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清朝尊崇理学，以朱熹为宗。这一点跟制度一样，也是清承明制，不过，从白山黑水那地方过来的满族人，学什么都很较真。明人尊崇理学，除了朱元璋这代还马马虎虎当回事，后来的皇帝根本就不在意。理学仅仅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考罢便成为束之高阁的高头讲章。在现实生活中，从皇帝到官员，大抵一体放纵。皇帝后宫，动辄万人，最荒唐者如武宗，还在宫外设置豹房，私自外出猎艳。上行下效，官员们自然加倍演绎声色生涯，狎妓纵酒，放浪形骸，无所不为。理学也因此进化为心学，最后则成了随心所欲之学，《金瓶梅》和《肉蒲团》这样的货色，刚好可以成为心学的另类经典。天理从人心深处被发掘出来，跟人欲搅得难分彼此。

可是，清朝不这样。首先皇帝后宫的人数大为减少；另外行房时还要有许多规矩。在故宫那种幽暗仄窄的地方，胆子稍微野一点的皇帝都不乐意在宫里居住。而坚守工作岗位的皇帝则后嗣不昌，到了宫外的园子被洋鬼子烧掉后，没处可去放肆，连着几个皇帝干脆一个后代也生不出来了。

清朝皇帝带头自我约束，虽说有限度，但比起老百姓，还是色福齐天，可是跟前朝比，已经算存天理灭人欲了。当然官员们也跟着倒霉，最大也最不得人心的一条禁令，就是不许官员嫖妓。历朝历代，朝廷差不多都有官妓，设置专门机构——教坊司管理，一方面为朝廷创收，一方面优待官员——官员嫖妓优先。然而，清朝皇帝把朱熹的话当真，不仅取消教坊，而且不许官员嫖妓，反差未免过大。可过大是过大，但没人敢表示不满。一来人家原本就是征服者，手里的家伙不吃素；二来理论堂堂正正，合乎经典，想驳嘴都张不开，所以大家只好忍着、顺从，以暗地里骂理学为伪道学出气。更有那热衷拍马屁的假道学，居然顺着皇帝来，变本加厉，连唱戏的女旦也给禁了，让各级领导干部的性生活淡出鸟来（索然无味之意，来自《水浒传》里各好汉所用的当时明朝社会的常用语），只好跟自家的妻妾用功（已经有研究证明，在那个时代，官宦家的妻妾，在性技巧方面，很是不行），各自带头，为康乾盛世的人口激增作了不少贡献。

在这种理学风尚弥漫的时候，好多事都跟前朝相反，娱乐生活尤其如此。那时的北京，尽管算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市，但是娼业却很不发达，每令在京做官的南方士人频发牢骚。那年月娼业发达的地方，都是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地方，比如大同，比如陕州（今三门峡市），而且都在商道上为商家服务的。因此，传说中的清朝中期的名妓，说来说去只是三寸金莲比较标准，其他的如弹唱风情，一概阙如。北京的京官们万般无奈，百无聊赖，居然溪径独辟，琢磨出另外一条道来——逛相公堂子，也就是说跟唱戏的男艺人，尤其是男旦交往。说到这儿，我们的性学家肯定很兴奋，说这是男同性恋。其实不对，那些跟男艺人腻乎的京官们，绝大多数性取向跟我们常人一样，那些相貌佼好的男旦不过是昔日名妓的替代品而已，用鲁迅的话来说，他们看到的是扮女人。

然而，到了清朝末年，西学东渐，传统的意识形态被动摇，理学的禁令再也绷不住官员的力比多的冲动，于是渐渐地京师娼业开始复兴，苏州的清吟小班，迤俪北上，八大胡同繁荣“娼”盛。官员们“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吃花酒蔚然成风，在胡同里流连忘返。状元娘子赛金花重操旧业时在上海，但很快也被吸引到北京石头胡同，到了八国联军打来，官员四散逃命的时候，被逼无奈跟鬼子鬼混一通。后来居然被回城的官员捧为用身体救了北京城的大英雄，到了民国，更是升为九天护国娘娘。

进入民国，大家咸与共和，对西方制度的追求以迅猛的速度落实在性生活上，于是官员们重要的公务都挪到八大胡同来办了。当时北京人传说，喜欢逛胡同的有两院一堂，两院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是指京师大学堂，即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这里多少有点调侃的意思，其实逛胡同最多、最有实力逛的还是官员，尤其是各部的高级官员，还有带兵的丘八（指当兵的人，旧社会对兵痞的贬称）。冯玉祥后来在回忆中说，他去找政府总长（部长）办事，也被拉到胡同里，一进门两个妓女扑上来，每个大腿上坐一个，一上来就揪胡子，打嘴巴（当然很轻）。

当然，在转型中的中国，这种事一点都不奇怪，不管真实的西方是怎样的，但是只要一学西方，对于某部分人来讲，首先落到实处的就是日常生活上性的放纵。现在，中国又处在新的转型中，禁令松弛，犯禁者众多，犯禁的官员十有八九都栽在女人身上。不过，时代毕竟进步了，这些人比起前辈来，后辈进步的地方是学会了双管齐下，一边泡小姐，一边包二奶，家花野花一齐开放。不过，凡是这种貌似西风东渐，官员还是别带头的好，这种带头对于国家和百姓，乃至自家的身体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