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法律是无情的。其实，这句话只在劝戒人们遵守法律时才是成立的。因为对违反法律的人，应当无论其身份、地位，只要达到法律规定的条件，都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标，却是对人的关怀，对人权实现的保障。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制定和审议过程，引发了人们对法律“以人为本、与民方便”宗旨的思考。

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律？因为法律是人们行使权利的保障，法律是人们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补救的手段。在由个体组成的社会中，个体权利和自由与公共秩序之间形成一对基本矛盾。一方面，作为个人，要强调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社会需要秩序。如果过分张扬和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必然损害公共秩序；而如果过分强调秩序，则必然过度损害个人权利。法律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限制，一定要遵循公正的原则，而衡量法律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是否公正的标准就是，这种限制是否有利于公共秩序的实现，因为，如果没有了公共秩序，任何人的权利都不可能实现。而衡量一部法律好坏的标准，就是它是否将对人的关怀、对个体权利的保障以及是否便于人们行使权利作为立法的首要宗旨。

立法以人为本，首先要树立法律不是赋予人们权利的工具，而是人们权利实现的保障，同时是人们行使权利的规则的理念。人的权利不是任何人赋予的，更不是任何人恩赐的。相反，为了公共秩序，人的权利要受到法律的限制。立法者应当有这样的观念，只有在有保证公共秩序的必要时，才能通过法律限制人的权利。比如，只有在人们随意通行必然会妨碍公共交通时，才有必要制定交通规则，而交通规则的制定者，应当意识到交通规则实际是对人们通行自由的限制，当然，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使所有人都有更好的通行条件。立法者绝不能将自己作为权利的赏赐者。有了这样的观念，就不会出现类似于“违反交通规则撞了白撞”这样的视人命如草芥的制度设计。

立法以人为本，在制度设计上，就应当围绕便于人们行使权利，为人们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为中心。既然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行使权利，如果法律对人们权利的实现作出种种不必要的限制，则这样的制度是不可能实现其立法为民的宗旨的。为了便于人们行使权利，为人们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就应当在制度设计上，限制处于优势地位的组织和人员的权利。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认定机动车作为高速运输工具，对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一定危险性，规定高速运输工具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无过失责任。同时，法律为了保障人权，就应当对违法者进行有效的制裁，因为违法者实际是侵害了他人的权利或者损害了公共利益，应当付出代价。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如果机动车驾驶人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将被吊销驾照，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就显得那样顺理成章。

我们欣喜地发现，在我国近几年的法律制定中，越来越体现出法律对人的关怀，对人权的尊重。《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相继颁布、实施，为个人权利受到国家机关的侵害提供了有力的补救制度，而《行政处罚法》中确立的法无规定不处罚的原则，更是一个关于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一个基本界线。其中关于处罚机关必须告知处罚的理由与根据，允许当事人质证、辩解的规定，更是对“态度不好加重处罚”这样一个粗暴践踏人性的规则的坚决否定。笔者认为，在中国立法史上对人性关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在这部将于2004年7月1日施行的法律中，确立了行政许可法定原则，即只有在法定范围内才能设定许可，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它宣示了一个规则，除法律规定的范围外，都是人们的自由和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刚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机动车与行人之间交通事故过错推定等原则的确立，又是人权观念在立法中的一种深化。

但是，我们在为立法者人权观念强化而欣喜的同时，还有一些隐忧：这些富含人性化的法律，能否得到人性化的执行。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相对于立法者逐渐形成和强化的人性化观念，法律执行者在这方面有较大的差距。长期以来形成的唯我独尊、公共权利本位的观念，左右着执法者的行为，往往使得以保护人权为宗旨的法律得不到充分的贯彻。立法者人性化的追求，往往被一些执法环节所抵消，使得法制建设在人性关怀上的整体推进进展缓慢。我们更希望看到，以人为本、与民方便成为所有国家机关执行法律的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