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嗣冲说起来，原是个文官。祖父中过秀才，父亲中过举，自己也有秀才功名。这在他的家乡皖北，就算是正儿八经的书香门第了。其父倪淑，闹太平军时，组织过乡团，跟着苗沛霖打过仗，还属于那种清末以来有武装的实力派人物。跟张勋一样，倪嗣冲的发迹，在于跟上了袁世凯。所不同的是，张勋是草根，而他有来头。不过，无论是在山东剿义和团，还是进京宿卫皇宫，抑或出关在东北剿匪，他的地位，都在张勋之下，半属于跟着张勋混的。辛亥革命爆发，已经被革职多时的他，因袁世凯的关系得以起用，被任命为河南布政使。为了跟革命党争夺安徽，袁世凯派他回到皖北。他以家乡子弟兵为基础，聚拢了一支杂凑的军队，在他的家乡打败了革命党人，占据了皖北。二次革命，顺势驱逐国民党都督柏文蔚，成了安徽王。袁世凯称帝，西南抗命，倪嗣冲被派往湖南平乱，张勋变成安徽将军。但倪嗣冲并没有全军赴湘，不久，帝制完结，他的军队又撤了回来。但是，接任的总统黎元洪却任命他为安徽省长，张勋为安徽督军。实际控制安徽的是倪嗣冲，张勋则依然驻扎在徐州，占着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地盘。在那个时代，张勋、倪嗣冲和冯国璋的关系，是最为奇特的组合。

倪嗣冲做省长，但他并不是文官。他另一个头衔，是安武上将军。跟张勋一样，他的部队，基本上是巡防营的底子。类似的部队，比如陆荣廷和张作霖的队伍，都变成了新式陆军的编制，唯独他和张勋，还有毅军姜桂题部，没变。他的部队叫安武军，张勋的部队叫定武军，依旧巡防营的编制，营为基本单位，若干营上设统领。根据日本黑龙会的情报，张勋应该是安武和定武军的总帅，拥有精兵五万。[12]这话有点夸张，但在很多事情上，倪嗣冲的确都听张勋的。

虽然说，安武军没有留辫子，但官佐和士兵，头脑却很旧，他们的统帅更旧。跟张勋一样，倪嗣冲做督军也好，做省长也好，还是前清巡抚的派头。府里的所有规矩、仪式完全抄袭巡抚衙门，大门如何，二门如何，卫士如何，侍从如何，都是前清的规矩，连端茶送客，都是老一套。不管什么人介绍来求官谋职，备好红帖、履历，双手奉上，他就乐意接，否则，事情就麻烦。部属见他，一律行跪拜大礼。发号施令，动辄发出令箭。上级有公事下来，需要通知下属，不用电报，也不用通信员，依旧沿用前清时代的“滚单”方式，一个通知交给部下传阅。据说，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王法、王法，有王才有法。没有皇上了，还谈得上什么法。”[13]

这种一脑子前清规矩的人，按道理，应该是张勋的同道。《盛京时报》就说倪嗣冲和张作霖，是军头中对复辟“赞成最力”的人物。[14]其实，倪嗣冲也不是没打算做同党来着。最后一次徐州会议，商议复辟，别的军阀，也许是虚与委蛇，但倪嗣冲应该是当真了。只是，怎么做，什么时候做，张勋并没有事先跟倪嗣冲交底。张勋复辟，虽然仅仅给了倪嗣冲一个安徽巡抚的名分，但他立即响应，恢复宣统年号，下令全城挂龙旗。据他的侍从讲，复辟当日，倪嗣冲就把收藏多年的袍褂顶戴花翎找出来，辉煌地穿戴起来。[15]若不是段祺瑞那么迅速地马厂誓师，宣布讨逆，他的拥戴复辟的电报，说不定就拍出去了。

冯国璋是大兵出身，但他这个大兵有点特别，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淮军武备学堂学生身份考上秀才的。当年武备生多出卒伍，冯国璋考中之后，李鸿章很是高兴，说：“武校出文生矣。”[16]后来，跟上了袁世凯，在北洋军里，冯国璋步步高升，每到需要考试的时候，都基本上没有问题，不像他的老把兄段祺瑞，动不动就得袁世凯出面疏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袁世凯出山之后，武汉前线的指挥官是他冯国璋。冯国璋一口气把武汉三镇拿下了两镇，革命军那边，黄兴亲自督战，照样节节败退。眼看第三镇武昌，也指日可下，革命军自己也打算放弃了。冯国璋因此而得到朝廷的嘉奖，得了二等男爵。但是，在这个关节眼上，袁世凯却下令停战。冯国璋几次三番发电报，要求接着打，但袁世凯就是不肯。担心冯国璋妄动，袁世凯用段祺瑞换下了冯国璋，让他回来坐冷板凳。新上任的段祺瑞在前线随袁世凯起舞，配合得天衣无缝，而退下来的冯国璋却郁闷得要死。据他自己后来说，曾经上书隆裕皇太后，只要再发四百万两饷银，他就可以独自领兵平乱。隆裕拿不出那么多钱，冯国璋退而求其次，要求发三个月饷，也可以，隆裕还是拿不出来（宫里的内帑，都给了袁世凯）。[17]清廷最后一次御前会议，满人王公不肯屈服，可说来说去，可以依仗的，却只有一个冯国璋。溥伟大着胆子，说他可以上前线，但这个公子哥，从来没沾过兵，谁能信呢。隆裕说载涛管过军队，问他兵力状况如何，但载涛说：“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18]

在那个历史性的关头，就算冯国璋有心力挽狂澜，事实上也做不到。北洋军，是袁家的，他自己，也是袁系人物，离开了袁世凯，他什么也做不了。南北和谈告成，清帝退位，冯国璋很不满意，“公以无位则帝号不存，位为虚，政为实，政可让，位不可去，力争累日”[19]。但是，从武汉前线回来之后，他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兵权，就是想干点什么也干不了。尽管如此，在满人亲贵眼里，他却跟张勋一样，是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之人。正因为如此，也只有他，可以去统领基本由满人组成的禁卫军。只求自保的禁卫军，也可以相信他，能捍卫他们的利益。这个大兵里的秀才，对清室的感情，硬是跟别人不一样。进入民国之后，某些奔走复辟的遗老遗少，一直都把冯国璋视为争取对象，冯的幕僚里，也有胡嗣瑗这样的复辟狂。虽然说，他没有听这些人的鼓动，轻举妄动，但也没有把这些复辟分子抓起来，送到北京究治。袁世凯称帝，他显然不赞成，但是他的不赞成却和段祺瑞不一样，好像是说，既然共和不好，要恢复帝制，那还不如还政于清室。后来袁世凯皇帝做不成了，要退回到总统。他作为北洋大将，当然不好明确反对，提出的意见，却跟西南反袁者根本不一样。他说，袁可以继续做总统，因为是当日清室授权的。“遵照清室赋予组织共和政府全权原旨，承认项城仍居大总统之地位。”[20]这样的调子，跟遗老们所说的，袁世凯是奉清室之旨办共和，几乎一模一样。

第四次徐州会议，冯国璋自己虽然没有与会，派代表来的，但对张勋毕恭毕敬，一个劲儿地表示，“谨当追随其间，遇事总与我哥取一致行动”[21]。但是，另一方面，他安排在日本的情报人员，将日本的寺内政府跟段祺瑞的秘密交易情形，也都告诉了他。他非常清楚，他的老把兄段祺瑞的本钱有多大。[22]所以，张勋挂起龙旗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响应。尽管曾经在他幕中的胡嗣瑗已经提前来南京游说，但毫无作用。

来自文武两方面的复辟势力，自民国成立以来，活动是越来越频繁。从本质上讲，他们跟以满蒙王公为主体的宗社党是不一样的。宗社党的活动，没有什么社会基础。这些人，原本在晚清就是些无能之辈。说玩，什么都行，说干事，则百无一能。只有一个升允，稍微强一点儿，但他的基础，大体在回民那里，只要回民领袖不买他的账，也就无所能为了。如果没有一些日本人不断的支持，宗社党的活动，根本不值一提。（日本政府出于给袁世凯捣乱的心理，对此也暗中给以便利。）但是，以汉人遗老遗少为主体的复辟势力，却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很多前朝过来人，不管是不是希望清室回归，对于民国这种纲常紊乱、时局不靖的局面，都十分忧虑。

如果说，袁世凯在的时候，张勋心里还算踏实，袁世凯一死，他可是真动了清帝复辟的心。在袁世凯死后的那一个月里，由于遗老们的穿针引线，连冯国璋都被说动，打算跟张勋联合行动，实行复辟。1916年一位遗老胡思敬在给另一位遗老，也就是后来张勋复辟的谋主刘廷琛的信中，提到冯国璋的幕僚胡嗣瑗曾经说动了冯国璋，想要跟张勋一起行动，实行复辟，“允拨一旅先行，并济饷四十万，后即随时接应”。后来因为见了日本领事，临时打消了主意。[23]曾在冯国璋幕中做事的恽宝惠也回忆说，1916年袁世凯死的时候，他在幕中曾经见过张勋给冯国璋要求联合行动一起复辟的信，冯似有所动，但后来没有动作。也说是因为见了日本领事，因而打消了行动计划。[24]徐致靖的后人回忆，说康有为谋复辟，曾经跟徐致靖联系，说是“冯河间等已联络妥，事大有可为”[25]。这种事，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来自日本方面的情报是说，为了进军北京，张勋曾经给冯国璋亲笔写了信，但冯国璋因为国民党方面的游说，以及段祺瑞派的工作拒绝了，因此惹得张勋十分恼火。[26]虽然说，冯的思想的确靠近遗老，但让他行动，却也很难。那么大的事，只派一个旅，有点不像样。如果是真的，很可能也是半心半意，试探着来。冯国璋和段祺瑞同为北洋之杰，但行事风格却大不一样。段是有主见也敢干的人，冯恰恰相反，他需要人替他拿主意，拿完了主意，还要指挥他。这个指挥他的人，还得是有这个资格的。而在当时，举国上下，还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此番复辟未成，但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权威坠落，割据态势已成。接掌北洋的段祺瑞，显然没有袁世凯的威望，连个黎元洪都搞不定，府院之争，国会的纷扰，不断地把张勋等人复辟的念头燃起，增加了他们的自信。张勋带了不到五千人马，就敢推行复辟，而且复辟之后，如果不是段祺瑞在第一时间宣布讨逆，各省军阀，多数的态度其实相当暧昧。如果张勋能站稳脚跟，对这些人来说，再有一个皇帝，也未必不是一种选项。每一个或大或小的军阀，面临的问题，跟袁世凯一样，在三纲缺了关键的一纲之后，维系体系的忠诚，成了严重的问题。

对于那些遗老遗少来说，他们不仅忧心没有了皇帝之后，“道德廉耻之沦丧”，还痛感“时局犹如五代割据”。对复辟的追求，实际上根据有的学者研究，是出于一种“‘五代式民国’下道德的焦虑”。[27]同时，对于民国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纲常紊乱、风习西化的局面，遗老们更是痛心疾首。在他们看来，这是顾炎武所谓“亡天下”的征兆。向往复辟，就是渴望通过王朝的复辟，挽回世道人心。

但是，自打严复的《天演论》问世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风靡中国上流社会。这种风靡，有着学习西方包括日本的背景。制度的演进，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撑。而大小军阀，其中好些人，最初不过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产物。对他们而言，之所以投笔从戎，不过是遵从这个风靡天下的主义的命令。共和制度，是被西方印证了的先进制度，虽然在中国的实践有点乱，但让这些武夫全盘否定这个制度的魅力，他们还没有这个自信。他们中间，也就是张勋、倪嗣冲和冯国璋这样的人，以及一些绿林大学毕业的好汉，才会对遗老们的哀叹比较听得进去。即使是他们，一旦周围有了新人物，也会动摇起来。冯国璋身边的翰林幕僚，一个个离开，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此时的中国政治，毕竟要受外交的影响。军阀们做什么，做了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西方列强，尤其是近在咫尺的日本的态度。在摸不准日本明确态度的时候，没有几个傻子，会贸然蛮干的。

遗老们的忧心是真的，有些人学问做得也不错，但却拿不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工具，甚至找不到一个真心支持复辟的列强，做他们的后台。支持宗社党的日本人，其实也未必真的是想要清室重掌大权，无非是给中国添乱而已。复辟狂们，拿不出像样的货色，能让这些武夫对他们具有充分的信任。其实，遗老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军阀们所赐。正是这些军阀（当然也包括张勋）的割据，才造成了当时的乱局。然而，遗老们复辟的大梦，偏偏又寄托在这些武夫身上。事实上，就算张勋复辟成功了，拥戴他的军阀们，也根本不可能交出兵权，放弃割据。有了皇帝，五代再现的局面，也还是依旧。五代一天都没缺了皇帝，但武夫割据，其统治远比北洋时期更残忍，秩序更混乱。北洋的武夫，除了极少数人外，由于欧风美雨的浸润，多少都会讲点文明，做事还有底线。

民国之后，复辟的烟云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上空，但却始终只是浮云而已。张勋成不了气候，即使加上倪嗣冲和冯国璋，也照样威不了气候。

注释

[1]张孝若《辛亥革命前后》，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37页。

[2]张孝若《辛亥革命前后》，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38页。

[3]冯友兰：《冯友兰学术自传》，第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5]张勋：《松寿老人自叙》，民国十一年刻本。

[6]冯玉祥：《我的生活》，第137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7]《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1050—1051页。

[8]张赣盦《复辟详志》，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597页。

[9]过来人回忆说，皇帝没有了，老百姓无论如何想不通。“世界怎么可以没有皇帝呢？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皇帝。”没有了皇帝，老百姓钱粮不乐意交了。浮浪之人，大街上就公开聚赌，私盐，也堂而皇之地在大街上卖。县知事要禁，反而被私盐贩子聚众冲击公堂，吓得逃走。见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7—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10]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第53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

[11]冷汰《丁巳复辟记》，见存萃学社编《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42页。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

[12]《张勋与佃信夫》，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122页。

[13]吴学显《封建军阀倪嗣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下）”，第436页。

[14]《盛京时报》，1917年7月5日。

[15]吴学显《封建军阀倪嗣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下）”，第441页。

[16]张一麐《冯国璋事状》，见《近代稗海》第五辑，第598页。

[17]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丛刊》（八），第113页。申君：《清末民初云烟录》，第7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8]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丛刊》（八），113—114页。

[19]张一麐《冯国璋事状》，见《近代稗海》第五辑，第601页。

[20]张国淦《袁世凯与黎元洪的斗争》，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177页。

[21]《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52页。

[22]蒋士立《1917年美日拉拢中国参战密报》，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219—220页。

[23]《胡思敬致刘廷琛函》，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91—92页。

[24]恽宝惠《张勋复辟见闻》，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9页。

[25]许姬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第五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2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9页。

[27]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180—18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