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一种把戏，对同一群人玩，而且老是玩，西洋镜就穿了。当年袁世凯玩这个，本钱大，准备足，尚且让原本很顺当的投票，变得不顺当起来，议员们心不甘情不愿，折腾了三次，才让袁世凯坐上了正式大总统的宝座。这回段祺瑞的属下玩这个连式样都不换的老把戏，本钱小，花钱少，雇来的人乱七八糟，当场就被记者问漏了底。这样的玩法，不仅议案通不过，段祺瑞自己也下不来台。议员们群情激愤，有人要冲过去打段祺瑞。事闹大了，把外国记者也招来了，还伤到了一个日本记者，由于害怕引起外交纠纷，最后段祺瑞只好亲自出面让警察总监吴炳湘派警察强行驱散公民团。

督军团和公民团最终断掉了参战案协商通过的路，议案被议会搁置，国内舆论由此大哗，报上骂声一片。黎元洪在国会和舆论的支持下，胆气愈壮。当有记者问强藩干政如何应付时，黎元洪吐出“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九个字，[11]为媒体誉为“九字总统”。反过来，段内阁的阁员们，受不了舆论的压力，纷纷辞职。剩下段祺瑞一个光杆总理，还在督军团的支持下，坚持不退，把“一人内阁”[12]的游戏玩下去。一般来说，内阁到了这个地步，总理是早该辞职了。即使再恋栈，也不至于内阁都空了，自己还赖着不走。以往府院风波，稍有不适，段祺瑞就要辞职，有时甚至还动身去天津，可是这回，却一反常态，赖着不走了。段祺瑞这个人，才具不如袁世凯，玩权术也不大擅长，可韧劲却远过之，他认准的事，天塌下来也得做，一挺到底。1920年，直皖大战，皖系战败，他也是硬挺，就是不离开北京。据说曾国藩写过一本《挺经》，其实子虚乌有，是李鸿章杜撰出来的。但李鸿章在甲午之后，身体力行，就是挺。在举国一致的骂声中，死活都不自己退场。袁世凯受人之托，前去劝退，还吃了一鼻子灰。此时的段祺瑞，就是在施展挺的功夫。然而这一挺，却惹恼了原本懦弱的黎元洪。督军团和公民团这两团登场，闹这步田地，黎元洪已经有些怒不可遏了，但中国人的政治，面子总是得给。因此，内阁所有成员辞职，他都照准，专等段祺瑞辞职。一等，段不动，二等，段如故。从5月11日等到5月23日，实在没有耐心了。再等下去，估计他都要崩溃了。于是，破天荒地，总统发布命令，免去了段祺瑞总理的职务。

到底当年的总统有没有权力免去总理的职务？这又是一笔制度的糊涂账。严格地说，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47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13]当时，段祺瑞虽说成天挨骂，但国会并没有弹劾他，总统怎么就把他免职了呢？况且，临时约法规定，总统令需要有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当时国务院只有总理一个国务员，免了总理，怎么让总理副署？所以，免总理此举，至少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无论当时的中国，算是议会内阁制，还是半总统制，这样的事情操办起来，似乎在制度和程序上都有点问题。从这点看，就像我在第一章说的那样，府院双方，对于当时的政体，认识上就有很大的偏差。在毅然免去段祺瑞职务那一刻，黎元洪和他身边的人，是把自己当成***和袁世凯时代的总统了。不仅总统自身认识有问题，他们身处其中的制度，更是粗陋到糊里糊涂，让里面的人，每到关键时刻，就陷入违法的困境。

中国政治，是讲面子的，即使是君臣之间，只要没到万不得已，皇帝也得给大臣一点儿面子。民国之后，过去的君臣态势不存在了，君臣之间的伦理压力也消失了。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发现跟内阁阁员打交道的时候，撕破脸皮，板着脸说话都很难了。最高国务会议，与会者前天夜里通宵赌博，开会迟到，他既不能责备，也不好查办，只好密令警察总监吴炳湘密查大员中有谁赌博。吴炳湘也不敢得罪人，最后只能不了了之。[14]一般来说，总统和内阁成员之间，无论闹到怎样不堪的地步，位居上者，大概也只能设法让其知难而退，很少会径直免职的。强势的袁世凯都不敢做的事，弱势的黎元洪却做了，不仅做了，而且对北洋系的首领下手。这一下，的确非同小可。有种猜测是，在免段之前，黎元洪得到了美国公使芮恩施的支持，芮恩施“允为后盾”。[15]但芮恩施自己的说法却是，由于督军团的督军们忽然离开了北京，从观察者的角度，感觉黎元洪已经占了上风。在下手之前，黎元洪也心情愉快地告诉他，自己要免段祺瑞的职，组织一个新内阁。[16]即便如此，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去见黎元洪，感觉气氛依然剑拔弩张，黎元洪的幕僚金永炎，居然对他拔枪相向。[17]可见，撕破脸皮，对于当时的政治情形，是件多么令人紧张的大事。

当时的美国，已经认可日本在华的优势地位，否则不会有《蓝辛石井协定》。没有美国国务院的授权，一个公使胆子再大，也很难擅自表态给一个没有实力的中国总统做后盾，参与府院之争。所以，黎元洪能下这样的决心，在很大程度上，跟公民团事件之后，几乎举国一致的义愤有关，这样的义愤增加了自己坚持不参战态度的正当性和道义感。而张勋以及冯国璋对此态度的暧昧，也间接地鼓励了他。芮恩施的观察也许有道理，原来气壮如牛的督军们忽然悄然离开北京，也的确令黎元洪错判了形势。[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