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忠贞似乎是有一定联系，因为朝三暮四地移情别恋，那不能叫爱情，而只能叫玩弄感情。这种“玩弄”当然不仅仅指玩弄别人的感情，其中也指玩弄自己的感情。

爱情的甄别与抉择也呈一种具有因果意味的递进链，因为爱情是没有固定程序和永恒模式的，爱情更多的是靠心与心的贴近触碰，进而产生相互的磁力。而爱情的冷热规律，爱情的颜色褪变，爱情的转化等都离不开甄别。而顺着甄别下来的抉择又是很自然的事了。

爱情过程中有甜有苦，已成一种规律，而爱情中的角色定位有时却不易把握，本文主人公在处理其他事务时表现出了一种利索的作风，而面对牵涉自己幸福的爱情抉择时，却优柔寡断，这，不知道是否可以归结为人性的弱点之一？

其实很多时候幸福距自己并不遥远，而自己追求幸福的种种作为有时却使自己远离幸福。人生很多时候是这样，人生中的爱情过程往往更是这样。采访三十九岁的花卉盆艺场女老板郭逢春是因为多位广西乡友的引荐。但当我们见面时，却感十分眼熟。稍一交谈，笔者便想起原来1996年省作家环岛采风时，笔者作为打前站的联系人，曾与接待参观，并全程陪同作家们实地考察的正是郭逢春。她的名片上打的是“三亚永隆热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参加过那次采风的作家们也许都还记得，瓜田里的瓜不但满地皆是，而且熟透流香，但陪同参观的人却就是闭口不提“尝一尝”这三个字。尽管三亚的五月骄阳似火，尽管行山野、走阡陌已使得这些长年自困书斋的男女作家们全都是热汗津津，口干舌燥。

好不容易等参观完毕，就在作家们即将登车时，郭逢春才叫瓜农们搬出几十个色泽诱人、大小不一的熟瓜放置车旁，旁边放着一台秤和两把瓜刀，也就是说，这瓜要吃要拿悉听尊便，但前提是必须过秤交钱。

说实话，这种情况作家们好像都不多见，按照作家们的惯常理解并东哈哈接受的做法应该是——作家们在参观前应该空调室里先把那优质良种瓜遍尝一轮，然后在瓜田地参观，看到具体哪个瓜长得可人，随时都可以判它“剖腹”。至于在参观完毕时，当然在地头边上吃它个遍地狼籍，最后才心安理得地“吃不完兜着走”，上车“拜拜”……

笔者承认，在联系参观时，心里曾经是如此这般“预测”这参观程序的，估计作家们的心里预测和笔者也相差无几，所以，当百般期待而无人叫吃时，实在又馋又渴的作家们不得已才掏出钱，按并不优惠的价格秤瓜、吃瓜。

这个时候自感最没有脸面的当然是笔者，作家们吃出一肚子牢骚，上车后一路议论那瓜场老板“小气”、“吝啬”，笔者同时感到好像也是在议论笔者的无能。

瓜田的参观际遇是令人难忘的，但是，一个台商瓜地里的高级打工妹，何以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拥有千万财产的花卉盆艺基地女老板？

就在笔者略有疑问时，郭逢春开口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为1996年那次三亚参观的事说上一句“对不起”。我知道你们作家和记者一样，到哪里参观采访都是有人给侍候得好好的，没想到参观瓜田，大热天的，吃个香瓜也要掏钱？我估计你们上车后肯定是一路上骂着我回去的，肯定有人说我是“台湾商人的狗腿子”、“小气鬼”什么的。(她说到这里笔者反而感到不好表态了，就只好以笑来默认。)

是的，其实参观瓜田吃几个香瓜算什么？

不错！台商老板一般都不是那么大方，都有斤斤计较的一面，但在中国内地创业，为了公关，他们也是肯出血的。告诉你吧，那次恰巧他气在头上。为什么？就为他新买下的龙脉岭六百亩坡地七十年使用权的事。那事本来没有什么，地价、税金、手续包括村干部的打点什么的，他全部一一落实。高兴之极的他还特地另批一万元杀猪宰羊，宴请全村。没想到的是，在处理坡地坟地时，叫他伤透了心。

坡地使用权一卖，这里的散落的坟地主人当然得办理迁坟手续。台湾商人一般也都比较看重坟地的，所以他出手也比平时大方：每个坟头搬迁费三千元。这个价格绝对是非常高的了。你试着去问问国家建设用地中的同类情况你就会知道。国家给予的坟地搬迁费比这差多少！当然，台商邓老板经过和村委主任一起再三数定了这里所有的坟地，一共不超出二十个，也就是六万元就到顶了。

岂知，等邓老板回了一趟台湾，重新返回来时，这个龙脉岭就冒出了二百三十三个坟头，村民们为了证明他们先人的“坟地”确实在这里，有的提供了发黄的族谱、家谱，上书“曾祖叔×××葬于龙脉岭”；有的实地核准，说是这五服之内共有十六个坟头汇聚于龙脉岭；甚至还有不少已经绝了香火的人家，也由嫁到外县外乡的侄女、内倒女代为办理这搬迁坟地的手。

邓老板气是气，但是这个坟地搬迁费你是不能降低的，因为前面你已经按这个标准给二十个坟头拨下去了，面对着九泉之下的灵魂，你敢有任何不公平的举动？

惟一可以做的是核准这坟地的真伪。可是这容易吗？村民们飞溅着星沫，信誓旦旦言之凿凿，他们不但各自翻出了老皇历、老家谱来证明坟地的确有，他们还互相做证，互相指认，互相盖手印，以证实他们不但是老坟头的后人，而且还是他人坟地的见证者……

关于“坟地”的问题后来闹得很大，最后是靠新闻媒体的介入才给解决的，而我在处理这个“坟地”问题时因为获得邓老板的好感，才使我改变了生活的轨迹。这些我在后面会慢慢向你一一道来的。我这里只想说的是，那会儿坟地聚增的事使邓老板心情非常不好，他由这些太贪的村民联想到种种“参观团”和“检查团”，所以一气之下，他说：参观可以，但每吃一个瓜都得掏钱！我这里没有义务给任何人白吃白拿！

好了好了，这参观瓜地的事来龙去脉就说清了。现在开始说我的故事吧，我知道你还要在我的身上判断一番，看我到底是不是属于“伪装的幸福”这一族群呢。

说起来，难怪这里广西乡友老是要张罗我和你认识，我原来和你是老乡，我生在广西田林县，我们那儿比你的家乡县穷多了，所以女人一般有路子的都嫁出去，嫁到河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的都有，当然，近年来嫁到广东或干脆到广东当“二奶”的就更多了。

我初中毕业就帮我姐带小孩去了。我姐嫁到福建闽候县的一个小镇上，离福州市不算太远，虽然也是丘陵山区，但比我们老家广西田林要强一些。我们家老生女孩，我帮带小孩的那个姐姐是我三姐，至于我大姐二姐，她们一个嫁到湖南，一个嫁到江西。我大姐的女孩都比我小不了多少。

在几个姐姐中，就数三姐嫁得最好，姐夫在镇上是吃商品粮的，他没有田种，就做一些生意，小日子过得十分红火。按我三姐的设计，我帮她把小孩带大后，顺便就在这一带解决我的个人问题。我三姐说，在我们家四姐妹中，就我妹长得最漂亮——其实我三姐长得一点也不比我差，但她却总这么对人说。她对她老公说：“你做生意和工商税务干部都混得熟，选准一个人就把我们四妹嫁出去。”

但我在福建闽候县这个小镇住了多年，把我姐的儿子带大后，却没能如愿地在这里嫁人。这原因嘛……

唉，往下说差不多属于涉及到家丑了，我该不该说呢？唔……说了吧，不是谁，就是我三姐夫，他在乡镇上做个体户，专卖女性用品，他和乡政府、乡财税站、工商所的人都很熟。我三姐不是要他把我介绍嫁给工商局或税务局的人吗？他居然向我三姐提出，把我介绍给工商税务所的人可以，但，我得让他先睡，总不能让别人占了去……这个无耻的家伙！我三姐当即给他一个响亮的嘴巴，接下来就每晚都陪我睡，生怕我吃我三姐夫的亏。但即使这样，这个色狼还是尽量找机会对我下手。有一次他开微型小货车到福州进货，叫我去帮搬货，但我三姐说不行，你这家伙我信不过，得叫你妹子一起去，这样，我们小姑小姨做伴才一起到福州进货。

没想到返回时他叫他妹妹留下来，说是第二天去进另外一些货，这样我就和他先回去。因为我们进的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台湾来的走私货，所以我们往回拉货时一般都等到天黑才走。而且当时有两条路，一条是二级公路，刚通车不久，但我们不敢走，因为怕被设岗检查，就走那条旧公路。一路走他一路向我动手动脚。当汽车爬上一个岭坡时，已经夜幕降临，我三姐夫这时却借故说汽车有毛病了。说着他便向我飞了一下淫眼。

这时候我知道骂他是没用的。

但我当然不能让他得逞，我得教训他，用什么手段呢？说起来他怎么都想不到。我假装露出怯懦的样子在驾驶室里抽泣起来，而他以为女人的无声而泣则是半摊半就的先兆。他又进驾驶室来抚慰我。我装着接受抚慰的样子。他就把我召下来，打个手势把我引到路边一个拐弯的地方，这时夜风袭袭，我在心里骂死了这个畜牲：你这是拉一车子货走的又是旧公路，怎么敢在这里发这个非份之想？如果在这里碰上杀人越货的盗贼，你我不都死得不明不白吗？

就在我胡思乱想时他就自己先脱了衣服铺在地下，这时我灵机一动说：“唉哟，忘了一件东西在车上，说着就往微型货猛跑，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骂：我就把你这个不讲人伦的家伙拥在这山旮旯里。我跑到车边，钻进驾驶室，刚才我下车时就已经看到车钥匙仍插在那里，我马上快速打起火，等那家伙惊呼着追来时，我已经颤颤抖抖着把车开走，他那哭丧的惊呼声我虽然仍依稀听见，但我当然不再心软下来。我们闽候县属福州市的卫星城，我们这个镇比闽候县距福州还近一些，这几十公里，你就慢慢走回去吧。”

其实在此之前，我真不敢说已经会开车了，我只不过跟我三姐几回，她开车我都看着，偶尔也学着打火、起动、挂档什么的。但一直没好好开过一次。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对开这微型车特别有信心，我刚起动时颤颤抖抖一会儿，但换了档再开下去时，就感到容易极了。当我一个人把车开到家时，我聪明的三姐当然就明白了一切。她不骂我，但我看得出来她还是心疼她老公的。她拿过钥匙。口中嘟囔了两句，马上叫人卸货。然后马上开车接她老公去了。

我知道我不需要在福州继续呆下去了，于是马上拾掇行李，连夜搭上过路的班车，直奔福州。到了福州，我又马上到火车站坐夜车往湖南方向而去，经株州、转长沙，第二天便到了我的二姐那里。

我二姐对我的突然来也大惑不解，而我也没有哭诉什么，还当着二姐的面。打电话给我三姐，嘻嘻哈哈一通，说湖南常德这地方不错，这水乡泽国远比福建的丘陵、坡地强多了，我就想嫁在这边，不想留在福建，更不想回广西田林去了。我是有意把话说得轻松，以便使气氛平和融洽，其实我二姐这里是不如我三姐条件好的。这里它首先不是城镇，而是一个地道的农村，这地方在湖南中不算富，而我嫁的这个人又不大会挣钱。他最大的优点是好使唤，他常到我二姐家来帮活，故深得我二姐好感，而对我来说，他最大的好处是听我的话，这样我也就觉得不错了。反正家里家外我都好像是“一把手”，说了都算。他父母早亡，是他早年守寡的奶奶把他拉扯大的。我嫁给他后，他那七十六岁的奶奶就在当天喝喜酒的夜里给乐死了，村里人都说她这是“放心闭上眼睛了”。因为老人家的最大心愿不但是把孙子养大，而且还必须看到孙子娶上老婆。至于孙子以后混得怎样，她也就不想再看下去了。

不久我生下一对龙凤双胞胎，我们小夫妻俩，按说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我们分到责任田，地势较低洼，这样我们干脆请来推土机，推出一个大鱼塘来，两年下来，我们买了手扶拖机，准备还想包几个石灰窑，因为这一带村镇人都要大兴土木，而大规模建房。除了用大量砖瓦外石灰也是少不了的材料。

正当我们首期烧了八个窑的石灰要狠狠赚它一笔时，一场水患使我们的美好前景全成了泡影。这场水患在我们那算为五十年一遇的洪水了。常德受到的损失当然很严重。具体到我们家呢？一共二十多亩鱼塘变成汪洋一片。起码损失二、三万斤鱼。而新烧八个窑的石灰呢？其中有六个全塌掉，两个半塌，石灰全溶渗进泥水里也就算了，我们雇请的人工中还有六个人被窑塌压伤，其中三人属于重伤，这样一来，我们所攒下的家产全部赔光还不够。

好在我们雇的那几个人员来自贵州荔波地区的穷地方，他们提出的赔偿要求低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重伤的每个人就一两万元，轻伤的只给几千元。从良心上说，我是有点内疚，但当时我确实没法去向他们兑现更多了，我三姐那里，虽然我曾使他们家有过尴尬，但当他们知道我有难马上支持不少，这才使我过了难关。把贵州的工人们打发后，洪水才退，但我们再也没有激情支撑着再干下去了。我决定把土地鱼塘全转包给人家，这样我们夫妻就双双来到海南，当时正值海南第二个开发热潮。

一个地方的开发热潮对你们这种捧铁饭碗的人是没有多少区别的，但像我们这种首先需要糊口的人来说就非常重要了。起码我老公马上就可以有活干，他无日无夜去给人跟车装沙子。也难为他了，我们在老家基本上好歹也已经算一个小业主了，我们的鱼塘请了十二个割草工，专门打草喂鱼，我们八个石灰窑更是雇了很多人给炸石头，割柴草，还要请烧窑师傅去看窑火，反正我们总共养了近六十个人——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解决了近六十人的就业问题。

谁想到，一场洪水后，我们成了离乡背井的打工族，一切都从头来了。

于是我们就把龙凤胎中的儿子放在老家给他的一个姑姑看着。我们只带上不那么调皮的皮儿到海口，我们憋足一口气，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乡！

说起来我老公还是心疼我的，他说他去做工就行了，我就在家呆着——买买菜带带女儿就可以了。一个男人养不活老婆孩子还叫什么男人？起先我并不出去，每天只背着小孩到农垦附近的农留市场去转转，买点最便宜的菜就回来。不用说我们租的房是最便宜的房，简陋不说，还不能太靠近市区，因为越近市区房租越贵。我们就租附近村里的一间小屋，反正日头晒不着，雨淋不着就行了。这种凄风苦雨的日子过了一段后，我便静不下来了。我每天在菜市场上转，转来转去就认识了几个贩菜的和一些贩鱼的，其中有些还是广西人。当然，多数是广东湛江或茂名来的，他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海南话，生意做起来就比其他不会说海南话的人有较大的优势。她们每天贩菜卖菜，我就推知肯定能赚些小钱。我为什么就不能也做一做呢？于是，我就把想法对老公说。老公起先并不太同意，但我主意已定，他还是听我的一——这是从老家带来的传统。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六百元钱给我做本钱。

我第一天背着孩子去贩菜，才知道做这小生意是多么的辛苦，首先是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步行到博爱路东门市场一带收菜，然后又挑到各个菜市去卖，在差价不大的蔬菜里，大概每一百斤能赚个十二到十五元左右。但我第一天由于经验不足，收菜时看花了秤头，卖菜时又不会优劣搭配，结果，钱是没赚着，只赚得半箩筐卖不出的菜脚，只能留给自己吃了。

我虽然第一天赚不到钱，但我却发现了一个规律，或者叫做捷径，就是收菜不用走那么远——原来，博爱路这个约定俗成的瓜菜批转交易市场不管是送菜到这里的，还是到这里来收菜的，都来自四面八方。而来这里做生意的人中，有人开车来，有人开摩托来，有人骑单车来，还有人走路来，既然收菜的和送菜的都来自四面八方，就有可能来自同一方向或大致同一方向的——那么，如果买卖双方熟到一定程度，不就可以把生意放到家里来做了吗？

果然，我很快就和几个来自秀英村、滨濂村甚至长流村的送菜农民混熟。而且我做买卖就讲信誉，绝不去设法做一些有今日没明日的坑人的事。人有诚信，这生意就好做了。这样，我很快就和他们定货，他们每天就不用送菜到博爱路这么远了，而约好时间，按惯例的价钱，他们就可以送到我们家里来。这样一来，不但免去了早起床，而且收的菜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再做下去，我就成了蔬菜瓜果的二手“转批”。

不久，我收的蔬菜种类就开始“扩展”，生花生、生黄豆、生竽头、生红薯等我也一一收下来，再转批出去。这样，我这二老板舒舒服服地赚钱比我老公都要多。

我收菜、收瓜达到一定的规模后，我就再也不满足那种“守株待兔”式的小打小闹了。于是在进一步了解海南的瓜菜市场时，三亚、陵水、万宁很多的瓜菜基地便进入了我的视野。

其实，想和这些瓜菜老板做生意的人很多，不仅仅只有海口的商贩，还有广东湛江、佛山，甚至中原那几个省都有人亲自到海南打探行情，毕竟海南一年四季果瓜长熟，所谓的“反季节瓜菜”其实在海南就并不怎么“反季节”，充沛的雨量，充足的日晒，湿润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简直是插上一杆扁担都能发芽！

到瓜田做生意的人找老板，侃价钱，论作物的质量，一般都是打着小算盘，也就是说做生意的人——特别是做小生意的人一般都是太精明，几乎没有人愿意吃一点亏。在这群精明过了头的人中，我就敢说我自己是比较老实本分的一位了。当然我也要赚钱，但只要粗算下来有得赚就可以了，我并不把算盘打得那么精细。在几次进货交易中，我就在几个瓜田老板那里留有了口碑。

而最叫台商邓老板感到的，是那年连天梅雨，他几百亩瓜田被淹，成熟的冬瓜如果不及时收起来卖掉，就会烂掉。但这时来收瓜的生意佬们在一个广东湛江人的召集下却成了一个同盟并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想趁机压瓜价。

我当时也在场，我感到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不好。但在一伙人都赞同的情况我不好说什么——也就是说，我即使反对也没有用。一来我收瓜的能力有限，不属于大宗生意；二来我一个女人，号召力也有限；三来，在利欲熏心的商界，你若是发点良知良心什么的，大多会被人嘲笑。

我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多收一点瓜。而且在众商家大肆对瓜主压价时，我仍主动按既定的价钱支付。还有，在瓜田冒雨抢收冬瓜时，我并不像其它客商一样，只收进仓库晾干了的瓜。当我叫拉瓜司机把车开到田头，现场装上被雨水渗过的瓜时，在现场的邓老板就感动不已了。面对我的“义举”，知道，这一“叠满”，肯定要大大超过既定的吨数。

这种诚信，一般是相互回报的。我当然不能趁占人家的便宜，于是把瓜拉到海口后，我连夜在租用的仓库中过磅，多出的近两吨瓜，我次日就给邓老板补足了款项。

除此之外，我还应邓老板的请求，在秀英码头附近代他低价租下了五间改装过的仓库，及时把被雨浇的瓜抢收进来，并四处帮他联系买主，最终使他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感到至极的邓老板握着我的手，眼睛发红，他强忍着泪水，却说不出一句话。再过几天，他就正式地给我送来一张聘书，聘我为他的“永隆热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说实话，接到这张聘书前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于是我就和老公商量。我老公这时候已经不是靠蹲在街边等着人家叫去装沙或做零工“盲流”了，他凭一身牛劲，给江苏一家建筑公司当拌浆工，由于劳动态度好，所以当了杂工班班长。应该说他也还是有进步的，但和我比起来就差远了。我马上就任的“副总经理”年薪是十二万，这哪里是一个建筑队的杂工班长所能比的啊！

但我老公似乎并不特别为我的“走运”而高兴，他只冷冷问了一句：“这么说你就要到三亚去给台商老板当管家吗？”我当然明白男人的醋意，于是在和邓老板回话时也谈了种种顾虑。邓老板是个爽快人，马上答应我说连同你老公一起过来，我这里还要用人，过来再说。

我把那意思转告老公，老公态度就好一些了，但他舍不得那杂工班班长的职务。所以就叫我去上班吧，他先干一段再说。至于我们带来海口的女儿，本来我早就送她进托儿所了，我带着是不方便的，但为了使他安心，或者说是为了使他对我放心，我就把女儿带到三亚永隆农业基地来了。

那时你来到瓜田联系参观时，刚好我上任不久，接待你们这批作家采风之前，我还接待过多个检查团。

邓老板嘛，人并不小气，尽管他对我们参观团、检查团的种种做派不满，经常议论、批评，但具体到每个团来，几乎都是满载而归，而学生来参观，他还交待我说，请有关检疫部门对挑选出来的瓜进行检查，免得给学生吃下去造成什么不测，这还可以看出他的责任感。

但到你们作家参观团来时偏偏就不凑巧了，这事我在前面说过，是他有了一肚子气，那气全是这些贪得无厌的村民们给挑起来的。你想想这个岭坡一下子冒出二百多座坟头需要“迁坟补贴”，换谁都一样心里窝火。

最令邓老板感到麻烦的是，他这个时候恰恰在台湾有一个官司，什么官司他没有对我说，他只说需要回去协助律师掌握实情准备开庭。

这样，他在离开海南前就把处理这些“坟地”搬迁问题委托我全权处理。说实话，当时处于这种无奈境地的邓老板基本上是认赔了。他对我说：“你随便核准一下，就给他们输吧，这地头蛇的事，我们惹不起，也躲不起，就认了吧，反正就多支付六十来万罢了。”

正是邓老板委我处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展示能力的机会，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我能把这件事处理得如此干净、利索，一点毛病也没有。而且还能给公司把六十万元给节省了。

邓老板回台湾处理官司后，这里的所有“坟主”得知我是这事的处理负责人后，便纷纷找我。有人给我施加压力叫我“不要给台湾人卖命”；有人暗中向我威胁，叫我“识相一点”；有人则想收买我，即暗示我说，如果批准他办理“迁坟费”，则许诺我什么什么好处……

说实话，我性格中较犟的一点就是眼中容不下沙子，我不相信这事就没有个说理的地方。而且我对处理这事是有主见的，我知道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村委和乡镇领导干部的态度如何。而怎样才能使他们端正态度呢？我看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后从中获得了启发，于是就通过老乡联系海口和三亚方面的记者，这个老乡只认识电台记者，我说电台就电台吧，反正媒体来人调查做出要报道的样子，那些村镇干部准被唬住。

果然，电台两名记者不但来了，而且他们觉得这事有点意思，又通过自身的关系叫上了电视台的记者一起来，当他们扛着摄像机这大家伙往龙脉岭坡一站，并选择角度拍摄时，乡镇领导一二把手在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的陪同下就屁颠屁颠地来了。那几个记者也真牛，还不愿搭理这些“土地官”，只是一边拍摄，一边画图，一边用文字记录点什么。这边村镇领导就慌了，他们主动和记者答讪，说是村民们提出“坟地”问题，他们都很重视，经过调查已经感到多数是无理要求了，现在正在做工作……

记者则以守为攻，说：你们可不要太官僚主义啊，说不定是老百姓的话也有根据，说不定是他们真的老坟头在这里呢？这事由我们作客观报道，引起更高层领导的重视后，再派人专门调查吧。

这话更把这些小官们吓住了，谁都知道这一段时间里，各地都贴出这样横幅：“气走一个投资者，摘掉一片乌纱帽。”这村镇领导干部级别虽然很低，但他们感到绝对值得珍惜。

这样，在记者们棉里藏针的旋压下，乡领导当即下文件，批评这个村的领导“群众工作做得不力，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并以此事为例通报全乡。

至于对记者，他们也有一套，他们马上到乡所在地，摆上好菜好酒，招待记者。并在席间求记者们不要发这个新闻，“要多支持我们工作嘛……”

说实话，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媒体和记者的地位。所谓“无冕之王”，不少官员都怕三分的。而只要官员认真去办事，老百姓哪里有能耐闹得起事来？

我把这“坟地”事件处理好后，又一心一意地管理好基地中的各项事务。一晃三个月过后，邓老板才回来。

本来我处理这件事后，完全可以用电话向远在台湾的邓老板报功的，但我却没有主动提起，而当他问及时，我才轻描淡写地说上一两句。邓老板在电话中听出了意思，回来后对我更刮目相看。

邓老板首先决定给我奖励一百万元，然后当即宣布给我提高年薪额度：三十万元。

你们一定以为邓老板给我的奖赏是一种醉翁之意，其实说实话，这个时候他对我还是没有这方面的表示。那时候，我身边带着个女孩，他倒是经常来逗着她玩。而且瓜田基地没办幼儿园，他提出来可以用车把孩子送到三亚甚至海口市进全托的幼儿园，一星期才接回来一次。但我一方面不放心小孩远离自己，另一方面，也省得我老公怀疑我有什么出轨的行为，所以一直就没把孩子送去幼儿园。邓老板见我这样，就从附近农村请来两个中年妇女给我带小孩。

但尽管我再注意，再检点，我老公还是对我产生了怀疑。说到我老公，到1994年时他当杂工班长的那家建筑队所盖的楼就成了“烂尾楼”，因而，工钱一直就拖着未结，他口袋里一直就装着一个八千元钱的白条。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犟着去给搬家公司去当搬运工一段时间，直到走投无路时，他才接受我的劝告，才愿意到“永隆热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来。

邓老板对我老公也是热情有加，他并不安排他做体力活，见他身材高大，就安排他当保安队长，也就是巡看公司所在地和那一片成熟后的瓜田，月薪也不低于五千元。

我就知道你们记者作家敏感。你说得不错，问题马上就来了。我老公到公司后不久便开始怀疑我和邓老板有染。我老公先前是听我的，但这时任我怎么说他都不吱一声。但我看得出，他微微翘起的嘴角就已经表示了他的不满。

我知道我老公这态度与一些风言风语有关。有时我笆老板连夜在办公室时研究工作，我老公在公司周围巡逻，这时就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他“你真是一个好保安啊？”这种有潜台词的话叫一个大男人怎么咽下去呢？

于是在听多了传言和不负责任的议论后，我老公咽不下这口气。这天我和邓老板一起到定安和琼山交界去看一处将要转让的花卉基地，回来后发现他已经不辞而别，并抱走了我们的女儿。

我焦急万分，邓老板也很着急，他马上派车派人到海口，找到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找我们的老乡，包括我的广西老乡和他的湖南老乡，但都没有我老公的任何消息。邓老板还把找人的范围扩大到三亚、琼海、儋州、文昌等，但仍没有一点消息。

老公的出走我是难过的，天地良心，我敢发毒誓，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他的事，而他怀疑我和邓老板有染，则是对我和邓老板一种伤害。

邓老板在寻找一段时间后仍不见我老公踪影的情况下，这天他就在办公室里和我细谈。说白了他就在这个时候才向我求爱。他冷静地对我说：“你我本来是问心无愧的，但却被别人怀疑，你的先生也不信任你，这种没有信任感的夫妻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我承认他也不是个坏人，但她不会是你理想的丈夫。我建议你离婚——如果找不到他，就可以在婚姻登记所在地通过法院，用诉讼离婚的方式来个缺席判决。否则，他这么不负责任的出走，对你是太不公平了。”

我承认邓老板说得有理，而且他并不自私，他当然也表示对我的爱慕，但他又说：“你考虑嫁不嫁给我是另一码事，但你离婚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追求到幸福，否则，你陷在这种不清不楚的境地中怎么行呢？至于我向你求爱是我的权利，我马上就回台湾离婚——请注意，我可并不是为了追你才要离婚的，我这个离婚已经成了马拉松了，别以为内地离婚就难，台湾就很容易。我的婚姻问题由于有财产的确认问题，所以一直就搁着，已经是好几年事了。”我上次回去三个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还是一下子没到位，还有很多财产确认和财产分割问题，其实我本来想退让了，但我的家族就不允许我退让，家族中长辈甚至叫我就在海南找个“二奶”，再跟她耗下去，但我想，如果这样一来，我就理亏了，所以我一直清清白白。

我承认邓老板较理性，而且较文明，说实话我要是孤身一人的话，我会毫不顾忌地嫁给他。

但此刻我当然不能随便答应，因为这涉及到我那失踪的丈夫和一对儿女——噢对了，他不但抱走我身边的女儿，他还回老家湖南常德，抱走了留在老家的儿子。你说这对龙凤胎我能割舍得了吗？

况且，我什么事还没有呢，我广西老家及我嫁在外地的三个姐姐均打电话给我，没有一个不指责我“太过分”。我真想问所有指责我的亲人一声，我到底在哪里“过分”了？

我尽管心情烦乱，可我仍协助邓老板先后把定安和琼山交界的两块价格非常优惠的土地吃了下来，办起了花卉基地。

邓老板叫我管理花卉基地，但我却想向他辞职，邓老板绝对不同意，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个时候你是不能离开的，就算我求求你。即使你不同意我向你求婚，甚至反感我在这个时候向你表示，从公司的角度上你也是不能离开。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可能要回台湾，并不是说这一去就一定能解决离婚中的遗留问题，能不能解决是另一回事。但这里的事又是另一回事，这里要运转，新的花卉基地我已经请来了专业的技术员，我请的花卉技术员是一对夫妻，他们明天就到，我马上安排你和他们夫妇一起到泰国、新加坡去考察花卉园艺培育的状况，泰国和新加坡都有台商在那里开发这类产品，我已经联系，我回台湾前，争取把你们送出去看看。先开开眼界，才能把这花卉基地做大做好。恕我直言，现在海南也有不少同类花卉盆艺场，但我觉得他们首先是眼界不开阔，根本分不出来泰国和缅甸盆景榕的区别。更不要说引种自南美的种种铁树和微缩乔木了。他们只能去卖一些柑桔，只能卖一些胡乱用“发财”、“进宝”、“吉祥”之类的词汇装点的种种盆景……

我承认邓老板是一个干才，如果他不被婚姻所累，他会做得更好。而我在他公司那里确实学了不少东西。我不能在他脱不开身又十分需要我的时候离开。

邓老板略约考虑了一下后，又对我说：“这样好不好，现在开始你不再拿年薪，我同意把全部投资的百分之二十的份额拨到你的名下。如果我们以后有缘份走到一起，这当然最好，但如果没有更深的缘份，也算你在我几个关键的时候帮过我的酬答。”

人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想，是人都会有所触动。这样，在邓老板的安排下，我和搞花卉技术的夫妇一起到泰国和新加坡考察，我们考察的地方大多是台商在这里办的实业。这次的泰新之行真的使我眼界大开，我现在的花卉盆艺基地很多地方就是模仿人家。邓老板等我们考察回来后便又回台湾去了。走前那天晚上我们几乎是彻夜长谈。我们那晚谈了很多，各自谈了身世和种种际遇，对各自婚姻前景作了预测，还抒发了许多人生感慨。我承认那天晚上我是动了情，我第一次如此痴迷地向一位男人倾吐。邓老板年龄比我大十二岁，属相上刚好大一轮，而阅历和各方面知识他比我不知强多少倍，他为人儒雅，却也不乏激情，他经商算计精明但仍算慷慨大方，不管从哪方面看他真的都成为我的偶像。我承认，那天晚上要是他真的表示要进一步亲近我的话，我是不会拒绝的。但他没有任何表示或暗示。说实话，我们这里的人议论起台湾老板来一般都认为是最爱玩女人，又最小气且不讲信义。而通过对邓老板的认识，我觉得这种议论有失偏颇。

邓老板回台湾后我便开始投入花卉盆艺基地的经营。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印尼、文莱、沙巴等国运来的优良盆艺陆续到货，邓老板又从台湾稍来了一些经过培育的盆艺样板。除那对技术员外，邓老板又请来了一位泰国盆艺师，由他做技术统筹，这样我们的花卉基地便发展很快。不到一年，便有客商到场里来订货物。从投入到产出，速度之快，无不引起同行的羡慕。以后，当我们的盆艺打到广州，打到北京时，同行更是嫉妒了。

当然我们新开的这花卉盆艺场也碰到一些麻烦，比如在产品上市时，有一些小流氓来捣乱，说什么来收“保护费”。这方面我可没有半点怯懦，我只冷笑地问他们那小头目一句：“你们当真是黑社会？”当那个小头目不置可否地抖二朗腿时，我一拍桌子，怒吼一声：“你先去打听打听姑奶奶是谁，别来这找打！”

此外，与当地老百姓、乡村干部以及水电等部门打交道时都有一些小故事，这些我都一一处理得妥妥贴贴。

邓老板回来之日，他带来了一脸灿烂的笑容，他的婚姻问题终于处理好了。他对我说他可以正式向我求婚了。

但我的情况依然是没有下文。我的老公仍然没有下落，我二姐来电话说，有人在深圳看到他。我马上亲赴深圳，并花钱雇请好几个乡里人协助找，却仍是找不着。我的几个姐姐都来过海南，她们了解情况，都已经不再怪我，而且都支持我立即处理这起已经死亡的婚姻，不能把自己给憋死了。但我自有主意，我并不听取她们的意见。

至于邓老板这边，他原先说给我拨划百分之二十份额一直没有办手续。此刻我再一次向他辞职，我说，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老公可能还躲在哪个暗处窥视着我的一切呢，我要这样继续下去，肯定没完没了，只有我辞了职，自己出来干了，他才可能露面。

邓老板听了我的话，频频点头，长叹一声，他对我说：“好吧，我说话算数，我现在就把这个花卉场拨划给你，这个价码虽然略多了一些，但我也就无所谓了。我还是坚信我们最终的缘分。你现在没完没了地等待你丈夫的消息，一方面我是反对的，从人的基本权利来说是没有这个必要：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也还是感叹你的忠贞和诚挚。在当下是已经少有这么负责任的女人了。”

果然，我从邓老板那里办完拨划手续后不久，常德他家的亲戚便给我捎来了话，说他在长沙。而且还给了我具体的地址。我当然马上直飞长沙，这回是找到了他，但没想到，他已经娶了一个女老板。这个女老板在长沙和岳阳之间搞大型养殖场，他给人家打工，那个女老板只有一个女儿，见我老公打工卖力能吃苦，于是那个女老板就很欣赏他，多次和他上了床。听说还怀过一胎但不知为什么后来打掉了。至于我那对龙凤胎，早已管女老板叫“妈”了，那女老板对他们也不错，都给他们读全寄宿制的贵族小学。说起他们我就心酸，他们已经不认得我了！

而面对我守身如玉至今，我老公死都不信，他说你不和那个台湾老板上过床，三岁小孩都不会相信。

我面临着几种选择，一种到法院告他们重婚罪，这肯定是一告一个准，即使他们赖着说不是重婚，而是同居，那这个“同居”也是违反新婚姻法的，不管怎样，他们总得接受或重或轻的惩罚；一种是离婚后成全他们，再有就是把他拉回来。有这对龙凤胎做情感纽带，这也不是可能。

这几种方案我都考虑过，但又都下不了决心。一是我没那么狠心，好歹共同养育过一个双胞胎，怎么样也仍然有点感情基础，现在把他送上法庭，这种事我做不来；二是把他拉回来嘛，又觉得已经没什么意思了。所以，现在我虽然还没决定采用哪一种方案，但估计是要成全他们的居多。

至于邓老板，他更关注我了，而且碰到我的花卉盆艺场有新动作，他都乐意派人过来帮忙，但对我的婚姻处理方式，他却不置一词，我曾向他暗示请教，他只笑了一声说：“这其实太简单了。”

所以，直到现在我仍处于左右为难之中，眼看我马上就四十岁了，我不能这么耗下去了，但我该从哪里入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