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

编辑部的工间操时间照例无人做操。有人高声讲着一件什么趣闻，爆发出一阵快活的大笑。偏这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在喧嚣中怎么也听不清话筒里的声音。

我朝大伙连嚷带摆手，他们总算减小了笑谈的音量。我才听出来，给我打电话的是老曹——我原来工作过的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自打三年前我调来出版社，我们很少联系，主要是因为双方都忙，其实我在学校工作时，和他称得上是难得的相知。

“老曹，什么事啊？”我贴近话筒，大声地问。

他性格不改，无论遇上什么大悲大喜的事，总能不动声色。我听见他慢悠悠却是单刀直入地说：“学校里的石义海大爷死了，要开追悼会。想来想去，悼词还得请你写。”

我周围的聒噪声仿佛陡然飘向了远处，只觉得自己的心犹如铅砣般往下一坠，我紧紧地捏住话筒，喉咙那儿突突地跳，不由得变了嗓音地问：“哪天死的？”

老曹简洁地报道说：“前天。往医院送的半道上就咽气了，是心肌梗塞。收拾他的遗物，你知道他俭朴了一辈子，哪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是从他那口唯一的木箱里，发现了一个严严实实的包裹，包了好几层……”

我迫不及待地问：“里头是什么东西？”

老曹告诉了我。我倒吸了一口气，心里就像有千百个琵琶在“大弦嘈嘈如急雨”，不禁喃喃自语：“原来是这个！原来……”

我的心强烈地抖动着。石大爷的追悼会定于第二天下午开，我答应当晚便写好悼词，第二天请假送到学校去，并出席追悼会。

当晚，我坐在书桌前，忘记了别的一切，只想着石大爷。

秋夜是这般的静谧，静得仿佛能听出远处树叶飘落的声音。我提起笔来，满腔的哀思仿佛都汇涌到了笔尖，却又一时不知从何写起。

石大爷，您如果有灵，您应当驾着清风，趁着静夜，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让我们像往昔一般促膝而坐，相见以诚……

石大爷，我想您，您大概也还在惦念着我吧？石大爷啊……

一

我是1961年到学校工作的。那时候我们不少青年教师住校，每天清晨，当我们洗漱既毕，或到操场跑圈，或到树下诵读，或赴办公室备课，总会从薄雾或霞光中，看见一位五十多岁的工友，在用大竹扫帚清扫校园。他个子不高，很宽的肩膀，很厚的身板，但却长着一双很明显的罗圈腿；他总是默默无言地低头徐行，一下一下很匀实地扫着。每当看见他，我脑海中就飘过一个淡淡的念头：“啊，石大爷又扫上了……”这念头犹如一根柔弱的游丝，他的身影一从我视网膜中消失，这游丝便也消融在空气之中了。别的住校教师，对他大体上也是这么个态度。

应当为我自己和同伴们剖白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起工友。管传达室的葛大爷比石大爷还老几岁，是个高瘦、嘬腮的老头，据说解放前当过道士，我们就常同他打趣。他知书识字，分发报纸信件汇款单认真负责，还很爱主动同我们谈论时事。石大爷大字不识一个，无法在传达室工作，似乎同我们缺乏一种自然的联系纽带，而他这人又极为沉默寡言，脸上表情很呆板，难怪引不起我们的注意。

直到1962年过“五一”节的时候，我同石大爷才有了一次颇不寻常的个别接触。那天我没去参加晚上的联欢活动，留在学校值班，任务是每一小时沿操场的大墙巡逻一回。石大爷的宿舍是位于操场一角的小平房，因此，不转悠时我就待在他的屋中。

开头，我只是坐在椅子上，管自看自己带去的小说，全然不注意坐在床上捻叶子烟的石大爷是何神态。但是，每当我坐下来看小说，石大爷就默默地往我面前的茶碗里倒茶水，这时，我就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当我第三次巡逻回来，便把小说搁到一边，搜索枯肠地同他闲聊起来。

我想到听校长说过，我们这所校址，几十年前是个贝勒府，当年的贝勒府总不会有这么个操场吧，于是便漫不经心地问：“石大爷，当年这操场是贝勒府的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咋不知道？是花园。”

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红楼梦》中的某些景致，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后四十回中的“大观园月夜警幽魂”。于是如同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在夜晚，面对着老人，忍不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花园里闹鬼吗？”

“咋不闹鬼？我就见过。”

石大爷说时，面部表情仍旧十分平板，吧嗒吧嗒地不紧不慢地吸着他那半尺长的烟袋锅。

“我不信。世界上哪有鬼呢？”

“咋不信？我亲眼见呢。”

“那一定是您看花眼了。鬼是没有的。”

“咋没有呢？我见着了嘛。”

于是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遇到这种口吻，我便又想听又不想听他说：“真的吗？您见着的鬼什么样呢？”

石大爷微微抬起脸，正对着我，他那略呈椭圆形的脸上，依然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表情，语气平淡地说：“那时候，我才你这么个岁数吧。这贝勒府的一多半，已经归了教会的学校。那时候操场没这么大，东半截是一排排的学生宿舍。学生晚上撒尿撒大木桶里头，木桶就搁在排房的尽头。我是管给学生倒尿桶的，有时候起五更就给倒。有一天，兴许也是今儿这么个气候吧，我起得早点，往排房那儿走。刚走拢，冷不丁见个白影儿一闪。我挺奇怪。那影儿像是个女的，穿着月白衫子，套着黑裙子。你知道咱们学校打那会儿到如今都是男校，只收男生不收女生，深更半夜的，咋会跑出来一个女的呢？”

我要表示不信，又为了壮胆，就胡乱解释说：“个别胆大的女生也是有的，她准是翻墙进来的。”

石大爷的语调依旧平缓迟慢：“不是。我走过去招呼：‘甭藏，你出来吧！’她就从墙角出来了。乌黑的头发，雪白的脸，眼角耷拉着，嘴皮子红得像流着血……”

我插嘴说：“这哪是鬼呀，这活生生是个人嘛。”

石大爷仿佛没听见我的话，愣愣地继续他的讲述：“我跟她脸对脸地站着。我就问她：‘你是人是鬼呀？说！’她给我鞠了一个躬，哭着说：‘大哥，我是人，我不是鬼呀……’”石大爷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我的心仿佛在收缩着，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吸了口烟，接下去说：“……我正疑惑呢，只听她又添上一句：‘我的命好苦哇！’说完就转身走了。我看见她光着脚，两脚好像离地一寸多，忽悠忽悠地，拐过屋角就没影儿了……”

我的头发根根都直竖起来，耳里响着自己放大了的心音，背部忽然有一种空虚和不安全的感觉。想到下一次的出屋巡逻，我忽然胆怯了……

费了好几分钟，我才镇定下来，我想自己是青年团员，应当相信唯物主义，不能中迷信思想的毒素，便正色对石大爷说：“您当时肯定是产生了幻觉。鬼是没有的，没有。”

但是石大爷非常顽固，他表情依旧毫无改变，继续吧嗒吧嗒地吸着烟，好几分钟以后才分辩说：“我咋会看错呢？后来我想着她可怜，估摸着她准有冤情，就偷偷买了一双袜子，半夜里搁在那天遇上她的地方了。天亮时候我去看，袜子没了。那时辰学生们都没起床哩，不是她收走是谁收走了？打那以后她再没现过形，兴许是报了冤仇了吧。”

这回我连背上的汗毛也竖起来了。一时间说不出辩驳的话来。

“你歇歇吧。我替你转悠去。”石大爷站起来，拿起桌上的长筒手电，慢悠悠地走了出去。我把脊背抵住墙壁，努力克制着心中喷涌的恐怖。我又气恼石大爷的迷信和固执，又感谢他对我的体贴与照顾。

但是这一夜过去以后，当天光大亮时，我对他就只剩下了落后而顽固的坏印象。从此以后，我尽量少同石大爷接触。

二

我同石大爷再次建立关系，是1964年的秋天。那时候学校里已经时兴安排听忆苦报告、吃忆苦饭、访贫问苦一类的活动。

有天我找老曹去了。那时候他刚调到学校当党支部副书记不久，已经是现在这副又黑又瘦又出老的模样，其实他当时不过刚满38岁。

我见了老曹就诉苦说：“还给学生们安排什么活动呀？忆苦饭都吃过两回了！……”

老曹沉吟地说：“再安排一次访问活动吧……”

我提高嗓门说：“近处的几个典型都访问过了，往远处跑，停课更得多，还让不让学生学文化呀？”

老曹把头一偏说：“其实咱们学校就有可以访问的对象……”

我急不可耐地问：“谁呀？”当我听到“石大爷”三个字的回答时，简直惊住了：“他？”

老曹点点头说：“我看过他的材料，也到他宿舍跟他谈过。他大约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是个育婴堂里的弃婴，父母想必是当年的城市贫民，养活不起，就把他扔了……他在育婴堂里能活下来，除了罗圈腿，没落下别的残疾，可真是不易呀。他长到十来岁，就被教会学校的神甫要去当了仆人，打小伺候洋鬼子，挨打受骂，干最粗最脏的活……就这么着一直熬到解放。直到1952年这学校被政府接管，外国神甫卷起铺盖滚了蛋，他才算过上了不受剥削、压迫的生活。我看你可以请他给同学们忆忆苦嘛。这样近在眼前的老校工现身说法，也许比外请的人忆苦，对孩子们触动更大。”

我倒不知道石大爷原来有这么典型的血泪史。听了老曹的建议，便去石大爷宿舍找他。进屋时，他正准备下面片儿，要煮片儿汤吃哩。我把来意说了，担心他会拒绝，最后特别强调：“是支部让我来请您的。”

石大爷手里正捏着湿面团，听我说话时忘记了扯面片儿，任锅里的水沸腾着，脸上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出乎我的意料，他挺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行呀，我就讲讲吧。”

他到班里来讲了。一开头，他讲得挺符合要求，虽说表情比较呆滞，语调里的感情还是很诚挚的：“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哪知道当年那洋人欺压咱的苦处……”同学们聚精会神地望着他，倾听着，我十分满意。

但是，讲了十来分钟以后，就听得出来，石大爷对当年教会学校里的两个外国神甫，在评价和感情上都很不一致：“……如今初三（二）班那教室里，地面不是还有块木头板，上着个锁吗？那木头板底下是个台阶，通到地窨子里头去。那时候洋人可享福了，打那欧罗巴国（他就是这么个说法）运来成箱的啤酒，就趸在那里头。他们想喝酒了，就使唤我下去拿。越是大暑天越想灌啤酒不是？我一天不得下去十来趟才怪呢。那德老爷（他指的是‘德太白’神甫，‘德太白’是这位外国神甫给自己取的汉名），我们下人背地后给他取的外号叫‘面包’，他白得像剥了皮的山药，胖得像个冬瓜。要说懒、剥削人，德老爷跟别的洋人一个德性。可他讲点子仁义，使唤我们的时候，说话透着客气：‘义海呀，劳驾你再给我取瓶啤酒吧。’我给取来送上去了，他还冲我点个头：‘谢谢啦！’遇上他顺心的时候，兴许还剩下小半瓶子啤酒，赏给我喝。那狗娘养的赫老爷（他指的是‘赫爱尔’神甫，‘赫爱尔’也是汉名），可就不是个玩意儿了，我们下人背地后叫他‘胡萝卜’，他那酒糟鼻子真比胡萝卜还红！‘胡萝卜’使唤人谱儿可大了。一声吆喝：‘给我拿酒去！’咱就得颠颠地赶紧下地窨子。稍微慢点他就兴许扬手打人。有回我从地窨子上来，攥着酒瓶的手直打哆嗦，‘胡萝卜’就跟我吹胡子瞪眼：‘你他妈的怎么回事？抽的哪门子筋？’这小子北京话练得挺油，可不好对付了。我就说：‘这大暑天一身的汗，冷不丁往地窨子里一钻，冷气激得受不住，咋不哆嗦呢。’他嫌我顶撞了他，非罚我到地窨子里蹲一个钟头不成，咱求情也没用，他连推带搡，愣把我推进去，‘咔嗒’锁上了木板门。我就穿着个单褂儿，在地窨子里冻得上牙直跟下牙掐架……多亏了人家‘面包’仗义，不满一个钟头，就把我放出来了。我听见他一个劲地埋怨‘胡萝卜’，说‘胡萝卜’，心太狠，不合上帝的旨意；‘胡萝卜’跟他吵，他到了还是护着我……”

想想看，当我听见石大爷说出这么一连串大有问题的话语时，心里该多着急。同学们却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地交头接耳。我实在耐不住了，便趁上去给他斟水的机会，似乎是很自然地插进去说：“两个神甫本质一样，‘面包’比‘胡萝卜’更阴险，因为他具有欺骗性……天下乌鸦一般黑嘛！”

唉，糊涂的石大爷啊，他竟偏过头，望着我说：“乌鸦也不尽是黑的，我就在这府后头的花园里，见着过灰脖白肚的山老鸹。”

同学们“哄”地全笑了，我气得脸都白了，往他茶杯里倒的开水溢了一桌。我心里暗暗埋怨老曹，千不该万不该出这样的馊主意，看他给荐了个什么样的报告人，竟然对“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样天经地义的话也提出异议，事后我的“消毒”工作多难做……

我怕他再往下说更“出轨”，便引导地说：“您除了忆自己的苦，也可以把咱们学校原先是贝勒府时候的事儿说说，让我们知道知道府里奴仆受压迫的惨况……”

他嗽嗽嗓子，想了想便说：“贝勒府里缺大德的事多了去！别的甭说，光是到花园子里填井的丫头，我就听说过一巴掌的数儿。活得好好的干吗往井里跳哇？还不是让贝勒给糟践了。后来花园子拆了，井也填了，可那冤魂儿还不散，我就见着过……”

我一听不妙，真怕他当着这么多个“祖国的花朵”，讲类似给我讲过的那种鬼故事，便立即打岔说：“石大爷知道的事可真多。其实您不必限于讲贝勒府的事，也可以把咱们这个地区穷人在旧社会的苦诉诉……”

他一口喝下了半杯茶，接过我的话茬说：“人一穷可不就得受欺。咱们这个地方过去受欺侮遭磨难的人可多啦……就好比咱们学校南边，竹叶胡同14号里的金家姐儿们，受的苦大呀。要不是她们姐俩互相照应得好，又赶上这新社会，早不知道撂在哪个旮旯里成了鬼啦……”

又是“鬼”！我看再不截住他，是非出辙不可了，便趁他停顿的当口宣布说：“石大爷年岁大了，最近身体也不大好，今天就暂时讲到这儿吧。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石大爷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于是，一阵噼噼啪啪的掌声，便把他欢送走了。

我说“生动的一课”，不过是例行的客套话，可是对于学生们来说，这仿佛的确是生动的一课；一连好多天里，同学们都议论着“面包”和“胡萝卜”，“金家姐儿俩”也引起了浓厚的兴趣。一周以后，班委会的小干部们来找我汇报说：“同学们纷纷提出建议，希望把竹叶胡同苦大仇深的金家姐儿俩请来忆苦。”

我正苦于教育活动不易安排，想了想，便同意了。开好介绍信，我就亲自出马去联系。我想这回得把“底”摸准，倘若这金家姐妹也是石大爷那般混沌，那么她们的家史即便苦得赛过黄连，我也不能请她们来讲。

三

我找到居委会，主任不在，于是便贸然跑到14号去了。

14号是个只有六户人家的小杂院。1964年那阵，北京的住房问题还没发展到爆炸性程度，自盖小房子的风气尚未蔓延开来，所以这个小杂院倒显得挺豁亮，各处都点缀着一些花儿草儿，房子虽旧，收拾得还比较干净利落。

敢情金家姐儿俩都是五十来岁的老太太了。两人分着过，一家住南屋，一家住北屋，都只有一间房。我先找到南屋，屋里坐着个黄壮的汉子，我认出他是附近煤铺里摇煤球的师傅；同他对了几句话，我意识到他是金家小点的那位妇女的丈夫，他说他“屋里的”在服装厂当熨衣工，现在上班去了。我便提出来要找他爱人的姐姐，他愣了愣，便领我朝北屋最偏东的一间小屋走去，在门口叫了声什么（我没听清），见门开了，指指我说：“找您的。”便离开了。

开门出来的老太太，看着有五十来岁了，瘦弱的身材，长方形的一张小脸，白里透黄的皮肤非但不显得粗糙，反而颇为细腻，但额头、眼角、嘴角都有了极细琐的皱纹。她花白的头发在脑后结成了一个元宝髻，淡得看不大出来的两弯眉毛下，一双挺大的眼睛先是惊疑地大睁着，随即又流露出一种饱经沧桑的倦怠神情。把我让进屋去以后，她上下打量着我，懒懒地问：“您是办事处的？”

我告诉她自己是什么人，为什么而来。她戒备地望着我，仿佛有点惶惑无措。

为了摆脱这尴尬的局面，我尽量先用热情的语调说点闲话：“您爱人上班去啦？”

她眉尖一抖，生硬地说：“他？他不是早就死了吗？”

我这才注意到，这间屋里只有一张单人床，而且比刚才我去过的那间南屋要凌乱得多。样样家具都是些陈旧的劣货——不，只有一样或许是个例外，那是靠在床头的一张紫檀木高脚茶几，这茶几上摆放的两样东西，也比屋中其他任何器物都更干净爽目：一件是一个颇为讲究的打火机，另一件是一只颇为古雅的细瓷盖碗。

我又搭讪说：“您妹夫在煤厂工作吧？”

她略微一愣，点点头说：“您是说秋芸她当家的？对。秋芸在服装厂做事。我在家糊纸盒子挣点钱。”说着她指指屋角，我注意到那里堆着一堆糊好和待糊的纸盒、纸片。

正当我想把话引到忆苦这个正题上去的时候，居委会主任突然找上门来了，说是刚才接到电话，学校打来的，让我马上回去，有急事。我只好告辞，走到胡同里，才知道这是主任大妈用的计。她激动地对我说：“你们找这个人去忆苦可不合适。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你们校址原先那个贝勒府里的千金小姐，当年管她这样的小姐叫郡君，又叫多罗格格。清朝倒台以后，贝勒府的多一半卖给了外国教会，办起了学校；贝勒府的主子们窝在偏院里，过了一段昏天黑地的日子，坐吃山空。‘七七’事变以前，贝勒把最后的一个偏院也卖给了教会学校，整个败落了。格格跟她哥哥分了家，搬进羊角灯胡同的一个四合院住，那是她最后的产业，她就靠吃房租过日子；可是临解放的时候，她的男人——男人是打小包办的，旧社会整天在外头吃喝嫖赌——背着她把房子卖掉，一个人卷款溜了，她才搬到这儿，直到解放后的头二年，全靠变卖残存的字画古玩瓷器墨砚过日子。后来才算揽了点活儿在家里干，剥云母片呀，折书页子呀，糊纸盒子呀，算是自食其力了。”

我大吃一惊，心里不住地怨恨石大爷，他怎么把个贵族小姐，当成贫苦市民来介绍呀？同时禁不住问：“秋芸是她妹妹吗？”

主任大妈说：“什么妹妹，是她的丫头。这秋芸阶级觉悟总提不高，跟格格感情特别好，划不清界限。格格名叫金绮纹，多少年来，总放不下她那多罗格格的臭架子，虽说后来穷得一个搪瓷盆儿又洗脸又和面，还是戒不了她那两样嗜好：抽好烟、喝好茶。秋芸解放前陪着她守活寡，解放后也一直照顾着她，到1956年秋芸跟煤铺王师傅结了婚，他们两口子也还是待金绮纹不错，依旧看不出个界限……这样的人，你们怎么想起来请去给学生们忆苦呢？”

我哑口无言，同时感到无比震惊。我万没有想到，就在我所熟悉的这些胡同街道里，还生活着这样的人物，他们是我在报纸上、小说里、报告中从未看见、听见过的，他们住的离我这么近，却又显得如此陌生……

瞧，扯远了，我们还是来说石大爷吧。可要说清楚石大爷，又不得不说到另外一些人。于是我想起了那我们宁愿忘掉而又不能忘掉的10年里的事……

四

我尤其不能忘掉1966年炎夏，政治龙卷风终于扫过我们那所小小中学的情景。

记得那天早上洗脸的时候，同宿舍的帅老师还跟我互相撩水逗乐。帅老师名叫帅谈，但是同事们都管他叫“蒜苔”。我们头两天下午都听到了关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广播。震惊、疑惑、好奇，然而并未感到同我们自身有什么关联。当我们走出宿舍，往教学楼走去时，看见了我们学校的第一份大字报。那份大字报背面的糨糊还湿漉漉的，顺纸边冒热气儿，题目叫作《党支部休想蒙混过关！》。许多教师和同学围着看，个个表情都非常紧张、复杂，但古怪的是并无喧哗、争议之声。上课铃响了，头一堂课前半截还比较正常，后半截就不行了，先是从操场上传来了阵阵喊叫声，接着就有首批造反学生冲进每个教室，号召大家到操场去集会。我当时完全被搞懵了。冲进来的造反学生脸上肌肉跳动着，一腔热血似乎已经超出沸点之上，他非常真诚地发出呼吁，眼里甚至闪着晶莹的泪光。他当时喊出的话语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意是党内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能还温良恭俭让地坐在平静的教室里，而不冲出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两分钟以后，我班的教室里就只剩下几个胆小的学生和我自己。而目瞪口呆的我，没过几分钟，也身不由己地走到了操场。操场上一片混乱，一群最激进的造反学生围住刚担任正书记不久的老曹，要他承认自己紧跟“黑市委”、“黑区委”，搞了修正主义。他似乎并没怎么开口，另有几个高中学生和青年教师在那里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其中就有“蒜苔”，他的高挑身材非常显眼，喷着唾沫星子，确乎是慷慨激昂。

到中午，我校第一份大字报周围，就出现了互相冲突的两种大字报，一种支持，另一种反击；“蒜苔”在宿舍疾书了一份保卫党支部的反击性大字报，让我签名，我犹豫了一下说：“让我想想看吧……”他瞪了我一眼，噔噔噔跑出去张贴了。

傍晚时分，广播室用高音喇叭告知全校，团中央已派来了工作组，党支部靠边站了，工作组组长表态，支持革命学生们积极投入运动……“蒜苔”又立即在宿舍写上了大字报，不过这回他皱着眉头，写得很慢，但一写完就跑出去张贴，用新的大字报盖住了中午贴出的那一张，题目是《热烈欢迎工作组！》。劈头一句便是：“党支部对我们的蒙骗是不可能长久的……”晚上他久久都没有回宿舍来，他跑到灯火通明的高三教室里，找造反学生们谈心，“向小将们学习”去了。

以后的两三天里，像我这样缺乏运动经验的庸人，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学校里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最后连操场厕所的墙上也贴得不剩空隙。大字报涉及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广泛。终于，一份长达17张的专门为我写的大字报出现了，总标题呼吁着“揭开”我的“画皮”，小标题也很尖锐，诸如“宣扬封资修黑货”、“教唆学生走白专道路”、“恶毒攻击京剧改革”……我平生头一回看见针对自己的大字报，那滋味难以形容，只觉得我整个完蛋了，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太难、太冤，也太没意思了。令我惊异的是其中有的“黑话”，似乎除了“蒜苔”别人不可能知道——那是我俩熄灯后躺在被窝里聊天时，随口说出来的……这天晚上我回到宿舍，“蒜苔”阴沉着个脸，不再同我说话，也不再同我的目光接触，我知道，他已经在同我划清界限了。失眠一夜以后，早晨起来，我发现脸盆架上的肥皂盒空了，原来我们一贯是合用一只我的肥皂盒，香皂轮流买，那个月的“绿宝香皂”是他买的，他取走了。这打击，比他将我聊天中的“黑话”提供给“小将”们更大，我禁不住身子一软，坐到床上发呆，几乎流出眼泪——人啊人啊，你为什么几天之间，就能有这般大的变化？……

尔后的变化更加令人目不暇接，更加莫名其妙——一会儿“工作组”宣布造反的学生是“右派”、“游鱼”；一会儿造反的学生又欢呼“中央文革”战胜了“工作组路线”；一会儿工作组组长和老曹一齐被揪斗；一会儿造反派之间又互相开除、攻讦；最后“蒜苔”搬出了我们合住的宿舍，到造反学生其中一派的“勤务组”里安了家，当上了“小将”的秘书，在他每日摇动笔杆的桌子上方，挂上了大幅的***画像……

跟着出现的事态越来越带血腥味，“红八月”到了，到处在破“四旧”，搞“横扫”。有一天下午，造反的“小将”们拖来个资本家，在操场上一边打一边斗，两个钟头以后把他打死了。快打死时天上已经开始打雷，打死后便下起雨来。“小将”们一哄而散，操场上阒无人影。我坐在宿舍里，心里像堵着块铅。我脑中没有思想，只是充满了生理上的恶感。一意识到我那窗外几十米的地方有具尸体，被越来越紧最后成倾盆之势的大雨淋着，我就想呕吐。

第二天清晨，我勉强洗漱了一下，到教学楼去参加“天天读”，忽然，一个镜头映进我的眼帘，令我顿生异样而复杂的感触。我看见什么了呢？在教学楼侧面，毫无表情的石大爷，挽起裤子，裸露着罗圈腿，正站在潴留的大片积水中，固执地掏着被堵塞的下水道泄水孔。那是一个完整的画面。背景上的几株槐树被雨水冲刷得格外清爽，叶片在晴阳下闪着滋润的光泽，叶尖上时不时滚落下亮晶晶的水珠，在倒映着碧蓝天空的积水中，激起柔美的涟漪；槐树下的几棵蜀葵，不知为什么并未被破“四旧”的勇士们拔去，生长得粗壮、恣意、烂漫，开着一串由大而小的粉得浑厚的花朵……这一角的景色中没有语录，没有大字报，显得纯洁而清幽；在这种背景前活动的石大爷，仿佛并没有经历和目睹过这些天的狂乱，显得单纯而朴拙。我很惊异于他对掏通那被落叶残花堵塞住的泄水孔的韧性，因为当时的我，恐怕还不止我，甚至很大的一部分人，都已经觉得眼前的生活失去了色泽、乐趣、希望……既然连珍贵的文物古迹都可以“格砸勿论”，又何必非掏通这泄水孔，让积水流泻干净呢？一个变成以一切秩序与纪律为敌的学校，还需要什么清扫与整洁呢？

当我拖着脚步登楼时，我不禁为石大爷灵魂的麻木不仁与颟顸混沌而叹息。

这天的“天天读”，一开始气氛就很不平常。主持教研组“天天读”的“蒜苔”，一遍又一遍地高声领读着“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当大家紧张得连声音都打战时，他便陡地宣布：“今天凌晨，我校发生了一起现行反革命案件——火葬场来收尸时，发现那死有余辜的混蛋王八蛋资本家的狗尸上，竟然盖着一块塑料布！这不仅是对牛鬼蛇神的露骨支持，也是对革命小将的猖狂反抗！我们必须把盖塑料布的现行反革命揪出来！从现在起，大家人人都要提供线索，检举揭发！如果这反革命就在屋中，希望他想一想顽抗到底的后果！……”他一边说着，一边用他那颇为俊俏的面庞上那双相当秀气的眼睛，恶狠狠地挨个儿瞪视我们在座的人。我感到他瞪视到我时，似乎滞留的时间格外地长……

“天天读”完毕得下楼去看大字报，刚出楼门，便看见人们围成一圈，在紧张地看着什么，原来是已经把那“现行反革命”使用过的塑料布，挂到了绳子上，示众兼征求检举。我走拢过去一看，脑子里就仿佛“嗡”的一声，两腿禁不住一抖——我绝对没有看错，而且也只有我一个教师能够认出来：那块塑料布是石大爷平时用来盖床铺的，边上有两个被烟灰烧出的“吕”字形窟窿！

我费了整个灵魂的力量，才掩饰住了自己的心情。当我终于又能回到宿舍中，敞开心灵同自己交谈时，我不禁絮絮不绝地问着：石大爷为什么要这么做？石大爷现在会怎么想？倘若查出是他，他会遭到什么命运？当厄运向他袭来时他将如何对付？我应当怎样理解石大爷这个人？给死尸盖塑料布与若无其事地掏泄水孔，这两件事怎么会统一到石大爷这同一个人身上？……

下午造反组织开始检查每一位教职工的宿舍，由“蒜苔”带着，重点检查原来床上盖有塑料布的人是否仍有那块塑料布。我一直为石大爷揪着心，可又不敢朝他宿舍那边张望。

傍晚，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哇啦哇啦叫嚷着：“一定要揪出为反动资本家张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隔窗望去，啊，甬路上又晃动着石大爷用大竹扫帚清扫路面的身影，我心里坠着的铅块，这才倏地落了地。我意识到，“蒜苔”他们很可能唯独没有去检查石大爷的小屋，因为在“蒜苔”的心目中，似乎根本不存在石大爷这么个人，他那顶上瓦松长得老高的小屋，也算不上什么宿舍……

我隔窗久久地偷觑石大爷。奇怪，他依旧是仿佛石雕般没有表情的一张面孔。

五

那时候的“现行反革命事件”未免太多，所以势必难以一一破案。“盖尸事件”闹腾了一阵，也就不了了之。这事凉下去以后，我对石大爷的态度，由为他担心渐渐变为了嫌他糊涂。一个资本家，剥削者，死了就死了，你石大爷属“红五类”，干吗要冒险办这样的事？这算是什么性质的阶级感情呢？

当我几乎已经断定石大爷是个毫无政治头脑和阶级觉悟的糊涂人时，有件事却又改变了我的看法。

那是在两大派造反组织联合批斗“走资派”老曹的大会上。会前我已知道，“蒜苔”专门找石大爷做了动员工作。1966年上半年，教育局要求学校安排一批55岁的男教职工和50岁的女教职工提前退休，以便在不增加编制的情况下补充新人。石大爷当时已够55岁，但在他的退休问题上，学校领导之间有所争执：一种意见是一定要安排他退休，好使学校能多补充一名新职工；老曹却不同意让他退休，认为石大爷孤身一人，以校为家，即便宣布他退休，他也不会停止几十年如一日的清扫工作，而一旦宣布退休，他每月却要减少40%的收入，他工资本来就低，这样一来生活就更困难了……最后双方达成折中意见：给石大爷办理退休手续，但向教育局申请保留他的原薪。经过老曹一番奔走交涉，这个方案落实了。现在，“蒜苔”他们找到石大爷，说老曹的这一手叫作对工人阶级实行“经济主义的腐蚀”，为的是“收买人心，麻痹斗志，以利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据说，“蒜苔”他们在动员石大爷到批斗老曹的会上发言时，石大爷照例面无表情，一声不吭。“蒜苔”他们一再给石大爷交代政策：“至于你每月拿钱，该拿多少还拿多少，不是说你这么一控诉，下月就按60%发你了。咱们为的不是钱多钱少，为的是批走资派嘛。”这样好说歹说，到最后，石大爷点点头道：“好，我说两句。”

这次的批斗会规模搞得比较大，因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人人有责”，把附近街道上的居民也叫来了；操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台两侧雁翅排列着“走资派”的“黑干将”，一律挂着黑牌、弯着腰陪斗；老曹被押到了台当中，脖子上挂着个举重杠铃上最重的铁饼……在“蒜苔”他们组织的发言中，石大爷自然并不是“重炮”，但他们安排石大爷上台“控诉”，也自有他们的深意，就是要让台下的“革命群众”们意识到：连石义海这号角色都站出来控诉了，你们对曹某人应当定性为走资派，还有什么疑问呢？

当“蒜苔”用尖嗓门宣布完“现在由石义海同志控诉”！我在台下人丛中，目睹石大爷似乎是没心没肺地迈着罗圈腿登台时，不知为什么，心里就像有个锉子在锉似的，说不出的难过。

石大爷走到扩音器前，他的面部仍然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表情，只听他用家常谈心般的口气说：“共产党从来没亏待过我呀。”这句话一出来，使台上台下的人都有点意外，特别是他说完这句话以后，把头转向了几乎被大铁饼坠得昏倒的老曹，台下的群众就更为之一震了。接着出现了轰动全场的镜头，石大爷不紧不慢地走过去，在众目瞠视中取下了坠在老曹脖子上的铁饼，然后转过身去，仍用家常谈心般的口气对“蒜苔”他们说：“共产党哪点亏待你们啦？犯得着上这么重的刑法？”说完弯腰把铁饼往台上轻轻一放，便大摇大摆地走下了台。

台下先是静得连咳嗽的声音也没有，尔后就“嗡嗡嗡”地骚动起来。台上几个主持批斗会的造反派头头气急败坏而又意见不一，一定是有的主张立即把石大爷揪上去陪斗，有的又觉得这样做对自己未必有利……到底“蒜苔”脑瓜灵活，他冲到扩音器前头，紧攥着喇叭筒说：“石义海的这种表现，我们要进行……研究！这说明保皇派对他的腐蚀很深！我们也希望石义海本人悬崖勒马，如果坚持这种反动立场，一切后果由他负责！勿谓言之不预也！”但他说到最后一句时，石大爷已经回到操场一角自己的小屋，并且关上了门。

“蒜苔”正要宣布下一个发言，忽然，台下一角传出一声音量不大但音调很凄厉的呻吟，接着就有人站起来，扶着另一个人往会场外走。原来是一位老太太被眼前发生的事吓晕了，当然，也许还因为受不住烈日那么久地当头暴晒……我在匆匆的一瞥中看出来，那被扶着往外走的老太太不是别人，正是与我有一面之缘的金绮纹，那扶住她的敢是秋芸？因为跟在后面的汉子，分明是煤铺的王师傅……

关于这个批斗会，我不想再说什么了；石大爷很幸运，“蒜苔”他们后来顾不上去报复他，学校里的局势更频繁地戏剧性地变化着，一会儿这派夺权，一会儿那派反夺权，一会儿掌了权的又一分为二；而“工宣队”一进校，几派又都没有了权，但第二批“工宣队”又否定了第一批“工宣队”的“大方向”。不知怎么搞的，“蒜苔”也成了被带上台批斗的角色，罪名是参加了什么“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望着他痛苦地被撅着“坐飞机”的姿态，又使我生出了不多不少的怜悯情绪……

戏剧性变化的高潮，是有一天“工宣队”开宽严大会。“蒜苔”因为坦白交代好，“既往不咎”从宽了；而根据他的揭发和“专案组”核实，抗拒者要立即从严，我正像猜谜语般琢磨着该从严的究竟是谁时，忽听得一声大吼，却是把我揪上台去的命令。原来，哈哈，我竟是“隐藏得很深的五·一六骨干分子”！

在这种情况下，我哪还有心思研究石大爷其人，除非我也效尤“蒜苔”，去揭发石大爷竟是“五·一六”的核心人物！

六

据说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清队”阶段，我们这所小小的中学，被“群众专政”的教职工竟有21人，占全数的19.3%强；除了写检查、挨批斗，便是进行劳动改造。最重的活就是刨树根。学校附近的竹叶胡同里，不知为什么锯掉了5棵洋槐，于是我同另外9个“牛鬼蛇神”，便被指派去刨那深纠在地里的树根，而同我编到一组、被勒令刨出胡同尽头一个最硕大的树根的，是前面提到过的传达室的葛大爷。

头天去刨时，我和葛大爷只是埋头干活，没怎么交谈。我们不交谈，并非有人监视我们，而是彼此都不大摸对方的“底”。葛大爷之所以被揪出来，罪名是“反动会道门骨干”，正如他不知我是否真的参与了神秘离奇的“五·一六”组织一样，我也不知他这位当年的“火居道士”是否真的恶贯满盈。但我们毕竟都是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因此哪怕只有两个人在一起，也不可能永久地视而不见，以孤独和沉默为满足。第二天继续去刨树根，在打歇的时间里，我们终于忍不住谈起话来。

我坦率地对葛大爷说：“说我是‘五·一六’分子，天大的笑话！他们亮出来的最大的‘罪证’，就是我曾经给肖华写过一封信。现在说肖华是‘五·一六’的后台，所以我就成了‘五·一六’骨干。其实我那封信从头到尾都是同他探讨《长征组歌》的用韵和节奏问题。”

葛大爷只穿着背心，瘦骨伶仃地蹲在我面前，布满老斑、皱巴巴的皮肤被汗水浸泡着，细长胳膊上的动脉，像发蓝的死蚯蚓鼓起老高。他见我没同他见外，便也诚挚地说：“我打小在道观里当道士，后来道观房产荡尽了，天师也蹬腿去了，我就带着四个师弟，逢上白事跑去给阔主儿打醮、送殡，骗点钱吃饭。要说宣扬迷信、奉承阔主儿这号事，我是干过的，有罪该罚；可说我仇恨新社会，罪该万死，就想不通了。”

我俩对望着，我俩都觉得无须再“内查外调”，各自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出了真诚。这交接的目光，缔造了相互的同情与信任。于是，当我俩挥镐再刨树根时，就有了更多的相互照顾与配合。

那是个多么炎热的夏季啊！我们的热汗如同水过纱布般地从皮肤里不停地沁出来，衬衣上的汗碱渍了一层又添一层。但是学校并不给我们供水，渴了，只好到附近院里找个自来水龙头灌一气凉水。这对我来说简直如饮甘霖，可是像葛大爷及别的几位患有胃病的“牛鬼蛇神”，他们的日子可就难过了！特别是葛大爷，他的胃溃疡极为严重，不喝水，胃里像揣着热炭；灌自来水吧，胃里又像掉进了冰碴。看着他紧嘬腮帮、抿着干裂的嘴唇，尖突的喉结痛苦地一上一下搐动着、忍耐住干渴的模样，我的心就像被热沙子烫了般难过……

第二天下午，正是热浪最狂的时候，忽然，我看见石大爷推着个手推车，车里露出一只铁镐的镐头，脸上表情沉重地越来越近。我招呼葛大爷说：“看，他也给揪出来了！”葛大爷痛苦地点着头说：“我就知道他也躲不过。他平时轻易不说话，可猛孤丁一说，兴许就能当上个‘现行’……”

石大爷的手推车在我们的树坑前停住了。这时我才看出来，那车里还搁着一只水桶，上头盖着块湿布；他掀开湿布，一股绿豆汤的热气扑进了我们的鼻腔。我和葛大爷正发愣呢，他已经用搪瓷缸舀出了一缸子绿豆汤，先递给葛大爷，仍像素常一样平淡地说：“喝吧，不够再来。”

我看见，当葛大爷仰脖喝着、顺嘴角淌着温热的绿豆汤时，他的眼睛潮湿了……

很快我们就弄明白，石大爷并没有被“揪出来”，也并没有人命令他给我们送水，是他用自己的绿豆，在自己的火上为我们熬的汤。我惊讶地注意到，对一个确实犯有“恶攻”罪行、连我同葛大爷都不能谅解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石大爷也一视同仁地递送着绿豆汤。一缸子不够，那人似乎不敢再讨第二缸，畏缩着，舔着嘴唇，石大爷便毫不犹豫又舀出一缸子，递给了他……

更令人惊讶的是，供应完了绿豆汤，石大爷又操起镐来，轮流帮我们刨树根。当他来到我们这里，挥手让葛大爷到墙根歇歇，同我一起向那顽固的树根下镐时，我不禁问他：“石大爷，您这么样……不会惹出事来吗？”

他停下抡镐，望定我说：“没事儿。你们老的老，病的病，要么就是读书人。帮你们一把也应该。”

我心里很感激，可又总觉得这事还得“一分为二”，我朝那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努努嘴说：“他可真的恶毒攻击了伟大领袖，您可别去帮他……”

谁知石大爷干脆地说：“他有罪，该让他受罚，可也得善待他。越把他当人，兴许他改得越快。”

我心里一震。

第三天上午天阴，石大爷没来送水。歇工时，我同葛大爷不由得议论上了他。我说石大爷这人真怪，葛大爷赞同地点着头。他四面望望，压低嗓门，深陷的腮肉一抖一抖，用嘶哑的声音说：“老石这人是有点费琢磨，有档子事我一直闷在心里头，不敢往外掏。好在你也信得过他是好人，不会去揭发买好，我就跟你说说。你知道大破‘四旧’那阵，红卫兵还把我当‘工人阶级’看待，所以他们在这左近抄了家，就把东西扔进传达室隔壁的空房里，让我晚上帮他们看管。当然他们给屋门上了老大的铁锁，钥匙他们攥着。记得是个下着雨的半夜里，我听见有人用手轻轻敲传达室的门。开门一看，是老石！我问他：‘咋啦？你深更半夜的这是干什么呀？’他说：‘老葛，白天他们是抄竹叶胡同了吗？’我说：‘可不。这回抄来的东西，比哪回都多，屋子都快堆满啦。’我一边这么说，一边瞅着他，心里直纳闷。老石无亲无故，竹叶胡同跟他有什么瓜葛呢？他问这个干什么呀？从他脸上也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他闭着嘴木了那么几分钟，忽然，单刀直入地提出来：‘你把这中间的门弄开，让我进去看看。’我一听吓傻了。传达室跟隔壁的仓库之间，确实有一扇门，可多年那门都用木条钉着，封上了。我哆哆嗦嗦地对他说：‘你自己活腻了，还想连累别人呀！’他见我这样，也就不再说服我，自己走上前去，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钳子，几下把钉门的木条拆掉，推开门就进了仓库。我赶紧跟了进去，心里就像有几百条蚰蜒在爬，不知怎么办好。老石进去以后先看家具，我留神地盯着他，见他瞅到一样家具时，眼睛‘唰’地亮了，他上前用大手摸着，自言自语地说：‘果真也给抄了！’那家具是一件硬木雕的茶几，其实我看着也挺平常，因为抄来的好家具海了去啦。后来，他就仔细地到古玩堆去掏腾，看一件撇一件，撇一件再看一件……最后他满头是黄豆大的汗珠，眼里那个神情儿好怪，倒好像有几分高兴似的。他什么也没拿，就出了仓库，又把那门按原样用木条钉好。只听他跟我道了声谢，眨眼就没影儿了。我被他闹得再没敢睡，第二天见了人心里就打小鼓。可是后来红卫兵没发觉这事，我只能说老石这人命大，该着不挨揪……”

听完葛大爷的讲述，我顿觉石大爷身上的神秘气息更浓。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大概靠领袖的语录、靠查档案、靠“阶级分析”、靠内查外调、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靠逼供信……你都不能了解到他的内心。原来我曾以为石大爷是一个最简单最落后最不屑人们一顾的、最无味乃至最无价值的角色，然而在这混乱疯狂、离奇反常的世态中，他却独能保持自我，不为汹涌恣肆的狂潮左右……

历时三天近三十小时的艰辛劳动，我们终于把那章鱼般的树根刨出来了。当我们推着手推车，把刨出的树根运回学校时，由于劳累过度，我推的那辆车在胡同中间歪倒了，车里的泥土与根屑撒了一地。葛大爷忙帮我把车搬正，弯下腰去，用手把泥土和根屑往车里捧。我对他说：“这是何苦，反正这胡同有人扫。”葛大爷继续清理着泥土与根屑，鬓边闪着汗光，叹着气说：“这胡同罚扫街的是当年的格格，如今五十好几了，一身都是病，咱们还是替她省把子力气吧！”

我脑中浮现出金绮纹的形象来，不过并未产生同情的共鸣，仍旧说：“咳，她每天扫这么长一条胡同，不也扫下来了吗？”葛大爷站起来，筋络暴突的手扶到车帮上，喘着气，悄悄地对我说：“我听到个说法，每天后半夜，有人帮着她扫，只留下这三十来步的一段，天蒙蒙亮的时候她来划拉划拉，要不，她早吐血玩完了！”

我吃了一惊。恰好这时，迎面来了个平板三轮车，是满脸煤末的王师傅在运蜂窝煤。我想到秋芸和王师傅对金绮纹的愚忠，心里顿时明白了几分，便没再说什么，推起手推车朝学校而去。

七

又是一个炎热的溽暑。这一天校园显得出奇地整洁美丽。乍看外表，似乎校园这只轮船，已载着它上面的生存者，由惊涛骇浪中驶入了静谧的港湾。

朝阳把校门口的语录牌坊照得红处格外鲜艳，金字格外耀眼。牌坊下是两溜摆成半圆形的盆花，天冬草拖下长长的绿枝，一串红挺着小铃般的花蕾；牌坊两侧甚至摆上了两株栽在桶里的棕榈树。不必惊讶，只要朝通往教学楼的甬路前行，看看路侧竖立的彩绘黑板，便会明白这是为什么了。那黑板上用水粉颜料画着一束盛开的玫瑰，横过玫瑰的是中、英两种文字的口号：“热烈欢迎×国外宾访问我校！”

这已是1973年。“工宣队”的队长已几易其人，不过始终兼着校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老曹终于被“解放”出来，当着党支部副书记。随着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外国人又开始来我们国家访问，并且从六年前随时可能被红卫兵揪住辱骂的处境，变为了具有每到一处，便能使该处事前改颜换貌的法力。

早上七点半左右，有三个人在布置得颇为堂皇富丽的“接待室”里争论了起来。这三个人是谁呢？

一位是老曹。他穿着家常服装，敞开的衣领里露出黝黑而结实的脖颈，浓眉微微朝下撇着，显见心情不怎么舒畅。他是不赞成为迎接这么一位外宾来访而大造其假的——特意从区里运来了沙发、茶几、地毯、抽纱窗帘一类的“道具”，布置出这么间“接待室”；还特意从附近公园借来了棕榈、天冬草、一串红这些“政治用花”；接待外宾听课的课堂特意喷过浆，补齐了打破的玻璃，把木头黑板换成了玻璃黑板，又集中了全校最好的桌椅；甚至连学生也是从各年级里经过“政审”、“貌审”、“口试”三环挑选出来的，女学生还规定她们一定要穿花裙子。这很使那些被选中参加“外事活动”的学生家长们为难，因为家中原有的花裙子早已由于“破四旧”改作他用了，还得买布现做……总之，老曹想到这一切便有种反胃的感觉。可是当时学校真正当家的是“工宣队”的樊队长，他将在八点左右穿着“接待服”到校，在由我们布置安排妥帖的“布景”中出面接待尊贵的外宾。他是一切实际事务工作概不沾手的，但倘若接待中出了纰漏，责任却需要我们——首先是老曹——来负。

站在老曹对面的是“蒜苔”，他穿着簇新的“接待服”：深灰的“三合一”混纺上衣、裤线挺括的黑色弹力“的确良”长裤、光可鉴人的“三截头”黑皮鞋。自从他被“工宣队”“从宽”以后，经过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深入“工宣队”队部接受“再教育”，早已达到了能同樊队长他们围桌通宵打扑克的融洽境界。他被樊队长指定为“接待小组”的成员，上面讲到的种种安排布置，都是他奔走努力的结果。现在他心情愉快而意犹未尽，为“防止到时候出现漏洞”，他忽然想到，应当告诉石大爷，外宾来时不要露面，“当然在老石面前，咱们只说是省得外宾找他问话他不好答。我的考虑是老石的形象不大好，他那个罗圈腿……”

老曹脸色铁青，脖子上的筋直蹦，打断“蒜苔”的话说：“罗圈腿怎么啦？老石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倒要躲着外国人，这算个什么道理？”

我站在一旁也气得直哆嗦。我在“九·一三”事件后不久也被“解放”了，这时已经恢复了教学工作，并且因为我毕竟是全校最好的外语教员，所以安排了外宾听我给学生们上外语课。我也尽可能穿出了自己最好的衣服，但我同老曹一样，对如此弄虚作假十分反感；更没想到“蒜苔”竟说出了要去通知石大爷“回避”的话，这真是太过分了！我接着老曹的话说：“石大爷的罗圈腿，是帝国主义的压迫造成的，并不是中国人的耻辱；而且，我以为石大爷在这几年的反复里，始终没有给别人使过坏，他的灵魂和形象，比有些人美得多！”

“蒜苔”见老曹和我动了肝火，忽然莞尔一笑，满脸天真地自责说：“算了吧，算了吧，怪我多事……其实外宾来的时候，老石也扫完地回屋了，压根儿就遇不上……”“蒜苔”就有这个本事，在你对他意见最大的时候，能以最天真无邪的表情，来赢得你的谅解。记得老曹“官复原职”以后，他既不是痛哭流涕，也不是满脸羞愧，而是走到老曹面前，肩膀一耸，以天真到烂漫程度的表情、语气说：“我过去斗你斗错啦，上当受骗嘛！这么大个运动，我这算个什么问题呢？”老曹能说什么呢？自然是：“算不了什么问题……”

且说我压抑住内心的烦怨，勉为其难地随着樊队长和“蒜苔”等人，完成了那次的“接待任务”。其实来的外宾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是随着一个什么访问团集体来华的，他个人提出希望访问一所大学和一所中学，以了解中国“教育革命”的成果，回去好撰文介绍——他来华前已答应了向某家杂志提供这类文章。出乎打扮得油光水滑的樊队长和“蒜苔”意外，这位外宾推个平头，穿一身中式蓝布裤褂，着一双橡筋口布懒鞋，而且自称得过小儿麻痹症，双腿看上去不大顺眼——我认为他也是罗圈腿，只不过他是呈x形的内罗圈。他被我们哄得不住地点头称赞。唉，他哪知道许多美丽的事物都是临时摆布出来的……临走的时候，他感动得热泪涔涔，紧紧地握住樊队长的手说：“文化大革命好！教育革命好！我回去一定要写文章，驳斥那种诬蔑中国毁坏了教育的谰言！”翻译译着这些话时，似乎也颇激动，樊队长脸上放着光，看得出他内心充满了真诚的感谢与由衷的喜悦；“薹苔”笑得双眼眯成了两道缝。我望着那位外国小伙子，心里嘀咕着：我多么希望，您看见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啊……

“外事活动”刚一结束，“蒜苔”就忙于去布置人搬走棕榈、盆花……搞“复原”，以免师生们中花草之毒；我憋着一肚子闷气，想来想去无处发泄，便爽性跑到石大爷宿舍去。推门一看，老曹正同他面对面坐着抽烟，他俩脚下扔满了自卷的叶子烟烟头。我生平第一次伸出手去说：“给我卷上一支……”

这以后，每当烦闷袭上我心头时，我就跑到石大爷宿舍里去。开头，石大爷话很少，主要是我向他倾诉。可以在一个人面前不设防地尽情倾诉，这在生活中该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我向他说到了葛大爷之死。葛大爷没等到“九·一三”事件出来，就在“群专”中死去了。他撇下了一个在百货公司门口看管自行车的老伴，还有一个在农村插队的闺女，那寡妇孤女今后将生活得更加艰难……

我对石大爷说：“也许葛大爷以前确实干过不好的事，可从我跟他的接触中，我觉着他是个好人。”石大爷平静地说：“是呀，谁也不是圣人。不存心害人的人就是好人。”

渐渐地，我开始向他提出一些问题：“您信上帝吗？”我知道他从小受外国神甫支配，肯定人过教。谁知他坦率地说：“说不上信不信，因为我没见过。我只信我亲眼见过的东西。”我抬杠说：“人眼睛看东西的能力有限。比如磁场、电流、隔着墙的东西……肉眼都看不见。有时候由于心理作用，人眼睛会产生错觉、幻觉，比如您以前给我讲过的那个女鬼，想必就是您的幻觉。”他想了想说：“看错的时候兴许是有的。可人不能没看见就说瞎话啊，那叫昧良心。”

他这话乍听平平常常，可搁到心里一咂味儿，就觉得饱含着哲理。联想起那年夏天在刨树根时他讲过的话，我感觉石大爷一定是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于是，我终于忍不住问道：“破‘四旧’那阵，学生们打死的资本家，是您给盖的塑料布。我认出那块塑料布了，当然至今我没跟任何人露过。我不懂，您是受苦出身，为什么要同情一个资本家呢？”他望了望我，扔掉手上的烟头，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他们打死的那个主儿姓孙，他们家解放前就在街面上开杂货铺，这主儿人缘最次，是个‘抠门儿大仙’，家里人剪手指甲，他都让拿纸接着，完了攒在一块儿，拿去卖给药铺，就那么爱财！可他没有死罪啊，既然遇上这一劫，给活活打死了，也不该让他尸身任雨淋着啊。他也是人。人对人不能狠得过了限。解放那阵，我为什么佩服共产党？就是觉得共产党不糟践人。地痞恶霸他们逮去了，为民除害，一个枪子儿毙了算，不像猫拿耗子似的，先玩上一阵，搓揉烂了再吃。我也不知道这几年是怎么啦，时兴人整治人、人糟践人。咱们学校一开批斗会，拉出人来给挂牌子、戴高帽子、撅着揪着，剃什么‘阴阳头’，逼着唱什么‘嚎歌’……我就觉着不是味儿。跟你说实在话吧，就算那人真是坏蛋，你这么一弄，我的心也软了，我还是可怜那让别人不当人待的人。你们常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人跟人斗，不是人跟狗斗，是不？那就该有个分寸，不要弄得这么不像人样儿……”

从石大爷那散发着陈旧被褥和劣质烟叶味儿的小屋里出来，我久久地沿操场上的跑道漫步着，不愿马上回到自己的宿舍。我仰望着银河微颤的夜空，不知为什么，多次激动得不能自己。像上面那些听来朴拙而内涵深刻的话语，在那苦闷而紊乱的艰难岁月里，对我起着实实在在的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渐渐地，我每晚不去石大爷那间小屋就会难熬难过，而我感觉到，石大爷也对我有了相应的感情。有一天晚上，天气热得连树上的叶子也喘气，知了在夕阳落山后还久久地聒噪着，空气中仿佛流荡着炉膛的气息。我去石大爷屋中，意外地发现煤铺的王师傅同他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仿佛已谈了许久。

因为天气灼热，石大爷和王师傅都打赤膊。我惊讶地发现，石大爷的身躯竟是那般地茁壮。他已经年过60了，比王师傅怎么说也要大两三岁，王师傅固然体魄魁伟，但浑厚的肌肉已多少有点松弛，而石大爷那厚实的大胸肌还绷得紧紧的。不幸的童年虽然使他的腿骨失去了美感，但长年的劳动却铸就了他健美的胸脯。石大爷和王师傅盘腿坐在床铺上，他们中间的炕桌上摆着一只已经喝干的酒瓶，一盘下酒菜也吃得精光，屋中弥漫着一股子酒味。王师傅那宽大的脸盘上布满酒后的红晕，颊上深陷的皱纹里煤灰似乎已经长进了肉里，这使他显得有点像古典小说中的猛汉。石大爷颧骨处微微泛红；他眼睛闪闪放光，却是平时很少见的。王师傅见我来了便披衣下床，告别而去，石大爷并无一句挽留的言辞。我坐到了王师傅坐过的一边，可我一贯不会盘腿，就坐在床沿上。

石大爷望着我，提议说：“你今晚就别回你屋去了。我有事想跟你商议，咱爷儿俩兴许得说个通宵。”

我受宠若惊。以往总是我找话同石大爷说，他主要是担任听和答的角色。今天是怎么啦？

于是，我经历了终生难忘的一夜。

八

请想象一座废园的景象。

亭榭的油漆已然黯淡以至剥落，小小的池塘干涸得犹如长了白翳的盲眼，小桥上的石栏倒圮了一半，井台上锈满了绿苔；园中的树有的败死了却无人砍除，狰狞的枝丫刺向青天，而另一些疯长的乔木竟同树下无人修剪的灌木纠结在一起，堵塞了昔日的甬路；芦苇和杂草一直长到石阶上，石缝中长出的小树使作为桥面和石阶的石板翘了起来，各类小爬虫在阴暗的角落出出进进，鸟儿在树上和苇丛中筑下了巢，灰白的鸟屎溅在了廊柱上、栏杆上和石阶上；一阵风吹过，萧飒之声四起，伴着数声鸦噪……

是初秋的一个傍午，废园的井台边出现了一个古怪的画面：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厮，两手被绳子拴成了“苏秦背剑”的模样，两脚却不停地踩着脚下的黄泥。这小厮便是当年的石大爷。废园当时还算贝勒的产业，但外国神甫正同贝勒的管家谈判买园子的事。事实上，从神甫把持的教会学校通向这废园的葫芦门早已开放，赫爱尔神甫不待收购事宜谈妥，已视废园为己有。他听说园中的黄黏土最适宜制作泥人，已特地从天津请来泥塑匠人，准备定制一批泥人，好在初冬返回欧洲述职时，带去分赠亲友。为了使掘出的黄黏土增加黏性，他命令石义海用脚去踩上整整一天。鉴于石义海平时不够驯服，将石义海带进园中井台旁黄土堆边时，他把石义海一只胳膊扭到腰后，另一只胳膊扭到脑后，然后用一根皮鞋带牢牢拴住了他的两个大拇指，这就成了“苏秦背剑”的姿势。

再没有一种处罚像“苏秦背剑”这样令石义海痛苦了。主要不是肉体的痛苦，鞭笞和靴踢远比这样更加疼痛；这是一种屈辱，它使你感到自己仿佛不是人，甚至不是牲口，而是任人蹂躏的玩物，就像老猫爪下的小耗子。初秋的阳光依旧不减其炎威，石义海站了一小会儿就汗流浃背了，井台离他只有咫尺之远，他却不能用双手打水来喝。他真想冲出这废园去同赫爱尔拼命，但他知道那样干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另一位在他看来相当仁义的神甫德太白到外地去了，没有人会给予他庇护。他胸中也涌动着逃走的念头，但纵使他跑得出这个地方，那“背剑”的姿势也立即会让人们知道他是一个逃犯。欲反抗而不能，他的双脚出于一种惯性机械地踩着浇过水的黄泥，不久就陷于麻木状态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阵妇女的呜咽声渐渐揪住了他的心。这是一个什么女子？是天上的圣母下了凡，还是人间的媳妇遭了难？他用眼睛四处搜寻着，最后确认了那呜咽声的方位，是从荆榛长到窗台上的西房中传来的。那破落的卷棚顶房屋的门上，一方“怡文轩”的匾额沾满了燕泥和蝙蝠粪，石义海虽不认得匾上的文字，却知道那原是贝勒府的一所书房。

在书房中呜咽的是金绮纹。她那时正在妙龄，虽是素旧衣衫、满面泪痕，容貌也堪与府中仕女画上的人物媲美。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以为，1911年辛亥革命一起，清朝贵族便灰飞烟灭。其实宣统皇帝拖到1912年2月才下了“退位诏”，而退位后的溥仪依旧住在紫禁城中，照样按皇帝的排场生活；到1917年还有过一次张勋复辟，复辟前后的北京街头，朝服顶戴摇摆而过的遗老遗少大有人在。溥仪直到1926年即民国十五年，才被迫迁出紫禁城。跑到天津“张园”当寓公以后，他还以皇上自居，继续封赐效忠者爵位、谥号。明乎此，对贝勒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局面，就不会大惊小怪了。金绮纹落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之中，她的母亲是贝勒的第二个妾，生下她不久便得产褥热死去了。金绮纹从小便被灌输着复辟意识，贝勒和福晋（贝勒的嫡配妻子）一再提醒着她的格格身份。她的塾师除教她读《列女传》，也一再对她讲述着清朝的发祥和盛衰史，以培养她天潢贵胄的自尊和复仇心理。但是贝勒府的高墙拦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金绮纹的大舅偏是个革命党，后来在北洋政府中任职；三个哥哥里也有两个后来冲向了社会，变成了同老贝勒完全不一样的人物。他们穿上了西装、学会了洋文，最后干脆改名易姓，浮沉于万花筒般变化不定的世事之中。金绮纹一天天长大起来，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墙外的世界。现在她提出了到洋学堂读书的要求，被贝勒当成忤逆，在那个视她为遗产争夺者、必须摈弃之而后快的哥哥挑动下，贝勒激怒中把她打人了“冷宫”——锁进了废园中的书房，声言她若不放弃上学读书的想法，就不把她放出来。

金绮纹在悲痛地哭泣，泪水滴湿了她那滚着黑镶边的藕荷色旗袍的袖口。她额上的刘海乱了，头上的两个团髻也已蓬松。有一阵她哭得也处于麻木状态了。

也许是在石义海听出了她的呜咽声同时，金绮纹也听到了石义海足踩黄泥的吧唧声。她抬起头来，一双泪眼透过卍字连环窗棂上那破败的窗纸，朝窗外园子里望去。透过秋阳映照下飘曳的芦穗和野生的蔷薇丛，她看出三四十步远的井台旁，有那么个小伙子，正以奇怪的姿势站着，两条不够直的腿在一上一下地踩着黄泥……以她的聪慧，她很快就猜出了那是隔壁学校神甫的小厮，现在踩着的是用来塑泥像的黄泥（她听管家说起过有关的事）；她也看出来石义海正受着刑罚的煎熬，她想起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诗句，刹那间对那小厮充满怜惜，忍不住捂住脸，呜咽得更加凄楚了……

这时候出现了浓眉大眼的秋芸。她是这个贝勒府最后一茬的家生丫头。这个走向败落的贝勒府，充分地榨取着她的使用价值，她被命令主要伺候两个女主人，兼顾格格；但她在心里却作了相反的安排：敷衍两个女主人，尽心尽意地陪伴、照顾格格。她为格格偷来了《红楼梦》的石印本，格格读完又悄悄向她讲述着《红楼梦》里的故事。她们两个以紫鹃、黛玉相比。每当夜阑人静，一灯如豆，冷雨敲窗，耗子在纸顶棚上跑来跑去，她俩就紧偎在一起叹息、流泪，相互怜惜、安慰。现在秋芸偷来了书房的钥匙，她放出了格格，给格格出着主意，建议她逃出去投奔舅舅。

金绮纹在秋芸扶持下，走出了那尘埃厚积的书房，正要拐出废园、回到闺房时，她忽然要秋芸停住脚步。她指着井台的方向，对秋芸说：“不能那么糟践人。你去把那拴他的绳儿解开吧！”秋芸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后，走过去照办了。

那是一个静悄悄的秋日的中午。对于我们的宇宙和地球来说，那是极其渺小的一瞬；从现代史的角度来看，那一天的那一个时辰没有任何值得记载、分析、研究的事件；然而对于石义海，那却是神奇到极点的一幕，他终生不忘，梦里常温。他永远记得秋芸是怎样一下子走到他的身边，果断地为他解下缚住他的那根鞋带。他在惊讶中慌忙道谢，而秋芸一指前方说：“你谢她！”他透过一株垂柳微曳的绿丝望去，只见金绮纹站在一丛紫蔷薇前，两眼湿漉漉地望定他，满脸怜悯……两只蝴蝶围着她藕荷色的腰肢翩飞，几扇银杏叶儿袅袅落到她的肩头……他定在那里，不知该如何表示自己的感激与景仰。

然而正恍惚中，秋芸已挽着金绮纹消失了。那一天下午赫爱尔神甫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中午才醒来，而德太白神甫已经归来，对石义海的自我解脱，赫爱尔也就不再追究；但石义海回到自己小小的下处时，心里如煎似焚，他担心格格后来遭到了更不幸的命运，因为他懂得，格格的行为是一种非同小可的叛逆……

现在需要再想象的，是后来贝勒府侧门前的景象。府门上的铜钉能够抵御住刀剑的进攻，却阻挡不住历史脚步的踢踏。贝勒和他的两个妻妾都已经在绝望中死去。金绮纹的哥哥把包括废园在内的全部剩余房产，都卖给了教会学校，赫爱尔神甫还买下了他们正房中的全堂硬木家具。于是这一天贝勒府侧门前一片混乱。三辆马车是为金绮纹那恶兄拉家什的，一辆马车是已经出嫁的金绮纹来拉分配到的遗产的，另一辆排子车是赫爱尔神甫派石义海来拉硬木家具的……金绮纹那除了精于躺在家里吸鸦片、逛前门八大胡同而别无一技之长的丈夫，拽住大舅子马车的车门不撒手，因为他嫌细软分配得不均匀，一群路人挂下下巴，愣愣地在那里围观；大舅子躲到别处去了，大舅奶奶从马车里探出头来，大声撒泼詈骂着；闹了一阵，大舅子那三辆马车终于跑掉了，金绮纹的丈夫也便不再照顾自家雇来的马车，径自奔酒楼而去；金绮纹在马车中暗泣着，以不无依恋的泪眼望着露出在高墙上的树冠，与度过童年和少女时代的府第默默地告别；马车的车轮开始滚动了，秋芸这才跨上踏板，她手里抱着一个硬木茶几，那本是应当算在赫神甫购下的家具总数之中的，是拉排子车的石义海偷偷从车上撤下来，递给她的；石义海对秋芸说：“格格命苦，给格格留下吧。”秋芸答谢不迭：“这是格格在娘家时候，一直搁在床前的东西。可怜她一辈子没个人疼，有了这件东西，她能知道世上还有好人，今后也活得顺气点……”马车车轮在硬邦邦的黄土地上滚过，留下两道浅浅的轨迹；石义海望着远去的马车，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空空的，仿佛被人掏走了什么要紧的东西……

于是，我们接着想象庙会中的场面。

这里在拉洋片，洋片上画着些穿燕尾服的洋男和穿撑着鲸鱼骨大裙子的夷女，他们在逛被画得花红柳绿走了样的西湖景，拉洋片的人扯着嘶哑的喉咙唱着嚷着；那里支着卖面茶的架子车，硕大的铜壶和车帮上的铜钉都闪闪发光；而旁边打了花补丁的布篷下，卖三鲜肉火烧的胖老头，正用锅铲在平底锅的锅沿上敲出一串子节奏急促的花点儿；走过耍猴儿、卖膏药的圈子，穿过卖小百货和估衣的摊子，看一看花儿匠挑来的旱金莲和四季海棠，赏一赏卖鸟的带来的一笼子虎皮鹦鹉和卖金鱼的那一缸子墨龙睛；然后我们接近了庙中的正殿，在斗拱的阴影下，看见了一串子地摊，这里出卖各种古玩瓷器和字画墨砚。

多少年过去了？往事不堪回首。在一个地摊旁我们看到了秋芸。她已经发胖，从穿着上已看不出丝毫昔日“紫鹃”的痕迹。她坐在小马扎上，一边纳着鞋底，一边照顾着摊上的几件瓷器和玉镯。这时我们看见了石义海，他已经三十五六岁了，肥大的抿腰裤子遮住了他那罗圈腿的弧形，因而那精壮的身板显得颇为健美。他是上街为两位神甫买东西的，他走向了秋芸所摆的摊子。秋芸抬起眼，不无警惕地望着他。

“你买哪一件？”

“我买那个细瓷盖碗。”

“少了不卖。你先说个价吧！”

石义海从手里搁下一把汗湿的钱：“就这么多。算我买下了存在你们那儿吧。”秋芸默默不语，收起了钱。

“格格她好点了吗？”

“好点了。咳嗽少点了。”

“先生有信儿吗？”

“没有。也甭指望他了。”说着秋芸又添上一句，“他颠了也好，省得祸害。”

秋芸和石义海这么说话时，离他们十来步的地方冷不丁站出一个壮汉来，光着膀子，双手叉腰，腰上缠着好粗好鼓的红布裤带；他紧闭着嘴，眯着眼打量石义海，随时准备几步跨上去。这人当时靠耍钢叉卖蛇药为业，后来到煤铺摇上了煤球，并且同秋芸结了婚。

星移斗转，人世沧桑。再想象，我们就看见了春意盎然的天坛公园。

不必在祈年殿和回音壁流连，隐秘的感情不会到那里去交流。于是我们看到了柏树林深处的一隅。这里有一方石桌，桌旁四只石凳坏掉了一只，因此这里坐着三个、站着一个。对面而坐的是金绮纹和石义海。那已是1958年。他们用了整整30年，才终于坐到了一张桌子的两边。他们的欢乐是渺小的，哀痛是卑微的，然而，他们的生死歌哭，也应当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金绮纹坐到这里来是不容易的。直到几个月以前，虽然她切齿痛恨那卷逃的丈夫，却始终认为自己应当承担一种义务，即作为他的妻子而生存下去。秋芸的成家给予她一个很大的刺激。那王师傅曾为她所不齿，那毕竟是个卖蛇药出身的“煤黑子”，她实心实意地劝过秋芸“三思而行”，“紫鹃”再没落也不该下嫁“醉金刚”。可是，事实证明王师傅并不是“醉金刚”，在同一个院里居住，金绮纹渐渐羡慕起秋芸来，原来傻大粗黑的王师傅竟是那么善良、温驯、憨厚、纯朴，在生活中的艰难时刻，他宽厚的肩膀和铁铲似的双手，真是担得起、握得住。秋芸的儿子诞生了，金绮纹视同己出，抱着、吻着、逗着，泪水时时涌上她的眼眶，她总是扭过头偷偷用手帕揩掉。她也需要这样的人生乐趣！

是秋芸主动向她提出建议的：大着胆子迈出一步去，找个主儿成个家！金绮纹动了心，秋芸替她跑法院，很容易地就办了同原来丈夫的离婚手续。秋芸向她提出了石义海，金绮纹低头一想，自己现在还挑剔什么？王师傅的身上就有那石义海的影子，心好是头一条。秋芸让王师傅去找石义海通了话，石义海自然是一说就愿意。于是约定了到这里来相会。金绮纹的这个行动尽管安排得非常之隐蔽，终究还是在胡同中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秋芸和王师傅在她出发前一小时先行一步，免得邻里们怀疑，但是当她略事装扮，提着骨环布袋走出院门，往胡同外的车站而去时，在她背后努嘴儿、戳脊梁、挤眼冷笑的已不乏其人，更有故意迎上去高声询问的：“格格这是到哪儿串门子去呀？”“格格今儿个拾掇得够利索的，是什么好日子呀？”走到胡同口，她几乎要拐进副食店，心想还是买包味精折回去算了，后来眼前浮现出相依为命的秋芸那严厉的眼光，这才抖着一颗心，走拢了开往天坛的公共汽车站……

石义海的出行却完全是另一种境遇。他难得花五毛钱上理发馆理了发、刮了脸，又穿上了做好后几乎从未穿过的新制服，头天晚上还特意去买了一双新布鞋。他连续三天晚上都到澡堂去洗了澡，并且减少了吸烟的数量。他希望学校里的人们能注意到他的喜悦，并且向他询问、打趣乃至起哄。然而谁也没有注意他的显著变化。当天早上他走出校门去赴约时，迎面正碰上骑车上班的“蒜苔”，他老远就微笑着想招呼声“帅老师！”谁知“蒜苔”眼光虽然扫到他的身上，却仿佛视而不见，竟一阵风地蹬车而过。

现在两位对象隔桌而坐。男的已经四十七岁，女的也四十四五，他们却像一对初恋的少男少女一般，竟至于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开口说话。打横而坐的秋芸来回扫视了他们几遍，以权威的口吻嘱咐说：“你们好好聊聊，我跟老王逛逛就来。我们不回来，你们可别散！”王师傅侍立在秋芸身后，憨笑着，似乎有意展览着他们的幸福，以启发坐着的一对。

秋芸和王师傅走了。石义海抬眼望着他渴望已久的人。这天她脸上的皱纹仿佛平展了许多，眉毛格外秀媚，眼睛如秋水般澄净，以旧翻新的紫地细碎黑花夹袄，映衬得她的脸庞和脖颈格外粉白。王师傅教给石义海要首先开口，他讷讷地发话了：“当年您救过我，我多少年一直没忘您的恩德。”

金绮纹瞥了石义海一眼，他的四方脸庞绝不秀气，眉不算浓，眼也不算大，鼻翅边弯下两道长纹，把阔大结实的嘴唇衬托得分外引人注目。一目了然：这是个文盲，是个粗人；但是他的厚道、他的精力、他的可靠性也是毕露无遗的。她淡淡地一笑，接过他的话茬说：“您后来没少关照我。甭提这个了。我这辈子遇上的歹人太多，遇上的好人有数。我的心，早硬得能划洋火了。我没指望着还能交什么好运……”说到这儿她心慌了，她忘记了秋芸教给她的一切，她不明白自己的这些话是怎么迸出来的……

春风慷慨地朝他们那个角落传送着盛开的海棠花的清香；啄木鸟自觉地离开他们身旁的古柏，飞到别处去敲击树干；反映着晴阳虹彩的游丝，飘到半途便挂在了柏枝上；成团的柳絮知趣地从他们脚下静悄悄地滚过。他们还说了些什么，连秋芸也不清楚了。唯一可知的细节，是最后金绮纹递给了石义海一个尺把长的布包袱，告诉他那东西本是一对，现在她给了他一半，另一半暂留身边，觉得这就不需要再解释什么了……石义海激动得心要撞破胸膛滚出来，他悔恨自己竟没有带见面礼来，他只买了两斤蜜柑，用一方手帕包着；他递过了那包蜜柑，想到蜜柑吃掉了便不会再有，他和金绮纹都不禁笑了，他笑得咬牙，金绮纹笑得低头用手帕捂嘴……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仿佛底下的事就会顺遂到枯燥乏味的程度。不然。先是金绮纹病了，除了不死，一切内科症状似乎都有。石义海急得恨不能上天去讨仙丹，倒是王师傅有天来告诉他：不用怕，死不了；这是妇女闹更年期，闹过去便会好的。于是石义海等到了1962年。又起了新的波澜。这时候金绮纹已经接近五十，街道上传出了种种关于她的流言蜚语。最甚者干脆说，前两年她秘密地做了一次人工流产。为保持做人的尊严，她觉得还是保持独身的好，免得人们在婚后怪笑着说：“瞧，果不其然，毕竟是格格出身，哪有不寻痛快的……”秋芸找她好说了多少回，也歹说了多少次；王师傅又去督促石义海开证明信以便登记，他说：“你开了她准也开，她不会让你那么为难的。”

是一个降雪的日子，鸡爪雪给校园织成了一幅抖动的网幕。老曹穿着棉大衣，戴着栽绒帽，忙匆匆地要到区里去开个什么会，忽然迎面遇上石大爷，让他给叫住了。

老曹哪里想得到，石大爷是经过了好多天的思想斗争，才终于定下了这么个方案，在僻静的甬路上堵住他，来提出那对自己一生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的。石大爷不愿向学校里别的领导开口，他觉得这个黑老曹相对而言比较通人情，也许能理解他，帮他办理并代他保密。

“老石，天冷，你怎么不在屋里暖和着？”老曹看见石大爷棉袄两肩上的雪足有寸把厚，惊讶地问。

“我有话跟你说……”石大爷两眼望着别处。

“我要开会去哩，”老曹解释地说，“天冷，你别站在这儿受冻。有工夫我到你屋里去，听你慢慢说。”

“我有个急事……”石大爷忽然瞪住老曹，仿佛生气了。

“你说吧你说吧。”老曹在内心里检讨着自己刚才的态度，主动地揣想着：他会有什么急事呢？

石大爷却又不言语了。老曹便蔼然地询问着：“你那屋里的炉子太小了吧？赶明儿我让总务科发你个高腰的花盆炉。学生踢球老打碎你那玻璃窗是不？我让体育组帮你安上铁丝网。你咳嗽好点了吗？医务室的‘嗽喘宁’没有了，你自己先去药房买几瓶吃着，我让校医给你报销……”

石大爷鼻孔里喷气了：“我不要这些玩意儿了，我要……我要开封介绍信！”

这回老曹总算听明白了，他爽快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开完会回来我就给你开。你那棉被胎子也是该换换了，你单身一人的棉花票，哪够一床胎子？开个介绍信补助你一下。”老曹想起半个月前石大爷提过的话茬：他那棉被胎子该换换了。

谁知石大爷仿佛被老曹扇了一记耳光，他跺一下脚，一声不吭地绕过老曹的身子，走人了。老曹耸耸肩膀，心想得原谅他的孤僻，也便管自去开他的会了。

天黑了。石大爷回到屋里，久久地没有开灯，愣愣地坐在床头，沉思着。连学校里最能接近他的人，也不懂得他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在人们的眼里，他也许是一个优秀的工友、一个值得表扬的工会会员、一个“以校为家”的模范、一个任劳任怨的典型……然而人们竟全然忘记了，他也是一个需要女人的男人！他需要一个小小的家庭！一种最普通最琐屑的人生乐趣！

这一冬石大爷得了急性肺炎，住了院。人们注意到煤铺的王师傅常来看他，给他带来灌满热鸡汤的暖瓶。这种鸡汤的味道，那些日子里也常飘溢在金绮纹炉子的周围，并且引出了同院某些邻居的闲言碎语……

正当石大爷重新鼓起勇气，要找老曹开证明结婚的当口，席卷十年的大运动起来了。石大爷听说金绮纹以“封建余孽”的罪名被抄被斗以后，忧心如焚。他说动葛大爷，到堆藏查抄物资的仓库去寻觅了一次，没有发现那与他收藏的信物相应的另一半信物。后来王师傅告诉他，那另一半信物被金绮纹妥善地埋藏起来了，其可靠性如同埋藏在她的心房之中，这令他非常感动。后来，每当夜深人静，石大爷就扛着扫帚来到竹叶胡同，替金绮纹清扫那罚她清扫的地面，只留下一小段由她天亮后自己去应付……

九

这一切都是在那个难忘的夜晚，石大爷讲给我听的。当然他讲述时用的是另一种方式，另一种口吻。

在他讲述中，我曾追问过：“格格给您的那样东西，究竟是什么？”

他脸上的酒色尚未褪尽，听我一再好奇地追问，忍不住打开了他那唯一的木箱，取出了那一尺来长的布包袱。他脖子上的血管有力地起伏着，满脸焕发着幸福的光彩：“这儿哩，这儿哩……”但是当他那粗大的手指触到包袱的结扣时，他犹豫了。他低下头，微微地喘着气，仿佛在摔跤场上进行决斗，这说明他内心里斗争很激烈。终于，他抬起头来，吁出口气，诚恳地对我说：“我起过誓，不给别的人看……我得对得起格格。”说完，他几下把包袱放回了木箱中，使劲地扣上了锁，额上沁出一溜黄豆大的汗珠，抱歉地对我憨笑着……

石大爷讲完他的爱情经历后，时间已经是下半夜。整个校园乃至整个城市似乎都已进入酣睡，唯有夜风如醉汉般地游荡着，送来远近唧唧吱吱的虫声。

一听完，我便激动地建议说：“石大爷，我明天就找老曹他们，让他们赶紧开介绍信，成全您们的好事！”

石大爷点头说：“我今儿个叫着你，也是想借你一把力气。如今街道上也给格格落实了政策，她还算人民内部，我想着这回我俩的事儿，总该能上谱儿了吧。”可他又郑重地嘱咐我：“今儿个我把心掏给了你，你可得替我兜着。你也不用忙着明儿就找老曹去说。哪天我们合计好了，我再求你，你再去说。没说之前，你务必得没事人似的，别给我露了。你依不依我？”

我说：“就依您的。”

他两眼闪闪地望定我：“你给我起誓。”

我心甘情愿地起了誓，他笑了。我从没见他那般舒畅地笑过，他没有笑出声来，但是眼睛弯成月牙儿了，脸上的笑纹展得很开，咧开嘴露出整齐、结实的牙齿，我头一回觉得他的面容是美丽的。也许这是一个规律吧，幸福能使每一个人变得美丽而和善。

然而两天以后，我发现街道居委会主任大妈来学校找老曹，老曹跟她说了没几句话，就让她找“蒜苔”去了。我走过去问老曹：“她来有什么事呀？”老曹皱着眉头说：“说是他们街道上也要接待外宾，找我们取经……问我们有什么经验，咱们那经验能往外端吗？……”

我好奇地打听：“什么外宾要到胡同里参观？”老曹淡淡地说：“是那格格的丈夫回来了。听说如今入了加拿大籍，在那边是个挺拔份儿的资本家，这回是来参加交易会，参观游览……”

我一听差点蹦了起来，老曹吃惊地望着我，我连忙掩饰了过去。一上午我讲课都心神不定，中午吃完饭，我就跑到石大爷宿舍去了。

王师傅刚从他那儿出去。果不其然，他已经知道这意外的消息。我说：“怎么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来……”石大爷正色截住我说：“兴许我才是那个程咬金。咱们别再提这档子事好不好？”

我利用到竹叶胡同访问学生家长的机会，搜集着有关的消息。金绮纹本是坚决不愿同过去的丈夫见面的，她强调已履行过离婚手续。但“有关部门”一再通过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动员她“贯彻革命外交路线”，她才勉强同意了。为欢迎这位贵宾的来临，竹叶胡同掀起了大扫除的高潮，“查抄物资清理办公室”主动送还了全部属于金绮纹的东西，包括那只高脚硬木茶几。那位……怎么称呼好呢？姑且称为商人吧，本是一位眠花宿柳的恶少，他对金绮纹毫无感情，竟至于在1948年背着她卖掉了房产，卷款而逃。大概世界上可变性最大的莫过于人。他先逃到香港，后跑到加拿大，以那笔钱为资本，七搞八弄，居然发了财；在生存竞争中，他戒掉了一些生活上的恶习，增添了一些经营上的狠毒；他娶了外国妻子，养了几个混血儿，终于抵达了功成身退的境界；如今他已成为商业巨子，洋妻子一病呜呼，大儿子执钥秉财，他忽然似大梦初醒，深疚于以往的荒唐，遂吃斋供佛；他如饥似渴地寻阅关于祖国大陆的报道文章，他乡思悠悠，金绮纹的哀怨面容时时侵入他的梦境，于是他带着大儿子回来了。不是出于虚伪，乃是出于忏悔，他见到接待人员便盛赞共产党的功德和社会主义的成就，他恨不能剖心立誓，要为增进祖国的繁荣富强“竭尽绵薄之力”。

据说那位归来的商人，见到金绮纹独居一室时，不禁老泪纵横。他以为金绮纹是在二十几年如一日地“夜夜盼郎归”。他郑重地提出，要将金绮纹接到加拿大去颐养天年，以赎他早年之罪。陪同会见的人们都以为，一则中加友谊的佳话就要诞生了，特别是当那商人命令自己的混血儿子向金绮纹行鞠躬礼，而那长发洋服的青年听命俯身时，人们竟至拍起了巴掌。

但金绮纹的态度使对方极度失望，她冷冷地说：“不可能了。我一个人过惯了。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你当年卷包一走，倒让我成了个自食其力的人。在新社会里，我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一开头，我剥云母片儿，糊纸盒子，贡献太小；如今我学会了画蛋壳，你瞧，这桌上摆着的都是；再瞧墙上这奖状，是头年工艺美术公司发给我的；这山水彩蛋也运到你们加拿大去，能为我们的国家挣外汇、增光；这样的日子我过着心里头挺自在。你这次回国来看了我，为以前的罪过道了歉，我也就不再记恨你了。祝你今后多做好事吧。”那加拿大商人并不灰心，留下话说：“你再考虑考虑吧。到底年岁不饶人，就是为人民服务，你也该退休了。我随时准备着回来接你。”

于是，街巷胡同里开始流传着关于格格不日启程赴加的种种说法。

夏末的一日，夕阳西下时，我去石大爷宿舍找他。他那宿舍从来不锁门，找他的人也无须敲门。我如往常一般推门而进，室中空无一人，石大爷不知到哪儿去了。我闷闷地踱出他那小屋，走出学校，顺僻静的街道散起步来。天空弥散着金红的棉朵般的云块，晚风中挟带着马缨花的醉人的芬芳。拐了个弯，前面路边出现了几株高大的国槐，我看见一个梳双辫的少女，正弯腰扫着树下稠密的槐豆。我正奇怪这树上的槐豆怎么掉落得这般多时，从粗干后闪出一个人来，他举着顶端带拉钩的大竹竿，专心地绞着树上的槐豆。啊，这不是石大爷吗？我走上前去，叫了一声。

石大爷看见是我，遂放下竿子，拉起敞开的衣襟擦了擦额上的汗，指指那少女说：“老葛的闺女。”又对那少女指指我说：“学校的老师，你叫叔叔吧！”

那少女长得瘦瘦高高的，眉眼儿使我想起了活着时的葛大爷。她叫了我。我问她：“你上调回城啦？”

她脸红了，不好意思地说：“没。我妈一个人生活困难，石大爷帮我绑了这么个竹竿，教给我打树籽。树籽卖到药铺去，多少是点补助。”

其实以往我常在街上遇见打树籽的人，我从未考究过他们是为了什么，还朦胧地以为那都是园林局的工人。现在我才懂得，在我们这个城市里，还有着一些这样的平民百姓，打树籽、逮土鳖、捡烂纸、拾西瓜籽……为的是补助一下他们那匮乏的物质生活。

我帮着石大爷为她打了一阵，看她把满筐树籽搁到小轱辘车上，推着走远了，我才同石大爷走回学校，来到他的宿舍之中。

我提起了格格的事。我劝他干脆这就提出来开证明登记结婚。

石大爷平静地坐着。他又恢复了用多年前的烟袋锅，吧嗒吧嗒地吸着，诚恳地对我说：“老王来传了话，格格也有这个意思。可我眼下不能。我得凉一凉，得容格格多想想。”

他没话了，我也无话。我俩就那么默默地坐着。

起初，我并没有面对石大爷，我两眼直望过去，映入我眼帘的是靠放在门背后的大竹扫帚。这竹扫帚的把手部分已经磨得焦黄发亮，帚尾已经发灰。我平生第一回对一把扫帚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和浓烈的感情。我想到这扫帚每天牺牲着自己，为使世界清洁而美丽，它孜孜不倦地留下它所喜欢的、除掉它所不喜欢的；当道路和地面变得整洁爽目时，它却必须躲藏到不被人们所见的角落里去……

当一派柔情荡漾在我的心头，并逐渐增强为奔放的激情时，我把眼光转向了石大爷。石大爷的侧影有如一尊充满了爱与力的石像。

这里没有小提琴在演奏婉妙的旋律，没有吉他或曼陀林的和弦，没有人朗诵象征派的诗歌，没有米开朗琪罗的壁画与罗丹的雕塑，没有盛开的玫瑰与含苞的素馨，没有泉水叮咚也没有松涛呼啸，没有檀香的氤氲也没有古筝的清韵，这里只坐着一个60岁出头的没有文化的不引人注意的童贞男，一个质朴到极点的厚实晶澈的灵魂；但正是他，却使我心中充溢着诗情画意，鸣响着黄钟大吕，饱吸着露气芳香，升华着纯真的人性美……

十

我从出版社打电话给老曹，告诉他悼词已经写好，一会儿我就动身到学校去。我对老曹说：“追悼会应当邀请校外的几个人参加……”听筒里传来他吃惊的声音，“校外的？谁呢？石大爷没有亲友啊！”我对他说：“有的。到了学校，我就告诉你。”老曹似乎明白了几分，他对我说：“他那包裹里的遗物，你大概也知道是怎么来的了。快来解开这个谜吧，这两天学校里议论纷纷……”

我坐电车到学校去。下了电车，恰巧遇上了“蒜苔”和另外几个教员。我们一起穿过竹叶胡同朝学校走去。

“蒜苔”高声谈论着关于石大爷那神秘遗物的事，并且发表着荒诞的猜测；“……你们没见过如意？咳，就是故宫里头炕桌上常摆的那种玩意儿，二尺来长，整个形状像是几何学上的相似符号，大头是个灵芝形。昨天我到老曹那儿看了看老石的那一柄，是硬木雕的，镶得有猫儿眼、祖母绿一类的宝石……他怎么会有这玩意儿呢？多半是当年学生把抄来的东西随处乱撂，他捡的；老石这人偷是不会偷的，可捡到了值钱的东西，他也知道包严实了存起来，可见在商品社会里，就连最俭朴的人，也难免有一双好财的眼睛……”说到这儿，他便眯着眼，纵声笑了起来。

我本没有去听“蒜苔”的议论，我在为石大爷之死而责备自己。自从我调离学校之后，纵使路远、工作忙，我也不该长久地不去看望石大爷啊；而我在仅有的几次看望中，又为何只是匆匆泛谈，没有爽性在他那里住上一夜，抵足而谈呢？……

可是当我听出“蒜苔”在谈论什么以后，我的心就像被人剜了一刀似的，忍不住朝他吼了一声：“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蒜苔”照例报之以耸肩微笑，双眉上扬，形成一个标准的天真烂漫的表情，不作声了。其他的几个教员也不再问什么。一时间我们几个都只是默默前行，唯有脚步声杂沓地响着。

忽然，我听见了一阵渐响的呜咽，随之这呜咽变为号啕大哭。那是14号门里传出来的。这哭声随着打旋的秋风直上九霄，风中的片片枯叶，仿佛就是那哭声化成的精灵……

哭声撞击着我的心，我的喉头，我的眼眶。我想起了一切。一个人死去了，另一个人真诚地为他哭泣着。这在世界上来说，是一件最平淡的事；然而，从这哭声里，从那两人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中，我却捕捉到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东西……

那格格的哭声是悲怆而奔放的，不能不引起我强烈的共鸣。

我拼命地压抑、压抑，然而终于撑不住，“哇”的一声，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蒜苔”和别的老师都惊呆了。他们茫然不解地望着我，仿佛我患了一种什么神经上的毛病。

我一边朝前走一边恸哭……

人们啊，听到我这哭声，愿你们能够理解！

你们应当理解。

1980年1—2月写于垂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