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起了一个大早，趁着太阳出来之前的凉爽多赶一些路。上路不久，那些仙人掌终于消失了。但越来越巨大的山体依然破碎而荒凉。当太阳升起来，河风里那一点湿气一下就被蒸发了。太阳照亮了那些累累的岩石的时候，我的心中越发悲凉。我感觉到自己是在人类的伤口上行走。尘土，尘土，到处都是尘土。

尘土中间，反射着阳光发出刺眼光亮的，是许多石英与石棉的亮晶晶的碎片。

好在巨大陡峭的山体投下巨大的阴影，能让我在其间行走或休息，又可以感受到从河面蒸腾起来的一点点湿润的气息。在有森林，有植被的时候，河水是在滋润群山，群山是在哺育着河水。而现在，河水却在这群山中充当一个趁火打劫的最后的掠夺者。等到河水把风与雨水带到河谷里的最后一点泥沙冲刷干净时，这些曾经生气勃勃的群山就要完全死去了。这正在走向死亡的世界不是一个狭小的地理概念，那是从四川盆地边缘纵深向青藏高原边缘的阶梯形群山达两三百公里的一个巨大伤痕。

一个难以愈合的伤痕。

虽然这个伤痕地带也曾有过民族间的冲突与一些战争，但这些冲突与战争大多发生在冷兵器时代，还不至于造成如此巨大的生态灾难。这个伤痕的造成，就是进入了现代史的近百年间，人类以和平的方式，以建设的名义，以进步的名义，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与生存的名义，无休止索取的结果。

我无数次地往返于这样一个伤心地带。

就是乘坐汽车，穿越这样的地带也会费去整整一天的时间，而在溯大渡河而上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带，费去两天车程，也还走不出满眼的荒凉。如果是步行，那么，这样的行程就更加漫长了。

从泸定到丹巴，100多公里的行程，晓行夜宿，我整整走了三天时间。

还能看到仙人掌，但已经是有意栽植在农家墙头上。那些黄土筑就的院墙，黄土筑成的房屋，年深日久地站在烈日与暴雨下，墙上斑斑驳驳显出了白色的盐霜。土屋前后，是绿得很深厚的梨树。梨树与土屋构成河谷平整台地上大小不一的村落。村落四周仍然是绿意深重的玉米与小麦。这样的村落，每到一两公里，在某个山湾里，会随着一片平整台地的出现，毫无预示地突然出现一个。很多个村子之后，会出现一个稍大一点的镇子，白墙青瓦。会有一个乡一级的政府存在。某一个院子里，会有一面国旗，披垂在烈日下，琅琅的诵书声从白杨树下的教室里传来。

在这种时候，我这人总会生出些奇怪的感慨。本来，我该视这种声音为这一地带的希望之声，但我却为他们的将来感到悲哀。就像为那些在破碎的山体中寻找最后一点青草的山羊感到悲哀一样。当一个地区在失去前途的时候，偏偏生产出一个满怀希望的青年的少年人的群体，那不正是一种加倍的悲哀么？

我想对未来乐观一点，但是，我无法克服掉内心深处这种要命的荒凉感。

因此，我倒宁愿人们生下来，就如路上相遇的放羊人一样，坚韧而又漠然。

在一个小饭馆里坐下来，放下背包，松开鞋带，汗水却越发地滚滚而下。饭馆里的大嫂递过来一张油腻的毛巾：“哥哥，你擦下子汗水。”

她头顶着一张青色间有刺绣的头帕，腰上一条彩织腰带，都是典型的嘉绒地区的妇女服饰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身上的阴丹蓝长衫，已是明末清初的满汉服装，脚上一双军绿色的解放牌胶鞋，又完全是一个现代中国服饰的标准农村版本。在这个地方，许许多多的中年男子的穿着，都是这种汉藏混合，并同时呈现出不同时代特色的打扮。

而她说“哥哥”那种腔调，“擦把子汗”那种用词，是一种汉语里四川口音与陕甘口音混合后，演变出来的一种特别的大渡河谷中段土著汉语的腔调。这个地区，在满清乾隆朝以前，都是纯粹的藏族聚居区。是藏族历史上农业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在乾隆年间，满清对当地的大小金川流域的赞拉与促浸土司前后用兵十余年，战后，藏族居民人口急剧减少。清政府以四川及陕甘兵屯殖于此地，所以，才形成今天这种人文与语言风貌。

传说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事结束以后，留下屯殖的士兵们在河谷里跑马占地。骑上马，只抽一鞭子，直到马不跑了，自动停下来，这个范围里的土地，树林，草坡，甚至土著女人（因为战争，土著男人差不多都战死了）就都是这个人的了。所以，直到今天，当地的汉语里都还有一个表示土地单位的词：趟。你家这趟地今年庄稼长得旺实！我问饭店的这位女老板：“你是藏族吗？”

我是用藏语问的，她盯着我，用汉语回答：“是藏族。”

我笑了。

她有些局促地解释，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听得懂藏语，但讲就有些困难了，她说：“结结巴巴，不蛮不汉的，说出来叫哥哥笑话。”这带地方，女人把不认识的成年男人，不论年纪大小，一律称为哥哥。有意思的是她接着又问：“哥哥吃汉族的还是藏族的？”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这条大河上游的某一条支流的支流上，我在黄昏时分寻找过夜之处时，曾遇到一个背水的女人问我，你住汉族的地方还是藏族的地方。现在，又有人用同样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我要了藏族的东西。

于是，我的面前有了一碗奶茶。茶里的奶是象征性的，掺在茶里很稀薄，这不是掺入茶里的奶的数量的问题，而是奶的质量。这种奶是杂种奶牛的奶。而且，茶里还有花椒与薄盐的味道。茶刚掺到碗里，很多个头硕大的苍蝇便嗡一声扑了上来。院子门前，向着公路，孤独地立着一株巨大的柏树。这些河岸两边，过去，应该都是这种参天古柏的森林，中间夹杂着白桦与枫树。现在，却只剩下这株巨柏孤独地站立在骄阳下，团出了一小块浓重的荫凉。我端着碗坐在这团树荫里，诗意不期而至，突然感觉到了脚下，那些泥土与砾石的覆盖下，是未曾风化破碎的巨太岩石。感到柏树的根须在泥土与砾石中游动伸展，感到根须像虬曲有力的手指，紧紧的抓住了岩石。打断我思路的是那位大嫂，她给我端上来一大碗嘉绒藏语叫“摆摆”，在拉萨叫做“土巴”的煮面块。当地的面很有筋头。做法是先炒酸菜与朝天椒，然后掺水呛汤，再在汤里下面块。我喜欢这种吃食，一连吃了三碗才罢休。然后，顶着烈日继续上路。

再回头看那小饭馆时，才注意到柏树下还有一张台球桌。两个穿着想尽量时髦的小青年，正一杆杆地打发着似乎无穷无尽的时间。中午时分，自己投下的影子短到不能再短，就像是影子也睡着了一般。这个镇子也与大渡河沿岸许多小镇一样。低矮的房子挤在权作街道的公路两边。公路很安静。强烈而坚硬地反射着更多的热量与光线。刺得人有些睁不开眼。两边的房子却蒙满了灰尘，安静得如同一场梦魇一般。

这是大渡河流域这个荒凉的伤心地带的众多小镇中的一个，如果不是因了名字的不同，我实在分不开，这些镇子彼此之间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

这天晚上，我宿在路上的另一个乡镇。我不想在这里写出镇子的名字，也是因为，除了一人不一样的名字，这里的一切实在与前述走过的镇子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多苍蝇的小饭馆，门口停着运送木头的卡车，有一株两株的柏树立在随便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勾起人一点点对一个遥远的山青水秀时代若有若无的怀想，那是民歌的时代，那是水流清澈的时代，那也是民间诗人们留下最后记载的时代。

作为那个时代的余响，我请民间的智者为我翻译一段名叫《美好时代衰落》的民间文书。这部文书很少流传，一来，是因为民间愿意思考的人日渐凋零，而历史学家轻易将这种诗性的颇具概括性的叙述轻易摒弃了。但我喜欢这样的文字，其中这样写道：

“后来，到了宗教不善寿命短促的时代，妖魔鬼怪兴妖作祸，坏心眼的人肆意害人，恶人发财爬上高位，傲慢专横不可一世。好人，对人无害的人胆小怕事，只落得贫困和倒霉。”

书里还写道：

“在此之后，宗教每况愈下，寿命更加短促的时代，在欠债和捐税的时代临近时候，国王在他的辖境内只有八千年的权力，一个国王会变成许多个国王。国王们自以为是，无视昔日好的宗教和经典。由于各人都过于自信，于是，各个国家就产生了各自的宗教与经典。”

我觉得这是一种类似于《旧约全书》的概括则又诗意的，象征多于信史的笔法。我非常吃惊，在这样一个日益荒漠的地带，竟然孕育出了这样的民间诗人与思想家。而现在，这样的人物再也不会出现了。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荒凉的地带，也是万劫难复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1989年6月7日。

我躺在旅馆很多跳蚤的床上，睡了两个小时醒来，在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下打开笔记本，重温这些文字。这时，电灯闪了三下。我知道，这是小水电站的人，把控制台上的闸刀开关拉下，又合上，拉下又合上，拉下又合上，这是告诉小镇和周围通上电的村子的人们，要停电了。要是在平时，这些小镇早就该睡去了。但这一年的这些日子，即或在中国如此僻远，被人遗忘的地方，人们也正在为首都北京、省会成都所发生的事情而激动着。这种激动里大多数时候并不包含有特别的思想与道德的评价，而是生活太平淡，实在是该发生些什么了。尽管只是电视上发生的事情，也比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要好。

十分钟以后，电灯熄灭，小镇便睡去了。

我起身走到窗前，听到大河在两岸岩壁间激起的沉雄回响。看到了岩石缝隙间，一些柏树在天空下的剪影。

于是，从背包里摸出一支蜡烛，写下了一首关于柏树的诗。名字就叫《俄比拉多的柏树》。俄比拉多不是这个小镇的名字。我愿意为这些小镇取一些我认为好听的、不显得寒碜的名字。在嘉绒藏语中，“俄比”，是种子的意思，“拉多”，是在、还在的意思。我给这个小镇的取的名字就叫种子还在。什么种子呢，当然是柏树的种子了。甚至连种子也不是，是柏树的一道影子罢了，是我个人心中一点无端的感触与怀想罢了。

在我写诗的青年时代，大多数诗行都写在这样的路上，这样破败而又简陋的旅馆。

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在有些地方，为什么一家旅馆刚刚建成，给人的感觉就已经显得破败不堪。

旅馆是这样，一些山间的城镇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