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阳光，穿过古老的方格木窗棂，将我的桌面辉映得一片明媚。我就在这片明媚的阳光里沉进了四月的绵想。
说不清楚为什么我会对四月有一种特别的钟情，仿佛我生命里的所有关节都于四月有着默契似的关联，这些纠缠不断的关联，常常萦绕心怀，给了我莫名的欢欣和浅浅的忧伤。我时常止不住地在欢欣和忧伤交织的情绪中抚摸四月里的碎片。那些碎片便在我海潮般冲击的抚摸中鹅卵石一样的闪亮。
一
生命是棵树。我的树的幼芽是在四月里破土的。
母亲说我出生很磨牙。故乡的老人说孩子难生不说“难产”，而说磨牙。一个“磨”字，道尽了艰辛。四月里的风依然捎带着早春的凉韵，母亲跪在奶奶陪嫁的枣红雕花木床上将乌紫的嘴唇咬出一滴又一滴鲜红的血珠。在我之前，几个哥哥都夭折了。奶奶的生命已走进干枯的季节，母亲是唯一的儿媳。奶奶无时无刻不将延续香火的希望寄托在三十岁的儿媳身上。小脚产婆跳来跳去，斜着眼瞅着母亲汗如雨下，情急之中就扯着喉咙嚷：咋回事呢？女人家生孩子，本来就像母亲下只蛋，一憋劲就算过去了。眨眼功夫的事，你却翻腾了几天不见影！依我看，准不是个正胎，中邪气，咬死了是邪气！木呆呆立在一边的我奶奶一听这话，幡然醒悟颤巍巍扭着小脚攀上门槛，转身去了院后。
我家院后栽着好大一片桃树，那还是我爷爷在世时留下来的。原本是一块方圆几十亩的桃园，跑鬼子反烧掉了多半，大炼钢铁又砍了一半，幸存下来的也只有十几株了。十几株稀稀落落地散立在老屋后的空地里，春天开花的时候依然很是壮观。那些树干不甚高，但很粗，矮墩墩的擎一顶红红白白的花盖，远远望去如霞如云。那时候，我奶奶就在老屋的桃园里老桃树下折了一抱桃树枝。正是杏花谢桃花开的时刻，初绽嫩蕾的桃花顶着满脸鲜灵灵的朝露呢？产婆接过我奶奶折回的桃条，便手舞足蹈地挥舞着，边舞边歌，念念有词地将那些枝条在母亲身边前前后后地扑打。红红白白的花就像急雨一般飘落在母亲的身上。香艳的桃花终于覆盖了苦难的母亲。母亲立刻就成了一个被疼痛和恐惧捉弄得神志模糊的痛苦花娘了。
产婆终于跳累了，长出一口气说，邪气太重了，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扔了一手的光秃秃桃枝，拔脚走人了。蓄着满心希望和憧憬的奶奶，望着奄奄一息的痛苦花娘，愣了片刻便山洪暴发般地捶足顿胸，哭天喊地不知如何是好。大雁来了哭啼啼，小燕来了笑咪咪，那时，家里的杉木屋梁上正有开春的燕子在筑巢。外出的燕子飞回来了，她笑咪咪地正和丈夫商议着新巢落成的盛典，一片啁啾如歌。母亲浑沌的生命，就在燕子欢乐如歌的啁啾声中复苏过来。睁开肿胀的眼睛，她立刻就看到了哇哇啼哭不止的我。
奶奶骂我是花妖。
母亲却说我是长着翅膀的鸟精。二十年后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厌倦了那片痛苦的土地，一次又一次试图迈开自己稚嫩的双脚，走出苦难的沼泽时，母亲终于流着眼泪说，当年猜的一点没错，就是只鸟精！当然，这些都只是写小说所需要的情节，不可信以为真，可信的只有：我是四月里出生。四月给了我一次生命。
二
三十年后，我的一切都不顺，我说话高门大嗓，开心时笑起来一泻无余如山洪似瀑布。心窝儿浅，既存不住话也存不住事，有什么心思不说出来就像生了场病憋闷的慌。认定了的东西，十条八条老牛也别想拽过来，偶遇受辱受伤害或愤愤不平的事，立刻做奋不顾身一去不复返的拼命状。因此，就决定了我肯定混不出个人模狗样。先生常说我是上帝打瞌睡出现的失误，若不然咋会造出这么个女流之辈，当然在校读书更是游泳打球打架皆小有名气的假小子。
其实，我的秉性早在幼儿时期就显现了锋芒，母亲说我小时候很犟。想要什么或想干什么拼着命也要得逞。目的达不到就拼命地哭，顺地打滚闹个没完。四岁那年，老屋后面桃园旁的牛房里办了个校外伸腿班。一个留着光头，腰间系一根粗大的老蓝布腰带的民办老师，每天在牛屁股后面用赶牛鞭点着挂在墙上的木锨，教那些写在木锨上的abcd。那些a、b、c、d是用石灰粉写上去的，敲一下便有白色的粉屑掉下来。在家我也常看到母亲用那些石灰粉搓在脸额上，由别人用粗白线揪额角上的汗毛。光头民办老师张大嘴巴声音洪亮地读着拼音字母。牛铺上蹲着七八个“鼻涕虫”。虫儿们个个皆手背于后，胸挺于前，童声朗朗中听。母亲说，我总是没天没日地倚着牛房门朝里探头，奶奶死活也拉不走。有一次阳春下起了桃花雪，飘飞的雪絮将我的小棉袄都打湿了，可是我依旧不肯离开牛房那扇椿木门。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滚在地上瞪着双脚，喊出了一句让母亲既吃惊又欢喜的话来。母亲说，要上学也得等到秋半天新学期招生才行，半路上插班咋能跟得上呢？可是母亲经不住女儿的眼泪，就软着心把我交给了牛房里的那个光头民办老师。
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民办老师留着乌黑的两撇小胡子。只要一念书一张口讲话，两撇小胡子就神气地上翘上翘，再上翘，给人一种精神升腾的感觉。民办老师一个人全包了伸腿班的全部课程。教完了语文算术，劲就松了大半，挥挥手让虫儿们三五成群去桃园里撒尿，自个儿就把大脚丫子翘在前排的泥凳上眯盹。撒丫子的虫儿们回来了。民办老师就讲故事，讲刘文学，讲张高谦，把虫儿们都讲得进入了角色，人人都觉得自己就是刘文学，就是张高谦。虫儿们听着听着，就闻到了一股异味。那是民办老师把手指伸进脚丫里来回抓搔了。民办老师给虫儿们说，长大后千万别穿袜子，只要穿袜子，就会得这种痒死人的臭脚气病。我那时极爱听民办老师讲故事，只要见他那两撇小胡子一上翘，我们这些虫儿全都来了神，多少年后，那些故事不但没有被岁月的流水冲淡，而愈发清晰了，特别是关于女人和鸭子们的故事。第一次听到两个女人千只鸭的故事时候，一帮虫儿谁也没笑，也没觉出有什么大意思。只是民办老师讲完了故事顺便出了道算术题。意思很简单，两个女人等于一千只鸭子，那么问一个女人是多少只鸭子？我们当时还没有学除法，虫儿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没有回答出来，民办老师“唉”了一声，课也就下了。讲过这个故事的第二天早晨，民办老师正给我们上汉语拼音中的韵母课。突然一个男同学举手报告，要发言。民办老师说，站起来讲。那同学悠晃着两挂拖至唇间的清流底气挺足地说：报告老师，门口来了五百只鸭子，民办老师一吃惊，抬头朝门口看，却是他的盘了大纂的红脸媳妇立在门边上，是来问他讨钥匙的。民办老师立刻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抓挠着乌青的光头，最后竟笑出了眼泪。民办老师好久才止住了笑，走过去拍着那个男同学的大脑门说，我的儿，你的脑袋瓜好使，长大了准有出息。多年后，那个拖着两挂清流的男孩儿果真考上了复旦大学，毕业去了北京外贸部工作。偶尔一次重逢，共同谈起了五百只鸭子的典故，无不笑得泪光灿烂。我们那帮虫儿全都变成了鸟。而我们的那个乡间民办老师却因多年转正考试达不到分数线，贫病交加而最终变成了土。民办老师患的是肝病，开先是黄后来还是黄，黄到发亮。民办老师是不享受工费医疗的。开先买点板蓝根喝了，不顶用，又去集上医疗室买了几包板蓝根大青阴陈喝了，还是不顶用。民办老师的工资从五元长到八元，又长到十五元三十五元，可是搁不住花，便去四乡寻那些有疗效先例的土方。土方终于在老师身上一次一次失效。民办老师眼睁睁看着自己不能再去牛房里敲着锨头念写在上边的abcd，终于就绝望地丢下红脸媳妇，丢下一班鸡雏儿似的“虫儿”，撒手归去了。民办老师死去的时候正是四月，万物生长的季节，激情勃发的季节，活人的眼里，全是一个碧绿盎然的世界。
民办老师的死讯比民办老师的活讯飞得更快，民办老师的学生们，特别是那些个混得人模狗样的老虫儿们，东西南北中呼朋唤友招蜂引蝶开了长长一串乌光贼亮的轿车去乡间坟地吊唁。
故乡的土地油绿明亮，一排排钻天杨正在道边悄悄生长。民办老师没有遗像，他的“五百只鸭子”红肿着双眼哭着说，他活着的时候多次说过，要去三十里外的镇上拍一张照片的。他还说，要不趁着还能看得过去拍一张照片，将来老了连张遗像都没给后代留下。民办老师还特别提到，拍了照片多洗几张，分别寄给那些乡旯旮里飞出去的“鸟儿”看一眼，要不然，长大的孩子就记不准他是啥模样了。可是，拍张照片要跑几十里。他一个人包一个校外班，终于也没有抽出个空。师母的一番话，将诸位老虫儿们的眼睛全都弄湿了。十几架进口的国产的各种型号的相机一起按动快门，咔嚓咔嚓拍个不停。拍了故乡无边的麦田，高高的杨树，贫穷的村庄，还有那个跪在地上拽也不起来的白发师娘。她已经全没了当年的壮实和风韵了，她说，老师走了，她也快走了。
我特地去看了我当年为之想往哭闹的那个校外班牛房。破房子早已没有了，牛也早已牵回了各家各户的小院。只留下一片小土房的废墟。零零落落，横七竖八的土坯，偶尔露出大小不一规则不同的青砖痕迹的墙根。我将眼前的一切都拍了下来。我想，这一生我都会记着民办老师的模样。他一举手一投足早已深深地镌刻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三十多年前，就是他中气十足地扬着嗓门大声说，丫，你的abcd读得好极了，比早来的孩子读得还好！就在民办老师眉毛颤动胡子也跟着颤动的夸赞声里，我的书读得愈发见长进，变得就像四月里高天的云雀，响亮而又中听。民办老师课余爱扭秧歌。他粗壮的腰里那根细细长长、彤红如火的红绸就像一根坚韧的纤绳点燃了我日后生命里永不熄灭的激情。于是以后的覆历表上便有了四月入学的记录。
四月给了我明亮的双眼，四月给了我智慧的钥匙，四月拓宽了我有限的人生。于是，四月的艳阳天里，我虔诚地跪在掩埋了民办老师的黄土地上，叭叭叭！坚定不移地磕了三个响头。于是，三只硕大的“瘤”便突兀地在我眼前终日晃动，如警示一般。
三
男人就像一块布料。女人总想按照自己的设计去剪裁，许多布料堆积在一起，就迷失了自己的特色。裁来裁去，裁花了眼，那许多本该得体的布料也就因此而错过了。那一年盛夏，我过得烦燥不安，花妖变成了枯叶，鸟精沦为耕夫。到了秋天，遍地金黄的收获季节，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一次不期而遇的懈逅，在昏暗的生活甬道里，有一个年轻的生命缓缓走近我。整个冬天，我的心都被湿漉漉的温情浸泡着。这情愫奋发而又向上，美丽而又忧伤，爱和被爱不经意间将两个年轻人都灼伤了。我们颤栗着走到了春天的边缘。春分过后，天气日渐变暖变热，我们一块去荒野觅趣，突然间就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像燕子那样垒窝筑巢。我们的设想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和不择手段的阻拦。我们一下跌进了众叛亲离的无底深渊。一个陌生的老太太向我未来的男人高高举起了手中那根油光滑亮的桃木拐。老太太年过六十却依然满口坚硬瓷白的糯米牙，发起火来的样子很有些地动山摇。那一刻，她古老式样的发髻上，分别向不同方向插着两根玉色的银簪，“敢！”“反了！”她的尖声顿喝灌满了金属的碎片。她一遍又一遍地向周围的人述说着她不幸的儿子中了邪气。她坚定不移地相信家传的银器准能避邪。她说，她的银簪可以准确无误地刺入邪孽的心脏。“还有呢！”她胸有成竹一字一句地嚼道：我这根桃木拐厉害着哪！桃木避邪，这是我小时候就深记于心的。老太太坚信自己的双道保险，说以上话的时候，表情很神圣庄严，就仿佛真地刺中了邪魔一般。以致婚后的多少年，只要我稍犯头痛失眠症，就忍不住想到当年她那柄银簪及桃木拐，还有那些掷地有声的恶狠狠咒语。
她的儿子到底是中邪很深了。甚至于老太太的双道保险加上心理亲缘大堤也未能避住邪魔的纠缠。还是趁一个月黑风高的雪夜，披一身上苍赐予的晶莹轻柔白袍，头也不回地跟一个黄毛丫头私奔。
为了避免日后断了归路难以返乡，出村的时候，孝顺儿子提前为老太太预烧了纸钱。那是一叠粗糙的黄纸，鸟精月月必用的。那时候，虔诚的儿子笔杆儿竖直地跪在村头的三叉路口老榆树下，燃一堆青烟袅袅的纸屑儿，说，“不孝儿走了，也许日后再难见您，百年后地下有灵，就原谅我这一回吧！”他的样子很可怜，滴泪的话让我一阵一阵心酸。多年后，当我坐在春日明媚的阳光里，轻摇着我儿子小巧的吊床，向我女儿讲着这个遥远的故事时，我十岁的小女儿银铃般的嘎嘎笑声将她的爸爸激将得差点儿出走。那是我们婚后多年第一次真正的磨擦。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提这段荒唐的往事，可是，我女儿不行，她以天真的童心将这过往之事一字不漏地学说给了她的依然康健行走如飞的奶奶。我和我的俨然一副做父亲派头的丈夫惊慌地心提到嗓眼里，静静地等候老太太一场铺天盖地的冰雹。天知道：老太太一点儿也没有火起，却出人意料地微微一笑，之后竟擦了擦逐渐泛红的眼睛。那时候，我和她的儿子正准备共同起程去北京领一项文学大奖，特意接她来小住看门，并认真地告诉了她领奖的具体日期，让她注意收看当晚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她宁静的面庞上终日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差一点就让我忘却了多年前双双逃离村头的窘状。出村的时候，我未来得及带上厚重的棉衣，寒冷捉弄得我上下牙齿颤抖着敲击出一串串无韵的哀歌，那时我就想，或许我原本就是邪魔，不然，怎么会出生就遭桃条子扑打，二十岁又遭桃木拐诅咒呢？
温情的远乡收留了私奔的男女。男要娶，女要嫁，我们躲进了一个水泥涵洞里用抛分币的游戏决定了谷雨这个结婚的日期。
男人买了一把纸扇，一毛二分钱。其实，天气还没有热起来，风中依旧夹带着丝丝的微寒。男人说，总要件定情之物吧！纸折扇很好看，上面画有一叶荷，是墨荷。墨荷边写了几缕小字：小扇有风，在我手中，有人来借，不中不中，朋友来借，待到秋冬。荷很高雅，字很俗气。男人说道，雅俗共赏，很实惠的。一把纸扇定了终身，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了。一张破木床，二个碗，我们终于搭起了一个简陋的共同漂流的合作社。
登记的那天，民政的同志向我们祝贺。朝着我问，你爱他吗？答，爱！问，不后悔吗？答，不后悔！便又朝着他问，你也爱他吗？答，也许吧！这是什么话？民政的同志脸哧地一下红了。严厉地拍了一下桌子，露出了执政的威严，问道：爱，还是不爱，一刀一个血口子，说清了，日后不后悔！答，就是吧！问，以后会后悔吗？答，至少暂时不会。四月天里一个半成熟的青年不知是幽默还是油滑的一番话，不生不熟，不冷不热，硬是呛倒民政官。也给我甜蜜的心头撒了一撮盐。当多年后我们的合作社曾一度产生分崩离析的苗头，几乎分道扬镳的时候，我便回忆起那一次登记的场景，我想是应了一句话，凡事皆有先兆的。但当时，我们几乎都被新婚的幸福潮水淹没，哪里还顾得上一言一语的差错呢？更何况爱着的人最糊涂，常常错把盐当糖吃。
我们红着脸走出区委大院，才想起该买一包喜糖发，可是，手里竟没有能买一包喜糖的钱，一包硬糖要二元一角伍。那时刻，谁也没觉着寒酸，因为彼此有爱。爱能使生命返青，爱能使贫穷生辉。他那时还挺浪漫，站在一个规模挺大的土堆上，朝着暖烘烘的太阳朗诵一般地说：大鱼大肉、大官大钱，能换回一生一世的真爱吗？我一点也不感到他做作，我对当时的状况挺心满意足。正是四月，两个人就如此地垒起了一个爱的窝巢。
四月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结束。四月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开始。四月终于毫无保留地把我变成了新娘。
原载《凡尘独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