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是本原，是原则，是"方"；动是谋略，是行动，是"圆"。以静制动是不变应万变；以动制静往往是机关算尽动却误了性命。如我们克服浮躁，做到能静能动，静动结合，将无事不成。
静出于世外，方生于圆中
静就能使心明神清，慧增开悟，神采万千，适应方圆。以它来临大事，处大难，解大疑，定大计，自然毫无阻碍，唾手可得！所以蕺山说："遇事不能应付，只有炼心法，更没有炼事法。"道家修养大法是：炼心法，炼气法，炼精法，炼神法。全部都是以练静为入门宗旨，也就是收放心的方法。
不论是哪一位圣贤豪杰，统治天下容易，统治人心却难。所以禅宗鼻祖达摩说："制心一处，无事莫辩。"制心的方法，不外乎静坐。只不过稍带有强力的意思。不像儒家所说的养心治心来得平易，来得自然。
梁启超所说的治心要法是："治心的功夫，必须心地洁净，不追逐于外缘，没有纷乱于内心，超脱于中纲之外。心中没有一点杂念，没有渣滓在里面，就有鸢飞鱼跃自呈活泼的气象。然而我辈并非厌世脱尘之流，不得不接触万事万物，志愿越多，他所接触的事物越多，不像有道的人有自然之心，即使有秩序，就像百万之师，而没有主帅，号令纷乱，怎么会不崩溃呢！"
"所以，凡是遇事惶恐，丧失自己的操守，都是乱为之害，实要有损存养的功夫。所以古今中外的哲人，没有不是以恳切之心作为第一大事。存养用功之法，大都以主敬主静两条为宗旨。敬的妙用，大都以制外为养中之助，因为我辈的德业之所以不长进，其原因虽很多，仍然不外乎是受外面环境所牵累。受外面环境所牵累，就是眼耳鼻舌身五官，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物交换于物吧。眼耳鼻舌身既受牵累，他的本意就会随之动摇，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引神罢了。"
梁启超的这番理论，正可以说明主静功夫，不但可以作为人圣人哲的门槛，而且也可以作为英雄豪杰成就大事。立大业的基本要素。
路说："静字功夫最要紧，大程子的主静功夫充足，王文成也是有静字功夫，所以他能不动于心。如果省察自身不慎密，见理不明，都是浮物。总之要的是个静字。"
我们必须知道，静能养心，静能养神，静能养气，静能养精，静能养戒，静能养定，静能养慧，静能开悟。这些都是静字的神妙之处。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柳宗元这首诗里，就有一种清静境界。可以看到高雅，可以看到孤旷、独傲、虚灵，也可以看到我同万物无不和谐，我同天地合一的超凡境界。
"清明在躬，就会气质如神，天下从来没有昏浊瞀乱的脑袋，而能够决大计立大业。凡是大人物大豪杰，他们所承载的事，越多越重。经常有一种世界之外的世界，来培养自己的神明，久而久之，将受常人所感染，而渐渐与他们同化。否则脑髓将干枯，智慧也比减损。所以想做大人物的人，在自己一生中，不能无数年居在世界之外的世界；在一年中，不能无数月居于世界之外的世界；在一日中，不能无数刻居于世界之外的世界。"这里的意思，就是提出"主静"的功夫。因为静中别有天地、别有世界、别有人生。静中可以变化气质，可以变化心脏，可以变化神情。所以说：静超天地外，不在无有中。
激情是动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但不可由它来驱使我们行动。少年老成者懂得戒骄戒躁，因此比同龄人更早接近成功。静心可以养气，气不聚者事难成，因此谨慎的人总是试图永远保持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
柳宗元清静为官，仕途坎坷
贞元九年（793年），二十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土，同榜三十二人，刘禹锡亦在其中，二人从此相识并结为终生知己。不巧的是，同年五月，柳宗元的父亲柳镇病逝，按规定得服丧三年，不能参加吏部制科考试而做官。三年之后，他与杨凭的女儿结婚，又两年之后才通过吏部考试，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初入仕途。
集贤殿书院正字三年任满之后，柳宗元顺利调补京兆府蓝田县尉。京兆尹韦夏卿赏识他的文才，没让他去实任县尉，而留在京兆府庭做文书工作。这使他能继续住在长安，求学结友。在这段时期内，他在文学上结交了韩愈、孟郊等文坛名人，而在政治上则与王叔文、刘禹锡、凌准、吕温、韩泰等人相近。王叔文正致力于招贤纳士，对早有名气、颇有才干的柳宗元十分青睐，而柳宗元也渴盼通过王叔文接近太子李诵，达成自己的政治愿望。于是从入朝伊始，他就态度明朗地站到了王叔文一边。
贞元二十年（805年）正月，唐德宗病重垂危，朝廷上两派的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关头，双方都霍霍磨刀，抢夺权力。偏偏就在这紧要的关头，太子李诵得了中风病，失音不语。宦官集团以此为借口，提出应另立太子。王叔文一派针锋相对，竭力抵制。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病死，宦官密谋延期发丧，谋生变故；王叔文联系吏部郎中韦执谊、翰林学士郑等朝臣，在朝堂公开揭露宦官的密谋，得以立即发丧，公布遗招，扶李诵登基。在这些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日子里，柳宗元和王任刘禹锡冲锋在前，因而这个集团后来被人称为"二王刘柳"。
正月二十六日，李诵在太极殿即位，是为顺宗。王叔文一派接管朝政，迅速安置自己的人员占居要职。二月十一日，任命史部郎中韦执谊为宰相，王叔文以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王还以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形成"二王一韦"执掌朝廷大权的局面。柳宗元也被越级提拔为吏部员外郎。这是中书省礼部的属官，正六品，执掌礼仪、享祭、贡举。是年柳宗元才三十三岁，可谓年轻得志，前程远大。他以更加昂扬的热情，投身于王叔文集团的革新运动。
人算不如天算。唐顺宗重病缠身，无法理政，真正是天不相助。在选立皇储的问题上，王叔文又心慈手软，铸成大错。顺宗的长子李纯，一直对王叔文没有好感，可他是长子，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皇储非他莫属。王叔文曾经预谋另立嗣皇，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退缩了，同意立李纯为太子。然而立得也太快了，顺宗正月即位，四月就立太子，权力斗争的大平很快就倾斜了。宦官和朝中大部分大臣，迅速投奔到李纯麾下。五月，大梦初醒的王叔文才想着去抓兵权，派名将范希朝去接管京城卫戍部队神策军，但遭到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的反对而未能如愿。
李纯（唐宪宗）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当年八月四日，他联络神策军和藩镇节度使，迫使唐顺宗退位为太上皇，自己登基执政，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
形势急转直下。宪宗即位的第二天，就将王叔文、柳宗元等人贬黜外放。"二王刘柳"短暂的政治改革就此夭折；柳宗元的官远从此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拣不回来了。
几年来，朝廷也有人提议起用王叔文余党，但是宪宗对他们深恶痛绝，尤其是武元衡自西川人朝为相以后，更是铁石心肠，不但不予任用，而且不许他们北移一步。
就在柳宗元快要绝望的时候，朝廷政局却发生了变化。淮西镇吴元济反叛朝廷，宪宗命令严缓等人招集十六道兵进讨淮西镇，并于元和九年十二月拜韦贯之为相。韦贯之当年曾被王叔文一派汲引过，同情王叔文余党"十年不量移"的处境，建议宪宗"怜才起用"。宪宗遂于当月诏征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人入京。
诏命传到永州，已是无和十年正月。柳宗元忽接喜讯，悲喜交集，恍如梦中。
带着欣喜，带着憧憬，柳宗元来到了长安。刘禹锡也从朗州返回了长安。二人相聚，先是感慨万千，继而萌发出洗雪沉冤后的扬眉吐气。他俩又一次犯了过度乐观的毛病，认为皇帝既然同意召他们回来，自当会有重用。他们哪里知道，此时朝廷内部的纷争倾轧十分激烈，宪宗只不过出于与藩镇斗争的需要而暂时显示一下皇恩浩荡，他内心深处仍十分记恨王叔文余党，不予谅解。而铁腕人物武元衡，更是不遗余力地反对柳、刘等人入朝为官。在这种形势下，柳宗元应实行韬晦之计，哪怕是硬装也要装出"悔过乞怜"的样子。可是，耿直的脾性和激动的心情使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和刘禹锡伊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京城，令那些本来就恨他们的人恨得牙根更痛了。
宪宗这次的惩罚，仍然像上次那样果断迅速。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人二月回朝，在长安停留还不到一个月，三月十四日，即被赶往外地任职。柳宗元被赶到遥远荒僻的柳州当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韩泰为漳州刺史。它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地点却更遥远，实际上是又一次惨烈的贬逐。
元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抵达柳州。柳州，柳宗元任职之州，柳宗元命终之州，这简直是个宿命性的地名。
此番遭贬之后，柳宗元预感到起复的可能性不大了，心境反而澄静了许多。虽说是贬滴，但毕竟是一州的长官，地位与在永州时不同了，不能光留连于山水，而必须做些对当地民众有益的事。中央朝政自己想操心已操不上了，那就努力当好一名地方官，开发开发柳州地区，实现"富庶且教"的"大任"。
柳州的经济很落后，柳宗元主持兴修水利，大力提倡发展农、林、牧业，并且率先垂范，亲自参加植树造林。在《种柳戏题》诗中，他说"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连用四个"柳"字，诙谐幽默，写出种树的快乐；结尾说"好作思人柳，惭无惠化传"，暗用召公树甘棠、后人不忍剪伐的典故，谦逊地表示为自己没能为民留下好的政教而惭愧。
柳州的文化也很落后，群众很迷信，看病请巫师，吃水吃江水而不敢破土打井。柳宗元在这里办学校，传授儒家充满理性的文化知识，破除迷信。群众私人不敢掘井，他就利用公款雇人打井，解决了群众吃水的问题，提高了当地的卫生水平和生活质量。
当柳宗元在南方静悄悄地格尽职守的时候，唐宪宗正在北方痛下决心，征讨藩镇。元和十二年，宪宗任命裴度为相，并派裴度亲赴淮西前线节制诸军。裴度取消监军宦官参预军事的恶例，大胆任用名将李。李雪夜袭蔡州，擒获了吴元济，一举荡平了最为强横的淮西镇。次年，割据成德镇的王承宗上表表示归顺朝廷。元和十四年二月，朝廷军队擒杀李师道，平定了淄青镇。至此，在河南、河北割据了六十多年的藩镇都被制服了，宪宗开创了"元和中兴"的局面。
柳宗元闻听消息，非常高兴，接连写了几个表状，称颂朝廷的武功。尽管宪宗惩治了柳宗元，但他们在抑制藩镇这一点上是意见相同的。更何况国家事大，怎能以个人恩怨而分不清好坏呢！
裴度声誉鹊起，正欲延揽人才，重振朝纲。有人曾向他提及柳宗元，但没起作用。这主要取决于宪宗的态度。宪宗的固执与他的刚毅成正比，他坚决要让柳宗元、刘禹锡他们留在南荒看野树，而不容许他们再来京城观桃花。
刘禹锡是幸运的，他的寿命长，宪宗死后得以复出，历任礼部侍郎、苏州刺史等职，仕至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柳宗元就不行了，他的身体没熬过宪宗。
元和十四年，四十七岁的柳宗元觉得身体越来越差，将不久于人世了。在僧人的陪同下，他拄着拐杖登山远望京城，写下《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一诗：
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
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望故乡，望故乡，只能是望，回是回不去了。
待妾为他留下两于两女，长子柳周六才四岁，次于柳周七是遗腹子，长女的年龄大一些，但也未成人。柳宗元虽是一州之长，但为官清廉，死后家无余财，难以治丧。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代为筹措丧葬费用，表弟卢遵把他的灵枢运回长安万年县安葬。柳州人感念他的恩德，在罗池立庙，敬他为罗池之神，世世供奉。
人是社会中的人，没有人种超越社会冲独自生活，柳宗元清静为官，任途坎坷，虽不能丰衣绵食，却成就了千古之名。
方圆人生：
人生于世，而去于世，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奢求太多。做到静待人生，往往会留名与世，被世人敬仰、悼念。
正气冲天，则心神宁静
现在的东方人羡慕西方人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发展的高水平，而西方人却景仰东方人的纯朴典雅、注重伦理和家庭关系。中华民族注重自我修养由来已久。
我们知道，心不受外物的引动，就会自然的静寂。静寂就不受骚扰，没有骚扰就清静。静就能虚，虚就能明，明就能灵，灵虚就不糊涂，必然是一副湛然而神圣圆通的样子。静就没有欲望，没有欲望就能刚，刚就能强，强就能直，直就能勇，刚强直勇，就会是一副盛大的样子，使人不可抵御。所以要想得到大智大慧，大彻大悟，必须从主静做起，既然想做到浩然之气磅礴，正气冲天，也必须由主静着手。
主静，是贤哲士人君子的超凡人圣的入门要诀，是英雄豪杰立德立业的主要功课，也是人生中一门上乘的修养艺术。静能养生，静能生慧，静中开悟，静中明道，静能通神化。
人们修养到了静定阶段，就能"我自无心于万物，万物何妨常围绕。"心中则自有主宰，只有一个天地，触之不动了。所以《易经》中说："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有灵感就会通天下。"这个寂然不动，就是心中的静。感悟而通神，是心灵的作用。所以孟子有"不动心"的教导。
执私就拘泥于私，执亲就拘泥于亲，执戚就拘泥于戚，执于师友就拘泥于师友，执于党派就拘泥于党派，无所不执就无所不拘泥。所以说人只要有贪私的念头，便削刚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的人品。所以古代人不以贪私为宝。
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
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状元出身的宰相文天祥，几百年来，受到世人的钦仰。有人赞扬他说：身任相国，扶颠持危，文天祥和诸葛亮是相同的，但他慷慨尽节；举义倡勇，杀身不异，文天祥和张巡一样，但他位至宰相。"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这个评价是恰当的。文天祥在中国历史上，是著名的宰相，英勇节烈之土，他的事迹足以彪炳千古！下面我们就列举一段来看一看。
南宋腐败，政权摇摇欲坠，元军势如破竹，不可抵挡，于是南宋就请求与元议和。
太皇太后和陈宜中加紧进行议和活动，派人到伯颜营中，请求称侄纳币，准许议和，伯颜不许，求称侄孙，也不行。太皇太后无可奈何，准备奉表称臣，岁纳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以乞求保存小朝廷。伯颜根本不让南宋保存朝廷名义，坚持非丞相亲自来请降不可，并指定于德二年(1276年）正月十五日到长安镇商议投降事宜。
太皇太后命文天祥和吴坚、贾余庆、谢堂等人到伯颜营中去。吴坚胆小怕事，不敢抗争；谢堂遇事唯唯诺诺，没有主意；贾余庆是卑鄙小人，一味奉迎元军，以求取得新朝官位。这场尖锐的谈判，势必由文天祥来担任主要角色。
伯颜大营设在临安郊外的皋亭山明因寺。文天祥到来后，昂首阔步人见伯颜。营中刀枪森列，元军杀气腾腾，他视若等闲，十分坦然。
伯颜首先问："丞相来谈投降的事啊？"
文天祥不承认是投降，而说是来谈判的。他严肃地说："投降是前丞相一手经办的，我一概不知道。太皇太后命我为丞相，先来军前商量。"
伯颜连忙改口说："丞相来商量大事，这很好嘛！"
文天祥直截了当地问："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所在，北朝究竟想把它作为国家来对待呢？还是要毁它的社稷?"
伯颜只好说："皇上（指元世祖忽必烈）的诏书说得很明白：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文天祥义正词严地指出："现在两国丞相亲订盟好，你们应当退兵平江或嘉兴，把和议情况奏闻北朝，北朝诏令下来后再作续议。"
伯颜正是为了灭宋而来，怎么肯退兵呢？他露出胜利者的踞傲、骄横的神气，威胁着文天祥。
文天祥毫不示弱，他以高亢的声调继续说："能依我所说，双方讲和，是为上策；不然南北兵祸不已，对你们也没有好处。"
文天祥的强硬态度使伯颜感到诧异，他从没有见到宋朝的使节敢于这样对待无军的统帅，但也不相信文天祥不能屈服，声色俱厉地恐吓着要把他置于死地。
文天祥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地回答："我是宋朝的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馒，在所不惧。"
军营中元军将官见到文天祥竟是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都十分惊奇钦佩。伯颜和几个将领进去商量后出来对南宋的使节说，吴坚、贾余庆、谢堂等人回临安城见太皇太后，文丞相暂留下来，大家商议完毕，即可回去。
文天祥提出抗议，伯颜耍起无赖，笑而不答。文天祥愤怒地质问："我是为商议宋元双方大事来的，为什么把我扣留起来？"伯颜无法正面回答，叫人把他带到伴馆中，软禁起来。
第二天，太皇太后派吴坚等人送来降表，伯颜接受降表，南宋朝廷正式投降。文天祥被邀进军营时，仪式已经结束。看到这个情景，他怒火中烧，他痛恨灭亡宋朝的元军，对一些大臣的颟预无能也很气愤，特别憎恶那些想当新贵的败类。备尝艰辛重举义旗
伯颜胁迫宋朝一批大臣作"祈请使"，奉表到大都觐见元世祖忽必烈。文天祥也一同去，但他没有使节的身份，形同囚徒。
押解的元军对文天祥严加防范，而且不断侮辱他。他们一行从临安出发，沿运河北上，经杭县到平江。又经无锡。常州，走了十天才到镇江。第二天，渡江到瓜州去拜见元军元帅阿木。一些大臣竭力奉承，唯独文天祥怒目而视，始终不发一言。阿术也看得出来，幸好没有采取特殊的措施。文天祥和他的随行人员千方百计准备从镇江逃脱。元军江防极严，所有船只都被管制。到了第九天，居然有一个船户，敬重文丞相，甘愿冒死送他们到真州（江苏仪征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他们从镇江逃脱，来到真少。
真州守将苗再成对宋朝忠心耿耿，一心想要恢复旧河山，对文天祥的到来十分高兴。他认为以丞相、枢密的威望作号召，江淮的宋朝将领同仇敌汽，要挽回颓局是大有希望的。他把考虑多时的想法告诉文天祥：两淮兵力足以复兴，只要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和淮西制置使夏贵能同心协力，西面佯攻建康，东面以通州。泰州军打湾头、扬子桥两个元军据点，扬州大军进攻瓜步，真州军队直捣镇江，各路军队同日行动，元军顾此失彼，只要拿下建康、镇江，两浙元军没有退路，伯颜可以生擒了。
文天祥听了，喜不自制，认为中兴机会在此一举。他连忙写信给李庭芝、夏贵和各州郡将领。这个战略是正确的，如能实行，可以沉重打击元军。但它已无法实现了，因为前几天夏贵已经投降，而李庭芝不相信文天祥这样的重要人物在元军的严密戒备中竟能逃脱，认为他是被放出来赚城的奸细，并移文真州要苗再成加以杀害。苗再成怀疑此事，怕错杀忠良，只是把文天祥一行十二人骗出城去，叫他们自找生路。
"误把忠良接剑猜"，被自己人怀疑比被敌人侮辱更难忍受，文天祥痛苦的心清到了极点。他们打算到扬州去和李庭芝说个清楚。也有人反对，说到扬州正好送上虎口。最后他们决定不去扬州。经历了千辛万苦，才从高邮、泰州到了通州（今江苏南通)。
通州守将杨师亮对文天祥热情接待，让他到州衙好好休息。两个多月来，颠沛流离，这时才能过着比较安定的日子。
在通州，文天祥获得一个使他异常兴奋的消息：吉王赵是。信王赵在驸马都尉杨镇等人的护卫下，到温州重新建立朝廷，挽狂澜于既倒。陆秀夫、张世杰等也到温州来。陈宜中本来就逃到了温州。文天祥由海路到温州来朝觐二王。
经过十三天，船从台州（浙江临海）靠岸。文天祥由陆路赶到温州，原来二王已把大元帅府移到福州。文天祥写了奏章，派人星夜送福州行在。主持朝政的陈宜中也派人来温州，和文天祥商议吉王即帝位事宜。有了皇帝，就象征着宋朝的存在，文天祥完全赞同，并上书劝进，自己暂留温州候命。
吉王在福州登基，改元景炎，他就是端宗皇帝。信王晋封为卫王。陈宜中任左丞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直学士，文天祥为观文殿学土、侍读，朝廷召他立即到福州来。
文天祥打算到广州招集兵马，作北伐的准备。这时无军进行新的部署，分数路向南进攻。一路攻占浙闽州县，一路进兵江西，另一路由鄂州南下，取潭州，广州守将投降元军，开督府于广州的计划无法实现了。
景炎元年（1276年）七月十三日，文天祥到达南剑州（福建南平)，这是闽北军事要地，素有"八闽屏障"的称号。文天祥在这里组织督府军，来投效的既有富有谋略的人士，也有久历戎旅的战将。开府南剑，规模、声势比在赣州组织勤王军大得多。十月，塔出、李恒率领的元军连陷江西许多州县，朝廷命文天祥出兵汀州。十一月，督府人员大都来到汀州，文天祥作了部署，派遣越时赏、越益取道石城，攻克宁都；派吴浚驻屯瑞金，相机攻取雩都，刘沫在江西策应；邹讽在宁都起义，里应外合。不幸邹识起义失败，几个首领遇难，计划遭到挫折。
这时阿刺罕、董文炳率领元军越仙霞岭进入福建，陷建宁府（福建建)南剑被围。知南剑州王祸翁弃城逃到福安府间福州，这时升为府人南剑落入元军手中。南剑沦陷，行都福安失去屏藩，受到很大威胁。这时宋军尚有十七万人，民兵三十万，还有战斗经验丰富的淮兵一万，如果有得力将领指挥，有正确的战略战术，和元军在闽江中游决战，谁胜谁负还难预料。但朝廷无人下这个决心，陈宜中、张世杰惊惶失措，匆匆护送端宗和卫王登舟入海，福安随即陷落。此后，南宋小朝廷设在船上，成为海上的流亡政府。起先船泊泉州港。泉州势力最大的是阿刺伯商人蒲寿庚。他居住中国几十年，当上市舶司使，看到元军势大，投降元军。南宋船舰在泉州站不住脚，开向广东潮州，不久又移师惠州甲子门（今海丰县东面海口)。从此南宋政府再没有在大陆上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
闽北、闽东、闽南相继陷落后，江西局势也继续恶化，这给处于闽西的文天祥增加很多困难。元军统帅李恒看到文天祥的困境，派降将吴浚来劝降。文天祥宣布吴浚的罪行，果断地把他处死。督府军中也有一些人动摇，文天祥正以军法，局面才稳定下来。
景炎二年(1277年）二月，文天祥率督府军移屯梅州（今广东梅县)。五月，经过一番整顿后，主力越过梅岭，开展收复江西的战役。勤王军旧部和各地义民纷纷起来和督府军相呼应，江西的抗元斗争掀起了高潮。
乐安人何时招集一支义军攻克了崇仁县。文天祥的大妹夫吉州龙泉县令孙桌组织本县人起事，收复了县城。另一个妹夫彭震龙收复永新县城。攸县人吴希等在湘赣边境起义，攻克袁州萍乡县。
在这个有利形势下，文天祥率主力一举攻克了赣州会昌县，接着又取得了雩都大捷，并乘胜攻克兴国县，移督府于兴国。一连串的胜利，对各地义兵鼓舞很大。分宁、武宁、建昌三县豪杰派人来要求文天祥指挥。临川、洪州、袁州、瑞州义兵也来请求受督府节制，抗元声势越来越大。
文天祥对军事作了一番布置：派遣督府参谋张汴率领主力部队直逼赣州城；邹讽率赣县义兵攻永丰、吉水；黎贵达率吉州所属各县义兵收复泰和。这时赣州所属各县已全部克复，元军被困守在赣州孤城之中；吉州所属八县恢复了四个县。督府军大有席卷赣南之势。
湖南的抗元斗争也日趋激烈。衡山、湘潭、攸县、新化、安化、益阳、宁乡等县，都被当地义军攻克。
元军从襄阳东下以后，没有遇到这样的军民联合抵抗的局面。元军非常紧张，立即采取对策，开展大规模的攻势。八月间，李恒率精锐部队兼程来赣南阻遏宋军的攻势。黎贵达率领督府军一千多人和民兵数千在泰和同元军遭遇，民兵没有作战经验，很快就溃散了。邹讽在永平聚集兵民数万，也被元军所败。督府军都是步兵，元军以铁骑冲击，往往很难抵抗，数万军队，经过几次战斗，已被击溃大半。在兴国的督府，兵力不多，文天祥只好带着他们撤退。李恒在背后紧紧追赶，文天祥且战且退，张汴、赵时赏、刘谦等将领都壮烈牺牲。督府军几乎全军覆没。
文天祥在江西失败的同时，南宋流亡政府从惠州甲子门转移到浅湾（今广东饶平南澳岛)，元军水兵进攻浅湾，张世杰率部和元军进行一场恶战，没能挫败元军的攻势。陈宜中、陆秀夫。张世杰护卫端宗先后逃到秀山（珠江虎门内的虎头山)，井澳和巩洲（广州湾口外海中)。左丞相陈宜中对大局绝望，自己逃往占城（现越南境内)。端宗在巩洲病逝，张世杰、陆秀夫立八岁的卫王赵继位，陆秀夫代陈宜中为左丞相，张世杰为枢密副使，文天祥仍为枢密使。陆、张在日暮途穷的情况下，对宋朝仍忠心耿耿。他们觉得矾洲也不安全，把行朝移到新会县南八十里大海中的山，这是南宋朝廷最后落脚的地方。
文天祥率领督府军余部，，到南岭过冬后，到处寻访行朝的消息。终于知道行朝在山。朝廷加封他为太保、信国公。他先是在海丰活动，不久移督府于潮阳。正当文天祥筹划以潮、惠为依托收复附近失地的时候，元军水陆两路进攻潮州。为了避其锐，文天祥带督府军退入山中。元军统帅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率二百轻骑紧紧追赶。到五坡岭时，文天祥不幸被俘。他准备自杀殉国，没有成功。督府军的将领不是被俘，就是牺牲，督府军从此瓦解了。
方圆人生：
冲天的气概，发于内心，心宁则神静，就会做出明智的选择，成就功业，名垂千史。
静方动圆真人生
动与静是相对应的两种行为，是人生修养中属于极端的两个概念，任何人都有动的时候，也都有静的时候，但是最好动静相宜才合乎儒家的中庸之道，这也就是所谓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合宜才不失人生的节度。这样在一个寂灭压抑的世界中，仍会鼓足勇气从事创造，处于惊涛骇浪的混乱时代，也能适应环境寻求生存之道。所谓处乱不惊，宁静思远。
世间绝大多数事情都取决于我们有没有选择能力，仅有智力和行动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卓越的判断力和敏锐的洞察力，缺少了一个都不能做出完美的选择。凡事选择最重要，选择就是做决策。
以静制，退曹兵
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宝人，他曾经先事公孙瓒，后归刘备，英勇善战，且有智谋，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手下大将黄忠，在汉中定军山一战中击溃夏侯渊，曹兵大败。黄忠斩了夏侯渊，提其头，到刘备那里献功。刘备大喜，设宴庆贺，加封黄忠为征西大将军。
不久有哨马来报："曹操要替夏侯渊报仇，亲领二十万大军，现已查明，敌军驻守在汉水北山下，现如能夺取他的粮食，必定会挫伤他的锐气！"黄忠说："老夫愿意担当此任。"刘备说："曹操非夏侯渊之辈，不可轻敌。你可以与赵子龙一起领兵前往，遇事可以商议。"
黄忠与赵云商量劫粮计策，赵云说："夺粮之事，非同小可，等我先去，如何？"黄忠说："我是主将，你是副将，如何你先去？"赵云说："你我都为主公出力，何必计较，我俩拈阄，谁拈着谁就先去。"黄忠同意了。结果黄忠拈着先去。赵云说："既然将军先去，我就协助你，我们约定时间，如将军按时返回，我就按兵不动；若将军过时还不返回，我就带兵前去接应。"于是二人约定为午时返回。
赵云回营，对部下将领张翼说："黄忠明日去曹营夺粮草，若午时不归，我即前去相助。我营面临汉水，地势险要，你要谨慎守寨！"赵云是个十分细致的人，他在事前把这一切工作都要安排好。
当夜黄忠率领人马，偷渡汉水，直奔北山而去。正当东方欲晓，看见曹操的粮食堆积如山，只有少量军土看守。黄忠与赵云不同，虽然忠勇，但却少了一些缜密，他见如此情景，令部下一齐下马，准备放火，原来，曹操早已有了准备，突然之间，曹操部下大将张的队伍赶到，将黄忠拦截，围困起来，黄忠挣脱不得。
赵云在营中等到午时，还不见黄忠返回，急忙上马，带着骑兵前去接应。一路冲出曹军的几次包围，杀至北山下，救出黄忠，及时杀回本寨。
曹操本来打算杀掉刘备的一员大将来为夏侯渊报仇，没有想到竟被赵云救走，于是大怒，命张、徐晃两员大将追赶。守营的赵云部下张翼，在寨门前迎接赵云入寨，望见后面尘烟滚滚，知道是曹军追来，看看曹操的军队来势十分凶猛，人数众多，自己不可能抵挡，就命令士兵关闭寨门，上城楼防卫。赵云上前阻拦说："休闭寨门！听我安排。"于是大开营门，停止擂鼓，收起战旗，然后在寨外壕沟中埋伏了弓弩手。赵云自己却不进营内，单枪匹马，巍然立于大营门前。
张、徐晃率领兵马追到赵云营前，天色正黑，见营中无声无息，好像有千军万马埋伏在那里的样子，只有赵云一人单枪匹马立于门前，顿时心生疑惑，怕营中设有埋伏，不敢轻易入内。
就在曹军踌躇之间，只见赵云举枪一招，两边壕中弓弩齐向曹军射来，曹军惊慌大乱，天色又黑，自相残踏，拥到汉水河边，纷纷落水，死伤惨重。
赵云大败曹军，汉水边收军器无数。消息报到刘备那里，第二天刘备和孔明一同到赵云营前察看，军士又将赵云大开营门诱敌之事细述一遍。刘备极为赞赏地对孔明说："子龙真是一身是胆啊!"于是设宴欢庆，慰劳将士，封赵云为"虎威将军"。
赵云以静制动，大智大勇退曹兵，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道理：静方动圆就传大之功业。
方圆人生：
一个人如能静、动自如，就是大智者，其人生可谓是方圆人生，不过静、动一定要相辅相成，有静无动是木头，有动无静则是机器了。
宁心静气心可化圆
修身养性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锻炼自己的坚强意志，以能控制自己的物欲情欲，排除自己的私心杂念。求得内心的宁静在于心静，环境在其次。否则把自己放进真空罩子里不就真静无菌了吗？一些清修的人喜欢远离尘嚣隐居山林，以求得宁静。其实，这样环境虽然宁静，假如不能忘却俗世事物，内心仍然是一层烦杂。何况既然使自己和人群隔离，就表示你内心还存有人己、物我、动静的观念，自然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宁静。所以必须完全扬弃我相和动静不一的主观思想，才能真正达到身心都安宁的境界。
在战争中应该奉行动如水，静如山的准则，使敌人害怕行动时让他们丧胆，静止时让他们心惊。达权善变的人也会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渊博的知识和机敏的应变能力是他灵活作人的依托。只有心中有数，才能做到顺水行舟。
(1)静待时机，攻其不备
因骄失败的原因其实是各不相同的，龙且骄在于他不能正视别人的名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韩信的"半渡而击之"的妙计得以成功。
汉四年（前203年）十月，韩信兵下齐都临淄，齐王田广、齐相田横乘乱逃出，派人向楚王项羽求救。
此时，项羽正在西线与刘邦隔广武涧对恃，汉军运敖仓之粮接济军队，但楚军远离内地，国内粮仓又被彭越焚毁，军粮供应日益困难。项羽正觉得难以处置，忽侍者来报，说韩信发兵已攻下临淄，齐王已派使臣前来乞发救兵。项羽便派大将龙且、副将周兰，领兵二十万东往救齐。
龙且奉命进入齐境，立即派人往报齐王，叫他领兵前来会师。田广闻救兵已到，急忙整顿兵马，出高密城，迎接楚军。两军合兵一处，行至潍水东岸，扎下大营。
韩信闻楚军救齐，听说龙且是主将，知道他不是个一般的将领，对他十分重视，派人报知汉王刘邦，调来曹参、灌婴两军，在潍水西岸筑塞，与对岸楚齐联军隔河相恃。夜间，韩信观察了地势，琢磨好了计谋，当即下令：全军坚守不出，违令者斩。
楚将龙且见汉军如此，认为韩信怯战，便欲渡河进击。旁边的从吏谏道："汉军远来，久经战阵，其锋不可挡。齐军是疲惫之师，又在本土作战，因顾念家室，极易逃散，我军虽勇，也不免受到牵动。最好是坚壁自守，不与汉军交锋。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再使齐王派人到各处已经投降汉王的各城守将那里游说，如果他们知齐王无恙，又见楚军来救，就不肯降汉了。汉军去国二千里，兵至齐地，无城可依，无粮可食，又怎能坚持长久？不用多少时日，汉军便会不攻自破了。"
这种分析其实是十分有道理的，如果真的这样实行，韩信的处境还真有些难办，但龙且刚愎自用，他听了以后，摇头说道："我深知韩信其人，他少年贫贱，衣食无着，曾寄食漂母，受辱胯下，无过人之勇，没什么可怕的。况我奉项王之命，领兵救齐，如不战而胜，我又有什么战功？如我兵胜韩信，定可震动齐地，齐王也必委国予我，我将得到齐国的一半土地，这不是名利双收吗？"
周兰怕龙且轻战有失，也在旁功道："将军不可轻视韩信，他助汉王平定三秦，又灭赵平燕，今又发兵攻齐，此人足智多谋，将军一定要三思而后行！"龙且听了这话，不仅没有引起他的警惕，反而笑道："韩信所遇，皆是庸将。"说完，便修了战书，派人过河送往汉营。韩信见了他的战书，正求之不得，提笔写了四字：来日决战。
韩信按照已经谋划好的计谋，就命令将粮食倒出，准备布袋。韩信又召来部将傅宽，对他说道："当夜色降临，你可带领一支人马，拿着布袋，前往潍北上流，择水浅之处，将布袋就地装满沙石，塞住流水。明日交战之时，听到我军号炮，立即令军士将布袋捞出，让河水奔腾冲下，不得有误！"傅宽走后，韩信又吩咐曹参、灌婴二将道："明日见龙且登上西岸，当率部力敌，擒斩龙且、周兰。"
第二天，汉军饱食一顿，韩信发令，命曹参、灌婴二将留守西岸，自带裨将数名，领兵渡过潍水，列阵向楚军挑战。龙且相迎，韩信出阵叫骂，龙且跃马出营，大声叱道："韩信，你原是楚臣，为何背楚降汉？今日天兵到此，还不快快下马投降。"经过一番争斗，韩信败退，从潍水奔回了西岸。
汉将见韩信退走，也边打边撤，陆续返回汉军大营。龙且见状，大笑道："没想到韩信如此不堪一击。"说着一马当先，领着人马，渡河向对岸杀去，意思是想夺取汉军的大营。周兰见河水甚浅，心中生疑，想阻止龙且，但龙且马快，已快达岸，他也只得打马急追。及周兰追上龙且，楚军过河的只有二三千人，大部分人马尚在河中。
忽听一声炮响，河水随之就暴涨起来，转眼就变得丈余深，汹涌而下。河中楚军将士，无处立足，多被冲走，此时，汉军在韩信、曹参、灌婴率领下，从三面杀来，将数千楚军层层围住。楚军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被歼，龙且被斩，周兰被擒。
东岸楚兵见主将已死，便四散而走。齐王田广率众往高密逃去。韩信立即派出人马追赶田广，将其生擒，因他烹杀郦生，韩信便下令将他斩首。到此，齐地皆平。
成功自有规律，对于历经磨难而走向成功的人来说，并非事事都靠机遇。他们知道机遇要借助努力才能生效。因此不论困境逆境，都咬着牙硬生生地挺，坚忍地等候时运降临。不努力者无机会，不敢闯者也难得生路。生平遭人误解嘲笑，除了忍气吞声往肚里咽之外，惟有一个忍字能帮你。归根结底，只有你自己是靠得住的。
(2)积聚实力，以待高飞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加意。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钅容被太平军击败，见死不救，可以说把事做得够绝情了。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合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省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
因此，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测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惊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姻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愤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钅容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钅容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只是由于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便乘机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钅容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钅容终于被其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遇，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份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
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信和江忠源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这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在曾国藩诸门生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带兵而又不得不亲自出征。吴文铬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吴文钅容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文钅容仍在，处处有人帮他说话，或许不至陷人后来那样的政治困境，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了。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为人处世切记不可浮躁，应讲点度谋，讲点策略，懂得积聚自己的实力，而合大展鸿图，振翅高飞。
方圆人生：
拥有动力，则可不断前面，可路是曲折的，也需时刻停留，仔细思索，而后再发，定能出而奇，奇而胜。
动中之静，方中之圆
动中之静方见静。一个人的本性已定，就不会被爱憎和是非所动，就能保持一种静态。喧处可见寂趣，高山流云中可悟出进入无我之境的玄机，达到"动静合宜"，"出入无碍"的境界。例如《庄子 大宗师》篇就对此种道理有所描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面养结；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人生在世能达到这种高超境界，就是禅家所说"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
要有远见。良好的预见能力是好的判断力，最优越的要素，有了它你才可能迅速地成功。它是人的天赋中第一位的，也是最好的。谁都愿意跟着能给他们正确的指明方向的人走。缺少了正确的预见能力，人们就会说你傻，你也会因此而失去很多很多。
韬光养晦，积聚实力
曹操不乏英雄气概，但他也有退让的时候。他迎献帝都许昌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他当时还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反，曹操一时成为世人注目的人，也可以说成为众矢之的。而曹操这时的力量并不强，与袁绍等人相比，更处于弱势。因此曹操采取后发制人的方略，将袁绍打败。
曹操的得势，袁绍有些后悔，他摆出盟主的架势，以许县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将献帝迁到鄄城，因鄄城离袁绍所据的冀州比较近，便于控制献帝。袁绍还考虑到，鄄城是曹操的地盘，曹操容易答应。可是曹操在重大问题上不让步，断然拒绝了袁绍这一要求，而且还以献帝的名义写信责备袁绍说："你地大兵多，而专门树立自己的势力，没看见你出师勤王，只看见你同别人互相攻伐。"袁绍无奈，只得上书表白一番。
曹操见袁绍不敢公开抗拒朝廷，便又以献帝的名义任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实际上是试探。太尉虽是"三公"之一，但位在大将军（不常设）之下，袁绍见曹操任大将军，自己的地位反而不如他，十分不满，大怒道："曹操几次失败，都是我救了他，现在竟然挟天子命令我来了！"拒不接受任命。
曹操感到这时的实力还不如袁绍，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跟袁绍闹翻，决定暂时向他让步，便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袁绍。自己任司空（也是"三公"之一代理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只次于大将军和源骑将军以缓和同袁绍的矛盾。但由于袁绍不在许都，曹操仍然总揽着朝政。
与此同时，曹操安排和提升一些官员。以苟为侍中、尚书令，负责朝中具体事务，以程昱为尚书，又以他为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巩固这一最早的根据地。以满宠为许都令、董昭为洛阳令，控制好新旧都城，以夏侯忄享、夏侯渊、曹洪、曹仁、乐进、李典、吕虔、于禁、徐晃、典韦等分别为将军、中郎将、校尉、都尉等，牢牢控制军队。
尽管如此，曹操还是表现得很谦恭，或者说颇有一段韬光养晦的日子。
比如杨奉荐举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曹操于是连上《上书让封》、《上书让费亭侯》、《谢袭费亭侯表》等，表明他"有功不居"。
在上书让封中曹操说："我扫除强暴和叛乱，平定了兖、青二州，四方长官前来朝贡，皇上认为是我的功劳。从前萧相国因为用关中来支援前线的功劳，全家都得到封赏；邓禹因为帮助光武帝平定河北的功劳，得到了几个城的封地。按照实际，考核功绩，并不是我的功勋。我祖父中常侍费亭候，当时只是随从皇帝车辆，扶侍左右，既不是首要谋臣，又没有战功，到我已经．三代都享受封爵。我听说《易经 豫卦》上说：'利于封候进军'。就是说有功的人才应当进爵封候。又《讼卦》六三支辞说：'靠祖宗的功德吃俸禄，或者替王朝办事有功吃俸禄。'这是说，祖上有大功德，或者替王朝办事有功的，子孙才得吃俸禄。我想陛下对我降下像天地一样大、云雨滋润万物一样厚的恩泽，往上，记下我先辈扶侍皇帝的应尽职责，又取我在兵事上像犬马奔走的效用，下诏奖励，给我的荣誉实在太大，不是我这愚蠢无才的人所能担当起的。"
在上书让费亭侯中谦恭地说："我再三思考，祖先虽有扶助皇帝的微功，但不应受到封爵，何况到我已经三代；如果记下我在关东讨伐董卓的微小功劳，那都是祖宗神灵的保佑，皇上的圣德，难道是我的愚蠢鄙陋所能担当得起的。"
在谢袭费亭候表中又说："以前大彭辅佐殷朝，昆吾帮助夏禹，功业成就以后，才对他们进行封赏。我的品德不行，统军没有战绩，屡次受到特殊的恩定，下令褒奖我的功绩，不到一个时辰，三次诏命先后到来。给我双重的金印紫绶，让我担当一方的重任，我虽不明大义，也约略懂得自己的不够。"
曹操深知自己还是弱者，因此对袁绍的要求要尽量满足，对朝廷的封赠表现出"力所不及"的谦恭。等到羽毛一丰满，他就大张挞伐，在所不计了。
官渡一战，曹操彻底打败了袁绍，但曹操还要在舆论上争取更多的支持者，以在心理上彻底打垮袁绍。因而，曹操上书献帝，讲袁氏家族世受国恩，却多不轨之徒，因此才举义兵收暴残。这是曹操善于利用舆论为自己表功的又一典型例证。
曹操的上书说："大将军邺侯袁绍，以前和冀州牧韩馥，阴谋拥立前大司马刘虞当皇帝，刻了皇帝的金印，派遣前任县长毕瑜进见刘虞，劝他称帝说是上天的意旨。袁绍又给我写信说：'可以建都鄄城，当有所拥戴。'他擅自铸造了金印银印。孝廉计吏等都到袁绍那里去钻营。袁绍的堂弟济阴太守袁叙给袁绍写信说：'现在国内丧乱败坏，上天的意旨确实在我们袁家，神灵也有了应验，当皇帝应在老兄身上。至于南兄（袁术）他的臣子想拥戴他当皇帝，南昆说：按年纪说北兄（袁绍）大，按地位讲北兄更高。便想把金玺送上，正碰上曹操的军队截断了道路。'袁绍的家族世世代代受国家的厚恩，却大逆不道，竟到了这样的地步。我就率领兵马，与袁绍在官渡决战，凭借朝廷的威望，斩了袁绍大将淳于琼等八人的首级，便把袁绍全军击溃。袁绍同他儿子袁谭空身逃走，共斩敌七万余首级，缴获粮食、军械、财物等在十万以上。"
曹操用后发制人打败袁绍后，又以大英雄的心胸举止，来了个惺惺惜惺惺之行动。
袁绍官渡兵败，仓皇北还，不久即忧郁成疾。同年五月吐血而亡。
曹操攻破邺城，即令非其将令，不得擅入袁宅。当曹操完全控制了邺城后，做了一件常人无法理解的事，但于英雄又极富传神色彩的事：泪祭袁绍。
他亲到袁绍墓前致祭，痛陈时世艰难，生灵涂炭之苦痛，历数他与袁绍相知相交，相约救民于水火的人生历程，又赞叹袁绍英雄业绩，但又终于人生行迹各不同云云。
风吹着袁绍的墓碑，头上有旗幡飘拂。曹操情辞激切，三军将士既感动又莫名其妙。因为他们俩到底是敌人呀！有说曹操是"匿怨矫情"。
曹操为什么要祭奠袁绍，一个曹操非常害怕的对手，一个最后国破家亡的败军之帅呢？
是的，袁绍是败了，且一败涂地。但谁又是永恒的胜利者呢？袁绍曾经不也是一个胜利者吗?一赫赫然不可一世的英雄吗?
曹操是一方霸主，是成功之人，他善用动、静，动是静的体现，是战、是胜、是其伟业；而静则是动之根本，为动服服，积聚实力，以待后动。动静结合，可谓是：动中之静方见静方中之圆才是圆。
方圆人生：
商场中能动、静结合，在动中有静，才能有高招，出效率，无往不利。