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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读史 6

凡谚语或寓言,都因其形象生动,典型意义,以及富涵哲理,言简意赅,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民间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谚语,以及典故“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成语,都因为其情节的十分缺德或相当缺德,而千百年地流传,直到今天仍具有极其鲜活的生命力。

“过河拆桥”本来是很损的了,现在,小毛驴卖了力气,将粮食磨好以后,还得把命搭上,可见这个小毛驴的主人,没良心到了极点。看来这个宰驴的无赖,第一狠毒,第二残忍,第三背信弃义,连眼皮也不眨,就开了杀戒。毛驴服了,扔下两句话,厉害!厉害!因为它刚拉完磨,还没有歇过气来,一把刀在其眼前晃着,有什么法子呢?只好任其大卸八块,投到锅里,和以大料茴香,成为卤煮驴肉。

韩信墓

汉代的淮阴侯韩信,一个绝对的军事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不是一个绝对的政治家,他想不到刘邦是卸磨杀驴的老祖宗,因此,我想他对那头驴的感想,深有体会。因为,当他在云梦,可能是现在洞庭湖一带,被汉高祖刘邦抓起来问罪的时候,他没说“卸磨杀驴”这句民谚,而是说了一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意思相类的话,足见他和被宰的驴所扔下两句话,厉害!厉害!是有同感的。据考证,毛驴这种牲口,上古时期,中原地区不产,是汉代才从西域引进的家畜,当时还未大量繁殖、普遍役使,所以,这位受过胯下之辱的将军,只能发出这样的感慨了。

刘邦

刘邦立国,张良,萧何,韩信,最有功劳,韩信的战功甚至更显赫些,所以,封楚王。其实在楚汉相争时期,韩信多少了解一点刘邦这种无赖习气,就说,为了指挥作战,号令部众,你就封我一个“假王”吧!刘邦那时被项羽打得晕头转向,很需要韩信为他卖命,便装作大发脾气的样子:真是荒唐,当什么假王,要当就真格地当王。因为韩信平楚有功,遂封楚王。等到刘邦江山坐定,觉得韩信是个尾大不掉的实力,就防着他,当然,一直也对他放心过。而这个韩信,认为自己是楚王,在巡行所属县邑时,免不了带着前护后拥的甲兵。有人向刘邦告密,说他存谋反之心。刘邦一想他不但善战,还有实力,更有地盘,为防激则生变,接受间谍头子陈平的建议,假作天子巡狩,会诸侯,放一个烟幕弹,趁此机会把他擒获,将他押回咸阳。

韩信没料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半点旧情不念,于是,这个缚在槛车里的阶下囚,扼腕长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这句话虽然不如“卸磨杀驴”精练简洁,但可以想像韩信说这话时,一定很气愤,也一定很懊悔。

为什么气愤?刘邦的手段透着卑劣。其实韩信不了解,封建社会里的开国皇帝,即或不是流氓,也是不反对使用流氓手段,来夺取江山和巩固政权的;为什么懊悔?当初不该不听蒯通的话,如果自立门户,刘邦也许打不下天下,坐不成江山,说不定现在和他平起平坐?

蒯通就是他说的“果如人言”的那个谋士,是这句话的最早创意者,版权应该属于他,毫无疑问。当楚汉相争未定局时,他曾经跑去给韩信进言:“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于是建议韩信“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还引文种、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复国后被弃绝的例子,说明“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道理,韩信的牢骚,由此延伸发展而来。

韩信是位了不起的军事家,在用兵上,多多益善。但在政治上,却不是刘邦的对手。别看他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得心应手,在官场上,就常有败棋。他未必不知道自己是举足轻重的一个方面,也未必不想称王成霸,可他对蒯通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以事,吾岂可以以乡利背义乎!”

他曾经批判过项羽的“妇人之仁”,结果他自己却感情用事,成了一个大老娘们,估计他对蒯通说出这番充满知遇之情的话时,眼中说不定还闪着泪花咧。政治家在决策时,要是搀进了私人因素,无有不败的。搀得越多,败得越惨。韩信“载人之患”,“怀人之忧”,“死人以事”,作为一条汉子,绝对够格,作为一个朋友,天下难寻。但他不知道刘邦为了维护他的政权,是一点也不能汉子似的讲义气,也不能朋友似的讲交情。

老实说,从一开始,对他就十分防范,百倍警戒的,从来也没有放心过。要不是韩信南征北讨,立下汗马功劳,刘邦能不能当上皇帝,还是未定之数。但一旦坐稳江山,对不起,就要收拾这些有功劳,但不放心的元勋了,也不念往昔为他拉磨的历史了。这也不仅仅刘邦如此,封建社会里很多皇帝,立国以后,都按照卸磨杀驴的原则,无情地对待当年共生死的战友,打江山的伙计,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舍命相随的左膀右臂。

所以,凡称得上是皇帝的股肱,或非股肱却是皇帝眼中认为具有实力的人物,他们的命运大多数是不值得羡慕的。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北海敬王睦薨。这位分封的诸侯王刘睦,就是个比韩信要聪明得多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汉明帝眼中是并不放心的。是处在脆弱险恶的环境之中,所以不得不始终保持清醒,不敢有丝毫令汉明帝生疑的表现。有一年,“尝遗中大夫诣京师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敢不以实对!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乃为相爱耳。’”《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写到这里,给他一句评语:“其智虑畏慎如此。”于是,总算得了一个善终,没有死于非命。

刘睦所以这样一生“智虑畏慎”,因为他不过是皇弟,按祖宗规矩,“非刘氏不得王”,才得以分封一块土地为北海王,不过是沾了血统的便宜。皇帝要是不喜欢你,随便找个名目,就可以“除国”,让你卷铺盖滚蛋,这是客气的。弄得不好,让你服药死,你也不得不喝皇帝赐的那杯毒酒。班固在《汉书·景十三王传》里说:“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为什么刘睦偏要部下像班固所说的向皇帝汇报,把自己糟蹋得不成样子呢?很简单,正因为他明白,他有“少好学,光武及上皆爱之”的名声,对汉明帝来说,他不怕你堕落,而怕你有为。统治者最怕的是对他构成威胁的人物,包括潜在的威胁。所以,韩信的倒霉,就在于缺乏刘睦这样的“智虑畏慎”。

韩信觉得身上的征尘,胸前的勋章,赫赫的战功,彪炳的资历,与刘邦起事时的交往,是一份谁也不敢拿他怎么样的本钱。其实错了,他忘了皇帝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可以随便“予取予夺”的天子。你再大的本钱,也没有他可以杀你的本钱厉害。“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闹开情绪),信由此日夜怨望(发开牢骚),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肯定是骂骂咧咧了)。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不光言,还有行了)!’”结果,他因策划陈豨兵变,而从中应合,被吕后镇压,夷三族。刘邦征陈稀归来,“见信死,且喜且怜之”。这个“喜”,证明刘邦早就想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假惺惺做出“怜”的样子,也是猫哭耗子的表演了。

比刘邦还要多一份流氓精神的开国之君,恐怕要数朱元璋了。他在杀戮功臣的记录上,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最没有道理的屠杀,莫过于杀他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了。

朱元璋

此人是追随他最早的开国元勋,据《明史·李善长传》:他早在朱元璋还没有成气候,说不清是兵是匪是流寇的时候,就同他一齐闹革命。“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他劝朱元璋不能以打家劫舍为目标,而应该目光放远。是他使这位凤阳皇觉寺的小和尚,相信自己也可以有九五之分。“从下滁州,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那时,朱和李都在郭子兴属下,郭很赏识李善长,要他给自己出谋划策,他婉拒了。始终追随朱元璋不变,表现出难得的忠诚,从此,一直成为朱元璋的智囊亲信。“太祖得巢湖水师,善长力赞渡江。”正因为这一步,朱元璋便有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得以打败方国珍、张士诚,最后打败元帝国。由于他多年参与决策,为朱元璋立国,做出杰出贡献,所以,“太祖为吴王,拜右相国。”说明他是一位绝对称得上股肱之臣的人物,要不然,朱元璋也不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为妻。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他对大家宣布:“善长虽然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但跟随我多年,一直担当后勤工作,保证粮草供应,稳定军心,巩固后方,他立下的功绩,和汉代的萧何一样值得名垂千古,所以,一定要进封到大国的爵位!”但是,李善长官至极位,忘了“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的韩信这句名言。而且追随朱元璋大半辈子,竟不了解这位流氓无赖出身的皇帝,其狡诈多疑,残忍冷酷的本性,他逐渐失去了最起码的“智虑畏慎”之心。一些恣意枉法的行为,也惹得朱元璋不快。到了胡惟庸案起,他对所有的功臣都持怀疑态度。于是,大开杀戒,连同蓝玉一案,杀了好几万无辜臣民,最后杀红了眼,脸一抹,连儿女亲家也不认了。“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善长子祺与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要不是有这点金枝玉叶的庇荫,这一家就是满门抄斩了。

显然这是毫无疑义的冤案,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有人敢给朱元璋上书,为他平反。理由很简单:如果李善长自己要谋反,还说得过去。他已经位极人臣,再去策动胡惟庸推翻朝廷,是没有道理的。纵使胡惟庸成功了,能够给予他的一切,会超过陛下对他的宠遇吗?朱元璋是个喜怒无常的皇帝,是个动不动在朝廷上要杀人的君主,像这样责问他的一个虞部郎中,而且结论是冲着他的:“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很奇怪,朱皇帝竟然隐忍不发,显然他也觉得这样卸磨杀驴,未免太过分了吧?

相比之下,唐代的尉迟敬德遇到李世民这样的皇帝,就是一件幸事了。这位武将,当初,因为他是从隋军投降过来的,唐军上下对他极不信任,建议秦王李世民将他杀掉,以除后患。李世民却很有远见,对他深信不疑,并且说,你愿意走,我资助你,你愿意留,我们是朋友,这实在把他感动了。所以,李世民在一次打猎中,恰遇王世充的几万兵马,亏了尉迟敬德枪挑单雄信,才救了陷入重围中的秦王。

如果说,这多少属于报恩的行动,那么,李世民能够登上帝座的最重大的一次行动,也就是玄武门之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次宫廷政变,尉迟敬德起了推进器的作用。因为杀弟逼父,对李世民来说,是一次痛苦的抉择,一是考虑实力,二是考虑舆论,三是考虑亲情,故而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这时,尉迟敬德给他做工作:“人情畏死,众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虽存仁爱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计,失人臣临难不避之节,乏先贤大义灭亲之事,非所闻也。”然后他说:“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王何得辞?”并且还声言,如果你不敢干,我们大家便只有逃命了。

在他的一再说服下,于是李世民动了手,“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绊,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也就从此刻起,李世民正式即太子位,开始他的贞观之治。后来在评功时,唐太宗认为“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

可是尉迟敬德这位武人,“好讦直,负其功,每见无忌、玄龄、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由是与执政不平。三年,出为襄州都督。”可见他和历代居功自傲的臣下一样,不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跋扈专横,甚至背久了这样一个功臣包袱,连皇帝也不大买账的。可以想像李世民对他不会太愉快的,所以,把他外放了。“贞观八年,累迁同州刺史,尝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怿而罢。”为争座次,把劝架人的眼睛差点打瞎,也实在太过分了,难怪唐太宗一甩袖子离席而去。

但唐太宗李世民到底要有修养多了,对尉迟敬德的处理,与以前的汉刘邦,与以后的朱元璋不同,他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晓谕尉迟敬德,一下子就提到那位淮阴侯韩信:“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谨饬,无贻后悔也。”

给老兄先敲一次警钟,到时候别怪朕不讲情面!

尉迟敬德不是傻瓜,李世民明确提到了韩信,这教训他不会不汲取。于是,从此以后,这位老兄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这就是说,有如此明智的皇帝,才有如此顺达的臣下。从那以后,他只是讲究享受,追求快乐,注重生活,甚至和社会,和政治,和权力,采取绝对疏离的政策,闭门杜客,自我隔绝。这就合乎那位北海敬王希望皇帝知道他的近况一样,到了“声色是娱,犬马是好,志衰意惰”的地步,李世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他一直平安地活到七十四岁去世,给自己画了一个很圆满的句号。

尉迟敬德雕塑

看来,尉迟敬德要比韩信的下场好,比李善长的结果强,但要不是李世民,而是刘邦或朱元璋,他能享有死后“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的荣耀吗?细细分析起来,除了客观情况的不同外,都是九五之尊,文化的有或无,高或低,其文明程度上是存在着相当差异的。也许这就是磨和驴的寓言,在封建社会里还时不时会出现的缘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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