，一年也就收30块钱算作承包费。最初承包几十亩，后来越来越多，最多达一千多亩。那个时候我最开心了，第一年赚了几千块，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后来扩大生产，第二年赚了一两万，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了。那时候万元户可不得了了，以前做梦也都不敢想的事。真是高兴啊！”
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这个劳作的东莞人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机遇。沙田穗丰年村的人们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全村最轰动的事，曾经穷得叮当响的霍家老三发财了，回村光宗耀祖盖房子来了，一下子盖起了气派十足的三层小楼……如今，霍福华早已把家人安置在更为舒适的住处，刀p小楼还一直没舍得拆。有时回去看看这个当年第一笔财富物质化的标志物，霍福华感今怀昔。
沙田那片一望无际的承包地也成了霍福华商业头脑最早的启蒙地，陪同我们一起采访的沙田镇党委宣传办的王主任告诉我们说：“他那时是我们这一带的暴发户，种莲藕种了4年，攒下几十万，成了我们这里有名的莲藕大王。他不但种莲藕，还做莲藕生意。开始他先把莲藕拿到虎门卖，慢慢认识很多买莲藕的客户，渐渐他就成了一个长期的供应商。后来他又把莲藕卖到香港，接着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很快就把沙田的莲藕打出名了。后来他不做莲藕了，但沙田莲藕也出名了，现在有很多人在种，沙田也成了亚洲最大的莲藕生产基地，沙田莲藕占中国莲藕市场百分之六七十的份额。”
对于后来的人生道路，霍福华只有简短几句：“做莲藕挣上钱之后，我就拿着这笔钱去做生意，开始老失败，但我总是不甘心，不肯轻易放弃，所以就咬着牙继续往前走，继续努力，终于有所回报，再后来就慢慢做大起来。”
透过轻描淡写的几句话，笔者完全能想象到这背后凝聚的拼搏和奋斗。冰心说，成功之花，人们往往惊羡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满了牺牲的血雨。
在改革开放这个时代大潮中，只要你勤奋实干就可以赚钱，霍福华对此有着很深的感悟：“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运气是一方面，另外也在于自己的努力。就拿我来说吧．记得我1989年坐飞机去南京时，在宾馆呆着都不敢出门，因为我不会讲普通话。那年我们和台湾人接触，根本就没法沟通，说不出来只好用笔写，台湾人嫌我不会讲普通话，不给我们生意做，后来我就发誓一定要学会普通话，学了好几年，我一个乡下人学普通话也是很难的。到了1993年，我就很顺利地跟台湾人做生意了。以前东莞很多人跟我差不多，不会说普通话，记得以前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时，我的普通话在我们广东代表队166个代表中也不是讲得最差的，但这些年我们东莞人进步多了，学了很多东西。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机会，我们要抓住机会，要不断学习，这样才会有进步。其实每一步成功都离不开实干。”
听着霍福华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注视着公司大厅墙壁上的4个醒目大字“和谐实干”，笔者深深悟出广东福华集团何以能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发展成为一家以建筑装饰业为龙头，集房地产开发、酒店旅游、物业管理、五金电镀等于一体的大型民营集体企业。
东莞很多企业家成功后，往往热衷于回报社会，霍福华亦然。1989年至今，霍福华先后在教育上捐款近千万元，刚刚又投建了两所小学。他还为沙田镇引进20多家外商企业，投资8亿港元，为沙田的经济建设立下大功。
如今的霍福华早已从一个农民脱胎换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可他依然不敢有丝毫松懈，如同背后有狮子追赶着的一只羚羊似的得要不停地奔跑，“因为老是想着要怎样保护好自己的企业，怎样发展，这也是很辛苦的。我现在的压力比以前还大，以前我是一个人，不用多想，只是单纯考虑好自己的事，有个百八十万自己够用就行啦。但现在不行，肩上的责任大，我要为我们企业5000多员工考虑，还要考虑能为社会多做点事。人生就是这样的嘛，不能做缩头乌龟。我现在当东莞商会副会长，经常跟企业家讲，这个社会就是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去努力创造的。”
回想起自己的人生，霍福华似有隔世之感，他感慨地说：“我后来跑过很多国家，再回过头来看家乡，觉得东莞是最好的。东莞这几年来真的很了不起，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发展得相当好。我一直没有离开东莞，没离开沙田，就是觉得自己家乡好，我们这里的水土好啊！”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农业发展史。多少年来，中国世世代代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血汗养育了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然而，他们却永远无法改变贫穷的命运。正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打破了沿袭了几千年的农村生产模式，从而使得中国走上快速走向富强的发展之路。因此，像沙田这块被贫穷深深扎根的土地也开始流淌出金子。
幸运女神似乎特别偏爱东莞这块土地，即使播种的是贫困的种子，也能收获金灿灿的财宝。如今的东莞人常常自豪地说：我们东莞有着世间少有的好风水好吉相，山头、平原、水面各占三分之一，这种搭配在全国所有城市中独一无二，这样的风水宝地能不发财吗？
确实，想不发财都难。
6．工业之花盛开田野
左拉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不断地增加更多的知识。李近维对此深有感受。在他看来，探索未知，不仅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更是一种责任。他曾诚恳地告诉笔者说：“后来调我去省里工作，我是很不愿意的。我很想在基层干点什么，囚为我自己有一些课题要做，我想探索一些东西。”
上世纪80年代前期，李近维考虑最多的便是如何合理利用劳力资源和土地资源，使人口过多这个包袱变为财富的问题。
李近维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东莞又是一个农业县，所以他对社会的观察点更多落在农村和穷人上。长期以来，他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人力是一种资源，但东莞农村人口过多，都挤在有限的土地上，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失业，这是农村贫穷的症结所在。农村人口多，固然是受多子多福等旧的生育观念的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不把过多的劳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就会越穷越多生，越多生越穷。乡下人常说：“人穷望仔大”，就是因为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把生小孩看做是一种“投资”。他们并没有把教育费用计算进去，多养个小孩，无非就是做饭时掺点薯芋瓜菜，添一勺水，加一双筷子就是了，因而成本比较低；小孩十来岁就得帮家里干活，“投资”的回报也就比较快；家里穷得没有什么可以给他败家的，风险自然比较小；再说，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不少穷孩子后来干得很不错，因而对生小孩的期望值相当高，以至盲目追求生育数量。相反，达到中等生活水平的人，要维持并提高这已经比较好的生活，就必须重视教育，重视生育的质量，计划生育也就自觉得多了。然而，通过计划生育把人口降下来总要有个过程，当务之急必须先把人口多这个包袱变成财富，让农民富起来。那么，如何变？
1984年，李近维终于琢磨出自己的一套想法。
但此时，他还拿不定主意。
是年8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来东莞视察。李近维赶紧不失时机将自己的这些思考向任仲夷和盘托出。
任仲夷边听边点头，他深知中国农村历来有着“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观念，然而，生得越多就越难富裕起来，老年人多了，社会负担就越严重，文盲、半文盲多了，社会发展就难以前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了，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中国农村的人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任仲夷问李近维有什么想法。
“想法是有。我觉得关键是两条：一是增加就业机会，二是提高人口素质。如果人口素质不高，当然难以富起来，但就当前来说，就业机会更重要。一个小学生就业，十年八年后有可能是个车间主任、厂长，是个人才；一个大学生毕业五年没有工作干，就可能是个废材，因为知识会老化，人也会衰老。解决农民就业，这是眼前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问题。”
“嗯，那你打算怎么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任仲夷往前欠一欠身，目光盯着李近维，来了兴趣。
“还是在劳动力和土地上做文章！”
“好，你往细里说说！”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拓宽生产领域，不要老是把农村人口束缚在农业和有限的土地上，应该拿出一部分土地来作为工商业用地，把农业中多余的劳动力逐步解放出来，发展二、三产业。再说，如果老是那么多人搞农业，农副产品即使生产出来也卖不出去。比如说，五个农民养一个工人，农副产品的市场就很有限，农民就很难富得起来；如果一个农民养五个工人，农副产品的市场就大得多了，农民致富才有出路。我们必须扩大社会分工，让大家相互提供商品，相互提供市场，相互提供服务。东莞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书记，您觉得呢？”
任仲夷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点头，听到这里双目炯然一亮，他也有些兴奋：“农村工业化？好！好想法！”
“在今后几年内，我们的目标是从农业转移出70％以上的劳动力搞工业和服务业，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很好，你们就这么搞，我支持你们。”任仲夷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说，“希望东莞发展得更快一些，东莞要争取成为‘东冠’！”
1984年9月，在中共东莞县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刚刚出任东莞县委书记的李近维代表市委作了题为（改革、开放，向农村工业化进军，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报告，正式提出了东莞“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思路……
笔者写到这一节时，始终处于一种无法理解的惊叹中：究竟是哪一种神奇的力量给了东莞人一双能够看清未来的慧眼？
想当年，毛泽东曾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设想，在农民的推动下，这一宏伟设想终于得以实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么多年里，中国却始终采取着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工农业的剪刀差”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也使得东莞这个农业大县对于“勤劳致富”一词产生困惑，更使得无数个东莞人毅然踏上了重寻天堂的大逃港之路。然而，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这一重要转折，给了东莞改变自己贫穷落后命运的历史性机遇。怎样彻底改变东莞农业县的命运，改变东莞农民的命运，东莞原来是从解决穷人问题、农村问题和恶性循环问题着手，一步一步地试着把人口包袱变为财富。也可以说，东莞的工业化构想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开始的，进而夺取全面城市化的胜利。
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村工业化”的决策是多么具有前瞻性！没有站在历史高度的人是不会有这等视野和决策能力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m地的巨变，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800多亿元，发展到2002年时已突破100000亿元，这样的巨大变化令人惊叹。然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却速度缓慢，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从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工业化初级阶段也是城市化最为迅速的时期，在经历了初级工业化阶段后，至少会有一半人口进人城市，这也是一种必然。然而中国在这方面却显得步履维艰，中国目前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数量约为6亿人，仅占全国人口的45%，而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超过了80%0更为突出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却不尽如人意，很多专家呼吁：中国以这种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来替代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必须以一种历史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农民工问题。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大量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定居下来，这也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然而，要解决这样的难题，到目前看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
实际上，这一切可以归咎于一个根源性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即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关键一点，农民留在本土就业，还是拥人城市。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选择的大多是后一种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流，这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这种畸形的转移方式所产生的诸多矛盾已日渐明显，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透过沉重的现实背景，让我们把目光再回转到20多年前的东莞，当我们重新审视东莞当年提出的“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时，便再一次感觉到了这10个字那沉甸甸的分量——东莞当初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在土地上就业，在家门口就业，这是一项多么具有历史眼光的决策呀！难道东莞人有先见之明，提前预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产生的难以化解的一系列问题，便提前做出令人惊喜的尝试？
笔者心存疑惑。
20多年之后的2008年初，李近维解答了笔者的疑问：“农业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人。东莞在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种植业结构之后，农业中富余的劳动力一下就凸现出来了。如何让这批从土地上不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当时我们意识到就农业抓农业是富不起来的，必须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同时考虑，统筹安排。当时我们在想，让这批农村剩余劳力去大城市就业，不用说大城市本身就业的压力也很大，即使能够安排，我们也要把这些青壮年留在家乡，因为财富是人创造的。如果农村只剩下‘6138部队’（儿童和妇女），连我们的农村干部也留不住，那农村的发展不是更落后吗？所以，我觉得与其让他们到大城市就业，不如就地创造就业机会，离土不离乡，把家乡建设为城市。当时，我们初步勾画了城乡一体化的蓝图：以县城为中心，以加工制造业为起步产业，积极接受广州、深圳、香港等周边大城市的辐射带动，通过发达的交通、电力、通讯把犯个工业卫星镇和广大农村连接起来，逐步形成具有都市气派兼田园风情的组团式现代化城市。1985年6月，我们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专门研究打基础、办实业的问题，突出要求加快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会上我们作了这样的分析：第一，交通、电力、通讯等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从时间上缩短农村同城市的距离。买卖方便，信息灵通，必然带来经济的发展。第二，农村有了公路、电力、通讯，就可以把工厂办到农民的家门口，使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就地进工厂。第三，农村消费水平比城市低，转移到工厂的劳动力依然全家生活在一起，就算每月工资比在城市少拿十元八元，实际生活水平也不比城市差，因而在农村办工业价格竞争能力比较强。第四，农村办起了工厂，可为集体提供利润和积累，搞好农村建设才有资金，才能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1985年三级干部会议这个分析虽然很肤浅，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基本还是合乎东莞当时的情况的。”
可不！只须细细琢磨，人们不难发现：正因为把工厂建在农村，才使得东莞的工业化路径富有特色。中国的很多地方其工业化模式大致相同，都是将工厂建在城里或城郊，即使建立在农村，但跟当地的农村经济也并无太多关联。东莞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实行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一开始就是让农民们“洗脚上田”，从而让农村经济插上了真正的腾飞翅膀，这也给东莞后来的全面城市化奠定了根基。
说到城市化，中国人印象中的城市化大多是在城市里建设城市，至多也就是将城市向外扩张，但农村永远还是农村，城乡之间永远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最快的是城市，受益最多的是城市，农村的田野因为没有工业的滋润，难以生出富裕之花，这也许便是最早包产到户的小岗人至今尚未摆脱贫困的根源。也因此，城乡差别、贫富悬殊越来越明显。
在东莞采访，我们去过不少镇村。每到一处，绿带秀景、柏油马路、高楼林立、人流穿梭，很难找到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的感觉，常常会有一种“幸福的迷失”。事实上，这里不光让外来人感觉不到城乡差别，住在村里的人们也并不向往住在东莞市中心的人，村里的房地产价格甚至比市中心的还高。东莞的各镇各村里，住着数不清的亿万富翁。不得不承认，东莞的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是全国最小的。有一些数字极能佐证上面的说法：2001年，东莞仅镇村两级可支配的财政收人为122.6亿，而整个广东省同期74个县或县级市（不包括顺德和南海），加在一起预算内财政收入才94.6亿，东莞镇村两级可支配的财力相当于全省74个县或县级市预算内财政收入总和的1.3倍。之所以东莞的经济如此厉害，主要来源于镇村集体经济收入这一块。
对于这一切，我们不能不惊叹东莞政府当初的超前意识！当初决策者究竟是如何思考的？请教李近维后的答案是：
“我跑过很多国家，也跑了不少地区，在这过程中，我感觉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感受尤其深刻的是：第一，其差异主要在于穷人而不在于富人，非洲的富人和发达国家的富人在生活上差异并不大，但非洲的穷人、印度的穷人，包括我们中国的穷人，跟发达国家比起来差异就大了。第二，农村的差异又甚于城市，即使是落后国家的城市也还说得过去，但是真正穷的是在农村。第三，城市之间的差异也不小，但主要不在于外观而在于内涵，表面看来都有高楼大厦，都是车水马龙，但人的素质、城市的创造力和辐射带动力相差就大了。为此，我们确定发展的重点放在解决穷人问题，解决农村问题，城市建设则重点解决其功能问题。”李近维向笔者娓娓道来，“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决不割瘦补肥，反而处处注意让着那些较贫困的地方，从而增强他们的活力。如果把农村这个瘦的差的地方拿出来补贴到强的地方去，那样发展的天平是要倒的，不倒也很难。所以我们一直把高的拿到低的地方，让这个社会更平稳一些。在城市建设上，我们要求功能和形象同时考虑，但在百业待兴，资金不足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必须功能优先，好比一个人身体不好而又缺钱的时候，一定要把钱先用于治病，然后才做西装打领带，这就是我们前期的努力。”
真理的力量常常积蓄在简单的观念里。
值得在此插上一笔的是，在东莞的发展历程中，县改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特别是东莞的行政架构很独特，东莞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后，只有市镇两级行政架构。这样的行政设置目前在中国只有东莞和中山。前几年，全国政协委员、江门市副市长李威就曾向上提交提案，建议撤销县级建制，形成省——市——镇三级地方政府架构。这样有利于小城镇合理布局和发展，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融合，打破不合理的城乡分割体制，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我听说当初把东莞设置成这样的市镇行政，就是您最先提出来的。当初这样的想法在全国可是前无古人的呀。您怎么会有这样独特的构想？”笔者问。
李近维回答说：“东莞这种市直接管镇的体制，最根本是广东省委的思想解放，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当初我之所以向省委提出这个要求，是这样想的：改革开放，百业待兴，处处都要用钱，要加快发展，必须降低行政成本，减轻老百姓负担，提高行政效率。在机构的设置上，我认为最好是纵向减少层次，横向扩大分工。为此，我们一直在创造条件，希望从当时的惠阳地区分出来，由省直管。当时惠阳地委的领导也是很开明的，他们对我们的想法很支持。经过层层报批，1985年9月，我们便获得了中央批准，撤销东莞县，设立县级的东莞市。撤县设市后，我们不但没有放松，而且更加努力创造地级市的条件，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经过了两年的努力，我们的经济又跃上了新的台阶。当时惠阳地区有12个县市，而东莞的经济比其他11个县市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这时，广东省也正向中央报请调整部分行政区划，撤销地区改为市带县的建制，并于1988年1月获得中央批准。东莞就是在这个时候升格为地级市的，但依然以原东莞县的行政区域为东莞市的行政区域，不带县，由市直接管下设的32个镇。这一行政架构，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为此也作了不少努力，毕竟当时全国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因此，我们除把经济总量搞上去，让它具备一个地级市的规模外，还得到上面做一些游说工作，宣传这样设置的好处，让上面支持，放心让我们试。说实在的，如果升格时在东莞原有的2465平方公里范围内，要分出几个县或县级区，再由县区去管镇，我宁可不升格。按当时的经济总量，要多养几个县级的四套班子，行政成本有多高？群众负担有多重？而且层次越多，办事就越难，效率就越低。所以我当时说，市委书记讲话，你讲给32个镇委书记听和讲给四五个县委书记听，你所花的力气是一样的，何必中间多一级行政机构呢？再说，那么几个县，那比赛的气势就不够，你看我们现在是犯个镇在那里你追我赶，多有气势呀！我非常重视那种气势。当时我对东莞的设想是，东莞的每个镇每个村就像一颗珠子，然而我用交通、电力把这些珠子给一颗颗地穿起来。镇与镇之间保留一定的间距，发展城郊型农业。用城郊型的农业去净化城市的空气污染。要知道，农业的净化率是很高的。另外，东莞分成咒个镇（区），每个镇管十几二十万人，这样便于管理。如果一下子融合成一大块城市，那整个城市管理就很难，而且费用也高。这种分散管理的好处在‘非典’时期就可以看出来了，广州、香港这些大城市‘非典’就比东莞严重……”
东莞人就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下，以坚实的步伐向农村工业化进军。
7．把梦想照进现实
东莞新一轮的改革开始了。
然而，东莞农村工业化的起步也是充满了艰难，首先要辟出一条路来。按照东莞县委县政府对农村工业化的宏图构想是：将工厂办到农村，让农民们“洗脚上田”，穿鞋进厂，离土不离乡，农民变工人。但要实现这一宏伟构想必须得从脚下的路修起，因为要想让工业之花盛开在农村田野，必须给人家铺起一条条进村的道路。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要修路，得花钱，当时的东莞困难重重，1984年全县财政收人才8469万元，上缴省后，自己能够用的只有3013万元，仅够吃饭，何况东莞当时像这种张着嘴傲傲待哺的项目还有的是。
但“农村工业化”不是理论上说说而已，必须真枪实弹。没道，也得踏出道来。没“米”，也必须想尽法子做出“饭”来。
那一年，东莞把找“米”的手伸到了中央。
当时，东莞烟花爆竹的出口贸易受到外贸政策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严重亏损，于是东莞便呈上报告，请求中央同意东莞用留成外汇进口一些东西回来，以弥补其亏损。经过多方努力，中央终于批给了东莞一些汽车、电视机、尼龙丝的进口指标。于是一段有趣的小插曲便从这一纸批文奏响了……
为了使这笔生意能多赚点钱，尤其是汽车的差价，1984年农历七月十四，东莞县委书记李近维亲自带领6人的代表团去了日本。这次他们联系的是日本丰田汽车厂，他们要购买600辆丰田面包车。其实，李近维亲自出马有两个意图，主要是希望对方能多给点优惠，另外看看能不能将丰田引进东莞。
他们去的这一天是盂兰节，日本的街头热闹非凡，丰田方也相当热情，不但派出漂亮、豪华的车队来迎接李近维一行，而且给他们安排的也是一个特别高档的大酒店，同时将东莞代表团在日本的10天行程安排满当，不少行程还是令人动心的旅游项目。
然而，这样的盛情款待却使得李近维颇感不安，俗话说，拿人手软，吃人嘴短，如果一切都听从他们的安排，还白吃白住的话，那还怎么开口谈判？于是李近维便向丰田代表表明态度：“非常感谢你们这次热情的邀请，但我们出来是公务活动，在这里的费用还是由我们政府来承担。另外，我们在日本还有好几家汽车公司约了我们，我们也想在价格上做个比较。”
丰田代表听到这些话，立马明白这次的谈判恐怕不会轻松，东莞人肯定要提条件。果然，谈判一开始，李近维便提出在华润公司订价的基础上降低5%。一提到钱，丰田方立马掷地有声予以拒绝：“在一个季度内不能调价，我们有很严格的规定。”
谈判进行了好几个回合，在优惠5％这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
接下来的几天，东莞人暂停和丰田的谈判，佯装出去和其他汽车厂家接触。其实，东莞这帮人为了省钱，早已搬到便宜酒店。
这天是个周末，丰田代表特地找到这家小酒店，将他们带到一个酒吧，说是给他们准备了一些招待节目。一人室，一些衣不遮体的女子热情地迎了上来，丰田代表向这些女子介绍说，这是台湾来的客人，你们一定要好好招待，接着又宽慰他们说，这个地方很高雅，北京来的客人我们也经常带他来，大家放心玩。这些东莞人一看这场面，一个个心里发毛打鼓，这日本人搞什么鬼？难道施以美人计不成？李近维不解地问，你让我们看什么呀？丰田代表笑眯眯地说，等一下她们跳舞，这是艺术表演，是我们专门招待贵宾的，你们就放松吧，不会有事的。 日本人说得心诚意诚，可东莞人岂敢真的放松。只见这6个穿着土气的大陆干部一个个腰板挺直，一个紧挨一个地坐成一排，神情紧张，眼光根本不敢落向面前的美女，这滑稽的场面大家尽可想象。坐了两三分钟，李近维说，我们这些人不懂艺术，也看不懂，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丰田代表再三保证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但李近维一行还是态度坚决告辞走人，回到酒店后大家还心有余悸。
再次和丰田谈判时，对方终于有了一点让步，但不是优惠5%。对方说，我们在车身上喷两条漂亮的线条，这样你们回去就可以把价格卖得高一点了。李近维立刻说，中国很穷，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中国人现在需要实用，对外观还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们与其喷上线条，不如把钱省下给我们。对方连连摇头。
见谈判陷人僵局，李近维决计提前离开日本，他心里有底，按这个价格在香港签约也一样，很有可能我们的飞机还没到香港，他们的电话就来了。果然，东莞人刚到香港，丰田的电话就追来了，说重新派人过来谈判。不料这新来的谈判代表也是态度强硬，还是坚持价格上不能让步。李近维这时便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既然在一个季度内减价让你们感到为难，那么，我们买100辆，你们送5辆，行不行？这次对方终于答应了。东莞的日本之行总算没有白跑。
这一单生意，再加上进口的电视机、尼龙丝，东莞一下子挣了60（X）万。这时，市委又向外贸部门提出新的要求，出口烟花炮竹补亏还得他们另想办法，这笔钱留给市里用于修路。
东莞修路启动的钱总算有着落了。
对于修路，下面各镇村的干部百姓相当配合，因为他们也深谙“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于是“修路筑桥”成为当时东莞人最无争议的头等大事。“那时的东莞开始了第一波的道路建设潮，每年由政府安排，在全县建设40至50公里的水泥路。当时采用的是‘县镇合作’的方式，县政府每公里路拨435吨水泥，而下面镇则负责出沙石和劳力。但也有例外，像莞太路、旧107国道等重点路线，则是当时县政府主修；一些比较贫穷的镇，县政府也尽量帮忙出钱，这样就保证了当时东莞的路网能够初步建起来。当时，这种做法在惠阳地区非常了不起，总共修了约140公里的水泥路，效果很好，推动了港商回来投资。”当时的东莞交通局长卢锐平回忆说。
正是这样一条条窄窄的水泥路，铺开了东莞通向富裕的发展之路，使得东莞的农村开始有了活力，有了生命力。
在东莞的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大大小小港资企业正是通过这些公路进到东莞，进驻到东莞农村的农民家门口。他们带来了变化，也催生了一个时代。当年东莞农村工业化的典型景象是，公路两旁是农田，农田后面是工厂。工厂的工作区和员工宿舍区紧挨着。李近维曾风趣地对投资商说：“东莞是一块非常肥沃的草地。东莞人非常勤劳去种草，你们就在这里养牛吧。我们绝不宰牛。我们那么勤勤恳恳去种草，也就是为一杯牛奶而已。”
没想到，就是这样的“牛场”竟孕育出一个国内外著名的加工制造业基地来。
说起当年如何将东莞定位成加工制造业基地，李近维向笔者介绍说：“周边的城市都比东莞强，广州是省会城市，深圳是经济特区，香港是国际金融商贸中心，佛山、中山等市工业基础都比东莞好。靠近这些大城市，有利条件是可以得到它们的辐射带动，但搞不好也有可能受到以强夺弱，变成灯下黑。要防止这种状况，必须力求优势互补，避免恶性竞争，这就需要一个合理的产业定位。我半开玩笑说，这片地方已经摆了许多糖水档了，我们如果跟他们一样也摆一档糖水，那肯定争不过人家。人家摆得早，地点好，本钱多，经验丰富，我们要是硬跟人家争，弄不好就会血本无归。但我们也不能不做生意不发展呀，该怎么做呢？我认为，应摆一档跟他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东西。有联系，是为了接受他们的辐射带动；有区别，是为了避免盲目竞争。那么干哪些才符合这个要求？如果摆一档可乐，这有联系，但差别不大，竟争还是很激烈；摆一档咸鱼，差别是大了，但没有互补，弄不好引来苍蝇，人家更讨厌。那什么才是较好的选择呢？我想，不如摆一档炒花生，多放点盐，把花生炒得香一点，花生与糖水搭配，大家生意都会好。具体到东莞的发展定位，我们觉得，周边尽管有好几个大城市，但是，改革开放，我们要走出去，要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经济流向首先要考虑香港，与这国际金融商贸航运中心互补，同时考虑东莞的起点比较低，也就只好先定位为加工制造业基地。”
翻到1987年的中国大事记，有一件事颇让东莞人感到自豪——1987年5月27日，东莞成为全国第一个建成城乡程控电话网的县级市，这一年，东莞市城乡程控电话网首期工程20000门全面开通。
当初的这个“中国第一”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其实，东莞在提出农村工业化时，其通信业还十分窘迫。1984年初，有一位侨商来东莞考察投资，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美国的朋友及其女儿，晚上在华侨大厦住下后，这位小姐提出要和美国男友通电话的要求，这可难坏了东莞的领导们，感觉这小姐的胆量不一般，这么高的要求也敢提！但是，为了让她感受到东莞良好的投资环境，那个晚上，领导们把整个邮电系统都给紧急动员起来，要求大家克服千难万阻想尽一切办法必须让她和男友通上电话。在众人的万般努力下，那位女士终于如愿。东莞的领导们也激动万分，心想她这下该对东莞的投资环境甚为满意了。不料次日晚，这小姐又提出同样的要求，闻此消息者无不咋舌，更为佩服她的胆量，昨晚为了她能通上美国的电话，都快全县总动员了！
不过，这件事也给东莞领导们一个很大的刺激：东莞要想有更好的发展，发展通信迫在眉睫呀！没有通信业的支撑，农村工业化将是一句空话。
不久，东莞县县长郑锦滔找来东莞县邮电局局长丁镜群商量对策。说是商量，其实是出难题，因为郑锦滔把话说得也很直白，县里面没钱，但东莞的邮电通信必须要有一个根本性的大起色，希望她这个邮电局局长能够帮助东莞解决这个难题。
丁镜群听到这儿，心里便知这次领导交给的任务可不是一般的难题。其实，丁镜群也早就意识到邮电通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她更清楚，东莞的邮电通信要有起色，必须要引进新的设备，那可需要一大笔资金呀！
第二天一早，丁镜群便出发去了广州，跑到省邮管局和省局农话处一通哭穷，恳求领导们伸出援助之手。可领导们无奈地摊开双手：丁镜群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也没法子呀，我们整个省一年的农话收人才3000万元，还亏损着呢，哪还有钱支持你们？别说你们这个东莞小县城，就连广州的通信问题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呀……
从广州回来后，丁镜群感到积在心头上的压力像块沉沉的石头。省里没钱，而东莞这头的经济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家大人多底子薄，拿不出钱给你，郑锦滔也早已把话讲得很明白。
没有钱，又要办大事，而且你还不能叫苦。
谁让你是丁镜群？！
谁都知道，丁镜群可不是一般的女人。老东莞人都还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莞有三位名气响当当的女书记，其中一位便是丁镜群。丁镜群参加工作早，1978年3月被调到东莞县邮电局出任局长之前，曾在太平公社当过党委书记，能力很强，多少男人都干不了的事情，到了她手里都能一一做到。
改革开放年代下的丁镜群果然更不一般。她很快想出招数：既然你们没钱给我，那你们给我政策。丁镜群这时想要的政策便是：先向群众收取电话初装费，用初装费收来的钱发展通信事业。
还别说，这一招没白想，领导们当即表示赞同和支持。省邮电管理局局长李轶圣表态说，亏损不需地方补，郑锦滔也表示，赚了钱地方不要。
然而，在运行到选择何种技术这一步时，丁镜群的压力一下子大了起来。因为东莞这次想要一步到位，直接搞程控电话。这可是一个大动作呀！
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在那个年代有哪个城市敢想？
北京敢想吗？上海敢想吗？广州敢想吗？深圳敢想吗？
都不敢！
那你东莞凭什么就敢？
省农话处的领导质疑：你东莞不就是一个农业县嘛，只要能打通电话就行了，有必要投人那么多钱搞程控电话吗？连开始支持东莞搞电话的李轶圣局长也表示担优：我觉得人工转接、转盘脉冲式电话就差不多了，完全可以满足你们东莞的发展需要了，搞程控电话不但浪费，风险也大嘛，建议你们就使用香港淘汰下来的那批旧设备吧，我们省局出钱，这也不需要你们东莞出钱。东莞邮电局有些领导想得更多：程控技术风险太大，万一搞不好会造成全县通信瘫痪，搞不好坐牢都可能……
“当时的创业可真难啊！”2008年6月，现为东莞市南信公司董事长的丁镜群向笔者敞开了心扉。我们隔桌而坐，过去的岁月，在她的缓缓回忆中变幻出心血和眼泪，然而，自始至终，她的嘴角一直挂着微笑，“一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毕竟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建设城乡程控交换网的城市，技术人员从哪里来，选用哪个国家的设备，从哪里开始施工等等，这都是实实在在的难题。另一方面，很多人反对，但最后我们顶住了压力，在选择技术方面觉得必须有超前意识，东莞市委、市政府也很支持。”
1985年2月，由东莞县政府、县邮电局、县经委、县计委、县建行、县中行和广东省农话局领导组成的“东莞县程控电话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王国润副县长任组长，丁镜群任副组长兼程控办主任。
说起当年的艰难，丁镜群嘴角的笑变得有些无奈：“当时虽然成立了‘程控电话领导小组’，但大家的认识并没有统一，有些领导采取不赞成、不反对、不重视、不支持的态度，这给我们的工程建设造成很大阻力。比如说通信建设需贷款，理应由东莞县邮电局提供担保，但东莞邮电局不肯担保，东莞市政府不得已于1987年成立了通讯发展公司（即今日南信公司前身），专门为程控工程提供服务，同时创办邮电企业，弥补程控工程资金不足……”
一项伟大事业的兴旺，总是和那些开拓者的敬业精神连在一起的。通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1987年5月，全国第一家长、市、农话合一模式的程控交换网正式开通，东莞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城乡程控化的城市。有那么几年，靠近东莞的惠州人甚至坐公交车来樟木头、谢岗镇等地打电话。
东莞通信事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全省，而广东省的通信发展又带动了全国。
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的是，由于丁镜群一心为了东莞的程控电话，被惠阳地区邮电局免去了她邮电局局长职务。好在丁镜群性格开朗，无所谓这些压力。为了东莞的程控工程能顺利进行，她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向领导诉说这件事。省局的领导不知，东莞市委领导不知，即使她手下的员工也不知，所有的委屈只有丁镜群一人默默承受着。直到后来无意中被省局知情后，省局领导才主持公道，给她恢复了应有的行政职务和待遇。
然而，不公平的事情并非就此中止。1992年，东莞的程控工程经过两期的工程建设，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0万门，加上已订货的10万门，共有30万门。没想到，正当这棵果树经过多年培育刚刚结出诱人的果实时，邮电系统又伸出手来，把程控电话全部给收了回去。程控电话被收回后，丁镜群只好带领着20多名员工离开了他们拼搏了7年之久的“程控”岗位。
在此，我们不必感叹人世沧桑，英雄沉浮。世事往往带着两面性，是非福祸，顺逆曲直，常常同时降临面前。事实上，也正是这一次坎坷，才使得丁镜群和东莞诺基亚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1987年搞程控建设时，我和诺基亚就有过接触，还随同广东省有关部门领导一起到芬兰的诺基亚总部考察过，虽然交换机项目没有谈成，但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4年，我们和诺基亚就生产移动电话项目再次商谈合作，这一次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从开始接触到投产，前后只用了一年时间。刚开始时，我们主要做诺基亚的手机充电器、电池等配件，但我们真正想做的是它的手机整机。”
丁镜群雄心勃勃，但做手机整机绝非易事。在东莞设厂生产手机首先得经过邮电部这道关，进人国家邮电网必须得有准人证。丁镜群等人通过千辛万苦，终于于1997年从邮电部拿上了手机人网许可证。然而，接下来的难度就更大了。
当时最大的难点是：东莞在申报项目时，为了能获得上面的批准，讲明东莞生产的诺基亚手机不进人国内市场，只是搞“来料加工”而已。但这样的说法却和诺基亚总部的意图完全相反：总部之所以在东莞设厂，就是希望合资做中国市场。
丁镜群也想做中国市场，但做中国市场，手机生产必须纳人国家生产计划，也就是说，必须要拿到电子工业部的批文，否则地方不能生产。但是，等待电子工业部的批文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搞不好三五年都没准。
审时度势，东莞相关领导的意见是先拿到批文再生产，先等等。但丁镜群却心急如焚，她担心这一等不知等到何时，她更担心机遇会在等待中不了了之。
丁镜群想要先生产，一边生产一边等待批文。
但这个想法的风险就大了，因为要生产手机，引进设备第一期的费用就是6000万。如果生产的手机不能内销的话，那这6000万的设备将会成为一堆废铁，不仅如此，还得承担诺基亚总部的经济赔偿。
这可是天大的难题！连丁镜群的同事朋友也纷纷劝她放弃算了，风险着实太大。
但丁镜群向来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她怕一旦放弃，这个机会就会终身错过。
这天，丁镜群等人在市委书记办公室外一直等到将近凌晨3点，才见到了李近维。说起来，李近维还曾经是丁镜群的老部下。“文革”期间，东莞县革委会整个机关只分为政工组、生产组、保卫组、办事组四个组，丁镜群任办事组的组长，李近维则为办事组的一名工作人员。丁镜群很关心李近维，李近维对丁镜群也非常尊敬。
熟知李近维的人都知道，只要不出差，李近维晚上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他总是怕回家早了，少不了有人到家里来探访，或请示汇报工作，更怕人家还要顺便带些礼物。因此，几十年以来，李近维没有几个晚上是在12点钟以前离开办公室的。大家都熟知他的老习惯，有事都在晚上去办公室找他。常常，一个个来访者接待完，时间已是半夜两三点钟。
在详细听取丁镜群的汇报后，李近维思索良久，终于表态支持，并承诺若生产手机事项不成功，需付给诺基亚方面的赔款，由东莞市政府想办法解决。
那天从市委书记办公室走出来时，东方正欲破晓，丁镜群深深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在心里说了一句：东莞诺基亚的朝阳也会很快升起！
在李近维的支持下，1998年4月27日，第一台数字式移动电话走下东莞诺基亚的生产线。但在场每个人的脸上却是愁容满面，此时，该项目尚未取得电子部的同意，还并没纳人国家项目计划。
诺基亚的手机生产那是先斩后奏啊！东莞这次冒的风险可不小。李近维也曾向笔者谈起过这件事，他回忆说：“我一向很重视通讯电子行业的发展，1994年我回东莞时，就感到我们这方面的发展有点晚了，但我不甘心，我们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啊。如果我们在通讯方面没有抢得先机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在产业升级方面获得机会，就会停留在玩具、服装、毛织等产业上。所以，听了丁镜群的汇报后，我认为他们所做的论证很有道理。当时一起讨论这件事的还有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周致纳，他对工业很熟悉，工作很有开拓性和前瞻性，考虑问题也很周详，他是极力主张上这个项目的。当时大家分析后一致认为：一、手机发展前景广阔，必将势不可挡地迅速普及人人使用，市场没有问题。二、合作方是国际著名大公司，通信技术及其信用享誉全球，不跟这样的大公司合作还跟谁合作？三、根据对方提供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很多原材料都可以在国内取得，国产化程度将比较高，符合发展的方向。四、我们国家在不断走向开放而不是收缩，我们完全有信心争取到国家支持，但产品没有生产出来，现在拿到上面报批也不是时候，不如以来料加工的方式先让设备进来生产，到时候上面看到我们设备先进、技术含量和国产化程度那么高，市场又在不断扩大，肯定是会批准的。五、6000万元设备款不是小数，万一上面不批准，合作方有意见，我们就把设备买过来自己生产。即使这样做也不行，以现有的财力，这个经济风险我们也冒得起。在全面考虑这些问题后，我们觉得必须抓住机遇，不要怕冒这个风险，要怕应该是怕错失这个机遇！”
“诺基亚的工作不但得到了李近维书记的支持，郑锦滔市长也披挂上阵，亲自进京到电子工业部去做工作，最终取得了国家主管部门的谅解。曲维枝副部长视察过我们东莞诺基亚后，印象很好，觉得企业有规模，国产化程度较高，管理规范。最后，在多个部门协调下，最终同意将此项目纳人国家计划，并为东莞诺基亚颁发了生产手机许可证。”丁镜群回忆到这里时，终于咧开嘴大笑开了，笑得那么开心。
而今的东莞诺基亚移动电话有限公司，已成为诺基亚在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从1998年生产手机开始，到2006年底，东莞诺基亚累计出口额超过70亿美元，累计纳税额超过35亿元人民币。 目前累计生产手机4亿多台，为社会提供了6000多个就业岗位。2008年6月．诺基亚东莞公司第5次获得诺基亚全球品质奖，在诺基亚全球生产基地中，能够获此殊荣的也仅此一家。
从程控工程的建设到后来的东莞诺基亚，以及发展物流产业，对这20多年的人生历程，丁镜群充满了自豪感，她对此的心得是：“要善于寻找机遇，更要善于把握机会。”
紧紧抓住每一个机遇，成为生活的主人。这就是命运，也是人生真谛。如今，年过70的丁镜群每天依然是精神饱满地去单位上班。从十几岁出来参加工作，她早已习惯每天勤奋工作。这是她的生活常态，也是她的人生乐趣。
大仲马曾有这样一句名言：谁若是有一刹那的胆怯，也许就放走了幸运在这一刹那间对他伸出来的香饵。
这句话不仅对丁镜群如此，对东莞也是如此。
8.“洗脚上田”演绎精彩
改革的号声震动着天空。农民们束缚已久的生命力终于从这农村田野上那条条吁陌中被释放出来。那条条降陌就像一根根粗大的绳索曾经捆绑了多少代农民的手脚啊。这叶陌从中国古老历史的纵深处延伸而来，却永远也无法通向富裕的天堂。如今，中国的改革大潮终于冲垮了这条人类历史上最坚固的堤坝。
东莞的农民也奇，他们没念过什么书，更没读过什么经济学，但对于各种技术活、生意经一点就通，还能融人自己的发明创造，于是“洗脚上田”后的农民们演绎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创业传奇，一首首辉煌的命运交咆曲在此奏响。
笔者早就耳闻宏远集团的老总叫陈林，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应该记录的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传奇不仅仅在于他带领的宏远集团用20年时间发展成为拥有一个上市公司、3个工业园区和54家企业、总资产超过3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他以“敢为人先”的意识使宏远开创了诸多历史新纪元——东莞第一家上市企业，中国第一家民营篮球俱乐部，CBA第一家赢利的俱乐部，中国足坛第一笔转会，他的传奇更在于他的社会责任意识，带领乡亲脱贫致富，使村里人都过上了比过去更幸福的生活，有了比过去更要美丽的家园，让箕村成了东莞城里人羡慕无比的富裕村。从1988年到2006年这18年，单宏远集团交给I村有账可查的就达四五个亿，而且，陈林还搞了个宏远工业区，有3万多员工，解决了复村的劳动力问题，让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农民都赚上了大钱，还为村里办了几个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以及宏远外国语学校等。这些年来，捐助社会几千万元，每年上缴国家利税也都近两个亿。
一个“洗脚上田”的东莞农民，究竟靠什么成为创造诸多奇迹的传奇人物？
我们眼前的陈林现年66岁，瘦高个，面孔微黑，戴副眼镜，举手投足间依然一副农民的神态，看上去绝对是很会劳动、很能吃苦、也很会养家的一把好手。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家以前挺穷的，我刚念完初一便辍学务农，17岁当生产小队长，32岁当大队长。改革开放后，我开始琢磨，觉得应该干点什么，思想必须要开放才行。当时我有好几个亲戚在香港，他们在1979年先后送了我三辆汽车，于是我便搞起运输生意，赚了点钱。1983年，我看有不少人做生意，我也跟着潮流做起了小家电、小型发电机等生意，没想到几笔生意做下来，亏得一塌糊涂，欠下一身债务。那时候压力挺大的，只能每天咬着牙往前过。没办法，你不搏不行啊。后来有一个机会，东莞搞市运会，我抓住这个机会做了柴油和化肥生意，很快就赚了钱，慢慢便还清了债务。”
人生无时无刻不在接受命运的挑战，只有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敢于作出战胜自我的抉择，才能走上通向强者之路。
1986年，陈林用四五百万元买下土地盖厂房，奠定现今宏远集团庞大的产业根基。问起当年怎么想起买地这一做法时，陈林憨憨一笑，说：“1986年还清债务后，手上还有些钱，当时我在琢磨，土地放着不用迟早会被征用，你不发展别人就发展。想来想去，感觉买地应该是一个比较长远和稳妥的做法，于是我们就买了土地。当时也便宜，不过是三四十元一平方米，一共买了320亩，还不用办国土证。另外，当时我也是村里的大队长，觉得自己有责任带领全村人共同致富，因为光你一家富了就不会有亲友，别人就不会帮你。”
在这样的责任感下，陈林于1987年代表I村拿出320亩土地与东莞外经委合作，到香港融资1400万美元建立了宏远工业区，成立了宏远公司，其中，东莞外经委占60％的股份，宏远代表11村社区占40%。
“干了几年，到1990年底时，我们想到香港的银行贷款124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有风险的，外经委担心我们还不起他们要负债，提出异议。后来我试探东莞外经委，可不可以把股份卖给他们，把整个工业区归外经委？他们不敢要，说一个部门很难管理一个企业。反过来，他们提出将他们60％股份以1200万元的价格卖给宏远。我考虑之后，觉得这既有风险，但也是机会，考虑再三后决定买下。最后我们给了外经委1500万元买回了60％的股份。买回来之后，我有了搞股份公司的想法，1991年底，宏远搞起了股票，总共发行一亿股，当时一股面值1元，发行价2元。每个董事20万股，剩下的给了每个村民3000股。”
这在当时，连中国城里人都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股票，更何况是一向孤陋寡闻的农民。这不是西洋景吗？听说宏远送股，村民们纷纷串门，打听股票是什么玩意儿，能不能买东西，打听清不能买东西后，很多村民都表示不要，要那张纸干吗呀？然而，过了没多久，村民们不知从哪里又听说这玩意儿将来能当钱用，而且还能发财，今天一块钱，明年就能变成两块钱，于是村民们一传十十传百，个个都争着来买，有的人甚至花双倍价钱去买，后来涨到了4.6元、5.6元。
别说村民们觉得这是个西洋景，就是陈林自己也搞不明白股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做了一世农民，哪懂得什么股票。当时真的不明白股票是什么，是县里推荐的。县里说宏远有个新科，有个这么好的工业区，应该去上市。当时东莞首先搞内部股份的是石龙通达，后来是东莞水厂，我们是第三家，前两家发展都不好，最后只有我们到省里争取到了上市指标。当时乡镇企业上市的，我们宏远是全国第一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宏远的生意越做越大。纵观20世纪后20年的中国改革风云，多少英雄几经沉浮，那些浮不起来的，最终都是因为自己的内力不足而致。正如海明威所说：人生往往失败在自己手里。陈林懂得这个道理，他时时告诫、提醒、反省自己。“也许以前宏远风光得太多了，后来公司大了，什么都干，最后越干越搞不下去，从2000年开始，宏远开始重新整合，开始有了起色，这几年一直比较好，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成功的同时也有不足，不过不要紧，关键是能够认识到不足，知道去改进它，这是最重要的。”陈林满脸诚恳，“我一不会吹，二不要当英雄、模范。我始终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点，这样我可以看到前面有很多人在走，就会有追赶他们的信心，有前进的动力。因为你看不到比你强的人，你会缺少全力奋进的动力。”
一晃20多年，陈林早有了孙辈儿，大儿子陈海涛还接了陈林的班，儿女们的独立和成才让陈林感到分外欣慰。
在宏远大厦，笔者远眺着窗外的两平方多公里，这一片都是宏远开发的，其中一条宏远路，陈林投了一个多亿。作为一个“洗脚上田”的企业家，言谈中，陈林总是流露出对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和当地政府大力支持的深深感激之情，他说：“短短20年间，企业能从320亩低产坡地上起家发展到如今以房地产开发为龙头，以工业区经营为基础，药业、进出口、体育产业、服务业等配套发展的国内知名大型集团企业，是政府部门的优惠政策和整体规划给了企业广阔的发展平台。”
说到宏远，我们不得不提及宏远拥有的篮球队。
众所周知，东莞是中国篮球重镇。篮球一直是东莞人的第一运动，几乎村村都有篮球队。据不完全统计，东莞目前有公共免费开放的篮球场2314个，学校室外篮球场1044个，工厂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露天球场1万多个。
早年，东莞人就喜欢打篮球，村与村之间经常是打得热火朝天。改革开放富裕后，村里人不再满足自己打着玩，于是便有了原始阶段的“外援”，你今天找来省队的，我明天就能找来国家队的。一来二去，陈林发现，自己手下凑起来的国手都够一个首发阵容了。于是令旗一展，从村联赛就杀奔CBA了。
没有CBA的年代，东莞人自己打球自己看，进了CBA之后，全国的高手来东莞打球给全国人看。宏远队扎根东莞这么多年，从来没担心过球市问题。说起宏远队，当地的铁杆球迷谈得头头是道。要说担心，就是担心看球的人太多了球馆不够大。所以，东莞当年第一批被评为“全国篮球城市”，可谓实至名归。
引发陈林搞篮球的动机，则是一条广告。1990年初，陈林想在（南方日报》刊登一个版的广告，但广告费至少要16.2万元。陈林一算，如果一个月登一次，一年就是200万，何不想个别的法子给自己做广告，既能提高知名度，将来还可能赚钱？想来想去，他想到了篮球。年轻时的陈林就爱玩，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打篮球。当生产队长时就经常带着人到处去打球。于是，他找来一些从专业队退役或即将退役的“老国手”，后来又建起青年队，走自己培养人才之路，杜锋、朱芳雨、易建联3位人选国家队和国青队的新秀，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宏远男篮征战全国联赛8年来，多次荣获冠军。
陈林把自己的爱好遗传给了儿子陈海涛。如今的宏远男篮主要由陈海涛打理。陈氏父子不仅仅为了自己的爱好去烧钱，他们更希望借体育来带动生意。与很多国内俱乐部挂羊头卖狗肉相比，这家俱乐部是中国最职业的俱乐部，而他们也是所有俱乐部里面最先宜布赢利的一家。如今，宏远篮球队已经成为东莞的城市名片，从这里走向NBA的篮球明星易建联，则将“东莞制造”向更广阔的世界传播。
陈林不喜欢把偶然的因素说成必然的结果，他认为人生重要的是，在偶然中学会抓住机会，并走向成功。
如何抓住机遇改变自己的命运，东莞人这方面有独特的超人的领悟性。也许，他们的骨子里与生俱来带有一种求变求新、敢于开拓的基因，改革开放的东风恰好把他们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基因激发出来。中国从来没有像东莞人这样开始“洗脚上田”，开始发动自己的基因马力，走向了自己各自的人生之路。
见到邓晓玲是在一个夜晚。那天下午，东莞市政协的一位主任打电话来，问愿不愿意采访一个做服装的女老板，很能干的一个女人。笔者一听，求之不得。
那个晚上，我们按时到了事先约好的一家茶楼。她还没到。
十几分钟后，典型的王熙凤式出场，人没进，笑声先飘了进来。清脆的笑声把一个身着紫红色旗袍的美丽女人带进了茶室。见到我们，她大大方方跟我们一一握起手来。
落座之后的她看上去端庄俏丽，然而一讲起话来，那种大大咧咧不带任何矫饰的神态尽显豪爽之气。她语速很快，讲话时绘声绘色，表情丰富，说到有趣处，自己先放声咯咯地笑，根本不像是在接受采访，倒仿佛和多年的朋友聊天似的。活脱脱的一个当代“王熙凤”。
这就是东莞女人邓晓玲。
邓晓玲的人生完全可以用蜜蜂来形容，甚至比蜜蜂还忙碌。
她先给我们讲起一件有趣的事来：“那是1995年，有一天，石排镇政府的人捎信过来让我过去一趟。我莫名其妙，到了镇政府一看，是东莞市政府来的人。我跟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呀！市里的人说，是好事啊，你们这个服装牌子在北京那边卖得相当好，我们去北京，北京政府的干部告诉我们说，你们东莞有个女商人做得非常好。这不我们过来看你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服装已经出名了。”
邓晓玲出生在东莞石排镇，家里姐妹多，穷得连买菜的钱都没有，只好时不时地种菜去卖。在她童年的记忆中，小时候穷得甚至连酱油都没钱买，用几粒豆豉加点水就搅成了酱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邓晓玲6岁就开始干活挣钱。最早开始卖鸡蛋，后来学做绣花拿出去卖，“我妈生了4个女儿。农村人都说生男孩子好，那时我奶奶就常跟我们说，做事情一定要靠自己。当时家里穷，我又是我们家老大，所以整天琢磨干什么能挣钱，记得我10岁左右光景，开始做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然后骑着自行车拿出去卖，那时个头还没自行车高，记得最早拿出去卖的是用竹签做的一个手工艺品，赚了两毛五分钱。后来又播点种子来种菜苗，菜苗卖完了，又想还有什么好赚钱的，一下子想起养母鸡下蛋，记得当时8个鸡蛋卖一块钱。有一阵子，还去帮我伯父搬砖头，当时干这种活的都是男的，我那么小，不服气，还跟他们比来着，搞到现在脚上都还留着很多伤疤……”
1979年前后，石排进来了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一家玩具厂，一家网织厂。这可忙坏了邓晓玲，白天在学校上学，晚上去玩具厂上班，同时还把网织厂的一些服装加工活接回家挑灯夜战。折腾几年下来，比蜜蜂还忙碌的邓晓玲多多少少也攒了些钱。1981年，邓晓玲也高中毕业了。她凑出3000块钱，在石排小学门口开了小店铺，卖糖果汽水日用百货等，成了石排镇上的第一个个体户。邓晓玲脑袋活，不但卖百货，而且早上还卖油条，中午卖公仔面，加上人缘又好，她的小卖部生意甚是兴旺，一个月下来能赚上千把块。
在邓晓玲的记忆中，1982年时的石排还都是泥巴路和瓦房，1985年东莞开始搞程控电话和铺水泥路时，石排才开始有起色，陆陆续续有些公司进来。“店开了3年。一边开店一边帮着别人加工服装。1985年自己投资几万块钱，搞了一个服装厂，那个厂房都是我们家里人自己盖起来的。因为当时没资金，只有在旁边的一个水沟里面加盖起来，这样不用买地。开厂不久，正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个香港人想来投资，当时政府的人就向香港人推荐了我，说我又能干又勤奋，那个香港人见了我之后，也觉得我是个做事的人，于是就投了70台机器给我们。后来，我把成本还给那个香港老板后，自己就独立了。我们贷款盖了个一千多平方米的厂房，当时有一百多个人，在石排规模也是比较大的。”
邓晓玲搞品牌在东莞算是比较早的，1992年她就注册了一个叫“泰东双铃”的服装牌子。“我觉得不应该老是做一个小的加工厂，不能觉得一年赚几十万就是个目标了，应该有长远的整体方案才是。当时我老公反对，让我别那么大的野心，够吃够花就行了。我说不行，必须得有一个长足的发展打算。当时做服装的大多是做仿牌，但我清楚这是很危险的一种做法，要是被查到是很严重的。你想要把工厂做大做长久，这样做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到工商局注册了泰东双铃牌，这是由于看到圣诞节的铃挡。”
邓晓玲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1988年，邓晓玲怀孕，为了赶一单生意没日没夜，结果早产了20多天。生孩子还不好意思跟老板说，生完孩子的第三天就骑着车去拉布，老板见到她，觉得纳闷，原先的那个大肚子怎么不见了？邓晓玲大大咧咧地说生了啊。回忆起这些事，邓晓玲又笑开了，“答应好了人家的事情，就得去做好呀。现在回想起来，有今天的成功也是自己当年拼出来的，吃苦熬出来的。不过，一个女人做事业真的不容易，因为工作投人太多，所以对孩子我一直挺内疚的。以前他们经常让我陪着逛商街，后来发现到了商场，反倒是他们陪着我了，后来他们死活都不肯跟着我这个有职业病的妈妈出来逛了”。
多年来，邓晓玲工作非常辛苦，每天六点多钟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刚开始搞内销时，经常背着个大大的红蓝白简易袋坐长途汽车奔波在东莞、广州等地。
笔者问她：“你每天都是超负荷的工作量，我看你的体力还是相当好的。身体吃得消吗？”
听到这儿，邓晓玲又笑开了，她说：“这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身体还是那么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人只要有了目标，有了斗志，就会精力十足的，这些都是可以控制的。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要不停地去努力做事，我讨厌那些总是呆在家打麻将的人。我觉得人的一辈子不是靠钱来生活的，现在我很渴望去上学读书，感觉自己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毫无疑问，在改革春风吹拂的东莞土地上，只要你有勤劳的双手，肯做肯搏，就一定会有奇迹发生的。
9．让土地生钱的高招
1984年12月，东莞县委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东莞“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
说起这段历史，东莞市政协主席刘树基向笔者介绍说：“当时我们和辽宁的海城、江苏的张家港结成姐妹城市。我们去参观海城、张家港时，感觉这两个城市比东莞好得多，因为他们的工业发展非常快，当时我们大家都感觉要使一个地方富裕起来，不搞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回来后，东莞县委、县政府就提出了东莞这样的发展目标。我们觉得农村要发展，必须要实现工业化，农业没有发展资本，不能翻几番，工业可以翻几番，而且农村土地少，劳动力多，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城乡一体化也是这样的，城里不城市化，农村不城市化，就没有商品发展的机会。农民自给自足，不用买菜，不用自来水，不用电，不用煤气，那就没有GDP了，没有服务业了。只有有人搞清洁，有人种地卖菜，有人开商店，你服务我，我服务你，才能带动城市化，带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别看“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十个字这么简单，要使一个地方发生如此大的逆转是多么艰难啊！令人惊讶的是，10年之后，东莞果然实现了这个目标——1985年，东莞有80％的人在农村，20％的人在城镇；1995年，这个比例正好相反，80％的人过着城市化的生活，只有20％的人在农村。现在的比例是多少？市委的同志告诉笔者：东莞现在真正靠种田为生的可能不足5%，大多数人都成为了城里人。即使那5％左右的种田人，他们要不就是种田大户，要不就是特色农业的“农业工人”。
东莞的城市化程度早已位于全国的前列。
与虎门一样，有过“中国第一镇”之称的长安镇，如果不是有人事先介绍，所有的外地人来到这里，你不可能相信这是一个“镇”。与其说是镇，倒不如说是个大城市！这里有大城市应有的高楼与马路、热闹与繁华，当然还有大城市所拥有的百万以上的人口——长安人告诉我，在他们的镇上，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的数字应该不会少于120万人。
120万人的城市还不算大城市？连发达的西方人听了也会目瞪口呆。
长安镇的镇政府办公楼，已经盖了好几年了，但关于它的新闻一直不断，尤其是前一段时间互联网上一直在炒作这件事，一会儿说它像“人民大会堂一样雄伟壮观”，一会儿又说它像“天安门一样气派”，一会儿又说它像“五星级宾馆”。总之，长安镇办公楼从建设好的那一天起就引人注目。笔者第一次进人那栋大楼时，确实感到“太大”了，“大得像人民大会堂”！其实比办公楼更大的是大楼之外的长安广场。笔者第一次在傍晚在长安广场散步时，强烈地感到它的美与舒畅——习习清风下，四周的音乐灯正放着轻曼的曲子，无数年轻人席地而坐，正在观看露天电影……还有许多中老年人在几处跳着交际舞。那一刻，笔者觉得长安广场有北京天安门广场所没有的许多优点，它能真正让市民们享受一天劳动后的休闲与快乐。“长安虽说是个镇，但光外来打工者就有100多万人，这些人除了上班还得有休息、生活，甚至是恋爱的地方呀！我们的广场就是考虑到这100万外来工下班后有个良好的活动和休闲及娱乐、谈恋爱的地方而建的。”长安的一位干部这样说。
笔者以为长安干部的话有一定道理。长安和虎门等东莞的乡镇，他们所承载的社会人群和这些人群的需求，根本不能与内地的乡镇甚至是县地级市相比。看了长安的办公楼、市民广场和公园，就说这里的干部奢侈，似乎太武断了一点。
东莞的长安，有其自身的发展特色与需要。它当然与众不同。而更主要的是，长安的城市建设完全是靠的自身发展，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桥一楼，都是自己用才能和智慧垒建而成的。他们没有什么不能显耀的，更何况显耀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嘛！
如今的长安犹如在贫清的荒漠中出现的海市厦楼。走在长安街头，街边店铺林立，各具特色的建筑鳞次栉比，完全有置身于现代化都市之感。在东莞所有城镇里面，长安是最富现代都市气息的一个镇。
长安镇的发展高招就是在土地上做足文章。
历史上，靠农业为主的长安曾多次划归虎门管辖。时光流转，长安和虎门如今在经济实力上难分伯仲，在国内“千强镇”的排名中，两镇都堂堂正正位居前列。相信不少长安人还能记起不久前长安镇委书记欧林高在总结表彰大会上满怀激情地宣读一串串金灿灿的数字：“2007年，全镇完成生产总值176.4亿元，同比增长巧.9%；工农业总产值446.2亿元，增长10.4%，其中工业总产值444.8亿元，增长10.5%；税收22.1亿元，增长10.2%；存款余额240.2亿元，增长6.5%，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60亿元，增长0.7%；镇本级可支配财政收人12亿元，增长13.9%；居民人均收人20820元，增长13.9%。”
很难想象，长安当年曾经是东莞市最穷的一个人民公社，8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寸水泥路，滩涂纵横交错。说起当年这段穷的历史，前任长安镇党委书记袁德和记忆犹新：改革开放前，长安只有一家农具厂、一家水泥厂，即使发展到1987年他刚到长安当镇长时，长安也只有外资工厂108家，产值和技术含量都相当低，如当地的水泥厂年产量只有2000吨标号200的水泥，“不能用来建房子，只能打猪圈”。当时的长安镇还是以农业为主，有5500（，亩水稻田和5500亩香蕉园，而且每年还得给国家上缴22万担的公粮。所以尽管每年耕种这么多水稻，但大部分群众还是吃不饱的，人民的生活很是辛苦。
长安以前是非常典型的农村，即使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农民们辛苦劳作一天，工分也只有8分钱。能逃的都逃走了，留下的人们只能生活在各自的狭小天地里，每天劳作在那块曾流淌了几千年汗水和血液的土地上。那一张张淳朴的脸上没有一丝凄愁的表情，他们对自己的境遇也已麻木，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不知不久的将来他们天生下来的农民命运将被改写。
当时的长安曾流传着一首打油诗：“青年逃光，田地丢荒，老人心慌，干部难当。”
这首概括长安当年凄凉状况的打油诗是现为东莞市财政局长安分局局长的李卓安编出来的。2007年底，笔者在他办公室里，听他讲述了长安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史：“在东莞各镇的发展中，长安的起步是属于较晚的。1985年时我们这里还没什么发展，不像虎门那时已经粗具规模了。其实长安人的商业头脑不比虎门人差，1981年前后，长安人也开始把香港亲戚带过来的尼龙布料、电子手表之类的洋货拿出来卖，那时候这些洋货缺，很快被一抢而光，他们一看这个能赚钱，渐渐就跟香港那边联系，多搞点进来，后来看到虎门做得挺好的，就贩卖一些商品到虎门农贸市场去卖。政府也跟着做一些这样的生意，赚了一点钱。”
但这毕竟不是正路，眼看着可以生财的来料加工厂纷纷落户到虎门、大朗等地后，长安镇的领导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982年初，为了引进“财神爷”，长安公社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出动了，据说当时在深圳罗湖口岸，许多张面孔时常出没。他们带上干粮和一大缸子茶水，站在岸边，望眼欲穿地搜寻着从香港那边人境的人，一见到商人模样的人就立刻迎上去介绍长安公社的情况，劝说人家到长安走一走，看一看。
在这许多张面孔里，有一张是李柏年的，在长安政府负责招商工作。当时的李柏年每天提着饭盒在罗湖关口守候着港商，终于有一天，他在关口处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再仔细一瞧，这不是他们村当年偷渡到香港的那个姓蒋的吗？李柏年立马迎上前去，和他叙旧探底。几句话后，李柏年探得这人并没发上大财，这也无妨，通过他介绍一些港商进来也是一种办法。于是从那以后，那姓蒋的每次回来，李柏年都要自掏腰包买鱼买肉请他吃喝一通。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眼见着他家屋后的空酒瓶堆了一排又一排，可引资的事一点着落还没有。来来去去吃吃喝喝净瞎折腾了，搞得李柏年在家里被老婆数落得狗血喷头！话说回来，其实那姓蒋的喝了李柏年那么多瓶酒，也是真心想要帮他引进一些港商进来，也为此在香港费过不少心思。事实上，他也确实带过三两个港商进来，可那些港商过来后，瞧一瞧长安这块地方，摇摇头走人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其实，这时候的港商不仅姓蒋的带来过，其他人也都陆续带来过。
长安公社的领导心急如焚，眼见着近邻的那些镇一个个都发达起来，可长安还不见半点动静，尽管一年前长安就踏上了招商之路，而且每个党员、干部也都施展了浑身解数，下足苦工，可谁料到，收效甚微呀。
招商难，难于上青天！是年年底，长安公社书记肖灼全又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 肖灼全这人有胆量，有魄力，人称肖大胆。会上，肖灼全先问大家：“我们的招商引资工作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老板们来我们这里看过的也有不少，可为什么就是没人肯来投资？”
这个原因谁都心里清楚，明摆着的嘛，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抱怨上了：
“因为我们这里太穷了，什么都没有，人家说我们是三没：没路，没电，没厂房。”
“是呀，＿七个月我也带来一个老板，人家一开始还挺有兴致的，走着走着发现不对劲，就不肯跟我往里走了，我跟人家好说了半天，人家才肯接着往里走，可看了一圈，人家还是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们是东莞的西伯利亚嘛，人家看我们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周围环境又不好，地域条件又差，主要的是又没有一个厂房，说这里根本不具备办厂的条件，当然没人肯来了。”
等大家抱怨完了，肖灼全这才开口：“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方式了？”
“换方式？”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肖灼全。
“对。换方式！”肖灼全面露激情。
“怎么换？”
“你们大家也知道，人家嫌我们什么呀？最大的问题不就是没厂房吗？我们以前的思路是希望老板进来投资，买我们的地，然后自己投资建厂房办企业。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了，他们这些人也很精啊。他到你这里投资办厂，也是有很多顾虑的，万一你们政府发生政策变化怎么办？万一在你们这儿投资亏损了怎么办？要是换作我，我也不愿意跑到一个地方掏出很多钱来盖厂房的，这个风险的确太大了，何况很多老板又都是没多少经济能力的小老板，他们也处于创业期。”说到这儿，肖灼全顿了顿，扫视了大家一眼，接着说，“所以，我有个想法，我们自己先建一个厂房起来，租给他们，这样不就解决没厂房的问题了吗？”
大伙看着他，一下子有点发蒙。这个办法好是好，可是我们拿什么建呀？办公室副主任李卓安提出问题：“我们账上没钱啊！没钱我们怎么建？”
“贷款。”肖灼全回答。
“贷款要抵押，可我们拿什么抵押？”
肖灼全说：“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最近查了一些文件，也向有关领导打听过了，我们可以采取这么一种做法：我们先成立一个农工商公司，然后我们以农工商公司的名义去贷款，这样就不需要抵押了，能够很顺利地贷款。”
听着听着，大家开始兴奋起来，热烈地讨论实施细节……
没想到，政府要建厂房的消息一传出，农民们立马找来了，嚷嚷起来：“你们把我们的土地占了，我们吃什么？没有粮食怎么办呀？你政府发给我们农民吃呀？”“你们占有农田建厂房，万一工厂建好了，没人来怎么办？”
听到嚷嚷声，肖灼全出来了，他跟大家解释：“你们放心吧，我们不会占用农田的。”
为了不让群众有意见，肖灼全等党委班子成员决定把厂房建在一个废弃的小山坡上。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先是顺利地搞来了贷款，又顺利地把厂房建了起来，接着又很顺利地引来了港商。
李卓安还告诉我们当年长安招商的一些往事：“1983年，一位姓梁的老板来长安镇考察，看了一圈，实在找不到一块像样的地方，说你们这个小会堂还可以，勉强可以做我的厂房，就这个了。梁老板看上的是公社开会用的会堂。当时肖灼全书记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梁老板的工厂近百人，当时算是长安第一家规模最大的来料加工厂。长安镇前期来的老板都很小，真正的大老板都不来。1984年来了一个大老板，是开达玩具集团的老总。他在长安考察一圈之后表态：我来投资可以，但条件有一个，你们必须先建一个像模像样的厂房出来。我租你们的厂房！老板走后，大家都挺为难，心里都明白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必须得抓住，可是政府哪里有钱建厂房啊？当时长安尽管通过各种途径搞了一些钱，但加起来，一年收人也才十几万，而建造这个厂房要三十多万。其实，钱倒不是最大的问题，可以向银行借款，但这也有风险，大家怕万一厂房建好了他不来了怎么办。因为这个事，党委一次次地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大家还是统一思想：建！后来厂房及相应的设施落实后，老板非常满意。开达玩具厂是当时长安引进规模最大的加工厂，后来员工有1000多人。第一批招工就一百多号人，当时我们将这些招工名额分配到各个村里，村民们可高兴坏了。这样既解决了村民们的就业问题，又能为家庭增加收人，大家逐渐尝到甜头，对辟地建厂也开始有了信心。”
从最先的几家到后来的10多家，从一个村起步到村村动员，长安镇就这样在艰难中瞒珊起步了，开始了从农业化乡镇转型为工业化城镇的历史性转变。
笔者在长安采访期间，总是能时常听到长安人对现任东莞市市长、当年长安书记李毓全的赞语。很多长安人都说，长安镇能有今天和李毓全是分不开的，他在长安镇的10年为长安打下了良好基础。
袁德和对此记忆犹新：“1987年可苦了。李毓全特能吃苦，招商蹲在罗湖火车站，一蹲就是老半天。有一次我们去香港招商，带上船员证，我们乘小渔船到达香港，在香港港口要接受海关检查，香港人当时看不起我们，把我们撂在一边。没办法，我们只能在公海里，躺在船上晒太阳。”
李毓全不只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而且才思敏捷，悟性极高，每做一件事都是有张有弛，犹如打一出赏心悦目的太极拳，如何开拳如何收拳，每一个招式，都胸有成竹。对长安的发展费尽心血，他先跑出去看，然后对比长安，反复琢磨长安的发展方向，他多次跟身边的人说：“现在形势也开放了，有外商来了，我们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任何事情都有个机会，机会过了就没了。长安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唯一有的就是土地，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些土地，让他们来发挥作用，抓住机遇。”
在李毓全这样的几届领导的呕心沥血下，长安镇终于迎来了辉煌。
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使长安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富裕城。走进长安镇咸西莲花新村，漂亮的小洋楼一排排整齐地盗立着，住宅统一设计为两层半西式别墅。这个村有300多户人家，家家一栋小洋楼，一户不落。这样的景象在长安镇并不稀奇。据悉，长安镇在2002年时人均存款就达到了15万元，近五成家庭购置了小汽车，现在几乎每户家庭拥有两部车。感受最深的是当年偷渡逃港的长安人：“你们月月有福利，年年有分红，医疗有报销，退休有钱支，我们在香港都不如你们啊！”
长安镇乌沙村早在1983年就建立起了东莞第一家来料加工工业区。他们当时牛气十足地挑选投资者，将不符合要求的投资者拒之门外。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面积只有1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仅约3000人的社区就已经汇集了10多家颇具规模和实力的企业，后来又办起了5个大型工业区，引进了270家外资企业，并涌现出93家、资产总值近13亿元的私营企业。时至东莞产业不断升级的今天，这家工业区的地位仍然无人可以撼动，其所创造的工业产值仍然超过东莞工业产值的30%。可以说，工业区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东莞工业的发展史，而乌沙设置门槛的发展方式也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借鉴和启示。
在长安镇采访，我们还听说了一位叫李振强的马术健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他成为首位参加奥运马术障碍赛的中国人。
李振强是长安锦厦的一位农民，改革开放后，他同家人一起做生意并越做越大。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朋友一起到马场骑马消遣，喜欢上了马术，立志要成为一个专业运动员。
其时李振强已年近30，不少人给他泼冷水，一般马术运动员都出自新im、内蒙古，都是自小与马打交道，你一个南方人，近30岁才学马，哪有那么容易获得成功？况且你一无马术知识，二无专业教练。家人对李振强的选择也十分反对，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去玩马，有什么出息？但此时的李振强已铁了心，他不但跑到省马术队看别人训练，还买来一大堆马术比赛录像带学习，并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投人到马术障碍项目的训练之中。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长安农民终于成了一名中国马术队场地障碍赛的主力队员，并先后在釜山亚运会、全运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008年北京奥运会马术比赛给了李振强一个梦想，也让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难堪：这是中国马术选手进军奥运会最好的一次机会，因为中国作为东道主，自动获得了马术比赛的6个名额。但是马术比赛是一项人马合一的比赛，不仅需要骑手的良好素质和水平，还要有高水平的马匹才行。然而中国马术面临的窘境是，有人有资格，却没有马！能够参加奥运会的高素质良种马匹大都在欧洲，且价格昂贵。由于体育总局无法给中国马术队提供马匹，这意味着李振强这个国内顶尖的马术选手要想参加奥运会，必须自己想办法。2007年12月，李振强在欧洲选定了一匹适合参加奥运会马术比赛的马匹，这匹马的价格高达100万欧元。李振强向马主支付了订金后，便紧急回国筹集资金。回国后的李振强虽然四处奔走，到处举债，但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资金还是没有筹全，万般无奈之下，李振强尝试着给长安镇领导写了一封求助信，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镇上很快便给了他答复，并帮他凑齐了买马资金，这令李振强感激不已。
2008年5月4日，比利时赛马场，戴着头盔，穿着鲜红色燕尾服、白色紧身裤的李振强骑在价值千万元的赛马场上，在两分钟内，越过10多道1.6米高的障碍，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门票。
在中华古老的历史上，有许多感人的神话传说，比如“夸父逐日”“女娟补天”“界射九日”“精卫填海”，难道太阳真能被追到，天真能补得起来，小鸟真的能衔木石把东海填平吗？当然不能。实际上，这些神话传说传递给后人的是一种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开拓的精神。
长安镇开动脑筋，在土地上做文章，先筑巢再引凤的故事，使笔者不仅想起采访李近维时和他的一段对话：
笔者：都说东莞有钱，您能告诉我东莞有多少钱吗？
李近维伸出五指：五块钱。
笔者：此话怎讲？
李近维：第一块钱是财政钱。这块钱数量不大能量大，它的功能是起导向作用，关系到整个经济走向恶性循环还是良性循环，必须把这块钱用好。如果我们大手大脚，乱花老百姓的钱，财政的钱就不够花，不够就得向企业要，老是乱收费乱摊派，企业回报率就必然低，投资的积极性就下降。这不但影响税收还影响社会的就业率，造成恶性循环，那就太难发展了，如果我们尽量节省财政开支，减轻企业负担，并确实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企业就会感到政府在为他们着想，回报率不错，他们就会积极追加投资，这还不单是增加就业和税源，还会推动科技进步，因为他们每次追加投资，都会购进新一代的设备，采用新的技术。所以我尽量节省行政的开支，精打细算用好财政这一块钱，以此把经济导向良性循环。第二块钱是东莞本地集体和企业的钱，这块钱的功能是以资引资，给外来投资者铺一条可进可退的道路。第三块钱就是外商的钱，这块钱主要是用来扩大生产、更新设备、增加就业、推动科技进步。第四块钱是老百姓手中的钱，这块钱是稳定社会用的。不但要让每个人都获得充分的就业机会，而且要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引导他们重视积累并用于投资，使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企业的股份或成为业主，兼有劳动收人、经营收人和投资收人。第五块钱是银行的钱，是润滑用的。通过稳定金融，让老百姓放心把零星款项和不用的钱存人银行，再贷给企业加速经济的发展。
笔者：有意思！
李近维：这五块钱呢，第一块财政的钱，得用有形的手去用，其它四块钱则是用无形的手去用，用好第一块钱，其它这四块钱就能为我所用，能够把这五块钱用好就不错了。
笔者：刚才您讲到第二块钱，说要给投资者铺一条可进可退的道路，能否详细谈谈？
李近维：为什么要可进可退呢？给他退路是为了让他放心进来。人之所以敢前进，一定要有退路，没有退路就不敢前进了。晚上你把门关上睡觉，你会觉得安全，但是如果关上门以后，钥匙由公安局拿走，自己出不来，你就宁可不关门或不进去了。人没有退路是不敢前进的。
关于退路问题，李近维讲起他小时候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从小就帮家里做饭。那时家里穷，经常吃剩饭，蚂蚁也就经常来光顾。我中午放学回来，一看蚂蚁在剩饭里，就想办法把它赶走。我使劲摇动饭盆，而蚂蚁就是慢慢吞吞不想跑，后来我又找了个盆，放了半盆水，把饭盆放中间，心想你不走我还不让你走了呢，我要把你淹死，因为饭盆四面都是水呀。我把它盖住，先做饭去了，下午下课回来时，以为蚂蚁肯定死了很多，一看，水里并没有几个蚂蚁，再看饭里，也没有蚂蚁。奇怪，蚂蚁跑哪儿去了？再一瞧，它躲在盖底呢。原来蚂蚁不敢下水，怕被淹死，没有退路，它也无心吃饭了，老是在盖底转来转去找出路。出于好奇，我又找来一块糖，先把蚂蚁引来，再做试验，这使我知道，原来蚂蚁没有退路是无心吃东西的。我后来在想啊，蚂蚁那么小都有这种智慧，人呢，没有退路也是不敢做事的，对于外商来说，你越是不让他走他就越不敢进来，所以我们先给他准备好退路。因为外商开始时对我们还不了解，不放心把钱固定在土地上，有的还不一定有那么多资金，所以在初期，厂房等不动产的投资基本由当地兴建租给他们使用。既想他们之所想，我们自己也可把积累转化为投资，这是双赢，何乐而不为？”
看得出，李近维是个打小就爱思考的人，民间生活的朴素辩证法不但被他运用自如，而且充分运用到工作实践中。
李近维所讲的蚂蚁的退路实际上也就是先筑巢再引凤的道理。这样的道理后来被东莞基层干部深刻领悟，实践到工作中。厚街陈屋村的发展便是明显的一例。
改革开放后，厚街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得到港商们的青睐，“三来一补”企业很快发展起来。每个村都陆续引进了企业，使厚街的经济有了起色，唯有北面的陈屋村还穷得叮当响，一条水泥路都没有，村里男人都娶不上老婆，成了光棍村，及至1987年还没引进一家外来企业。
如何改变陈屋村的落后面貌，厚街镇党委把眼光放到一个叫陈志明的年轻人身上。
陈志明是陈屋村的才子，曾做过宣传工作，后来村里小学缺教师时，他便在小学做起了“园丁”o 1984年陈屋村党支部改选时，头脑灵活的陈志明被村民们选为村官。
1987年7月，陈志明出任该村党支部书记。
陈志明早在读书时就立下雄心壮志，一定要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在日记上郑重地写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
难题对年轻的陈志明是一种挑战。实际上，在他出任村支书之前，他早在心里琢磨开了：陈屋村占地面积约1.9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仅1000多人，相对来说，土地嫌多，在种田上找窍门，没戏，但想要致富，又只能在土地上动脑筋。而村里目前的状况是投资环境很差，连条水泥路都没有，想要引进外企，不改变现状绝对不行，必须有所突破。陈志明觉得应该先建出一个厂房，把巢先给筑好。
可是钱呢？钱有一点，上任这天，同时兼任村支部出纳的陈志明接到手的是6700多元的流动资金。这点钱能算钱吗？杯水车薪而已。陈志明找到厚街领导，把自己这个筑巢引凤的想法跟领导如实做了汇报，希望能得到支持，并请求贷款20万给他建厂。领导们一听，觉得有道理，当即便同意了他的请求。与此同时，陈志明一有时间就往外跑，到处游说港商到他们村来投资。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家大公司的老板，被陈志明的热情和执著打动，当然更被陈志明开出的3万块钱一亩地的低价打动，来到陈屋村买了90亩土地。90亩土地一卖，扣除征地费用外，陈志明的手上一下子有了几十万元的收人，再加上20万元的贷款，陈志明顺利地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厂房。不久，一个做鳄鱼皮手袋的新加坡老板看了厂房，甚是满意，想买，陈志明求之不得，厂房土地一起卖。卖出之后立即开始投建第二个厂房，同样的方法，又建了第三个厂房。短短一两年时间，陈志明就把陈屋村给发展起来。
陈屋村变了，红红火火的日子使村民有了奔头，一个个不再土头土脸打不起精神，连外村的姑娘都愿往陈屋村嫁了。
1991年陈志明被评为东莞市十大杰出青年，1992年，陈志明调厚街镇政府，临走时他给后面的领导留下了900多万元。
说起当年在陈屋村的冒险作为，陈志明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不敢闯，不敢冒险，那你怎么发展？
新的财源开始以涓滴之势滋润着这片干涸日久的土地。
当年的东莞人就这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在这块古老而年轻的热土上勇于探索，敢为人先，掀起了当代中国人的风流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