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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杂拌 §看戏

今年二月,我回到出生地天津住了几天。四十年没来,下车之后就东奔西走,观察、寻访、凭吊我熟悉的和变生疏了的一切。吃了锅巴菜,访了娘娘宫,逛了宁园,看了鸟市……有的发展了,更新了。有的名存实亡了。有的连名儿也不被年轻人知晓了。我仍很满足。在这里看见了逝去了的岁月和梦境一样的童年。

临回北京前,一个朋友问我还忘记办什么事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我替你想起来一件,你这次来天津,没有看一场戏!”

这当真是个遗漏。且不说对厉慧良的技艺一向憧憬,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进剧场,第一次接受艺术的感染就是在天津,冲这个也应当看一场戏:从剧场里再审视一下变化了的天津、变化了的世界。

我初次看戏,算来是四十七八年前的事了。

我三四岁时,住在姥姥家。姥姥家住三义庄。老爷掌鞋,也做几双新鞋卖,多少有点余钱吧,姥姥就带我去谦德庄看戏。那戏院是席棚搭的。去过几次,似乎看的全是同一出戏。台上两边站着许多人,都又高又大。中间站着一个穿蓝袍戴胡子的官,却又矮又小。那官一个人唱,别人都看着。他每唱一句,胸部就鼓起来,两肩往上耸一下,样子很奇怪,也很可笑。我问姥姥他这样是干什么?姥姥说他年纪小,没有劲,唱不出来,师傅会打他。他是在使劲!旁边就有人说:“这孩子一天唱两场,早晚非累死不可!”我记不清是当时就懂了这些话的意义呢,还是后来在回忆中弄懂的,总之把文艺看作是一宗能累死人的活儿,确是从这时打下的底子。

唱词既听不懂,又可怜这胸部一鼓一鼓的官,(我确信那时就看着他可怜!)我就不愿意看下去,闹着要走,姥姥却说:“再闹不带你来了!快看,多好的戏呀,怎么要走呢?你听那官昌得多好,看那打梆子的又出来了……”我拗不过她,又不爱看打梆子的,于是就睡着了。等她把我摇晃醒,台上已换了局面:一群人穿得花花绿绿,画着花脸,戴着长鸡毛,舞刀弄枪。我兴致高了,精神足了,睁大眼往台上瞧。可是姥姥拉起我往门外走去。

“姥姥,我爱看这个!”

“这不好看,乖,咱不看这个!”

她硬是不顾我哭叫,把我拽了出去。大人们就是这样不讲理!他合适的,你不想要他也硬叫你接受;他不喜欢的,你再想得到他也不给你。明明为了他自己合适,还作出副为你着想的面孔。我记不清是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还是后来在回忆中才悟出来的。总之,对那些高高在上的长者发生“腹非”,确是从这时打下的底儿。我长大之后,和母亲谈起这件事,她说那戏院分两次打钱。前边唱“牧羊圈”打一回钱。压轴戏一开场再打一次钱,姥姥硬拉我走,是她的钱不够听完全场的。虽然如此,仍不能使我对姥姥佩服一一既如此你何不两次凑在一起看。你满足之外,也让我满足一下。为何非要我跟你看两次我不爱看的东西呢?

比起来,老舅就通情达理得多。

老舅那年十五六岁,跟三义庄一个电影院的人认识。他很喜欢放电影这个职业,就去义务替人家摇机器——那种放映机要有人摇它才会转动。姥姥叫他带我上电影院。进门之后把我往漆黑的观众厅一推,就忙他的事去,再也不管我。还告诉我:“愿看就看,不愿看找个地方坐下睡觉,不许来找我,到回家的时候我会来领你的。”看电影我不会睡觉,因为那个影院似乎只有一部片子,什么时候去都是演“火烧红莲寺”,飞檐走壁,击斗法。人攀着老鹰脖子在天上飞,十分有趣。没有声音,影片上人张嘴时,有人打字幕。字幕不朝台口打、而朝房顶上打。也不是用的幻灯,而是一只大手电筒:所以字幕出现并没准地方,观众的脑袋一会儿仰起来,一会儿低下去,这也很有趣。那时的电影比今天的电影还有一处先进的地方,就是机器既然靠手摇,快镜头慢镜头就变化得十分随心应手。大权在放映员或者说是我舅舅手里,如果有熟人要细看比武或是斗法的场面,只要大喊一声:“老二,下边那段摇慢一点啊!”立刻就可以变成慢镜头。要多慢有多慢!

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老舅摇机器把手给摇了进去,轧掉一小节手指头。老爷不准他再去尽义务,我也就失去了看电影的机会。

正式能记起来看戏的事,是在数年之后,我十一二岁左右的时候。那时我已失学,除去帮母亲跑当铺,卖家当,无事可作。有一位远亲在东北角的“天晴茶园”(即后来的“大观楼”)当茶房。我常去看蹭戏,那里杂耍之外加演“文明戏”。什么“蒸骨三验”,“乾隆下江南”,“血泪碑”以糟粕为主,偶然也略带有进步气味的,如“新茶花”,大约是欧阳予倩生先在上海演出的剧目。还有一次什么人买了票没空去看,让我上“天宝”看了一次鲜灵霞的“花为媒”。

比较起来,看戏留给我的不愉快的记忆多,说句时髦话,很有点“伤痕”。因为花不起钱,看蹭戏是难免遭人白眼和斥责的。我自己花钱看过两次戏,却更加叫人恼火。一次是攒了半个月的零用钱,去了一趟鸟市。有一个场子里在演西洋魔术,一下吸引住我。魔术师把一个小孩装进箱子里,声称他打一枪,那小孩会变成一只小狗。可是他把箱盖锁上之后,却怎么也不打那一枪。先是上来个年轻人用报纸卷成个漏斗,顶在鼻子上,并拿火把漏斗点着;随后一个女孩子上来,用手扔三个球。弄来弄去,就偏不打那一枪,这期间就一次又一次地收钱,把我的一角钱分作三回收去了,他也没打那一枪。我只好走出来,从此挂念在心,不知那孩子是变成了狗还是憋死了。这件事又引出了第二次恶果。因为对西洋魔术有了兴趣,所以看到上海有个魔术团来天津演出的海报,就发誓要去看一场。那时我已做工,一天可以挣三两角钱。票价正好是三角一张。我攒了一天工钱,又旷了一天工,从北站走到西北角的大陆影院,海报上写“二时开演”,我到那儿已开演了,却找不到卖票的地方。问把门的一个老头,老头说:“拿钱来。”我把三角钱交给他,他一掀帘说:“自己找地方坐下看吧,”我进去时屋里很黑,只台上乱哄哄的许多人在排队。等我找到座位,灯哗的一下子全亮了,观众都鼓着掌站了起来。

我莫名其妙地问旁边的人:“怎么回事?”

人们说:“散场了!”

我说:“写着二时开演,怎么我刚来就散场了?”

有人说:“你再看看海报去!”

我疑疑惑惑走出剧场,又看看贴在门口的大海报。唉!原来是“十二时开演”,我漏掉一个“十”字!我生气地进剧场里边去找那老头。他正跟他的同行说笑,我说:

“大爷,我这三角钱挣来不易,你别蒙我,还我吧!”

他说:“什么三角钱?走,捣乱我揍你!”

他的伙伴说:“你照照镜子,看你像趁三角钱拿来看戏的吗?你说这话谁信?”

他们说话的口气挺厉害,脸上却露出惶惶然的神色。我走开了,是哭着走的。由此觉得那个世界太不像话,对一些持强凌弱的家伙总该有点什么报应才好。我参加革命后,渐渐把这事忘了。偶尔想起,也觉得这一切不公平会随旧时代一起消失。谁料数十,年后,于戴造反派红袖标的汉子中又碰见了这一路人物。而且作起坏事,说起昧心话来面不改色心不跳,连那点惶惶然的神色都没有。方知时代尽管如此更迭了,某种人的品性却并不能自然消失。确实如***所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只是这些灰尘善于装作金砂。很能遮住一些人的眼睛。

回想起来,在天津看戏,留下最好的印象的,是鲜灵霞唱“花为媒”,那真是一次难忘的艺术享受。那以后我很少再看评戏,更没看见过鲜灵霞。一九六三年,我获遣之后,流落关外,忽然鲜灵霞去那里演出;我一破不看评戏之戒,赶去看她的戏。票卖完了,我硬是找熟人蹭进去站着看了一个晚上,而且认真地鼓了掌,感谢她早年给过我的艺术享受。也暗暗向这位演员告别,我相信自己一生不会再有机会看她的戏了,当真自那以后没再看过她的戏。

四十年后到天津,我确实应当看一场戏。我知道,今天天津的儿童,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些有害的演出,再也碰不到我那些不快的遭遇了。可我仍然想看一场戏,亲自从剧场里体验一下两个时代、两个世界的不同。

四月八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